冯淼：跨学科视野下的“群众”历史——评肖铁《革命之涛：现代中国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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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视野下的“群众”历史——评肖铁《革命之涛：现代中国的群众》

冯淼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


　　近几年来英文学界涌现出一批有关20世纪中国革命思想文化的研究，尤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批著作的跨学科视野。201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的肖铁著《革命之涛：现代中国的群众》(Revolutionary Waves: the Crowd in Modern China)是这批研究中的代表。[1]“群众”是现代中国知识群体和政治精英讨论中的常见词汇。相对于物理意义上的群众和群众集会，该书将有关群众的“话语”作为研究对象，在20世纪初全球思想史发生“群众转向”的背景下考察中国群众话语的崛起。全书从知识构成的角度，将不同知识群体有关群众的描述和看法放在同一个脉络考察，彰显不同“群众”观之间的对话和竞争，呈现出一部鲜活而具有整体性的“群众”知识史。本文认为该研究体现出的全球思想史和知识史的视野，敦促我们从更多角度、更深入细腻地呈现近代中国政党、知识分子组织和动员群众的历史。[2]

　　该书结合了心理学、史学以及文学的文献，并且借助了人类科学史、思想史、批评理论的方法和研究。其叙事紧紧地抓住了不同派别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流露出的，对于“群众”既超然又渴求的矛盾心理，并且跟踪了这样的矛盾如何最终在延安时期得到升华和解决。在这些知识论争中，“群众”既是有待认识的客体，也是用来批评现实的根据；在作者看来，深入追踪群众话语呈现出的内在张力，是理解革命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活力的钥匙。下文将分为五个部分来梳理该书的内容，评析其方法论和局限。

　　一、学科史视野与群众心理学到中国

　　《革命之涛》前两章清楚地勾画出勒庞等人的群众心理学最初传入中国时的知识图景。学界在词源、翻译以及政治思想的层面，探索“群众”话语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革命史学者更追溯了“群众”在核心中共文献中意涵和功能的变化。[3]肖铁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群众心理学在中国的流行放置在20世纪初全球思想史发生的群众转向的大背景下。书中这一部分重点参考了心理学学科史的批评研究。[4]这些研究的特点是，将心理学学科知识的出现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和反思心理学如何影响我们对现象的描述和解释。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并不是否定心理因素的存在，更不是否定心理学知识在近代科学史上的贡献，而是历史地考察心理学知识体系的出现，反思系统性学科知识和方法论建立过程中的程式化、样式化推理及其预设和局限。肖铁称这种批评分析方法为“学科史视野”(disciplinary thinking)，并自觉地将其运用到对中国“群众”话语的考察中。[5]笔者认为，现有研究在描述和梳理“群众”等关键词汇传播流通路径层面，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仍然缺乏具有整体性的评判分析视野。而学科史和知识史的视角有助于综合分析“群众”等关键词汇和一揽子“思维”方式，在进入到近代中国语境过程中出现的变异。这个视角将近现代中国的新思想和新文化放置在世界图景中进行审视。这有利于我们呈现近代中国文化思想的异与同，建立更具批判视野和整体性的本土与世界的对话关系。

　　群众心理学的兴起是人类历史上晚近的事件。早期群众心理学研究兴起于19世纪末期的欧洲，其中相当部分受到了当时医学领域催眠暗示和模仿临床研究的影响，其中就包括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乌合之众——群众心理研究》(The Crowd：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这些研究认为人群的形成是集体的催眠和幻觉的结果，聚集行为本身是种病。到了20世纪初期，欧美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沿着这一路径探索政治构成与群众不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肖铁指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群众心理学的兴起，彰显了欧美知识群体对近代以来无处不在的聚集人群的关注,以及进一步以知识的形式“概念化”群众的愿望。这种心理学科式的思考和推理，无一例外地将“群众”转化为研究思考和政策实践的具体对象。那么，我们研究者对于社会心理学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就必须要追寻这种科学话语背后的知识构成的根本问题意识，警惕其本质化和去历史化的倾向。

　　《乌合之众——群众心理研究》一书最初发表于1895年。该书1910年经由日本，连同一批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心理学著作被介绍到中国。[6]章锡琛、陈承泽是最早翻译该书的学者。如同清末民初进入中国的众多知识体系那样，群众心理学为此时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套新的语言和词汇，来衡量由晚清帝国到近代民族国家的转换。肖铁注意到，勒庞的社会心理学和同时期进入中国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主要议题相似。两者都试图回答人群集合体理性与否这个问题。他们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认为使得人群团结在一起的，并不是构成人群成员的理性的集合，而是出自心灵深处的非理性力量。身处五四运动前后社会运动浪潮及反知社会舆论的民国思想家、教育家如高觉敷、张九如等，此时将勒庞和弗洛伊德引入中国知识界。肖铁的分析表明，这些知识分子自觉地承担了判官的角色。他们描述和解释眼前社会运动中的人群聚集，进而评判这些人群是否足够理性和稳定，能否成为自决的政治群体。

　　诚然，有关群众心理不稳定和负面的看法，在精英主义话语中并不显见。肖铁指出，高、张等勒庞的中国推崇者的新锐之处，并不是其对于群众心理的审视和得出的负面评价，而在于他们以科学的话语和学科样式化的推理“合理化”了这负面化群众的逻辑。这种合理化的机制，包括知识界的翻译活动、近代心理学科的建立和推广，以及相关科学实验和研究领域的建立。肖铁发现，这些中国群众心理学家并不深究中国群众心理的内部，而是专注于群众心理有意识与无意识的二元对立分析。群众被视为个人的对立面，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群体聚集。他们判定，群众的心理是不正常的，是脱缰的无意识，是生病了的，非理性的。高觉敷等将之总结为中国的群众心理。肖铁的分析意味深长地说明，群众心理学在20世纪中国的流传同样出现了“样式化推理”的现象。历史上中国和西方精英主义知识分子在本质化群众这一倾向上，惊人地相似。

　　虽然民国时期有着不同的政治伦理、学术派别乃至意识形态分野，但肖铁指出，从陈独秀、瞿秋白等左翼激进分子，到学院自由知识分子，再到国民党学者张九如，都无一例外地视群众心理学为知识“权威”。虽然这些知识分子不都认同勒庞的群众心理学的二元分析，但他们都认同勒庞指出的人群集合体“无意识”和“非主体”的特性。肖铁指出，仅凭这些知识分子的“群众”心理观，很难识别这些知识分子之间的派别和意识形态倾向。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就曾深度质疑运动群众的爱国热情，在他看来群众聚集引发的政治动荡终将导向极端和非理性。[7]

　　肖铁书中介绍的诸多知识分子案例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国民党精英胡汉民对勒庞的建设性批评。胡氏发表在《建设》周刊的文章借用丹麦学者克里斯登森(Arthur Christensen)(1875-1945)的研究，指出群体形成后，主体性的意识并没有消失。肖铁指出，胡氏有意识地删略节选了克里斯登森有关集体意识的关键部分，而且其借用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这种误读指向的是胡汉民强调的“群众心理的崇高”。[8]胡氏不同意勒庞关于群众内在非理性和不稳定的论断，他称赞群体心理的崇高。与陈独秀的看法不同，胡氏认为五四运动中群众的集合，恰恰激发了集体性的爱国热情和政治自觉。他说，勒庞过分强调民众和民众运动“纯粹破坏性”的一面，他的修辞将聚集的群众和其行为比附为成群出现的微生物，加速分解腐蚀羸弱的躯体。胡氏甚至创造性地改写了勒庞的这个比附：他说，在毁灭的时代，群众恰恰需要像尸体中的细菌一样，而在建设的时代，群众须是延续生命的细胞。[9]

　　胡汉民对于勒庞的批评指向了群众心理学另一个重要面向，即群众心理建构崇高的一面。胡氏的民众观折射出“生命医学”的细胞与人体的关系。[10]胡氏自觉地将民族国家群体理解为有机社会组成，民众个体与国家共存、互为彼此。民族国家的新陈代谢依靠民众。由此，胡汉民提倡民众力量，个体唯一的存在作为民族国家共同体成员的存在。但肖铁指出，胡氏并没上升到社会群体的自主意识的层面，他依然强调革命政党领袖在组织和感召民众意识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学科史的视野使得肖铁的分析能够穿透庞杂、多元的群众话语，识别近代中国的勒庞心理学推崇者之间的异同，呈现中国知识论争背后体现出的那种与西方知识界相似的、本质化群众的倾向。由此，肖铁也发掘出与胡汉民等勒庞推崇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思想家朱谦之的历史价值。

　　二、勒庞的镜子：朱谦之的群众观

　　在肖铁看来，对勒庞的社会心理学最富原创性的深入批评来自朱谦之的“反知复情”革命说。[11]活跃于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朱谦之曾被吴稚晖称作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四大代表人物之一。[12]他信奉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认为革命的动力源自一种出现在理性、社会、语言等固化过程之前的本源性的情感。这种动力外在于“理性与非理性”的社会，也外在于目的性逻辑。肖铁借用情感理论分析词汇，区分了“反知复情”中的“情动”(affect)，和个人、私属等理性逻辑固化意义上的“情感”(emotion)。朱谦之认为这种理性之前和理性之外的情感力量是产生社会政治认同的情感基础。他的情感革命说是在意识与无意识、理性与直觉、操纵与自发这些关系中探索革命的可能性。朱氏的“反知复情”说是对勒庞二元群众心理学根本性的批评和质疑。他的情感革命说连同勒庞的二元群众心理分析，像一面镜子照射出此时中国知识分子群众观的边界与棱角。这种对比或明或暗地贯穿了《革命之涛》整本书中对于各式群众话语的分析。

　　1920年出版的《革命哲学》是朱谦之情感革命说的核心著作，与勒庞和其中国追随者相反，该书赞美本能的情绪、非理性的直觉本能、冲动及无意识。在勒庞和其中国追随者看来，群众是一个病态的实体，其特征是理智官能的降低和由此产生的情绪的激化，群众因此缺乏“主体上”的理性基础，无法自主和自觉。可是，在朱谦之看来，即便这种理论和描述是正确的，这些被极端情绪和非理性驱遣而行动的群众是否具有“革命能动性”，也要取决于人们首先如何定义“革命”，特别是革命与理性之间的关系。

　　朱谦之认同清末民初思想家提倡的革命“进化”说，但他认为由传统到现代的进化轨迹，并非线性的、趋向完美的。他指出，进化和革命并非受外在环境影响而做出的改变和适应，而是根源于人类内在天性的消长变化。趋向“无”的虚无主义革命进化，这并非一种对空的追逐，而是对自身内在驱力的复返。这一驱力就是他所谓的“情”，“情”就是本体，是真实，是个性自存的实体。在他看来从无向有的进化，包括情的本体也包括宇宙中的万物，这是一个“将真情理智化”的实用主义过程。这个过程使得尘世减化成被理性技术宰制的冰冷客体，从而令人性消失。为了抵消理性对情的侵蚀，朱氏号召进行一场全新的革命，这场革命将涤荡一切对情感发扬的阻碍，因为唯有真情才是“个性自存的实体”。[13]为了恢复人为的理性过程所遮蔽的原初情感，朱谦之提出了他的“反知复情”革命说。他认为必须经历四个阶段的革命：政治革命(资产阶级对贵族阶级革命)、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无政府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对所有政治机构)，以及最后的虚无主义革命。在他看来，民初的中国和世界前三段的革命已经过去，他所奏响的是一场虚无主义的宇宙革命。他强调，为了恢复真情的本体，甚至由自由个体自愿组成的无政府组织，以及最终一切生命和物质性真实都要被消灭。如同章太炎，朱谦之也表现了对彻底革命、彻底消灭“此刻”的渴望。

　　《革命哲学》发表时正值罗素和杜威访华，理性主义和功用主义盛行。相对科学与知识，朱谦之推崇非理性和非知的态度。他力图证明，理性思维和科学方法都是为功和利而宰制现实的手段。在他看来，科学和理性都是“贵族的思想”，为资本家张目的大学教授自然热衷于提倡。而真正的革命哲学“是根于情感的直觉，为与生俱来不学而能的东西，而且什么人都有，故这种思想，是平民的”。[14]人的情感不应被社会道德和理性化的习俗所桎梏，而是可以流转运行，毁灭一切道德、经济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源泉。

　　朱谦之的情感革命说同时折射出20世纪初的中国和世界思想界的激进本色。肖铁指出，朱氏的思想扎根于此时中西时代变革的双坐标思想谱系，一个是以情感为主体和道德权威基础的中华帝国思想传统;另一个是此时全球范围内新兴起的心理学理论和反理性主义浪潮。朱谦之借用德国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的心理生理学研究和法国哲学家伯格森(Henri Bergson)(1895—1941)等的情感研究，将心灵构想为一个心理—生理的范畴，描述儒家传统中的情、意、智的变化。由此，朱谦之思想的历史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他提出情感优先于认识，更体现为他运用情—意—智三分法代替了儒学“性情之辩”中最核心的 “情—欲—礼”。[15]朱谦之群众观的唯情革命说因此也深刻地彰显出近代中国“群众”话语和思想的复杂和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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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哲学》，朱谦之著，上海泰东图书局1927年第4版

　　三、先锋知识分子与群众

　　《革命之涛》一书后半部分着眼先锋作家和政党政策，追踪群众话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流变。区别于以往的文学和革命文化史研究，肖铁将这些有关群众的文学创作与文化政策，放入全书20世纪“群众”话语的思想史脉络，并与勒庞和朱谦之各自的群众话语形成前后对照。由此，为我们深入理解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以及先锋政党的角色等经典问题，提供了新的视野。另外，该书前半部分侧重心理学史和学科史研究的运用，而后半部分则将文学研究、批评分析与思想史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并再现了诸多经典研究。从内容上看，这部分对于知识分子自我以及群众声音的解析，突显了20世纪中国革命主体出现过程中的张力和困境。

　　肖铁从个人与集体融合这个重要命题入手。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中，他结合了思想史领域和文学领域有关知识分子激进化和现代主体性的经典研究，并将这一命题追根溯源到20世纪20年代革命文学的初始时刻。[16]他指出，此时中国先锋知识分子和作品中普遍存在着“自我群体化”的倾向，即个体对于集体、群体的渴求，而这种渴求同时又伴随着知识分子“保留自我”的焦虑，也就是说自我群体化和自我保留两种倾向并存。[17]此时先锋作家作品常出现 “群波”“群涛”等有关群众的流动性和可塑性的象征。群众的浪潮在西方语境下往往天然富含负面和悲观的现实，因为如同潮水一般群体的出现昭示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解体和由此产生的威胁。而在中国先锋作家如杨骚、丁玲等作品中，群众的浪潮常常象征着群众聚合而形成的一种坚韧的约束力。肖铁强调这种“约束力”在先锋知识分子处理个人与集体融合命题过程中的重要性，他认为这彰显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群众话语的“身体政治”。[18]

　　与此同时，勒庞群众话语中群众的非理性和不稳定性并未消失，由此升发出知识分子的自我保留和焦虑。在肖铁看来，叶绍钧、茅盾等时代作家的作品引人入胜之处，恰恰在于其从不同角度和重心，细腻地呈现了一种极具时代气质的矛盾：知识分子既害怕融入群众失去自我，又渴望和敬畏群体的约束力。《倪焕之》(1928)极好地呈现出知识分子苦涩又甜蜜的归属感与对神秘群众的敬畏感和排斥感之间的紧张关系。倪焕之试图同时成为“演员”和“观众”，这种近乎精神分裂的自我拯救恰恰加剧了主人公对失去自我的焦虑。[19]这种悬而未决的紧张感，在作家胡也频那里，恰恰是个体知识分子思考情感、审视自我的源头。胡也频早期作品体现了一种浪漫放纵和颓废孤立的个体情感。相比之下，在胡也频后来的创作中，革命现实主义中的大众幻想为他提供了一种想象的场景，通过这种场景，人们的私欲可以在浪漫感觉和政治刺激的融合中同时得到实现和克制。也就是说，浪漫化了的革命群众并非对于个体的压抑，相反，革命群众想象营造启发了对于个体内在思考。从肖铁的分析中可以深刻地体会到，无论是悬而未决的紧张感，还是个体内在的成就，这其中升华出的是大革命时期一代中国先锋知识分子极度自觉的现代追求，并非自我迷失。而当这一代先锋知识分子奔赴抗战救国前线，投入土地革命之时，群众话语的内在张力和矛盾也出现了新的解决途径。

　　四、让群众发声

　　自民国初年蔓延开来的群众话语的内在张力始终没有消失，而在抗战救国和延安时期，群众话语的内在矛盾出现了新的解决方式。肖铁这一部分的讨论围绕着“如何让群众发声”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如何让革命群众发声?肖铁借用十分形象的“腹语术”这一艺术手法比附和概括革命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他用确凿的史料说明，郭沫若、任钧、艾青等投身革命的作家知识分子已经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媒介作用。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以产生最少噪音的方式，使得群众的声音被听到。也就是说，他们意识到媒介的必要性，并试图超越媒介本身的局限。艾青在其抗战时期作品《群众》(1940)中认识到自己的“喉管”不是自己的而是大众的，却徘徊在知识分子与大众融合的时刻。他惊诧于自己细小喉咙中涌动出的“万人的呼吸”，震撼自己成为群众声音的媒介和授权人。他反复质问自己，群众究竟在想什么、做什么。在诗篇最后他化身为旁观者，看到自己消失在不可抵挡的大众洪流之中，化为数字，化为尘埃。等同于数字的“群众”和诗人个体的消亡，表面上似乎印证了勒庞的非理性群众话语。但肖铁指出，这种文学表达形式本身恰恰体现出革命知识分子的清醒与自觉，这种自觉、有意识地与群众融合，完全不同于勒庞及其追谁者的二元群众观。

　　解放战争时期，在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主体的政治运动和文学想象中，群众话语的内在矛盾得到了解决。最近十几年，土改中的农民“诉苦”问题持续得到了不同领域学者的关注。这些研究都认识到，农村的土地分配状况和社会生产关系并不能充分地诠释政党的阶级话语，因而均侧重从经济利益、政治权力以农村、农民主体角度来解析中共的阶级和群众话语。[20]相比之下，肖铁认为土改诉苦让群众发声的重要意义在于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出现。在他看来，延安时期的土地改革不仅仅是在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农民革命，更是中共作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政治力量，奠定其政治文化的重要时刻。这个时刻是让群众能够意识到、并且能够表述(阶级)政治的时刻。由此，这一时期的土改诉苦运动以及相应的中共知识分子土改文学叙事，就成了他考察延安时期政党和知识精英如何处理民国以来群众话语内在矛盾的重要历史文献。

　　《革命之涛》中这一部分的论述主要围绕丁玲1948年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展开，集中关注这一重要文本对群众如何发声的描述和对群众形象的呈现。肖铁注意到小说中土改工作组组长的知识分子文采并未能唤起大众、使自己成为群众的“喉舌”，但群众却在出身农民的党的干部的帮助下，识别出村里的斗争对象。肖铁指出小说高潮部分的“诉苦”是一种农民集体打抱不平，同时也是一种对群众声音的规训。[21]群众对于自我苦难的认识和诉说是以阶级斗争的语言呈现出来的。诉苦引发了群众情感，甚至出现暴力的情形，党的干部又承担了克制和疏导群众情感和暴力的角色。肖铁评论道，小说高潮结局部分，我们似乎同时看到了群众爆发出的力量以及即刻被训诫的可能，看到了陈独秀、瞿秋白对于群众的担忧，也看到了胡汉民、张九如等关注的群众力量，以及领袖的规训作用。肖铁认为，丁玲小说中群众声音呈现的前后变化过程，十分集中地体现了革命主体的困境。群众虽然在革命诉苦过程中释放了他们的力量和声音，但这一自我建构的群众主体最终吊诡地被革命的过程本身所征服。[22]这种革命叙事体现的是以群众发声为基础、党的干部引导为方向的政治文化逻辑。自民国以来的能动又不稳定的“群众”话语的内在矛盾由此得到了解决和升华。

　　五、从“群众”历史到群众历史

　　从五四运动时期西方群众心理学最初进入中国的争辩，经由20世纪30年代的流变，到40年代“群众”成为描述中共土地革命的核心词汇，《革命之涛》清晰地呈现了身处社会变革的中国精英的群众观念的演变，也识别出近代中国群众话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该书雄辩地说明了在近代中国知识话语中，“群众”绝非一个先验、稳定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范畴，而是问题意识本身。从这些意义上来说，这是一部具有深度和广阔视野的优秀著作。

　　笔者认为这本书的天然缺陷是，因为作者论域限制在有关群众的知识论争，并没有关照具体革命运动中革命政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因此影响了对群众政治的深入考察。但与此同时，笔者认为该书的讨论整体上引发了革命史领域的一个重要但尚未充分研究的问题，即革命主体经历的多样性问题。如同肖铁书中呈现的革命知识分子对于群众的复杂心态，近些年涌现的一批新锐的革命史研究也清晰地表明，无论革命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干部，还是被动员的群众，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和被动的。这些研究认为，革命的主体和客体都无法化约为集体政治中没有灵魂的个体，也不是单纯的经济理性人群。革命的经历源自复杂和朴素地方性因素，与此同时，革命境遇本身也塑造和改变了婚姻、两性情感、个人与社会、甚至日常生活等议题的意涵。[23]由此，笔者认为政治动员工具论和政治规训论，并不能充分地描述和诠释革命政党和知识分子走向群众、组织动员群众的复杂过程。因为这个思路不可避免地将能动、多元的群众和地方化约为政治的“傀儡”，[24]也无法顾及和考量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及政党在思想和文化层面的复杂性。走向群众的过程，不仅仅是政治动员的过程，也是一个多层次的思想、文化乃至既有观念和生活方式碰撞的过程。恰恰是在这一过程中，多层次的既有思想、社会和文化的力量被革命的力量所融合和重新塑造。也恰恰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关“群众”的知识论争和思想层面的历史，才有可能融入到革命和群众的历史，才可能实现多样、深入的群众史和革命史。

　　注释：

　　[1] Tie Xiao,Revolutionary Waves : the Crowd in Modem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中文学界对该书的关注包括 肖铁著、姚云帆译《非理性之魅惑:朱谦之的群众观》，《新美术》2014年第2期。此文为《革命之涛》第二章;康凌在《国际比较文 学》2019年第3期对该书作了介绍。

　　[2] 方维规指出概念史研究如果过分依赖量化分析，可能发现不了相关历史的“真相”。他指出全球视野下的概念内涵和历史语义 学的考察是有挑战性但意义丰富的研究。方维规:《关于概念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

　　[3] 政治思想史的新近研究见邹小站《田桐〈革命之首领〉文本探源——兼谈勒庞〈乌合之众〉对中华革命党的影响》，《晋阳学刊》 2018年第5期。词源和翻译的研究见徐蕾、李里峰《群众心理学在近代中国的译介与传播》，《福建论坛》2016年第12期。革命 史研究见李里峰《“群众”的面孔——基于近代中国情境的概念史考察》，《新史学》第7卷“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中华书 局2013年版，第31-57页。

　　[4] 该书参考的学科史研究包括 Nikolas Rose, Inventing Our Selves : Psychology, Power, and Personho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The Psychological Complex: Psychology,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England, 1869 -1939, London: Routledge, 1985 ;Ian Hacking, Historical Ontology,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Kurt Danziger, Naming the Mind: How Psychology Found Its Language, London: Sage, 1997.

　　[5] Tie Xiao, Revolutionary Waves : the Crowd in Modem China, pp. 10 - 14.

　　[6] 近期国内学者发现中华革命党时期孙中山强调领袖权威，其思想来源之一也是勒庞，最早可以追溯到1914年。见邹小站《田桐 〈革命之首领〉文本探源——兼谈勒庞〈乌合之众〉对中华革命党的影响》，《晋阳学刊》2018年第5期。

　　[7] Tie Xiao, Revolutionary Waves : the Crowd in Modern China, p. 35.原文见陈独秀、欧声白《讨论无政府主义》，《新青年》，1921年第4 期。

　　[8] Tie Xiao, Revolutionary Waves : the Crowd in Modern China,p.35.原文见胡汉民《吕邦的〈群众心理〉》，《建设》1919年第1期。

　　[9] Tie Xiao, Revolutionary Waves : the Crowd in Modern China,p. 36.

　　[10] Tie Xiao, Revolutionary Waves : the Crowd in Modern China,p. 36.

　　[11] 本文这一部分讨论参考了姚云帆的译文。

　　[12] 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梁冰炫编《吴稚晖学术论著》，上海出版合作社1925年版，第24页。学界研究集中朱 后期文化哲学思想，对其早期革命哲学的研究不多。参见金洪夷《朱谦之“文化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2期;张历 君《唯情论与新孔教:论朱谦之五四时期的孔教革命论》，《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2期。

　　[13] Tie Xiao, Revolutionary Waves : the Crowd in Modern China, p. 66.原文见朱谦之《革命哲学》，泰东图书局1921年版，第54页。

　　[14] Tie Xiao, Revolutionary Waves : the Crowd in Modem China, p. 79.

　　[15] Tie Xiao, Revolutionary Waves : the Crowd in Modem China, pp. 70 -71.

　　[16] Tie Xiao, Revolutionary Waves : the Crowd in Modem China, pp.14-15。肖铁结合了王汎森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的研究和杰姆逊先锋知识分子“渴求去个人化”倾向的研究。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收入《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版 ° Frederic Jameson, A Singular Modernity: Essay on the Ontology of the Present, London: Verso, 2002

　　[17]Tie Xiao, Revolutionary Waves : the Crowd in Modem China, pp. 103.

　　[18]Tie Xiao, Revolutionary Waves : the Crowd in Modem China, pp. 104.

　　[19] Tie Xiao, Revolutionary Waves : the Crowd in Modem China, pp.110.

　　[20] 有关农民诉苦动因的研究，参见吴毅、陈硕《“说话”的可能性——对土改“诉苦”的再反思》，《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有关技术动员和政治规训，见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21] 肖铁借用了文化人类学研究 Ann Anagnost, “ Making History Speak" , National Past, - Times : Narrative, Representation, and Power in Modem Chin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2] Tie Xiao, Revolutionary Waves : the Crowd in Modem China, p. 183.

　　[23] 近期的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丛小平《左润诉王银锁：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婚姻与国家建构》，《开放时代》2009年第 10期;黄道炫《“二八五团”下的心灵史——战时中共干部的婚恋管控》，《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李里《“革命夫妻”：中共 白区机关家庭化中的党员角色探析(1927—1934)》，《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1期;冯淼《〈读书生活〉与三十年代上海城市革 命文化的发展》，《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

　　[24] 相关的讨论见吴毅、陈硕《“说话”的可能性——对土改“诉苦”的再反思》。上注所列的丛小平的研究说明了 20世纪40年代陕 甘宁边区婚姻法改革实践中农村妇女是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力博弈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冯淼的研究注意到识字劳工的日常生活 经历和情感偏好影响了左翼、中共知识分子城市革命文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