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曼华：反思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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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是指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０年大跃进期间，与经济大跃进同时进行的所谓教育大跃进，当时被称之为“教育革命”。现在，它已经过去五十余年。这是一场彻底失败的“教育改革”，但是，它试图回应的某些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诸如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教育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数量与质量的关系、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关系、本土传统与外来经验的关系等，仍是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需要予以回应的重大问题。同时，“教育革命”中被反复强调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即所谓“两个必须”的教育方针，涉及到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诸如教育本质、教育目的，以及教育与权利、教育与控制、学术与权利、知识与权利、知识与控制的关系等，都需要深入的理论辨析。

大跃进期间，经济领域首先刮起了浮夸风，假话、大话、空话甚嚣尘上，所谓“假大空”即肇始于此时，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这种违背科学精神的跃进，直接导致了随之而来的所谓３年“自然灾害”。遗憾的是，大跃进虽然遭到了大自然的严厉惩罚，但是，“教育革命”并没有因之完全破产，极左思想并没有得到清算，反而越演越烈，直到１９６６年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教育陷于停滞、倒退，教育质量一落千丈，中国的教育现代化进程也因之停顿。拂去岁月的风尘，回首往事我们将发现，成为吹响“文化大革命”号角的“教育大革命”，并非“文化大革命”中一夜之间的创造，而是和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是“文化大革命”中“教育大革命”的预演和先声。

现在，对“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教育大革命”给中国教育带来的灾难，恐怕没有人能够否认。但是，对１９５８年的所谓“教育革命”，却不一定有这种共识。有学者认为：“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０年是全国大跃进的年代，教育领域也是一样，各种教育事业都在大发展，可以称之为教育事业大跃进……总之，这个时期是教育大发展、大革命的时期。”［１］还有学者认为，１９５８年的‘教育革命’虽有错误，但成绩亦不少：“１９５８年‘教育革命’取得的成绩在于摸索出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如：在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方面，将劳动课列入教学计划和必修科；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大办农业中学；实行两条腿走路、多种形式办学，发挥学校地方的积极性；走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办教育等。”［２］

也有学者认为，“教育革命是在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探索走中国自己道路的一次尝试”［３］。“１９５８年的教育大革命是当时中国各行各业大跃进的产物，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教育大跃进……１９５８年的教育革命，是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大胆尝试”［４］。还有学者虽然在总体上否定了“教育革命”，认为无论是总的指导思想还是具体做法，“基本上是失败的”，但是同时对其仍有部分肯定，认为：“教育革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改革教育结构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在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密切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方面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５］３１７－３１９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同“文化大革命”一样，１９５８年的“教育革命”是一场严重的教育灾难，它与现代教育和教育现代化背道而驰。下面，本文将循着历史的线索，对１９５８年的教育革命进行描述、分析与思考。

一、教育的大跃进———教育革命


大跃进大体包括两个阶段，即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和１９６０年的继续大跃进。所谓大跃进，就是超乎常规的高速度，“快”是大跃进的核心。３年的大跃进，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遭到严重的破坏。浮夸与蛮干、狂热与愚昧，成为大跃进的突出特征。

在“大跃进”时期，各行各业都要跃进，教育的大跃进也轰轰烈烈地开始了。１９５８年３月，教育部召开第四次教育行政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反掉保守思想，促进教育事业的大跃进”。［６］２１９“为了保证教育工作的大跃进……首先要破旧思想……打破各种各样的保守思想，从单纯业务观点、‘权威学说’、国际标准等束缚中解放出来！”［７］这意味着教育大跃进———所谓“教育革命”的开始。

（一）办学方式大跃进———全民办学

１．全民办学、运动式办学、发动群众办学在大跃进中，什么都是全民大办。所谓大办，无非是采用群众运动的方法，像战争时期一样，动员起千千万万的人，进行大兵团作战，搞人海战术。教育的大跃进，首先表现在办学上，即靠大搞群众运动办教育，这是把特定历史条件下军事斗争的方式引入教育，并推向极端。河南省是大跃进的急先锋和人民公社的发源地，教育的大跃进也冲锋在前。首先是长葛县提出在一年之内普及小学和初中，［８］

紧接着，某些地区三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普及了中小学教育，速度一个比一个快。例如，“郾城县白坡乡７天普及了初中和小学教育”的案例，曾作为成功经验在全国宣传。白坡乡在７天的时间里，办起民办小学２５所，入学学生１　０２５人，业余中学３所，学生２３１人。不仅快，而且省，“没盖一间房子，没做一张桌子……开办费也做到最节省的地步。西坡李村只花了一角二分买了一盒粉笔就开学了。全乡……共花了３元５角钱”。白坡乡创造了……一个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发展教育事业的典范。（河南省教育厅：《郾城县白坡乡７天普及了初中和小学教育》，载《人民教育》，１９５８年第４期。）随即，郾城县以及河南的其他县市也掀起了学习白坡乡的“热潮”。

一些县市纷纷表示要“乘卫星、跨火箭”，要以“闪电的速度”、“光速”，在半个月或者１０天之内普及中小学教育和扫除文盲。下面是时任河南省教育厅一位负责人的回忆，作者为王锡璋（１９１５—２００６），１９５８年初到１９８３年，他先后担任河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厅长，是教育大跃进的当事人。

１９５８年３月２４日，我和教育厅其他两位同志以及郾城白坡乡、潢川双柳乡、登封三官庙乡的代表到北京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教育行政会议。会议进行期间，河南省内各县不断打电报来报喜，说他们那里已普及了小学、中学或扫除了文盲。我一接到报喜的电报，就随时用大字报在会议驻地公布出来，报告河南今天又有几个县实现了普及，几个县达到了扫盲要求。当时，我在宿舍特地挂了一幅河南省地图，哪个县传来了普及中小学教育或扫盲喜报，我就在那个县插上一面小红旗。结果，会议还没开完，地图上就差不多已插满了红旗，全省基本上已经普及了中小学教育，扫除了文盲！ 尽管这样做几近笑话和儿戏，然而当时我是以虔诚的态度一本正经去做的，十分严肃而自豪，认为这是人民的创造，革命的奇迹，根本没有动脑子去想一想其中有无浮夸。现在回想起来，这实在是幼稚可笑。（王锡璋：《１９５８年河南教育“大跃进”》，载《中共党史资料》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此后，有关部门和报刊对这种不顾办学所需基本条件、盲目地大办各类学校，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和鼓励，各地纷纷效仿，争先恐后，以至于出现了“排山倒海之势”。《人民教育》社论说，“自从今年二月党和政府提出多快好省的教育建设方针后，群众办学运动迅速展开……各地民办中学和民办职业中学更以排山倒海之势发展起来。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据１９个省的不完全统计，民办中学和各种民办职业中学已创办５５　３６１所，入学学生达２６８万余人。

这不但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就其规模和速度来说，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空前的。”［９］而“农业中学几个月就有了几万所”。［１０］与此同时，工厂、企业等也要大办学校。于是，企业办学四处开花。更有甚者，有的工厂、人民公社宣布，已经办成了从幼儿园到高等学校的“教育体系”、“教育网”，实现了“人人劳动、人人学习”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一时间，形式主义泛滥，虚夸造假成风，学校数量出现了爆炸式增长，教育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在大跃进中，这种全民办教育、运动式办教育被极度推崇。１９５８年９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教育的专门队伍必须与群众相结合，办教育更加必须依靠群众。把教育工作神秘化，以为只有专家才能办教育，‘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委不懂教育’，‘群众不懂教育’，……那就是错误的。这种迷信，只能妨碍教育成为人民群众的事业……办教育应当在党委领导之下，把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同群众结合起来，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方法，贯彻全党全民办学。”［１１］９－１０从此之后，群众办学与国家办学被赋予同等地位，称之为“两条腿走路”。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中国的大、中、小学曾经全部改为公立学校，由国家投入。但是，在１９５８年教育大跃进过程中，农村的中小学全部下放给农村人民公社领导管理。［６］２３０后来又降了一级，民办小学、大队办的农业中学等全部由生产大队管理。也就是农民子女的教育由农民自己出钱来办。［１２］４４０从而开始了中国教育的城乡二元分割，农村教育被排除在国家投入之外，号称“人民教育人民办”。此后，农村的教育，由农民自己出钱办，而城市的教育由国家来办，教育政策定位为城市的精英教育，农村教育逐渐凋敝。

２．高等教育大跃进———１５年普及高等教育

在大跃进的狂飙中，最惊人的教育目标是１５年普及高等教育。１９５８年９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教育大跃进的要求：“全国应在三到五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应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的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然后再以１５年左右的时间从事提高工作。”［１１］１１

应当说，这个目标，是大跃进期间头脑发热、不顾实际、疯狂浮夸的产物。可悲的是，这一目标竟然作为文件下达，并要求各地“作出具体规划”。中央要求跃进，岂有不跃之理？ 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也随即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有些学校办起分校或者分出部分专业独立建校；有的依托科研所农场办高校；有些中专升为高校；还有些县办起了红专大学。一些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宣布办起了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红专大学、劳动大学等名目繁多的学校。那么，这些所谓的大学究竟怎样？仅以当时引起轰动的河南省孟津县翟泉红专大学为例：筹办这所大学只用了４０多元钱买必要的书籍、挂图和简单的设备。畜牧系建立了猪场，加工饲料厂、配种站及兽医站，林学系育苗绿化，艺术系排几个舞蹈，语文系编相声、快板，体育系组织男子篮球队到外村比赛，医学系在村里搞环境卫生等。红专大学共有学员第２期反思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 ９９５５９人，全社５５．４％的青壮年都入了大学。生产中的内行人和能手，都是红专大学的教师。［１３］

尽管当时就有人质疑，但是，在造假盛行的大跃进时期，这种质疑之声成了批判的靶子：有人瞧不起这样的大学，觉得最多是个农民业余学校，他们的理由是，没有教授、大学生怎么能办大学？ 听起来，像是说得有理，实际上似是而非。世界上第一个办大学的人，就不可能是念过大学的人，因为那时还没有大学，更不要说什么教授了。应当从这个历史事实中找到答案，没有念过大学的农民一定能办大学，能办新型的农民大学。（《访翟泉红专大学》，载《光明日报》１９５８年７月２日。）更可笑的是，该校竟成了高等教育大跃进的旗帜，被当时的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认为是“农村中普及大学教育的重要形式”加以宣扬［６］２２５。引得参观者纷至沓来，并很快就在各处遍地开花。

同年１０月１日，《光明日报》报道说，“我国教育事业以空前速度获得巨大的发展……本年新办高等学校八百余所，全国已有高等学校千所以上，在校学生比１９５７ 年增长三分之二以上；……许多省初步建成了自己的包括综合大学以及工、农、医、师范等高等学校在内的高等教育体系，很多省份决定在１５年内普及高等教育”；同日该报发表社论，题为“全民办学，全民上学，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并说“我们将以一个高度文化出现于世界的时代，已经到来了”。［１４］在一年的时间里，新办八百余所高等学校，不要说是在当时的中国，就是在今天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的情况下，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当然，除非把翟泉红专大学这类的农民业余学校硬拔高为大学。大跃进期间就是靠这样的学校打造出高等学校的所谓“巨大发展”。因此，这是虚假的、极不正常的，它只能发生在浮夸、吹牛、造假的大跃进年代。果不其然，大跃进一结束，这种一哄而起的所谓高等学校，在瞬间就纷纷解散、消失。

在１５年普及高等教育的跃进声中，唯一留下来的高等教育大跃进的产儿———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一个不能不提到的个案。在大跃进中，中共江西省委和政府“为了培养共产主义的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工业等方面的又红又专的大批人才，普及科学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建设繁荣富强的共产主义新山区”，于１９５８年８月，创办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以下简称共大）。共大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兼任校长，由副省长汪东兴兼任党委书记，规格非常高。共大一出现，就受到了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关注和来自农业部、江西省农垦局的大力支持。或许正是因此，它才能在众多昙花一现的所谓高等学校中留存下来。建校之初，共大由总校和附设在全省３０个垦殖场的３０所分校组成，仅仅半年以后，就扩展到总校１所，分校７７所，劳动技术学校３８所，学生共有４万余人。这些学校，与江西省的各国营垦殖场“密切结合在一起”，分布在全省各个主要山区，分校校长由各个垦殖场厂长和党委书记兼任。

确切地说，共大尤其是它的各个分校，既是农场又是学校，实为农场学校一体。因为是亦场亦校，所以文化要求不高，据共大副校长汪东兴报告说，学生的文化程度是：“高中以上程度的约占４％；初中程度的占２７％；高小及高小以下程度的占６９％。”［１５］４１实际上是挂着大学牌子的职业中学。由于学生程度参差不齐，学校同时进行从初中到大学的各种层次的教学。共大设农业系、林业系、畜牧兽医系、工业系等，本科四年，专科两年。实行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在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间，学生花在学习和劳动上的时间各为６０％和４０％。共大副校长汪东兴说：“对于教学和劳动的安排……可以边上课、边劳动，雨天上课、晴天劳动，生产忙的时间劳动、生产闲的时间上课，上课与劳动轮换进行的办法。”［１５］５７学生劳动的时间超过了三分之一，从时间上看，学生学到的东西极其有限，无法和正规大学相比。更由于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多数只有小学程度，因而，与上面提到的翟泉红专大学一样，共大被称之为大学完全是名不副实。遗憾的是，这却被认为是在“加速普及高等教育”。其实，这种以降低要求来获得所谓的普及，只是自欺欺人而已。１９７９年，共大总校成为全日制正规大学，与各分校脱钩，１９８０年１０月，正式更名为江西农业大学。“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该校半工半读方向所造就的学生，将不再为中国重新标准化起来的高等教育制度所承认。”［１６］

这段话，或许使我们对共大的性质有了新的理解。学校经费以自给为主，即靠学生的劳动和学校的生产企业所得，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贴。教育大跃进所特别强调的革新是办学经费的自给，这是在大跃进及其以后被反复张扬的特征，如上面提到的河南省。大跃进的浪潮一过，这些所谓“不要国家一分钱”的学校纷纷垮台，唯独共大是个例外。１９６１年７月，毛泽东亲自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写信，祝贺该校建校三周年，肯定了该校“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的确很好的”；并说，“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地也应该有这样的学校”。［６］２９６

可以想象，如若没有来自中央和地方的支持，如划拨未垦的荒地、分配到能赚钱的项目、以及在保证供应、运输、成品销售等方面的扶持与支持，共大决不会比那些在大跃进中一轰而起又迅速垮台的众多学校好到哪里去。同时，必须指出，这些财、物方面的支持也并非是“不要国家一文钱”。因此，作为教育大跃进的产物，共大在大跃进之后留了下来，靠的并非是“全民办教育”。

（二）教学方式的大跃进———劳动代替教学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大跃进中教育革命的号角和旗帜。在大跃进的教育革命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论述被当作教条，变成了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简单相加。尤有甚者，将此提到阶级斗争高度，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否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教育的根本区别。于是劳动、而且是大量的高强度的劳动，就成为大跃进中教育革命的突出特征，劳动严重冲击了教学，教育质量全面下降。

１９５８年１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两个好榜样》，推荐了河南长葛县第三中学等实施勤工俭学的经验，认为“值得大力提倡”。１月２２日，该报又发表西安一所技工学校实行半工半读、经费自给的做法，认为“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办学原则”。这两篇报道都为毛泽东所注意，并据此提出，大、中、小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学校可以试办工厂、农场。接着，团中央和教育部都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开展勤工俭学。［６］

于是，“在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各级各类学校纷纷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并且很快地就变成了规模宏大的“下厂下乡”运动。在此期间，中等以上学校的师生，分批上山下乡“劳动锻炼”，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１９５８年８月，分管教育的副总理陆定一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题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屡次强调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直到现在，党的主张才在全国范围实现了”。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工作的主要错误和缺点是“教育脱离生产劳动”。

同年９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要求“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每个学生必须依照规定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现在勤工俭学的运动已经普遍开展起来了，事实证明，只要领导的好，参加生产劳动对于学生来说，不论在德育智育体育方面都有好处，这是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的一条正确道路”［１１］３－４。指示发布之后，教育界立即掀起学习指示的“热潮”，中央和地方报刊发表社论，大量刊登有关文章，开展了教育方针的大讨论。

１．大、中、小学普遍停课，大炼钢铁首先是席卷大、中、小学师生的普遍停课大炼钢铁。大跃进期间，最为荒唐的莫过于土法炼钢、大炼钢铁了。几千万人齐上阵，到处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建起了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土法炼钢。人海战术也被发挥到了极致，９　０００万人被投入到大炼钢铁之中，占当时大陆人口的近六分之一，可谓是世界上最大的炼钢队伍。不但工厂、公社炼钢，而且部队、学校都建起了土高炉，办起了炼铁厂。一时间，汇成“钢铁洪流”，处处都是大炼钢铁的战场。下面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秘书逄先知的回忆：我们参观了大炼钢铁的场面。那是一个晚上，在一个炼铁点上，只见人山人海，火光冲天，人们通宵不眠，大干特干。指挥者不断地作鼓动工作，嗓子都喊哑了，说那天夜里要放“卫星”。（逄先知等著：《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８页。）

在这种情况下，自１９５８年９月开始，全国大、中、小学校教职工和小学高年级以上学生，普遍停课，“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投入大炼钢铁运动”。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劳动”。同时，国务院抽调二万七千多名地质、化工、化学专业的高等、中等院校的师生，停课参加大炼钢铁，为期四个月。

下面是一位当事人的回忆：

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８日：“下午和王际岩同志到郑州三高、一高、郑师，看他们炼铁。学校里都已停了课，在突击钢铁，准备国庆前‘放卫星’。教室里、操场里都成了堆积原料和炼钢的场所。校长、教师、学生都在为钢铁而战。”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初，我到禹县调研，１０月５日在禹县第四中学，我在日记中记道：“禹县四中是一所戴帽中学，现有中学８班，小学１４班。中学集中食宿。最近一个月学校未上课，学生分做三个战区在炼铁。一个战区是采矿，一个战区是炼焦，一个战区是炼铁、运输。初中学生全部在山上，实行三八制，即学习８小时，生产８小时，休息８小时。但学习８小时实际不能做到。这样安排，只是一种想法。（王锡璋：《１９５８年河南教育“大跃进”》，载《中共党史资料》２００８年第３期。）据统计，全国２万多所学校“共建起小炼铁炉、小炼钢炉８６　０００多座。”［６］２３３ 每校平均四座以上，这么多所学校同时建起如此之多的钢铁厂、师生都同时成为钢铁工人，学校里钢花飞溅，铁流滚滚……如此壮观的景象可谓是空前绝后，创造了教育史上之“奇迹”。

除大炼钢铁之外，学生参加的其他劳动同样多为简单的体力劳动：在城市，中小学生的劳动是木工、电工的绕线、焊接、缝纫、洗衣等，在农村是种粮、种菜、养鱼、施肥、锄草、饲养动物、翻地等。大学中有些劳动与专业有关，如工科院校、农学院校的劳动，诸如制造汽车、拖拉机、机床、织布、种试验田等。但大量的是与专业无关、旨在“改造思想”的劳动，劳动的目的就是改造思想。诸如种菜、养猪、挑粪积肥、挖河开渠等，文科学生尤甚。

下面是厦门大学中文系学生在工地劳动的片段：

来到了工地，同学们成了多面手……工人要学文化，你就得做扫盲教师；工人要做总结，你就得当秘书；工人要学唱歌，你也要挥动生硬的手臂，担起指挥来。就这样，边干边学，许多同学都学到了多方面的才能……有的学生“已经完全顶得上一个工人的劳动”。（《工地办学是中文系教育改革的良好途径》，载《光明日报》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日。）不仅在工地劳动，甚至在大学的教室里都“堆满”了劳动工具，对大学生而言，劳动工具变成了和“纸、笔一样，需要随用随有”［１７］。教室后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劳动工具，有铁锹，锄头，有装土、捡粪的箩筐，有挑重物用的扁担，还有大扫帚、灰斗、挑粪的大桶……一应俱全。刚开始，一进教室感觉怪怪的，有点儿不习惯，后来班班如此，大家也就慢慢接受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点儿不可思议，我们的大学课堂居然可以是这样。（王炳照，周慧梅著：《王炳照口述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版，第６０—６１页。）

可以看出，大跃进期间的劳动主要为体力劳动，这些体力劳动多是在很低的水平上进行的，在大跃进教育革命中喊的震天价响的基本上就是这一类体力劳动。正如中国青年报社论所说：“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中的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因为生产劳动是最根本的社会实践，不参加体力劳动，生产劳动就难于从根本上解决学生的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问题，也就更谈不上促进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１８］应当说，大跃进中的学校劳动与中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一致的。

按照成有信教授的理解，马克思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中的“劳动”的原意，应为工业化大生产劳动，而非简单、小农性质的体力劳动。然而，在大跃进的情况下，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等原因，学校劳动的主要甚至唯一的目的实际上演变为了“改造思想”。因此，诸如“磨破了手掌改变了立场”；“晒黑了皮肤，炼红了思想”；“炉边上课，炼钢炼人”这一类话语往往连篇累牍地出现在主流媒体上，成为一种明确而又清晰的思想控制与价值导向。北京农业大学全体师生坚决地彻底地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到农村去与农民共同劳动，共同生产，这是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革命。（《北京农大全体师生下放一年》，载《光明日报》，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７日。）去年（１９５８年）全国学生参加了大炼钢铁和“三秋运动”（指学生下乡参加农田水利建设、抢收抢种、三秋等农业劳动———作者注），这个运动的政治意义，同革命时期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不相上下，都表示了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密切关心，所以是很好的事情，生产劳动使青年学生密切了同工农群众的关系，“改变了立场、炼红了思想”。今年（１９５９年）的招生工作中，投考学生的成绩比往年更好，这个事实粉碎了那种认为“学生参加劳动要降低质量的胡说”。我们应该继续贯彻执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知识分子应该继续进行自我思想改造，争取成为名副其实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陆定一：《反右倾、鼓干劲，配合增产节约运动，大搞文化革命》，载《人民日报》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３日。）

在大跃进中，各级各类学校的劳动是逐步升级、越演越烈、直至扭曲变形的。期间，学生劳动时间越来越长，严重地冲击了教学和学校的一切正常活动，有的学校一个学期只上了八九个星期的课，学校的教育教学几乎陷于停顿，以至有的学校不得不把考试、考查也搬到了工厂进行。下面是上海北郊中学被作为经验的例子。厂领导对全面安排学生的劳动学习时间比较关心，考虑到学生正在发育期，工作时间不宜太长，提出了“老师傅加班，同学不加班”，“重体力劳动不分配给小同学”等。对学生的学习也很关心，在初三７个班下厂劳动期间，还举行了期中考查，师生们是在因陋就简的情况下，在机器的嘈杂声中用饭厅作课堂，用方桌作课桌，保证了教学工作的进行。（《厂校全面合作培养新生一代》，参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几种形式》，福建教育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１页。）劳动严重冲击了学校的所有正常活动，高等农林院校更首当其冲。１９５８年８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１９］于是，农业部提出，“高等农业院校师生一律下放农村进行劳动锻炼”，认为这“是培养工人阶级又红又专的农业技术人才的重要措施，必须坚决执行”。林业部决定把“高等林学院系的全体师生下放农村劳动锻炼一至二年，并将原有林学院系迁出大、中城市，在林业生产基地建校”。［６］２３２

在这种情况下，农林院校的学生长时间下放农村，和农民一起劳动，有的甚至和农民一样挣工分。例如南京农学院在教学计划中，规定教师学生分批轮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全院师生先后下放农村，每批有８个月以上时间参加劳动锻炼，改造思想。［２０］２．学校大办工厂农场，学校变成工厂农场在全民大办教育的同时，学校本应更好地恪尽职守，做好本职工作。然而，奇怪的是，学校却被要求大办工厂、大办农场。１９５８年４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批判了教育部门的“右倾保守思想”和“教育脱离生产劳动”。并认为在劳动教育方面，犯有“方针性错误”。与此同时，《人民教育》刊登“长葛三中新气象”一文，这个新气象就是勤工俭学，“从搞生产劳动入手，突破教育和生产脱节”，并认为这是“促进教育事第２期 反思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 １　０３业大跃进的必由之路”。［２１］此后，各级各类学校掀起了大办工厂、大办农场的“热潮”。一些地方往往几个昼夜之间，一个学校就办起几个、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工厂、车间、作坊。当时的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到处大肆鼓吹“教育革命”。例如，１９５８年７月，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工厂，大办学校。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还要办学校”。经康生这么一鼓吹，北京师范大学迅速办起了几十个工厂，有一个文科班竟然办了五个工厂。王炳照教授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二年级学生，下面是他的回忆：康生……视察北师大发表谈话之后，学校掀起了办厂办学的高潮，从１９５８年５月到９月，仅仅４个月的时间，全校各系师生办起了６０多个工厂、车间，有化肥厂、化工厂、造纸厂、耐火砖厂、硫酸厂、教具厂，我们班（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作者注）办了玻璃丝厂，学前教育班办起了玩具厂。我们班还专门请了师傅，实行两班倒，玻璃丝厂夜晚也生产，销路却不理想。（王炳照、周慧梅著：《王炳照口述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版，第６０—６１页。）接着，康生又到北京农业大学，说农业学校至少要挂五个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最好挂十几个牌子。还说，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搞（亩产）１千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２千斤的四级，３千斤的三级，４千斤的二级，５千斤的一级。［６］２２５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３日，毛泽东在视察天津大学时说：“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生要勤工俭学，教师也要搞———教师也要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嘴不动手。”［６］２２９

领袖讲话之后，学校大办工厂就变成了中央文件的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说得非常明确：“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社办学校。”［１１］１因此，在大炼钢铁的同时，学校大办工厂、大办农场也达到“高潮”，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势不可当。并且和大炼钢铁汇成一股洪流，冲击着校园中一切正常教育教学活动，学校几乎变成了工厂车间和农场。以下是工厂在普通中学办车间的个案。北大电机厂在第四中学办了木工、机工、钳工、绕线、组装、喷漆、磷化共七个车间。四中学生２千４百人，除了初一学生参加校内的“少年农场”外，其余各个班级都分配到有关车间，高中生每周劳动８小时，初中生每周劳动６小时。在５８年第４季度里，共生产了３　９１９台电阻器和１　７９５台安全变压器，约占北大电机厂第四季度总产值的２０％。（《工厂在学校办车间的一个例子》，载《光明日报》，１９５９年２月２８日。）仅仅半年之内，北京市有５５个工厂在５８个学校设立了车间。《北京日报》一篇社论说，这是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的一种良好形式，并应成为城区中学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一种基本的、固定的、经常的形式。［２２］安徽蚌埠第三中学在校内办了两个工厂，一个是有１２个车间的教学仪器厂，可容纳三百多个学生同时劳动；一个机械厂，可以容纳二百多人劳动。此外，还有一个一千多亩地的“红旗”农场。为了使生产正常化，学校把校内的工厂生产纳入国家计划，以解决原料供应问题……学校出现了所谓“一面读书、一面劳动，读书与劳动互相促进的新局面”［２３］。广州市多所中学建立了炼钢厂、铸铁厂，其中，“７中制成车床，９中炼出焦煤”。番禺县三十多所学校建立化肥厂。顺德县提出“中小学大办工业”，要求在中学搞四厂一场，即化肥农药厂、农械厂、电工厂或木工厂、炼钢厂、农场，小学办化肥厂。［２４］据不完全统计，到１９５８年１１月，中国大陆有３９７所高等学校共办工厂７　２４０个；中学、中专、中学共办工厂１５万多个。办大、小农场１万多个，种植面积达２５０万亩。［２５］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仓促上马办起来的所谓工厂农场，除极少数之外，多数只是敲敲打打业余水平的小作坊。因此，随着１　０４ 教 育 学 报 ２０１３年大跃进的失败，它们纷纷停产停业直至消失。

（三）教材编写大跃进———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编写教材

在教育大跃进中，编教材这一最不能“大跃进”的事情，也以空前的速度大跃进。跃进的方式就是靠搞群众运动编教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高等学校的教材，应该在党委领导下采取党委、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方法，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认真予以修订。”［１１］９

有了中央的尚方宝剑，群众性的编教材、编讲义一哄而起。大学各科教材十几天或几个月就能编出来，速度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创造了很多令人震惊无比的“奇迹”。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全校师生，成立了２５６个教学改革小组，经过半个月的奋战，编写出１６９种新的教学大纲。［２６］南京大学法文专业四年级学生１６人四天编成一本《法语会话》教材。［２７］吉林大学物理系四年级１３０多人，苦战五昼夜，编写了１４种大纲１１种讲义共１７万字。［２８］四川财经学院提出口号：“苦战四十天，编写新讲义，迎接新学年，向国庆节献礼。”结果四十天共编写出４４种新大纲和３８种新讲义，其中参加编写学生有２６７人。［２９］此外还有：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编写出《中国文学史》。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６３名学生和５名青年教师编写出《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稿》。清华大学机械、电机、土木、水利、建筑、动力等六个系的学生和青年教师编写出教材、教学与科研参考资料等共９５种。内蒙古师范大学师生编写出《内蒙古现代革命史》。［６］２３０

这些消息一个比一个更加耸人听闻，令人无比震惊。不仅高等学校教材，中小学教材编写也同样大跃进。开创了浮夸风之恶劣先例、最先放粮食高产卫星的河南省，在编教材方面也大放卫星，“只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就新编了高等、中等、初等三级农林学校整套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怎么能这么快呢？ 据说是“依靠群众找到了多快好省的编写方法。”这一所谓的经验马上就以社论的形式在《人民日报》上推广：如编写玉米教材的同志，搞了几天，翻了许多资料，但仍找不出来玉米增产的关键。于是，栽培组的同志就和农业局技术人员一起座谈，结果不到两个小时，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这次河南教材的编写……采取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发动群众编写教材。参加编写教材的人不是什么专家，绝大多数是从未编写过教材的青年教师……他们不懂的问题就向老农、向有关部门请教，同群众一起座谈，一起研究。群众提供材料、出主意……这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多快好省的方法……编教材也要走群众路线……在这方面要破除迷信，不要以为编教材是神秘的。（《根据党的教育方针来改革教材（社论）》，载《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４日。）

实行群众路线，靠群众运动，在几天或几十天的时间内，编出大学教材，是大跃进的又一大发明，也在高等教育史上创造了“奇迹”，不仅史无前例，而且空前绝后。可以想见，这些教材会有怎样的质量！ 就是现在，这个速度也是难以想象的。当然，其粗制滥造，质量之差也可想而知，成为高等学校中一直耻于谈及的一堆文字垃圾。

（四）学制改革的跃进———学制改革实验遍地开花，求多求快

１９５８年春夏到１９６０年底，为大跃进时期，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大炼钢铁为核心的全民炼钢、大办人民公社、大刮浮夸风、共产风等。第二阶段，是在庐山会议上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之后，国计民生已出现严重问题的情况下的继续大跃进。在教育上的继续大跃进，就是所谓的教学革命，核心是学制改革的跃进。

在大跃进期间短期速成的各种学校，尤其是几天、几十天就普及初等、中等教育的农村地区，学校往往是一哄而起，很快又一哄而散。除了师资、设备等条件不具备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原有的学校教育制度模式即城市化的模式在农村难以推行。因此，从１９５８年９月开始，各地纷纷开始了缩短学制的试验。试验的新学制有：小学五年一贯制；中小学七年、九年、十年一贯制，九二制；中学四二制、三二制、二二制、四年制，以及文理分科、半工半读等等。［６］２３３

应当说，学制问题是教育改革的焦点之一，第２期 反思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 １　０５但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经济的、社会的各种条件，同时也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实验，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继续大跃进中，“多、快”又一次成了追求的目标。“尽可能的多快好省”。１９６０年３月，教育部宣布，中小学的学习年限由１２年缩短为１０年，小学为５年一贯制，改革课程，部分课程逐级下放，合并次要课程，提高主要学科的知识水平。４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在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教学必须改革”的发言。他认为，虽然教育已经大跃进了，但是，还存在“严重的少慢差费”；他说：“现行的学制……是一个落后的学制。中小学的年限太长，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就困难……我们现在所要进行的教学革命，是教育革命的继续，依然是一场阶级斗争”；他说“我们一定要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在生产上超过英国，在教育上超过一切资本主义国家”。［３０］

由于学制的改革涉及到课程、教材问题，可以说这是教育改革的核心，课程、教材不改，学制的改革事实上无法进行。同年１０月，由中宣部召集，召开了十年制教材编审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原来１２年学完的东西，缩短两年，用十年的时间学完”［６］２８４。随即各地开始进行较大规模的中、小学学制改革试验。即把中小学１２年改为１０年。参与试验新学制的学校最多时为三千余所。个别地区的中小学全部实行新学制。有的学校甚至要求９年或１０年达到大学一年级程度。求多求快，急于求成。总的来看，这次学制改革有两个相互矛盾的取向，既要用缩短时间、降低教材难度的方式扩大教育的规模，推进教育的普及，同时又要在时间缩短的情况下保持、乃至提高教育的质量，所谓“提高到大学一年级程度”。这在当时除了群众运动之外什么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是个两难问题，无法解决，只能是顾此失彼。

因此，在其后几年里，调整、整顿、提高教育质量成为焦点。实行学制改革试验的学校大幅度减少，到１９６５年时，只剩了约一百所。［６］３８８为教育大跃进仅有的所谓成果。（五）拔白旗，插红旗———学术问题政治化、阶级斗争化１９５８年５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前后四次讲话，提出要插红旗，因为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占领了阵地：“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插。资产阶级插的旗帜，我们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３１］此后，插红旗、拔白旗，批白专道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充满阶级斗争精神火药味的口号，甚嚣尘上、铺天盖地，成为大跃进教育革命的口号和旗帜。插红旗、拔白旗、是否认同“外行领导内行”等，都被视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高举红旗展开两条道路的斗争———武汉大学数学系拔白旗、插红旗大辩论经验介绍武大数学系的教育思想大辩论，经过党内外大小一百多次会议，近千张大字报，今天已经胜利结束。以×××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专家们在大辩论中被驳斥得体无完肤，不得不向真理投降，他们纷纷投递投降书，要求在大小会议上做检讨。×××在党内外激烈争论中，虽然是固守阵地、寸土必争，但最终也理屈词穷———帅字旗倒了，大小白旗拔掉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以×××为首的坚持反社会主义教育道路的阵营土崩瓦解了。这场辩论证明了党所提出的教学改革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其尖锐程度并不亚于政治斗争，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斗争越尖锐复杂，党的红旗就应该举得更高。（《高举红旗展开两条道路的斗争———武汉大学数学系拔白旗、插红旗大辩论经验介绍》，参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经验交流材料（湖北馆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９页。）

对于武汉大学数学系的“拔白旗”，《人民日报》进行了专门报道，同时还发了题为《拔掉教育战线上的白旗》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武汉大学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政治挂帅，展开了两条道路的斗争……终于拔掉了资产阶级的白旗，插上了无产阶级的红旗，在数学系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出现了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新气象”；文章提出：“这个斗争说明了，必须坚决克服右倾思想，贯彻党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使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放手发动群众，展开两条道路斗争，拔掉白旗，插上红旗。党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贯彻，必然会遇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抗拒和抵触，这不仅是思想斗争，也是阶级斗争”；文章最后说“武汉大学数学系两条路线斗争的胜利，是党的教育方针的胜利。但是它也说明这个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而且又是长期的斗争”。［３２］

我们看到，在拔掉一个个被视为白旗的专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后，在用阶级斗争这个大棒把人为制造出来的“对立面”纷纷打懵、打倒之后，大跃进的种种奇迹———土法炼钢、高产卫星田、吃饭不要钱、群众编教材等，才能够出现，因为“没有谁再敢说一个不字”［３３］。可见，贯彻“两个必须”的教育方针，就是在学校里搞所谓的阶级斗争，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学校不论大小，都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党中央的方针适合任何教育部门以及任何具体教育单位，任何部门或单位强调自己的特殊条件，而不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都是错误的。”［３２］

另外，在大跃进中，无论是报刊、杂志的描述、宣传，还是所谓的教育革命成果展示，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专家、教授一类高级知识分子，是作为教育革命伟大成果的对立面出现的。说到他们时，不仅充满了恶意的嘲讽、讥笑、而且肆意贬低、侮辱、质问直至批判。学术问题被政治化，以阶级斗争的手段对待学术问题与知识分子。在大跃进的教育革命中，仅仅是被批判、处分的高校学生就达１５万，而当时在校大学生约一百万人，高达１５％，［６］３１２－３１３数量惊人。教师被批判处分者更是不计其数。人们噤若寒蝉，学术界、知识界一时间万马齐喑，严重地伤害了知识分子，执政者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几乎降至冰点。实际上，大跃进的“教育革命”是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的延续。关于大跃进中学术问题政治化、阶级斗争化以及极左的意识形态等问题，笔者另文分析，在此不赘。

二、实践层面对大跃进中“教育革命”的调整、整顿

李庆刚认为，教育大跃进超出了国民经济的负担能力，也超过了教育事业本身发展的条件。其带来的主要问题是教育质量下降和教育发展的难以为继。［５］２００的确，大跃进教育革命的热浪一过，靠人吹起来的泡沫神话迅速破灭，各种问题纷纷暴露，后遗症接踵而来。庐山会议之后，虽然又发动了“继续跃进”，但已经是强弩之末，难以为继。因此，和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同步，政府部门对教育也进行了调整、整顿。事实上，这一调整、整顿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教育的调整整顿实际上相当于宣告了大跃进中“教育革命”的落幕。即使在当时左的思想仍然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大跃进中的所谓革命性的成果也多数被否定、被取消。

（一）减少劳动、政治活动的时间，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

１９５９年１月，中共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在“教育革命”期间，由于劳动过多，政治活动过多，“有部分学校没有很好上课。学术批判成绩很大，但批判得过多，打击面太广，比较粗暴”。４月３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结合起来”的社论，指出，“学校的主要工作是教学”。［６］２４０－２４３

同年５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全日制学校的教学、劳动和生活安排的规定》，规定要求：高等学校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每年为２～３个月，最多不得超过４个月。中学生每周劳动的时间，高中为８小时，最多１０小时。初中６小时，最多８小时。小学生从９岁起，每周劳动时间为４小时，最多６小时。［６］２４９与此同时，也减少了教师的劳动时间。如广东省下发的相关文件指出，“教师参加体力劳动的时间不宜过多，以一年劳动一个月为宜”，并且不再要求教师与学生“同吃同住”。［６］２５４

１９６０年５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和劳逸结合问题的指示》，对大、中、小学学生的学习、劳动、政治活动以及休息时间又做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例如，对于学生参加社会活动，指示要求：“控制各种社会活动和会议。学生参加集体的社会活动时间，高等学校每周不得超过９小时，中等学校每周不得超过６小时”。［６］２７４对劳动和社会活动进行了严格的时间限制，从而保证了学生的学习时间。１９６１年试行的高校６０条更加明确地提出，高第２期 反思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 １　０７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育质量。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社会活动的时间，应安排得当，以利教学”。［６］２９８一系列的举措使得各级学校逐步建立起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学质量得以逐步提高。

（二）减少招生，压缩规模、停办名不副实的高等学校与中等专业学校

大跃进期间，一哄而起新建的八百余所高等学校大部分徒有其名，有的所谓高校甚至只招收小学毕业生。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从学校名称进行规范。１９５９年５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整顿１９５８年新建的全日制和半日制高等学校的通知》，指出：“凡招收的学生是初中毕业生或高小毕业程度，教学计划及所开课程是中等学校水平的，不宜称高等学校”。［６］２４８　

１９６１年，在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文教工作的会议上，总书记邓小平指出：“科学教育水平并不决定于数量，主要是质量……这几年不论从哪几个方面都要步子放慢，进行调整，调整学校三年究竟能搞到什么程度，住、吃、课堂、师资都要算帐。少办些学校，把它办好”。［６］２９４

同时，教育部决定压缩招生规模，停办名不副实的高等学校与中等专业学校。１９６１年７月，教育部召开高校和中专调整工作会议，讨论了高校、中等专业学校“缩短战线、压缩规模、合理布局、集中力量提高教学质量等问题”。会议确定，压缩城镇学校的招生指标，精简学校的教职工，以减少吃商品粮的人数。并决定，三年内“继续缩短教育战线，放慢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集中力量提高质量。”［６］２９５

当年教育部停办、合并了一些不具备办学条件的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并且对中等以上学校的招生指标进行控制，少进多出。同年９月，教育部长杨秀峰指出，“教育大革命、大跃进，取得了成绩，但发展过快，超越了经济条件和学校主观力量的可能，就不可避免的影响了教学质量”。他认为，“教育工作中同样存在浮夸风、瞎指挥，不切实际的错误。”因此，“要坚决贯彻八字方针，大力进行调整工作。”［６］２９７

为使调整工作有章可循，１９６１年９月，中共中央批准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６０条。其后，又相继发出了《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小教４０条；《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中教５０条。三个条例的核心是总结经验教训，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规范办学，提高质量。三个条例的制定，不仅指导了当时教育的调整、整顿，而且其主要精神和思想也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育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停止用群众运动方式编讲义、教材

实行群众路线，靠群众运动，在几天或几十天的时间内，编出大学教材，是大跃进的一大“发明”，也在高等教育史上创造了“奇迹”，可谓空前绝后。当然，其质量之差也可想而知。１９５９年５月，中共中央转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高等学校学生编写讲义问题的意见》，指出：“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好学校所规定的各种课程，时间精力主要应当用在学习功课上……不要为编讲义而编讲义，不要明知力量不够也要勉强编写，更不要为了赶国庆献礼而匆促编写，粗制滥造。”

１９６１年４月，教育部等召开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对此，中共中央批示指出：“教材建设工作是促使高等学校教学秩序稳定和教学质量提高的重要环节之一”。［６］２９１之后，教育部成立了文科教材编选工作办公室（后改为文科编审工作办公室），下设１４个教材编选工作组。１９６２年７月，成立了高等工业院校基础课等课程教材编审委员会，由资深专家、教授担任各编审委员会主任。至此，通过大搞群众运动编写大学教材的方式终于结束。

（四）大幅减少学制改革试验

在１９６０年的“继续大跃进”中，全国（大陆地区）参与试验新学制的中学为三千余所，占当时中学总数的１８％左右。在其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期间，试验面逐年缩小。１９６１年２月，教育部召开新学制试点座谈会，会议提出，十年制学制的“试验面不宜过大，不要勉强搞套级过渡”，要“等试验成熟了再推广”“农村学校条件不够，可以不搞试验”。当年秋季，试验学校减至九百余所。

１９６２年，教育部副部长蒋南翔召集座谈会，参会者就“要不要进行学制改革，１０年能不能达到１２年制的水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之后，实行学制改革试验的学校大幅度减少，个别省市停止了试验。到１９６５ 年时，五年制试验中学只剩了约一百所。［６］２８８，３８８１　０８ 教 育 学 报 ２０１３年（五）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政策１９６１年４月，在高校教材编选工作会议上，中宣部长陆定一提出，不要乱贴政治标签。他说：“不但在自然科学里边不要随便去贴标签，说这个是社会主义，那个是资本主义，这个是资产阶级，那个是无产阶级。而且我看社会科学里边也不能随便乱贴标签……贴标签，简单粗暴，宁左勿右……这么搞下去，不但无益，而且有害”。［６］２９１

同年９月，高校６０条提出，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正确执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在１９６２年广州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提出应“把知识分子算在劳动者当中”，并表示，“对过去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向同志们道歉。承认错误还要改”。也是在这个会议上，陈毅副总理指出，“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６］３０４

之后，在大跃进中受到错误批判的大批知识分子得到了平反。１９６２年７月，教育部党组、团中央提交了《关于高等学校学生甄别工作的报告》，报告说，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１年的毕业生及在校高年级学生中，被批判、处分的约１５万人，其中以双反交心、拔白旗、红专辩论、教育革命、反右倾、反坏人坏事运动中批判的人最多。报告认为，对于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学生，应一律予以平反；对中等学校的学生，应采取更宽的方针。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指示，对各级学校中被错误批判和错误处分的教员、干部，也应当采取上述简便办法平反。［６］３１２－３１３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教育调整整顿过程中，在教育实践层面，大跃进中“教育革命”的几乎所有改革实际上都被否定了，教育因之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然而，由于社会意识形态中左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未变，因而，在国计民生稍有缓解之后，极左的东西再一次占了上风，并一步步走向极端。尤其在意识形态层面，极左思想越演越烈。对此笔者将另文分析。

总之，教育大跃进中的所谓教育革命，实为“乱搞”并搞乱了教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跃进和革命。同时，大跃进期间的教育革命，还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激进革命的方式以及街头政治的方式进行，完全违背了教育规律，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因之停顿，并且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大的教育混乱埋下了伏笔。

三、对大跃进中“教育革命”的思考

（一）“教育革命”不仅是一场彻底失败的教育改革，也是一场严重的教育灾难

大跃进期间的“教育革命”，不论是全民大办教育，还是几天、几十天普及初等、中等教育的造假浮夸，不论是大、中、小学停课大炼钢铁，以劳动代替教育教学，还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编大学教材，不论是学校办工厂车间，还是缩短学制，不论是鼓动学生批判教师，还是对专家、教授的恶意嘲弄，肆意贬低……这一切，都从各个方面搞乱了教育，是教育的大混乱和大倒退。这种把乱搞冠之以革命的做法，在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重演，并被推到极端。“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教育造成的破坏之大、灾难之深，史无前例。别的且不论，仅从大、中、小学的停课时间来看，就已经超过了近代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是自现代学校教育出现之后，中国教育史上停课最长的一个时期。

“文化大革命”伊始，全国大、中、小学全面停课，全体师生“停课闹革命”。仅以北京市海淀区城区为例，小学停课时间为两年，即１９６６年６月停课，至１９６８年９月复课，同时恢复招生；中学停课时间为两年半，即１９６６年６月停课，１９６８年１２月复课，同时恢复招生。① 大学则停止计划招生“达六年之久”，即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１年。［６］４０４

期间，１９７０、１９７１两年曾在部分高等学校“试点”招收了工农兵学员。［６］４３９，４４４可以说，即使是在近代中国社会最为动荡、最为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都没有过如此之长的停课、停止招生的记录。从世界范围来看，即便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也没有一个地区、① “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中小学校停课、停止招生的时间长短不尽相同。１９６７年３月７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但复课“进展缓慢”。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中小学一律立即开学。此后，更多的中小学陆续复课。但复课情况因校而异，“不少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因搞运动并未真正复课，或短期复课后又停课”。参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１９４９—１９８２》，教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４１２、４１５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共和国教育５０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６３页。

一个国家停课时间如此之长，这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空前的。因为即使战争时期，学校教育机构通常也是处于被保护和优待的地位。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大、中、小学、各级各类学校全部停课闹革命，教育的发展因之陷于停滞，使人才断代、文化断层。因此，“文化大革命”是摧毁一切文化的所谓革命，也是现代历史上一次最为严重的教育文化自毁。追根溯源，“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大革命”与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把大跃进中“教育革命”的所谓成果拿出来分析，如“全民办学”、“一哄而起办高等学校”、“将劳动列入大中小学的教学计划和必修课”、“停课劳动”、“缩短学制”、“学生编大学教材”以及无限上纲的“学术大批判”等，就可以发现，这一“教育革命”除了制造教育混乱和对教育造成破坏之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中“教育大革命”的许多做法实乃源于当年“教育革命”的“创造”，如劳动和政治课过多、学校办工厂车间等，有的甚至是对大跃进中“教育革命”的直接沿袭，如全国性、长时间的“停课闹革命”。

因此，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是“文化大革命”中教育大革命的预演和先声。“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大革命”，实乃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教育革命”的必然延伸和必然发展。

（二）“教育革命”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的中断与逆转

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批判、抛弃了既有的现代教育模式，但没有创造出自己的新模式，只有破坏，没有创新，导致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断裂，从总体上看，它与教育现代化和现代教育背道而驰。

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始自清末，确切地说，自１８４２年鸦片战争失败，中国被帝国主义的大炮强行轰开大门之后，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包括教育的现代化都开始起步。和其他后发现代化的国家一样，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也是首先从模仿甚至照搬开始的。最初，中国模仿、学习日本的教育制度，由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教育是从德国引进的，因此，实际上模仿、学习的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教育制度，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是其核心。

２０世纪初，中国一些中、小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一丝不苟地遵行赫尔巴特的教学五步骤，说明了学习过程中的认真态度以及对于教育现代化的追求。２０世纪１０年代末，美国的教育制度被介绍到中国，中国教育又开始模仿、学习美国的教育。不论是中、小学六、三、三学制的推行，道尔顿制的实验，还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陈鹤琴的幼儿教育，我们都可以看到对美国教育的学习和模仿。毫无疑问，以上这些学习，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步骤，构成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本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教育又开始全面学习、模仿苏联。

应当指出，当时学习苏联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以教育学学科为例，除了意识形态的特征之外，苏联教育学实际上是德国教育学的社会主义版。换言之，抽出意识形态内容，凯洛夫的《教育学》与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如出一辙，一脉相承。因此，中国教育全面学习苏联，标志着在新政权领导下，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新启动。是一百多年来在全面学习、模仿之后，中国教育继承本国传统，借鉴别国经验，重新整合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新开始。遗憾的是，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没有完成这个使命，相反，它还造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的停顿。有人提出，大跃进中“教育革命”的初衷，“是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２］试图走自己的路。

对于此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原因是，任何新教育制度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自身传统的继承，也离不开对别国经验、教训的吸收与借鉴。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优势之一就是示范效应，即在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时，已经有了可以学习、参照、借鉴的对象，后来者据此可以少走弯路，更快地前进。遗憾的是，以上两点在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都没有任何表现，相反，它却抛弃了自身的传统。与此同时，对外来的一切也彻底否定、批判。大跃进期间，正是在这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悲怆中，开始了所谓的“教育革命”。

１．抛弃了中国古代教育的优秀传统中国古代形成了非常丰富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经验，如重视教育、包括重视精英教育，重视知识、崇尚知识，尊师敬师、师道尊严、重视个人修养等等。孔子被尊为圣人，天地君亲师，师道不可谓不尊，并且是师之所存，道之所存。人们对教育、对教师、对知识、对文化的尊重与崇尚，甚至到了“敬字惜纸”的地步。然则，在大跃进的“教育革命”包括此前的反右中，一切都颠倒了，教育的地位一落千丈，教育的价值大大贬值。教师被肆意嘲讽，批判是家常便饭，没有尊严可言。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这个一贯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的民族，竟有人以不识几个字，以“大老粗”为自豪，多么可悲！多么可怕！

２．否定、批判、抛弃了清末民初以来引进的现代教育在大跃进前后，不论是教育制度还是教育思想，不论是教育内容还是教育方法，近代以来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教育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而一无是处，受到批判。在“教育革命”中，这些更成了臭不可闻、让人避之不及的东西。彻底批判资本主义教育、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这种喧嚣与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共始终。现代教育理论，不管是有价值的，还是没有价值的，不管是能为我所用的，还是不能为我所用的，总之，不管是什么，只要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都要进行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对所谓资产阶级教育与教育思想的批判，从来就没有停息，而且，逐步升级，越演越烈。

３．否定、批判、抛弃了从前苏联引进的某些教育理念

除了意识形态外，前苏联教育所崇尚的实际上是自赫尔巴特以来现代教育的某些理念与特质，如重视教师作用、重视让学生掌握书本知识、重视课堂教学，即所谓的三中心，其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与实践中具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至今仍有其独特的价值与光芒。但是，在大跃进的“教育革命”中，教师被认定为不如学生，学生学了几个月就胜过教师，教师可有可无；书本知识是过时、陈旧的知识，学了没有用，指导不了实践。由学生来编讲义，突击几天就出来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实际上取消了课堂教学，用劳动代替了教学。大跃进期间，在批判苏联的教育制度的同时，还对一度被中国教育界视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凯洛夫的《教育学》进行了批判。

对此，中宣部有一个批语：“我国的教育工作，是一直到１９５８年，即建国以后９年，才在理论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教育这个问题的。以前没有解决，把苏联凯洛夫的教育思想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而实际上它仍然是资本主义的。”［６］３６９因此，对苏联教育也必须否定、批判、抛弃。遗憾的是，这一批判很不彻底，它偏偏保留了以后注定要成为麻烦的东西，如前苏联消减综合性大学、扩展专门学院，理工分家，还有大学教师的教研室管理模式等。总之，即使我们把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视为对旧教育的决裂和建立符合本国特点的新教育的尝试，视为一次不成功的教育改革的话，那么，这一教育改革也是在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的，它没有对世界上其他教育模式的参照、学习和借鉴，是闭关自守的教育改革。同时，它也没有对中国教育传统的梳理与继承，切断了与自身传统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所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中国教育如此走自己的路，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与此同时，大跃进中所谓“超英赶美”以及对速度的过分追求，实际上显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对现代化的迫切渴求，这来自近代中国的屡遭欺凌、落后挨打之后对现代化的急切，更来自于执政过程中政治上向“左”的定位。所以，笔者认为，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往最好的方面说就是小农空想共产主义教育乌托邦的一次失败试验。

（三）“教育革命”的意图与效果背道而驰，加剧了城乡之间业已存在的教育不平等

教育现代化的标志和价值取向是教育的平等。前文提到，大跃进中“教育革命”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教育革命，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子女，受到教育，掌握文化，推进教育的普及。为达到这一理想，新政权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如扫盲，举办业余学校，开办工农速成中学，扩大各级学校尤其高等学校工人、农民子女的比例等。但是，对于把工农大众的彻底解放作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作为一个其成员多数来自农村的执政党，仅此是绝对不够的。那么，怎样才能迅速地提高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平？如何使广大劳动人民子女受到完整的初等、中等教育？就成为新生的共和国教育面对的首要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战争时期共产党根据地的战时教育方式，即群众运动的方式，就成一种很有吸引力的现实选择———这就是大跃进期间的“全民办学”。于是，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国大地上冒出了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各级各类学校。如，１９５８第２期 反思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 １　１１年９月，全国小学仅为３３万所，一个月后，就增加到１００万所，入学人数由８　４００万增加到９　２６０万。中学的入学人数由１９５７年的７００万翻番为１　４００万。［１６］４４１－４４２一下子，工人农民的孩子全都有学可上了，让工农变得有文化的理想，似乎有了实现的并且也是现实的途径。尽管全民办学、运动式办学的方式违背了教育规律，导致教育质量急剧下降，但是其扩大教育机会的价值取向，推进教育普及的初衷亦是旗帜鲜明的。但是，不论是扩大教育机会还是普及教育，都需要花钱，国家要有大量的经费投入，教育普及程度受到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制约，这已经为教育发展的历史所证明。

然而，在大跃进的“教育革命”中，政府部门、报章杂志最津津乐道的就是民办学校的“省钱”，即多快好省的“省”。前文提到，大跃进中，有用不到一元钱就办起的学校，用几元、十几元钱办起来的学校更是不计其数。农业中学、半工半读学校，也因为它的自助性质，在农村被大力提倡。但是，由于缺乏基本的办学条件，这些似乎在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学校，又同样在极短的时间内纷纷垮掉。许许多多的农村孩子仍然无学可上。此后，农村教育被排除在国家投入之外，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日益扩大，加深了中国教育的城乡二元分割，城乡之间业已存在的教育不平等进一步加剧。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１９８２年，农业从业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仅是４．８２年。［３４］而这时，世界许多国家已经普及了７—１２年的义务教育。

（四）教育革命“开创了”轻视知识之先河

在大跃进中，甚嚣尘上的鼓噪是，科学知识没有什么价值，大学不仅不生产知识，反而在工人、农民即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和智慧面前黯然失色。

人们看到的是，大学教授数年、数十年解决不了的难题，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几天、几十天竟能被边学边干的大学生所攻克。人们看到的是，在短短几个月中，在没有教授、专家参与，甚至是在专家、教授的“冷眼旁观”中，数以百计、乃至数以千计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不仅填补了国内的空白，有的还赶上或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群众运动、人海战术可以“创造”知识，更重要的是，这种知识能够快速生产，只要敢想、敢干就行。愚昧、蛮干，代替了理智和科学，正所谓“无知者无畏”。可悲的是，这种对科学知识的意义和价值的肆意贬低、轻视和诋毁，通过男女老少齐上阵式的群众运动方式，已经深深地印在民族的记忆中，遇到机会，就会沉渣泛起，浮出水面。“文化大革命”就是它的登峰造极。

在“文化大革命”中，轻视知识、轻视科学的意识，几乎弥漫到全国的各个角落，甚至成了一种集体意识。尤为可怕的是，这种意识几乎毁了整个年青一代，在“文化大革命”中，考试交白卷的成了时代的英雄，知识的价值等于零，甚至是负值：知识越多越反动。在文化知识上肆意贬低知识和知识分子，抬高工农的结果，是使工农越来越远离了文化，远离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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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魏曼华（１９５３—），女，黑龙江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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