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友采访录：王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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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日前，北大校友工作办公室组织采写的图书《故乡的云》由北大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采访了28位自改革开放以来北大留学回国的优秀校友，深入挖掘了他们响应祖国号召投身国家建设的感人事迹，引导青年学子树立科学的成才观和就业观，将北大人为祖国和人民奉献青春和力量的精神发扬光大。《故乡的云》是继《西部放歌》之后“北大博雅系列”丛书的又一力作。本网将陆续编发本书文章，以飨读者。


他看过诸多风景，从湖北到京城帝都，从美国纽约到明珠香港，他走了很远，走了很久，但最后终于回了家，重新站在了这片他爱的深沉的土地上；他从中学教员，到燕园学子，他任教耶鲁十载，却始终心系祖国，辗转香港内地，站三尺讲台，撰道德文章；他从六十年代的懵懂少年长成八十年代的求知青年，从自我走向更广泛的大众，践行着“怀疑一切”的信条。

他，就是王绍光——心若未名水，志如博雅塔，敢于怀疑，心系祖国的北大人。


北京的春天难得下一场小雨，打伞自是不必的，但免不了落得衣服微潮，料峭春风过，微冷而已。记者在朦胧细雨中骑车赶往王绍光下榻的酒店，温暖的室内，采访徐徐铺开，从窗子望得见未晴的天空，灰蒙蒙的，晕染开久藏的回忆。


七七那年，风华正茂

七七年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改变人生道路的一年，对王绍光来说亦是如此。现今谈起那段激情的青春年月，已近花甲的王绍光依旧记忆犹新，时不时露出温暖的笑容。

王绍光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中学被潦草的一笔带过，然后就匆匆忙忙地投入了工作。在考上北大之前，他是武汉市城乡结合部的一所中学数学教员。但那些日子并未让王绍光感觉愁苦和迷茫，他也并未觉得浪费了时间。“很多人说那时找不到书，我认为他们没有找。”王绍光这样说到。在那段清苦的岁月里，他广泛涉猎，从文史哲到数学理工都是他的阅读大餐，闲来无事也会“本分地”研究微积分，或者跑去邮局买一份英文报纸拿着英文小词典自己翻译。任外界斜风冷雨，他自岿然不动。

高考时，对美学有着浓厚兴趣的王绍光报了北大、复旦和武大的哲学系，最后却来到了北大的法律系。对此，他笑谈，“只要能上学上哪个系我就无所谓了。于是，我就来了北大。”

学习，自然是北大生活中最重要的篇章。“那时候，基本上就是天没亮每个电线杆下都有人在那儿背英文。但是，我不会起那么早。”每天早上，王绍光都会去未名湖跑步，然后几乎都会碰到跑步的朱光潜教授，“当时每天早上都会碰上一个小老头，个儿不高，那人就是朱光潜”王绍光亲切的回忆。吃完早饭他就会去图书馆占位子，然后在那里呆很久。“当时最愿意做的就是去图书馆的四楼也就是顶楼，有一个叫报刊阅览室的地方，最喜欢看的就是报刊阅览室的最新的报刊。”

谈起当年的老师和课堂，王绍光更是滔滔不绝。“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三门课，一个是张国华老师的法制史，一个是沙健孙老师教的中共党史，还有一个是陆卓明教的经济地理。”“（经济地理）当时是晚上上课，当时基本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录音机。当时录音机非常大，不能带，他当时已经有一个卡带的录音机，现在当然已经过时了，当时是非常新鲜的东西。每天上课以前就放音乐，放古典音乐。后来我看书才知道他钢琴弹得非常非常好，对音乐非常非常精通。”“但是这个陆卓明是完全不修边幅，像个糟老头一样，可他的每一项东西都经过思考，所以都能抓住人们的注意力。”陆卓明先生在九四年就去世了，说到这里时王绍光显得很悲伤，反反复复念叨先生唯一的一本未完成的著作。

那是物质上清苦的年代，法律系要和别的系一起共用静园四苑来办公，老师连办公桌都没有，可能只有一个上锁的抽屉。但是，这并不妨碍老师和同学们的热情，师生一起打排球，一起畅谈人生，朱启超老师甚至在王绍光离校近十年后还能叫出他的名字。

当时的学习氛围也让王绍光印象深刻。“当时的学习没有那么多的功利心，就是单纯的学习，为了求知，为了解决思想上的困惑。”除了凭兴趣学习，王绍光也很看重不同背景和经历的人在一起互相学习的方式。当时班级里的八十三个同学，来自五湖四海，从十七岁到三十多岁的都有，大多数人当过兵、下过乡，“大家关系都很亲密，在一起交流和学习，会学到很多”。当时，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叫做政治研究会的组织，联合了众多不同专业、不同背景的人在一起聊政治问题。他们也和哲学系的同学，以及南斯拉夫和美国的留学生等在一起讨论哲学上的异化问题。“在我的一生里面，我都觉得与背景不同的人互动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除了学习，王绍光还有着广泛的爱好。几乎每天四点多课结束后，他都会骑着自行车，从白石桥路，经过首体，然后到西单的民主墙看近来发生的新鲜事儿，那时还没有这么宽阔的马路，没有这么高耸的楼房，没有这么拥挤的车辆，“路两旁都是矮矮的小房子，还有大片大片的农田，骑车很有意思。”他去参观美术馆，围观北京城内最热闹的事儿，看当时进不了中央美术馆就在旁边一个小公园办的星星美展，去八一湖听北岛等人办的诗歌朗诵会……那时，没有地铁，那时，王绍光骑着他的自行车见证了历史上太多的激情，见证了他的青春岁月。

燕园就这样记录着王绍光的青年时代——激情、单纯、奋斗。


改革开放潮，国外十几载

王绍光迎着恢复高考的春风进了燕园，也踏着公派留学的浪潮出去看了看世界。“当时并没有想那么多，只是觉得有这个机会就去试试吧，结果就考上了。”王绍光笑着说。正是抓住了这次机会，出国留学成了他人生的第二块跳板。

语言问题自然是最大的障碍。王绍光在大一结束时就可以翻译一些东西了，但是完全不会说，也听不懂。说起怎么考过并且获得了美国政府的福布莱特奖学金，王绍光本人也觉得不可思议。说起这段经历时，他显得很轻松，带着笑声。刚到美国时，他连一句话也听不懂，说不明白，“连问路都问不明白”。至今想起来，他也想不出究竟是怎么解决了语言问题的，“大概就是多说，多和人打交道吧。”也许这就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吧。

在选择专业和学校方面，王绍光也显得很随性。“本来对法学就没有什么兴趣，学了四年后觉得也没什么可学的了。当时学习比较宪法的时候，从各国的宪法中看到了政治制度，觉得政治很有意思。”“国家公派让我去学criminal justice，我一查它主要与监狱之类的事情有关，我对此毫无兴趣。恰好大学期间看了几本Theodore J. Lowiy有关美国政治的英文书，书的作者是在康奈尔大学任教的著名教授（后曾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于是我说那我就去康奈尔大学学政治吧。”这些事经王绍光说出来，就像是春天树的发芽一样自然，但成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在美国的生活似乎也充满了浪漫的色彩。王绍光和一些其他的中国留学生共同租住在一个房子里，轮流买菜、做饭。有空的时候依旧会跑到不同的地方去看各种新鲜事儿。

学习上，王绍光却经历了一个较为困难的时期。“刚开始写论文很难”王绍光告诉记者，“老师会给你一个题目，但是没有答案，需要你自己阅读大量的材料，做调查，然后得出结论。”但是，王绍光努力克服了这些困难，写出了一些放在今天仍然很有意义的论文，比如说他写了一篇论文，颠覆了一位在世界很有影响的农业经济学家巴克（赛珍珠的丈夫）的“中国不需要土改”的结论，还写过一篇关于欧洲王位的长子继承制的文章，也很有意义。王绍光至今还对这些当年的文章感到自豪。

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期间，王绍光依旧坚持与不同背景的人在一起互相学习的学习方式。他们每周都会聚在一起，让不同领域的人用最简洁的语言把自己学科最前沿的知识介绍给大家。在这样浓郁的学习气氛中，王绍光意识到读完硕士并不能满足自己的研究需要，于是又读了博士。这一步一步走下来，看似轻巧随意，但背后的努力才是真正的支柱。

博士毕业后，本打算立即回国的王绍光不幸发生了车祸，不得不推迟毕业并滞留在美国。病愈后，他拿到了耶鲁大学的聘书。“能到耶鲁教书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作为一名华人教授，在美国一直排名第一的耶鲁政治系任教，开始时王绍光的确感到压力很大，但很快他发现自己无需畏惧，“他们凭什么瞧不起我呢！”，他凭借自己的实力踏实地站在了耶鲁的讲台上。

在耶鲁期间，他一边教书，一边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他不仅用英文写作，还大量用中文写作。在他看来，用英文写作有些时候是不得以而为之，为了保住“饭碗”，这些英文文章的发表也难免受到主流的制约，无法真实地阐述自己的想法；但是，中文写作却可以真实地表达自己，这是对自己的坚守，是毫无功利的学术研究。

除了教学和研究，王绍光也不放弃他的放松和娱乐。开始时，他看大量的中文小说，对中国文学史了如指掌；后来，有了电视，会看中央四台。他笑谈：“现在，我几乎期期《非诚勿扰》都会看，我觉得那是观察社会的最好方式。”

一次意外，让他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登上了耶鲁的讲台，也让他滞留海外十几载，这其中，有苦有甜，风生水起。


游子家国情，胸怀天下志

在香港回归的前一年，王绍光有幸到港中文做一年访问学者，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奔回祖国的怀抱，却因为女儿的学业而推迟。两年后，他终于如愿以偿，担任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重新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坚定地回到了祖国。“其实，从没有想过要在外面呆这么久，当初出国时就想着要回来。”王绍光语言朴实，却传达了他内心深处澎湃坚定的爱国热情。

现在，王绍光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的主任，同时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讲座教授。他辗转于香港和内地，在祖国的大地上教书育人，潜心治学，走向大众。

他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学服务中心的主任，那里是研究现代中国的必去之地。以前在耶鲁教书时，他每年至少会去这个中心一趟。现在王绍光再也不用每年远涉重洋来这里寻找资料了，他在他的麦加，他的祖国做着他热爱的事业；他在清华做系列讲座，讲民主四讲、中央与地方关系四讲，不亦乐乎。

在自己的祖国，王绍光更是如鱼得水，用自己的研究，自己的声音来说话，对中国的改革尽忠职守，提出了“广泛的自由、公平的民主、有力的国家”的主张。于是有人称王绍光为“公共知识分子”，有人把他划为“新左派”，对于这些，王绍光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如果自己的言论对中国的政策有影响的话，也是自己的职业的副产品而已，绝非动机；自己只是诚恳地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也许只是因为言之有理才产生了一些影响，但这并不代表自己就认同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称谓，自己更关心的永远是那些普通人。虽然王绍光并不认同“新左派”这个界定不清的归类，但认为知识界的这种争鸣是很好的，知识分子的共识是单薄的，这种争鸣才是真正的力量之所在。

在谈到这些时，王绍光的语气很凝重，态度很严肃。我们不难看出，他是单纯、认真、真挚之人，他有着未名湖水般的干净明澈的心，有着博雅塔般的远眺之志。鲁迅先生曾说：“无限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兼济天下者也。

回首。回首。燕园情深处。

逝水如斯夫，王绍光离开燕园已经近三十载，再回首，徒生多少感慨？

虽然王绍光现在在港中文做教授，在清华开讲座，但他的心从未离开北大，这里是他永远的家。他会关心北大每个系的发展，关心年轻的教员，关心走出去的学生，和以前的同学朋友叙旧谈天……“和北大的联系是千丝万缕的，但是并不排外。”

除了那一份心底的热爱外，王绍光还有一份骄傲。他求学康奈尔，任教耶鲁、港中文和清华，可在他看来，无论如何，北大都是优秀的，特别的。“优秀的大学，不在于老师，更不在于大楼，关键是学生。北大的学生是十几亿人里最好的，这是其他学校所不具备的。所以，北大肯定是世界一流大学。”王绍光坚定而自豪的说，“这就是我的一流大学理论。”

可是，王绍光对母校不是一味的推崇，他认为，无论是北大还是北大人，一直都受到社会的强烈关注，在这些关注中，非议自然也不会少，但经过这么多年，北大依旧屹立，北大人也依旧优秀。北大人是一个光环，但是这个光环不会也不应该成为一扇便利之门，一切都还是要靠自己脚踏实地的奋斗，正如冰心先生曾说的“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它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水/洒遍了牺牲的细雨”。

谈起北大精神，王绍光更是激情昂扬。他认为，北大的“自由民主”是一种简单的追求，放之实践中必定会遇见很多复杂的问题，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和张力的，但是这种追求是好的，尤其是对于学生来说。

在采访的最后，王绍光还坚定地重复了马克思的“怀疑一切”来作为对北大人的寄语。“作为学生，要敢于怀疑，这是一种胆识。思想自由不是反叛，而是要有反思的冲动与能力，尤其是对主流思潮的反思，对自己思维方式的反思，这才是精神上的自由！”

这就是王绍光，一位历经风雨而从容不迫，以儒家风范走过光影人生的学者；一位未敢忘忧国，乐众之所乐的北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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