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安远 既贱且辱此一生

Gowest

既贱且辱此一生
吾贱且辱…… ——柳宗元《送薛存义序》 一、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家 先说我的老家吧，要不说什么都像在半空悬着，落不弯textarea>
吾贱且辱……
——柳宗元《送薛存义序》






     一、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家

     先说我的老家吧，要不说什么都像在半空悬着，落不到实处。
     我是山西人，老家只会在山西，不会在别的什么上等州郡。依《郡望百家姓》上的说法，韩姓出自“南阳”，可说是南阳韩氏，那是宋代的事，说不定更早。按说我可以说祖籍南阳，想想并不妥当，近世以来，河南的名声比山西好不到哪儿，犯不着为了一个子虚乌有的“郡望”，背上欺宗灭祖的名声；南阳那儿即使是祖，也是远祖，没有近祖亲切。据家谱记载，我家至少自明代起，就在山西南部一个叫韩家场的村子居住了。
     韩家场，现在是临猗县临晋镇的一个村子，更上一层行政区划是运城市。若按这个县北边那个叫万荣的县里流传的一个典故，想托大的话，还可以加上更上一层或两层的领导机构。这个典故在我们那一带流传甚广，说出来或许可以加深对我们那一带风土人情的了解。说是一个村干部，听说名头越大，越好办事，而他又是个老实人，不能胡说八道，深思之后，便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了这样几句话：“中共中央国务院，山西省委万荣县，村办企业水泥厂，支部书记兼厂长”。
     这当然是个笑话，我们这个村子怎么也牵扯不到山西省委，更牵扯不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有一点却是必须郑重说明的，就是，我出生时，我们这个镇子的规格要比现在高些。我是农历丙戌年出生的，相当于公历的1946年。当时这个镇子，是个县城，就叫临晋县。到了1954年，厄运降临了，全国大合县，临晋与东边的猗氏合为临猗县，县治设在猗氏，临晋就沦落为镇了。在此之前，它可一直是晋南平原上响当当的富县。而我们那个村子，就在这个富县县城的东关口上，与东关大街只隔一条不会超过十步宽的土路。
     东关是旧县城最繁华的大街，说我们村就是县城的一部分也不为过。这一点所以非常重要，要做郑重说明，乃是因为它不光关系到我们村子的品格，还关系到我个人的品格。须知，一个县城出生的孩子，与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那儿有句俗谚，较为清楚地说明了此中的道理，说是“城里的娃娃，乡里的狗”，意思是这两类动物，都是轻易招惹不得的。
     我出点小名后，好多人一提起我是韩家场村人，总说我是个乡下人，于是生衍出许多说法来，或是纯朴，或是颟顸，总之是一个出生在韩家场这么个村子里的人，是不能跟一个出生在哪怕是太原这样重污染的城市里的人相比的，多少会少些文明的熏陶。我听了心里颇不以为然，觉得他们还是不太懂得中国城乡文化的深奥含义。一个生长在周围都是农村的县城的孩子，其优越感要远远大于一个纯粹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的。前者有可比性，后者没有可比性，可比性最能激发孩子的潜质，至于是好的还是坏的，那就全看各人的造化了。
     说到这里，顺便说一下我的出生。道理同前，只有将这些最基本的情况弄清了，往后说什么才能落在实处。不知你留意了没有，刚才说到出生时，我只说我是农历丙戌年出生的，相当于公历的1946年，没有说月与日。加上月与日，再说1946年就不妥了。我出生的日子是丙戌年十二月十二日，换算成公历，已是1947年的1月3日了。上大学历史系的第二年，看到一本《万年历》，轻轻一翻就查出来了。这是我上了五年大学，现在能想起来的最明确的一个收获。
     该说这个家庭了。真担心能不能说清楚。好多时候，是说不清楚的。这次也只敢说试试看。最好的办法是从头说起。若在戏台上，是要叫板的，我的叫板该是一声长长的：苦啊！
     所谓从头说起，就是从我记事时说起。我不是个多么聪慧的孩子，记事之时，当在七八岁的样子，也就是上了小学一年级以后。我这里说的是虚岁，没办法，我小的时候，一直是用虚龄计岁的。
  七八岁，也就是1953年吧，清楚地记得，我家大门的门脑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小木牌，比三十二开的书本还要小些，大体说来是四方形，只是上面两个角截了些，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六边形。正中墨写的四个字是：光荣军属。
     谁是军人？我父亲。
     我见过父亲寄回的照片，好几张。一张是单人的，戴着军帽，正中是五角星，昂首挺胸，胸前的白布胸卡上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父亲跟我说，这是他在设在石家庄的华北军政大学学习时照的。校长是后来成了元帅的叶剑英。一张是戴大盖帽的，胸前仍是白布胸卡，父亲说是1950年，部队在太原驻扎时照的。一张是与一个战友的合影，两人坐在舰艇上，上面写着“五四年于长山岛”。经我细细的辨认，发现那个舰艇，包括海水，全是假的，像是在照相馆里借用了道具照的。父亲坦然承认，确实是道具。他们是工兵部队，在烟台的长山岛上修筑国防工事，休假日去了烟台在照像馆照的。
     不光是军人，还是个小军官。据父亲说，1955年授衔时，是少尉，没过多久就转业了，在德州监狱当管理干部。一干就是三十四年，直到1990年离休。
     父亲在外地工作，家里当家的是爷爷。
     爷爷也不是农民。解放前当过小学校长。我上小学的时候，早就不当校长了，在临晋东关街上，开一间韩记颜料店，捎带也卖铁货。从东关口往里走三四十米的地方，路北，只有一间门面，没有伙计，就他一个人，是老板也是伙计。逢集的日子，在门前的台阶上摆满铁犁、铁铧等农耕用品，在台阶下放一张单桌，上面摆一排盒子，盛着各色颜料，主要用处是染布。
     临晋街上，三六九逢集，规模很大，方圆几十里都很有名。不管集日不集日，爷爷每天早上都要将门前那块地，认真地扫一遍。他扫地的时候，常是我上学的时候，到了爷爷跟前，总有些走不动的意思，磨磨蹭蹭，不想马上走开。每当这时，爷爷常会说：
     “想吃个火烧吧？”
     我也不吭声，只是更加走不动了，直到爷爷掏出五百元钱递给我，这才欢欢势势地走开。1953年正是旧币兑换新币的时候，我有过用旧币的记忆，想来是爷爷给的。再后来，就是五分钱了。五百元，或是五分钱，正是一个火烧的价钱。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在上学的路上吃一个热乎乎的火烧，该是怎样的福气。
     1955年11月，小学三年级第一学期的时候，我随母亲去了山东德州，户口也迁了去。1958年父亲响应国家发出的“干部家属下乡支援农业”的号召，又将母亲和我，还有三弟（在德州出生）送回老家。这时，爷爷已不开他的小颜料铺了，成了东关街上最大的百货商店的门市部主任，副的。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经过了公私合营运动，他的小铺合到公家的商店里去了。他因为有文化，成了县商业局的正式职工。只有每天早晨扫街面的习惯，仍保持着。只是我已长大了，不会在路过他跟前时，磨磨蹭蹭不想走了。当然，若学校要什么学习用品，或是缴什么费用，会堂堂正正地向他开口。爷爷呢，每次给钱的时候，总要多给上三毛两毛，算是给我点零花钱。
     很长一段时间，我写我的出生时间时，总愿意写作1946年。这是因为，写作1946年，我们弟兄四个的年龄，恰好是个平形四边形。
     哥哥1944年生，比我大两岁，三弟1956年生，比四弟大两岁，哥哥比三弟大十二岁（同属猴），我比四弟大十二岁（同属狗）。两岁是那个短边，十二岁是那个长边，两个短边是斜的，不正好是个平行四边形吗？这是我初中二年级学了平形四边形的概念后，首先想到的。能想到这儿，可见我只是笨点，却不能说很笨。
     再就是，只有这个扁长的平行四边形的队列，才有可能让我在“文革”爆发的前一年上了大学，同时也才有可能让我的两个弟弟在“文革”结束后，还没有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我大舅有三个孩子，年龄恰在我与三弟之间，命运跟我们弟兄就大为不同。时耶，命耶？只能说时中也有命的成分吧。
     五弟六弟出生要晚的多。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家庭，当时有八口人，就有三个挣工资的。哥哥工资不高，只能顾了他自己。而父亲和爷爷，合在一起当在一百二三十元。对一个多数成员在农村的家庭来说，应当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再就是，虽说家在农村，家里的成年男子，没有一个是务农的。说是一个富裕的家庭，有文化的家庭，该不为过吧。
     是个富裕的家庭，有文化的家庭，却不能说是个幸福的家庭。
     一个巨大的阴影，正越来越大地，向这个家庭的头顶聚拢过来。
     这就要说到我们家的成分，即家庭成分了。
     成分这两个字，几十年了，我一直都弄不清该怎样写，也弄不清它的确切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装傻，是真的。是说这个家庭有某种成分吗？显然不是。是说整体上具备某种性质吗，也不是，似乎更注重历史。真的就是历史吗，也不完全是，同时也在说明着现时的什么。写到这里，我不放心，查了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在成字下有这个词条，旁边又加了括号，里面是“成份”二字，也就是说，成分也可以写做成份。有两个义项，第一是“指构成事物的各种不同的物质或因素”，举例是化学成分，营养成分，减轻了心里不安的成分。第二义项是“指个人早先的主要经历或职业”，举例是工人成分，他的个人成分是学生。
     再翻“家”字，也没有家庭成分这个词条。才过去二三十年，词典就教人忘记这一影响深巨的社会名词了。
     我家的家庭成分是富农，一个没有富农分子的富农家庭。
     实在说，当年我也没有把这个当一回事。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我家最初是军属。父亲转业后，每年到了队里分口粮的时候，常说“干部家属怎样怎样”，也就是说，我和我母亲，是干部家属，我们这个家的成分应当是干部呀。这是不允许的。父亲填家庭成分时，也得填富农。
     最初让我意识到家庭成分可怕的，是初中毕业时的一件事。
     毕业考过了，中考招生也考过了。一天傍晚，在我家门前，我妈与一位邻居大婶聊天。这位邻居大婶有个侄儿也参加了中考，说起可能到来的结果，邻居大婶很是自负地说，你们家的成分不好，若分数差不了多少，人家会要她那个侄儿，而不会要我。我妈回到家里，不住地叹气，我在灯下看书，没注意。我妈叫住我，说了她的担心，前一年我哥哥没有考上高中，今年要是我也考不上，那可如何是好。
     “通知还没有下来，你怎么就说我考不上？”
     “刚才在门前，跟你婶婶说话，人家就说，要是分数差不多，肯定是要他家侄儿不会要你，咱们成分不好啊。”
     一阵悲伤涌上心头。我知道邻居婶婶说的是实话。但不知为什么，忽地一股悲壮之气涌上心头，扭身对母亲说：
     “妈，你就放心吧，只要是按成绩录取，录取一个也是我。”
     “真的？”母亲又惊又喜。
     “真的！”
     我的成绩并不是最好的，只可说差不多，敢说这样大胆的话，纯粹是为了安慰母亲。
     那一年的高考怎样，我不知道，知道的是，中考特别难。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许多建设项目都下马了，中考招生规模也压缩到不能再压。中专不招生，中技（技术学校）不招生，中师（师范学校）不招生。高中，一个县只招一个班。我的第一志愿，报的是康杰中学，当年晋南专区最好的一所高中。
     没过几天，考试结果公布了。
     临晋中学录取的肯定不会只有一个，我是其中的一个。
     康杰中学招收的学生不会只有一个，我是其中的一个。
     考上高中，妈妈高兴，爷爷更高兴，妈妈高兴只是庆幸我有书念，不知道考上康杰中学还有什么别的意义。爷爷的高兴就不同了，他知道考上康杰中学，就意味着往后上大学不用发愁了。因为我们那儿多少年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考上康中，等于一条腿迈进了大学的门槛。
     爷爷的高兴，还有一重原因，大约1923年的时候，他曾上过康杰在运城办的河东中学。假定现在的康中就是彼时河东中学的延续的话，等于多少年后，孙儿继他之后进了同一所中学。
     晚上，在院子里乘凉，爷爷给我说，康杰姓嘉，是夏县一个大地主的儿子，留日学生。留日期间，与几个同学办学校，践行“教育救国”的理念。他们还在上学，怎么办？康杰想了个办法，今年回来四五个人，教一年书，明年去日本继续上学，另外四五个回来接替他们。后来惹恼了阎锡山政府，办了两年就停了。抗战爆发后，他将自己家的地契烧了，发动民众，组织游击队，在中条山里坚持抗日。抗战胜利后，又领导武装斗争，叛徒告密，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
     又说，康杰口才极好，讲起课滔滔不绝，嘴边挂着白沫都顾不得擦一下。爷爷本来是要读下去的，哥哥弟弟接连去世，太爷爷无心用世，叫他辍学回来经管家务。回来后，一直在附近村子里当小学教员，还当过编村村长，再后来就在街上开颜料铺子了。
     我小时候，父亲不在家，最为崇敬的就是爷爷。在我的记忆里，爷爷清瘦高挑，热天一身白布裤褂，走起路来有种飘逸的风度。不光风度好，性情好，还写得一手刚劲的柳体字，在我们这一带是很有名的。爷爷总是勉励我好好念书，用他的话说，念到哪儿家里供到哪儿。
     我不敢说爷爷从我身上看到了多大的希望，至少是实现了他当年没有实现的求学的梦想。
     就这样，我去了离家一百华里外的运城县，上了康杰中学的高中部。从此也就离开了韩家场。只有假期，才会回去。
     那是1962年，我十五岁。

     二、苦读

     去运城，是跟荆冬娃、卫大鹏一起去的。冬娃是镇上教场庄人，大鹏是南连村人，我姥姥家就在这个村。后来冬娃考上北京航空学院，大鹏考上西北大学。
     那时运城还是个普通的县城，康中也不在现在的地方，在城内一条叫阜巷的街上，大门朝西，两个水泥门柱上，横跨着一个弧形的铁架子，上面四个红色的铸铁大字：康杰中学。
     在教导处前的公告栏里，找见了分班的告示。四个班，排序是六十二到六十五，我跟冬娃分在六十二班，大鹏分在六十五班。过后才知道，这是历年来康中招生最少的一次，往常多是八个班，最少也是六个班，近十年来从没有只招四个班的。同时也知道了，这次中考，临晋中学考的好极了，四个班共有二十二人。往年从没有这样好的成绩，也就是两三名，顶多五名。
     一个镇上的初级中学，何以会有这样好的成绩，当时我们并未深究，只以为是我们这一茬学生学习劲头足，又赶的运气好，才有这样的成果。
     多少年后，我悟出此中的一点道理。说来或许让人不信，我的看法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戕害了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甚至影响了国家的元气，说什么都不为过，毕竟几十万优秀的知识分子，为此付出了二十二年的岁月，有的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它的一个附带的作用，却很少有人估计到，那就是对中国乡村教育的促进作用。只要这样问上一句就明白了此中的关联：那些右派知识分子都去了哪里？因为有几个著名的右派去了黑龙江的农场（如丁玲、聂绀弩），或是新疆的农场（如王蒙、艾青），好多人以为他们全都去了那些地方。那是不可能的。那样重的处罚，也不是谁想得就能得到的。去了那些地方，纯粹从事体力劳动的毕竟是少数。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将他们从研究机构、要害部门调了出来，分配到内地的乡村中学当了教员。
     山西就是这样的内地省份。
     临晋中学，就是这样的乡村中学。
     隐隐然还有这样一个规律在起着作用，越是“罪行”重的，越是往基层打发。而“右派”这种人物，“罪行”与能力常是成正比，这样分配到临晋中学的教员，是些何等样人物，也就不难想象了。
     不必一一列举，说上几个就行了。教过我们几何的龚维尧老师，江苏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航校的教官。教过我们物理的周彭安，浙江绍兴人，原在某高校教书，我们甚至疑心他是鲁迅的本家呢。教过我们化学的吴惠畴，江苏人，据说他每星期都要去集上买一只老母鸡炖了吃。教我们俄语的三个老师，全是右派。冯祖华是江苏人，原在中央军委机要室任英语翻译；宿梦文，辽宁人，原是外交部的翻译，长的就像个外国人；阎杰，山西大学的高才生，早几年就该毕业了，因为右派问题严重，推迟毕业，我们去的那年才分配到临晋中学。
     这些右派老师，不光教学认真，水平高，一般来说长的也排场，没有那种猬猬琐琐的。他们带给当地学生的，不光是知识，还有胸怀，作派，文明。
     当年我们不会有这样的认识，只是觉得这些右派老师有本事，有风度，满口普通话，绝非本地教员可比。听他们讲课，有劲，过瘾。
     康杰中学的老师队伍，却是另一种气象。名望更大些，人也更气派些。比如李道垕老师，三十几岁，气质高雅，雍容有度，人说是李鸿章的曾孙女。教我们代数的张保安老师，是右派，略微有些口吃，但数学之好，全地区闻名。教我们语文的唐天榜老师，湖南石门县人，有过从军（旧军队）的经历，曾当过国民党部队的军官，解放后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是康中语文教研组的组长。高三教我们俄语的李卓老师，闻喜县人，黄埔九期学员，当过国民党主力部队的上校团长，率部与日军打过几次硬仗。解放后，回到闻喜老家，跟上广播自学俄语，经考核后录用，成为康杰中学最好的外语教师。教我们的时候，年纪并不老，也就四十七八的样子。在这所中学，有军界经历的教员，不止唐老师、李老师，更早一些的张炳南老师，当过张学良的秘书，我在校时的副校长张襄国老师，曾任二战区某师政治部主任，少将军衔。
     老师中，我最敬佩李卓老师，敬佩他的军人风度。
     李老师的军人风度，表现在教学与生活的一切方面。做什么事，都是卡着钟点，不迟不早，正好。钟声响着，走在去教室的途中，钟声一落，推门而入，分秒不差。一米八的个头，笔直的身板，通常的装束是，黄呢子军上衣，蓝呢子马裤。黑色或棕色皮鞋，什么时候都锃亮锃亮。平日在校园里走过，总是跨着标准的军人步伐，膝盖略微抬起，小腿轻轻地甩出去。若是去食堂，手里端着饭盒，若是去教室，手里端着粉笔盒，不管是饭盒还是粉笔盒，端在他手里，都像平端着一顶军帽那样郑重其事。我跟一位要好的同学，曾在宿舍里模仿李老师走路的步伐，学来学去，怎么也不像，总觉得自己一蹦一蹦的跟猴子差不了多少。
     康中的校园，是很有特色的，最大的特色该是宽阔，气派。教学区的地势高些，我们在的时候，还是旧式教室，一排一排，由北而南，中间是一条甬道。另有花园、康杰堂、教研楼等建筑。生活区的地势稍低些，面积是教学区的几倍，西边是老式宿舍，东边是新式宿舍，也是一排挨着一排，像兵营似的。东西宿舍之间，是大礼堂、灶房、篮球场。北边是大操场，有大门，里面有足球场，跑道。东南角还有一片农田，种的是小麦或玉茭。最南边有个自流井，终年流水哗哗，形成一条清澈的小渠，由南而北，绕过半个校园。
     这样好的教员，这样好的校园，怎能不激发我们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又怎能不膨胀我们出人头地的个人理想？
     看看早上的情景，就知道我们当年是怎样刻苦读书了。
     早上起床后，先是列队去大操场出操。人多，无法做广播体操，全是跑步，先是慢跑三圈，再是快跑一圈，最后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出操场大门，直奔各自的宿舍，拿上毛巾牙缸牙膏，跑到自流井一带，早了还可以在井口处的水泥池子边上洗漱，迟些就只能在井口接上水刷牙，在就近的水渠边洗脸了。这是指男生，女生另当别论，自有她们一套争抢时间的诀窍。
     洗漱过后，还不能停下来。不跑了，匆匆地走着，将洗漱用具送回宿舍，去教室取上书，语文课本，俄语课本，或是本子上记的“优美诗歌”之类，在校园里找个好位置，多半是树下或是渠边，要么是康杰堂前的花园里，哇喇哇喇地大声念。声音之大，不是真的听了，是不会相信的。用“可着嗓子”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因此位置的选择非常重要，前面空旷，左右无人，念起书来最为过瘾。若是近处有人，那就看谁的嗓门大了，总有一个会被对方巨大而聒噪的声浪冲跑的。只有雨雪天气，才会在教室里念书。有天下雨，早自习时间我有事出去，办完事往回走，迎面教室里传出的念书声给我的感觉，这哪儿是念书，分明是拼命！一股股巨大的声浪，从门框，从窗户，甚至是从屋顶的瓦片间，喷薄而出，震人耳鼓。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响遏行云”绝不是古人的诳语。再后来就更明白了，康中的好成绩，就是这样念出来的。
     还没有完。下自习的钟声响了，赶紧将课本送回教室，临放下课本前断不会忘了将今天应当记住的几个俄语单词，写在手心，夏天出汗则是小臂，然后拿上碗筷，匆匆赶往食堂前排队，一面随长长的队伍慢慢地蠕动着，一面默诵着手心上的俄语单词。有时太专注了，到了画票的事务长跟前，一声断喝才猛省过来。
     有这样的苦读功夫，任何一个中等材质的学生，都会考上大学的。
     一面刻苦读书，一面也感受到了饥饿的滋味。
     1962年，按后来的说法，仍在三年灾害的时限内，是三年的最后一年。灾害这种东西，来不是一下子来的，走也不是一下子就走的。刚入学，新鲜，心劲足，还不觉得什么，一到冬天，就感到了饥饿。总觉得肚子里空荡荡的，老像是没有吃饱。这主要是因为，学校的伙食，除了白面、玉茭面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红薯。当时的折算是，三斤红薯抵一斤粮食，实际上红薯这东西，吃到嘴里不耐嚼，咽到肚里不耐饥。晋南是产麦区，老辈子的习惯，红薯只能算副食，蒸馍馍时顺便蒸上几个，吃个新鲜，从来没有拿它来抵饥的。1958年大跃进，图产量高，大面积种植，又不能当公粮上缴，这才折算成粮食成了主食。这是我们很难习惯的。
     饿了想吃，该是天赋人权。再没有饿了能想出办法的了。
     当学生跟当兵差不了多少，刚入学是新兵，啥也不敢做，过上两个月就是老兵，再过上两个月就是兵油子了。这还只是时间的磨励，更要紧的是智慧的迸发。不知有人研究过没有，有个说法是，要想聪明你的头脑，必须先清空你的肠胃。确也是的，脑满肠肥从来是愚蠢的象征，寒门却同时出产孝子与举子，平日饥肠辘辘该是最主要的原因。以我之见，还要再加上一条，饥饿不光迸发人的智慧，还会让你的胆子变得忒大。饥饿生盗心，肯定是历史的总结。连陶靖节先生都感叹“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他后来是去乞食了，若连食也乞不到呢？再一个最好的一个例证，该是我了。那么一个勤勉向学的年轻人，几乎是无师自通地，就学会了杜子美先生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呵斥过的南村群童的伎俩：“忍能对面为盗贼”。
     我的盗心很简单，就是想办法多领一份红薯。
     我们吃饭用的是一种带格的饭票，排队领饭，到了跟前，递上饭票，司务长在上面画个“√”，旁边一个炊事员递给一个馒头，往里走，伸过碗，又一个炊事员给舀上一勺菜，常是清水煮白菜，上面飘几个油花儿。再往里走，有炊事员递给你两块红薯，说是称重量，实际上只是秤杆舞弄一下做做样子。馒头是不能捣鬼的，只有一个，拿上就走，一刻也不能停留，稍作停留，后面的人就要嚷嚷。汤上不必捣鬼，稀的能照见人影，白给都不要。可以捣鬼的只有红薯。那个地方总是热汽腾腾，对面几乎看不清人影。因为要过秤，要掂量轻重，人流不畅，常是挤成团儿。且有两三个炊事员管这个事儿。这就有了作案的机会。要领一是不能怕烫，接到手里，侧转一下身子赶紧塞进棉裤兜里，二是要装作迷迷登登的样子，好像你的眼睛叫热汽熏得什么都看不清，或者你原本就是个只知念书不知别的事该怎么办的书呆子，再转过身就往另一个炊事员那边挤，到那儿仍是迷迷登登的样子，这时炊事员常会大声呵斥：“瞎啦，眼睛是出气的嘛！”说着就会将秤好的红薯往你手里一塞，一面催你快点走开。那边门口，一口大锅，有炊事员会给你舀上一大勺子白面汤。出了门，不能往同学多的地方去，走到僻静处，吃完第二份红薯，再端着汤碗和菜碗（馍馍在菜碗里放着），去同班同学集中的地方，就不会有人疑心你作过贼了。
     后来我发现，这样做的不止我一个，我们班就有好几个。贼跟贼碰了面，谁也不说破，相视一笑而已。真有古君子之风啊。
     这种办法只可隔上三两天偶尔一试，断不会天天如此，至少我是这样的。倒不是怕事务长或灶事员识破了难堪——真要识破了，也有话说，是你塞到我手里的，又不是我从你手里夺过来的。要问为何将第一份放进裤兜里，就更好回答了：你管得着吗？我所以不会天天如此，主要是，红薯这种东西，吃的再多也抵不了多少饥，反而坏事，不是肚子胀的难受，就是一天到晚不停的放屁。
     对付饥饿，我的解救之道，主要还是靠家里寄的钱和粮票。
     来运城前，对我的生活，爷爷做了周密的安排。每月用保价信封（这种信封现在已没有了），给我寄十五元钱，五斤全国粮票。爷爷每次给我寄钱和粮票时，还要附一封字迹遒劲的信，勉励我几句。康中生活费每月只需八元五角，剩下的，就是我的零花钱。额外还需要什么，到时候写信，会及时寄来。怕我在运城有什么一时不便，还给我们村在运城工作的王占辰先生带了信，若临时用钱，可去王先生那儿去取，过后由他在老家归还。王先生是运城缝纫社的社长。他的二女儿，后来嫁给我的三弟，这已是爷爷去世多年之后的事了。
     平日最饿的时候，是下了晚自习，熄灯睡觉前这段时间。我的办法是，偷偷跑出学校，去街上吃碗肉炒面。这个时候，街上黑灯瞎火，大多数饭店早已关门，开门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剧院门口的一家小饭馆，再就是火车站前的人民饭店。这两处的肉炒面价钱一样，都是三两粮票，两毛七分钱。当然不会天天去，只能是隔一段时间，偷偷出去解一回馋。
     再一个最饿的时候，是星期天。学校平日三顿饭，到了星期天成了两顿饭，上午九点，下午四点半，最难熬的是两顿饭之间的这段时间。早就习惯了中午十二点吃饭，这天忽然没有了，一到这个时候，常会饿的心慌，书也看不进去，洗衣服都没有精神。好些同学这段时间，只好躺在被摞上睡大觉。这个时候，我会出了学校，去二郎庙一带转悠转悠。这儿是运城的自由市场，热锅子，羊肉泡，烤红薯，火烧，蒸馍，应有尽有。
     那时真是年轻，特别能吃，我曾创造过一次吃五个火烧的记录。
     记得是一个星期天，去了二郎庙，买了五个火烧，刚出炉的，装在一个小布袋里提在手上。一边往回走，一边对自己说：先吃上一个，剩下四个，以后每天吃一个。于是将一个吃掉了。还是饥。又对自己说，今天是星期天，特殊些，吃上两个，往后三天，每天吃一个就行了。于是又吃掉一个。仍有些饥，又对自己说，今天吃上三个，剩下两个，往后两天，每天吃一个就行了。于是又吃掉一个。这会儿不能说饥了，只是嘴上还想吃，又对自己说，干脆今天吃上四个，剩下一个明天再吃。于是又吃掉一个。快到校门口了，嘴上还是想吃，又对自己说，要吃就吃个够，剩下一个做什么。于是将最后一个也吃掉了。可怕的是，一口气吃掉五个火烧，并没有饱胀的感觉。实在是当时只买了五个，要是买了六个，也会吃掉的。
     有一年中秋节，学校供应福同惠的月饼，福同惠是运城的名店，平常根本买不上。每人两块，班上好多同学不要，我要了一斤，一斤八块，我也是用这种办法，自己哄着自己，一口气全吃掉了。那次的后果很严重。月饼不比火烧，死面油疙瘩，吃下去能把肠子坠断，半夜里肚子疼得我咬住被子角儿，差点打起滚来。
     不管是晚自习后出去吃炒面，还是星期天出去买火烧，我从不相跟别的同学。不是不想叫上，是怕传出去让人说闲话，影响自己的名声。班上的同学，大都来自农村，好些人都有助学金，不多，少的三块两块，多的不过五块六块。就这样，有些享受了助学金的同学，仍上不起，中途退了学。我们班报到时四十五人，满员，第一学年下来，就少了两三个，三年下来到高考时，我记得只有三十七人。
     到了高二，灶上不吃红薯了，饥饿的感觉就轻了些。困难时期过去了，灶上的油水似乎也重了。但我仍然改不了偶尔出去吃顿肉炒面的习惯。
     与肚腹饥饿伴随的，还有另一种饥饿的感觉，那就是对知识的疯狂的追求。
     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康中有个图书室，当时还不叫图书馆，有两个教室那么大，里面一排一排的书架上全是书。尽头住着一个老师，姓王，年纪不小了，总在四十岁以上吧。说不定要小些，我们那时年轻，看见谁都觉得挺大的。学生一次只能借两本书，去的多了，王老师看我像个真正爱看书的，允许我一次借五本，再后来，允许我进里面挑书，还让我把一本商务印书馆解放前印的初版《辞海》借出常年使用。我的课桌带个小锁子，里面除了课本，多是从图书室借的书。常是借上几本翻一翻，又还了重借。我不怎么爱看小说，太长，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最爱看的，还是写古代文人生活，解放前文人生活的散文。
     有时也去王老师办公室聊天。王老师口才很好，说起什么都是眉飞色舞，洪亮有力。记得跟我说过多读书，多掌握词汇的好处。一边说一边比划：肚子里词儿多了，写文章拿起笔（伸出食指挥来挥去，像是笔在空中舞动的样子），这个词儿跑来说用我吧，笔尖一摆，走开吧，哪儿轮得上你！再一个词儿跑来，说用我吧，笔尖一摆，去你的！再一个，还是不用。第四个跑来说用我吧，嗨，这个还差不多，用了正好！再往后，就不是它们来了，是你写到这儿，需要用什么词儿，准准儿来了的就是你要的那一个，别的自知无用，早吓的不知躲到哪儿去了。到了这个份上，就是真的会写文章了。有的老师说，要挑选词儿，那是起初，要是老在挑选词儿，构思好的东西早就跑了，哪里还能写出好文章。
     真是一篇生动的文章论！
     先是爱借书，后来胃口大了，变成了爱买书。
     运城南街上有家新华书店，星期天上街，常会进去转转，见到喜爱的书，由不得就想买。买过的书，记得有《三国演义》、《封神榜》。这都没有什么，毕竟是古典文学名著嘛。可笑的是，还买了些绝不该买的书，白白地糟蹋了钱。有次见书架上有本《烽火春秋》，以为是本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就买了下来，定价不低，记得是一元三角。回来一看，大为扫兴，原来是陕西省烽火农业合作社的社史。更为可笑的是，还买过一本《墨子研究论文集》。栾调甫著，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现在还在我一个书柜最下面一层插着。
     买的最有远见的一本书是文怀沙的《屈原离骚今译》，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前不久李辉质疑文怀沙年龄时，还拿出来摩挲一翻，看文氏的译文，是不是真的像论者说的那么糟。
     来运城上学时，爷爷给我带了一个不大也不小的白木箱子，高中三年我买的书，竟占了这个箱子的一半，总在三四十册吧。
     后来我才知道，我上高中时的花费，是很宽裕的，基本上能做到，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最典型的该是配眼镜。
     高一的第二学期吧，看见高年级同学有戴眼镜的，很是羡慕，总觉得自己的眼睛也有了毛病，看黑板上的字影影糊糊的。放暑假回到家里，给爷爷说，我的眼睛近视了，看不清黑板上的字，想配副眼镜。爷爷问需要多少钱，我说问过眼镜店，运城配不了，验了光，要寄到上海才能配下，得十几块钱。开学时，爷爷给我多带了二十块钱。那时验光，是要放大瞳孔的，一个星期几乎什么都看不见，起初的几天，跟瞎子似的，只能看着一点光影儿走路。一星期满了，再去眼镜店检测，店里人说，只有七十度，不用配。我已拿了钱，怎么能不配呢，我问得多少度才可以配，店里人说一百度，我说那就配个一百度的。就这样，花了十三元，等了近两个星期，才取回从上海寄来的近视眼镜。
     刚戴上眼镜，别提有多高兴了。我是我们班第一个戴眼镜的，大概全年级也是最早的。
     爷爷对我这么好，可是，有件事，却让爷爷伤透了心。
     到了高二，我给爷爷写信说，往后最好让爸爸给我寄生活费，表面上是爸爸的工资高，实际上我的小心眼里，是觉得钱由山东德州寄来，比由临晋镇寄来体面些。这也是源自我那因出身不好而生成的自卑心理。1963年后半年，学校不断地强调思想革命化，班主任老师开会时，常强调出身不好的学生要跟家庭划清界限。小组讨论会上，别的同学发言不发言无所谓，韩安远是一定要发言的，表个态嘛，清算自己头脑里的剥削阶级思想。这事儿，弄得我一听开会就紧张，一说出身就灰头土脸的。叫父亲给寄钱，意在向同学们表白，我虽然出身不好，但我的父亲是在司法部门工作的。
     爷爷看透了我的小心眼，伤心归伤心，只能同意我的要求。大约从高二的第二学期，就是父亲给我寄钱了。也是十五元，只是不夹寄粮票了。每次回到家里，爷爷仍会十块八块的给些。
     思想革命化中，我又做了件让爷爷伤心的事。一次小组会上，为了说明自己的认识提高了，我说，前些年最困难的时候，我家后院北房是队里的库房，农村的大房子，都是双扇门，用铁练子在下面套住，扣在门槛的铁钉上，铁钉上有圆孔可上锁。捎一推，门便敞开一条缝，用小炭锨伸进去，可铲出粮食来。我曾见我祖母用小炭锨伸进去铲粮食，外面用簸箕接住，铲了满满一簸箕，端到前院饭厦。这事儿小组长汇报上去，班主任在总结思想革命化成果时，还把此事写在黑板报上，一时间弄得我跟做了叛徒似的，走在路上，都觉得有人在后面指指点点。我最担心的是，班主任把这事儿写信告诉我们村里，村里开会斗争我祖母。为了让家里有个提防，我给爷爷写信说了这件事，意在让爷爷做好思想准备，万一村里知道了怎么办。
     万幸，班主任老师没有给我们村写信。放寒假回到家里，爷爷说，邮递员送报时，里面夹着我的信，往商店的柜台上一扔，那封信出溜到柜台下面去了，他也是最近才见到的。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多少年后，祖母在文革中（1968年）惊悸而亡，我总觉得有自己一份罪孽。
     那两年，我的精神状态是，一面发奋努力地读书，觉得前程无量，一面又隐隐地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总觉得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灾祸降临在自己头上。
     1965年夏天，高考来临了，什么都不想了，全力以赴备战高考。
     复习期间，不时听到一些不利于我这样的考生的消息，有人说今年的政审比去年还要严厉。去年就有学习很好的一个同学，因为出身不好而没有录取。中考时，我说过那样的大话，什么只要招一个也是我，到了高考，虽然自信我的学习成绩仍在优秀者之列，却再也不敢说那样的大话了。
     社会教会了我怎样看待自己。
     人间还是有真情的。高考期间两件小事，很让我感动。
     那时学生都没有手表，高考时能戴个表，对掌握时间肯定有帮助。最简便的办法是向老师借。越早越好，就是当下不用，也要早早定下。有个考文科的同学，向代我们语文的唐天榜老师借表，能开这个口的，总是平日还有些交情，然而没想到的是，唐老师说：啊呀，对不起，韩安远同学已经跟我说过了。过后这个同学跟我说起，问我真的跟唐老师说过吗，我急忙说，说过的，就在前两天。而我心里清楚，我还没有向唐老师说过，只能说高考前，我肯定会向唐老师说的。高考的前一天，我去找唐老师借表，唐老师多少带点抱怨地说：你这个孩子呀，也不早来说一声，我一直给你留着呢。
     再一件小事是，考外语前，就要进考场了，李卓老师匆匆走来，对我说：“我还以为你在那边考场呢，安远同学，给你个任务，先答你的卷子，答完之后，给我抄一份考题。”让学生抄考题，各科老师都会这样做的。早点见到考题，可以从容应对同学们下了考场的询问。这种事，常是委托课代表去做。我并不是外语课代表，李老师委托我来做，是对我的信任；他知道，我做这样的事，不会影响自己的高考成绩。考场上，我答完了自己的卷子，又工工整整地抄了一份考题，记得还是第二名或第三名下的考场。
     考完试，待了一两天，就各回各家了。
     临晋离黄河不远，约三十华里。傅作义当水利部长的时候，给家乡办了件好事，建起夹马口引黄灌溉工程，全县半数农田都可以浇上黄河水。黄河泥沙大，这个工程的一个特点是，每次要上水了，都要征调民工挖引水槽，俗称“上水利”。我回去不久，正赶上“上水利”。这活儿，常是一批完了再去一批。韩家场是个小村，年轻人少，要换人了，队长问我愿不愿意去。这批去的，有我小时的同伴姚平定，我从未去过黄河滩，就去了。我们住在一个叫堡里的村子里，每天步行四五里地去黄河滩上挖淤泥。自己起灶，不时有人回去取粮食和蔬菜。到了第五天还是第六天，取粮食和蔬菜的人回来，在河滩上喊我，说，安远你回去吧，你的通知书来了。
     安远是我的原名，石山这个名字是后来起的。
     当天我就赶回韩家场。通知书就在东房（爷爷的房间）桌上放着：山西大学历史系。
     谢天谢地，真该作个长揖！

     三、上了大学

     考上山西大学，是该作个长揖。
     但是，当年我在感念的同时，多少还是有些失落，觉得自己应当去个更好的学校，至少也是山西以外的学校。社会不成全，就自己成全自己吧。那时我正迷着写作，一到了学校就写了个小说，给《火花》寄去，怕同学们笑话，落款写的是爷爷单位的名称。也没有给爷爷说，他接到用稿通知，自然知道是我的。上的是山西大学，能成为作家，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为此，寒假过运城时，都没有去看望唐天榜老师。1966年的春夏间，肯定会发表一篇小说，放暑假时带上作品去看望，多少能减轻我心头的愧疚。真没想到，就是这一念之差，让我再也没有见到教了我们三年语文的唐老师。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唐老师就自杀身亡了。
     后来，了解到更多的高考情况后，我才知道，自己当初的那些想法，是多么的愚蠢。简直是白痴一个。考上山西大学，不是该作个长揖，而是该磕三个响头，还得是泣血稽颡的那种。
     真是玄乎，真是可怕，说是小命悬于一线，一点也不为过。而这个认识，我这个蠢货，竟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直到文化大革命过后，才算是真正明白了此中的玄机。
     1972年，已是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山西省汾西县教书的第三个年头，教书的上团柏学校，是我教过的第二所学校。放暑假回家，在霍州境内的辛置站（离上团柏村约十五华里）上的车，一坐下就看见对面椅子上坐的是路老师，路益言老师，康中高一时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多年后师生相见，分外亲热。推小车的过来，买了两包香烟送给路老师，算是老学生的一点孝敬。谈起当年的高考，路老师说：
     “安远，你知道不知道，1965年你们那一茬学生高考，是政审最严的一次。好多好学生，都因为政审不过关叫刷下来了。像你们班的李惠英、解仁伦、卫亚兰、牛兆仓，怎么都应该上了大学的。有的是家庭成分不好，有的是家里有判过刑的人。”
     “接到通知书，我去过学校。平常我们班的成绩，四个班里是排头的，高考，数我们班最差。全校是百分之八十，我们班只达到百分之七十，没考上的差不多有十个。都怨我们班是专职班主任，政审严，其他三个班都是语文老师兼着，政审松些。”
     “老师是一个方面，主要还是当年的政治气氛。你记得你是在哪个教室高考的吗？”
     “记得，老初三那个旧教室，在新教室的旁边，早就拆了吧。”
     “那年高考，出身不好的学生，家庭有问题的学生，全都集中在老初三的那个教室里。后来我们统计过，那个教室里，就考上你一个。”
     “真的？”
     “真的。你再想想，你们班里有出身不好考上的吗？肯定没有。全校就你一个。高考过后，我们扒拉来扒拉去，扒拉了多少遍，那个教室里，就考上了你一个。当然，我们也分析过，你的家庭情况比一般出身不好的，要好些。”
     车到运城，与路老师道了再见。我相信路老师说的话，他的出身也不好。后来路老师当了康杰中学管教学的副校长，现在他老人家仍健在，该有八十岁了。
     真让人寒心。将所有出身不好的考生集中在一个教室，且是所有作考场用的教室里，唯一的一个旧教室。不知是谁出的这个主意，真是够毒的。意思很明显，你们都是些注定考不上的学生，就不必占好教室了。由此也就联想到，考外语时，李卓老师找我，为何会在进考场前才急匆匆地走来，定然是以为六十二班的考生，都在某个新教室，去了没有找见我，经人指点，才来到初三这个旧教室的。
     在山西大学，开了学，系里通知，学外语的分两个组，一个组学英语，一个组学俄语。班上的同学，在中学都是学的俄语。想改学英语的，自己报名。我报了英语。外语是公共课，授课教员是外语系巩象巽先生。教室在主楼二层南边的一个教室。记得第一次上课，巩先生对照花名册，挨个儿点名认人，点到我时，我应声站起，巩先生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下花名册，这才说：“啊，你该上外语系嘛。”这话是什么意思，不难明白，想来外语成绩是很高的。究竟多高，我也不知道。
     1966年9月吧，我们班从“半农半读”的岚县回到太原不久，学校大乱，我们系的系办公室叫砸了，最初的一两天，谁都可以进去乱翻乱找，我们宿舍的几个同学也去了，最让我惊奇的是，在我们入学前，学校给每个学生都刻了一个长方形的名章。没有边，光秃秃的三个宋体字，间隔有一个字那么宽，后来翻出我们的花名册，才发现这个印章是专门用来造名册用的。名册上有格子，印上就不需要边儿了。我拿回了我的印章，顺便还拿回了班上一个女同学的印章，想来当天或是第二天见了人家，就殷勤地献给了。几十年后，留下的痕迹是，在我当时用的《四角号码词典》的扉页上，拓着我的姓名：韩安远；在另一页“查字法”的字行间，拓着这个女同学的芳名：王健秋。想来是拿回的当天拓上去的。健秋是我们班最漂亮的女生，白净清秀，有着体操运动员一般的身材，跟她谈恋爱，我连想都不会想，能献点小殷勤就是很幸福的感觉了。
     也是这次去系办公室翻找，竟然看到了我们入学的成绩表，就是那个用了印章的花名册。我的入学成绩并不高，七十九点五分，全班第二，最高的是张天祥，八十一点五分。那年高考，只考四门，政治，语文，俄语，历史。我的单科成绩，最低的是政治，七十分，最高的是俄语，九十九分。是不是看到了政审等级，现在记不清了，想来是看到了的，我的是“普通”，意思是可录入普通高等院校。因为多少年了，我有个印象，觉得冤枉了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这个概念是从哪儿来的，只能是看到我的政审不是那么坏，才会有这样的转变。由此推论，当时是看到了的。这也可说是我此生的又一件幸事。
     要感谢的，或许不是班主任老师，该是那个神秘而又荒谬的“百分之五”，写作“5%”更直观些。
     这个百分之五，虽说早就存在，且在我的生命中起了那么大的作用，而我，却是多少年后才发现的。
     文革后，有次与中文系的薄子涛同学说起出身这回事，我说我们班三十个同学有两个出身不好的，他说，他们班五十个同学，也是两个出身不好的。中文系一年级甲乙丙三个班，他是丙班的，据他所知，甲乙两个班，也是每班两个出身不好的。我有些奇怪，说这样我们班就占便宜了。子涛说，谁也占不了便宜，整个一届学生平均下来，就是百分之五。教育系人少，三十个学生，不用问，也有两个出身不好的。
     我脑子里马上算出来了：50×5%＝2.5（中文系），30×5%＝1.5（历史系），30×5%＝1.5（教育系）。可不嘛，中文系三个班，每个班多出来的半个人，正好填补了历史系、教育系的窟窿。更准确点，中文系某个班，应当是三个出身不好的。人不能按半个算，多出半个该算成一个。
     对出身不好的学生，想来也是挑了又挑，拣了又拣，看看我们班两个出身不好者的情况不难明白。我的不说了，另一位同学叫乔象鋐。出身地主，但他这个地主，也实在冤枉。他父亲三十年代是山西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抗战起来，年龄大了，回到河津老家。他与母亲，一直在太原，与姐姐、姐夫生活在一起。也是从太原考上的。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是当时中科院学部（后来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乔象锺，姐夫是中国著名的马列主义美学家蔡仪。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学者家庭出身的人，多少年来一直蒙受着出身低贱的屈辱。在班上，与我成了不便多接触，而心心相印的好朋友。直到现在我们还来往着。去年秋天，他家后院里的葡萄熟了，还邀我一家去采摘。
     这个百分之五怎么来的，绝不会有什么统计学的支撑，不过是那个年月，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衍变而来。那年月，甚至更早，那些自以为懂得马列主义的大大小小的领导，一说起阶级斗争一类的事，总是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群众，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既然人民群众占了百分之九十五，阶级敌人只能是百分之五了。
     事实上，对学生政审的鉴别，是一个非常严格甚至是严厉的系统。我记得当时共分四等，一是绝密，二是机密，三是普通，四是不合格。前三类，是考生政审的等级，也是可以录取的学校的级别。绝密类的，指“哈军工”这样的院校，机密类，指太原机械学院这样的高校，普通，山西大学这样的学校。不合格，就是说政审不合格，哪儿也不能录取。
     前年，我看到袁剑平的一篇文章，名为《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载2007年第六期《书摘》杂志，作者是河南开封著名的育才中学的学生，1959年的考生。主要回忆了他们班当年高考的情况，也涉及到河南省和全国的一些情况。其中说，他们那一届共有学生二百余人，1959年高考时，除了不愿升学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后来才知道，全是因为政审没有过关。当年的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一是可录取机密专业，二是可录取一般专业，三是降格录取，四是不宜录取。
     这样说来，1965年的政审，又严厉了一步。将可录取机密专业，分解成了绝密与机密两类，去掉了含糊其辞的降格录取，“不宜录取”也改为更为明确的“不合格”，免得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在“宜”字上作文章。
     起初我还是感激这个政策的，毕竟我是“给出路”政策的一个受惠者，多少像我一样出身不好的同学，从此告别了学校，有的进了工厂，有的当了小学教员，还有的回到农村，再也没有出来。极少数幸运的，直到十二年之后，国家恢复高考，才再一次走上考场，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想。相比之下，我真是够幸运的了。
     然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羞辱，磨难，甚至是恐惧之后，我不那样认为了，隐隐约约地，我总觉得，这或许是一个更为阴狠，也更为恐怖的安排。在一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社会，或者说是历史时期，不管在哪儿，怎么能少了斗争的对象？好比一个角斗场里，断然少不了角斗的另一方。
     这一部分太长了，但对于下面要写到的内容来说，我觉得还是短了些。不把责任归之于时代，你永远也无法解释同学之间会那样的残酷无情，心毒手狠。比喻虽说不伦不类，总可以回避一些更为尖锐的问题。
     我们班录取时是三十名，开学后不久，从别的系转来一男一女两个上一届的病休生，因病休学一年又复学的学生，就是三十二个了。我们这一级叫六五级，学制五年，按毕业年限说，就是七〇届了。历史系是小系，全系不过一百五十人。二年级人数最少，只有二十个。
     第一学期先是入学教育，记得主持工作的刘梅副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说了句让人振奋的话，说是山西大学要振兴，已定出详细的规划，概括地说就是：七年奠基，十年有成。希望新入学的同学，为振兴山西大学而勤奋读书。教授代表讲话的是历史系教授阎宗临先生，阎先生是国内著名的世界史家，这并不是他最辉煌的名头，最辉煌的名头是鲁迅的学生，《鲁迅日记》上有七八处提到他。他的讲话，声音不高，不像副校长那样理直气壮，嗫嗫嚅嚅的，意思不外是希望大家好好学习，打好基础，将来毕业了，服务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第一学期糊里糊涂地过去了。记得清楚的是，每人发了一个借书证，每次可借五本书，我几乎每个星期都去图书馆，借了翻翻就还，还了再借，不到一个学期，借书证上就写满了，又换了个新的。再就是去市里的书店买书，现在我的书架上的一套《中国文学史》就是那时买的，不过却不是主动买的。同宿舍的李三文同学有一套，我借了中册去图书馆楼上看。回来路上要去厕所，遂将书包挂在路边的树枝上，出来就不见了。当天在食堂外面的墙上贴了个寻物启事，写的是：本人临时有事，将书包挂在图书馆南侧路旁的树枝上，不知哪位急公好义之士捡走，望能送还或告知本人去取，感谢不尽。这样刁钻刻薄的失物启事，鬼才会给你送还或是告知呢。里面有李姓同学的书，怎么办，只好去书店买了一套，将其中的一本还给人家。自己留下上册和下册，插在宿舍的小书架上，不留意的人还以为是全套。直到1969年冬天，我们要“战备疏散”去昔阳了，教务处打电话到系里，让韩安远来领他的书包，我去了，才看到四年前挂在树枝上，让某位“急公好义之士”捡了交到教务处的书包，里面有我的文具盒、硬面夹子、笔记本，还有那本《中国文学史》中册。中册回来了，跟剩下的上册和下册，又配成一套。
     这件事极具典型意义。退休后有时间细细回味此生，为何如此落魄，如此凄惨，有一条是不能回避，不能怪罪别人的，那就是笔下无德。什么好意思，叫我一写，全变了味儿。想来哪位捡了书包的同学，就是见了我的寻物启事，也不能交给我或是告知我了，又不能昧了，只有交到教务处了事。奇怪的是，教务处竟能保存四年而最终物归其主。
     还有一事该记。我家里有两个人挣工资，评助学金前，我没有报，班上还是给评了个最末一等，每月四元。据说是我家人口多，按人口平均，不足十五元，给补齐。班上出身好的同学，人人争说困难，几乎报什么评什么。全额助学金十八元，除了伙食费之外，还有几元的零花钱。我仍是由父亲每月给寄十五元，比高中穷多了。这儿光伙食费就是十五元，好在家里不时给以接济，没有真的穷过。放在书包里，一起丢了四年后又回来的那个硬纸面夹子，一个就二元七角，是在太原五一大楼文具部买的。一般同学不会买的。这个夹子还在，除了旧些，一点也不比现在市面上卖的塑料面的夹子差，似乎还要气派些。上街饿了，一次买两碗炸酱面解馋是常事。太原的炸酱面，多是刀削的，有筋道，口感比北京的炸酱面好的多。
     第二学期，就是1966年春季开了学，一到学校，就听说要让历史、教育、中文三系一年级学生，组成去晋西北某地搞“半农半读”试验。当时什么都是革命化，大学教育也要跟上革命化的步伐，别说是“半农半读”，就是说要搞“全农不读”试验，我们听了都不会觉得奇怪。文革如果是一场风暴的话，这时候已经是“满城风雨”了。
     各种零零散散，影影绰绰的消息，在风传中渐渐完整，也渐渐明确。晋西北某地，经派员踏勘并与省地政府部门协商，具体为忻州地区的岚县。机构名称为山西大学吕梁分校，不加“半农半读”四字。分校校长为山西大学副校长逯行同志。时间是1966年4月1日。我对这些都无所谓。我不是个多么有脑子的人。去看看晋西北的山水，也挺好嘛。
     下去了，坐汽车下去的。由忻州去岚县，要过一个叫十八盘的地方，大卡车在山路上绕来绕去，有时我们这辆车车头朝东，而下面那辆车车头朝西，像是背道而驰似的。太原已经热得要穿衫子了，而这里的背阴处，还有未消融的积雪。这一切，都让人像将要奔赴疆场的战士一样亢奋不已。

     四、“文革”开始了

     到了岚县，地方早就划好了，我们班在山上一个小村子，叫井家洼。住了没有一个月，又搬到东土峪村，是个大村子，教育系也搬了过来。中文系还在原来的地方，他们的条件原本好一些。这儿是平川，条件好多了。我们每天都要出工，先是在河滩里开垦耕地，种玉茭。后来又将一条小河堵住，要栽种水稻。到东土峪没多久，6月1日吧，《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带我们下去的辅导员，接受反右的经验，将学生划为左中右三类。我也不知道自己算哪一类，一次劳动时有个同学露了陷，这才想到，我的类别不会比我的出身更好。
     那天是在稻田劳动，我、乔象鋐，还有一位王姓同学在一起拔稻田里的稗草。一边劳动，一边随心所欲地说些班上的事，间或还会说句下流话。象鋐心细，见那位王姓同学不时转过身，在胳膊的皮肤上写什么，悄悄走到背后，一看就生了气，说：你怎么把同学随便说的话，都记录下来，是要向老师汇报吧。那位同学叫揭了老底，很是尴尬，连声说不会的，只是自己回去记日记用。我们谁也不相信他的话，因为他平时从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怪不得辅导员老师不下地，却常常很自负地表示，他什么都知道，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那些小把戏，别想骗得了我，谁是革命的，谁是不革命的，我看一眼就知道，你们底下说些什么也都知道！”曾有一个同学，被诬陷说了一句什么话，死不承认，最后竟弄到咬破手指写血书的程度。
     到了8月，不时听到太原总校的一些情况，三个系的同学都闹着要“返校闹革命”，分校领导没办法，请示总校后，派来四五辆大卡车，接我们回太原。一到太原，哈，全校到处都是大字报。某日下午，竟然见我们系的几个高年级学生，押着十几个教师在校内游街。其中一个年轻老师，走在最前面，提着一面小铜锣，走上两步，当当敲上一下，喊一声：“我是大流氓×××！”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师，哪是什么大流氓，连小流氓都够不上，他是党员，刚从“四清”的村子回来，有同学写大字报揭露，说他在村里常议论哪个媳妇漂亮，哪个媳妇长的白净。游街时，都要有个名堂，老先生可以叫反动权威、牛鬼蛇神，他是普通教师，又没有什么学术著作，只能给他安个流氓的称号，既是流氓，当然以“大”为上品。
     这期间我也写过大字报，有次外语系开会，跟另一派发生了冲突，另一派说是打人事件，要揪出打人凶手，来势汹汹，写了许多大字报。正好推搡时我在跟前，就写了张大字报叫《是推不是打》，还附了当时两人位置的示意图。贴出来，引来好多人围观。中文系一年级乙班的崔巍见了，说写的好，从此我们成了朋友，常来常往。我们都是吕梁分校的，以前打过交道。通过崔巍介绍，又认识了孙涛，再后来又认识了薄子涛。认识梁志宏要晚些，但对他的名字，上学之初就听说了，他比我们高两个年级，是文三的，我一入学，就听说中文系有个同学是诗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诗。
     9月的一天傍晚，楼道上忽然有人呼喊：走，去省委去，要求声援西安的学生运动。我也跟上去了。路上才知道，西安的大学生受到省委的压制，在省委门前静坐示威，学生联合会给全国各大学发来求援信，呼吁派人赴西安声援。省政府的东院，当时是省委的办公室，高年级的几个同学进去交涉去了，我们在外面等了又等，直到天黑了很久，交涉的同学出来了，说省委同意了我们的革命要求，拨给经费和粮票，南下支援西安的学生运动。省委秘书长出来接见了我们，叮嘱路上要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第二天，我们就上火车去了西安。全是我们系的，谁想去就去，总有三十几个吧。领队是谁我不知道，该是高年级的同学，我们班的班长也去了，若有个领导小组的话，会是小组的成员。去了西安，学生们已不绝食了，事件已平息了。我们也乐得如此，在西安玩了两天，就南下去了成都。在成都，因为支援大学生冲击西南局，还让西南局的干部支使当地民众，将我们乘坐的大轿车，在西门外的青羊宫围了一天一夜，当时称为“青羊宫事件”。之后便是去重庆，设想是由重庆坐江轮，直达武汉，再经郑州、北京，回到太原。当时全国大串连还没有开始，我们的这一设想可是够宏伟的。
     到了重庆，住在重庆大学，吃饭就在学生灶上。吃了两顿饭，我就发觉重庆人要比山西人，在文明进化上高了一个档次。我在山西大学吃食堂，馍馍是定量的，每顿一个，连窝窝头也是定量的，别想多吃半个。菜呢，常是大烩菜，材料并不差，肉片子，粉条，海带，白菜，应有尽有，但肉跟蔬菜一锅熬，大师傅舀菜时，一勺子下去，很难说舀到什么。也许一勺子全是肉，也许一勺子全是菜，全看你的运气，还有大师傅的心眼。重庆大学就不是这样。他们是一大木桶白米饭放在那儿，随你去挖，吃多少挖多少，不限量。菜呢，肉与蔬菜是分开的。以我吃过的肉片炒嫩薑为例，挖好白米饭，去排队领菜，递过搪瓷盘子，先由一个大师傅给你舀一勺子妙嫩薑片，往过挪一步，再由另一个大师傅用一个小匙儿，给你舀上满满一匙儿的炒肉片。尽量的满，让你感到大师傅恨不得把盆子里的炒肉片全给你一个人舀上。只是太可惜了，他的小匙儿就那么大，实在没有办法。这样一顿饭下来，谁也不会有吃了亏的感觉，吃饱喝足，高高兴兴地去上课，去读书。
     我后来在学校里，见过为排队争先恐后打架的，后来到了昔阳县，还见过有同学打上菜，当即泼在事务长面前的，想想，都是因为没有采用重庆大学这种做法。要是这样做了，先来后到就没有差别了。也断不会有同样掏了饭费，而碗里不见一个肉片的事了。说起来是小事，关乎一个人一整天的心情，甚至会诱发更大的事件，能说是小事吗？我总觉得，社会能体现公正的地方，一定要尽量体现公正。公正是一种智慧，不公正则反是。
     在重庆待了两三天，主要是江轮的票不好买。有高年级同学办外交，我这样的人只能坐享其成。忽然有一天，说是江轮的票买下了，明天一早就可以上船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少陵的诗句在胸中涌动着，我甚至都能想象出三峡绝壁上攀援的猴子，怎样向坐在船舱里的我尖声啼叫了。
     然而，到了傍晚，我们班的班长找见我，有些难为情，却又是坚定地说：重庆的革命气氛很浓，接待我们的红卫兵提出，不能让“黑五类”学生混在红卫兵的队伍里游山玩水，我们研究过了，只怕往后到武汉，还会有这样的事情，为了不给大家添麻烦，决定让你跟高年级的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现在就返回去。这儿没有去太原的火车，给你们买的是到北京的票，在北京玩上两天，就可以回学校了。
     说着将一张火车票递过来。
     我默默地接过来。立即意识到，这是遣返，只是没有人押着罢了。遣返这个词，我是熟悉的。在来西安的火车上，就曾看到被遣返回乡的地富分子，被查出的红卫兵用带铜扣的军用皮带狠狠地抽打。想不到的是，遣返这种事，会落在自己身上。用红卫兵的语言，当时重庆大学挂在主楼前的大幅标语上的话说，则是“黑五类滚回去”。
     有什么可说的呢。总不能因为自己一个人出身不好，耽搁了大家的行程。班长说的是实话，不光主楼悬挂的白布黑字的标语上，确有“黑五类滚回去”的大字，据说外地来渝的学生，登记时都要问清什么出身，出身不好的不予接待。
     第二天早饭后，卡好钟点，我和高年级的三个同学，一起乘公交车去火车站。几十年过去了，只记得五年级的一个同学叫王庸，其他两位叫什么，哪个年级（肯定不是一二年级）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也是因为，情绪都不好，默默地进了站，上了车，各自找地方坐下，都没什么话可说。记得到北京后，不是王庸，是另一个同学，下车后问清我想去一下颐和园，特意告诉我该怎样乘公交车。他在北京有亲戚，常来的。
     虽是无奈，也不是没有怨怼，比如说，大家都是从太原出来的，学生证上又不标明出身，你们不说，接待单位怎么能知道哪个出身不好？还有，同行的一个叫施雅芝的二年级女同学，也是出身不好，为什么就不让她跟我们一起遣返回去呢。当然，施雅芝同学是系里最漂亮的女生，给了我，也会把她留下的。这是另一回事。至少说明，要隐瞒是可以隐瞒过去的。
     我回到太原，大约是9月10号左右，不久就是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自然没有我的份。
     到了9月底，学校通知，凡是没有参加过接见的大学生，都可以去北京，由学校统一领队，统一安排。这次我去了，住在朝阳区的一个中学里，睡的是教室，连床板也没有，就是席子、毯子。到了10月1日这天，早早就出发了，集中在东单附近的胡同里，快十点钟了，排成八列纵队上了长安街。两边全是解放军战士，只有中间一条通道。一会儿走，一会儿跑。到了金水桥前，边走边朝天安门上瞅，只见镁光灯一闪一闪的，想来是给毛主席照像，看人却看不见。到了正对面，能看清了，只见周恩来总理，拿着本“红宝书”，探着身子，胳膊不住地抡着，意思像是快过，快过。有人停下了，顿时挤作一团，旁边的解放军，几乎是推搡着，训斥着：快走，不准停下。再往前走，过了中山公园门外，就没人管了。
     据后来眼睛好的同学说，我们经过的那一会儿，毛主席不在天安门上，进去休息或是做别的什么事去了。反正不在天安门上。
     大串连正火，人们疯了似的往外跑，没人再说“黑五类”不准去串连的话了。我跟同班的几个同学，又去了西安，目的是再去重庆，补偿上次没有过三峡的遗憾。到了西安，“领”不上南下的车票，去乌鲁木齐的票却意外地好弄，别人不去，就我与张天祥两个愿意去，于是我们两人，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去乌鲁木齐玩了三天又坐火车回到西安，再南下去了重庆。在重庆，领不到船票，没办法，只好坐火车继续南下，过遵义，到贵阳，又到了桂林，在桂林竟意外地遇上在西安跟我们分手的景运则等三位同学。（写到这里，弄不清这次串连的时间，打电话问在山西壶关县工作，已退休了的景运则同学，承他查看旧照片，证实在桂林我们相遇的日子是1966年11月26日。）
     也许是招架不住大串连的损耗，“复课”又复不了，中央号召步行串连，离校前，都订了步行串连的计划，我和天祥的计划是从韶山步行到井冈山。离开桂林，去了长沙，到韶山再折回来，步行穿过罗霄山脉，走到井冈山，共用了七天的时间。井冈山上印象最深的是黄洋界上的大雾，远处的山峦像一个个小岛，忽隐忽现，近处的雾在身边飘来飘去，挥挥手就能拨开几绺。在接待处，领到一个小小的毛主席像章。我还买了个竹子扁担，过春节拿回老家，北方太干燥，没多久就裂开缝不能用了。
     在山上玩了两天，步行下山到吉安，坐汽车到南昌，参观了八一起义纪念馆。坐火车经鹰潭，后来怎么回到太原的，现在都记不清了。所以记住鹰潭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们坐在火车上，挤的跟沙丁鱼一样，半夜里迷糊中，听人说车到了“湘潭”，心里大惊，怎么刚离了南昌，就到了湖南，后来才弄清，不是湘潭，是鹰潭。写到这儿查地图，既然到了鹰潭，按当时的铁路线，只能是去上海或是南京了。上海是肯定没有去的，那就是去了南京，真要去了南京，也没有停留，挤上火车，经德州、石家庄回到太原。好像就是这样的。
     这是我在大串连中走的最长的一次，连上在重庆遭遣返，去北京受接见，共三次。再后来上泰山，纯粹是游玩，不能叫串连了。
     就在这次回到学校不久，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羞辱。
     历史系的男生宿舍，一直在过去老校门南侧的拐角楼上，两层，我们系占了二楼的大半，北头几间住的是教育系的学生。我住的，是中部窗户朝西的一间，同房间有景运则、张天祥、李三文、沈宝根。这样的格局，肯定不是一入学的格局，后来稍有调整，别人动没动记不清了，我是肯定没有动过的。
     一天我正斜躺在被摞上看书，同班一位张姓同学进来了，这个同学出身好，觉悟高，运动初期是积极分子，但不知为什么，班上好些同学都不怎么看得起他。平日穿戴邋遢了些，说话也不怎么干脆，稀里哗啦的，张天祥给起了个外号叫“油条拉稀”。天祥出身中农，不好也不坏，平日又爱跟人开玩笑，这位张姓同学一点办法也没有，相反，还跟天祥特别合得来。两人见了面，总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常是天祥占便宜的时候多，张姓同学吃亏的时候多。今天不知为什么，两人又打闹起来，桌子上有先前用来写大字报，现在用来练习写字的墨汁与毛笔，天祥拿起毛笔蘸上墨汁（或许毛笔原本就在墨碟子上放着），朝着张姓同学脸上洒了过去，大概起初不以为洒上了，伸手在脸上一抹，连眼睛也糊住了，再看手上，全是墨汁，知道脸上肯定少不了。天祥那边还在取笑，张姓同学这边最要紧的当然是将脸上的墨汁擦掉。连看也没看，从床腿子间绷的细铁丝上，扯下一条毛巾就擦，这是条新毛巾，一擦马上就是一片墨黑。我本来不理他们，在看自己的书，瞥了一眼，一看是我的毛巾，几乎是本能地喊：那是我的毛巾！腔调里当然是不满意的，说着站了起来。不料，这位张姓同学一下子发了怒，将与天祥争斗吃亏的火气全朝我发了过来，一边擦脸，一边冲着我叫道：
     “就要用你的，狗崽子，你要怎么样！”
     “你——”
     就像一根大棒砸下来一样，我一下子全懵了，站在床边，除了一个“你”字，什么也说不出来。对方再说什么，都听不见了。
     听见这边吵闹，旁边宿舍有同学过来了，其中一位跟张姓同学关系还不错，一边责怪其不该发火，一边将之拉了出去。另一位同学是乔象鋐，安慰了我几句走了。天祥也走了。我一个人斜靠在被摞上，由不得暗暗垂泪。那一瞬间，我是不是想到了自己往后的命运，现在已记不清了，想来是不会想到的，只是眼下的屈辱，就够我心如刀搅了。能想到的只会是，这谁都可以羞辱你的日子，何时是个头！
     多少年后，记得是我退休的那一年，一次在乔象鋐家里，说起这件事，象鋐说：安远，你不记得你当时的情形了，我一进去，你嘴唇哆嗦着说了句什么，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站在那儿，浑身不停地抖，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脸雪白雪白，还怕人呢。
     我相信象鋐说的是实话。
     当时我是气坏了，伤心透了，这就是我的同学，这就是我上的大学。
     几十年后，写这件事，仍禁不住心头疼痛。但是，要说我对张姓同学有多大的仇恨，也不见得。不光张姓同学，就是后来给我造成更大伤害的同学和同事，事过之后，我对他们也恨不起来。有的后来还在一个城市，见了面，该怎样还是怎样。不是说我的心胸多么开阔，不会的，我的心胸从来就不是多么开阔，是我一想到我和他们曾经共有一个伟大领袖，我对这个伟大领袖的崇拜一点也不次于他们，就没脾气了。

     五、墙上，那狠狠的镢印

     1966年一年，几乎都在学校，旧历年前，回到家里，家中的景象，让我大为吃惊。
     一进院门，只见迎面的照壁，也即前院西房的南墙上，原来是个神龛的地方，有几道深深的铁镢的印痕，露出了竖垒着的土坯，骤然看去如同一根根肋骨，是谁呢，会这么狠地劈下去？
     进了院里，见了母亲，刚说了两句话，就把我拉到西房里，悄悄地说：“你爷叫开除回来了，去地里做活去了，一会儿回来，你可别问。你奶瘫了，在东房里，去问候问候吧。”
     去了东房，见了病中的奶奶，我还没说什么，她老人家先拉着我的手，问我在学校可好，没叫人家斗过吧。我说没有，她放心地叹了口气，说，奶奶好着呢，当下死不了，我前几天还说过，等安远回来，拉我去南王庄看看，人家说那儿有个好大夫。
     南王庄是我们镇子南边七八里地的一个村子，后来我拉上平车带她去看过。这病哪儿能看好，不过是了心事罢了。
     奶奶是爷爷的第三任妻子，1915年生人，只比我母亲大十岁，这年该是五十一岁。前两年就有点手足麻痹，文革开始后，接连上了几次批斗会，惊吓加上焦虑，一入冬就完全瘫了。两年后身亡。其时仍在文革中，村里竟找不下打墓的人，北堡里村我老舅家是贫农，老舅从自己村里叫了几个人，才把他姐姐安葬了。
     爷爷从地里回来了，我见了，叫声爷爷，再也不知该说什么好。爷爷一边用布掸子拍打着身上的尘土，一边朗声地问我，几点到运城的，汽车票可好买。末后说：我的事，你妈都给你说了吧，没什么，你好好念你的书。
     爷爷回到村里，父亲给我的信里曾提起过。只说你爷爷受到处理，失去工作，回到村里。获罪的缘由，据我后来的了解，是这样的：1965年春天，临猗县商业系统开始“四清”，当年冬天，爷爷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在全县大会上发言。1966年春天，“四清”要结束了，到了所谓的处理阶段，他却被戴上帽子，开除公职，回农村劳动改造。据说是运动中，领导劝他带头向党交心，他一贯听话，就说了些过去对工商业改造怎样不满意，经过学习怎样提高了认识的话，处理意见上把他前面的话，当做了反动思想。他有睡觉磨牙的习惯，有人揭发他，怎样睡梦中都对党的政策咬牙切齿。他在村里威望高，人缘好，好些上岁数的人，都是他的学生。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只是回村劳动，对他来说，伤害不会多么大。古人信奉的是“用舍由时，行藏在我”，他只可说是“用舍由时，行藏不在我”罢了。
     可怕的是文化大革命，紧跟着来了，他春天回来，它夏天就到。
     从来没有人给我说过1966年那个夏天，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多年后，一直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爷爷的案子平反昭雪了，我才从零零碎碎的传闻中，知道了当年的大致情况。
     先是村里出身好的年轻人，还有些并不年轻的出身好的人，组织起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仿照外面的做法，到家里抄家，一进门就要爷爷和奶奶缴出“变天账”，交出暗藏的金银财宝。自然是没有。于是在家里大肆搜查，将客房的地上刨了个坑，又在照壁上劈了几镢。然后是拉出去，在门前的台阶上批斗。第二天，哥哥也在门前贴出大字报，表示要与这个剥削家庭划清界限。哥哥当时是县上一家小工厂的工人，只有二十一岁。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趣事。我那刚过门不久的嫂子，不知道什么是变天账，以为是个帐子，说她知道，确实有，在哪儿放着。抄家者大喜，命之取来，片刻功夫，从家中客房拿来一团草绿色的帐子，抄家者以为里面包的是变天账，抖开，什么也没有，甚是奇怪。她说：就是这，就是这！抄家者方知，此媳将蚊帐当做了变天账。家中大人都知道，这是父亲在部队时用过的蚊帐。
     也就在那几天，我的一个嫁到乡下的姑姑，带着她们村的红卫兵，冲进我家，清算，控诉，要我爷爷说清她是哪里人，父亲是谁。这个姑姑是早年间，河南遭大灾，他的父母领着她逃荒到我们村，要卖掉逃生，求到我家，爷爷买下作伺候我老奶奶的丫鬟。1940年春天，我父亲结婚，到了秋天，爷爷也准备了一份丰厚的嫁奁，以养女的名义，送之出嫁，嫁给云冲村一户殷实人家。她叫红红，我叫她红红姑。我小时候，逢年过节还去红红姑家串门，回来的时候，红红姑总给我装满好吃食。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她不是我的亲姑姑。
     没过多久，临晋大队（现在叫行政村）在后街村的麦场上举行文化大革命成果实物展览，地富分子全都到场，站成一排接受批判。会场上，有红红姑贴的大字报，一连八张大白纸，控诉她当年怎样随父母逃荒到山西，爷爷怎样买下她，我的老奶奶又怎样虐待她，跟书上写的地主婆的行径绝无二致。末尾表示，坚决与这个富农分子父亲断绝关系。
     这事情把爷爷气坏了。他没有想到一个女人会这样歹毒，全然不顾实情，满嘴诌谎。过了两三年，运动平息下来，红红姑在临晋街上，见了我的另一个姑姑，一见面就扑到怀里痛哭不止，说她怎样受了村里人的蛊惑，怎样胡说八道，对不起爹。我的这个姑姑也是爷爷的养女，运动中跟红红姑的表现却大为不同。她嫁到本村，婆家是贫农，运动中多方保护我们家。最激烈的时候，她没办法，只能半夜去看望，后来平静了，谁要再欺负我家，她就冲过去跟对方吵架，对骂。对方凭恃的是成分，而她在这方面又绝不逊于对方，自然也是有恃无恐了。我曾见我母亲劝她，不敢为了娘家的事，让人家抓住什么把柄。她哭着说，爹对我这么好，我一个女人家，这个时候不为爹说句话，养我这么个女儿做什么。她叫招弟，小名招娃，我叫她招娃姑。她劝红红姑，既然来到镇上，离家只有几步，去给老人赔个不是，老人会原谅的。红红姑说，她这辈子再也没脸见爹了，叫妹妹回去代她给爹赔个不是。没几年，红红姑就去世了，活了五十岁，与我爷爷死在同一年。我们家没有去人。多年后，父亲出版他的一本传记，在《我的姐姐妹妹》一章中，专门写了一节《红红姐》，末后说：“这次对父亲的打击最重……红红姐，弟弟忘不了你，你安息吧！”
     回家后的一天，有位童年的伙伴对我说，村里一个姓马的光棍，整天披的那件滩羊皮袄，是你爷爷的。我听了，什么感觉都没有，就跟说别人家的事一样。这年头，只要人没事，不受羞辱，别说一件滩羊皮袄，就是别的更贵重的东西，又算得了什么呢。
     到家的第二天早上，我一起床发现母亲拿着一把大扫帚回来了，嘴里喷着寒气，我问做什么去了，她说扫街去了。村里规定，地主富农要扫巷，我们家扫后巷，西半截长点，爷爷扫，东半截短点，她扫。我们村只有一户地主在前巷，一户富农就是我们家在后巷。
     我说，他们不知道吗，你又不是富农分子，你是干部家属呀。母亲平静地说，反正两户地主富农，一家前巷一家后巷，她要不去扫，就全是爷爷扫了。她扫了，爷爷就少扫些。我说，明天你别扫，我替你去扫。第二天我早早起来，拿了扫帚去扫巷，路上有人过来，问“安远回来了”，我只管低头抡动大扫帚，理也不理。问的人无趣地走开，自然知道是为什么。
     还有一件事，更叫人屈辱，门前的墙上，院子里的墙上，还有照壁上，全让泥了白灰，写上毛主席语录，那些语录，都是精心挑选的，比如照壁墙上写的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大门两边，砖墙上用白灰泥了两道子，写了副黑字对联，道是：
             规规矩矩遵守国家法令，
             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
     横披是：低头认罪。
     过年了，要不要贴红对联？爷爷说不必了，就那样吧。我对哥哥说，要贴，你写吧。哥哥写的一手好字，写的是什么，已忘了，总是红纸上写的，写好后，我把它贴在门口，遮住了那让人屈辱的白灰对联。这样，等腊月二十几，父亲从德州回来过年，多少有些喜庆气象。
     在村里，在这样的气氛下，实际上是住不了多久的。开了春，做起农活，不扫街了，我也就回到学校。
     在学校，烦人的事总少些。没事了，可以看看书，有事了就做做事。此后两年间，我办过两个大字报专栏，一个叫《历史研究》，一个叫《秋风》。说是大字报，并不揭露什么，而是就学校发生的一些事写篇杂文一样的东西，假借考证之名，讽刺挖苦一番。学校分作两派，一派叫“八八”，一派叫“八一四”。八八得名于1966年8月8日这天，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革”十六条，八一四得名于1966年8月14日这天，山西省委给山西大学师生送来毛主席的红宝书。比如夺权开始后，“八一四”夺了学校的权，我就写上篇《夺印的历史渊源》，从信陵君窃符救赵说起，说到印的作用，直说到“八一四”怎样半夜到校部窃得学校的各种印章。两派对立起来，“八一四”占了主楼，“八八”占了图书馆楼，两边都安上大喇叭互相对骂，对方常说他们的力量怎样强大，我就写上篇《论咋唬战术兼论诸葛亮的空城计为什么能获得成功》。这种大字报，两边的人都喜欢看，主要是嬉笑怒骂，尖锐辛辣，还有些趣味，不像平常的大字报，粗野直白，专以骂人为能事。
     记得《历史研究》第一期出来，我在下面挂了个小本，意思是征求同学们的意见，晚上拿回来，见上面有署名“荷戟”者写的一段话，说是怎样好，后来我才知道，是崔巍写的。
     没事了，就看书。不管什么渠道，曲曲折折，总能弄到一些自己喜欢的书。记得看过一本高尔斯华绥的小说，叫《岛国的法利赛人》，为什么这本记得这么清呢，说起来好笑，只是缘于书中的一句话。这句话是：“如果你遇见一个美丽而可心的女人，就大胆地向她求爱吧，万一她不答应呢，那就掉转身子走开吧，世界大得很呢。”一则那时正在青春期，对恋爱之事很是在心，觉得这位外国人的话，很能长人志气，是呀，看中了就大胆地表示自己的爱心，万一不同意又有什么关系，掉转身走开就是了，世界大得很呢，又不是只有这么一个女人。再则我那时对文句特别在心，遇到一个好句子，总在想，是不是可以写得更好些。这句话里，最后一个小句子，我觉得译的就不太好，若给了我，就该译成天涯何处无芳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自信呢，是上高中时，有次俄语测验，李卓老师出的题里，有个俄语词组，译成汉语是“一个倒下了，又一个倒下了”，我就按原意译了，而有的同学就比我聪明，译成了“前赴后继”，评讲时李老师就说，遇上这种情况，不能直译，一定要考虑中文的表达习惯，是不是有更精彩更巧妙的词儿。高氏这句话里，不管英文是怎样说，译成中文，还是天涯何处无芳草更传神些。
     还有一本书，有句话我看了很感兴趣，到现在还记得。书名叫《美国中央情报局内幕》，开头一句话是：“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像常人一样地死去了。”
     太神了！不在于这句话之神，而在于一本书第一章开头，就用了这么一句话。它的内含多么丰富。这么说，等于说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人们是把他当做神的，谁也不敢说他会死，然而，再伟大的人物也是人，也会死，而死这种事，伟人与常人是没有差别的。写文章，写书，第一句话一定要让人警醒，而警醒的方法，不一定要耸人听闻，或是故作高深，平平常常一句话，有了内含，意味深长，同样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现在能记得的，还有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斯巴达克斯》则看过两种，一种是通行的译本，就是意大利作家乔万尼奥里写的那本，还看过一个译本，是美国作家法斯特写的。前者华贵，气派，而后者虽说简略，粗砺，但在我看来，更符合历史的真实。相对而言，我更喜欢法斯特的这本。
     大约1968年春天，“八八”专案组负责人，数学系的李天生同学，派我执行一个特殊任务，就是去调查当时的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格平的历史。刘格平的一大历史功绩是在抗战前，中央指示薄一波等人假自首出狱，而刘不为所动，一直住到抗战爆发，国共合作释放政治犯时才出来。有个女儿，按年龄推算，出生当在刘服刑期间，如果此事属实，可见刘在监狱里是享受特殊待遇的，而能享受这样的待遇，能没有历史问题吗？李天生还给了我一个名单，意思是去了北京可先找这几个人谈谈，我约了同班的高永祥同学一起去，大串连停止了，全当是再出去游玩一次。在北京找了几个人，说不成样子，再去河北盐山县大堤东村，一问村民才知道，刘的前一任妻子还在村里，是地主婆，刘参加革命后再也没有回来，原本给他守家产的妻子，土改时就划成了地主。早就赶出家门，在一小院落里住着，那个女儿，是这个妻子的养女，与刘没有任何关系。
     回来后，我仍留在专案组，整理以前调查下的牺盟会的资料。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写成一本《历史的见证——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史》，六七万字的样子，托人刻腊板油印出来。还记得封面是找艺术系的王宝库同学设计的，是他设计的，还是他又转请别的同学设计的，就不知道了。印了四五十本。这要算我此生出版的第一本书了。
     这期间，我常去市里，崔巍和孙涛住在省棉麻公司，记不清是写他们的《平型关》剧本，还是另写什么要紧的东西。有时去了，天晚了就不回来了，挤着住上一宿。吃饭在二轻招待所，都在并州路上，相距还有一截。这儿的饭食不贵，最著名的是红面剔尖，就是高粱面做的面条。
     这期间，我跟崔巍，还有一个省党校的同学叫王光明的，一起上了次泰山。孙涛那时已经跟艺术系的林利利谈恋爱了，不会跟我们一起外出的。

     六、第一次住学习班

     转眼到了1969年的冬天，一天忽然传来消息，说中央下了命令，全国的大专院校，都要战备疏散到乡下去，“苏修”极有可能发动侵华战争。山西大学的疏散地是昔阳县。一开始还将信将疑，觉得这么大个大学，怎么会说走就走呢。过了两天，还真的开了誓师动员大会，定好三天后出发。同时下了几条命令，不准这样不准那样。真的要打仗吗？同学们都有些惊恐不安。我们班的张天祥，誓师大会当晚就回了老家，说是给家里送药，第三天赶回来。系里报告给学校，学校当即给了记大过处分。一时间，人心更慌乱了。
     到了出发的日子，打起背包站好队，在主楼前宣过誓，就唱着歌出发了。有人打前站，一到宿营地，总有热饭吃。一天走五十里地的样子，走了七天，直到1970年1月1日这天，才到了目的地，昔阳县城西北的红土沟村。大件行李，比如我的书箱子，自已捆好后，由火车统一送到阳泉，再用卡车送到各自村里。我进村时，看到自己的书箱已在村口的一孔砖窑里放着了。
     这时，系里高年级已毕业了，就剩下一二两个年级，五十几名学生，教师与工宣队的人员，有三十几名，全系也就一百人的样子。红土沟是个不大的村子，一条沟往里走，快到底了，沟里，还有两边的山上，错错落落四五十户人家。村子小，几乎家家都有征用的房子，有的是窑洞，更多的是村里叫土坯房的小平房。我跟四个同学，住在半山上一户农民的土坯房里。房子太小，一盘土炕占了一半，靠墙用木板支了一张床，也就二尺多宽。床边是个焦炭炉子。
     到昔阳不久，全校师生两千余人，集体参观了一次大寨。陈永贵当时正吃香，肯定事先是说好了的，我们在大寨村前的小广场上，排好队等着接见，左等右等，脚都冻麻了，只是等不来这位大贵人。说是在昔阳县城开会，会完了马上就会来。总算来了，跨着大步，抬起胳膊不放下，从这头走到那头，就算接见了。
     这年春节，学校不放假，我放心不下家里，还是请假回了次家。过了初五，回到学校，一连开了几天会，说是要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一打，当然是打击反革命，三反反什么，现在记得似乎是反贪污，反浪费，另一个反是什么，确实记不起来了。在“百度”上一搜索，还真有这个词条。是这么说的：
     一打三反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个政治运动。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便成了“一打三反”运动。
     我当时满不在乎，觉得哪条跟我都沾不上，我只是出身不好，总不能说出身不好的都是反革命吧。贪污，浪费，投机倒把，就更不会了。一个学生，贪谁的污，浪谁的费，又投谁的机，倒谁的把。每天除了开会，就是看自己的书，写自己的日记。我有记日记的习惯，从高中开始就记，一直记到上了大学，到了昔阳。第一次去西安串连，在火车上，将一本日记从窗口挤的掉了下去。
     每个系都要有对象，我们系最后确定的对象是随我们下来的炊事员，姓周，叫什么记不得了。此人是旧军人出身，在阎锡山部队的特务连里待过，中士。那时整人的办法是办学习班，全名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上就是专案组。给周师傅办班，系里让我们班办，班里又交给了我们组，就是住在我们那个土坯房的五个人，这样我也就成了办班的成员。
     经过几次审讯，记得还有人抽过周师傅耳光。终于弄清了，周师傅的特务连，与平日我们说的特务没有任何关系，那只是个“特别任务连”，什么特别任务呢，就是有报话机，还养着骡子，信鸽，可说团部的附属连，或者说事务连。老周就是养信鸽的。哪里用得着办班，问上几句就全知道了。但是，我们的任务是非得把老周办成一个五毒俱全，或许负有暗杀共产党领袖使命的大特务不可。终于有一天出事了。
     我们的食堂在村办小学旁边，借用了村里的一个库房。那天中午，我们跟随着老周下来，各自打了饭，只管吃自己的饭。忽然听得老周大叫一声：“冤枉啊，我不活了！”抬头看时，只见老周已上了食堂门外的一个小土坡上，手里拿着个什么东西，朝着腹部狠狠刺了下来。跟前有人冲过去。等我能看清的时候，老周已捂着肚子躺在地上直哼哼。可能有人给校部打了电话，不多一会儿，来了辆吉普车，送老周去县医院抢救去了。当天晚上，老周就回来了，住进他的宿舍，听说刺的不深，只是破了一层皮，医院给包扎了一下，给了些消炎药就让回来。这个班也就随之解散。没出人命，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此事与我也有点关系。周师傅自杀用的刀子，是我治印用的刻刀。还是刚到太原的时候,我就买了本《怎样刻印章》，练习篆刻，苦于没有刻刀，只好买了个近似修脚刀的小刀代用。1966年冬天，系里安排下厂劳动，我和几个同学去了山大北边的太原橡胶厂，带我的老工人姓徐，是个钳工，我说想做个刻刀，简单画了个样子，他就给我做了一把，用的是锋钢，规格比一般的刻刀要宽些，也长些。用这把刻刀，还真的刻过几方印呢。到了昔阳，不刻印了，便将之与毛笔一起，插在一个瓷杯里放在窗台上。肯定是周师傅趁我们都不在的时候，悄悄拿走的。
     出了这事，周师傅的学习班就停了。那些日子，外系不断传来各种消息，这个系揪出了一个“中大反革命集团”（将几个中央大学毕业的教师打成的），那个系揪出了一个反动学生，正在批判。同时传来的，也有些令人恐怖的消息，什么人自杀了，什么人叫正式逮捕了。我们系的运动冷冷静静。我还心说，我们系的领导真是仁慈，既不在教师里打反革命，也不在学生里抓反动学生，只在炊事员里揪了个假特务。想不到的是，人家正在打我的主意呢。
     灾难终于降临。
     1970年3月6日夜里，约摸十一点钟的样子，我们土坯房的同学都睡下了，系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三人，一名教师（文革前系办公室工作人员）、一名工宣队人员、一名我们班的班干部，突然敲门进来，我们班的班干部说：韩安远，穿上衣服起来。一看这阵势，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乖乖地穿上衣服站在床边。那位教师冷冰冰地宣布：经系革命领导小组研究决定，从即日起，给韩安远办学习班。接下来宣布了办班的成员，我们这个宿舍的四个，加上别的宿舍的两三个人，共是六七个，全是平日跟我不对付的。组长是一位张姓同学，不是骂我狗崽子的那个。
     又对我说：韩安远，听说你平常写日记，现在把你的日记全部交出来，还有什么笔记本，也一起交出来。说着指指我的床下。
     来昔阳时，我把书箱也带来了，就塞在床下。人家什么都清楚，反抗是没有用的。我乖乖地拖出箱子，打开锁子，将日记一本一本取出摊在床上。共十三册，全是精致的厚厚的硬皮笔记本。那位教师像是不放心，又在箱子里翻了翻，见全是书本才住了手。最后由那位教师给我开了个收据，班干部抱起全部日记，三人一起走了。
     这些人走后，整理书箱时，我发现有几张散页的日记没有拿走，悄悄放在一旁。躺下了，睡不着，心想，从明天起，就要进入学习班了，那几位同学，平时就对我冷眼看待，什么时候看我都像在看阶级敌人似的，似乎这是他们的学校，我原本就不该进来。这回得了手，不定会怎样整我呢。那几页日记留在手边，迟早是祸害，还是趁现在人身还有点自由烧掉吧。于是披衣起身，背对大炕，假装捅火，等火焰起来时，将那几页日记揉成一团塞进炉膛。正要用火柱将纸团往里捅捅，突然背后响起一声尖叫：  
     “韩安远！做什么！”
     随着声音，一个光身子猛地扑了过来，将我推到一旁，同时伸手从炉膛里抓出已燃起来的纸页，双手倒来倒去拍灭了边上的火苗。见我嗒然若失的样子，很是得意地说：我早就看出你没安好心！
     这时我才反应过来，知道这个同学是谁。毕业两年后他就亡故了，不必说他的姓名了。千万别以为我这样说，暗示是一种报应，我不会这样糊涂，还有的整我的同学，后来做了高官且从未说过一句道歉的话。
     这个同学说罢，穿上衣服，开门出去，向系革命领导小组汇报去了。我没有睡，呆呆地坐在床边。做下这样的蠢事，不会有好果子吃。
     过了一会儿，刚才抄家的三个人又来了，可能他们回去还没顾上睡，正在分头翻看我的日记，就有人汇报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来了。仍由那个教师宣布：韩安远，你必须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配合办班的同学，再不能做这样的蠢事了，这样做只会增加你的罪行。
     有了这件事，他们已认定他们的决策是多么的正确了。
     躺下了，怎么也睡不着。办班的后果，我能猜得出，运动后期说不定会遣返回村，五年的大学，眼看再有几个月就毕业了，却落下这样一个结果。长辈会怎样伤心，弟弟们会怎样看待他们的这个哥哥，村里人的冷眼，平日不对付的同学会怎样的欣喜。而同时，一股怨恨之气，也在胸中憋胀着，我想到了古代那些节烈之士，怎样横遭诬陷，又怎样凛然不屈。越想越亢奋，越发的睡不着了，最后竟可笑地想到，这样的境遇，岂可无诗！掂量来掂量去，只有两句，怎么也凑不成一首诗。这两句是：
             既将此身许中华，
             何惧尔曹夜抄家！
     当时甚至想到，该披衣而起，将这两句诗写在土坯房的墙壁上。窗台上的瓷杯里，就插着我的一支中楷笔，墨是现成的，水是现成的，只要在碟子里磨磨就行了。想到明天还不知怎样度过，这个学还不知能不能上成，顿时又心如刀搅，哪里还敢再轻举妄动呢。
     后来才知道，在宣布办班之前，系领导小组就做了布置（包括那天提早睡下，都是刻意的安排），要同宿舍的同学提防着我。所以提防，还应当说是好意，是怕我自杀，比如触电，比如割腕，还有像周师傅那样的剖腹。失之南田，得之东亩，没有抓住我畏罪自杀的动向，却逮住了我销毁罪证的现行。从这点上说，我还太单纯了，对革命同学的行踪一点也没有觉察。
     办学习班的程序，应是先批评（帮助），本人交待，再整理材料，定性上报，最后才是召开批判会，宣布处理结果。因为我有了销毁材料的反常举动，这个程序也就颠倒过来，第二天上午就召开批判会，意在先将韩安远的反动气焰打击下去。从另一方面说也是借此事件，将历史系“一打三反”运动因周师傅剖腹事件受阻，将要熄灭的火焰重新燃烧起来。
     上午十点，批判会在红土沟学校的教室里举行。还算优待，没有让我站着，指定我坐在第一排左侧一个桌子后面。对讲台上的人来说，则是右侧了。
     校部派来了记者。所谓的记者，我认识，就是外语系的一个女同学，运动开始前我们都是学校“灯塔社”的成员，我是编辑，她是播音员。她也坐在第一排，与我隔一条窄窄的通道。小学校矮桌子矮凳子，我坐在那儿本来就很局促了，旁边坐了个女同学，就更不自然了。但是，也正是这个女同学坐在旁边，让我陡然增加了一些英雄气概。
     开始发言了，系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不是昨晚去抄家的那位教师，是地位更高点的另一位，先讲了为我办班的事，又着重讲了我半夜烧毁材料的事，之后由昨天晚上宣布办班的负责人张姓同学作批判发言。此公真是有才，早上起床到现在，不过三四个钟头，竟准备起一份好几页的批判稿，拿在手上，摇头晃脑地念着，脸上阴阳怪气的，甚是得意。这儿我说他摇头晃脑，绝不是讽刺挖苦，他个头不高，脑袋不大，脖子又长了点，平日说话就有摇头晃脑的习惯，这会儿只不过增加了摇晃的幅度而已。
     别的话，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有这么几句话，他认为很是精彩，我觉得也确实精彩，他引用的是《红楼梦》上的话，说：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韩安远一贯自命不凡，觉得就自己聪明，别人都是傻瓜，事实是无情的，也是雄辩的。事实再一次无情而又雄辩地证明，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处处自以为聪明，跟人民群众作对的人，是最可耻的，也是最愚蠢的，绝不会有好下场的！”
     当然这里不会是原话，但我敢保证基本意思不会有错。
     此公发言时，旁边昨天晚上抓了我现行的那个同学，隔上一会儿便带头喊一句口号。比如，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几句是针对我的，比如韩安远不老实交待就让他彻底灭亡，韩安远对抗群众运动绝没有好下场。每当他喊前面那种口号时，我就举手跟着喊，喊后面针对我的那些口号时，我不举手也不吭声。
     批判我的张姓同学，发言完了，也要喊几句口号，我也是照此办理。
     太肮脏了，此后的事就不必说了。在我的影集里，有一张照片，是我解脱之后，高俊同学陪我去昔阳县城照的，我俩合照了一张，过后我用同一底板给我洗了张单人的。我一直很尊敬这位同学。照像的事，是他提出来的。照片上，我的头发很长，若顺过来会超过颧骨。从办班起，我就发誓不理发了，且对高俊同学说过，这叫蓄发明志，古代的志士仁人都是这么做的。
     在这张照片的背后，写着这样几行小字：
     一九七〇年三月六日至四月十一日。四月十六日张××解释。四月二十六日去下思乐村。六月三日烧。
     记下的这些日子，就是这一事件的几个准确时间。
     前面我说3月6日夜抄家，也是从这儿来的。4月11日，是解脱的时间，就是停止办班时间。4月16日张××解释，张是系领导小组成员，就是批判会上作开场白的那位教师。解脱之后，他专门给我解释了此事的前因后果，说是我们班里有人向系领导小组反映韩安远记反动日记应当清查，系里才决定办班。为什么不说这个人的名字呢，是经过此事后，我有了警惕，不愿意落下把柄，比如这里记下这个人的名字，再要犯了事，人家查出这张照片，会说我记的是变天账。4月26日去下思乐，是说我解脱之后，校部有个大型材料总也整理不好，抽调我去重写。6月3日烧，是指6月3日在红土沟村前的小场子里，给我开了平反会，宣布将整理我的材料全部销毁（真的把一叠带文字的稿纸烧了）并将日记归还给我。我仍准备保存，给我日记的刘家褆同学，对我说，还是烧了吧，这次没事了，以后保不准什么时候还会出事。当天下午，我抱着这一大摞日记，在我们院子旁边的小园子里全烧了。刘一直是我们的班长。
     要特别说一下的是，崔巍在安坪村，一听说我住了学习班，第二天一早冒着雪来看我，一见面，我难受的直想哭。当时虽说办了班，毕竟还都是同学，除了批判会上，也不是怎样的张牙舞爪。记得崔巍还跟办班的同学高声说了几句，说你们班这是怎么啦，韩安远除了出身不好，哪样比别人差？他不知道，这也正是我合当办班的原因。
     转眼到了8月，要分配了，先是说要将我分配到雁北的宁武县，后来说是吕梁山里的离石县，最后定的地方是临汾地区的汾西县。能分配个工作，有工资挣，就谢天谢地了，记得大卡车送我们去阳泉火车站时，站在卡车的车厢里，我还作了一首诗：
             思乐村里不思乐，
             红土沟中脸不红。
             我师良言犹在耳，
             车未发动途已穷。
     这里的师，可以是泛指，也可以是特指，若是特指，当是指我们的杜士铎先生。初入学时，他教我们古代史，我是他的课代表，后来对我多方关爱，但他拗不过那个大的时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喜爱的学生进学习班，受批判，又分配到那样一个偏远的山区小县。
     不管怎样，我还是应当感谢。毕竟毕竟，老师同学的情义还是有的。记得快要离校那几天，好几个同学都跟我说，到了工作单位，要注意说话，不要得罪人。有个老师叫王文庆，没有给我们上过课，有一天特意找见我，说他就是汾西县人，还给我写了两封介绍信，说有了困难可找这两个人帮助，都是他的好朋友。

     七、雪茫茫，路茫茫

     1970年8月12日或是13日，我去汾西县报到。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将我的手续转到教育办公室（教育局），教育办公室分配我去的地方是它支公社它支学校。
     县城离它支村，坐汽车走公路八十华里，步行走河里（干河）小路六十华里。我是坐汽车去的，终点站是勍香镇，在一个大坡将尽的时候把我放下，司机指着前方一个山嘴说：下了沟过了河滩，拐过那个山嘴就到了。背着行李，顶着烈日，总算走到了。住下才知道，它支的它字，念驼音，就这一音之差，让我觉得是到了历史上讲的“五胡之地”。
     住处是窑洞，在庙院的一角，是这个庙院最好的两个窑洞之一。另一个住的是一位叫郭金铭的年轻教员，前两年临汾师范学校毕业分回来的，本地人。它支学校，实际是它支小学，这年春天实行新学制，改为七年制学校，带上初中班，就是后来说的小学戴帽。眼下只有六年级，相当于初中一年级。原以为会让我代语文，郭老师已代了一学期，问我可否代数学，若不愿意可换过来，我说不必了，这样我就代了数学。好在讲的是初中课程，应付得了。
     学校放了寒假，回到临晋老家。算起来，有将近一年没有回家了。一到家，母亲见了我，说不上多么亲热，看我的时候，总觉得怪怪的。“我爷呢？”我们那儿“爷”读音如“呀”。“到地里去了。”母亲轻声回答，正是下地的时辰，我也没有在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又问：“我爷呢？”
     母亲的眼泪流了下来，抽泣了一会儿才说：“你爷不在了。”
     接下来母亲断断续续地给我讲了爷爷自缢身亡的情况。
     爷爷是7月30日去世的，享年六十四岁。在他去世后的几年间，我们家总是说他感到自己将要患病，不愿拖累家庭，遂自我了断。身体不适是真的，但是，哪个上了年纪的人，能没有一点病痛呢？自缢之前，他常在母亲面前念叨身体不适，怕将来瘫痪在床，不过是为了宽慰家人。实则他是对当时那个社会绝了望。自从回到村里，他总是按钟点出工，积极劳动，每年都要给村里递交一份申请摘帽的申请书。然而，几年了，每次递交上去之后，换来的只是一顿呵斥。他是商业干部，懂得政策，知道“成分”固然重要，但家里有没有“管制分子”，同样重要。重要的不是他在村里怎样，而是我的父亲，我，在外面怎样。母亲说，那些天，他常念道：安远就要毕业了，还不知道会分到哪儿去。可见，他在临死前，是考虑到了我的分配的。多少年来，我一直都在疑心，他所以选择在这个时间去世，主要是为了不给我的分配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
     可怜他老人家的一片苦心！
     父亲在德州工作，哥哥分家另过，爷爷一死，家里只有母亲和四个弟弟。一眨眼间，我觉得自己长大了。我要负起家庭的责任，不能让母亲再操心再担惊受怕了。
     然而，我这个人，总有让母亲操不完的心。农村说虚岁，过了春节，我已是二十六岁的人了，还没有对象，还说不下对象。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没有对象，极有可能是当下不说，一说就会有，而我是说不下对象，就是你想有对象，也托人说了，可是说不下。原因很简单，就是我有一个可怕的家庭成分。因了这个污点，文革开始后，我从不动跟女同学谈恋爱的心思。我可以不急，当父母的不能不急。过春节，父亲也回来了，托他的一个表弟给说，这位表弟真是尽心，过了两天就带我去坡上一个村子相亲。进了一个破败灰暗的大房子，表叔跟一个中年汉子说话，若成了这就是我的岳父了，我坐在一旁听着。那汉子说，他家闺女文化程度是不高，信还能看得懂，我听出来了，是不能写信。又说，若写信，村里有会写的人。
     既然来了，总该看看人吧。表叔提出了这个问题。那汉子低声喊了句什么，似乎早有准备，一个女孩子过来了，在门口站定，见我与表叔都看了，又摆摆手，那女孩子就走了。程序走完了，该离开了，表叔说，过几天给话。回来路上表叔问我怎么样，我说，算了吧。表叔也不无谦意地说，他看也不行。多少年后，我还想起过那女孩子，脸朝里，没看清，身材有逆光衬着，还堪称苗条。买卖不成人情在，也不能把人家说的一无是处。我是应当感谢这家人的，他父女俩，明知我家成分不好，还应允见面相亲，在那个年月，要算是很开明的了。有多少人家，一听说家庭成分不好，马上就挂了免战牌。有时托的人会说上句，虽然家庭成分不好，这娃还是个大学生哩，对方会感慨地说，不能光图眼下，让后人跟上倒八辈子的霉！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给自己定的找对象的标准是，有学历的，漂亮的，贤惠的，什么什么的，总之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年轻人对女朋友的要求，一条都不落。几年的文革下来，我已没有了一点脾气，但要我说一点底线也没有，也不是事实。事实是，我刚到汾西，一个山西大学毕业，早两年分配到这儿的老同学，曾给我介绍过一个山西医学院毕业分配到这儿的女同学，他带我去看了，回来我断然拒绝。原因无他，一是年龄大，二是不漂亮。我的底线就是，不管有没有工作，不管什么出身，她爸是反革命也行，但必须是：年轻，漂亮。
     而年轻漂亮的，谁又会心甘情愿嫁给一个二十大几，还出身不好的大学生？那年月，凡成分不好的人家，都疯了似的在想尽法儿改换门庭。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后世儿孙。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应当感谢表叔介绍的，坡上那户人家的原因。
     正这么“不找不行，找也不行”地延宕着，不是今年才是，前两年就是这样了，我那贤明要强，一生经历了多少磨难都挺过来的外祖母，跟他的女儿，就是我那端庄贤淑，却难说多么有决断的母亲，在一起策划了一个在她们看来是绝佳的婚配，就是让我与我的表妹成亲。
     我舅家在南连村，在临晋南边五里地。说是舅家，舅舅不在了，舅姥爷不在了，舅妈也不在了。二舅一家在西安，常年不回来，在我的印象中，一说舅家就是南连村的这一家人。舅舅原先也在西安做生意，舅妈是西安一所著名女中的学生，两人婚后生下大表弟，西安还没有解放，临晋先解放了，两口子带着孩子回到老家，想过宁静悠闲的田园生活。起初几年也还差强人意，二表弟、表妹，接连出生。然而，大跃进、三年灾害接踵而至，这一家人终于遇上黑煞。先是舅妈投井而死，接着是舅姥爷、舅舅在大饥饿中死亡。几年天气，原来七八口人一大家，稀哩哗啦如天崩地裂，只剩下姥姥和表弟表妹祖孙两代四口人。
     是年龄大些，也是因为一直念书，姥姥最心疼我这个外孙。
     这事并非始自今年，早在1968年，我还在学校，表妹刚中学毕业就提起过。提提停停，转眼又是三年，表妹已是虚龄十九的大姑娘了。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像她母亲，皮肤白净，眉清目秀，说是漂亮，一点也不为过。
     我们这样的婚姻，当年在农村，有个鄙夷的说法，叫“乌鸦不嫌猪黑”。这是因为舅舅家的成分也不好，是地主。这话我是认同的。但我心里暗喜的是，这是一只白乌鸦，完全符合我坚守的那两条底线。今年重又提起，仍是没有结果，表妹总觉得嫁给表哥，人家会说闲话。年龄相差七岁，总是大了些。
     转眼假期满了，大概是正月初十前后吧，我回到它支学校。父亲的假期长点，要过了十五。这年正月，汾西下了场大雪，不光是汾西，该说是整个晋南地区，只能说汾西一带下的特别大。正月十六还是十七下午，公社的接线员来到庙院，说县邮电局来电话，你父亲来到县城，在旅店住着，要你明天赶去见面。我跟同代六年级课程的郭金铭老师商量，下着这么大的雪，该如何去县里。金铭说，走河里，六十里路，上了“子牙坡”就到了。第二天一早，我带了两个窝窝头，找了一根木棍（金铭说，这是必须的），就上路了。大约下午两点钟，就见了父亲。父亲是回德州，过霍县下了车，没有汽车，步行五十多华里，昨天中午到的县城。我从没给家里说过它支离县城多远，他以为到了县城，也就不远了，再走上一两个小时就到了，没想到离它支会有八十华里（公路），雪太大，无论如何去不了，只能打电话要我来县城。
     父亲这次来，负有重大使命。表妹同意了，她的两个哥哥也同意了。父亲告诉我，别在外边找了，就这么着。坐了二三十分钟，说了该说的话，父亲要给我安排住宿，我说不必了，我这就回它支去。雪停了，风还在刮着。父亲有些惊讶，我说，没事儿，赶天黑就到了，并叮嘱父亲，明天放晴了，会有去霍县的汽车，若没有，就再住上一天，不可再步行了。后来知道，第二天仍不通车，父亲是步行赶到霍县的。他是临时下车，多待一天车票就作废了。
     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总是定下了。我心中的感激可想而知。
     告别父亲，已将近下午三时。雪是不下了，风还在刮着。往县城走，是顺风，返回是逆风，一股一股的西北风，卷着雪糁子，草叶子，扑打在脸上，眼睛都睁不开。只有走在背阴处，风小些，还好受些。路上不见一个人，雪地上不时能看到梅花状的野兽走过的痕迹，不知是野狗，还是狼呀豹子呀什么的。为了给自己壮胆，一路上我都在背诵学过的古诗文，《捕蛇者说》《岳阳楼记》，后来还唱起样板戏里的段子，什么“别看我戴手铐戴脚镣，锁住我双手和双脚，锁不住我壮志冲云天！”背来唱去，老这么几篇几句也腻了，搜索枯肠，居然想起了蒋光慈诗里的句子：
             毁谤啊，飘零啊，
             这是你的命运罢，
             亦是社会对于天才的敬礼！
     二十多年前有篇文章写到这儿，怕别人笑话，将最后一句“亦是社会对于天才的敬礼！”写作“亦是社会给你的敬礼！”记得当时，还唱过两句样板戏的词儿，是《红灯记》里的大英雄李玉和唱的：
             有多少苦同胞怨声载道，
             铁蹄下受煎熬仇恨难消！
     走了多一半，天就暗下来了，后来的二十里路，几乎是摸黑走的。耳边只有风吼声，还有裤腿上的冰凌碴子，发出的磕碰声。过勍香村时，看见路边的窑洞窗上，有煤油灯的亮光，真想上去敲门投宿，心想说清我是它支的教员，会有人收留的。又一想，算了吧，咬咬牙，还是走完了最后十里路到了它支，回到自己的窑洞。
     在它支待了一年，1971年秋季开学后，又调到团柏公社上团柏学校，说是那儿缺高中教员。这样我又从这个县的西北角去了这个县的东南角。这儿只有一个高中班，各科教员都有，我又改教七年级，等七年级毕了业，再教八年级，就是高中了。上团柏村不如它支村大。它支大小还是个公社所在地，上团柏连个大队所在地也不是，属于团柏公社茶房大队的一个生产队。为什么高中设在这儿呢，只有天知道了。
     来到上团柏学校的好处是，回家近了。在它支时，要回家须先到县城，再到霍县才能坐上南下的火车，到了这儿，步行十几华里就到了辛置火车站（霍县南边），五六个小时可到运城，换乘汽车就到临晋了。可省一天的时间。
     农村学校放麦假。麦假没有确定的时间，以当地麦子成熟为准。我们老家临晋一带，通常都是六月初芒种前后，汾西县偏北，比我们那儿迟一个节令，在夏至前后。来到上团柏的第二年即1972年春节期间，我结婚了，十天麦假也是要回去的。回到老家，已是地净场光，各村都在忙着送公粮。我现在不是学生了，不能挣村里的工分了，但我们村里有个传统，在外地工作的丈夫回来了可代替妻子出工。有一天下午，约摸三四点钟的样子，我正在地里劳动，有人给我说，安远，你们家来客人了。
     赶回去一看，是历史系教师陈文秀先生（我们在学校时，给老师都叫先生），还有一个年轻一点，陈先生介绍说是王志华先生，原来在中文系，现在调到校部工作。母亲和妻子，正张罗着给客人倒水洗脸。洗过脸，喝水的时候，陈先生对我说，他老家在永济（在临晋西南），王先生家在孙吉（在临晋西边），这一段学校没有事，他们请了假回家，路过临晋，下车来看看我。我听了也没有多想，觉得这两个先生都怪好的，回老家还不忘看看学生。快中午了，我让母亲和妻子准备饭食，两个先生也没有推辞。
     母亲和妻子在厨房忙活，我陪两位先生在腰厅（我家前后两进院子，中厅俗称腰厅）喝水聊天。忽然，陈先生压低了嗓音说：安远同学，我和王先生是来外调的，我们先跟县教育局联系，说你在上团柏学校，以为过了麦假你该回校了，我们去了上团柏，才知道你还在家里。我们是从上团柏来的。王先生是学校专案组的，让王先生跟你说吧。
     外调？我一下子愣住了。
     王先生接着说：你的一件事，在学校立了案。现在到了运动后期，要结案了，必须调查清楚，如果属实，那就是大案子，如果不属实就可以撤案了。我们找你，就是要落实这个案子。有件事，你想想，1968年前后，流传着一条毛主席语录，说是“告诉六十九军的同志一声，要支持陈永贵同志”，你记得吧？
     我说记得。
     王先生又说：有人揭发，说是你说的，这条语录是康生在一个什么地方遇见六十九军的政委曹中南，在那儿告诉他的。
     我一下子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真是可怕。我原以为“一打三反”运动初期住学习班的事，在宣布解脱且当众销毁了整理的材料，我已走出校门两年，早该彻底结束了。然而，天下事绝不会像善良人想象的那么简单，或者真像“文革”中常说的，“阶级敌人总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至此我才知道，此事不光没有完，还引出了这样严重的后果。
     我们毕业后，学校没有学生了，两派之间的斗争，在教职工之间更加激烈地蔓延开来，真可说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当初给我办学习班时，为了增加我的罪恶，把许多不是我说的话，做的事，都算到了我的头上。其中一条就是，说毛主席让康生转告六十九军的那句话，是康生开会中途上厕所，遇到六十九军政委曹中南告诉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最高指示怎么会是从一个不洁的地方出来的呢。韩安远说这样的话，显然是“恶毒攻击”。这事即便在整理我的材料里没有，当时也有人提出过。现在那一派的人，为了打击我在过的这一派，又把这个问题翻了出来。这是一个重磅炸弹，如果属实，不光给对方狠命的一击，也是山西大学“一打三反”运动的一个丰硕成果。
     我矢口否认，说我听人说过，但绝不会是我说的。
     陈先生上厕所去了，王先生低声说：安远同学，我们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这件事太重大了，谁也不肯负责任，你要是承认你说过，将来就是你说的了。你不可能找见那个跟你说的人，找见了人家也不承认。往后就说你从来没有听人说过这件事，最重要的是，以后再来人外调，绝不能倒口。学校两派斗争很激烈，下一次要来，就不定是什么人了。等一会儿你给我们写个材料。按说这样的材料是要你们单位盖章的，正好你在老家，就不用盖了。
     我点点头。陈先生回来了。我当时的感觉，不是王先生说这话要避开陈先生，是他们两个商量好了这么做的。只能一个人跟我说这个话，绝不能两个人跟我说这个话。
     吃罢饭，天色不早了，不会有去永济和孙吉的汽车了，我留两位先生住了一宿。住在我的新房里。第二天一早，两位先生各回各家去了。在村口分手时，王先生又叮嘱我，记住昨天说的话。
     这事儿，我没有告诉母亲，也没有告诉妻子。多少年了，我已养成一种习惯，自己犯的事，能瞒住的，绝不告诉家人。1977年第二次住学习班时暑假不能回家，我给家里说我在给进修校的老师代课。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时，让我去太原作检查，我给妻子说我是去太原开会，直到妻子在《山西日报》上看了我作检查的报道，才知道我开的是什么会。

     八、写作，冲出去

     就是这次回到上团柏不久，我开始写作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凭着这点本事，看能不能冲出吕梁山，改变自己的厄运，进而改变家庭的厄运。
     道理明摆着，若不努力冲刺，在沟壑纵横的吕梁山里待着，我的前程一眼就可以看到底，只有一条路，就是由年轻教员熬成老教员，终老是乡，填沟壑而已。
     这些年，全国的文学刊物差不多都停办了，发行的只有《解放军文艺》与《广西文艺》，报纸副刊上也不发文学作品了，偶尔出现一篇似乎是小说的东西，署名也是某某写作组。捂的这么严，哪儿是个天？
     缝儿还是有的。有次去团柏公社办事，在一间办公室的桌子上，看到一本叫《革命文艺》的小刊物，三十二开薄薄的一本，上面有一篇东西，注明“革命故事”。我眼前一亮，这不就是文艺作品吗？趁人不注意，我将这个小刊物塞进兜里带回学校。我要这上面的地址。晚上揣摩上面那篇“革命故事”，不由窃喜，这样的东西，我一晚上可以写五个！
     说是这么说，写起来可一点也不含糊。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写了篇“革命故事”叫《倔师正梁》，说一个贫农老木匠，人称倔师，生产队建库房，大梁歪斜，跟前的人一筹莫展，但见倔师手持利斧，喳喳喳劈了许多小木楔，从立柱下一一楔入，大梁终于慢慢地正了过来。老木匠巧手正大梁，多有思想性，又多有艺术性！
     署名时，发愁了。韩安远这个名字，也不是多么嫌弃，主要的是怕用了它，让那些对我仍抱有成见的同学老师知道了，会想，啊，这小子发落到吕梁山里，还在扑腾啊！一封信寄到编辑部，说当年怎样反动，现在还负案在身，断了我写作这条路，可就永无出头之日了。绝非自己吓唬自己，夏天王志华和陈文秀两位老师先来汾西，再去临猗，就是明证。王志华老师在给我说案子情况时，哪个老师对我有成见，是有名有姓的。
     那就起个笔名吧，叫什么呢？
     康中上学时，我给自己起过一个笔名，叫方仲秀，跟韩安远一样，太文弱了。流落山乡，心志不坠，该从山字上取个名字，砥砺自己，也是与世抗争。一下子就想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呀，我是山里的一块石头，你是世上的美玉，我这个石头，偏要攻你这个玉，比你这个玉还要硬，还要强。按说该叫“他山”或“山石”，我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山”多作为字的第二个字，还是叫“石山”顺口些。
     好了，就是石山了。
     学校的备课用纸，是普通稿纸，工工整整抄了一份，星期天走了十多里路，去辛置镇上的邮局寄了出去。过了一个多月，接到山西群众艺术馆一封信，说此稿拟用，信中附有一张《作者调查登记表》，一看这个表，差点让我泄了气：上面有一栏是家庭出身。只能如实填写。还要盖单位的公章，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学校领导，好在领导也还开明，给盖了。到了年底，《革命文艺》刊物寄来了，我的“革命故事”登出来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写下的字变成了铅字。这就是我的处女作吗？
     作品发表后，编辑再给我来信时，就叫石山同志了。后来还去省里开过一次会，见了这位编辑，叫曾长青，是原《火花》的编辑。开会时，有人叫我老石，后来想想，光石山两字，太秃了，该加上姓，往后再发表作品就叫成“韩石山”了。再后来从汾西往太原转户口时，跟公安局的同志说了，干脆把韩石山写成本名，韩安远写成了曾用名。
     万事开头难，虽是一个小小的开头，但它给我的鼓舞却是巨大的。当时有个电影公演了，好像是《青松岭》吧，看了报上的报道，心想，为什么不可以一鼓作气，再写个电影剧本呢。如果拍了，肯定会震惊汾西，震惊山西，甚至会震惊全国！
     有了贼心也就有了贼胆。写吧。十几天里，天天晚上俯在煤油灯下，写呀改呀。抄好之后，专门去县城，找见原先它支学校的同事郭金铭老师，他这时已调到县教育局，当文书兼打字员。他的字写的非常好，我没有让他用打字机打，而是让他刻腊版油印。金铭真是好样的，也是利用晚上的时间，悄悄地刻了，悄悄地印了，待我再去县上时，已装订好了。银钩铁划，刚劲有力，字体疏朗，版式精美。万余字的一个剧本，装订起来竟像是一本十六开的书。简直就是正式出版物！
     封面上几个扁长的宋体字：《山里的秋天》。
     就在县上，我将此书分别寄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还寄了一本给国务院文化组，这个名字是从报上看来的。这已是1973年夏天的事了。
     等到秋天，突然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马德波先生一封来信，说我的本子他看了，有修改基础，他近日将去内蒙古呼和浩特组稿，返回时会来山西看我，一起商量修改事宜。信上还说了可能来汾西的时间。我不敢告诉别人，只写信告诉了金铭。等啊等啊，早就过了约定的时间，看来马德波先生不会来了，让人又沮丧又气恼。
     天下事真有难以置信者。过了国庆节，忽然收到马先生一信，说他将返回时，厂里有急事电催，只好直接回北京了。同时问我，他们厂要办个电影文学剧本创作学习班，时间一个半月，期限是11月15日到12月底四十五天，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加，顺便修改电影剧本。天啊，还有比这更让人兴奋的事吗！当即回信，表示同意。
     去了北京，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班，国务院文化组批准的，人员都经过审查。参加者不到二十人，涉及的剧本有七八个。有的本子是集体创作，已相当成熟。比如安徽的一个本子，写赤脚医生的，叫《白衣战士》，作者三人，其中一个叫张锲，本人是右派，其他两个人，一个是安徽文联的贾梦雷，一个是工人作者祖光益。安徽还来了一个人，马鞍山钢铁厂的，叫曹致佐，上海知青，后来调回上海，我还见过他发在《上海文学》上的小说。吉林来的作者，名字中有个传字，他把这传字写作“伝”，后来才知道，这是日文写法，东北日据时期长，有些简化字实则是日文字。江苏来的作者，原先是前进话剧团的，写过一个著名的话剧叫《布谷鸟又叫了》，早就转业到地方，可能是震于他的声名，也请来参加了这个学习班。他吃不惯馒头，有次吃饭坐在一起，问我可愿意将自己的大米饭票换给他。见他说的可怜，换了二斤，在我实在不算个事儿，他却很是感动。从这儿我才知道，北方人会喜欢南方的大米，南方人很少喜欢北方的白面。江西来了两个作者，一个叫杨佩瑾，一个叫什么忘了，两人长的有些相似，都是不高而瘦长的那种。山海关铁路机车厂来了个作者，是个火车司机。甘肃地质队来的作者，名字最好记，叫苟德义。
     这些人里，后来还见过的只有两人，都有显赫的身份，一个是张锲，当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中华文学基金会的主席。前些年我去福建参加一个笔会，主办方安排我们去厦门的南普陀游览，在禅房前的院子里，见一个高个子领导模样的人，跟一伙人谈笑风生，我一看，这不是张锲吗？想过去，又怕人家认不出自讨无趣，待跟前的人散去，才怯怯地过去，试探着问：“张锲，还记得吗，我叫韩石山，北影咱们……”料不到的是，张锲当下热情地拍拍我的肩膀，用带着安徽腔的粘稠的普通话，朗声言道：“韩石山呀，怎么会忘了呢！”后来有朋友托我办事找到他，也痛快地给办了。念旧情的人，总是叫人感动的，毕竟那是三十年前，我们都还是普通的业余作者。
     另一个是杨佩瑾，再见的时候，他已是江西文联的主席，声名赫赫的长篇小说作家了。在某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电梯里，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他瞅瞅我，眨眨眼，大概是觉得有些面熟，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跟前有人，犯不着做出一种见了名家惊喜的样子，我也装做未曾相识的样子。人生匆匆，记不得才是正常的。
     这个班里，进过大学门的，好像只有我一个。那时候兴工农兵挥笔上阵，上过大学绝不是什么优势。
     给我们办班的领导就是马德波，北影文学部的主任。熟了才听人说，此人可谓大有来头，“文革”前是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的秘书，陈荒煤主管电影，他也算是电影界的老人了。
     我们学习期间，有两个电影正在拍着，一个快完了，一个正要开始。快完了的是《海霞》，正要开始的是《杜鹃山》。海霞的主演叫吴海燕，就住在招待所楼上，出来进去常遇见，尖尖的下巴，厚厚的嘴唇，一看就是个南方风情的俏丽女子。《杜鹃山》是样板戏，名从主人，剧团也就叫成样板团，派头可就大多了。在哪儿住不知道，唯一跟我们相同的是，中午也在食堂吃饭。扮柯湘的杨春霞，过来过去，都披着一件军大衣，在我看来，真人比电影上的女英雄还要漂亮些。人俏，衣宽，走起来有种飘逸的韵致。有时来吃饭，脸上还带着戏妆，怪模怪样的，全没了女英雄的风采。
     叶帅的女儿叶向真，正在策划拍什么片子，多次在大院里碰见，高挑个子，极有风度。也是一件军大衣，较之飘逸的杨春霞，又多了几分伟岸。见过的著名演员，有《英雄儿女》里扮军政委的田方，后来演《戴手铐的旅客》的于洋，早先演过江姐的于兰。还有个女同志，像个领导，人说是《文艺报》主编侯金镜的夫人葛琴。
     学习的方式，一是请名家讲课，记得给我们讲过的有谢铁骊，桑弧，还有个编过《马兰花》的老编辑。二是看电影，再就是我们自己在一起讨论。北京大学听说这儿办班，来了三个人，不能说是学习，也不能说是讲课，按当时的说法，该叫开门办学吧。来的三位，一位是后来成了大学者的严家炎先生，一位叫张剑福，是个刚留校的助教或是辅导员。还有一位是个河南小伙子，也是“文革”前留校的年轻教员。趁星期天，我去北大看望过张剑福，事先说好时间在校门口接我，一起去他的宿舍聊天。进宿舍楼的时候，有个老人正慢腾腾地往外走，张先生低声对我说，此人叫章廷谦，笔名川岛，是鲁迅的朋友，今天来这儿打扫楼道。
     最有意思的还是看电影。多是在厂里一个中型放映厅。最兴奋的一次是看《巴顿》，不是后来全国公映的那个译好了的片子，还没有翻译，一面放着，银幕边站个人给讲着。讲的人也不简单，是《小兵张嘎》里那个吃西瓜的胖翻译。他的真实身份，也是翻译，不是日语是英语。开头是巴顿的戎装像，一会儿面部，一会儿军刀，胖翻译说，这是为了突出巴顿的形象，让它深深地印在观众的脑子里。还说巴顿的影片拍了多少部，家属最喜欢的还数这部。
     有时也去新街口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去看，放映厅更小了，中间全是沙发，后边摆些椅子，在这儿看的片子，叫过路片，意即国家还没有决定是否进口，先看一看再作定夺。据说有些大人物也来这儿看，谁家里也没有这么好的放映设备。看过些什么片子，全不记得了，没翻译，只能是看热闹。
     再就是游览了，去过长城，十三陵。冬天，冷得直跺脚。
     班上还组织我们参加与电影有关的劳动，具体是给《杜鹃山》剧组做道具。搭好的山景上，有许多竹树，竹竿是从南方运来的，叶子分两种，近处是绢做的，远处是塑料做的，一簇簇放在筐子里，根部有细细的铁丝，我们的工作是将这些叶子缠在竹竿上，疏疏密密，尽量做的跟真的似的。后来电影公开放映的时候，我指给妻子说：你快看，雷刚旁边那蓬竹竿上的叶子，好些是我缠上去的。
     我在北影学习的时候，山西文联的马烽和孙谦二位老师，也住在北影招待所里，正在修改他们的电影剧本《山花》，直到“文革”后这个电影才拍了，改名叫《泪痕》。河南作家李准也在那儿写剧本，后来拍出来叫《大河奔流》，当时还没个谱儿，电影厂请来谈设想。我们在三楼住，他在二楼住，星期天晚饭后，我拿上剧本送他指教，封面上写着“李准老师雅正”，他看了，没说我的本子怎样，直夸我的钢笔字写的漂亮。
     学习班年底结束，马德波又留下我，为我调来两个“文革”前写农村生活的电影，其中有马烽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之后厂里派了车，让做副导演工作的钮立山先生陪我去了一趟平谷县，说是我的本子写的是女队长领上社员寻水打井的故事，山西见闻有限，平谷是北京远郊的农业县，山区县，算是让我深入生活开阔眼界。因为打的北影的旗号，平谷县的一位副书记还特意接见了我们。
     这么说我的剧本有指望了？没有，一点也没有。在小组讨论会上就给否了。所以给这样的待遇，是老马对我的一种安慰。他对钮立山说，韩石山这个人很聪明，又肯下苦，将来会写出东西的。1980年我去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办的文学讲习所学习时，还特意找到他家里看望了他，粉碎“四人帮”后，他似乎没有受到重用。可惜我当年太穷，只给他卖了一袋不怎么好的苹果。记得递过去的时候，我都觉得害羞。他倒不嫌，见我这么多年了还记得他，来看他，很是高兴。
     “文革”期间，学校都是春节开学，冬季毕业。北京归来，先回了一趟家，春节后回到上团柏，我们那个九年级班的学生，早就毕业了。同时上头也来了文件，将这个学校的高中部撤销。
     正月里，在县城中学集训的时候，听说教育局让我回县城中学教书。也是那两天，刚调到勍香中学当校长的任仰奎老师找见我，说还是去勍香中学吧，我说，那你跟教育局说吧。后来有人对我说，你怎么放着县城中学不去，要去勍香中学，二返长安又进了深山。这话还真不好回答。一则，我觉得既然已决定让我留在县城中学，任老师是老乡，年纪又大，他那样说了，我那样回答了，不过是句搪塞的话，谁能想到任老师一说人家就真的又把我打发到老山里。
     再就是，或者说是深层的原因，我是愿意去勍香的。自从陈王二位老师去了韩家场之后，我就知道，我在山西大学的事没有完，随时都有人会旧事重提，只怕再提的时候，不会有这次这样幸运了。这两年，我老觉得背后远远的，有一双警惕的眼睛在盯着我，随时会找我的碴儿，再一次将我置于死地。同时又隐隐地感到，处境越是艰难，人身越是安全。古人说的“危邦不居”，做不到，俗话说的“乱世入山”还是能做到的。
     在勍香中学，利用课余时间，我将电影剧本的素材，改为一部长篇小说，叫《磨盘庄》，三十几万字。油印出来，厚厚三大册。油印的费用，是教育局贾宝贵局长特批的，花了四五十元，主要是纸钱。印出后，请假去北京送稿，要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有关系，先到北影找见钮立山，他托人托到了人文社的老编辑王笠耘。见了王先生，没说几句话，他说留下看看再说。还见了谢明清，好像是个负责人。
     也是在人文社，见到一个大个子年轻人，王先生给我说，那人叫冯骥才，正在他们那儿修改一部关于红灯照的长篇小说。我真羡慕，什么时候咱也能来人文社，住在他们的招待所里修改长篇小说。
     我的长篇，自然没什么结果。出乎意料的是，1980年我去北京参加文讲所学习时，在所方的底薄上，看到我的推荐单位里，竟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想来是中国作协去人文社了解各地作者情况，王先生或是谢先生推荐了我。
     天下事，真是说不来，有时你认为没有戏的地方，还藏着你不知道的好戏。

     九、第二次住学习班

     就这样我到了勍香中学，待了四年，直到1977年秋天才离开。不是正常调动，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又出事了，又住了“学习班”。
     粉碎“四人帮”后有个运动，叫“清查”，全称应当是“清查与四人帮有关联的人和事”。汾西实在太小了，也太没文化了，竟没有一个人能当得起“与……有关联”这个词儿。旮旯角儿都找遍了，总算找见两个人，两件事。一件是，有个叫史素珍的北京知识青年去北京参加全国知青会议，见过“四人帮”中的几个人。查来查去，这个史素珍绝对是个忠诚的无产阶级接班人，推荐上过清华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小山村当支部书记。再一件就是我的了。
     想来我真是个黄继光式的人物，一到了要紧的时候，总有枪眼让我顶。这次也不例外。一是查出我写的长篇小说《磨盘庄》里有“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还在走的走资派”的话，说这是攻击邓小平同志。二是1973年我参加北京电影制片厂办的电影文学剧本学习班，第二年北影的朋友钮立山，为了提高我的文学水平，给我寄了本霍桑的《红字》，说是要写小说，就写成这样子，将来好拍电影。书是他从电影厂图书馆借出来的，我看后就寄还了。
     这事儿我不说没人知道，只怪自己嘴贱，给几个当时交往的文学朋友说过，不知谁揭发了，县上如获至宝，通知教育局，教育局急电勍香中学，学校领导让我立即去县里报到，一去就宣布：给韩安远办学习班，责令限期交待与四人帮有关联的人和事。
     我住在教育局腾出的一间办公室里。吃饭在灶上。
     我在教育局写检查，局里找了几个教员审查我写的《磨盘庄》。
     教育局看管并不严，没事了，也去县革命委员会机关转转，看看平时有交往的朋友，有次去宣传部找人，没见上，见了一个也还有些交往的宣传部干事，他见我进来，待理不理的。平时可不是这样，我有些不高兴，随口说：你以为这次住了学习班，我就完了？本来是一句玩笑，不料此人竟翻了脸，恶狠狠地说：
     “就把你送当了，你要咋的！
     “送当”，是汾西土话，有“送你上死路”的意思。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好讪讪地走开。怨谁呢，只怨自己瞎了眼！
     局里定了几个人，算是办班的。过上几天，听我念一次检查。有次办班的人说，明天全县要开个大会，县“清查办”的人说，要你在大会上做检查。我说，上会可以，但是到了会上，说什么可就由不得他们了。毕竟已是1977年的夏天，天上的阴霾不像过去那样浓重了，我才敢说这样的话。话是这么说，心里还是有些害怕。家中有妻子儿女，真要把我定为“与四人帮有关联的人和事”，给个处分，可就惨了。家人失了依靠，我要翻身不知在猴年马年。
     见我闷闷不乐，贾局长私下里说，“四人帮”倒了，不会有冤假错案了，实话实说，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心里焦急的是，放暑假前叫来县上，我给家里写信，说我在给进修校的老师讲课，如今都开学了，我还回不去，家里人会怎么想。
     好在又挨了几天，作过全面检查，说是告一段落，准我回家。
     在老家住了十几天，回到县上，心说可以回学校教书了，局里说还没有完，还要继续办班。贾局长安慰说，就多住几天吧。我心里毛了，说这么住下去算什么，就那么点事，我已写过几次检查了，总不能真的判我个“与四人帮有关联”吧。
     刚好县上新来了一位书记，我壮起胆子去找，说我发表了多少作品都不审查，偏要审查我的一本没有出版的长篇小说。书记叫郭巨会，知道有这么个案子，也知道我长于写作，是个普通教师，没想到我还发表过许多作品，还去北京参加过电影剧本创作学习班，当下就有了好感。说没什么，解脱吧。又问我有什么要求，我一直想摆脱教书，说我想下乡体验生活，争取写出更好的文学作品。书记说，县上正在组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那你就参加工作队吧。这样，我从学习班解脱出来，直接参加了加楼村的工作队，领队的是县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叫陈家兴，稷山人，跟我算是老乡。在汾西，南边平川县的人，都是老乡。
     就是在下乡期间，看到报上平反冤假错案的报道，我给临猗县委写信，要求平反爷爷的案子。经过一番奔波，在县委书记孙庚午同志的督促下，终于平了反。
     1978年秋天，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应是第三届），县上又要办高考复习班，缺少代语文的老师，我找到贾局长，说我来代吧。他说你不是下乡嘛，我说不下了。他说那太好了，你就去汾西中学代理科班的语文。
     这样，终于在毕业八年后，回到县城中学教书。好些朋友问我，好不容易离开教育系统了，怎么肯主动回去。
     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是为什么。
     为了我的三弟。
     当年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三弟初中毕业后，不让上高中，在农村劳动了八年。如今可以考大学了，学历太低，在临猗老家，连复习班也进不了。我一代上复习班，马上给三弟去信，叫他来汾西上学。本校教员子弟，连学费也免了。三弟也真是好样的，经过一冬一春的苦读，考上大同师范专科学校。也是这一年，上过高中的四弟考上了南开大学。三弟毕业后，分配到临猗县城关学校，不想教书，正赶上山西大学教育系杨文宪同学来临猗当县长，我给说了一下，调出学校，到县博物馆当了干部。后来杨文宪当了县委书记，又调进县委，当了对台办的副主任。四弟后来出了国，现在是法国一个大学里的教授。
     在汾西中学教书的两年，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时光。生产队管的不是那么严了，一到了农闲时间，比如冬天，就把妻子和两个孩子接到汾西，一起生活。记得第一次带孩子出门，在临晋汽车站遇到一个画家，那画家对我们儿子的形象非常感兴趣，说这孩子长的太神气了，尤其是那个脑袋，浑圆而略长，脸儿那样的白净，身子又那样高挑，一定要给他画张像。画好之后，还给身边的几个年轻人讲解。女儿更是一脸喜庆，惹人爱怜。
     妻子与孩子来后的第二天，我遇见门房的一位老师傅，用汾西话说：那是你的汝媳子，我还当是你汝子呢。意思是说，那是我媳妇，而他竟以为是我的女儿呢。后来我拿这话跟妻子开玩笑，妻子斥责我：你就喜欢充大尾巴狼！
     不是我喜欢充大，是我认为，与表妹的婚姻，是我一生里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两个家庭都因此而获得解脱。如果我还算是有点成就，这块石头还放点光芒的话，这光芒全照在了自家的墙上。

     十、一好一坏两件事

     在汾西十五个年头，分作两段，前面几年在乡下教书，后面几年在县城。在县城的这几年，经历了一好一坏两件事。
     好事是1980年4月到10月，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第五期文学讲习所”。此事对我的直接益处是，学习归来，由马烽和西戎二位老师出面，给省委宣传部打报告，将我从学校调出，安排在汾西县城关公社任副主任，算是挂职深入生活。从此之后，等于享受了专业作家的待遇。
     它的间接效益，要比直接效益大得多。此后二十多年间，让我这个没有大出息的三流作家，忝然以文坛“老上尉”自居而毫无愧色。因为我的同班同学中，光当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就有四位之多，当了各省作协主席副主席的，一抓一大把。当了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该说是将军一流的人物，省里的主席副主席，该是校官了，我的军龄与之相同，自命为老上尉，不能说是妄自尊大吧。每当去了外地，当地的年轻作家若不知韩某是何等人物，我便引诱他们说自己喜欢的作家，比如说到写小说，他或她往往会说到王安忆，或是张抗抗，假如说到后者，这时我便装作不屑的样子说，哦，是抗抗呀，我的小师妹，对方肯定会惊讶，高雅如神仙的张抗抗，怎么会跟这么一个粗俗不堪的家伙同一师门呢。他若憋在心里也还罢了，若说出来，等于又上了一当，我便可以过五关斩六将地吹上一通，惊得对方一愣一愣的，心里直感叹，文坛圣洁地，怎会有这样的主儿。
     坏事是，经历了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一时间全国有四五个省的文学刊物和报纸，批判我的作品。辽宁批的是《转正》，河南批的是《磨盘庄》，甘肃批的是《棉田明月夜》，山西批的是《静夜》，《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的批判文章中都点了我的作品的名。省里跟着上面转，也要行动起来。有位评论家在省委宣传部的动员会上，说了上面这些事，宣传部的领导闻之心喜，原来我们也可以大有作为，当即下命，让我来省城作检查。我来了，住在省作协东边一个小院里。今天宣传部叫，就去了宣传部，明天《山西日报》叫，就去了《山西日报》，后来晋祠宾馆开全省的宣传部长会，也要我在会上作个自我剖析。要说出风头，可是出足了。记得当时的部长叫刘什么，我发言时故意装作结结巴巴的样子，刘部长在一旁直说，别紧张嘛，见我还是紧张的不行，特意起来端了一杯水放在我面前。那是我此生喝过的规格最高的白开水。
     最为可笑的是，我在山西正受着煎熬，河南还派了《莽原》的一个编辑来太原，想让我写篇自我批评文章发在《河南日报》上。这位朋友是我作品的责任编辑，姓杨，一下子想不起名字了，我说：老杨啊，我要过堂在太原府过就行了，还要解到郑州府吗？他一想也是的，不再纠缠，回去覆命去了。
     这件坏事，又出其不意地引出一个好的结果。
     按马烽和西戎二位老师的安排，是要我长期下乡，深入生活，将来好写出惊天动地的作品，这是他们的理念，也是他们的美意，殊不知对我来说，如同判了无期徒刑。在汾西那个地方，我已待了十几年，可说是一天都熬不下去了。我来太原作检查，以马烽和西戎两位老师的思想，污是要清的，但抓清污的典型，怎么也不该抓到韩石山身上。抓了韩石山，让他们脸上也不光彩。这些天一直犹犹豫豫，是不是把韩石山调回来，又觉得人家那里正在批评，他们这里上调，逆风而行总不太好。
     偏偏这时，汾西县委通讯组一个小伙子，为了上稿子，不知轻重，在《山西日报》上发表了一个消息，说韩石山在“清除精神污染”会上，做了个怎样沉痛的检查。我来太原时，给家里说是去开会，给县上也说是去开会，现在家里和县上，都知道我不是开什么会，而是当了清除精神污染的典型。家里是担惊受怕，县上可就异彩纷呈了：有的惋惜，有的同情，有的觉得是报应，爬的高，摔的重，老人们的话一点都不假。
     我把这个情况跟两位老师说了，马烽对西戎说：球，回来吧！
     作家协会就是他们的家，一个书记一个副书记，他俩说啥就是啥。正好那两年，他们手里有现成的专业作家编制，调谁回来不过是吭个声儿的事。下面怎么运作的，我就不知道了，我知道的时候，什么都办好了，同时调回的，还有在原平的成一兄。我要做的，只是拿上省委宣传部的公函，去临汾地区宣传部，再去汾西县委办手续就是了。记得在临汾地区宣传部办手续之前，杨佐植部长还特意跟我谈了一次话，我以为有什么麻烦了，什么都没有，部长只是想跟我说几句勉励的话。前几年，接到一本杨部长的纪念集，才知道老部长原本是个才学之士。
     就这样，1984年秋天，我回到了省作家协会，妻子和儿女“随迁”。这个词语是我在宣传部的公函上看到的，当时看了真是感慨万千，多么难的一件事，在公文上的表达竟这样简便，跟我的付出一点也不相称。我用了十多年的努力，才将妻子和儿女从农村迁到汾西，又由汾西迁到太原，它却只有这么随意的两个字——随迁！
     此前在县里，已为妻子儿女办了转户口的手续，还给妻子解决了工作，没有上班，等着来太原安置。多亏老同学孙涛鼎力相助，先安排在《并州文化》打字，后来老孙调到《城市文学》当主编，她跟上去了管财务。
     现在想来，在汾西的后几年，还是很惬意的。
     记得是1979年，我还在中学，崔巍来看我。当时他正跟一位朋友写长篇，我们一起研究提纲。毕业那年，在阳泉火车站分手后，有两年我们没有联系，后来他写信到韩家场，又联系上了。此后几年间，一直通信不断。我主持《山西文学》的时候，以给写作班编教材的名义，将我俩二十多年的通信编为一本书，就叫《韩石山崔巍通信集》，收了我二百封的样子，收了他一百八十几封，非是他给我的信少，是他保存的仔细，我保存的不仔细。
     也是在中学时，忽然有一天，侯光天学长乘吉普车来看望我。在山大的时候，光天学长是教育系的，高我两个年级。我们在一个楼上住宿。那时我就敬佩他的为人，什么时候都是那样和善，有教养的样子。他能来汾西，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交谈之下方知，毕业后他先在省革命委员会做事，最近被打发到灵石县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说，他来灵石后，听说我在这儿，此番来没有别的事，就是想看看我在这儿生活的怎样，顺心不顺心。过后不久，就调到昔阳县任书记去了。再后来，就是晋中地委的副书记了。
     孙涛也去汾西看过我。那时我已去了城关公社。他在《并州文化》当主编，是跟编辑部的一位朋友一起来的，那位朋友叫张文忠，这几年不多见面了。记得他去了，说要在刊物上写一篇我的长文，想去我教过书的地方走走。我给县上要了辆吉普，我们一起去了它支，勍香，还去了老爷顶，记得回来的路上，看着两旁的黄土沟壑，孙涛说，他跟林利利要是分到汾西，他会怎样不好说，利利准会跳崖自杀的，没想到我在这样一个地方一待就是十几年。
     来看望我的，不光有这样的老同学，老朋友，某年过春节前，《人民文学》编辑部派王青风先生来汾西看望过我。第二年春节前，《北京文学》编辑部派刘恒先生来汾西看望过我。现在说起这些，没有一点炫耀的意思，只是想说明，当年这些刊物对一个年轻作者，是多么的器重。我的无能，不该遮蔽当年刊物的一片诚心与苦心。刘恒先生已经是大牌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了，说过去来山西看望过韩某人，对刘先生来说，该不算是辱没吧。
     来到省城，成了专业作家，如同船出夔门，另是一重天地，往后如何扬帆远行，全看自己的本事了。

     十一、感谢时代的赐与

     写书，编刊，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这期间，经历的危厄，也有几次，只是不再像先前那样，“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有宰割的份儿。不是我的本事大了，是时代进步了。不管别人说什么，我心里深知，在大的时代风雨面前，一个人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孱弱。早在汾西时期，我就给自己取了个室名，叫潺湲室，取《九歌》里的一句话：“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意即，自己不过是一股细细的流水而已。好在几十年下来，这股潺潺的流水，总算是没有干涸，还翻出几个不大不小的浪花。
     如今我已老迈，两年前就退休了。日头压山了，劳作了一天的农人，该荷起锄头回家了。大幕正徐徐落下，一个知趣的演员，应当及时转身退场。
     不管是回家还是退场，往后只求远离文坛，若无其人。说“和其光，同其尘”，是故作高雅，过几天安静舒心的日子，则是切实的期盼。当然，也不会饱食终日，坐以待毙，最为想望的，该是从从容容地，看几本先前想看却顾不上看的书，轻轻松松地，写两本早就想写却没时间写的书。如此而已。
     三年前，知道自己退休在即，曾借与龙源期刊网主编对话的机会，大略谈了我几十年的经历与作为，并将文章发在我编的刊物上。作为配图，用了我的一幅毛笔字，放在某页的右下角，写的是我自己诌的一首俚句。我没有让编辑刊出释文，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是我对自己一生的概括：
             既贱且辱此一生，
             敢将热血污汗青。
             有种诸公皆富贵，
             无能数我亦不穷。
     经历的越多，越知道自己的无能，渺小。
     混迹文坛这么多年，究其实不过是个三流作家。不是自嘲，前些年过年时，就在门上写过“一级职称三流作家”这样的联语。另一句是“四口之家六人在望”，当时儿女都未成家，盼望来年儿婚女嫁，果然几年之内，先是女儿出阁，后是儿子迎娶，如今连外孙也有了。人生在世，还有什么比看到儿女成人，各执其业，孙辈欢蹦乱跳，更让人欣慰的呢。
     著作定的是作家的级别，家庭定的是人生的级别。谁也挡不住一个既贱且辱，历尽艰辛，也还薄有声名的作家，享受恬淡的人生，尤其是在晚年的时候。
     人生是美好的。感谢时代的赐与。

                                                 二〇〇九年五月七日于潺湲室

http://www.zgzjwx.com/nd.jsp?fromColId=-1&id=674&_ng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