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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中心的建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历史过程。在建国初期国家性质转变的背景下，北京的各项工作始终服务全局，作为首都规划的重要参与者、首都基础建设的具体实施者、中央精神的坚决贯彻者、中央决策的重要“试验田”和全国政治建设的示范引领者，确立和巩固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在全国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北京；政治中心建设；角色分析；社会转型
1949年北平[1]和平解放后，从国民党统治下的特别直辖市转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首都，又逐渐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在此过程中，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首都建设，利用特殊的地缘关系，带领全市人民在政治中心建设中发挥了服务者和参与者的独特作用。本文尝试对1949年—1956年间这一特殊角色作用进行分析，以求对北京与中央关系的演变予以解读。
一、和平接管北平——构建政治中心的起点
1949年春天，我党的工作重心逐步从农村转向城市，并开始考虑新中国首都选址的问题。北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人谓之“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12世纪中叶以后，自金开始，经历元、明、清几个朝代，北京都是“皇都”，成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由于北平具有成为新中国首都的重要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2]，也出于国际政治发展方面的考虑，北平终被选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3月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3]。
把北平建设成为新中国的首都，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一次严峻的考试。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毛泽东形象地称之为进京赶考，他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我们都希望能考个好成绩。”“考个好成绩”，这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决定定都北平的第一个愿望。北平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结合北平的具体情况，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关于接管北平的方针和政策，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圆满地完成了对北平的接管工作，为政治中心的形成和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首先，建立组织机构和配备干部。1948年12月13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北平市委成立。1949年元旦，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平市人民政府也宣告成立。其中，北平市委在军事接管中领导一切，军管会是市委领导下的机构，负责接管工作。在干部配备方面，考虑到北平要成为新中国的首都，中共中央对北平领导班子配备，自然非常重视。其中，任命彭真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长，班子其他成员也大都是晋冀鲁豫根据地和中央华北局的领导同志。他们多年在华北地区活动，对这一地区风土人情（包括敌我友）的情况了如指掌，熟悉大城市的工作，政治斗争经验丰富，并在根据地有一定的施政经验，担负着尽快建立北平的革命秩序、为新中国创造条件的重大使命。
其次，摧毁与保留并存的接管原则与方式。中共中央对北平如何做好接管工作非常关心和重视，毛泽东、刘少奇等对华北局书记薄一波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北京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努力做好相关工作，保证完整的接管。一方面，对国民党旧国家机器给予坚决彻底粉碎，摧毁旧的保甲制度，建立各级人民政府。彭真明确指出：“必须将政权拿在手里，用以保护自己和消灭敌人，否则，不但推行工作不易，甚至受人之欺。[4]”2月4日，北平市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旧政权所属的华北“剿总”系统和国民党在北平的党、特、军、政、警全部机构被废除。另一方面，对其他部门如工矿企业、商店、银行、医院、电信、邮政、交通、文化教育和政府业务部门等的接收工作“原封原样、原封不动，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一个被接管单位一般派一名军管代表和几名联络员，原有的机构、管理制度、人员等暂不变动。这种方式有效地保证了在我方缺乏接管干部和管理经验的情况下,被接管单位业务工作的正常进行。
第三、稳定社会秩序和安定民生。为政之道，在于争取民心，要想真正得到百姓的拥护，只有切实地做好与百姓利益相关的工作。在入城之初的日子里，彭真、叶剑英等北京市委领导几乎天天根据中央相关精神及北平实际情况，谋划对策，部署工作。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主要包括：摧毁特务组织，处理散兵游勇，收缴枪支武器，收容教养乞丐、小偷和流氓，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等。在安定民生方面，主要包括：从外地调进大量粮食、布匹，以确保北平市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整顿金融市场，废除金圆券和确定人民币的地位，使物价逐渐回落并趋于稳定；治理环境，改善市政基础设施，清除长期堆积的垃圾，疏浚河湖水系，整修低下水道等。在短短数月间，新生的北平以极大的魄力迅速地涤荡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建设起了一个全新的、真正属于新中国的首都。
北平的成功接管为政治中心的构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方面，通过和平接管，给百姓带来了真正的好日子，获得了他们的衷心拥护，为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城市站稳脚跟，并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提供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接管，北平城的面貌焕然一新，为政治中心建设做了必要准备。保证了首都的政治安全和政治稳定。
二、首都建设与发展——拓展政治中心的内涵
北平和平解放后，由国民党统治下的封建性质的特别直辖市，转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首都、政治中心，其城市的性质功能与定位不再取决于旧社会统治者利益的需要，而是要适应新中国的发展需求。此时，如何开展首都的各方面建设，完善其作为政治中心的各项功能，突出政治中心的内涵，是北京市委、市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
（一）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政权建设的初步尝试
北平解放初期，为适应新中国的政治中心的角色需要，北平市委积极进行政权组织形式的探索，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领导广大市民参政议政、管理国家事务，建立和巩固了新民主主义政权。
北京市委从实际情况出发，召开了多次具有代表会议性质的座谈会，解决土地房屋等一些重大问题。在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北平市委向中央打报告申请召开一次全市各界代表会议。中央基于北平市委之前的工作探索及实践，于1949年7月31日，致电各中央局和分局，要求“凡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在解放两个月至迟三个月后，即应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以为党与政府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方法之一[5]”，并转发北平市委关于召开北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报告，供各地参考。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召开，会议上通过了军管会和市政府的工作报告，各界代表审查和处理了大会提案248件，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市政报告的决议》和《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宣言》《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组织条例》。此外，《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议事规则》《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会场规则》这几个文件的制定，为全国制定同类文件提供了经验。中央对北平召开的这次会议给予高度重视，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并讲话。8月13日，毛泽东出席会议，向全国发出号召：“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并说“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6]
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召开后，北京市委依照全国政协一届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有关规定，根据毛泽东在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积极筹备召开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49年11月20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地方人民政权建设的示范》的社论，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致开幕词，他指出，“这次会议，有着广泛的和充分的代表性。从此，我们北京市各界人民就直接管理自己的政权了。只要北京市各界人民团结一致，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团结一致，新老工作人员团结一致，我们就能克服一切困难，迅速发展北京市的各项建设事业，建设人民的首都。[7]”会议历时三天，选举出了市政府组成人员。选举出的13名政府委员中，中共党员有7人，党外人士6人，是名副其实的民主政府。这种选举有党外人士组成的人民政府的做法，在全国还是第一次，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最后，大会通过了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决议，并选举产生了协商委员会正副主席和委员。北京这种在会议闭会期间设立协商委员会作为它的常设机关的做法，得到中央的肯定。11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协商委员会的职权给华东局的电报》中指出：“上海第二届各界代表会应选出四十人左右的协商委员会，其职权为在各界代表会议闭会期间向市政府提出建议案，并为下届各界代表会议准备议程及议案。请参考北京《人民日报》所载北京第二届各界代表会所选举的协商委员会。[8]”
经过两届市人民代表会议的成功举行，北京市过渡时期的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逐渐走上正轨，并且其积累的重要经验为全国各地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示范。在此基础上，北京市委还积极探索基层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根据中央的相关精神，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从1950年5月31日起，北京市先后在第六、第七、第一、第五等四个区作为试点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解决了各区人民急需解决的福利问题，检讨了政府的工作，进一步密切了人民和政府的联系。为了让中央及时掌握情况，以更好地指导全国工作，北京市委总结了北京市四个区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七条经验，形成《北京市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初步经验》报告，报送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华北局。8月9日，毛泽东向各地批转了这个报告，批语称“兹将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内各区开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发给你们参考。我们认为大城市的各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请各大城市市委考虑实行。[9]”
至1954年8月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北京市一共召开了四届十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并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这种创制行为不仅使得首都在建设人民民主政权方面做出了新举措，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的联系，为恢复与发展生产、开展各项建设事业准备了条件；并且在北京市的积极探索和带动下，全国其他城市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都相继开展，这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成熟的条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开拓过程中，北京作为新中国的政治中心，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
（二）首都城市建设——构筑新中国的政治象征
随着社会的逐步稳定和政权建设走上正轨，首都城市建设的任务也逐步提上议事日程。北京市委多次强调：我们的市政建设方针是为中央、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三为”方针是北京城市建设的总方针，也是当时市委领导各项工作的一条指导方针。这项方针体现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在国家层面的角色担当，反映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整修中南海为中央机关办公所在地。1949年初，北平解放之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进驻了北平香山。当时，由于正在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一些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经常频繁地往返于香山与中南海之间。考虑到工作方便和确保安全，当时的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同志，于1949年7月给中央写了报告，请毛主席搬进中南海居住和办公。北京市协助整修了中南海，大约在1949年8月，中共中央领导人与中央机关开始向中南海搬迁。此后，中南海正式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最高行政机关所在地。
确立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关于行政中心的定址问题，意见不尽一致。梁思成等一些专家，主张把首都的行政中心放在北京西郊的新市区。另一种意见主张把行政中心设在旧城区内，认为这样合理且经济，可以更好地保护文物古迹，发扬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在听取各方面专家意见之后，中央和北京市委采纳了把行政中心放在旧城的意见。这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作出的选择。在行政中心的确立过程中，北京作为规划的重要参与者、建设的具体实施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便利中央机关在城内办公，除了整修中南海之外，北京市委为全国政协兴建了供开会和办公用的政协礼堂。随后在长安街、朝内大街、公主坟以西、三里河、百万庄、和平里、地安门等地，修建了许多中央和部队机关的办公用房。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各部委、各人民团体的中央机构都在北京办公。
建设首都的标志性建筑。建国前夕，经过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的周密研究，将开国大典的场地定为天安门广场。建国前天安门城楼经过长久的战争侵蚀，已经覆满风尘。1949年8月，为迎接开国大典，北京市委市政府对天安门城楼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和修整，粉刷城楼使其重焕光彩。与此同时，开辟出一个能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在城楼前竖起升降国旗的设施。1949年10月1日，装点一新的天安门广场迎来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国家主席毛泽东在这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成立，自此，天安门广场对于全国人民具有了非比寻常的重要意义，成为中国的第一标志性建筑、首都的心脏。1958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在北京建设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钓鱼台国宾馆、民族饭店和华侨大厦十大建筑作为新中国首都的标志性建筑。
协助国家做好外交工作。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决策，北京市不承认国民党时期驻京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切卖国条约，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北京开办的宣传机构。逐步收回国民党时期驻京的美、法、英、德等国的兵营产地权，征用兵营的建筑物。另外，北京市委根据中共“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协助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在北京修建领事馆或办事机构，解决使馆人员的工作、住宿问题。1955年起，北京市政府还在建国门外的齐家园附近，建外大街北侧、日坛公园西南侧开始修建第一使馆区——建国门外外国驻华使馆区。第一使馆区主要聚集了一些苏联等社会主义的国家使馆，体现了中共当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成为中国与外国交往的重要地区。
（三）在社会改造运动中示范全国
“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绝不能允许再有任何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余来压榨、勒索和侮辱我们人民”[10]。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中心的建设是一个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下所形成的一系列畸形特征逐一矫正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犯罪、腐败、失业和其他罪恶较少的城市。这一点，对于北京来讲，具有非常积极而深远的意义。北京市委市政府积极开展郊区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社会改造运动，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涤荡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陈风旧俗，树立起爱祖国、守秩序、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好的社会风气，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在北京一系列工作的开展中，北京市的一些做法决心大、行动快，多次被中央作为典型经验推广全国，发挥了其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独特示范作用。
从1949年冬到1950年春，北京郊区分批进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这是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北京郊区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兼顾城市未来的发展，注意保护与发展生产力，注意城乡社会的稳定，制定出了不同于一般地区农村土改的政策：一是实行土地国有，“没收所有地主之土地，并征收富农出租之土地，统一由本市人民政府管理并酌量出租”[11]；二是不平分土地，由政府分配土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使用，村里不靠土地为生的非农业人口不分土地，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并无所有权。市委在调剂土地使用权的问题上实行“四不动”、“五动”的办法，通过这些调剂办法，基本上解决了无地或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共中央对北京郊区土地改革的经验十分重视，尤其是避免老解放区在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差，从北京的实际出发制定政策的经验。1950年6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一项重要议程是讨论土地改革法草案，《北京郊区土地改革总结》作为参阅文件印发了会议。政务院1950年1月发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老解放区市郊农业土地问题的指示》、十一月公布的《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明显地吸收了包括北京在内的大城市郊区土地改革的经验，其中的一些规定与北京郊区相关土地改革政策是相同的，使北京郊区土地改革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12]
此外，北京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社会运动实施较好，整顿了社会风气，在全国发挥了政治中心的应有作用。通过镇反运动，共逮捕反革命分子3506名,处决940名,给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北京的反革命势力以极其沉重的打击,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使首都的社会治安秩序出现了空前安定的局面。其中，在镇反运动实施过程中，北京市创造了许多重要的经验和做法，如大张旗鼓加强镇反宣传、摧毁一贯道等做法都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肯定，经验推广全国执行。据统计，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4月，毛泽东先后5次批转了北京的镇反经验，要求各地学习仿效。[13]北京市的三反五反运动，有效地教育了干部，清除了腐败分子，打击了不法资本家，对于清除旧社会的污毒、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树立国家工作人员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作风，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中央提供了开展运动的经验。据统计，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北京的经验和做法先后6次被毛泽东批转全国仿行，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三反、五反运动的深入开展。[14]起到了一个政治凝聚和政策引导作用。
三、北京的社会转型——巩固政治中心的地位
1953年起，我国开始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在此过程中，北京也积极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加速推进“一化三改”。通过大力发展工业巩固政权基础以及政治中心的角色定位；通过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社会主义轨道，消灭了城市经济中的投机势力，而且清除了近代以来一直发挥重要影响的北京商业手工业中的封建因素。北京也真正地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
（一）把发展工业作为巩固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的重要途径
北京在解放前一直是一个封建消费中心城市，缺乏现代工业基础。据统计，1949年，北京全市的工业总产值按1955年发行的新人民币计算，只有1.677亿元，仅为上海工业总产值的十五分之一。[15]1953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时，看到工人数量少，问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首都是不是要搬家？”[16]北京市委市政府认识到北京作为全国的首都，仅具有政治中心的功能是不够的，必须大力发展其他行业用以支撑其作为政治中心的角色。随着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市委提出北京“应当也必须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当时首都大力发展工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首先，如果不这样做，首都只是一个消费水平极高的消费城市，无法在经济上有利支撑起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其次，大力发展工业，增加工人阶级在首都总人口中的比重，雄厚的群众基础对建国初期国家政权的稳固极为重要；第三，大力发展工业，有利于中央各部门在家门口直接吸取生产经验以指导全国，也有利于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第四，北京附近有资源和建设大工业的便利条件[17]。1953年9月，依据国家“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和要求，北京市也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迈开了实现工业化的大步。通过“一五”计划顺利实施，北京市超额完成任务，工业化得到极大发展。到1957年，北京市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了23.09亿元，占全市社会总产值的60%以上，其中现代工业产值占74.3%，比1952年增长了177%[18]。北京工业在全国工业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1.2%上升到3%。其中煤矿、钢铁、纺织业都有了较大发展。尤其是北京电子工业的建成投产，在酒仙桥地区形成了全国最大的主要为军工服务的电子工业基地。从根本上扭转了长期以来我国电子元器件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并带动了全国和北京市电子工业的发展。在当时，北京大力发展工业有其必然的时代背景及需求，通过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北京逐步由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转变，为政治中心的建设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处于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时期，北京通过大力发展工业，工人阶级队伍得到了迅速壮大，从1949年的15.6万人增长到1957年底的34.1万人，这为社会主义首都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阶级基础。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在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得到了中央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由于地缘、资源、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中央领导常亲临一线，关心、指导北京的工业建设，同时在北京创制典型推动全国工作。[19]正如周恩来在视察石景山钢铁厂时说的那样：“你们在北京，政治待遇很高，……应该带头，做出一个榜样给别人看[20]。”
（二）率先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北京市在中央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并且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完成三大改造工作。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市委抽调干部下到郊区进行宣传，动员农民入社，针对合作社较大发展出现问题时，及时派出工作检查组到各区、乡进行调研，并且及时发现问题上报中央。1955年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对北京市关于农业合作化方面的积极探索给予肯定，书中所收176份材料中有七个北京郊区的经验。书中的按语部分肯定了北京郊区农业合作社发展中积累的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制定合作社远景生产计划、主要依靠社员解决生产资金、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实现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过渡等经验。在私营工商业方面，当时一些资本家对社会主义改造抱有抵触态度，有的甚至“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北京市委积极开展工作，引导那些对公私合营持积极态度的企业首先实行公私合营，然后通过这些企业合营后展现的良好气象，从而带动更多的工商业者进行合营。1月4日，以北京市工商联主任委员乐松生任经理的同仁堂药店为首，全市三百二十七家国药店申请全行业公私合营，并带动许多行业提出全行业公私合营。截止到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宣布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标志着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完成三大改造。1月15日，经中共中央同意，北京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北京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正在北京出席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各省市和自治区的负责人也参加了庆祝大会。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北京市各界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的盛况，并配发《在高潮的最前面》的社论，指出：“在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光荣的首都郊区的农民、首都的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走在高潮的最前面。”
北京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消息，以及中央在这一阶段批转的北京市社会主义改造相关经验，对全国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最集中的上海，4天内批准实现全市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并于1月21日举行各界人民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庆祝大会此起彼伏，呈现出热热闹闹废除私有制的社会景象。1月10日后一个月内，全国有118个大中城市和193个县的私营工商户，都实行了公私合营。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标志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与此同时，北京先后召开了第一、二党代会和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建立健全了首都党政领导体制，特别是1956年召开的中共北京市第二次党代会，提出全市中心工作任务是：根据中央指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和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加速建设社会主义首都。1957年制定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对首都的性质做了明确规定，提出北京是我国的政治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科学技术中心，标志着对首都政治中心的认识日益深化，从组织上、功能上巩固了政治中心的地位。
四、结语
首都政治中心建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历史过程，从国民党统治下的一个特别市逐步建设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首都，又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首都建设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首都，在这两个转变过程中，北京的角色定位随着国家社会性质的变革而转变。在工作中，北京市始终坚持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毛泽东的指示，顾全大局、服从全局，“用客观上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自己的工作”，不断同先进地区比，找差距，找缺点，不断地提出新要求，向更高的目标迈进[21]。概括起来，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其工作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显性的，即一些政治中心必备要素的筹建，如全国标志性建筑、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所在地等,北京是重要参与者、具体筹建者；而另一方面是隐形的，但也更为关键，就是在社会发展、变革中，其各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和中央保持一种密不可分的良性互动，在全国发挥其关键的带动示范作用。这可以从几方面进行解释：其一，北京及时领会中央精神，积极地、坚定地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带动其他城市开展中央部署的工作；其二，北京一些工作上甚至是先行一步，或者当作全国试点的，从而为中央制定政策、工作安排提供经验和借鉴。
北京在政治中心建设中的角色定位或许与以下原因有关：首先，北京是国家政权机关所在地，所有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重大决策都在这里发出，北京在其中作为重要的参与者与服务者，承担起服务全局的作用。其次，当时北京市的一些领导在中央担任职位，与党中央联系密切。比如说，当时北京的市委书记彭真，也任职国家政治局委员，本身就参与一些全局性政策的制定工作，有利于政策的上传下达。第三，北京作为党中央所在地，由于地缘等方面的优势，当中央领导需要理论联系实际考察政策落实情况时，检查、指导工作肯定最先想到的就是首都北京。这一系列的因素就保证了北京市委在开展工作过程中，对中央的精神能够理解最到位、执行最坚决、不断创造和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从而推动全国工作的深入开展。当然，这种创制、试验、示范作用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的，不能根本改变政治中心建设中，中共中央主导和北京市委市政府服从服务的主附关系。这是我们在研究工作中所必须高度重视的。
[1]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北平重新更名为北京。本文以此为基准，在此之前称北平，在此之后称北京，不再做特别说明。
[2]1949年2月3日，北平市欢迎解放军入城，当日的《人民日报》（北平版）发表了题为“为建设人民民主的新北平而奋斗”的代发刊词。从这篇相当精彩的发刊词中，可明确地看出当时定都北平的政治基础。发刊词说：“北平蕴藏着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丰富创造力，隐藏着进步的生产组织和文化组织，必须慎重地予以保护和继承。北平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长期革命学生运动的中心，1923年，‘二七’事件前后它又是以铁路工人运动为首的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之一。北平始终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联系。”应该说，这是选择北平作为新中国首都的最重要的政治条件。发刊词还指出了定都北平的文化条件：“北平是中国最有名的文化都市，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现在拥有大批产业工人、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职员，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参见彭兴业《首都城市功能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6页。
[4]彭真：《彭真文选》（一九四一—一九九0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95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2卷，2013年版，第956页。
[7]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文献资料汇编（1949—1993）》，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5页。
[8][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465页。
[10]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2—1949），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552页。
[11]《彭真传》编写组著：《彭真传》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671页。
[12][13][19]谢荫明、李自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首都经验的重视和利用》，《全国党史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版，第95、696、696页。
[14]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文献资料汇编（1949—1993）》，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15]邱国胜：《中国城市的双行线：二十世纪北京、上海发展比较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年版，第169页。
[16]陈煦、苏峰：《毛泽东与北京城市建设》，《湘潮》2007年第2期。
[17]朱自煊：《试论北京——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变迁》，《城市问题》1991年第3期。
[18]王炳林，陈伟刚：《北京市工业化的起步》，《北京党史》2005年第1期。
[20]政协北京市委文史委编：《周恩来与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21]《刘仁传》编写组著：《刘仁传》，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525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https://www.dswxyjy.org.cn/n/2015/0416/c218997-268568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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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8-21 05: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