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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歌队唱红歌竟然被警方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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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26 08:40: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红歌队唱红歌竟然被警方询问

转自文革研究网| 作者: 乐乐园 |


几天来,我的心情坏透了。

怎么也想不通,一个平平淡淡的我,竟然被限制自由,被监控,还被公安传话,今天,公安执法人员,竟然拿着公安询问专用纸笔,印泥,来到我的家里,还要专门找个房间,单独对我进行严肃询问(质问)。
当我按照他们的指意,进入房间后,他们要求我坐下时,我怒火怎么也按耐不住了,想想他们这几天对我的一系列行径。
我气愤的问道;“你们这是个人行为?还是政府行为?受哪一级的派遣?执行的什么文件?凭什么就限制我人身自由?还派人三班倒的跟踪监视我,这是不是违法?什么叫做知法犯法?”
我1974年入团,1976年就递交了我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1975年又上了成人大专,2008年退休,虽然平淡无华,但是,并没有过任何污点,可以毫不客气的说;我是最守法,善良的基本群众。
面对他们这样对待我,我实在觉得搞笑,无聊,我难道是他们的专政对象!他们眼中的敌人就是我?国家投入大量的财力、人力、物力设置的公安队伍,就是对付我们这样平民百姓的吗?
多天来,我们连续被跟踪,谈话,恐吓,两人还挨了打,其中一个,现在坐都不可以坐下,监视我已经是第四天了。
在看看他们今晚的问话吧:

公安;广场上的非法聚会是谁搞的?图片 横幅谁挂的?

我;什么叫非法? 怎么叫集会?

公安;我们是为你好 , 不要再去了 , 保证以后不许再去了,不就行了。

我;这几天我不是没有去吗?我为什么就不能去?

公安瞪着我说;你们过激。不能只讲毛泽东好 , 共产党不好。那是反党的!
(这句话很关键 , 他们在说出此话时,已经把毛泽东和共产党对立了。他们把毛泽东和共产党分割开来,就是我们无法和谐的根源。 必然引起民愤!必然引发灾难!我们是毛泽东时代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谁也不能阻止我们热爱毛泽东!宣传毛泽东思想!)

他们这句话一出口,我老公听到,气不过的插嘴到“那你说毛泽东和共产党是啥关系?怎么宣传了毛泽东,就是说了共产党不好了呢?怎么就说成是反党呢!” “你们这话说的就很成问题啊,怎么还来教育她呢?!”

他们无法回答!难看的示意,让我老公闭嘴。

我紧追问道;我们什么时候说共产党不好了?你们不是拿去了我们的歌本了吗!好好看看,我们才是真正宣传共产党,维护共产党的!热爱共产党的!

他们拿着我们的歌本,翻着问;怎么这么长时间都不唱了,你们咋又想起来唱这些老歌了呢?
我;因为,现在我们才知道,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信仰,不能没有精神,不能没有民族脊梁,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我们唯一坚信认定的!所以,我们现在才更加怀念毛泽东! 常说; 有钱难买愿意啊!

公安;你们歌唱团有多少人?都是那里的?

他们一方面说;“你们唱歌、跳舞、锻炼身体都可以。”
令一方面就又强调;“你以后不要再去广场了,就是来跟你说以后你不要再去了。”

我就不明白,他们这是凭什么啊?有什么权力这样要求我?

我说;“我为什么就不能去呢?凭什么就我不能去?!”

公安;是为你好,哪地方太乱,会让你违法的。几天这么多人来你家,你该知道了。别去了吧! 你们那是非法集会。

我;不可以说是集会。我还要求,要与咱们市长、你们局长对话,还想与胡锦涛总书记对话哩,看看到底谁在违犯法律?谁在公然对抗党中央?我敢公开在任何地方讲我的思想,我的行为,你们敢吗?我愿意在任何场合和你们辩论,你们可以吗?假如我们这是非法聚会,那么广场上那么多唱戏 打牌 搞其它商业的叫什么?

最后他们强调;“必须经过批准, 办手续,”

我;他们又有谁办过手续?我们这完全是公益性质,宣传毛泽东思想要求办手续?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害怕毛泽东思想!

公安;告诉你们没有手续,没有经过批准,就是非法,就是聚会。

我说;我们曾经是去办了的, 也 写了申请的 ,还专人去办理了的, 我们是最懂得法律的。最守宪法的。

最后,还逼着让我在他们的笔录上签字画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气得我身上发抖,我要求记下他们的名字和警号 )
我;我和你们的人格是平等的,你们要求报姓名了,那你们的也该告诉我。

(公安看看我,我已经在记他们衣服上的警牌号,他们略显紧张,很不乐意。)
公安;我们是工作,你应该配合。
我;我不是已经在配合你们吗?

公安;记我们名字啥意思?你记没有用的。
我;告诉我吧,我都告诉你们了,你们怕什么呢?
(024228 马雪宇 11547 郝建颖 )(先不要公布这两个 人, 我 记住这个人号的目的,是怕他们日后赖账。他们只是这个群体的代表。)

公安;你们那活动政府很生气,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 知道吗?

我;问题这么严重啊!我们什么时候说共产党不好了?我们才是真正爱党的啊!

我真的违法了吗?反党了吗?共产党党章,我可是一直放在枕边的。

他们这句话“不能只讲毛泽东好 , 共产党不好。这是反党的!”

我又该怎么理解?毛泽东与共产党是什么关系?什么时候把共产党和毛泽东对立了?我要寻求保护。








国旗1949 (2010-4-25 11:49:43)
愤怒!听到楼主所言真是怒从心头起。
乐乐园 (2010-4-25 12:08:09)
触目惊心的《吴官正离职报告》
转载自 悠扬转载于2010年04月24日 15:13 阅读(4) 评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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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基地的触目惊心的《吴官正离职报告》我看后,令我惊叹而思绪万千?!30年改革开放,不仅仅是积累的矛盾。而是乾坤颠倒,腐败加邪恶的恶血贯通与人性的变化。让最高纪检书记也啃不动!博友们,你看了有何想法?

(前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 二○○七年九月下旬,吴官正总结十六届中纪委工作时,说:如果人民能对我的工作给予六十分,我会很感动。面对严峻腐败、消极情况、积重难返的问题,我给自己仅能打五十九分,不及格,这样,我才能减轻些包袱。

十月二十九日,前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出席中纪委工作交接班暨欢送座谈会上,回顾了接任中纪委书记五年的工作历程。

吴官正在三十分钟的讲话中,多次因心情沉重而停顿,也多次被掌声打断而热泪盈眶。吴官正说:回顾接任中纪委书记的这五年工作历程,心情是沉重的。五年前当选中纪委书记,在尉健行的欢送会上作了表态:决不辜负人民的期待、党的委托,要继承十五届纪委正在进行而尚未完成的工作,立志要在若干人民强烈反响的问题上,要有突破。五年消逝了,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借此向同志们作次临别交心和自责。吴说:单有决心是战胜不了现实的。我和纪委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是作过努力,做过艰难工作和必要的斗争,还是失败了。

吴官正交班时,沉痛直言三大憾事说:我自我反省,是留下了三件未能完成的工作和遗憾大事而离任的。他所说的三大憾事,也是党内折腾了二十多年的顽疾:

(一)关于干部财产收入申报公开机制,未能实施;

(二)关于改革现行纪委、监察部组织架构和隶属关系,未能成功;

(三)关于官员以公款或接受免费到高级娱乐场所消费,屡禁不止。

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

吴在会上说:早在八十年代,陈云、彭真、邓頴超、胡耀邦、聂帅等,就多次提出,要建立干部和家属财产、收入申报公开机制。陈云指出:西欧、北欧资本主义国家能做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做到,否则,人民怎样会拥护?

吴说:党内对财产申报制抗拒、反对、抵制的势力相当顽固,所持的理由,指挥失控,使干部和干部家属处处和人民处于对立局面,会造成政局混乱等。事实恰好是相反,哪有人民的政党怕对人民负责的道理。

吴又披露:二00三年、二00五年,要在上海、天津、广东、江西的省级党政班子搞试点,最后都以难以推行而中止。据知,二00三年,中纪委调查组、总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中组部,曾就财产申报制,决定到上海、广东搞试点,结果发生二大问题:

(一)党政干部强烈抗拒,以消极怠工、政局瘫痪来对待;

(二)高、中级干部在内部申报时,上海市的省、厅级干部,百分之九十拥有一千万以上的资金,广东省的省、厅级干部,百分之九十九拥有一千万以上资产,如公开,势必会被社会各界追击。

关于改革现行纪委、监察部组织隶属关系

关于改革现行纪委、监察部组织架构和组织隶属关系的问题,在十二年过程中,先后提出过五次讨论,都有较大争议,担忧会发生多中心,会出现党的领导被架空等情况。直到上海、天津、河北等地发生领导班子腐败案后,才作出部分改变。

关于严禁官员以公款或免费到高级娱乐场所消费

据中纪委在中央会议期间,提供给代表的材料中披露:从二00三年至二00六年,每年党、政机关以公款吃喝玩乐的开支,徘徊在三千亿至三千五百多亿,再加上新增、更换轿车,年达五十万辆至六十五万辆,开支二千亿元以上。

该材料中还披露:天津、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珠海、长沙、重庆、西安等地高级娱乐场所,公费开销,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高尔夫球场公费开销,占百分之七十五至九十;外资、中外合资会所消遣,公费占百分之四十,由私企、合资、外资代表支付,占百分之四十五。

该材料还披露:黑幕高级娱乐场所、合资、外资会所,百分之九十五设红灯区,受到当地政府、公安部门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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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26 11:54:51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中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10年的“维稳”支出即中共公安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而今年8.9%的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亦逼近后者,将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


清华研究: 亿万巨资维稳     越维越不稳

近日,清华大学社会研究课题组发布研究报告指出,尽管公安支出达5140亿元,接近军费开支,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整个社会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恰恰是因为当局将弱势民众理性的、基于利益的矛盾冲突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不恰当的将其上升为危及基本制度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并一味的压制和进行运动式打击的结果。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其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上发布了《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的报告。报告写道,“现在许多部门和机构都有一份不稳定因素排查表,把日常生活中许多正常的、与稳定问题毫无关系的矛盾和冲突都列入,甚至有中学也列出一份长长的排查表,将同学之间的小矛盾、学生对伙食的意见,也列为‘不稳定因素’。”

据今年两会上的国务院报告,2009年中共公安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而今年8.9%的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亦逼近后者,将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西澳人报》3月30日发表文章《中国花亿万巨资打击内乱》(China spending billions to fight internal unrest)指出,来自中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10年的“维稳”支出比迄今安全控制最严酷的2008(奥运)年还要高出44%。

财政部称,这笔资金将用于庞大的官方和非官方的警察网络,其中包括雇用大约500万人的保安队伍,这500万名保安人员将被公安部当作非官方的警察部队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于建嵘说,自2007年以来,中国每年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超过90,000起。而且特大群体性事件一直在增加。一些省份,如辽宁省,政府花费预算的15%保持对局势的控制。在西部新疆,去年发生群体抗议事件导致200多人失去生命,当局已将那儿的安全预算增加了近一倍。

2009年8月份新华网发表的一篇采访报导中,内蒙古开鲁县县长助理、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兴臣对记者炫耀,他“有一个巨大的线人网络”,可以对任何的异议和反抗都保持“高度敏感”。这个网络有多大?且看刘兴臣开列的数字:开鲁县由公安局掌握的线人高达12093名。该县是个拥有40万人口的县,在这40万人口当中减去约占人口四分之一的18岁以下未成年人,等于每25个成年人口当中至少布有一名“线人”在盯着。

据中国国家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所宣称的以“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防控网”这六张网为核心的“奥运安保模式”,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线人占人口比例远高于这种偏远地区。这些“线人”的最底层就是在网路上活跃的“五毛党”,以上传一条帖子得五毛钱(即0.5元人民币)报酬而得名。但因现在就业艰难,这一出卖灵魂的“职业”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报酬贬值。湖南省衡阳市政府部门近日公布:每个帖子只发一毛钱,每个人每月不得超过100元。

还不止这些,中国高等院校内部也建立了“安全信息员制度”。何谓“安全信息员”?即负责监视告密的兼职特务--线人。线人制度以“安全信息员”名义出现,据能够搜索到的资料,最早的试点是上海师范大学。该校于2002年5月21日颁布《上海师范大学部门信息员工作职责》。全面推开是2005年下半年,不少大学及学院均公开在其网站贴出招聘安全信息员的公告及《学生信息员工作条例》,名称与内容大同小异,如江西南昌大学的名为《学生教学督导信息员工作条例》,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的称之为《教学管理学生信息员工作条例》,东北电力大学则叫做《学生信息员队伍组织管理办法(修订)》。学校当局从学生里面挑选一些“政治可靠”的学生,发现教师与学生有“政治不正确”言论,及时向校方有关部门报告。

分析人士指出,这样广为分布、自成系统的“线人”制度,除了毛泽东时代发动民众告密的“积极份子”机制之外,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

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成为当局普遍做法

清华大学的报告指出,当局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当局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

报告写道,“大量的研究表明,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的机制问题,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则只会积聚矛盾,扩大冲突,使社会更不稳定。”

中国青年报4月19日报导,“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报告指出,近年来,当局在各级政府中普遍设立“维稳基金”,采取“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应付矛盾冲突,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凭负责官员的个人判断,“忽视、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民众由此被提供的预期是:“如果你想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得制造点‘威胁稳定的事端’;如果你连‘稳定’ 都不会威胁,你的问题就别想得到解决。”一些群体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也就是俗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一些权益受侵犯者一旦进入维权过程,就等于踏上一条“不归路”,他们又成为地方政府眼中“不稳定”现象的“职业制造者”。

运动式整治民众 成本巨大 破坏道德正义

报告指出,中共当局的“维稳”工作,在基本采用“运动式治理”。“面对表现形式比较激烈的社会冲突时,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轻率地把警力推到第一线。”“维稳”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投入。由于“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扩大编制增设“维稳办”、“综治办” 等机构,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就大规模动员,各个部门齐上阵“力保辖区平安”。

课题组专家认为,如果继续这样“维稳”,维稳费用无疑将会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和社会的一个日益沉重的负担。

报告指出,这种维稳行为,“不仅严重增加成本,而且会破坏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等价值理念,在道德正义上削弱了政府形象,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

课题组认为,长远来看更为不利的是,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往往由于担心造成不稳定而被束之高阁。

课题组专家说,“有的政策和措施虽然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利益冲突,造成一定社会波动,但从长远看,有利于理顺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它们往往被搁置了。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因此错失时机,导致不均衡的利益格局迟迟得不到有效调整,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坐大,社会甚至失去了对其应有的制约。”

冲突背后: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

课题组专家指出,近年来,大量举国震动的公共事件案例都反映出以上的问题。这是因为当局“维稳”往往以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为前提,这在基层尤为明显。

报告显示,在近年发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等往往是主要起因。“不难判断,这些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基本上都是因利益之争而引发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矛盾。”

“我们应当认识到,基于利益的冲突是理性的冲突。而长久以来,有关部门却往往将这样的矛盾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不恰当地上升为危及基本制度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政治矛盾、宗教矛盾和意识形态矛盾通常是不可调和的,但利益矛盾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等理性方式解决的,其中能够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是很少的。”

“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

“大量的研究表明,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的机制问题,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则只会积聚矛盾,扩大冲突,使社会更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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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26 13:55:02 | 显示全部楼层
很有意思的材料,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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