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宇：澄清聂元梓《回忆录》中的几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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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聂元梓“被中央文革软禁”和去上海串联
——澄清聂元梓《回忆录》中的几个事实

王广宇   转自 《记忆》杂志 2009年 总第19期

最近看到聂元梓的《回忆录》，读后发现，该书多处涉及到我，我觉得书中的某些叙述与事实出入颇大，为了对历史负责，就书中的几件史实做些澄清。
对四十年前发生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事件，因时过境迁，相隔年久，记忆上的误差是难免的，但基本事实，当时的心态和倾向是不应该也不会忘记的。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作为当事人，愿把那段历史真相叙述出来。
我同聂元梓相识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当时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牵头作者，响当当的左派，北京大学校文革主任。我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由于工作关系，我们之间打交道比较多，相处还算融洽；我向她传达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一般情况下，她都能认真配合执行。为了便于联系，聂元梓还给我提供了一个秘密联络点和电话号码，这对我是一个特殊的优待，因为平时在北大校文革办公室很难找到她，她的行动保密，又忙得很。中央文革小组对聂元梓也高看一眼，宠爱有加。可以说，她在北京著名高校“五大领袖”中，是唯一可以随时求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人。她进出中央文革驻地钓鱼台的次数也多，享受着特殊的待遇。她有事来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如果忙，一般情况下，都是派我接待她，因此我俩比较熟。直到1967年8月底，我被调离中央文革办事组（中央文革办公室于1967年1月改称办事组），中央文革小组一直把她当作可依靠的造反派领袖；无论是江青，陈伯达还是小组其他成员，都没有加害过她，反而千方百计地保护她、支持她。聂元梓说，江青、陈伯达迫害她，她一直同江青、陈伯达作斗争，至少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如果真如她所说，她不可能在党的九大当上中央候补委员。从1968年3月江青、陈伯达把我抛进监狱，到粉碎“四人帮”前，我还一直把聂元梓当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在狱中，中央专案组一办的人，让我揭发王关戚如何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都把聂元梓列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中。我和聂元梓也没有个人恩怨。
1982年10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发传票让我出庭作证，证明聂元梓去上海串联前后的事实，我和聂元梓对簿公堂，在公堂上她指责我把她软禁在中央文革记者站七、八天。用她的话讲，我这个中央文革的小办事员，居然有软禁“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主要作者的权力，真是抬举我了。下边我就专门叙述这段公案。

一、“王广宇出庭作了伪证”吗？
聂元梓《回忆录》收录了刘贯一致前总书记胡耀邦的信作为“代序”，这个“代序”如果作为一个党员给当时的总书记的信，替聂元梓申冤辩护，这是党员的权利；然而在信中涉及到他人，诋毁他人名誉，那就不正常了。刘贯一说，聂元梓之所以被判刑是因为“王力写了诬陷材料，王广宇出庭作了伪证”。不知刘贯一同志根据什么作出这个判断？难道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聂元梓的判决是根据王力的“诬陷”和王广宇的“伪证”作出来的吗？如果是这样，当事人完全可以上诉，告北京中级人民法院误判。
刘贯一和我素昧平生，互不相识，竟然向前总书记诬告我“作伪证”，而聂元梓竟然把这封信公布出来，收入书中，后果极为严重。我要严正声明：我是接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传票才出庭作证的，这是履行公民的义务；在法庭上我只陈述事实，并对自己的证词负法律责任；如有伪证我甘愿接受法律制裁。我在法庭上是不是作了伪证，请看我证词，我的证词只限于聂元梓去上海串联前后的几个事实，这几件事都是我经办的：
一、我向聂元梓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为保护聂元梓的人身安全，把她接到中央文革记者站保护起来的指示；
二、聂元梓住在花园村一号中央文革记者站（以下简称“花园村”）时，我受王力派遣去找聂元梓，向她传达江青对她去上海串联，少带北大校文革骨干，不要带走孙蓬一的意见；
三、聂元梓去上海前，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三点请示，我向聂元梓传达了中央文革对聂请示的答复。
这三件事，都是既成事实，聂元梓也无法否认。
我在法庭上所作上述证词，并不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主要依据。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聂元梓的判决书，列举了六条事实认定她有罪，我只证明了第一条中聂元梓去上海前的几件事，至于聂元梓去上海后的所作所为，因不了解，我不能证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聂元梓的判决书被她收录在《回忆录》中，从判决书中便可看出判决聂元梓有罪和王广宇证词的关系。刘贯一同志作为一个与案件无关的局外人，任意说“王广宇作伪证”，未免欠妥吧！鉴于刘贯一已经作古，本人无意也没有精力再去纠缠这段陈年老账，但聂元梓必须对公布刘贯一这封信所造成的后果负责。

二、中央文革小组对聂元梓是保护还是软禁？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口口声声说，中央文革、江青把她软禁在花园村。
我是接聂元梓到花园村的经办人，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为保护聂元梓的人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时的办公室主任王力派我去执行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保护聂元梓人身安全的决定，我认真地执行了，我认为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保护左派名人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不敢丝毫懈怠。
下面先引述聂元梓《回忆录》对这件事情的描述：
1966年11月14日晚，“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王广宇给我家里打电话说，江青同志很关心你、爱护你，为了你的安全，叫你带上你认为最重要的材料，今晚住到另一个地方去。”“我问：‘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情况？’王广宇说，‘不知道’。”“我想了半天想不明白，我就说不去”；“王广宇最后带有强制性地说，我们都要执行首长指示”；“我被迫答应了”，“但说今晚不行，我必须告诉校文革常委，工作需要安排，他们找不到我会以为我失踪了”；“王广宇同意了”，“改为第二天下午接我”。《回忆录》中又说：“王广宇不要叫学校的车子送我到钓鱼台门口，找一个我们都认识的人，到那个人家里去接头”，“王广宇提出到中宣部工作人员阮铭家里去接头”；“经他这么一安排，简直像演电影，在国统区地下工作一样了。”
这是一段绝妙的描述，王广宇不告诉她接她出来的原因，强制性地把她弄出来，送到花园村软禁起来了。聂元梓把这件简单的事件搅得云山雾罩，时间、地点、接出方法，主要情节都变了样。
现在我来说说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王力是怎样向我布置的，1966年11月中旬一天晚饭后，王力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在钓鱼台十六楼），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也在场。王力说，“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马上去办。据我们掌握的可靠情报，聂元梓目前处境很危险，有人要暗害她，为了保护左派力量，也是为了聂元梓的人身安全，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对聂元梓采取保护措施，让她离开北大，暂时到中央文革躲一段时间。花园村一号不是筹办得差不多了吗？让她暂时住在那里。”王力又说，“你去找聂元梓单独谈，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对她人身安全的关心，今天晚上就接来，如果她有什么重要文件和材料怕丢失的，也可以随身带来。北大校文革的工作，需要交代的以后再说，先离开北大，到了花园村后再给校文革的同志打个电话，就说出几天差就行了。”王力又叮嘱我：“这件事要绝对保密，不能走漏风声，对谁都不能说。”
这就是王力交给我的紧急而重要的任务。我对王力交代的情况深信不疑，守口如瓶，当作一个绝密任务去执行。
当晚我立即打电话找聂元梓，找不着她。因事情紧急，王力叫我马上去北大找，我随即要车直奔北大，费了很大劲，找了许多线索，最后总算在北大校文革的同志帮助下，找到了聂元梓，在校文革的一间办公室我和聂元梓进行单独谈话，原原本本地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决定和王力的谈话内容向她作了传达。聂元梓听后感到很突然，但并不惊慌，她感谢中央文革小组对她的关心和爱护，表示接受中央文革的安排，但提出先回北大宿舍她的家取些日用生活品和文件材料。我们一同乘车到了她家。聂元梓在北大宿舍大约有两、三间房子，她让我在外间小客厅兼饭厅等她，她去里间收拾东西。我在外间足足等了她半个小时，她还不出来，就在这时，从外边进来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聂元梓出来告诉我这是她的孩子，然后跟我说，她今天晚上不走了，一是她要找的材料，一时还找不到；二是要把孩子安顿一下。可是按王力的要求她当晚必须离开家，把她接到中央文革。我表示对她晚上住在家里的安全担心，万一出了事，我无法交代。聂元梓告诉我她晚上不住在家里，一会儿就和孩子一起去她姐姐家。聂元梓突然变卦，给我来个措手不及，我不能强迫她当晚必须走，只好和她商量明天早上八点，我还来她家接她（本来我提出明天去她姐姐家接她，她不同意）。我只好回钓鱼台复命，王力听到没把聂元梓接来，也无可奈何。
这就是我奉命去接聂元梓的全过程，我和聂元梓究竟谁说的是事实，谨请读者斟酌判断。
聂元梓说接她到中央文革保护起来，是我用电话通知她的，是她记错了。这种涉及到她人身安全的绝密任务，是不能在电话中说清的。至于说不告诉她原因硬把她接到中央文革记者站，更是不可能的，中央文革保护她的依据来自“可靠情报”，有人要暗害她。没有这个情报有什么必要把她接到中央文革保护起来呢？

三、单方面改变接头地点，暴露了秘密
聂元梓为什么要拖一晚上才去中央文革，说明她政治上还是老练的。虽然我再三向她强调中央文革这一决定要保密，可她还是要向她的亲人通通信，或许她还有疑虑。
聂元梓把接她的时间推迟了一夜，幸好没发生意外。本来我们商定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去她家接她，可第二天七点她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已进城，她在中宣部图书馆楼前等我，不要去她家了。她为什么突然单方面改变接她的地点？我很纳闷，为什么总是出尔反尔？给我工作造成被动，可是对这位中央文革的座上宾、著名造反派，我这个办事员能说什么呢？只好从命，去中宣部接她。聂元梓《回忆录》中说我提出来到两个人都熟识的“阮铭家去接头”。第一、我和阮铭并不熟，我俩见面连话都没讲过，我根本不知道阮铭家在何处；第二，这种绝对保密的事情，怎么能在一个毫不相干的第三人家里接头呢？聂元梓把单方面任意改变接她地点的责任推到我身上，真让人难以理解。
按聂元梓的安排，我准时到达中宣部图书馆楼前，我下车后看到聂元梓正和阮铭在谈话，很显然她将她的行踪告诉了阮铭，叫我当着阮铭的面把她接走，阮铭当时是中宣部最早造“阎王殿”反的造反派头头，他同聂元梓的关系如何我并不了解。阮铭知道我在中央文革工作，如果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她大概怀疑“软禁”她）则有第三者作证。聂元梓这样做，说明这位“老佛爷”城府之深。我认为她这样做是不符合我和她说的这件事是极端秘密的原则，但事已至此，我也没别的办法了。
我把聂元梓直接送到花园村一号中央文革记者站，请记者站管理员把聂元梓安排在一栋复式小楼住下，我和管理员一起把她送到住处，当面向聂元梓解释，因为记者站刚刚建立，调来的人还没到齐，食堂也刚刚开伙，生活设施，吃住条件都不太方便，只好请她委屈一下。我说，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就找管理员，并嘱咐管理员对聂的生活加以关照。按中央文革小组的要求，我再次嘱咐聂元梓，暂时不要和外界联系，不要往外打电话，千万不要让外人知道你住在这里，有什么问题找我联系。聂元梓在花园村，我只给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打了招呼，请他也关照一下聂元梓。
安顿好聂元梓，我要回钓鱼台，聂元梓提出，她随身带来一个小布包，里边有重要东西，放在身边不放心，她问我能不能暂时存在中央文革办公室。我问她里边有什么东西？她说有陆平、常溪萍和王任重的材料和几个笔记本。我考虑她的住处没有带锁的柜子，既然她觉得材料重要，我表示可以暂存在中央文革办公室。为此，我把聂元梓带到钓鱼台，向管机要文件和中央文革印章的矫玉山说明情况。我和矫玉山都没看聂元梓小布包里有什么，从外形看好像有个讲义夹和几个笔记本。当着矫玉山的面，让聂元梓把小布包捆好，矫玉山把盖有中央文革办公室印章的封条，贴在小布包上，由矫玉山负责存放在办公室专用的保险柜里。我告诉聂元梓，小布包只能由她亲自启封，需要时由她自己来取。办好存放小布包的事后，我让司机把她送回了花园村。
聂元梓说，江青为了骗她的材料，才把她软禁在花园村。从上述事实经过可以看出，王力向我传达保护聂元梓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决定，王力没说是江青的意见，我当然也没说江青的名字。关于她的材料包，我只报告了王力。王力事先向我布置接聂元梓时，说过聂元梓有什么重要材料文件可以随身带来，并没叫我“伸手向她要材料”。聂元梓说江青骗她的材料，我不了解。但有一点我可作证：聂元梓存放在中央文革办公室保险柜里的小布包，王力、江青和小组其他成员，从来没有问过，更没有人动过，那个贴着封条的小布包，直到1967年8月底，我离开中央文革办事组，仍然存放在办事组的保险柜里。
聂元梓住到花园村的第二天，记者站的徐学增给我打电话说，聂元梓到食堂去吃饭，被许多记者认出来了，他们都问是怎么回事？我告诉徐学增马上给家里的记者打招呼，聂元梓住在这里是保密的，千万不要传出去。我当时认为，聂元梓虽然离开了北大，但她人身受到的威胁并没解除，外人如果知道聂元梓住在这里，万一出了事就麻烦了。我跟徐学增讲，聂元梓如果觉得去食堂吃饭不方便，可以让管理员派炊事员把饭菜送到她宿舍吃。这样，我还有点不放心，我又去花园村探望聂元梓，了解她住在这里在生活上有什么不便，她对生活方面倒没提什么要求，只是流露出她一个人住在一栋小楼里感到孤独、寂寞，冷冷清清的；对这样“避难”避到什么时候，感到焦急。对她的疑虑，我也没法解决，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只好安慰她安心休息几天，并答应她向上反映她的心情。不过，我认为，保护聂元梓的决定，绝不是王力的个人意见，他也是传达，对聂元梓这样的通天“大人物”，采取保护措施非同小可，没有高层的话是不能这样办的。我回到钓鱼台把聂元梓住花园村感到寂寞、焦急的心情向王力作了汇报。王力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聂元梓不是说她掌握王任重的材料吗？叫她利用这个时间写揭发王任重的材料，不是就有事干了吗？我把王力让聂元梓写揭发王任重的材料转告给聂元梓，后来并没听说她揭发了什么材料。
聂元梓在这期间去过两次钓鱼台，一次是她要打开存放的布包取材料，另一次可能是找王力。聂元梓住在花园村的情况，除了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值班室的几个人外，其他人都不知道。

四、关于去上海串联
聂元梓要去上海串联这件事，是她住到花园村后，王力派我去找聂元梓传达聂去上海串联带人问题时，我才知道的。此前我根本不知道聂元梓有此计划，王力没告诉过我，聂元梓也从来没跟我提过。在我看来，把聂元梓接到花园村住下，平平安安，不出差错，我的任务就完成了，至于聂元梓什么时候解除保护，她还有什么任务，我无法知道。
大约是聂元梓住到花园村后的第三、四天的一个晚上，王力、关锋又把我叫到王力办公室，派我去花园村找聂元梓传达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王力说，“聂元梓要去上海串联，听说她要把北大校文革的骨干一起带走，北大校文革有组织能力的孙蓬一也要带走，这样不好。聂元梓串联去了，北大的运动还要继续搞，领导成员中的骨干一起都走了，北大的运动恐怕难以控制，影响校内运动。为了北大文化革命运动的全局，告诉聂元梓去上海尽量少带骨干，特别是孙蓬一不要带走，把他留在家里搞运动。要尽量说服聂元梓照顾大局。”王力又说，“我们的这个意见是从北大文化革命运动正常进行考虑的。先不要告诉她这是谁的意见，实在说服不了她，就说这个意见是江青同志提出来的。”
事先我毫不知情，突然又让我去传达意见，我只能做“传声筒”。按王力的交代，我立即去了花园村，到了聂元梓住处，一进门，却发现肖力（李讷）正在和聂元梓谈话（这里应当说明：聂元梓住在花园村我没告诉过肖力；更不是如聂元梓所说，她在花园村感到无聊、寂寞，给我打电话叫肖力去和她聊天，探听一下虚实）。肖力怎么知道聂元梓住在花园村，她来找聂元梓干什么，我都不知道。寒暄几句之后，我当着肖力的面，把上述王力说的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她去上海不要多带骨干力量，不要带走孙蓬一的意见，原原本本向聂元梓传达了，只是还没说出“这是江青同志的意见”。
聂元梓听了传达后说：“北大运动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带走孙蓬一对家里的运动没什么影响，其实，孙蓬一的组织领导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还不如其他人，他要作为助手还可以发挥点作用。北大校文革的其他人都可以留下，惟独不能把孙蓬一留下，我们都说好了，他也愿意和我一起去上海。”
我看聂元梓把话说得这样肯定，没有商量的余地，只好打出最后一张王牌，把江青抬出来。我告诉聂元梓：“这个意见是江青同志提出来的。”聂元梓听后，似乎也不以为然，碍于肖力在场，聂元梓不说话，也不表态。我看话不投机，只好回钓鱼台交差。临走时，我问肖力回不回钓鱼台？肖力说，“我没什么事，顺便来看看聂老师，我来的时候没要车，是坐通讯员送信摩托车来的，咱们一起回去吧！”这样，我和肖力一起乘车回钓鱼台。在车上我和肖力议论聂元梓这个人真固执，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肖力说：“孙蓬一精明强干，是她的心腹，得力助手，她离不开他。”回到钓鱼台，我向王力汇报了向聂元梓传达的情况，王力听了后似乎也没辙。
聂元梓是从花园村直接去上海的，临走前回过一次北大。在她去上海前，到过钓鱼台找我，要从她存在办公室的小布包里取点东西，我带她找矫玉山从保险柜里取出了小布包，聂元梓从小布包里取出来一、两个笔记本，好像说是取出有关常溪萍的材料，然后把小布包又放回了保险柜。从此，聂元梓这小布包再也没人动过。
就在这次到钓鱼台取材料时，聂元梓向我提出去上海串联的几个问题：一、她们去上海可不可以说是受中央文革的派遣？二、到上海住在什么地方合适？三、到上海后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怎么同中央文革联系？
对这三个问题，我请示了王力，经文革小组研究，作了如下答复：一、聂元梓等去上海不要说是受中央文革派的，用北大群众组织的名义去串联，帮助上海造反派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二、到上海住在中央文革的上海记者站，那里安全些，也便于联系；三、聂元梓在上海的活动情况可以通过上海记者站同中央文革记者站联系。有关去上海后食宿等问题由中央文革记者负责人徐学增负责安排。我记得王力还说过一句话：张春桥现在正在上海，如果遇到了什么问题和困难，必要时，可以去找张春桥。
我把中央文革对聂元梓请示的几个问题的答复及时向她传达了，她还告诉我下午她回一趟北大。
1982年在审判聂元梓前，她交代去上海串连经过时，硬说去上海她坐火车软卧是我给她买的票，这是推托责任的说法（聂元梓去上海坐软卧，有群众反映她摆谱，搞特殊化）。说我给她买火车票，不是事实。首先，我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工作一年多，没有给任何人买过机票和火车票，包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其次，中央文革没有管钱管物的财会部门，没有支票和现金；再次，即使需要车票，也由中央文革的管理员委托中央办公厅有关人员去办。如果是我叫花园村管理员帮她买软卧火车票，不需要拿到北大财务部门去报销，中央文革会给她报销的。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说，她住在花园村时，王广宇曾去问过她“愿不愿意去上海？”这是莫名其妙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接受任何指示，叫我去找她问这么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派她去上海，是到花园村前已经由肖力传达决定了的（肖力否认），她还向二十多人（包括我）说过毛主席派她去上海，既然告诉了我，我反过来再问她“愿不愿意去上海”，这怎么能自圆其说呢？实际上，在王力叫我传达聂元梓带人问题前，我从来就没听她告诉过我她要去上海。此外，聂元梓《回忆录》中还说了些和我有关的问题与事实不符合，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我这个传达员，不知事情的起因，也不了解事情的结果，我无暇也无必要过问以后的事情。聂元梓去上海后再没有同我联系过。
当然，我的回忆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但我守住一条，即不说假话，不往自己脸上贴金。说句心里话，我也早超过古稀之年了，不愿意也没有精力去翻那些陈年旧账，把这些问题留给后人改正、研究吧。要了解历史全貌，不能只听一种说法，也应该听听不同的说法，至于谁是谁非，我相信人民是公正的，历史事实是无情的。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大灾难，我们这些亲历文化大革命的人，至今回忆起来还心寒齿冷；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们的后代重蹈覆辙，为此，我们要反思、反省，真正总结教训，以警示后人。不必讳言，我们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风口浪尖的各色人等，不管最后下场如何，在当时，都自觉不自觉地对这场动乱起了不同程度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应当说我们是欠账的。我们不能只想自己的冤屈，只想社会对自己的不公平，还要想想那些在十年动乱中成千上万的受害者，其中不乏为党和国家立过功勋的功臣良将，默默做过贡献和牺牲的普通百姓，他们才是无辜的。为了不使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要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人，这叫对历史负责，也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我们的子孙后代。

写于200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