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清扬：《“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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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读后

司马清扬   转载自《记忆》杂志 2009年16-17期

卜伟华著《“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以下简称《砸》）一书，对于当今新发掘出来的文革史材料是敢用的，写作上不少观点也是新颖的。不过，作者在力求突破大陆长期以来的文革史框架时，显得有点力不从心。这同作者长久以来所处的环境是分不开的。本文上篇谈读后的一些感想，下篇针对该书的部分内容与作者商榷。

一、江青、林彪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家们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砸》的作者显然不同意这一论断。
（1）江青
作者对于“反革命集团”的领衔人物江青做了如下叙述：“毛泽东确实有许多批评、挖苦她的话，但不容否认，江青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所最信任的人。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1967年8月4日的两封信就是明证。江青的一些言行，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作者认为：“可以从江青关于文革的种种议论中，从攻击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的许多话语中，摸到毛泽东的一些思想脉搏。”（《砸》794－795页）
该书这样的论断已经突破了《历史决议》的框架。不过，作者还是保守了一点。如果说文革以前，江青只是“偶尔露峥嵘”——黎澍先生说“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黎澍《黎澍自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那么文革发动以后，江青实际上就是冲锋在前，如毛氏的一条狗。俗话说打狗看主人，其他人如何对待狗，深深影响了狗的主人如何对待这些人。周恩来对此的理解无疑是最透彻的，而林彪等人对此的理解终究过于肤浅，一怒之下竟然还要说枪毙了这个“娘们”。除了冲锋在前以外，在必要的时候还会毛泽东做“脸”而江青做“屁股”（1973年的批周就是如此这般）。
（2）林彪
对于已经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林彪，《砸》书则认为“他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时所主要依靠的对象，但他在很多问题上与毛泽东并不一致，而且在他与毛泽东发生分歧的问题上，有些是林彪比毛泽东更正确一些，或者相对来说更有道理一些，例如在起草‘九大’报告问题上，在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砸》795页）
作者能有这样的认识也是不错的。然而还可以进一步明确，作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时所主要依靠的对象，林彪除了在特定的场合下对文革表态，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表示支持外，并没有过多地在政治舞台上翩翩起舞。相反，林彪还不时撇清自己。1966年3月份，林彪在致信军委几位副主席时，在高度评价了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并定稿的《纪要》（即有名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时，绝口不提“委托”二字，相反是特意表白“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在刘少奇专案一事上，林彪的评语是“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此语无异是告诉他人：林彪同刘少奇一案无大关联。
自1953年起,中共中央便号称分为一线、二线,由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是毛泽东在反冒进与大跃进当中，并没有给一线多少自主权，特别是在庐山会议上，毛亲自出马。面对面地与彭德怀干仗，连个转圜的余地都没有（舒云语）。毛泽东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吸取了这种教训。以至以后毛泽东可以佯为自责地说“听了一面之词”。除了江青外，毛泽东也要林彪冲锋在前。但是林彪却从来不想去为毛泽东做这条狗。林彪甚至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调转枪头，攻击了张春桥。
（3）无产阶级革命家
几十年清一色的为尊者讳的宣传中，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一尘不染、高风亮节的。《砸》的作者显然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周恩来、陶铸、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人在文革中曾有过多次对文革的批评，努力纠正一些具体的错误，但在文革的进程中，他们在很多时候也是看不清形势，他们都曾努力紧跟毛泽东，也说过许多错话，干过许多错事，整过许多好人。”（《砸》794页）在此书中，作者对于周恩来的认识无疑比官史正传中的周恩来深刻得多。
但是作者在描述一些具体事件上，周恩来的作用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如果离开了周恩来，毛泽东在准备发动文革时和在开展文革中的一些措施很难说能够贯彻下去。而周恩来能够在文革中一直“屹立不倒”，此乃一大原因。相比之下，江青的冲冲杀杀更多是在舆论方面，周恩来则是把毛的思想落实在行动上。
发生在1968年3月份的”杨余傅”事件，至今真相未能大白于天下，但是从已经披露的部分事实仍然可以看出周恩来在落实毛泽东部署时的重要作用。1968年3月23日，毛泽东开会解决“杨余傅”问题。定板之后，剩下的事情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完成的。周恩来在毛泽东和林彪离开之后，继续主持会议，决定立即采取措施，第一，命吴法宪派飞机立即接黄永胜进京。为防止走漏风声，要求吴法宪一个人去接黄后，由周亲自谈话。第二，周同时命令李作鹏和邱会作带领中央警卫团部队去杨成武家，将杨带到人民大会堂，由林周等人谈话。抓杨成武的时候，作为杨成武邻居的徐向前，其哨兵被换，电话线被切断（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839－840页）。可见作为中国特工鼻祖的周恩来的老辣与干练。第三，通知郑维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谈话，并准备飞机将傅崇碧送去沈阳，并通知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准备好接待工作（根据傅崇碧的回忆实为软禁）。第四，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逮捕余立金。第五，决定在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传达中央对“杨余傅”问题的决定（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722－724页）。
整个过程，滴水不漏。无论是在文革发动时的罗瑞卿事件，还是文革中的“杨余傅”事件，还是后来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周恩来都坚决地贯彻了毛泽东的决策，可谓忠心耿耿，日月可鉴。

二、毛泽东是欣赏武斗的
由于毛泽东处于超然的位置，有时候说话不免前后矛盾，令人难以把握。无论是周恩来还是林彪，包括江青等一帮要员，都得揣摩毛泽东的意思。
《砸》的作者也看到了这种矛盾性，在武斗问题上，一方面写了毛泽东支持给造反派发枪，武装左派（此处的“左派”即造反派），另一方面也认为毛泽东不能正确对待干部，对国内、党内形势作出极端严重判断，因此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制止武斗，特别是对老干部的变相武斗。（《砸》623页）
其实，就是对老干部的变相武斗，毛泽东最初也并未决心制止，而是持欣赏态度的。纪登奎回忆：毛问他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纪说他挨了几百次斗，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毛听了哈哈大笑。毛还亲自学做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司任主编《“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77－78 页）
对于群众组织间的武斗，毛泽东也曾以欣赏的态度“坐山观虎斗”。徐景贤回忆：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张春桥要徐在电视台的频道里多安排一些节目。徐景贤让电视台播放了上海工人武装冲砸上柴“联司”的记录片，毛泽东在“四一四”招待所里看得“津津有味”。毛泽东对这次行动的总指挥王洪文表现出莫大的兴趣，非常欣赏王洪文调动30万造反派冲砸上柴“联司”的“革命行动”。并由此开始，毛泽东一直关注着王洪文，直至后来发展到在“十大”上提名王为自己的接班人。（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1月版276－277页）当时陪同毛泽东的余立金事后向吴法宪说：武斗结束后，张春桥向毛泽东汇报，毛听后说：“打得好。”毛泽东还观看了上海造反派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的纪录片，毛泽东说：“这算不了什么嘛。”（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下册640页）
虽然毛泽东在得知刘少奇被面对面揪斗之后向王力表示不满（《砸》第551页；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下册第1013页），而且现在把批斗刘少奇的罪责都让戚本禹顶缸。这实在是无视历史的真实。在1967年7月18日批斗刘少奇之后，继而在8月5日又再次批斗，这说明此时毛泽东根本无意制止对刘少奇的批斗；其次，在批斗刘少奇的人马中，有大量的8341部队战士着便衣参与；第三，李讷本人亲自在批斗刘少奇的现场；第四，批斗刘少奇的整个过程被摄制下来。所有这些都表明毛泽东才是最后的决策人。但是毛泽东又不会直接明言要“面对面”批斗，这无疑会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而且毛泽东还要远离批斗的中心，在那几天离开北京，以造成“不在现场”的表面现象。
批斗为什么要拍摄纪录片？真正的原因并非是作为历史的见证，而是毛泽东要欣赏，犹如猫玩弄老鼠一般。有一种人是具有虐待狂心理的，毛泽东就具有这种心理。而他又拥有独裁大权，这就成为民族的灾难。

三、权力斗争是文革的一条主线
陶铸于1966年10月在中央、国家机关十七级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说：“十一中全会在政治上纠正了刘邓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在组织上纠正了长期没有解决的中央领导的分散主义。……把大权集中到主席手里。这就确保今后正确路线的领导能够正确执行。”（《砸》200页）作者引用的这段材料让笔者想起一个长久以来的争论，即文革和权力斗争的关系或者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不是就是为了搞掉刘少奇。
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到：“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陶铸插话说：大权旁落。毛则说：“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讲话，1966.10.24。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毛这话明显是要解脱“为了夺权而发动文革”的恶名。因为如果说是为了权力之争，则名不正，言不顺。
对此，当然有人持不同看法。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说：“就毛泽东来说，如果他想达到的目的只是排除中央领导中的某些同志，根据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威，并不需要兴师动众，发动文革……而且刘少奇、邓小平被搞下去之后，文革还进行了十年，这又怎么解释呢？”（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中共中央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58－59页）这种看法笔者不敢苟同。权力对于政治斗争来说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很明显的事实是，权力斗争贯穿于整个文革。
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反右倾之后愈演愈烈的大饥荒，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退让。这样，虽然不少重要决策仍由身居二线的毛泽东主持作出,但在决策程序上,特别是1960年代,在一线实权大大扩大的局面下,毛进行全局性布置,已很难绕过刘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743、838页）。1960年代的格局,具体说来是,刘少奇在总书记邓小平协助下主持党中央工作,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周也要向刘请示。刘只有重大问题才向毛泽东报告,请毛发表意见或作决断。若毛不在京,除极其重大的问题外,刘可与在京常委商议后当场拍板。（高建国《听王光美谈往事》，《南方周末》2008年11月20日）
四清时期，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下乡蹲点，但是迟迟不见动静。刘少奇一发火，做报告，全国一百五六十万干部就趋之若鹜般参加城乡四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0页）。这不能不让毛泽东觉得大权旁落。
文革发动之后，毛泽东事后事前都吹牛皮，说自己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搞倒刘少奇、彭真。实际上这是给自己打气。正如《砸》书中说：叶剑英对吴德说：“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周恩来在1967年初也说：“主席上半年没回来，就是因为不安全。”（《砸》113页）毛泽东自己也承认：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现在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现在还要改组。当着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毛泽东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节录），1967.02.03。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从八届十中全会到八届十一中全会，相隔近四年，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心虚，已经到了何种地步。（此事早已被林彪看穿：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搞掉刘少奇等人后，毛泽东是否就放心了了？不是。李雪峰回忆说：“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一直牢牢掌握着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由毛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有权调动军队。”（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593页）但是到了文革取得打倒刘少奇决定性胜利的1969年，总参谋部仅用林彪口述的命令就可以调动三军（迟泽厚《林彪“一号号令”发出前后》，华夏文摘增刊第327期•文革博物馆通讯164期，2003年2月11日），这不能不让毛泽东恼火，这才是毛泽东对林彪真正不满的地方。
相比之下，周恩来则世故得多。
“九一三”之后，毛泽东在重病中曾经托付大权给周恩来（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版第529页）。当毛泽东昏厥被抢救过来的时候，闻讯赶来的周恩来心情紧张到了极点，以至当场大小便失禁，许久下不来车。（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537页。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刊于《炎黄春秋》1989年第一期）毛泽东醒来后，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写道：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333页）除此之外，周又特别叮嘱让负责警卫毛的张耀祠带话给毛，说：“等主席精神好一些时，请你向主席报告：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张佐良《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1966—1976》，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4页）
周恩来时刻惦念的是让毛知道自己并无二心，一切大权都在毛的手中。假如文革的主要目的不是权力斗争，周恩来有必要这样表白吗？
纵观整个文革，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等只是第一个目的，而第二个目的则是要树立新的接班人。什么样子的接班人？就是继续高举文革大旗、不做秘密报告（不在毛身后否定毛）的接班人。在这个时候，权力就异化为完成这个目的的手段。树立林彪为接班人，仅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时的权宜之计。同时也迎合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意见。（笔者注：陈云在建国之初就同高岗谈起并提出林彪是毛泽东最合适的接班人，邓力群更是回忆说自建国后就认为刘少奇不如林彪，到文革前林彪当接班人更是大多数人的共识。见赵家梁、张晓《高岗在北京——半截墓碑下的故事》，大风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45页；1979年10月邓力群在中央党校的报告。）但是林彪与毛泽东则绝非同路人。因此，林彪和毛泽东的冲突不在初一，就在十五，终会发生。除此之外，由于“全面内战”的爆发，客观的形势决定了军队的介入。而“支左”造成的后果，就是军人支配天下，林彪功高震主。这才是林彪那个所谓的“一号号令”能够畅通无阻并遭到毛猜忌的内在缘由。尽管此时并看不出林彪有争权的野心——迄今为止，除了在九大政治报告上微微透露出来的不同声音，加上林彪私下里对毛泽东的不满外，并无这方面的证据（笔者认为：不可否认的是，林彪对陈伯达所写的以生产力发展为中心的政治报告的支持，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但是毛泽东已经认定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组织上，林都不是可靠的接班人，这才是毛倒林的根本原因。
不过，一是并不存在林要夺毛权的史实，二是林也不像刘掌握了权力那样对毛咄咄逼人——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前，看见刘少奇进来，含沙射影地说：好了，我让位，请少奇来。（见赵家梁、张晓《高岗在北京——半截墓碑下的故事》第255页。另高华先生对于四清期间毛、刘之间的权力纷争著述颇多。）但是林彪的尾大不掉成了毛的心病。于是毛泽东挖空心思找碴，终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抓到林彪的把柄。但是此后林步步防守、退让，“三不主义”（不开口、不认错、不反击），让毛一时如狗咬刺猬——无处下嘴，最后不得不再次祭出颠倒黑白的莫须有法宝，指林要当国家主席。
《历史决议》所说的林彪反党夺权反革命，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真的相信了。虽然在官修文革史之中还大行其道。
邓小平和江青等之间是否就是路线斗争呢？如果透视邓小平在1975年的整顿，这种整顿确实是大刀阔斧，但仍然是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对于社会进行的局部性修复而非彻底的体制性的根本变革。从这点上就可以否定二者之间是路线斗争。江青等人对于邓小平复出并无任何实质性上的阻挠。只有等毛泽东发现邓小平的权势已发展到一旦毛西去邓小平会自然而然地接班的时候，才找借口对邓小平予以整肃。实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桌面下的还是权力斗争。
1973年11月批周之前，毛泽东告诉江青，周恩来要夺权。这种赤裸裸的直白是上不了桌面上的。因此借用路线斗争的方式来批周。对于这一提法，政治局的人没有谁表示质疑。（Teiwes Frederick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Armonk，New York，p138）但是江青却太过于直白，大喊周恩来要抢班夺权，为此而受到毛的批评：不是周恩来迫不及待，是你江青迫不及待。这充分说明了萦绕在毛泽东心头，使得毛泽东牵肠挂肚的是权力而非其他！
四、对周恩来缺乏历史批判的态度

应该说，作者在此书中还是实录了周恩来的一些负面言行的，特别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判几位老帅，以及关于刘少奇一案的批语等。但是综观全书，笔者认为，作者在论述的过程中，由于几十年的潜移默化，还是有不少“为尊者讳”的地方。
（1）“伍豪事件”
作者说在“伍豪事件”后，“斗争经验丰富的周恩来并没有完全被江青等制服，他忍辱负重，引而不发，等待时机。”（《砸》609页）。然而事实上，正如作者指出的“伍豪事件”并没有在社会上扩散，（《砸》书489页），由此可以证明江青等人无意置周恩来于死地。
笔者认为，若没有毛泽东的点头，江青对于周恩来是不可能有任何企图的。江青在收到有关“伍豪事件”的材料之后，致信林彪、周恩来、康生是完全符合组织程序的。直到1972年12月份，江青和周恩来的合作远远大于冲突。特别是在整治“516分子”上，周恩来和江青合作得非常好。“伍豪事件”完全是周恩来自己的心病，这可以由以下这个事实证明。
在1972年6月23日，周恩来做完《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真相》的报告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会议处根据录音整理出文字记录送给周恩来。周收到以后看过，但—直没有签字。根据毛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要把这个报告的录音、文字记录稿及其它有关文献资料存人中央档案馆，并发绐各省、市、自冶区的党委和各大军区党委存档。但周恩来如果不签字，这个报告就印发不出来。（《话说周恩来》第473页，赵炜《总理住院期间我所亲历的几件事》）
因此，此事被搁置，绝非周恩来工作忙或者江青等阻拦所能解释的。
直到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要进行大的手术。自知很可能再也起不来。在麻醉药都打了的情况下，他叫工作人员让赵炜把此报告尽快送到医院来。赵炜用最快时间送过来，周签字。签好之后，如释重负地说：“我签了字，就算是办完了这件事。”（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页）
事实是清楚的，是周自己耽搁的。周恩来非常清楚毛是把此事作为自己头上的“紧箍咒”的，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并不是什么让周恩来澄清事实，整个处理“伍豪事件”的过程完全是一种对周恩来的敲打，告诉全党，周恩来历史上不那么干净。既然如此，又何必去签字难为毛呢？这次手术，周恩来是否能挺过去尚是未知数。因此周恩来希望毛泽东能够了解自己的苦衷，高抬贵手。
（2）抓叛徒
作者在论述抓叛徒（《砸》481－484）时，叙述不止片面，而且还容易造成一种周恩来不支持红卫兵、群众组织抓叛徒的印象。作者先正面叙述了周恩来在红卫兵抓叛徒一事上的作为，下面的论述说：“周恩来的努力只取得了暂时的效果，‘叛徒集团’的事情没多久就世人皆知了。中央文革小组对南开大学红卫兵抓叛徒的活动赞赏有加。并批准同意南开大学抓叛徒的学生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的名义，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案。”
而实际上，赞赏有加的不仅是文革小组，周恩来也在其中。而且“中央专案组”的最高领导就是周恩来，以“中央专案组”名义也是周恩来同意的。
周恩来曾经直接授权红卫兵可以进行调查取证为其所主管的中央专案组服务。（聂元梓 《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32－233页）周恩来对于红卫兵的行动也曾经给以高度评价。例如周恩来对于学生搞出安子文是黑帮的材料和瞿秋白是叛徒的证据就大为赞赏。（周恩来对瞿秋白的批判，1966年8月30。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而且红卫兵也在报纸上举出证据来表明周恩来对于他们的支持，并多次向周恩来致谢。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说：“（1967）一月中旬，我们再次写了《关于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请示和报告》送给周总理、谢副总理和中央文革，同时又交给戚本禹同志一部分材料。其后，周总理及戚本禹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长给予我们极大的关怀，并不断给作重要指示。当总理知道我们过去上报的材料被大叛徒陶铸等坏蛋扣压了的时候，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和总理值班室转达了总理的指示：‘总理叫你们把材料交来。’”（《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是如何揪出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1967.00.00。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专门写了一小节来描述“周总理关于‘揪叛徒’的批示”。聂元梓说：

还有，我们参与揪叛徒，也是需要澄清的一件事。现在只说，北大揪叛徒是因为康生写了条子，是受康生指示；其实呢，康生的条子我不知道（笔者注：此说法同聂元梓在同一书另一处所写的有矛盾。），我们是有周总理的批示，周总理同意我们就有关叛徒线索进行调查活动。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六七年初，社会上揪叛徒成风，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就是那时候闹出来的。在当时的环境下，北大也不能置身事外，有一次中央领导开会接见的时候，孙蓬一就给总理写了一个条子，说我们有一些关于叛徒的线索，是否可以进行调查？周总理批示说（那是当时交孙蓬一批示的条子），可以调查。人数少一点，材料不要公布。我们得到了周总理的支持。就“除隐患”来说，我们用周总理的这一批示当“通行证”，用来调查过吴传启的历史。
我们中间的一位同志（姓名记不清了），受命到武汉去调查吴传启的情况－吴传启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造反派，追随王力、关锋、戚本禹，引起我们的怀疑，吴的历史也确实是有疑点的——当时所有的档案都被军管，控制很严。调查人员就拿出周总理的批示影印件，他们也不相信，要求让等一天再来。显然地，他们是要去核实这个影印件的真伪。到第二天他再去，他们就给他大开绿灯，把有关的资料全部提供出来，还让他拍了照片。
我们还带着周总理的批示去找过沈醉，调查吴传启是不是国民党特务。（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第232－233页）

（3）政客作风

从文革初期到火烧英国代办之前，周恩来同王力的关系一直非常好（可见于徐海亮著《东湖风云录》）。火烧英国代办处，那是烧了周恩来的“自家后院”。若毛泽东拿此问罪于周恩来，周恩来该如何向毛交代？最好的办法是主动出击，化被动为主动。当然，王力的出局有多重因素，本文不赘。
类似的还有，作者在书中第479页写道：“周恩来的信虽然措辞严厉，但确实用心良苦。”书中第555页，沿用了官方多年的说法，周恩来“坚持不搬出中南海，使造反派不敢进入，从而保护了在中南海中的许多领导人。”此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在周恩来前往武汉的几天，不正是这些揪刘的造反派闹得最凶的几天么？怎么也没有冲进中南海？原因只有一条，就是毛没有松这个口。
最明显的是在337页的论述：“中央文革小组对待群众组织问题上，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对老红卫兵和许多多数派组织则弃之如敝屣。这种明显的支一派压一派的做法，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作风……”要说这种“政客作风”，周恩来同这些人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以及当年的红卫兵报纸上，周恩来“明显的支一派压一派”的讲话比比皆是。

（4）造神

鉴于此书为通史，笔者认为，对于一些周恩来参与并且十分突出的事情不应遗漏。作者在330页举例叶剑英造林彪的神，其实就此事而言，周恩来无疑比叶剑英有份量得多，也起劲得多。自1966年的5月份政治局扩大会议，到1969年的九大，周恩来对于林彪的吹捧可谓是别出心裁。试举一例。周恩来说：“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已经是众望所归的了。经过几十年的培养，经过几十年的锻炼，经过几十年的领导经验的证明，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第一人，……像林副主席这样经过考验的领袖，事实上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我们不在法律上定下来呢？”（广州市机关红司 820通讯社上海新化工总部“动态”编辑部《文革通讯》，1967年10月9日第一期）接班人要用法律的形式定下来，也是史无前例的新鲜事。即使翻开国际共运史来看，无论是哪国共产党，也无此举措，周恩来这提议，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五、一些史实的辨正

（1）大闹京西宾馆

第443页写道：“1月20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举行。徐向前和叶剑英二人就肖华抄家一事拍案而起，大发脾气。同时与会的江青、陈伯达等人当时都被震慑住了。”
欧阳龙门在丁凯文主编的《百年林彪》一书中撰文专论“二月逆流”，笔者在此转引有关文字：

中共官方的说法是在与中央文革的对抗中“徐帅一掌拍在茶几上，把茶杯盖震落在地。叶剑英怒不可遏，用拳头连连捶击着桌子”。实际情况是徐、叶两人在是否要揪斗萧华的问题上拍茶几、捶桌子，相互对抗。
《叶剑英传》中隐讳地写到了这一点：“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躲躲闪闪。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他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叶剑英“也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
《徐向前传》的描述是：“肖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地上。叶剑英气愤他说：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说着，也拍了桌子，伤着了手骨。接着‘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就传扬开了。”
当时在场的吴法宪后来证实：“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出于责任，和陈伯达一起批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于是引起两位元帅之间的对抗。”“与会的军中高级将领见两位老帅对拍桌子，谁也不敢说话，有的见势不好干脆溜走了，一时会场大乱。”对此，王年一含蓄地说道：“军队高级将领的抗争极为复杂”。（《百年林彪》289页）

《吴法宪回忆录》面世以后，又对此事加以补充：

叶剑英一发火，会场上的气氛立即极为紧张起来。看见这样，身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就不得不出来批评了肖华。徐向前说：“你肖华是有错误的。你把军队的政治工作搞成了这个样子，影响了我们全军。”
也许徐向前的本意是为了缓和会场上的气氛，但两位老帅在萧华问题上的公开矛盾，给了我们这些与会者很大的震动。一时间，整个会场上鸦雀无声。这天晚上的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到房间里休息，但是背后都议论纷纷。（《吴法宪回忆录》652页）

至于徐向前的真实意图，则可对照徐向前此前的讲话来判断（徐向前在2月份后变得谨慎多了）。1月20日，徐向前在接见军队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中说：（有人问肖华问题）我不能表态，我没有这个权利，中央没有让我表态，我是党员，我要负责任，还要请示主席。关于他（肖华）的问题，我们已经开了两天会，问题是严重的，但发展到什么范围还没有定……全军文革成员没有走群众路线，在关键时刻这些人暴露出来是好事。（徐向前接见军队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1967.01.20 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两位老帅对拍桌子，吓坏的不单是江青等人，吴法宪等人也都受到震动。

（2）大闹怀仁堂记叙中的重要缺失

第450页，作者写道：“会议主持人周恩来在三个多小时的会上，几乎一直保持沉默，只是当谭震林发脾气离开会场时，才拍着桌子大声将他叫回。当李先念提到打倒大批老干部是从《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开始时，周恩来当场责问康生、陈伯达：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紧接着，作者写道：“周恩来在会议中间打电话将会议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派汪东兴前来听会。”
读罢此段，笔者至少有两个疑问。第一：作者此写法，给人的印象是周恩来完全是站在谭震林、李先念等一边的，这也是官史一向的说法。第二：周恩来打电话报告毛泽东的意图何在？如果希望汪东兴带给毛泽东的信息是周同谭震林、李先念等人完全站在一边，这可能么？恰恰作者在451页又写到：在二月初，周恩来就事先写信警告谭震林等人，不要说过头话，不要节外生枝等等。显然，周恩来打电话报告毛泽东的目的并非作者表达出来的意思，亦即作者漏掉了其间关键的内容。
作者漏掉的内容是什么呢？笔者根据现有资料试作补充如下：
陈毅确实敢放炮，并且当着周恩来的面说：“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嘛？”周恩来立即作出反应（与陈毅的言论“划清界限”）：“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从来没有意见。”陈毅继续放炮：“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周恩来又接口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二月二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上辑）
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开会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周恩来叫王力整理出来一个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王力在会上读了，并核对情况。陈毅表示异议，说有一句他没有讲，要求删掉。周恩来当场驳斥：“讲是讲了，不要删了。”（王力《王力反思录》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245页）周还在此处特别注明：“陈先挑拨康老，后挑周。”（周恩来对《二月二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整理稿的修改手迹。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210页）
从二月初周恩来就警告这些副总理、老帅们不要出格，以免惹祸上身进而牵涉到自己。现在陈毅竟然在如此众多人面前如此放炮，周恩来自然急于摆脱干系。因此，周才在会议中间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虽然汪赶来时高潮已经过去。散会后，周恩来向汪东兴介绍了会议情况。汪东兴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曾涛《正义的抗争——所谓“二月逆流”的前前后后》，载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819页）
如果能补充上这些内容，上下文读起来就连贯多了。

六、一些不准确处

第193页说林彪是由吴法宪陪同回京的。此说不确切。根据吴法宪本人的回忆、《毛泽东传》以及舒云在《林彪画传》一书中的描述，吴法宪是到机场迎接的林彪而非陪同回京。
第366页，作者说“（1967年）1月8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宣布关锋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笔者认为此事是以讹传讹。余汝信先生已经在《关锋当过总政副主任吗？》一文中表述清楚，笔者在此不多赘言。
第634页，作者说：“1966年8月22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12日结束的，而非22日。
第742页，作者引用《聂荣臻年谱》时说，1945年5月18日，毛泽东在城南庄遇险，是聂荣臻紧急动员毛离开住处的。此事，陈晓农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一书中专门辨析过，认为实为陈伯达而非聂荣臻。笔者认为陈晓农的说法言之有理。
作者在747页引用文革结束以后汪东兴的说法来证明周恩来在刘少奇专案上的行为，笔者认为不妥。因为汪东兴这类谈话的可信度非常低。（可见丁凯文和史云先生关于周恩来在林案上表现的争论，见《记忆》2009年第1期与2009年第3期）至少依据笔者手中的材料，周恩来在刘少奇专案一事上，比现在官方的说法激进得多。知情人告知，给刘少奇定案的结论，江青与周恩来各有一份。
此书对于联动的评价，笔者认为过高。是的，联动中“许多人被捕入狱”是事实，但他们受到的迫害相对于其他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的人、相对于他们所迫害的“黑五类”、“狗崽子”来说，则实在算不上什么。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之所以反对文革，是因为他们的父辈已经遭到清洗，根据他们自己信奉的“血统论”，殃及池鱼，他们岂不是也要变成“狗屎堆”了么？这才是为什么要炮轰中央文革，以至最后对当时的毛都要否定了。对于他们是否真的站到了历史的前头反对文革，笔者深深怀疑。迄今为止，那些著名的联动人士，有谁站出来为当年的迫害做过像模像样的检讨与悔过？没有！仅此一点，就难以让人去饶恕他们
最后笔者需要指出的是，笔者认为《砸》书作者对于“黑暗的50天”描述不够，且没有点明谁要为此负责。事实上，这五十天，就是刘、周、邓的另一个版本的文革或者更大规模的反右。如果此文革得以继续下去，遭受整肃清洗的人数未必会比毛氏文革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