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大历史系七七级回忆文章选录（附陈标“39号宿舍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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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大历史系七七级回忆文章选录（其中陈标“39号宿舍秘事”有改动）


1，第二任班主任唐老师:我与历史系七七级
我在广西师范大学工作近40年，每年都要参加同学聚会，其中，参加历史系1977级的聚会是最多的。这一次在柳州参加纪念中国恢复高考40周年暨1977级毕业35周年聚会，自己觉得无论如何都要写些东西，很强烈的一种感觉，尽管期末工作繁忙，力不从心，但一定要写的冲动不可遏制。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一时说不清楚。不过有两点非常明确：一是因为自己与七七级同学很有缘分，当缘分积淀得越来越深厚的时候，文字的记录就必不可少了。没有文字的历史总是有缺陷的，学历史的人，都明白这一道理。二是因为感觉现在大家都已上了年纪，能在一起相聚的机会不多了，若不抓紧时间写出来公开表达，也许机会就会永远失去。

一

七七级同学入学的那年，我正好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当时，我们三位留校的同班同学中，只有我一人从事教学工作，由钟文典老师负责指导我。钟老师要求我以进修为主，中心任务就是读书、听课、写讲稿、帮助老教师批改作业等，这些任务多为独立进行，因此，与七七级没有交集。

其实，那时，要说与七七级同学没有联系也不完全正确。曹小瑾与我同在一个部队大院长大，彼此很熟。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男生与女生之间是不怎么说话的，所以她进入王城后，我们俩就算偶尔碰面，也装作不认识。

后来，系办公室安排了几次集体劳动，全系师生大都参与其中，我与七七级同学有了一些实质性的接触。在此过程中，一些同学称我“老师”。我们的年纪大致相仿，能被称为“老师”，我确实有种自豪感。但是，我很快就意识到“工农兵学员”所面临的挑战与窘境。由于“文革”的影响，我们这批大学生没有学到多少专业知识。随着教学、科研逐渐步入规范化轨道，任教资格问题摆在我们这批青年教师面前。

1979年底至1980年初，全校各系对我们这批工农兵学员出身的青年教师进行了一次十分严格的专业考核，校领导明确指出，要根据考核的情况，重新安排工作。那次考核，虽然我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看到许多系尤其是理工科系的同伴被调离教学岗位，或者被迫到其他部门发展，我的情绪受到很大影响，认为自己迟早也会与大学教师的教学岗位无缘。1980年2月，当系领导通知我接替蓝宝铭老师担任七七级辅导员的时候，我的心情十分沮丧，认为这是调整我工作岗位的第一步。钟文典老师虽然反复劝我放下思想包袱，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能力，但是，我对工作的自信却未能真正树立起来。

翻开七七级的个人信息表，发现一半以上的同学年纪比我大，有的已经当了多年的干部或教师，我的心里就更发虚了。第一次在全班同学面前讲话，虽然事前写了发言稿，站在讲台仍是颤抖不已。

七七级班委也许察觉到我的困境，极力维护我的教师形象，打消我的顾虑。班长袁荔生每周都会带着班委会的一些干部，如陶荣豪、陶士然、李建忠等，到王城后门城楼我居住的地方，向我“汇报”、“请示”工作，我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社会阅历比我丰富，工作经验也比较成熟，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辅导员的尊敬及其工作的支持，所以，每次我都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对于班委提出的工作方案，基本都是认可。我把这种工作方式称为“无为而治”。

不久，我发现采取这种“无为而治”的管理班级的方法非常明智，因为当时担任辅导员的另外几位年轻教师，每天都与学生商量工作，出现不同意见往往还要反复沟通，不断调整工作方案，非常辛苦。而七七级班委，却帮我分担了大量的工作，我曾对一些辅导员说，我们的身份虽然是教师，但是论管理经验，不少学生比我们强，为什么不放手让他们工作呢？事实上，当时几个年级中，七七级的状态是最好的，大家团结合作，齐心协力，各项工作开展得很有声色，得到系里和学校的认可。

我担任辅导员的这一年，也曾遇到过一些棘手的问题。例如，随着招生人数的逐年增加，学生宿舍需要调整。原来住在王城墙外的部分“走读生”，必须分别安置在不同的宿舍。这部分同学的年纪普遍较大，要他们与年龄比自己小许多的同学住在一起，确实很不情愿。记得我多次到宿舍做思想工作，均未能奏效，甚至有个宿舍的同学还与我争吵起来。我把自己遇到的困难告诉了班委，没想到，两天之后，这些“走读生”思想转变了，有的搬到了新的宿舍，有的在学校允许的范围内，自己进行了一些调整，符合有关规定，与我争吵的同学还主动向我道歉。我知道，班委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走读的同学识大局、顾大体，放弃自己的利益，服从集体的利益，用实际行动支持学校办学，当然，也支持我这个辅导员的工作。

评奖、评优涉及同学的切实利益，由于资源有限，评定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矛盾。班委非常了解实情，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帮助我制定实施方案。同时，他们本身也具有高姿态，主动谦让，所以，七七级的评奖、评优工作比较顺利。当我看到一些年级的学生班干到其辅导员那里不断提出诉求，甚至吵闹的时候，就深深为七七级同学的朴实、厚道而感动，为优良的班风而自豪，也为自己不被烦心事打扰而庆幸。

工作当中，我常常感受到七七级同学之间的深厚情谊。记得何同学的母亲去世后，全班同学均以各种方式表示慰问。治丧期间，袁荔生、韦乃扬、莫毅等同学一上完课，就立刻赶到何同学家里，参与守灵，直至深夜也不归。我曾反复劝他们注意休息，不要影响学习，他们则说：“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这种时候，多陪陪何同学，他的心里会好受些。作为同学，应该这样做。”韦乃扬还告诉我，以前在村里，无论哪家有人去世，他都争着抬棺材。因为他认为：尽孝道是中华传统文化之一。多尽些力，实际上就是多积善。几十年过去了，他的这些话我记忆犹新，终生难忘。

我在担任辅导员一年的时间里，虽然能力有限，但也尽力为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印象较深刻的是为李培礽同学结婚的事奔走。老李在七七级学生中属于年纪较大的一个，入学后不久在桂林城郊谈了对象，女朋友家里催着尽早完婚。根据当时的校规，不允许学生结婚。后来，发现老三届学生数量较多，不允许结婚的规定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学生的身心健康及学业发展，于是开始放松了限制，但是仍规定需要从严掌控。老李打了结婚报告，呈交系领导，很久没有得到答复。老李再催，系领导派我到老李女朋友家进行调查，了解有关情况，我向系领导如实汇报，认为应该同意他们结婚，可是不知什么原因，结婚报告还是迟迟批不下来。有一天，老李到我宿舍，非常坦诚也非常具体地介绍了他与女朋友相识、相处的过程，尤其是女朋友家长的意见，虽然语气很平静，但是我感受到他内心的焦虑与痛苦，因为我到过他女朋友家，对情况比较了解。当他说这事解决不了，女朋友会因家庭的反对而被迫分手的时候，我大为震惊。意识到，这事若处理不好，轻则影响老李的学业，重则影响到其一家人的幸福，所以，我后来多次向系领导阐述自己的看法，系领导也多次与学校有关部门协商，最后同意了老李的结婚请求。老李给我送来喜糖的那天，我真正理解成人之美的意义，也第一次认识到辅导员工作的意义。七七级在求学期间申请结婚的还有几位同学，我在此过程中，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观念，协助系领导和学校有关部门客观处理相关问题，总的来看，该解决的都及时解决了，暂时未能解决的，也做通了思想工作，没有出现不良反应。

二

1981年，七七级进入大四学习阶段，谭肇毅老师接替我担任了辅导员，我则回归教学岗位。

不久，根据系里的安排，我与七七级的一个组到平乐县中学开展为期一个半月的教育实习工作。由于这是恢复招生后第一届本科生的正规教学实习，系里十分重视，由主管系行政工作的黄荫荣老师领队，我则充当黄老师的助手。当时，我们住在平乐中学一栋尚未完全竣工的宿舍楼里。我和黄荫荣老师共住一间房。他过去带领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到永福县“开门办学”，曾因胃大出血动过手术，身体比较虚弱，我和他住在一起，便于生活上予以照应。旁边的一间空房，摆了几张课桌椅，架上一块黑板，作为平时大家试教的场所。当时该校历史教研室负责人没有大学的学历，但是历史教学与研究的水平很高，无论是给我们上示范课还是与我们交流教学经验，都展现出非凡之处，启发性很强，让我们佩服不已。所以，每位实习的同学都不敢掉以轻心，唯恐让学生失望，给学校丢脸。按照规定，实习生上讲台之前，都必须把讲稿给指导教师审查签字，同时，还必须至少试教一次，得到指导教师的认可后方可上讲台，而事实上，多数同学都试教两三次。一个半月的教学实习，七七级同学用实际行动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受到广泛好评。在我的印象中，蒋元发的课设计简洁、精妙，语言生动；陶荣豪和欧薇薇的课逻辑严谨，知识丰富；江淳的课思路开阔，创新性强；赖向东和黄冲的课慷慨激昂，令人振奋；黄乘英、王缨、周伟光的课亲切平和，感染力强……

平乐县城是三条江（桂江、荔江和茶江）的汇合处，历史上是著名的水运交通枢纽。实习期间，每到星期日，我就和周耀全、黄冲、宁崇富等同学到周边的古街、古村落开展社会调查，这是历史系一直倡导及坚持的教学之道。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我们的调查几乎没有中断，先后去过的地方，除县城老街外，还有几个古码头、县城教堂遗址、教会医院遗址、县文物陈列馆等。可惜当年没有数码相机，许多调查资料无法及时记录、保存。

实习后期，张一民老师来到平乐中学接替黄荫荣老师的工作。张老师在1981年平反恢复公职不久，就参与七七级的教育教学实习工作。他对学术的追求尽心尽力，矢志不渝。实习期间，经常看到他做资料卡片，无论是阅报、听广播，还是听课，只要发现有价值的线索，都及时记录下来。与我们参加完社会调查，他一回到宿舍，立刻开展资料卡片的整理工作。我和不少实习同学都非常敬佩他做学问的严肃认真。确实，做学问不是一句空话，优秀的习惯是常年形成的，体现在细节上。

平乐中学虽然是历史悠久的名校，但是，当时的办学设施还是比较简陋的。平时我们吃饭，多坐在伙房旁边的木柴堆上，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交流每天实习的感受与体会，所以也省了不少开教学研讨会的时间。艰苦的环境造成许多不便，却又在无形中创造一些意外的优势。生活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想必现在的教学实习已很难再找到边吃饭边研讨课堂状况的情景了。

我们住的宿舍与学生宿舍相距较远，厕所建在一柚子林旁。女生晚上如厕很不安全，不得不打着手电筒，结伴而行。男生为避免尴尬，只好舍近求远，到建在坡下主要供学生使用的厕所方便。一个半月，这种状况没有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坚持下来，没有抱怨与责怪，真是很不容易。用“思想觉悟高”“意志坚强”“能吃苦耐劳”等词语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我在七七级只上过一次课，那就是根据钟老师的建议，传达“文革”之后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太平天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情况。这次会议规格很高，影响很大。钟老师为我争取到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我非常珍惜。回校后，我用半个月的时间对会议的成果进行了学习与研究，之后，在全系教师会上做了一次以呈现学术动态为主题的汇报，得到老教师的普遍赞赏。钟老师为了培养我的教学能力，增强我的自信，希望在七七级再传达一次。严格说来，这是我第一次在大学进行专业教学活动，由于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加上有过一次汇报的经历，所以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课后，黄明光同学对我说：“不错，简明扼要，信息量大，对我们有所启发。”

回想起来，自己的大学教学起点，实际上开始于七七级。虽然只有很少的工作量，意义却十分重大，因为在实践中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不仅初步掌握了工作方法，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专业发展的信心与勇气。所以，这段经历，印象特别深刻。

三

1985年，我考上研究生，继续跟随钟文典老师学习、研究，与我同时考上的，还有七七级的何龙群、朱杰军、王缨等同学。在此前一年，欧薇薇、梁颖、黄明光等同学也考上了不同专业的研究生。于是，我与他们之间由原来的师生关系变成同学关系，欧薇薇、梁颖、黄明光等同学还成为我的师兄、师姐，因为入研究生这个门，他们比我早。

对此，我心里很坦然。我清楚地意识到，要想在大学立足、发展，都要争取获得研究生学历及学位。现代社会，人的社会角色会随着形势和地位的变化而改变，与人及事业的发展需要相比，身份改变所带来的不适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迅速调整心态，与这些同学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生的学习与研究之中。这三年，我们共同经历了学术修炼的艰难与痛苦，也体会到进步与成功的快乐。略微不同的是，他们住在集体公寓，我作为在职人员，住在青年教工宿舍里。他们和我一样，已经成家，但是由于家在外地，家务事无法承担；而我的家在桂林，必须承担必要的家务。

当时，我和七七级几位同学由于年纪偏大，更因为初中和高中时逢“文革”十年，在需要学习的青少年时代，学到的知识很少，英语的基本语句、语法、时态的运用，始终是稀里糊涂的。进入研究生阶段，面对高标准的英语学习，显得比较吃力，每次上英语课，尤其是口语课，我都尽量坐在后排，实在抢不到后排位置，就坐在前排靠边的位置，以免被教师提问。我们深知学习任务必须完成，困难必须自己克服，唯有发奋努力，才能摆脱困境。所以，第一年，我们几乎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英语学习当中。当最后通过英语考试时，我和七七级的几个同学都如释重负。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后，我们的优势开始得到发挥，研究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比年轻同学要强些。毕业答辩时，普遍取得较好的成绩。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交谊舞风靡全国各高校，被认为是社会交往必备的能力之一。研究生的数量很少，备受青睐。当时担任研究生党支部和学生会的干部多为七七级的同学，他们看见我不愿接受交谊舞训练，先是思想动员，继而示范，最后警告，均未奏效，无奈只得宣布我为“无可救药者”，被迫将我抛弃。

我与七七级同学共同攻读硕士学位，这是一种特殊的缘分，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追求目标，有共同的经历，还有共同的学科平台及导师。在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师生中，这种缘分具有唯一性。

四

七七级同学毕业后，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有的经常见面，有的很少见面。时光在不断流逝，缘分仍使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无论于公于私，缘分处处以各种方式显现。

七七级留校工作的同学较多，常年在一起工作，交集甚多，仅以若干碎片铭之。

潘香华老师担任系主任期间，曾派我和梁颖到环江县的一个小村庄购买一套毛南族的傩具。那次旅程，翻山越岭，困难重重，充满艰险，虽然在傩具制造者家里吃到原汁原味的香猪，味道鲜美无比，却没有勇气再次进山，所以只能委托他把傩具挑送到拔贡车站，由系领导另派人到车站取回。每次在学院博物馆看到这套傩具，都要感慨一番。

黄健荣常年在外进修，回系工作期间，正值修订各门课程的“三基方案”，他主持修订的“世界中世纪史”最翔实，也最有新意。我当时担任主管教学的副系主任，经常拿这份方案让其他课程的老师参考。

徐学莹、李露、王缨和黄琦工作认真，不计个人名利，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奋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树立了大学巾帼的形象。

吕启翔担任系副主任，先是协助潘香华主任，继而协助我开展行政管理及创收工作。在中国高校“二级分配”体制下，为了稳定教师队伍，促进学科发展，各系在组织教学、科研活动，完成人才培养任务的同时，还要积极创收，争取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

朱杰军从广西壮族自治区组织部调回学校后，也曾担任主管行政及创收的系副主任。他积极引进一些项目，虽然带来一些麻烦，但促进了王城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开拓意义无法否认。

……

七七级不在学校工作的同学，同样以各种方式支持系及学校的发展。

历史系原来只有中国近现代史一个硕士点，中国古代史硕士点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获得的。我担任系主任及学院院长之后，学科的建设成为工作重点。何龙群曾作为广西民族大学的校长及自治区学位委员会的成员，对我们申报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中国少数民族史等硕士点予以很大支持。

黄苹担任广西民族委员会副主任期间，根据工作需要，拨付一定科研经费，支持学院开展民族经济的调查与研究。

平时系里的教师和学生到博物馆、档案馆参观学习，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同学如唐奇岭、杨柳等都会尽力予以关照。

当然，对系里及学校工作支持最多的是在各中学和各教科所工作的同学，可以这样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学校，历史专业的师生只要有见习、实习的要求，大家都尽力满足。而且，每次与大家见面，都会受到热情接待。记得有次到柳州地区民族高中联系工作，陈藻玲在上课很忙的情况下，仍抽空看望我们，并把我们送出很远，与她挥手告别的情景，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黄志开在钦州、合浦陪同我考察的情景，也时常出现在我的记忆中，尤其是面对历史遗址的时候，这种记忆更加深刻。

欧薇薇长期在广西出版部门工作。《北洋〈政府公报〉中的广西资料》（三卷本）是钟老师和我带领青年教师及研究生历时三年收集整理完成的一部资料书。由于市场有限，出版过程曲折复杂，欧薇薇从中斡旋，积极争取各方支持，使其最终面世。10年前，《广西大百科全书》开始编写。历史卷部分，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师生是核心力量。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欧薇薇、朱杰军等同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通过参与编写工作，逐渐成长起来。欧薇薇在自己的工作权限内，将不少史料贡献给学校和学院资料室，为史学教学与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就我个人的科研成果出版而言，更是得到江淳的大力支持。江淳博士毕业后回到学校出版社工作，颇受重用。1991年，我是历史系的一名讲师。在一些史学前辈的指引下，开设了历史年代学这门选修课，受到学生的欢迎。之后，系领导支持我将讲稿发展为教材。江淳看到后，觉得有出版价值，认为是国内第一部历史年代学的教材，具有创新及探索意义，于是积极予以推动。学校教材建设委员会经过评审，同意资助出版。江淳亲自担任编辑，而且以精装本的形式出版发行。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本教材不少内容还不够科学、完善，质量还有待提高。但是，作为讲师，能够独立出版教材，而且被出版社重点推介，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后来，该教材获得广西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的专业发展道路就逐渐开阔起来。接着，钟文典老师主编，我作为重要成员参与编写的《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一书，也因江淳的大力支持得以顺利出版。当然，江淳对书中存在的问题，也毫不客气，严厉批评。钟老师曾应学校出版社邀请，担任“我的祖国丛书”主编，我和梁颖、朱杰军等参加了这套丛书的编写。其中，我和另一位军校教员负责编写的是《中流砥柱》一册。由于当时我在武宣县中学带实习生，而那位军校文化教员的工作也很繁忙，所以写出的初稿比较粗糙。江淳看后，当着众人面直言不讳地说，这套丛书是团中央提供给全国青少年的历史读本，你们这册书，既不通俗，新意也不足，根本不符合要求。那一刻，我们无地自容。回来后，我们全部推翻原稿，精选内容，尤其是在文字表述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最终通过了审查，顺利出版，并获得了社会的好评。这本书虽然只有十多万字，却耗费了我们大量的心血，因为其体例、内容及呈现方式，均与传统的史书编写不一样。通过锻炼，我们的写作观念发生了改变，写作能力得到了加强。江淳调到广西教育出版社担任领导后，我承担的一个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教学改革项目“新概念近代史研究”也在她的支持帮助下顺利出版。我的许多科研成果，都凝聚着江淳的辛勤劳动，所以我对她非常感激。

作为历史教育工作者，七七级同学在学术研究方面给我及学生的启发更有意义。莫世祥、李向平等都是全国较有影响力的教授，他们的研究成果我经常拜读，并推荐给学生学习、研究，因为他们均从王城独秀峰下走向辉煌，其成功的经验，对后来者有很大的激励作用。王熙远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几十年来在传统文化研究、传播方面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他的勤奋、才华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送给我的《真水无香》《神巫毛拜陀》等书我都曾认真拜读过，他用散文表现历史的文风文采让人感觉与众不同，别有风味。文章不长，寓意却很深刻。在农村生活的点点滴滴，通过他的描写与反思，给人无限遐想。我当过知青，对农村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书中的许多片段，都唤醒了我的知青回忆。以记录大学生活为主的《独秀擎天情》，结构篇章虽然随意，提供的素材却异常生动、具体。在深圳，我拿到的当天晚上就阅读到深夜三点钟，回来后，又推荐给一位博士生，作为教育人类学的标本。

生活方面，我的家人也得到七七级同学的许多帮助。

2003年10月，我在新疆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组织部安排的疗养，突然收到岳父去世的噩耗，急忙赶回。当天，只有一个航班从乌鲁木齐飞南宁，到达南宁的时间是次日凌晨两点左右。由于事情紧急，我向韦乃扬同学求助，他满口答应。从南宁机场走出来，乃扬在门口迎接我，深秋的夜晚，他穿着单薄的衣服，没有说过多的话，只是提醒我节哀、保重，并派车将我送到柳州岳父母家中，一股暖流顿时涌上我的心头。一路上，我都为他的这种深情厚谊而深深感动。

2005年，我女儿在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获得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的资格，由于通信环节出了问题，她的材料没有及时送达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影响到她的录取。我得知消息后，立刻打电话给李向平，那天，向平恰巧外出办事忘记带手机了，联系不上。当时，黄乘英在华东师大研修，于是我又急忙找到她，希望尽快联系向平。黄乘英深知此事对我女儿至关重要，所以不停地打电话寻找向平，时间先后有两三个小时。正当绝望时，向平回到办公室，最终，通过他的沟通协调，女儿的录取障碍被排除，成为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一位硕士研究生。由于有这样的基础，她后来才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成为大学教师。回顾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我很感慨地说道：这真是天意。若没有与七七级同学的这种缘分，我相信女儿的这次机会很可能会丧失。也许她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继续深造，但道路肯定会曲折艰难一些，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与历史系七七级相识已近40年，缘分一直延续至今。以上所记，只涉及很少的部分。挂一漏万，敬请谅解。

唐凌

2017年8月15日

2，王熙远:自序
作为一名普通的1977级大学本科毕业生，我始终对这个称号充满自恋的光荣感，觉得我是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没有错过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搭上了人生最美丽的一趟驰向幸福彼岸的列车。回顾这段大学生活，心里充满了甜蜜。这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在这里，我与同学们结下了纯洁的友谊，与老师留下了依依不舍的感情。那时的同学意师生情宛如清清山溪，是一曲难忘的欢乐小曲。

随着岁月的流逝与苍老的逼近，对美好的记忆越来越感到珍贵，我生怕哪一天自己撒手西去，没有记录下这段日子，那将是一个作家的失职。于是我用几个时段的公休假，写下了这本书。

在我眼里，大学同学每一位都比我优秀，四年学习，我从每一位同学身上都学到了不少东西，或为人处世，或学习研究，或应对社会，我像一个饥渴的行者，从他们身上找到了我需要的东西。

我很敬重这个班的每一位同学，他们人人都是“独秀峰”，非常挺拔和优秀，他们都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社会工作，服务大众，在不同岗位上各尽其才。

正如王缨同学形容的，这个班的同学：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这个集体是一个时代的标本，它反映了1977年恢复高考后，一代大学生在一所普通大学的表现。他们没有惊天动地，但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诸多突出贡献。

我想用社会学的眼光，去打量这个群体，为中国人类学研究提供一个历史的横切面，因为我班无疑是优秀的标本。

更重要的是，我想用文字，记录下我与同学的友谊，尽管我不具富贵优势，但我有热情与真诚，对一个从山村走出来的人来说，把敬意拿出来待客，已是虔诚如僧。

2015年10月7日初稿于深圳宝安

2015年10月10日定稿于广西黄姚

3，王熙远:我的大学
考上大学

1977年农历腊月底，一个属于广西田林县浪平乡的赶场天，我到场坝打听我的高考情况，听邮电所的人说，我有一封录取通知书，哪个学校发的不清楚，被塘合大队第五片关龙村代课教师唐子茂拿去了，他会转交给我。

我高兴坏了，拼命想是哪所学校录取了我。没见过世面的我，不敢往大学想，凭在浪平公社混出的高中毕业证，我能考上百色师范或田东师范就不错了，若是考上田林县两年制简易师范，我也愿意去读，这毕竟是跳出农门呀！

我三步并成两步，立马向关龙村赶去。这是我妈的外婆所在村，有十几户人家，唐子茂是这个村低年段学生教学点的代课教师。高小生要到江洞小学去读，也就是我任民办教师的那个学校，关龙村的唐文军老师曾在这个学校教过我。

当我在暮冬的傍晚时分赶到唐子茂家时，已到晚饭时间，唐老师从一堆报纸、杂志和传单中找出我的录取通知，我吓了一跳，想如果今天不来，他把我的通知书搞丢了怎么办。打开一看，喜出望外，是广西师范学院史地系历史专业，学制三年半，本科。虽然后来广西师范学院改成广西师范大学，学制也改为四年。但当时我觉得这个学校的名字和专业特别美，那里有鲜花和美女等着我。

妈妈的外婆早已去世，但她的孙子唐文章十分好客，他又是我一个弟弟的寄爷（干爹），我到关龙村要录取通知书的事他早已知悉，便打发家人来请我去他家吃饭，说是杀了年猪。

自小我经常跟我外婆和妈妈到关龙村玩，因为唐文章的两个儿子唐思铺和唐思环是我的好朋友，唐思环还是我小学和初中同学。朋友加亲戚，大家都为我考上大学高兴，喝酒吃肉，格外尽兴。不觉已是晚上八九点钟，腊月二十几的冬夜伸手不见五指。寄爷一家要留我住下来次日再回我家所在村毛拜陀，我坚决不留，说这么大的喜事，我一定要当晚告诉我的父母。

走了一里地，火把就熄灭了，面对漆黑的夜空，我没有恐惧与惊慌，有的只是喜悦和大胆，因为对我来说，人生命运因高考而改变，从此我可以告别连饮水问题都没解决的村子，告别每个月五块钱、每年800斤苞谷籽的民办教师待遇。

凭着平时多次来关龙村的经历，十几里的高山路程，在我默念了百余遍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后，终于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里。当夜我伤处无痛，家人高兴无眠，因为王家出了第一个大学生，因为浪平乡第一次出了一个大学生。当教师的父亲连说几声感谢邓小平，农民妈妈连说谢谢菩萨和祖宗保佑。

接下来家里为送我上大学，杀了鸡，请了几桌客，大舅杨再江和姨丈谭飞各自给了我10元钱，那时的钱很值钱，为此我感恩一辈子，每次到他们家，我都会给老人一些钱。

想起当时浪平公社就有好几个高考考场，多届高中生聚在一起为改变命运而战。派出所的民警可以挎着手枪进考场巡视，公社书记也来巡考，我能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的浪平公社第一个大学生，真是不易。记得考试回到家后，我把当年广西高考作文题之一《谈艰苦奋斗》重写一遍交给父亲，他看完后连说不错不错，我也想起了一句话：山里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那年我的一个中学老师与我同考，被录取到一所师专；一位同事，已经是公办教师，与我同桌高考，可惜名落孙山。整个公社大中专一起，录取人数不超过五人。我有幸成为当年中国录取率为4%的大学生。

入学路上

1978年2月，我扛着一个装过炸药的木箱子，提着几件简单的行李，去上大学了。

先去塘合道班等从乐业县开往百色的班车。春节刚过不久，人们外出的很多，我从毛拜陀走了十几里，才到等车地点，可惜每次都人满，挤都挤不上，一连等到第三天，我才在塘合道班插竹笋进背篓一样挤进班车。

为了省钱，不住旅馆，父亲叫我去找他的一个表哥，离百色码头不远，因为坐船去南宁比坐车便宜，我打算住表伯家，两头省钱。

千辛万苦找到表伯，虽然从未见过面，但亲情还在，表伯也还热情，当晚住下，我摸了船票几十次，心想千万别误船，当晚无论我如何数数，都睡不着，没有手表，更无闹钟，只有数鸡叫的遍数，好在表伯家有电灯，在鸡叫第三遍时，我轻手轻脚出了门，不带走半点云彩。

好不容易来到南宁，知道浪平公社书记的儿子黄尚胜在读中专，他是低我一届的高中校友，通过他，我省了住旅馆的钱，并托他买到去柳州的火车票。

我为何要去柳州？因为父亲是柳州姑妈王化艳带出来工作的，姑妈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初中肄业生，早年随亲戚出来参加革命，嫁了当过新四军的姑丈，新中国成立后成了革命干部，是柳州一个区的中层。父亲说如果没有你姑妈，我就是地主仔一个，处境堪忧。

我走街串巷，好不容易找到长青路四十几号，没到过大城市的我，得到姑丈一通表扬，说你不笨嘛，没被人骗。

大表哥小林曾经在小时候跟父母去过毛拜陀，并住过一段日子，所以对我天然亲近。二表哥在一个大厂当厂长，很忙。大表姐热情，但在单位家里都是顶梁柱，无暇招呼我。小表姐当过知青，生活有过挫折，精神上有些毛病，在家养病。姑姑姑丈都是领导，整天早出晚归。我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什么都觉得新鲜。或许是20岁到了思春的季节，我在柳州逗留的几天里，画了好几张仕女图，古代的美女在我这初学者的画笔下，竟然也栩栩如生，小表姐拿去看，傻乎乎地说像她。我愕然，她哪里是我喜欢的类型？！

到桂林的时候已是黎明，接新生的同学中有卢仲维，他后来是我们寝室的老大，一切有他招呼照应，我顺利入读大学。

当年入读大学，路上几乎花掉近十天时间，想想现在，去美国也两个来回了。不过毛拜陀至今尚未通车，2008年我回去了一趟，与老张、老朱、司机小贾从塘合道班走了两个多钟头才到。

黄卷青灯

我上大学最主要的目的是看书，当年最理想的职业是在浪平粮所当销售员，工作闲，每天只有几个人来买米、苞谷籽、谷子，有大把时间看书。冬天看见他们烤着火看《林海雪原》，羡慕得直流口水。大学报志愿，把武汉大学图书馆系报作第一志愿，广西师范学院历史系报第二，广西大学新闻系报第三。结果录了第二志愿，也好，不用改作文，改作文是天底下最无聊的劳动，很累。

但对中文的喜欢永远抹不掉。入学第一天自己在心里计划，历史系课程四年下来要70分，中文系课程自修70分，到毕业时总成绩是140分，总比单专业如历史99分或中文99分强。

想要双科70分，谈何容易！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于是我自制了一盏煤油灯，每晚10点熄灯后，我就点亮自己的灯，用纸卷一个灯罩把散光挡住，不去打搅别的同学。好在39号寝室的兄弟们很宽容，没一个去投诉我灯扰其眠，在下给你们作揖了，谢谢！

如此四年下来，我在灯下自修了中文系的主要课程，大量的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我都是在青灯下读完，读《古文观止》，我为韩愈《祭十二郎文》中的亲情感动得流泪，为李密《陈情表》中的孝心而激动，为诸葛亮的《出师表》而击节叫好。在这里，我认识了巴尔扎克、歌德、托尔斯泰、普希金，了解了什么是文艺复兴，什么是新文化运动，什么是伤痕文学。走到东部的山林，我会想起“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想起“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去到北方的农村，我会想起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到达西北，我会吟诵“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孤身在旅途，我会想起“枯藤老树昏鸦……断肠人在天涯”。虽不能说我可以思接千载，但触景生情、感时溅泪的情怀，皆由四年的文学修为而得。

我像一匹饿狼，每天啃食着大量的书本，以至我图书馆的借书卡每周都要更换几次。感谢这些精神食粮，它们和着我的煤油灯光，照亮了一个从毛拜陀小山村走出的小青年的心灵；是这里的黄卷青灯，让这个20岁才见过省城的毛头小伙子在以后的日子里出了10多本著作，发表300余万关于文史及宗教、教育的文字。

我的读书岩

我嫌白天教室和寝室太嘈杂，阅览室又要早去占座位，于是四处观察，终于找到一处属于我的领地，它在独秀峰南面小平台上面不远，攀爬才能上去，一个仅能容下一人的凹进去、日晒不着、雨淋不到、滚石也无可奈何我、行人也很难发现的地方。就像一个狙击位置，我可以看见所有人，所有人难看见我，只要我不咳嗽。这里离南朝刘宋时期颜延之读书岩很近，它就在我发现的地方的左山脚。

据学者黄国清考据，颜延之，南朝时琅琊临沂人，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史载其“文章华美，冠绝当时”，与同时代著名诗人谢灵运并称“颜谢”，又与谢灵运、鲍照一起，被称为“元嘉三大家”。虽其诗有评曰“如错彩镂金”、“如铺锦列绣，雕绘满眼”，留下过于堆砌辞藻、浸沉典故的诟病，但毕竟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他恃才放旷，多罪权贵，又因朝争失利终被贬谪。任始安郡太守后，他不改闲时好读诗书的习惯，在今天独秀峰的南麓，借山下石洞中天然呈现石窗、石床、石凳的妙处，辟出一块读书、写作的地方，后人称为“读书岩”。

时移至唐，颜公读书岩前建起了广西第一座官办学校——桂林府学；至宋，又在原址上建起一座“五咏堂”，将颜延之名篇《五君咏》刻于堂内，时桂州太守孙览还于元祐五年命人刻写“宋颜公读书岩”在岩口上方，今天依然清晰可见；清代，岩边旧馆被用作“广西贡院”，开科取士，会集精英，计出四位状元、一位榜眼。1932年，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在此建立，其后数度更名、迁址（抗战时迁西南，欧阳予倩等人在我校任教、任职，被誉为“西南民主堡垒”）、调整，八十载岁月峥嵘后，终于成长为今天的自治区属重点大学——广西师范大学。读书岩，实在无愧“桂林文教发源”的评价。

我当然不能与颜公比高低，但沾一点读书岩的灵气，这或许是我的幸运。今人办了一张诗报，就叫《读书岩》，广东诗人徐东曾在此报发过一首诗：

寄《读书岩》诗友

相从情合意相投，独秀峰前几度秋？

吟断漓江三尺水，新朋旧雨足风流。

我在自己发现的读书岩发奋读了四年，除非大雨天和严寒，几乎每周必去。看书累了，就把过往的游客当风景，见识了很多外国人，见识了无数对情侣，见识了1976级、1977级、1978级、1979级、1980级、1981级的学生，他们一届比一届年轻，但我的心思还是放在读书上，风花雪月的事，在当时的确不在我心灵领地占据一点位置。我得感谢这个地方，《史记》《资治通鉴》《中外文学史》《宗教学》《美学概论》《古代笔记小说》和《笑林广记》之类的书，我都是在此读完的。我在此天马行空，与莎士比亚交流，与歌德谈诗歌，与乔达摩·悉达多谈佛教，与耶稣谈天主教、基督教，与司马迁评《离骚》，与司马光谈武则天的智慧与残忍，与王朝闻、朱光潜论美学，与刘心武谈伤痕文学。有时间读书和有好地方读书，对读书人来说就是人生第一大美事。

那个给过我无限快乐和智慧的地方，是我心灵的宗教圣地，每次桂林之行，只要有空进王城，我一定会去做朝拜式的看望。这其中原因，一是它为我遮风挡雨四年，将人类的人文知识与文化养料一并赠予我；二是广西师大出版社总部就设在附近，我曾在母校的出版社出过两本书，即53万字的《桂西民间秘密宗教》、300多页的社会学散文《神巫毛拜陀》。在我眼里，广西师大出版社是中国一流的出版社，主要出版教育、学术、社科、人文、珍稀文献等图书。

在网上，我的《桂西民间秘密宗教》被人复印成保存本，卖289元一本，有朋友叫我打官司维权，我说算了，我本是无名之辈，当作他是为我传递宗教文化吧。此书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及马来西亚学者中均有很好反应，国内友人多次求书未果，我自己也是从网上花108元叫司机购回一本孤本。《神巫毛拜陀》则是我写的一个文化点，我无时间和能力写一个文化圈，但我写了我生长了20年的村子毛拜陀，它是中国一个落后小村的真实记录，我不敢期望此书像责任编辑罗财勇说的想让它成为传世之作，但我有信心证明它将是广西师大历史系1977级39号宿舍喜欢文学的毕业生力作中的一部。

39号宿舍
大学的宿舍在独秀峰西侧、月牙池南边的那栋楼，3楼39号，一住四年，留下很深印象。

那是长条杉木板做地板的房间，8个床位住7个人，有一个床位供放杂物，老大卢仲维与老七郭振彬上下床，老三李健忠与老四我上下床，老六陈标与老二韦乃扬（最初是韦武壮）上下床，老五盘美昌独住上架，下面放大家的东西。

有次老大从窗口倒烟灰，惹了楼下化学系的同学，他们找上门来算账，老大腿长，一溜烟不见了。找不到当事人，我们也不出卖，老大相安无事。老大很勤奋，晚上回来颇晚，后来又与老三各自找到心上人，他们每晚都谈恋爱到很晚才回。老大草书写得很好，得过书法奖。英语与论文都很棒，是我们心目中学习的榜样，后来他能定居美国，与他的聪明和英语好不无关系。

老二在家乡已有心上人，他感兴趣的是政治话题，连叫人让路，都是政治术语“麻烦你帮个忙”，别人问“什么事”，他说“让一下”。众笑。怪不得后来他能当上副厅长，这与他的修养有关。老二正直，肯帮人，身边常围一帮人聊天，比如1978级的何平，还有他的外系老乡，搞得39号宿舍常常高朋满座，来的大多是老二的客。

老三是陆川客家人，有时他的话我听不太懂，我说你不要共麻盖（讲客家话），他笑笑。偶有老乡来，他们的谈话可以作间谍用语。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我说用客家话作间谍语，保证越南人听不懂。同学说你孤陋寡闻，广东人很多讲这种话，世界上很多人讲这种话，你的建议在39号保密，免得人家说39号学生没文化，搞得我脸红了好久。老三是副班长、党员，在我眼里正统而古板，但他学习认真，做事有板有眼，字写得规范而小巧，什么都搞得整整齐齐，我想这人治家肯定妥妥帖帖，不用他老婆操心。

老三爱打呼噜，我每晚12点看完书，必须用脚顶床板拱起来，让他翻身，否则我无法入睡。他睡得很沉，哪怕把他抬去卖掉，他也不知道。

一次老三从老家带来一个大大的波罗蜜，吃完果肉，我把板栗大小的果核拿去厕所丢掉了。他回来不见了果核，急问我们丢哪里去了。我以为他开玩笑，说不劳你大驾，我已把它们丢到厕所去了。他二话不说，拎起他的铁桶，赶去厕所回收果核。他把果核搓得白净，想办法煮熟了拿给我们吃。呀，那味道，如同板栗，粉面香甜，十分好吃。我这辈子做的蠢事之一就是好心办了件坏事，至今想来，啼笑皆非。

老四是我。小时在农村长大，卫生习惯不太好，加上我们村缺水，穿的袜子不经常洗，一脱，哎呀，那臭味连我自己也想作呕，兄弟们没少笑我，便洗得勤了些，臭味就慢慢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可怜兄弟们被熏了两三年，惨呀！

我喜欢拉二胡、吹笛子，但水平不咋地，用我们家乡话说是像淘锯子，你想用锉刀在锯齿上打磨的声音能好听吗。我尽量在室内无人时演奏，但有时情绪高涨时顾不了那么多，免不了人前秀两下。兄弟们起先也没说什么，好玩嘛，可以理解。但我没什么长进，吹拉了几年还是像阉猪时的叫声，我也觉得不好意思了，想吹拉了，就到学院办公大楼后面高台树林里去，那里嘈不了别人。好在我们宿舍的兄弟很宽容，否则他们以后就见不到一个葫芦丝造诣颇深的人，那就是当年的老四，一个吹葫芦丝像磨锯声音的人。所以，宽容是培养人才的方法之一呀！

我总是宿舍最后一个睡觉，我的煤油灯肯定会影响兄弟们睡眠，但他们能理解一个农村孩子对知识的渴望。刚进大学那会儿，我连一个歌星、一个电影明星的名字都叫不出来，特别是老大，谈起这些东西如数家珍，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想多看书，在知识上少些缺陷，也别拉39号宿舍大学生素质的后腿。

我来上大学，通知上说棉被可以向学校申请，于是我真的申请到一床被子。可是这被子的质量的确不敢恭维，刚盖了一个学期，棉花就向两边分开了。就像壮族做的搭梁粑，睡下后我就是梁，棉花被我驮在身子两侧。冬天桂林冷得要命，我只好咬牙挺过，不想给家里添麻烦。

问题的关键是我住在靠门第一床，是39号寝室面子工程的重中之重，我的被子根本无法折叠，棉花在套里乱跑。有人来宿舍开小组会，我就只好先把臭袜子收好，再把被子滚成条状靠墙，别人是看不出它坏了，兄弟们也看不出，我丑不外扬嘛。

老五的下架没人住，放着弟兄们的杂物。所以他上下床基本无故事。但我与他关系较好，一是他是我的小组长，二是他也喜欢文学，三是我们同年——1957年，四是有共同语言。

外系一个姓刘的老师教我们作文课，同学李露的文章被夸得像一朵花，刘老师声情并茂地诵读，的确文章写得好，有琼瑶的范儿，可是老五不服，说老子的文章也不错，为了证明他的文章的确不错，他把它拿到小组会上给我们传看。我们看了，也觉得确实可以。后来我也写了一篇关于延安灯塔之类的散文，很长，很抒情，可是刘老师那里没什么动静，我本想被好好表扬一下，这次我也有了老五那种怀才不遇的感觉，我们的心更近了。

当时老五已活得相当滋润，入学前他已是梧州一个皮革大厂的干部，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虽然我们年纪相当，但为人处世，我差一大截。比如那时他就懂得去拜访有身份地位的老乡，懂得搞好关系，我是懵懂仔一个，只晓得帮他打饭。

老五也是知书识礼的人，见我帮他打饭，过意不去，反过来又帮我打饭，我们彼此都照顾着对方，我们的友谊不断加深。

之后我们一起外出搞小组活动，去钻桂林尚未开发的山洞，一起实习，一起去伏波山下的漓江里游泳。

一次我与老五唆使老大请我们吃饭。说老大你家在桂林，父亲又是厂里的骨干，我们没到过你家，不如请我们宿舍的兄弟们到你家吃一顿。老大说好。于是七兄弟浩浩荡荡开进老大家，吃了饭，喝了酒，坐公交车回到学校，刚走到大礼堂附近，老三突然倒下，把我们几个吓坏了，扶回宿舍，又喝水又按摩，方才好些。后来我们才知道老三有心脏病，动过开胸大手术。老天，如果那天喝酒过量，老三驾鹤西去，我们怎么对得起何龙群呀！她是我们的三嫂，广西民族大学校长呀！

我与莫世祥同学借了一个扩胸器，39号的弟兄没有一个不玩它。更好玩的是这东西成了比赛的工具，整个班的男生几乎都想晒晒自己的体能。输了的要么做俯卧撑，要么喝酒。有一次我看见梁颖在我们宿舍与同学打赌，把一瓶葡萄酒一口气喝完，面不改色心不跳，我佩服得要命，心想这家伙今后必成大事。

老六这家伙很有个性。喜欢逻辑学，看了无数这方面的书，辩论起来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老大、老二、老三说他胡搅蛮缠，我不这么看，这家伙骨子里不服人，课想上就上，觉想睡就睡。老师的话想听就听，不想听就在课桌下看他感兴趣的书。我曾与他同桌，想从他那里抄点有用的来提高分数，没门，他也不在乎成绩，但也不会考不及格。

他喜欢与人辩论，这或许是他学逻辑学的动力。我有时也会与他争几句，特别是语言学方面的。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文化基础没打好，有的字词小学老师乃至中学老师都没教好，往往读音有误。为此我多次与老六争，但结果往往是我错。寝友笑我们是鸡犬不宁，我属鸡，他属犬，可我俩关系还不错，他喜欢与我玩，我喜欢跟他耍。我们一起去尧山，一起在三里店开运动会时逃跑去中文系图书馆看书。他后来考上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没两把刷子是不行的。

他有点懒，每当值日，这位仁兄不是去打太极，就是去晨练，反正不打开水不扫地，我们背后笑他老铁，不知毕业后会不会有人告密，今天写出来，还望标老弟海涵。

老七最爱练书法，颜体字、柳体字均写得相当漂亮。每天都会花点时间，不管多忙，我想如果他不去参加书法大赛，就有点亏了。但老七很淡定，好像他练书法与大赛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大家风范。

老七做事不紧不慢，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我想起老家一句话：你忙我不忙，八月谷子一路黄。床，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服，总是叠得整整齐齐，连中山装的衣服扣子，也扣得一颗不剩；头发，总是梳得妥妥当当，相当特立独行。他脸上除了微笑，从未见他发过火，给人宠辱不惊的感觉。成绩不好不坏，行事不急不缓，风头不出，尾巴不当，我觉得他冷静过了头。

毕业那年，1982年1月底2月初，完成了所有的课程，39号兄弟完全放松自己，无所事事的我们比赛猜码，我竟然得了总分冠军，吵得数学系物理系的同学找到我们系告状，说我们吵他们。但比赛已结束，老大卢兄不服，说你虽然是冠军，但我打败过你。我说卢兄你那么优秀，就让一回老四，让我尝尝第一的滋味吧！

39号弟兄发展应当算不错，老大去了美国定居，老二当了副厅长，老三是大学系主任，老五也在2009年当上副厅级干部，老六北大研究生，老七是县官，七人出二厅，我与老三勉强算个处级，看来不比其他宿舍差多少，可以啦！

2011年10月4日上午此文写成后，我怕陈标不高兴写他那段，就将原文用邮件发去，下面是他的回复：

老四：

大作拜读。真佩服你的记忆，有好多事情我一点印象都没了，当然你的脚臭是个例外，那是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我们一起去买了猪皮鞋垫，妄想那东西对你有点帮助，谁知不但没用，反而更臭，最后你干脆把那双鞋垫卖给我了（不知折价了没有），此文物我至今保存完好。

还有一点印象也深刻的是，我曾经与你们争个不休，有一晚跟老大还争到很晚，但论题是什么，双方的论据是什么，我一点都记不得了，其中一个似乎是“一分为三”的事吧？老兄记忆力强，不妨帮我回忆一下。

老六

不久，陈标言犹未尽，写了一篇关于39号宿舍的文章给我，我稍作删减，作为附件录于此文之后，以供同学一笑，同时也希望标老弟体谅老四删去部分秘闻的苦衷。

4，39号宿舍秘事
陈标

看了王熙远发来的《39号宿舍》一文，不禁回想起一些往事，不妨来个狗尾续貂吧。有些事情如果不说，别的同学肯定不知道，因此可称之为“秘事”。

39号宿舍的同学有哪些？

先到为王，39号宿舍也不例外。第一个入住者是卢。他入学前就在学校幼儿园的饭堂搞采购，有此地利，才能占据本宿舍最好的位置——里边靠窗右边的上床。他当时还参加接待新生，我就是他带到宿舍的，我选择了他对面的床位——里边靠窗左边的上床。

第三个入住者是祥，他选择了靠门右边的上床。下床是放东西的，我放被子的樟木箱和放衣物的皮箱都放在那里。

第四个入住者是忠，他选择剩下的唯一上床——靠门左边的上床。

晚来的只能选下床了。蒋选卢的下床，宁选我的下床。最晚来的远别无选择，只能睡在忠的下床，这个床位最不好，门一开，寒风就吹到他；忠一开拖拉机（即打呼噜），受冲击最厉害的当然也是他。这种“天灾人祸”，让他受够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感到有点奇怪的是：这个床位这么差，为什么王兄不换到放行李的床位去呢？

我们历史系1977级是一个大班，最初有62个人，按座位分成6个学习小组，我们七人和女同学欧、苹、淳最初是一个学习小组的。各小组实行三同：同吃（在一个饭桌上，同吃一盘饭和一脸盆菜，轮流值日分饭菜）、同住（当然男女分开）、同学习（分组讨论时，都到39号宿舍，此时不分男女）。

后来三韦转系（韦富国到政治系，韦元刚到中文系 ，韦武壮从生物系转来），4月底来了走读生20人，共81人，学习小组做了调整为8个组，祥搬到40号宿舍，盘代替他；蒋和宁搬到41号宿舍，郭和壮分别代替他们。第4学期后，壮搬到38号宿舍，扬住到我的下床。

第三学期，学习小组又变动了一次，大概是同学们对搬来搬去有意见吧，这次宿舍就不调整了。因此到最后一学期，住在39号宿舍的只有我和卢是同一学习小组的。

卢

卢兄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同学。我们有六同：一、同吃。二、同住。三、同组。不管学习小组如何调整，我和他两人始终都在同一个学习小组，第三学期直到最后一个学期的“组座”是38号宿舍的亮（2004年已经英年早逝）。四、同跑。第一个学期跑“万里长征”，我每晚和他一起围绕王城跑一圈。五、同实习。到荔浦中学实习，我们也在同一组。我和他以及袁荔生同住一起，还一起合照了一张三人都穿背心的照片。六、同导师。我们两人一起去共同的论文指导老师曹佐治家请教与毕业论文有关的事宜。曹老师鼓励我们大胆投稿，说他在大学时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了。卢兄在临近毕业时，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发表了文章，说来惭愧，我的处女作即在北大读研时投的稿《关于梁武帝舍身同泰寺的几个问题》，直到1990年毕业后才在《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同年第四期上发表。

我们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我是1958年生的，在县城长大；他是1952年生的吧，原在上海长大，后来又在本校幼儿园的食堂工作，这种天时地利，让他有机会读很多书，尤其是外国小说，什么大仲马、小仲马，《三个火枪手》《茶花女》，讲起来头头是道。我呢，上大学之前，外国小说只看过苏联的《卓娅与舒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叶尔绍夫兄弟》等，觉得这些书没有什么吸引力；中国小说看过家藏的中国古代四大名著，还有一些中国当代小说，如《山乡巨变》《征途》《野火春风斗古城》《艳阳天》，此外就是自己买的一些连环画，如《杨门女将》等。

卢兄是倾向于现成观点的，而我喜欢标新立异，因此我们经常争论。有一天晚上，我就“一分为三”问题，跟他争到很晚，我举左中右、正负零、赞成反对中立、超过不及中庸等例子说明事物不是“一分为二”，而应当是“一分为三”的。在他看来，这当然是异端邪说，他反对我，同宿舍的同学也没有一个赞成我说的，都认为我是强词夺理。后来看到一些文章，论点论据都跟我的相同。要是我当初不跟他争论，而写成文章拿去发表就好了。

我当时练草书，他根据书法界的成见，说应当从楷书学起。我可不管这一套。我没有当书法家的野心，练字是实用主义的，一是为了记笔记，只要能快就行（速记太难学，否则就学速记了）。二是为了看得懂碑文。桂林的许多风景区的碑文是用草书写的，不懂草书的话，那就斗大的一个字都不识得，简直是个文盲。为了看得懂碑文，还学认篆书（因为篆字笔画太多，所以只认不写，免得浪费时间）。

卢兄长得很帅，个头高，笑起来露出整齐雪白的牙齿，甚是迷人。他毕业时考上钟文典老师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在系里当官（主任还是书记，记不得了）。

1986年，我考严沛老师的历史文献研究生，到系里复试时，见到卢兄，还直呼其名，欧（严沛老师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在系里任教）当时刚好也在场，听到后马上纠正说：“叫卢××。”（××是官衔）我心想，同学嘛，叫官衔岂不见外？我在北大研究生毕业后还见过卢兄一次，说找单位很难，他说我是“良禽择木而栖”。不知是哪年，他这只“良禽”飞到美国去择木了，从此天各一方，不知何时才能见到他了。

祥

祥绰号“莫老爷”（至于是哪个同学首先叫起来的，这就无从考证了），他对这个称呼非常满意，似乎还有点得意，他的毕业二十年感言的题目就叫“独秀峰下莫老爷”。

老爷自然过着优裕的生活，虽然他也跟我们吃同一桌不要钱的饭菜，但他是带薪读书的，有经济实力另外买些营养品吃，其中就有麦乳精、罐头之类。我的家境不怎么好，虽然父母都拿工资，但是家庭人口多至七人（外婆、父母、姐姐、我、妹妹和弟弟），因此算是困难学生，学校每月发点困难补助（2元）买牙膏、肥皂等日常用品。食堂包餐制时，单日早上吃二两桂林米粉，双日吃一两粥加一个二两的馒头，每周五的晚饭才有肉吃。吃米粉那天还好，吃馒头那天，每到10点左右，我就饿得手发抖、心发慌。于是我学莫老爷，也买麦乳精和白糖，每到10点就用来冲开水吃。因为看书时间长，睡眠不足，经常头痛，于是我还买了桂花茶，头痛时喝茶提神。下午接近吃饭时间，喝茶不能解决问题，只能练毛笔字了。也许是看到我这困难学生竟然跟莫老爷一样过奢侈生活，同学有意见，于是班干找我谈话，想取消我的困难补助，我说明了情况，结果没有取消。

莫老爷健身的器具是扩胸拉力器，我们都跟着他拉。除此之外，他似乎也不爱好其他运动。上体育课时，我们两人在老师点名之后，乘老师不注意时，偷偷溜到图书馆看书去了。对我们这种半逃课，有几位体育老师并不介意，还是给我们合格的成绩。但有一个学期，学双杠，像猴子似的在双杠上翻跟斗，我觉得此举根本起不到强身健体的作用，而且虽然有老师在旁保护，危险总是有的，弄不好扭着头、伤着腰，那不知要受多少苦，于是就不上去练习。老师似乎有点恼火，因此课程结束后要我们补考。好像补考的还不止我们两个，那些不逃课但是在双杠上翻得不合要求的几个同学也要补考。于是我们只得到双杠上翻啊翻，翻啊翻，最后总算翻合格了。

莫老爷的父亲是广西有名的历史学家，老师来宿舍看他，还问候他父亲。受其父影响，他的史学功底雄厚，而且勇于探索。第一学期，他就向钱宗范老师交了一篇论文，是关于宗法制度的吧。钱老师是北大毕业的，在学术上是喜欢较真的，岂能苟同？于是在课堂上批驳了莫老爷的观点。

莫老爷毕业后考上了硕士研究生，后来又读了博士，成了大学教授。

宁

蒋的年纪比较大，又比较早搬走了，我跟他几乎没有什么交往。唯一记得的是第四学期他回家结婚回来后的描述（此处删去若干字）。

壮年纪比我小，因为九百多度的近视眼而从生物系转过来的，但在我床下住的时间不久，因此也很少交往。

宁的年龄比我大几岁，虽然后来搬走了，由于我们两个都爱好古典小说，因此谈得来，他搬走后，我还经常去找他。我似乎被他牵着鼻子走。他说两人一起买布给裁缝做裤子，可省一点布，于是我就跟他去买了。他读过的好书，就介绍给我，我必读之，例如《何典》《宋人小说笔记》等。我们经常一起上街、游山玩水，特别是到书店买书。我们都买了《阅微草堂笔记》，我还买了《史记》《春秋左传集解》等。他当时在家乡已经有女朋友了，一谈起他的女朋友，脸上就发光。（此处删去宁兄谈恋爱感受的话。）

宁兄是广西合浦人，“孔雀东西飞”时，到了珠海。

扬

韦兄睡在我的下床，他天热时喜欢赤条条睡觉，一来凉快，二来也可减少内裤夹着导致的排放。尽管如此，他经常早上起来时，得意地说：“昨晚又画地图了。”

韦兄的年龄较大，对我们老说“愚兄虚长几年”。也常学他们韦家昌辉（太平天国北王）的话“小弟肚肠嫩”。他在家乡也有女朋友，但是我没有听他欢快地谈过他的女朋友，倒是经常听到他在唱一首歌：“爱情的海洋上，谁说只是顺风快帆，顺风快帆”，似乎他的爱情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爱丝千万缕，哪缕是苦，哪缕是甜”，我也弄不清他的爱情是苦还是甜；“爱的烦恼莫拨乱心弦”，我感觉到他的爱是有烦恼的，不然怎么唱得这么伤心忧愁？（今天在网上查了，他唱的是李谷一演唱的《离别了，朋友》。）

当时我喜欢买书，同时也叫父亲帮买，这样，难免有买重复的书。我就把重复的书转让给韦兄，以便买更多的书。据我的日记记载，折价转让的有《现代汉语词典》、《福尔摩斯探案集》。后一种书不知道对他后来在司法厅工作是不是有帮助?

忠

字如其人，李兄的字正正规规，毫不马虎。身为党员，其为人也一本正经，不苟言笑。因此我很少跟他玩。李兄是讲客家话的，我回乡插队时也讲过一年半载的客家话（王兄说“共麻盖”是“讲客家话”之意，非也。“拱麻盖”者，“讲什么”之意也），但似乎我们没有用客家话交谈过，其实用普通话似乎也没有交谈过什么印象深刻的内容。

（此处删去几段李兄恋爱故事。）

李兄毕业后也当了官。有两次到桂林开会，都约我到他住的旅馆聊天。第一次，他问我在北大学的是什么专业，我说是“中国革命史”，他说“我还以为你学的是哲学”。原来他还记得我在宿舍经常看的是哲学特别是逻辑学方面的书。第二次，正在聊着，三嫂打电话来查岗了，问他跟谁在一起。李兄回答说“是陈标”。三嫂才放下心来。

远

王兄和我的第一个共同点是跟着兴趣走，大部分时间是不务正业的。他的兴趣是中国文学，买的、借的、看的书和后来的夫人都是这方面的，向刊物投过有关文学的稿，毕业时还参加中国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未录取）。我的兴趣广泛，文史哲不分，尤其喜欢逻辑学，向刊物投过逻辑学方面的稿，毕业时曾想参加逻辑学专业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权衡利弊之后，最终还是没有参加）。

我们的第二个共同点是都是困难生，因此都领到学校发的棉衣补助金。当然他比我更困难，因此补助金比我多些 ，还多发了棉被补助金，宁又比他富些，得到的补助只够买毛毯。虽然困难，我们还是买了皮鞋，那是第二学期开学时 ，盘从原工作单位梧州皮鞋厂制造的。（盘原住41号宿舍，因此41号的宾也买了一双。）当时皮鞋很贵，记得是24元一双，而10本一套的《史记》书价是10元。但是再贵，省吃俭用也得买一双：第一，穿皮鞋的脚没有穿解放鞋那么容易臭；第二，皮鞋不用洗，脏了用鞋刷刷一下就行，这对于懒洗东西的男生来说，是最有利的；第三，牛皮鞋耐穿，我的皮鞋穿到毕业后几年还没有烂。

王兄的脚臭那是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在宿舍里，我的书桌在他的对面，看书时，闻到的不是书香，而是他的脚臭。我的头痛应当说跟他的脚臭不无关系。我们一起去买了猪皮鞋垫，妄想那东西对他有点帮助，谁知不但没用，反而更臭，最后他干脆把那双鞋垫卖给我了（不知折价了没有），此文物我至今保存完好。

王兄跟我不同的是，胆子比较大（受其喜爱的文学影响吧），（此处删去几段王兄恋爱故事），我望尘莫及。但是我在逃课方面比他胆子大。当然并非所有的课都逃之夭夭。除前述体育课和《左传》选之外，似乎只有英语课列入了逃课范围。因为我在中学时学过英语，并且成绩还算好。而在大学，由于有的同学以前没学过英语，因此从头学起，从音标开始，就像学加减法一样，岂不浪费我的宝贵时间？专业课当然不能逃，但是听老师照本宣科，也浪费时间。对付之法，毛主席说的“打瞌睡”当然是好办法，可就是有些对老师不敬。因此我不取此下策，而采用三心二意之策：一边听课，一边记笔记，一边看我喜欢的其他书。

王兄说我“铁”（所谓“铁”，据我理解，应当不是“铁哥们”的“铁”，而是指“铁公鸡——一毛不拔”），大概是指下面这件事吧。从1980年12月1号开始，不吃大桌饭了，改为发饭菜票给同学自己打饭，爱吃什么就打什么。一天，我不知是去哪里做什么（是不是我和盘兄、宾哥三人在月牙池照相？不太记得了），中午回来晚了。王兄没有跟我们一起去，到了吃饭时间，还不见我们回来，担心我们回来时饭堂关门了，就好意帮我们打了饭菜。我是不吃肥肉和内脏的，对于前者，王兄是知道的，因为以前吃大桌饭时，我通常都把肥肉给他，他把瘦肉给我。我一吃动物内脏就会呕吐，王兄可能不知道，因此这次他帮我打的菜是猪肠。我一见猪肠，就不高兴地说：“我不吃猪肠，你怎么帮我打猪肠？你自己吃吧。”不想给他打猪肠的菜票。他虽然吃了猪肠，但被我责备，感到好心没好报，太冤枉了，也很愤怒。盘兄劝我说：“人家帮你打饭菜，你不吃也得给钱，不然以后谁还会帮你？”我想他说得也在理，于是给了王兄菜票，相当于请他吃了一餐。其实，过完年回校时，我带过我们家乡的糍粑给39号宿舍的同学吃，王兄也应当吃了。因此，我应当不是很“铁”吧？

王兄还说我“懒”，并举值日和打扫卫生为证。其实，那是偶然有之，并非常事。有一天早上锻炼（练习在广州军区工作的三叔以前教的军体拳，有时也打太极拳）回来晚了，打不上开水，心里感到很惭愧，只得中午补打。有一天回来时，盘兄还是谁已经帮打了。扫地还是扫的，尽管当时看过陈蕃“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屋？”的故事。也可能扫得不怎么干净，因此看上去好像没有扫一样。

有一年春天，杜鹃花开时，我们俩一起徒步去尧山踏青。早上出发时我带了半斤饼干和一壶（插队时发的军用水壶）开水，晚上回来时只背着空水壶了。路过的一所地质学校，就是我现在工作的桂林理工大学。

2002年毕业二十周年聚会时，作为怀旧，我们又一起去尧山。但是这次“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不再徒步了，是坐他开的私家车去的，而且他还带着夫人一起去。昔日的班长袁在这次全班同学聚会的致辞中，把王兄和我作为同学中富和穷分化的例子。王兄当场流露出不高兴的表情，说：“怎么能这样说呢？”我则一笑了之。其实，王兄应当不是全班同学中的首富，只是因为“孔雀东南飞”到深圳后，有车有房，又长得肥头大耳、大腹便便，显得富态一些罢了。我呢，应当也不是全班同学中的最穷的，只是仍然保持当年读书时的清瘦身材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罢了。

去年（2010年）11月10日，我们又到尧山，这次是参加钟文典老师的追悼会。会毕，几个同班同学合影时，1978级师弟的照相机照完后，轮到王兄的照相机，一位当大官的同学就耐不住了，准备离开，急得王兄（属鸡）一鸣惊人：“等等！官当得大也不能这样嘛！”这位同学只好留下再照了一张。

盘

盘兄比王兄小几个月，来自梧州市，我则来自梧州地区的钟山县，因此我们是梧州老乡。尽管如此，由于没有共同的爱好，我们的交往不多。有一次，我三叔来带我去拍照，恰好遇到盘兄和宾，于是三人在月牙池拍了一张合影。这张合影收入《岁月如歌》中。

郭

郭比我小，我跟他的交往也不多。记得他有一个什么亲戚，好像是姓李的，武功挺厉害的，据他自己说，能敌七八人。一次李师傅来桂林，郭约我一起去李师傅住的旅馆学武术。李师傅教的套路我都忘了，只记得一招连环腿。

临毕业时，我在校门口拍照时穿的风衣和在照相馆穿的西服，都是借郭的。

1982年元月4号，作为毕业留念，我们弟兄七人在图书馆、系办、院办、大礼堂和校门口拍了合影。



大礼堂门口，左起老七到最右老大。

看了发在“39号宿舍”微信群里的这张照片，远诗兴大发，赋诗一首:

致青春

王熙远

大学同宿共七人

排行老四尚年轻

千驹讲学声犹在

礼堂回响有孙文

朱家王子今何在

尧山请查靖江坟

荣华富贵烟消散

史籍多留文化君



标也胡诌两首:

打油诗一首

赠王兄

七人同室兄排四，

三上尧山我难忘。

鸡犬不宁伤君心，

肥瘦换肉害你胖。

其二

逃课已是违纪了 ，

毕业夜话又涉黄。

花甲早过奔古稀，

开心快乐利健康。





5，王熙远:惨痛的学英语的教训
如果有什么要立遗嘱给后代的话，我想叫他们吸取我学英语的教训，这一辈子，它耗费了我太多的时间。

我有一个伯父在国外，我上大学后，他托香港的朋友给我寄了300元港币，我用这些钱买了一块上海产的双菱牌手表，当时人民币120元。以为伯父会送我出国留学，便张罗大学一通英语。本来基础就差，连24个字母都念不好，就想看英语小说。盘老弟与我同样雄心勃勃，两人牵手上阳桥附近书店买英语书。突然看见有《格林童话》，喜不自胜，两人不加辨别，买起就回宿舍。就着灯仔细一看，老天，这是本德语版的《格林童话》！两人哭笑不得，相约把真相瞒住，以防丢人。

英语分班，同学自报快慢，我不知天高地厚，报了个快班。每次上课，囫囵吞枣，根本赶不上趟。可是为了面子和虚无缥缈的留学梦，我竟然坚持在快班，学我的哑巴英语。

最后悔的是我使错了劲。我没有掌握学英语的真谛，舍本求末，把大量时间用来学语法。那个叫张什么真的语法大师把我害惨了，我是日也读夜也读，读的都是语法。他的书都被我翻烂了，可成绩还是上不去。考南京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生，专业课80多分，英语不及格！

可气的是留学根本无望，莫说伯父不送我去，真的送，我的英语也拿不出手。那年我与几个朋友去北欧，在冰岛机场，我想秀几句英语，便与前排的老外套近乎，我问这对年轻的夫妇，说你们孩子的机票要多少钱，不想出了洋相，他们回答说：我们的孩子不卖！当朋友中有英语专业水平的把这几句翻译给我听后，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想如果大学我多花点时间学其他，或许我不会浪费时间。换句话说，如果我学英语得法，或许我的出路又不同。但人生没有假如，一切都是按规律运行。我的小孩不见她背过语法，不见她背过单词，甚至不见她在家读过英语，可她照样把120分的新托福考试攻下，考了个100分，顺利入读美国纽约大学，读了研究生，还搂草打兔子，考了个美国律师牌照，现在香港中环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工作。她学英语的特点就是像学母语一样，不管什么语法，看的是《生存大挑战》的英语原片、原版电视剧、电影及原版演讲。我伯父的儿子要与我用英语对话，我叫女儿应对，不想她的英语比她堂叔还棒！

逃体育课

我自认为在农村长大，身体很好，能吃能喝能睡，所以大学四年对上体育课不感兴趣，总觉得那是浪费时间，一有机会，我就会逃课。

教我们班体育课的是体育系张老师，有点像张飞，个子没那么大，对学生态度不错。

我常常在做完准备动作后悄然离去，最好别让任何人看见。一般会溜到图书馆去看书，尤其是文学方面的，这些书容易入迷，时间过得快。

我的身体的确好，单腿挂在单杠上，我可以前滚翻两三次，引体向上，那时我107斤，可以十次；现在88公斤，一次也不行了。

久而久之，我逃课可能被张老师发觉，考试给了我比较低的成绩。我想不应该呀，我的动作还是可以的呀，比起分高的同学，不差呀。于是申请补考。可是哪怕我的动作做出花，张老师也不加分，我这才知道，逃课的副作用是不尊重老师，没搞好关系就乱来逃课，后果是自找的。

索性逃课到底。我也破罐子破摔了。去三里店分部开运动会，我就和陈标同学偷偷逃去中文系的图书馆看书，几天下来，我们像神仙一样舒服，因为我们一没报项目，二不关心谁第一，三是运动场上那些女生也不会把目光投向我们两个身上，四是有空还可以去看看老乡——中文系的马树春、物理系的刘玉星，吹吹大牛。

虽然逃体育课，但锻炼身体还是不放松。每天起来跑步，按照当时的记录，我应该早就跑到北京又回来桂林了。

一次体能测试，背着背包跑一万米，累得直喘气，好在过了关。后来听说游泳100米也可算作跑1万米，我大呼亏了。因为我游100米是小菜一碟。

每天晨跑的习惯直到大学毕业后几年我都保持着，有一次把热得快放进大口盅去煮粥，自己去公路跑步了，回来发现窗口冒烟，是粥煮糊了，邻居以为发生火灾，差点就报警了。

现在想起来觉得对不起张老师，谁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听话呢？

满意的饮食生活

我是从别人认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石山区云贵高原喀斯特地形区桂西岑王山下毛拜陀村考进大学，所以大学的一切在我眼里都是那么的美好和令人满意。

首先是每月有伙食费发，标准是18.5元，我每个月还有4元补助，这些钱已经完全够用了。

吃饭先前是分，一个长方形饭盆，八块饭，菜是一个盆装。我觉得很好吃，在家一年到头吃不了几次猪肉，在这里可以天天吃。陈标不吃肥肉，我就主动把瘦肉与他交换，我觉得肥肉也好吃，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交换，我仿佛做了件好事，心里甜滋滋的。

早餐我是二两桂林米粉加一个馒头，吃得饱嗝连天，力气无穷，整天精力充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一次到育才校区开运动会，看见中文系的同学在食堂贴大字报，说食堂伙食不好，尤其是卫生差，我还记得一句话：苍蝇在饭盆上跳着华尔兹舞。我心骂：这些人真是没吃过苦，这么好的饭菜还要写大字报！

后来食堂改革，发饭票、菜票。吃多少打多少，我更高兴了。我是过惯了苦日子，饭菜票总是有计划地用。同学谢世湖是发了票就大吃大喝，末了吃干饭。有次我们在月牙池边吃饭边看鱼，他的碗里没有菜，我说为何不吃菜？菜票用完了！他可能见我比较老实，缺钱了敢开口向我借。我当然也乐意借给他，反正钱不多，他又不是赖账的。

周末我会出去打打牙祭，到十字街附近的北方饭店吃一碗九分钱的素面。那面量绝对够份，吃得我满头大汗，连呼快哉快哉。

有时请同学或朋友，我就会带他们到阳桥附近去吃干捞马肉米粉，那味道的确天下一绝。花生、黄豆、葱花、锅烧、卤水、马肉薄片，混捞后入口，叫你不忍下咽，太香了，你恨不得这些混合物在嘴里多打几个滚。

王城南门外有桂林汤米粉，也是我们常常光顾的好去处。桂林四年读书生活，对米粉的牵肠挂肚已是不可更改，这东西全世界的人都喜欢。我的一个朋友辞去桂林八中的工作，七八年前到深圳找我问工作，几年后自己开了几家桂林米粉店，现在买房买车买别墅，生活很富裕。

或许我对饮食生活没什么抱怨，一直以阳光心态看待一切，所以生活也给了我很多乐趣，我喜欢美食，每到一个地方，我就会打的去特色食街吃小吃，我喜欢做啤酒鸭、炒通心菜，我喜欢拉二胡、吹笛子、吹葫芦丝、吹巴乌、吹口琴，还喜欢写草书。我成不了专家，但我可以成为一个热情的爱好者。

三里店小插曲

当年三里店是母校的分部，距本部王城有近五公里路。现在叫育才校区。记得有英语、中文、物理、生物、体育等几个系先从本部搬过去，据说市里想把全部院系都搬过去，一帮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反对，此事才未办成。否则，师大王城本部早就不保。

本部还有历史、政治、化学、数学几个系。我们的学农活动和每年的校运动会都会在三里店举行。

每次去三里店，都是步行。李复波是走读生，家里有自行车，我曾与他同桌过，去时他会把我捎上。他当时约80公斤，相当我现在的重量，两人一起，起码也有140公斤，车当然顶不住多久。一旦车没气了，我就主动帮推，有时为了聊天，干脆推着车走。

李复波相当能侃，他古典文学尤其是戏剧文学的修养很高，我又是文学爱好者，与他聊天，有胜读十年书的感觉。漫长的十里路，在李大侃的话语中很快走完。

记得那次去三里店的学农基地挖花生，大家刚开始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也就是说假装不吃那刚拔出的花生，哪怕口水直流。不久，不知是那位同学顶不住了，剥开壳就吃，一下子大家也心照不宣，边干活边吃，也没见人出头反对，其实也吃不了多少，毕竟是生吃，这些大学生也怕肚子疼。

有一次要两三个同学去犁田，这活要求会使唤牛，当然犁田功夫也必须有。我报了名，梁颖也报了名，还有谁我不记得了。我在家乡使的是黄牛，这次是水牛。此外，我家乡的犁与这里的不同，要小巧些、短些。所以我犁起田来有些吃力。梁颖不愧是插过队，干起活来还像模像样，十分利索。无怪他后来能当到正厅级干部，这与他能文能武大有关系。

三里店在航道下面，飞机起降声音很大。开运动会时，我同陈标往往趁别人不注意，溜去松树下看书或聊天，如果太阳太大，就溜进中文系图书馆看书。

有时我们会提前绕到桂林冶金地质学院回王城本部，顺道参观兄弟学校。我一个老乡叫吴世提，与我同年高考，当时是以中专生身份招进来，学院后来才改成大学，他很刻苦，每次去看他，他都在做题。可惜他命不长，四十多岁就因病去世。这个学校风景很好，地势平坦，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后来陈标去这个学院工作，不知他是否当时就打好了算盘。

我县一个才子也在三里店中文系读书，他就是马树春，毕业后曾当过百色学院人事处长，现在是百色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我有机会去三里店，就会去看他，别看他个子比我还小，也是能侃的料，写得一手好文章，出过专著，得过大奖，我曾想把他弄去深圳，但人各有志，留下来发展也挺好，现在过得十分滋润。还有一个老乡李荣权也在三里店物理系读书，我父母与他父母是老熟人，他舅舅还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也少不了去看他，这家伙一表人才，毕业后在百色高中教过书，然后调来南宁三中。

我爱人在职读本科，是我帮她报的名，学校也是我帮她选的：广西师大中文系。这样她与三里店也有了不解之缘。同学李复波早已调到中文系做教授，我爱人还是他的古典文学学生。

大学首任班主任蓝宝民也早调到中文系。我这个来自贫困山区的大学生，没少给班主任添麻烦，但蓝老师对我很关心，曾主动叫我申请困难补助，我当时碍于面子，没有申请，想来有点傻，也有点对不起蓝老师的关怀。大约2002年，我们班搞毕业20年聚会，我开车回去，散场后专门把蓝老师送到三里店他家，这是离别20多年后重返三里店，已是不见当年的空旷和辽远，四周密密麻麻全是房子。蓝老师的房间装修得不错，实木地板，也宽，看到老师过得好，我心情也很舒畅。

当年的三里店还有一道风景，那就是英语系的女生爱找体育系的男生，我们曾有同学对此大惑不解：体育系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英语系的女生哪根神经错乱，怎么会看上他们呢？其实我也见证了传说不虚。那第一次开运动会，暮秋时光，天有点冷，体育系的男生披着大衣在球场一站，就是比我们帅，人高，魁梧，英语系的女生又多罗曼蒂克，女人的心理是潜意识里寻求力的保护，同时也幻想男性力的美，像我不到1.69米，何德何能取得她们芳心？这天，只见英语系女生往体育系男生处靠，很自然就形成了传说中的风景。美女加帅哥，天生的机缘，我想起了萨特的话：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比我个子更小的马树春也说，对对对！

独秀擎天情

我想写一本关于大学生活的书，书名叫“独秀擎天情”，我在山下住了四年，对独秀峰很有感情，下面是我了解的独秀峰史料。

桂林独秀峰位于桂林王城内，它是王城景区不可分割的部分。

最早的“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诗句就刻在独秀峰上。“桂林山水甲天下”800年来一直作为点评桂林山水景色的不朽名句，但在20世纪80年代前，此语出自何人之口却悬而未决。有的说它最早起源于宋朝末年李曾伯“桂林山川甲天下”诗句的一音之转，也有的说它是来自清代金武祥诗中的词句。

20世纪80年代中期，桂林市文物工作者对独秀峰石刻进行全面调查清理，发现一块自明清以来就没有被人知道的摩崖石刻，上面一字不差地刻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字句，书写者是南宋庆元嘉泰年间担任过广西提点刑狱并代理静江知府的四明（今浙江宁波）人王正功，从而结束了百年的不休争论。王正功的诗句极好地凸现出桂林的山青、水秀、洞奇和石美，确立了桂林作为风景旅游城市在中国乃至国际上的地位。

独秀峰与叠彩山、伏波山三足鼎立，是桂林主要山峰之一，相对高度66米。由3.5亿年前浅海生物化学沉积的石灰岩组成，主要有三组几乎垂直的裂隙切割，从山顶直劈山脚，通过水流作用，形成旁无坡阜的孤峰。独秀山体扁圆，东西宽，端庄雄伟，南北窄，峭拔俊秀，有“南天一柱”美誉。山上建有玄武阁、观音堂、三客庙、三神祠等，山下有月牙池。晨熹夕照，披上太阳的光辉，俨然一位紫袍玉带的王者，故又被称为“紫金山”。南朝宋颜延之诗“未若独秀者，峨峨郛邑间”，唐张固诗“孤峰不与众山俦，直上青云势未休”都突出写它介然兀立的气势。

我要说的是这个独秀峰山底原来是空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用来当防空洞。我进去过两次，第一次是集体参观，第二次是带老乡吴世提进去看稀奇。

我们读书那个年代旅游开发才刚刚起步，独秀峰山上的卫生很差劲，不时会碰到“地雷”，所以每上山一次，都要恶心一阵子，往往把良辰美景的欣赏降低一个层次。

同学爬山愿叫我陪，我比较好说话，农村孩子，没架子也无资历摆架子。但次数多了也烦，我说整天吃苞谷面面你不腻吗，对方不知道我说什么，我解释说，一件事干多了也烦，我在桂西老家爬山太多，那山更美，又没地雷，你自己去好不好？

拗不过死搅蛮缠，不管我喜不喜欢，还得陪同学上去。心想既然抗拒不了，就当享受。于是舒缓心情，一路高歌，果然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味道。

倒是山脚风光无限。南来北往的游人如织，外国人、靓女、帅哥、老头、老大妈、小孩、旅行团、参观者，数不胜数，这或许是市政府想叫学院搬走的原因。这本是一个游人如织的景点，我们能在世界闻名的风景区读四年大学，这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呀。

我常常围着独秀峰转圈，目的是多看看游客。我老家的人不多，大山深处半年不见一个陌生客人。我在一本诗集里说过，我堂大舅娘的骂人声，是我那个村子毛拜陀有生命有生气的表现。她病得要死的那些日子，村子死一样的寂静，外人会毛骨悚然，人太少，是一种悲凉。

我喜欢热闹，有时会在山脚与一些外国人交流，尽管我外语不行，但我可以用普通话交流，我自认为我的普通话比39号宿舍老三、老二、老五强。

碰到讲西南官话的，我就更来劲，我家乡就是讲这种话的。我有时临时当起他们的导游，虽然不收钱，但锻炼了胆量。

父母说，小时候我三天不讲两句话。自从在独秀峰下与外人交往后，我的胆子大了起来，内向的性格，因独秀峰的出现而改变。

独秀峰的石刻令我陶醉，特别是它的草书，我喜欢龙飞凤舞的字体，它们刚柔并济，收放自如，狂放处似天马行空，委婉处如行云流水，与我的性格相似。近年我练草书，也是得益独秀峰石刻的启示。

独秀峰给我一个读书岩，给我做人的勇气与为人的宽宏，使我成为一个相对敢于担当的男人，我永远怀念这座山，我永远记得独秀擎天情！

王城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我在桂林王城待了四年，但当时只埋头读书，对了解这个古城没兴趣，它的历史，我后来才知道。

王城位于桂林市中心的独秀峰下，是明代靖江王府，宋代时这里是铁牛寺，元代改为大国寺，后又称万寿殿。明太祖朱元璋封其重孙朱守谦为靖江王，此处是藩邸。

王城有承运门、承运殿、寝宫，左建宗庙，右筑社坛，亭台阁轩，堂室楼榭，无所不备，红墙黄瓦，云阶玉壁，辉煌壮观。城开东南西北四门，分别命名为“体仁”（东华门）、“端礼”（正阳门）、“遵义”（西华门）、“广智”（后贡门）。坚城深门，气势森严。

桂林王城先后经历了14代靖江王，后来被清朝定南王孔有德所占而成为定南王府。农民军李定国攻克桂林后，孔有德纵火自焚，使有250多年历史的王城化为焦土。现在王城尚完好，还有承运门、承运殿的台基、石栏和云阶玉陛供人游览。现广西师范大学王城校区就坐落于此。

靖江王府的正门，其实就是我读书时师大的校门，我们每有重大的照相活动，都会选这里，它古色古香，很有文化底蕴，仿佛与它照相，品位就是要高些。

小时候在连环画上对城市的理解，就是王城这种模式，有正儿八经的城门，有坚固的城墙，有墙垛，节庆日城墙上还要挂旗子。

师大的办公大楼就建在王府当年的主殿台基上，可惜当年连学院院长与书记在哪间办公室也不知道。我去得最多的是办公楼后面的树林，那里有空地、石栏石凳，我经常去那里背该死的英语语法。

师大礼堂也是我经常去的地方。1978年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做“关于国际科技发展情况和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报告。1980年12月19日，我聆听过经济学大师千家驹教授的报告，他早年曾经在师大工作过，我们上学那会儿他已是北京著名教授。那次他讲的是“经济与教育的关系”，我记得他说的一件事。他说人人都在讲要提高教师地位，我认为别说那么多，只要把教师工资提到每个月100元，你看谁还看不起教师？这句话带来雷鸣般的掌声。要知道当时大学毕业转正后，在我家乡才54.5元，我上大学时，我父亲是田林县浪平乡资历最老的教师，从土改工作队调去的，工资也是小学中最高的，才47元。不过后来国家还是提高了教师的待遇，在深圳和不少地区，教师工资与公务员已无区别。1980年6月17日，英国伦敦大学柯文南博士给我们做报告。

此外，校内外名师也经常在此为我们讲学，如本校的有黄现璠、陈伟芳、钟文典、潘香华、严沛、何应忠、朱淑瑶等，外校有张舜徽、荣孟源、王庆成、蔡美彪、罗元真、石钟健、戴继贤等。

这些老师的人文修养与见识，仿佛把我脑中的懵懂拿走，输进了智慧与才学，我如梦初醒，知道如何在学海泛舟，去打捞知识的珍珠。

在师大礼堂我最感兴趣的是看电影，记得当时学校还叫广西师院，但已申请改为广西师大，校方迫不及待把电影票印成广西师大的，我们拿着它也感到光荣。可一直到毕业，改名的事尚未落实，我们不免心有失落。1983年批下来时，我们已走上各自的岗位。

在礼堂我还听了历史系1978级高老头等人的演讲，当时好像是竞选什么干部，他讲得眉飞色舞，大有气势。还听过历史系1978级周正女士的歌。她的名字正好与我班的男生“周正”相同，可她的名气大得多，因为她的歌可以令我等不懂音乐的人都陶醉。

历史系的办公大楼也古色古香，门口还有两门大炮，走进去很有历史感，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指导老师叫我在系里的资料室查阅过唐代的有关资料，除此我基本没去过这栋楼。

我去得最多的是图书馆和阅览室。每次借书，都一大叠，抱都抱不过来，有管理员问：看得过来吗？我说：翻翻。我入学视力1.5，毕业下降到1，现在又近视又老花，去天虹配了一个既能对付近视又能对付老花的眼镜，花了几千块，心疼呀。本来有个5英寸的小电脑，我曾经用它写完300多页的书稿《神巫毛拜陀》，之后妻子与女儿坚决反对我再使用，我的眼睛再不注意就要废掉了。

阅览室是我了解当代文学的窗口。这里有许多新潮的杂志。我喜欢读当代名家的作品，他们紧扣时代，讴歌变革，那时我怀揣梦想，有朝一日，当个作家，当时在我眼里，作家是神圣的，王蒙、铁凝、刘心武、李准等都是我崇拜的人。我对韦元刚能从历史系转到中文系，很是羡慕与佩服。

在阅览室我对报纸上的副刊也特别感兴趣，它们对文艺的风向反应最快，许多文坛新秀就是从这些媒体走出的。

大学四年我没上过王城城墙。毕业后有一年考中央民院历史系郭毅生教授的太平天国史研究生，正好郭教授到桂林开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叫我到桂林复试，两来便利。当时同学黄明光正在读研究生，他说我住在王城北门边，你来我可以回家住，把地方腾出来让你住几天。我十分感激明光在我需要的时候帮了一把。当年我考上了郭教授的委培研究生。遗憾的是当年我太无社交能力，拿着合同书不敢去找委培单位，因为我当时还在田林中学当高中历史老师，中学不可能送一个老师去读研究生。就这样，命运与我开了一个玩笑，如果当年我找到委培单位，或许我就是一个干到老的大学教授或研究员，我相信我有这个能力。

王城四年生活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我成不了正教授与研究员，最后成了广东作协批准的一名作家，小小的。

去年钟文典教授去世，我先到钟老师家里凭吊，次日再到王城坐车去尧山开追悼会。进到城内，发现人太多，好不容易与王乘英、徐雪莹、黄柒、陈标等同学会合，王乘英叫了她学校的一部车，我们就不用挤学院的大巴了。这是我继2002年毕业20年聚会以后再次进王城。

我们的老师一个一个走了，我们也在悄悄地老去。不久，我又听到潘香华教授辞世的消息。王城已是不敢再去，每一次，都会想起当年老师们风华正茂的讲课风采。

甚至我们的同学李绛亮、黄辉龙、白正骝都已离我们而去。

生命是脆弱的，也是重要的，对我们来说，已不属于自己，它是亲人的、朋友的、一切关心你的人的。

王城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三上尧山

我到过尧山三次。第一次是与陈标走路去，目的是去看靖江王陵；第二次是开车与妻子带着陈标去，目的是去看尧山的风景；第三次是去参加钟文典老师的追悼会。

先是在有关资料上知道尧山不是一般的地方，它是靖江王陵所在地。

靖江王陵是明王朝分封在靖江（桂林）历代诸王的陵园，位于桂林市东郊尧山西麓，距市区约五公里。1368年，朱元璋创建明朝，先后分封24个儿子和一个侄孙到各要塞重地建藩为王。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封其侄孙朱守谦为靖江王。靖江王从册封到灭亡共存280年，先后承袭王位的有14人，其中有十一王葬于尧山，这十一王的陵园加上其他藩戚王室墓葬，构成一个气势磅礴、极富江南特色的墓群。

陈标与我同样喜欢到郊外踏青。听我说想去尧山看王陵，一拍即合。那天我们一路讲着笑话，一路争着问题，一路赏着风景，不觉得累就走到了尧山。我爱讲农村荤段子，陈爱讲《笑林广记》，两人臭味相投，一路欢声笑语。当我们把主要王陵景点看完，已是下午。回来就累了，毕竟10公里的路程。好在年轻，有的是精力，这点路算不了什么。

第二次是2002年8月暑假，我们班以毕业20年为由相聚。我开了一辆丰田佳美小车回去，目的想带妻子去看尧山美景。妻子早在网上知道尧山是桂林第一福地，国家AAAA级风景区，“不上尧山顶，不见桂林景”，它是俯瞰桂林全景的最佳位置，也是欣赏桂林喀斯特地形地貌的最佳境地。上到山顶，可以观云海、赏卧佛、看漓江田园、瞧乡村农舍。

车路过陈标所在的大学，我说把他带上，这是我同寝室的好友。于是找到他家，见了他的公子与妻子，公子长得很帅，成绩也很好。妻子很贤惠，人也漂亮，我说陈标你有福呀。他笑笑。同意与我们前行。

尧山的确风光无限。

尧山冈峦起伏，气势磅礴，植被丰茂，杜鹃遍野。冬季山顶时有积雪，明亚震直《尧山冬雪》诗云：“朔风从东来，吹落遥空雪。洒向尧山顶，相看最奇绝。”尧山以变幻莫测、绚丽多彩的四时景致而闻名。

春天，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将大山打扮得姹紫嫣红；夏天，满山松竹，碧涛阵阵，山川竞秀，郁郁葱葱；秋天，枫红柏紫，野菊遍野，金黄碧绿；冬天，雪花纷扬，白雪皑皑，冰花玉树，别有一番情趣。站在尧山顶极目四望，山前水田如镜，村舍如在画中，千峰环野，一水穿城的景色必会使你心中生出“一览众山小”的豪情。

我们看到的是夏秋的景色。本想把车开到山顶，但妻子胆子小，怕山顶路不好走，又好像要下雨，便在半山转头回城。

第三次去尧山是2010年11月10日，这天是钟文典老师追悼会。钟老师是2010年11月5日去世的，我当时正在北京大学学习，这是我第二次走进北大。2004年我曾在北大学习两个月，完成诗集《北大诗绪》的创作。这次是在南开大学学习结束后转来北大听讲座，主要学经济转型期的社会管理。接到我大学同学何同学的电话，我算了下时间，可以在学习完成回深圳后，安排时间去参加钟老师的追悼会。

2010年11月9日，我从深圳出发，同行的还有钟老师的研究生李先富，他后来又去南京大学读了博士，目前在深圳宝安区人事局当副局长。当天去钟老师的木楼辞灵，见了师母及其家人，劝他们节哀顺变。

10日是师大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在尧山，在王陵边，大师级的钟老师，享受了师大知识分子最高规格的待遇：灵堂装不下太多悼念的人，一半多人只好在灵堂外与钟老师告别。我有幸站在第三排，目睹了整个追悼会过程。师大党委书记在念悼词时已泣不成声。我也哭了，为钟老师高尚的人格与渊博的知识，为他对我的关心与提携，为我曾几次到他家与他几次到我家，为我的近代史研究取得的成绩，为钟老师那句鼓舞了我一辈子的话：“站着能说，坐着能写。”钟老师，您安息吧，我会照着您的话去继续做人做事。

尧山，因为钟老师在此安息，它将是我永远魂牵梦绕的地方。

亦真亦幻的雁山

大学期间，与同学们去过雁山植物园。

那时觉得那园子很大很大，何龙群同学的家好像就在园中，或者在附近。我想她真幸福，能有一个背景这么漂亮的住家，这是前世修来的福气。这福气会罩她一生一世。现在从网上知道这个植物园可了不起，比我当年想象的伟大多了！如今连名字都改了，叫桂林植物园，其内容已今非昔比。

经过几代科学家的努力，园内现已建成植物标本园、濒危植物园、棕榈苏铁园、杜鹃园、竹园、桂花园、金花茶园、奇珍植物精品园以及花卉园艺中心和经济植物园区（白果园、猕猴桃种质保存园区）等，规划建设的专类园有民族药园、银杉园、新西兰园、奇花异卉园、广西特有植物园及中亚热带典型常绿阔叶林示范园等。园内现已引种植物近3000种，其中包括迁地保护的国家珍稀濒危植物近300种，被誉为“壮乡植物王国”，重点植物都挂有标牌，介绍植物的名称、产地、科属和用途等。桂林植物园现已成为我国较大的植物迁地保护基地，并将在今后的几年内再引种2000种，使园内的植物种类达到5000种以上。

园内广泛收集世界各地及国内部分省区的植物，共2100多种！其中有研究价值较高的银杉、金花茶，有特种经济植物八角、苦丁茶，还有许多药用植物和观赏植物，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总统尼克松送给我国象征友谊的北美红杉和久负盛名的“雁山四宝”，方竹、红豆、丹桂、绿梅。

此外，该园的植物标本馆有馆藏标本40多万份，数量位居华南、华中第二位，收集的植物标本以产于广西及邻近省区的植物为主，丰富的石山植物标本是该园标本馆的主要特色之一。桂林植物园内花木繁茂，空气清新，优美的环境中弥漫着大自然的气息，丰富多彩的植物王国充满了奇趣与神秘，是理想的科普教育基地，也是休闲度假、观光旅游的理想场所。

目前，桂林植物园有一个生物博览馆，内容包括海洋生物、陆地植物以及昆虫、动物等，系统地介绍生命的起源和进化，重点展示生物多样性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目前，桂林植物园已被列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广西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桂林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和桂林市旅游定点单位。

后来师大在雁山又新设了一个校区，几年前我带了深圳宝安督导系统的人到桂林，本想去看看雁山校区，但遇上雪灾，只好在网上看看了。

广西师范大学雁山校区（含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雁山校区）坐落在桂林市雁山区雁山镇雁中路，筹建于2005年12月，2007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雁山校区定位为包含全校绝大部分学院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以及学校行政机关在内的主校区。经过5—7年的努力，有计划有步骤地把雁山校区建设成为布局合理、基础设施齐全、环境优雅、建筑新颖、有利于教学科研和师生员工学习生活的花园式校园。

广西师范大学的前身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就创办于雁山。雁山镇云集了中科院广西植物研究所、桂林农业科学研究所、广西艺术学院桂林分校、桂林旅游专科学校、桂林理工大学、桂林农校等多家科研机构及高校，人文优势日趋彰显。同时，新校区东临桂林至阳朔的黄金旅游通道，吸引着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观光游客的目光，这也将为学校搭起走向世界的金桥，为学校的对外合作与交流提供了更便捷的地理优势。

什么时候有时间和机会，我想再游一次雁山植物园，何龙群同学，你还记得那次同学们在园里欢呼喊叫的情景吗？

二游灵渠

大学时代去游灵渠，只是看热闹。既不懂事先做点功课，也没照相机，只是傻乎乎地跟在同学身后，喊你看这里、你看那里，回去连一篇像样的游记都没有，真是愧对老师的带领。

雪灾那年，我带了十多位同事从深圳去参观灵渠，由于有了网络，我事先对灵渠做了功课，了然于胸后，再去现场。关于灵渠，我从网上得知如下信息：

灵渠在今广西兴安境内，也叫兴安运河或湘桂运河，由于是在秦朝开凿的，又叫秦凿河。秦统一六国后，为了进一步完成统一局面，在北击匈奴的同时，又南征岭南。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出巡到湘江上游，他根据当时需要解决南征部队的粮饷运输问题，派杰出的水利家史禄，率秦朝军士和当地人民一起，付出了艰苦劳动，劈山削崖，筑堤开渠，把湘水引入漓江，终于修成了这条运河。这条运河成为打开南北水路交通的要道。

中国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之间，隔着巍巍的五岭山脉，陆路往来已很难，水运更是无路可通。但是，长江支流的湘江上源与珠江支流的上源，恰好同出于广西兴安县境内，而且近处相距只1.5公里许，中间的低矮山梁，也高不过30米，宽不过500米。灵渠的设计者就是利用这个地理条件，硬是凿出一条水道，引湘入漓，蜿蜒行进于起伏的丘陵间，连接分流南北的湘江、漓江，沟通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

灵渠长30多公里，宽约5米，开凿灵渠，先在湘江中用石堤筑成分水铧嘴和大小天平，把湘江隔断。在铧嘴前开南北两条水渠，北渠仍通湘江，南渠就是灵渠，和漓江相通。湘江上游，海阳河流来的水被铧嘴一分为二，分别流入南渠和北渠，这样就连接了湘江和漓江。铧嘴类似都江堰的鱼嘴。当海阳河流来的水大时，灵渠可以通过大小天平等溢洪通，把洪水排泄到湘江故道去，保证了运河的安全。灵渠选择在湘江和漓江相距很近的地段，这里水位相差不大，并且使运河路线迂回，来降低河床比降，平缓水势，便于行船。灵渠的设计和布局都很科学。在世界航运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

灵渠的渠道工程非常艰巨复杂。南渠一路，都是傍山而流，途中要破掉几座拦路的山崖。尤其是在跨越分水岭，即太史庙山时，更要从几十米高的石山身上，劈开一条河道。这样的工程，在一无先进机械、二无炸药的条件下，全凭双手和简单工具，充分表现了当时人的智慧。

灵渠工程体系完整，设计巧妙，在技术上利用了都江堰的先进经验，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才能。

灵渠修成后，在历史上起过重大的作用。秦始皇就在渠成的当年（公元前214年），平服岭南。汉武帝在平定吕嘉的叛乱中，也曾利用这条交通线。

灵渠的畅通，还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

这就是我备课后的灵渠。准备与同事吹牛，说自己对灵渠了解不少。可是老天没给我详细解释的机会。当我们从乐满地来到灵渠时，见到历史上也罕见的一幕。

那天灵渠附近的居民因为百年一遇的雪灾，断电缺水，纷纷用大桶小桶来灵渠取水，真是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天气很冷，我们的脸被风吹得缩进脖子里。景点再美丽，也扛不过天寒地冻的干扰。我们草草看完，本来是住乐满地酒店，但断电缺水，导游与我们商量，立即返回桂林住宿。

我本想回一趟灌阳老家，父亲的出生地，爷爷奶奶的坟墓所在地。当我准备从兴安县城打的去灌阳时，司机说灌阳的路已经结冰，走不了了。高兴而来，败兴而归，惨！

也许老天爷是在帮我们，回到深圳，才知道许多人被冻在路途，苦不堪言。这或许是灵渠给我的运气。因为灵渠离我老家灌阳不远。

青狮潭随想

30多年前在大学时游历的地方，已是别梦依稀，难于找回太多的印象，于是去网上再做一番精神的旅游。

青狮潭位于漓江上游，距桂林市区28公里，与灵川县城相距19公里，景区由东湖、西湖和公平湖组成，总面积170平方公里，湖水面积约30平方公里，陆地面积141.7平方公里，湖水容量6亿立方米，号称“华南第一湖”，是离桂林市最近、最大的原始生态自然保护区。

青狮潭因湖畔一座酷似狮子的青山而得名。湖水清澈如碧，20多种鱼类嬉戏其中，湖内小岛星罗棋布，乘船游览湖面，碧波万顷，一望无际；峡谷幽深，曲折迂回。湖区内的原始森林，藤蔓缠绕，万顷竹海，苍翠欲滴，30多种野生动物出没其间，原始生态保护良好。湖畔散落着苗族、瑶族、侗族、壮族等少数民族村寨，民风淳朴，习俗迥异，风情万种。

景区有青狮潭水库，是广西最大的以防洪、水源地为主要目的的水库，也是漓江的主要水源地。

1994年被广西区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旅游度假区”。

回想那四年的大学生活，似乎一切都是为了看书看书看书，上面这么优美的风景，自己也观赏过，但如果不是在网上查出这些资料，自己的记忆还有那么好吗？

没有了。几乎一片空白。岁月太无情了，它会把你的青春抹去，让你一切重新开始，我们的记忆就像过时的磁带，现在已没有用了。当时是跟谁去的青狮潭？在哪儿吃的饭？照相了吗？与谁照的？全记不得了！但我的确去过！

大学四年我在吸收知识的同时，也失去许多有趣的生活，比如欣赏桂林的山水，欣赏周围的良辰美景，欣赏与我有关的人的德艺双馨。

好在我还健康地活着，可以用网络来帮助回忆，可以用文字与远方的同学、与朋友交流，这就是幸福。

也许不管不顾当时的良辰美景，是为了看更多的美丽河山。事实上，如果当年不认真读书，我或许到不了深圳，去不了几十个国家，也出不了十几本书，成不了作家与副教授。

特立独行

读大学几年下来，想想自己也有不少特立独行的事。

一是班上入团最迟的人。

想来也给班上抹了黑，自己是班上最后一批入团的。讲起来自己并非是落后之人，早在读高中时就要求进步，当时的表现和成绩也是班上最好的之一。尤其是自己的作文在全县也当过范文。全班团员同学也同意我入团，并叫我写申请书。可是当时我的父亲刚刚被解放，“文革”时被打成“反革命”，去五七干校改造了几年才回来做小学老师。主要的问题在于我父亲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我填家庭成分时，不知怎样填才好。高中的班主任比较“左”，他对家庭成分不好的学生有点歧视，我入团就是他不首肯。当然也不怪他，当时整个中国都“左”，形势如此，谁叫我的家庭成分不好呢？

大学期间我只想好好读书，长点真本事，对政治进步也不怎么放心上。但全班党团员活动时，发现我已是少数几个非党非团的人。在这种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的情况下，发展我等人入团成为班团支部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是抄何同学的复习资料。

我要修中文系与历史系的课程，自然时间不够用。每到考试就会手忙脚乱。何同学的位置在我附近，我见他整理的复习资料十分整齐和到位，字也写得认真、工整，于是与他相借，抄完还回给他。他倒也大方，从不说个不字，几次三番下来，我省了不少时间去学其他的东西。太感谢了，何同学！

三是疯狂买中文系的书。

要自修中文系课程，没教材不行，于是碰到有中文系的书卖，哪怕用完生活费也在所不惜。四年下来，我有了一套完整的中文系学生该有的书。

为买中文系的书，我还被白正骝同学耍了一把。他是比我们年纪大几岁的走读生，平时交流少些，或许他不了解我，有一次有人来班上卖中文系的书，我去迟了，没赶上，他就说，我把我买的让给你。我信以为真，下午把钱带上就去找他，他说，什么什么？我答应转给你？没有的事。我气得脸发青，世上有这种讲话不算数的人！

我的妻子也是中文系毕业的，结婚后家有两套中文系学生教材，妻子说卖掉一套吧，我坚决不同意，说文盲才卖书。这样每次搬家，光是书就搞得我们够呛，书又重又多，每次搬完家我都要病倒在床。从广西搬家到广东时，妻子趁我不在家，收拾了几百斤书拉去卖了，好在不是中文系教材。去年，妻子又收拾了七箱书准备偷偷卖掉，我又拦下来，妻子说现在互联网发达，哪个还像你这样保留这么多书？我见她说得也有道理，但就是舍不得卖，我说这样行不，我一个朋友是办学校的，把我们的书送给学校，让它们继续发挥作用。妻子见我同意把书清除家门，巴不得快点叫人拿走。

四是洗冷水澡。

大学的热水房在饭堂边的锅炉房附近，我每次去打热水都要排半个小时左右的队，长期下来时间浪费不少。我干脆洗冷水，下雪天也洗，冲凉房在靠近月牙池边的平房里，每当我要冲冷水时，要么高歌一曲，要么大声嚷嚷，这样会产生一种勇气，把寒气赶跑。

大学毕业后的几年，我都是这么干的，反而身体更棒，毕业30多年来，我只体检过两次，各种指标正常。

我现在已不洗冷水澡了，身体也发胖了，有脂肪肝，尿酸也有点高。

五是卖四季豆米。

我在老家最爱吃的东西是四季豆米。大学时，有一次带了几斤来宿舍，不想没锅头和灶煮。想想浪费也可惜，不如去农贸市场卖掉买点其他可吃的东西给兄弟们打牙祭。于是单枪匹马到农贸市场，找个地方坐下，把四季豆米摆在面前，在纸板上写下几个字：桂西四季豆米，每斤0.5元，好吃，又面、又粉、又香！等了半天，一个人都没来问，于是挪一个位置，继续吆喝，口水都喊干了，还是无人问津。一气之下，提起袋子就往桂林亲戚家走，把那袋四季豆米送了人。这次我体会到小贩不容易，那农贸市场的空气，污浊得很。

六是臭美借衣照相。

大学时不知怎么搞的，很喜欢照相。父亲信上说我品貌英俊，我是把他的话当作父亲鼓励儿子的一种心理教育方法，并非他的真心话。但问题是我骨子里也认为我长得不错，这就害人了，恶果之一就是臭美爱照相。照毕业照那天，39号兄弟们一起去照相馆，互相勉励与打气，个个都觉得长相不错。我当时最好的衣服就是一件40元不到的夹克，灰白色的。老七说，我把西装借给你照一个，兄弟们也说，老四，你就照一个，挺好看的。这样我没半点推托，穿起老七的西装照了一张用来贴毕业证的免冠照，呀，好马还得好鞍配，我那张照片，是我今生最靓的！2003年我搬新家，女儿把这张照片拿去印在一个纪念品瓷缸上，照片左边写“老爸”，右边写“帅帅”，妻子有时拿出瓷缸对来家的亲朋说，熙远现在胖得变形了，你看，当年他才107斤时，还看得过去。

七是服从分配。

照说这点没什么好写的。关键是我从农村考来，一切都是超出我对幸福的想象。无论分配到哪里，都是一路阳光。但这事在家人和亲朋中却产生了不同的价值取向。父亲不知是出于对党的忠诚还是思想上要表现进步，他在没有让我知道的前提下写了一封信给历史系，说我儿子王熙远一定服从党的安排，回到田林县报效田林人民。其实我从未表示过我不会回田林，他这样做在他看来十分应该，儿子就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我想怎么的就怎么的，完全不用征求儿子的意见。后来班主任表扬与同学议论，我才知道有这回事。不过我也没把这事当回事，因为回去田林工作对我来说并不是可怕的事。

但在柳州工作的二表哥却对我的分配很关心，他特意到学校找到我，说你父亲是土地改革时离开桂林地区去百色工作的，你趁毕业分配把自己留在桂林地区，这里比百色要好得多。我不以为然，倒不是我先进，而是觉得金子在哪里都发光。再说当时根本没有去搞关系的念头和想法。自己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毕业回程路经南宁时，我在邕江大桥桥头坐了几个小时，凝望着滚滚江水，我写了如下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