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论历史人物评价 19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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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人物评价
吴晗

一 　

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二十四年前就已经明确地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①但是这个任务，一直到现在，还在期待着我们去努力完成。
为什么要重新给以总结？这是因为“所有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当时经济状况的产物。而因为直到现在社会是在阶级对立之中发展，所以道德总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是为支配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是当被压迫阶级足够强大之时，它表现对于这个统治的抗争，而代表被压迫者的将来的利益。”②所有历史人物无不受其阶级道德的支配，中间式的人物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样，纪录这些历史人物的历史家，也无不受其阶级道德的支配，对历史人物加以肯定或否定。就我国的历史情况来说，漫长的封建社会经历了无数次的王朝更替，没有例外，封建社会的历史家不可能不受封建道德的支配，以他自己所处社会的道德观点，对历史人物作出符合于这个社会这个阶级利益的总结。以此，我们今天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把这些封建社会历史家的总结，重新加以审查、研究，给以批判的总结。“全部历史都应该开始重新研究。”③
重新评价历史人物的工作，五四时代的人们也曾经做过，但是有缺点。“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④
解放以来，历史学界有充分的条件和机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分析、总结历史人物，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特别从1959年以来，对曹操、武则天、康熙等历史人物，展开了规模广阔的讨论，在历史学界、文艺界呈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消除了一些人们思想中的顾虑，鼓励了深入钻研的积极性，并且从这些历史人物的讨论中，提出了民族关系，战争性质、农民战争作用等等一系列问题。范围更宽了，目标更具体了，争鸣也愈益深入了。这就为今后的学术研究呈现了良好的开端。
无须多说，成绩是巨大的，但是也还有问题。
问题也还是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在作怪。尽管离开五四时代已经四十多年了，尽管在讨论中不再出现“绝对的好，一切皆好；绝对的坏，一切皆坏”的绝对论了，但是形式主义的残余还不是没有市场。在某些讨论中，对应该肯定的人物，连不该肯定的部分也肯定了。相反，某些人没有正确理解阶级分析的方法，胡乱替古人作阶级鉴定，结果，把一些地主阶级的历史人物一笔抹煞了，历史时期的帝王将相即使曾经作过好事，也因为阶级成分而不敢提到或很少提到。这种情况，不能不造成许多方面的混乱。
前一种情况，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我们太容易倾向于拿我们的思想方式去改铸古代哲学家。”“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⑤。我们的某些好心肠的历史家、文艺家，太容易于拿我们的思想方式、我们所熟知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不但改铸了古人，还使古人现代化了。个别的甚至为了肯定某一历史人物，把他所犯的历史性错误也说成是对人民的功绩，把是非混淆了。过分颂扬，结果流于夸大。本来这人只有六七分好，如实地科学地说他六七分好，是可以使人们信服的；但是颂扬过分了，说成十分，以至十二分好，却反而失去历史真实性了，得不到共同的结论了。
后一种情况，例如某些人对历史人物，除了农民战争的领袖以外，大部分都采取否定态度。或者虽然加以肯定，但是在结论又千篇一律地加上“限于时代局限性，没有能做后来的人所做的事”云云。有的历史教科书，在曹操的讨论以前，不敢提曹操的名字，把这个历史人物根本从历史上排除了。即使在讨论以后，某些教科书也只敢提学术界曾经论定的人物，如秦始皇、汉武帝、曹操、武则天等等，其他的则尽量避免，万一不能不提到，也很少说他们的好话，结果是历史教科书中的历史人物越来越少了。离开具体人物，却要叙述具体的历史事件，这就人为地使原来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空洞化、一般化了。千篇一律的论述，不能不使年青的读者感到厌烦、沉闷，只好束书不读了。在戏剧方面，也是如此。例如最近一个时期，全国出现了七八十种“卧薪尝胆”的剧本，其中有些已经上演了。绝大多数剧本写越国如何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最后战胜吴国，主题是好的。但是，绝大多数剧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以为勾践既然是国王，他不是奴隶主，也必定是封建主，不会是个好东西，办不了好事。但勾践实际上又做了好事，怎么办呢？于是就抬出人民群众来为他出主意。卧薪也罢，尝胆也罢，都是老百姓叫勾践做的。这样，勾践就成为接受人民群众意见，甚至于被人民群众所领导着走的国王了。观众看了以后，不大能够接受，认为这只是作者笔下的勾践，不是历史实际上的勾践。当然，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应该的，必须的。但是，用这种虚构的方法来强调，违反了历史的真实性，却不一定是好办法。应该说，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就他们的剥削者立场来说是一致的，但是，并不是而且也不应该从此得出结论，说他们连一件好事也没有做过。历史事实证明，某些帝王将相曾经做过好事，其中有些还做了大大的好事。当然，他们也做了不少坏事。假如历史家只说他们好的一面，替他们隐瞒了坏的一面，也是不对的。据说还有一个戏，反映广东三元里的抗英斗争。当时领导抗英的有一个地主阶级分子，剧作者却认为地主阶级分子怎么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抗英呢？就把这个具体人物抽掉，换上另一个阶级成分好的来领导。结果，戏是演出了，可是当地人民不批准，说这个戏不真实。这些例子都说明了我们还有形式主义的残余，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理解得过于片面了。不敢写某些帝王将相，不敢写当时的领导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或者不敢写个人、特别是地主阶级分子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认识人民群众推动历史进步的一面，不认识某些伟大历史人物在历史上起作用的一面。把阶级分析片面化了，庸俗化了，把“唯物主义的”这个形容词当作套语，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他们用这个套语去处理各种事物，再也不花什么气力去作进一步研究，也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一切都解决了。……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系统，而后自豪地欣赏自己的功业。”⑥这样做法是不科学的。
也还有这样情况，编写文学史、艺术史、哲学史、科学史的人经常感觉苦恼。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的出身不是地主阶级，便是贵族、官僚，他们对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等方面都是有出色的成就的，但阶级成分不好，怎么办？就他们的成就说必须肯定，就他们的阶级成分说却非否定不可。假如全否定了，这本书没法写，写谁呢？全肯定了，又怕犯错误。真是左右为难，如何是好。
以此，有必要说清楚个人在历史上是否有作用，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

二

个人、无论是劳动人民，还是帝王将相，在历史上能否起作用？
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也没有否认过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马克思在1850年论法兰西阶级斗争时说过：“如黑尔维萃所说的那样，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制出这样的人物来。”⑦列宁也讲过：“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一原理在理论上毫无意义。全部历史本来由个人活动构成，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些活动。”⑧他又说：“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⑨
这样，是否就可以说，个人决定着历史呢？当然不可以。必须区别开个人在历史上起作用是一回事，个人不能决定历史的进程是另一回事。把两者混淆起来是错误的，不可以的。恩格斯在驳海因岑的谬论时写道：“海因岑先生硬说君主能造下多少灾祸，他们也就能做出多少好事。由此做出的结论却不是必须进行革命，而是虔［qián］诚地希望有一位可爱的国王、好心的皇帝约瑟夫。”但是人民清楚：“德国十分之九的灾难却正是由于地主和资本家剥削人民造成的。”⑩可见历史不是由个人决定的，任何个人也不能决定历史的进程。
那末，在什么情况下，个人才能在历史上发生作用呢？
列宁答复了这个问题，他说：“阶级斗争理论所以是社会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因为它十分确切而肯定地规定了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的方法。……归结为阶级的活动，而这些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这就推翻了主观主义者的天真幼稚的纯粹机械的历史观，他们满足于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种空洞的论点，而不愿分析这些个人的活动是由什么社会环境决定的，是怎样决定的。”?由此可知，肯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问题的一面，更重要的更根本的是必须说明个人是在什么社会环境下起的作用，是怎样起作用的，即说明他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斯大林又进一步发挥了列宁的论点，他说：“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正是人们创造历史，但是只有当他们正确地认识他们所碰到的现成条件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的时候，他们才能创造历史。”?明确指出只有当人们正确地认识当前的社会条件，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个人才能在历史上发生作用。
从以上引述的论点，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说的个人，并不只是单指劳动人民，更不可能指的是现代无产阶级，而是泛指过去历史时期内一切历史人物，其中是包括了奴隶主、封建主、资产阶级、贵族、地主和官僚的，也包括我们的历史家们这几年来所避谈的帝王将相。
由此可见，帝王将相是谈得的，写得的。问题是如何谈？如何写？也就是怎样评价？
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是什么呢？列宁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根本原则：“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就是说，不能以现代的东西来要求、苛求于古人，而只能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比他们的前辈多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我们必须以此为准则。
标准有了，但在实践中仍然有许多问题。这是因为：第一、评价的对象是人。这人和那人是各不相同的，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思想意识、行动和作用完全相同的人，以此，分析了一个历史人物并不能代替对其他人物的分析。人很复杂，不像解剖一个猪就可以了解猪的生理那样。而且历史也很复杂，不同的历史人物产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历史作用。从每一个具体人物说，又有不同的家世、性格、思想、政治情况和社会根源。因此，光是了解个别历史人物是不能说明整个历史进程，也无从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的，还必须对不同历史人物作逐个的具体的研究、分析和评价。第二、评价的对象是过去时代的人，是死人。我们只能根据文献资料进行研究，而这些文献资料又是在不同的时代染上各个时代的道德标签的。某些引起争论的历史人物，往往随时代之不同而有截然不同的评价。甚至在同一时代，由于政治见解、观点等的不同，纪录的史家也会有不同的纪载，如此等等。不花费气力，掌握可能到手的全部资料，深入研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第三，历史工作者一般只具有基础知识，是不可能完全掌握各方面的专业知识的，而作为对象的历史人物却千变万异，他们在各个学术部门的成就，超过前人的是哪些新东西，却非通过专业史的研究不能解决的。这里就有通史和专业史的分工协作问题。总之，问题是很多的，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还需进一步的努力。

三

根据几年来对若干历史人物的总结，对如何评价历史人物问题，提供以下一些初步的不成熟的意见。
第一，评价历史人物是依据今时今地的标准呢，还是依据当时当地的标准？
这个问题看来很简单，一般人都会说当然应该依据后者，但在实践中往往忘记了，却用前者来衡量古人。
很显然，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必须把这一人物放在他所处的历史时期，和同时代人比，和他的前辈比；而决不可以拿今时今地的条件和道德标准来衡量古人，因为假如这样做，就会把历史搞成漆黑一团，没有一个卓越的可以肯定的历史人物了。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在奴隶社会代替原始公社时，奴隶主曾经是进步的力量；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时，地主又曾经是进步的力量；当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也曾经是进步的力量。当然，在各个社会的生产力起了变化，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生产关系束缚了压制了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奴隶主、封建主、资产阶级才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力量，被新兴的阶级所反对、推翻。阶级斗争的结果，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所有这些，都不能不加以分析。不能一见历史上的奴隶主、封建主、资产阶级等等，就喊打倒。笼统地喊打倒，是打不倒的。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不能采取这种方法，而应该从当时当地人民利益出发，看他所作所为是好是坏？对当时生产是起促进作用还是破坏作用？对文化艺术是起提高作用还是摧毁作用。例如越王勾践，他虽然是剥削者，但在两千四百多年前，他采取休养生息，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等措施，使人口增加，经济文化发展，国家富强，摆脱了吴国的奴役，取得独立，这些都是对当时人民做了好事，也为后来浙江这一地区的发展做了好事。不能因为他是剥削者就把他否定。而且，就当时的情况说来，他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发愤图强，他的利益和越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一方面他可以而且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好意见，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必然会出些主意，作出些决定。片面地突出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把勾践写成一无所能，缺乏主张，只会接受意见的老好人，看来是不很符合历史实际的。又如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统一国家的局面；抵抗匈奴的入侵，保卫北方边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以及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政治措施。汉武帝不但继承了秦始皇的事业，还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巩固和发展；在对匈奴的几次战争中，扭转了长期屈辱被侵略的局势；建立学校；兴修水利等等。他们对当时人民做了有利的事，都应该是历史上肯定的卓越人物。
评价任何历史人物，一定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好的肯定，坏的否定。至于有功有过的，就要看他的功大还是过大，要严肃地加以分析。例如曹操，他起兵镇压黄巾，杀过一些知名之士如孔融、杨修、华佗等人；军法残酷，围而后降者便屠城，这些确是坏事，不应该替他掩饰。但是他也做了更大的好事。他把长期战乱、民不聊生的北方统一了，建立了法制，减轻了人民负担，发展了生产，还提倡文学艺术，打败乌桓，保卫了边境的安全。总的说来，他是功大于过的，是个应该肯定的人物。
但另一面，也必须指出，肯定某些历史人物，决“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目的是从对历史人物的总结中，引出某些经验教训，汲［jí］取某些珍贵的东西，作为今天的借鉴，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决不可以被祖先的阴影所罩住，不要像某些封建史家那样，对古人一唱三叹，低回而不能自已，认为是空前绝后的。很显然，我们如果局限于前人已有的成就，就会停滞［zhì］不前。我们一方面要为有这样一些好祖先是值得欣喜的，一方面要下决心把我们今天的工作十倍百倍地超过我们的祖先，要强爷胜祖。
第二，评价历史人物要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出发，归结为阶级的活动。
历史是从斗争中出发的，没有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也就没有历史。历史人物也是从斗争中成长的，他的活动必然要符合本阶级的利益。我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积累了丰富得无比的经验，纪录了伟大的成绩。我们祖先从生产斗争中取得某些有益的经验，其中有些对今天来说也还是有现实意义的。例如秦代李冰修的都江堰，直到现在人民还受益。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人们总结了“深淘滩，低作堰”六个字刻在岩壁上。当地人民世世代代都在纪念这位治水专家。又如我们祖先的治水经验，有的主张疏浚，有的主张筑堤，两者都有片面性。疏浚把河床挖深，让水白白流掉了；筑堤把水拦住，结果一遇特大洪水，堤岸被冲垮决口就泛滥成灾了。有了几千年和水灾斗争的经验，我们就把两者结合起来，疏浚和蓄水并举，既加深了河床，又建立了类型不同的无数水库，变水灾为水利，在连续三年的大旱灾中，发挥了抗灾作用，这经验主要是由于总结历史教训得来的。在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中，远的不说，以明末农民战争为例。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力量很强大，但在攻下北京城以后，有人提出军队不要进城，保持严格的军事部署，李自成没有采纳。军队进了城，被都市生活所腐蚀，军纪和战斗力都衰退了，许多好军官抢着弄钱，搞女人，也腐化了。结果，在清军突然袭击之下，遭到了失败。又如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军事力量也是十分强大的。只是由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不团结，互相残杀，使军事上政治上都受到极大的损失，因而遭致失败。又如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没有提出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号召，在组织上没有发动人民群众，是失败的主要原因。这些教训都是用鲜血写成的，前车之复，后车之鉴，对后来的革命斗争是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的。由此可见，通过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价，可以汲取某些有益的经验、教训，学习他们某些优良的品质，批判地继承前人遗产，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第三，评价历史人物要从整个历史发展出发，从几千年来多民族国家的具体事实出发。
任何历史事件，决不可能是孤立的，必然有它的先行的因素，当时的社会条件，和以后的历史影响。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在此以前，燕、赵各国为了防御从北方来的侵略，早已修了长城。到秦始皇时，匈奴越发强大，入侵更加频繁。匈奴是游牧民族，倏［shù］来倏去，为了防御匈奴的入侵，在北边的边防线上，每一处都驻扎有强大的国防军是不可能的。秦始皇利用旧时代的长城，把它连接起来，并加以延长，在重要军事据点，配备了适当的军事力量。这一浩大工程，在当时确是花了不少人力，也死了不少人，但长城建成后，却起了抵御外来侵略，保障人民生活安定的作用。以后许多朝代都曾经补修过，现在八达岭一带的长城，就是十六世纪后期修建的。不能设想，长城要是完全没有作用，后代又何必多次补修！从这一点说，秦始皇是有功的。又如隋炀帝修运河，过去很多人都骂他。隋炀帝不是好人，这是事实，但连修这条运河都骂，就有点过分了。当时一无公路，二无铁路，南北的物资运输只有靠人力、畜力，是很困难的。隋炀帝利用古代的几条运河，把它们挖深、连接并加以延长。这条运河的修成，不论对南北的经济交流和发展，还是对促进国家的统一，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但在当时有好处，对后代也有好处。明清两代的南粮北运，主要就靠这条运河。即使是今天，有了铁路、公路、海道运输了，假如在条件许可时，重新修整这条运河，对国家的经济建设还是有好处的。另一方面，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今天的社会主义多民族大家庭是由长时期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要看到今天的情况，也要看到历史上的不同情况。例如秦始皇对西南地区的经营，开灵渠，设郡县等等；汉武帝对江浙地区、西南地区的开发，通西域等等；以至明初对贵州的开发，明代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元、明两代对西藏的加强联系；直到清初专门设有管理西藏事务的官员，清代把台湾和新疆建为行省等等，都是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去提高落后地区，通过各民族成员的共同的长期努力，互相支持，才造成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族友爱相处的局面。当然，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确曾发生过或大或小的战争，造成了损失。这些战争，有些是由汉族统治阶级发动的，也有些是由少数民族上层领袖发动的。关于每一次战争的发动及其性质、意义，都应该作具体的研究和分析。决不应该轻率地加上这种那种不适当的标签，而必须从整个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出发，予以足够的重视和估计。同时，还必须认识到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我国内部民族之间的战争并不是经常的，主要的，不是成天在打仗，而是有的时候打仗。起主要的经常的作用的是各民族人民的和平共处，共同努力缔造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这是历史的主流。以此，孤立地片面地看待这些问题是不对的。要从当时当地出发，也要从整个历史发展出发，从多民族国家的前提出发，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第四，评价历史人物应从政治措施，政治作用出发，而不应该从私人生活方面出发，也就是政治第一，以政治为衡量历史人物的尺度。
当然，个人的生活、作风是有影响的，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政治措施和作用。人们熟知的曹操和武则天两个历史人物，一千多年来都是挨骂的对象，搞得很臭。骂他（她）们的人主要从他（她）们的个人生活方面出发。例如曹操，骂他的人无非说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欺侮汉献帝，杀死伏皇后，造成了曹家的军事和政治势力，自己比作周文王，到他儿子曹丕就取汉献帝而代之，篡夺了刘家的政权。以此骂他是奸臣，演戏的给他涂上白花脸。其实，只要细读历史，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汉献帝比曹操强，还是曹操比汉献帝强，是谁能够统一和安定北方，这是无须细说的。既然是封建社会，总得有个皇帝，姓刘的可以作皇帝，姓曹的又为什么不可以呢？奸臣这顶帽子是封建道德造成的，也是正统观念造成的。三国以后，南宋偏安江浙，却自居为正统，朱熹写历史，就不能不帝蜀寇魏，把曹操骂个痛快。现在时间隔了一千七百多年了，封建社会已经送进历史博物馆了，我们研究历史，为什么还要跟朱熹走？至于逼帝杀后，那是政治斗争呀。献帝一党要夺回政权，曹操要继续把持政权，曹操不逼帝杀后，难道叫他自缚送死不成？至于武则天，说她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物是不对的，她也和其他封建帝王一样，有许多缺点。但就政治来说，离她不远的唐代大政治家陆贽［zhì］、李绛对她的评价都很高，因为他们从她知人善用，人民生活安定这一点着眼。宋朝宋祁虽然骂她，还不能不说她：“僭［jiàn］于上而治于下”。从现在看来，在历史上姓李的作皇帝也可，姓武的作皇帝也可，僭不僭不干我们的事。主要的是“治于下”三个字，政治上轨道，百姓生活安定了，难道不是极大的好事？虽然当时也有人骂她，例如骆宾王，理由不过说她是女人不该作皇帝，骂她不该改嫁。这个道理在今天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到北宋时，道学家们讲贞节，才大骂特骂起来。直到明末的李贽，清朝的赵翼，虽然也在某些问题上骂她，但在政治上却给她讲公道话。赵翼指出她的政治成就是主要的，是根本的，私人生活是末节，是小事。这是很公允的评价。应该肯定，武则天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人物，但她在政治上做了许多好事，至于私人生活则不过是次要的，是末节。把根本的主要的抹煞了，专攻其末节，这是封建时代道学家的思想在作怪，不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家所应该采取的。
于此，附带的谈一个问题，要做到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就必须正确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史料，即不要离开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又要善于区别史料和时代的关系。一般地说，凡是在当时历史上起过作用的人物，在当时和后代都会有不同的意见。什么看法才对？主要应该根据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还是拿武则天作例子，是根据唐朝大政治家对她的评价，还是根据宋朝道学家对她的评价？这是个关键问题。应该弄清楚，在唐朝，女人改嫁不是什么丑事，民间不必说了，就是皇室，有的公主就曾改嫁过两三次。到了宋朝，讲理学，讲封建礼教，讲贞节牌坊，才改变了对改嫁妇女的道德标准。社会道德观念的改变，影响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欧阳修、宋祁，一直到明朝的胡应麟、王夫之，都把武则天骂得很厉害，并且时代愈后，骂得愈凶，就是这个道理。
第五，要注意阶级关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人物，但是不可以绝对化，把阶级成分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尺度。
历史人物中，这个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是地主阶级，还是农民阶级或小手工业者、商人，这是必须注意的。无论如何，被剥削者的农民不会和统治者的地主有一模一样的思想感情。当农民被勒索，被鞭打的时候，他怎么可能和他的对立面有同样的感受呢？反过来，贵族、地主、官僚们也不会具有和农民同样的勤劳、朴素的美德。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立场，评价历史人物而忽略了阶级关系，当然是错误的。但是，也还必须注意另外一个方面，即统治阶级思想所给予被统治阶级的影响。“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长期被统治的农民，在精神生活方面，一般地说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以此，研究、分析历史人物，而不去研究、分析这个历史时期的统治思想，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结果，以致许多问题都会弄不清楚，不知其所以然。
还应该特别注意，阶级出身决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根本条件，必须注意，但决不可以绝对化。有些人却以唯成分论来评价历史人物，这就大错特错了。例如有人讲文学史，讲到王维、董其昌等人物，就感到不好办，因为他们是有名的诗人、画家，而又是大官僚，大地主。由于他们的阶级成分不好，于是就发生了对他们的作品，对他们个人如何评价的问题。有的人怕说他们在艺术上的成就，认为这样做是为地主阶级长威风；有的干脆给他们改变成分，说他们是中小地主，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其实，问题不在于他们的阶级成分，主要是要看他们当时在文学、艺术上有什么成就，对丰富、提高祖国的文化事业有什么贡献，比他们的前辈多提供了什么新东西，只要有贡献，有新东西，在文学史艺术史上就应该肯定，丝毫也不必迟疑。相反，如果光拿阶级成分来评价历史人物，那就糟了，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几乎所有卓越的历史人物都要被否定了。道理很明白，在封建社会里，几乎只有统治阶级的子弟才能享有文化学习的机会，农民们终年劳动，连肚子都吃不饱，哪里有可能去学习文化呢！（少数的当然也有，但是，当他们有了成就以后，绝大多数就参与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改变了阶级成分。）自然地，什么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和大画家等等，就大都出身于地主阶级。我们决不可以因为这些人的阶级成分而否定他们在历史上的成就和地位。
第六，评价历史人物，决不可以拿今天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古人。把古人现代化了，不但歪曲了历史，是非历史主义的，而且也失去了对今人的教育意义。
这里只举一些历史论文作例。例如有的农民领袖确是做了好事，但是历史记载上他的事迹却很少；于是有些写作者为了美化这个人物，便只好凭借想像赋予这个人以某些现代的思想意识。又如李自成和太平天国都没有普遍地实行分田，虽然关于李自成有山东一个县的材料；关于太平天国有天朝田亩制度的记载，但是并不能证明当时农民都曾经分到田，把地主阶级消灭了，要知道消灭地主阶级只是有了共产党以后才有的思想和事实；有些论文和讨论会中的发言，对这个问题强调得多了一些，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在通史里提到古代哲学家的时候，似乎也不缺乏类似情况。在古代哲学家的脑门上贴标签的现象，看来不在少数。例如某人写了一些或讲了一些有唯物观点的话，便被封之为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其实，要是细心阅读这个人的著作，唯心论的东西还有一大车哩，我们的历史家似乎便不大愿意管了。相反，有些被称为唯心主义的哲学家，虽然这些人在某些方面还有一点唯物味道，说过一些正确的话，我们的历史家因为标签已贴，便也不大提了。其实在漫长的封建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工业的不发达，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唯心哲学成为这个社会的统治思想是理所当然的事。同时，由于生活的实践，由于面对压迫者进行的斗争，某些人在思想意识中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东西，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唯心论者的思想体系中可能也会包含有某些唯物的观点，同样，某些朴素唯物主义者的论点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夹杂有不少唯心的观点，必须细心地、实事求是地去分析、研究。把两者都绝对化，特别是对某些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加以改铸，使之具有某些现代意识，看来同样是不符合于历史实际的。
综合以上各方面来研究、分析、评价历史人物，从具体出发，从历史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原则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精神，郑重严肃的科学态度，有关的各个学科分工协作地来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一一加以总结，这个学习任务，我想是可以很好地完成的。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二二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九六页。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一八九○年八月五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四八七页。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三三页。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四六、一一二页。
?同注三。
?马克思：《一八四八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第一七一页。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三七五页。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一三九页。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三○○页。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三八八——三八九页。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九十四页。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卷第一五○页。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七○一页。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五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