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邢：悼念石名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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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石名岗

作者：丁邢
来源：丁东小群




昨天，又一个噩耗传来。1月16日凌晨3点，石名岗先生在太原病逝，享年75岁。

   石名岗是山西翼城人，生于1948年，1968年毕业于山西轻工业学校，1983年毕业于太原机械职工大学，是从事锅炉技术工作的高级工程师，曾任太原锅炉集团设计处长、工艺处长。退休以后，倾力投身历史研究，因此和我发生了联系。

         14年前，李辅先生完成回忆录《所思所忆七十年》，约吴象和我作序。该书由溪流出版社付梓后，李辅先生又告诉我，他和一些朋友正在研究山西文革史，此书由石名岗执笔。不久，他给我发来书中有关张珉赵凤歧事件的章节，大约4万字，我感到具有独特的价值，于是向《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推荐。吴思马上答复，希望提炼一篇8000字的文章。我把此意转告李辅。很快，石名岗就完成《张赵反革命集团案始末》一文发我，经吴思安排，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7期发表。

    “张赵事件”我早就知道。张珉，1944年生，太原重型机械学院毕业，太原化肥厂机械员。赵凤岐，1945年生，太原化肥厂武装部副部长。一起的还有张耀明，1948年生，太原化肥厂青年突击队队长。罗建中，1950年生，太原化肥厂工人。还有太原变压器厂汽车队工人常理正、山西省水利厅副厅长李兆田、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平崇义、山西省运输公司工人魏润福等。他们在文革初都参加了群众组织红联站。红联站解散后，1970年代他们由议论时政而产生结社想法，秘密成立了一个以拥戴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反对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康生、陈永贵为宗旨的组织。1974年6月上旬，他们在太原召开了成立会议。张耀明写了13000字的《论现状》，作为政纲，主要观点是：

    一，党的九大以来，执行了一条违背马列主义基本观点，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极左路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目前现状的总根源。

    二，这条路线错误的提出以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的理论。我们的阶级斗争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抓阶级斗争，推动生产力发展等等大话皆属其例。

    三，这条路线对待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同一件事昨是而今非，今天肯定一切，不许别人说半个不字，明天否认一切，骂得一钱不值，好事也是别有用心所为。

    四，经济政策上的弊政，脱离开农民每天最迫切的肚子问题，去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说穿了是哄鬼。有意置人民死活而不顾，唯恐天下享太平。

    五，知识分子问题，我们是在消灭知识和科学的基地，完全压抑了知识分子发挥自己长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意用愚昧改造知识。

   不久，他们活动便被公安部门掌握了蛛丝马迹，惊动中央。江青批示：“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反革命集团”。1975年4月22日，张珉、赵凤歧、张耀明、罗建中等同时被捕，关进了太原柴村看守所。粉碎“四人帮”之后，张赵等人处境反而更加险恶，被列为山西清查的重点对象，受到牵连者达两千多人，被打成集团成员的有三百多人。1977年11月19日，由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决张珉、赵风歧、罗建中死刑，张耀明无期徒刑，另有多人判处有期徒刑。当时，省委书记指示该案件由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想在省内走完程序，判处张、赵死刑，立即执行。省高院负责人提出，这样重大的案件，应该由省高院一审，最高人民法院终审。案件送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全面审核。院长江华于1979年1月23日致电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把他们以现行反革命集团判罪是错误的，应该撤销原判，宣告张珉等十二人无罪。”胡耀邦直接过问了此案，他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平反材料上批示，要求在春节前释放张赵等人。英雄在鬼门关前得以生还。

   朋友徐晓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期间，牵连此案入狱，平反后重回北师大读书。朋友赵诚也曾牵涉张赵集团，幸免于难。想来真是惊心动魄。

         2014年10月，李辅先生又发给我石名岗执笔完成的《文革在山西》书稿，约60万字，命我作序。我在序言中说，“书写一省范围的文革史，本书虽非首创。但以丰富的史料把文革在一省的来龙去脉叙述得这样清楚的著作，尚不多见。中国的地方政治头绪相当复杂。从纵向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横向看，有山头与宗派、整人与挨整，造反与保守、军队与地方，台上与台下等错综复杂的矛盾。本书搜集了大量一手史料，正视各种矛盾，对复杂的头绪条分理折，提供了那个时代地方政治的一个珍贵样本。有些山西政坛上的前任高官，在风浪中曾随波逐流，以实用主义的政治伦理谋求利益最大化，然而，晚年却要利用官方修史的话语权，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受害者和抵制者。这也成为作者还原历史真相的动力。本书把这些高官当年的言行源源本本地摆出来，这比任何事后的化妆更有说服力。本书不单纯是石名岗先生执笔的个人专著，而是一个群体数年切磋心血结晶。在这个写作群体中，不少人在山西曾是风云人物，担任过群众组织的领袖，结合进某一级领导班子，后来在清理三种人中出局。他们对于胜败沉浮、悲欢离合，有非同常人的体验，铭心刻骨的感受。岁月无情催人老。他们最年轻的早过了花甲之年，还有的已年逾古稀。亲历者为这段历史作证，具有时间的紧迫感。这段历史的研究，对于学院派学者来说，难的是入乎其内。对于当事人来说，更大的挑战是出乎其外，跳出个人恩怨、荣辱得失看历史，超越派性局限，把当代史放到更广阔的视野中审视。”

   接着，我又把书稿转给何蜀，何蜀也写了一序，还请周伦佐撰写了长篇审读意见。此书分上下两卷，2014年由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此书流传后，石名岗引起关注，一些相关学术讨论会请他参加，孙怒涛邀请他做专题学术讲座。在巴黎召开的相关国际学术讨论会邀他出席，为避免麻烦，他没有参加。



石名岗（左二）与李辅（右二）等朋友合影

石名岗先生晚年倾力治史，纯粹是献身理想。两千多年前，晋国曾有良史董狐，现在，山西又出了石名岗，他们的史德可谓一脉相承。没有经费资助，出版十分困难，还要承担风险，石名岗为记录历史真相作出的非凡努力，值得尊敬。石名岗还撰写了《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总结》《山西文革史略》《酒肉朋友诸豪杰》等书稿，没有来得及问世，便患上癌症，又受到病魔致命一击，撒手人寰，令人叹惜。



石名岗（后排中）与朋友们

我和石名岗先生神交多年，只见过一面。大约五年前，我去太原，李辅先生邀我和石名岗等朋友一起餐叙，至今难忘。本想疫情过后，再赴太原与石名岗等人交流，不料想却收到了李辅先生用微信发来的挽联：

读书研史 洞明时世 批驳歪理邪说先行者
挥毫著书 记载真相 撰写文革山西执笔人

再也见不到石名岗先生了。痛哉！痛哉！


https://mp.weixin.qq.com/s/e0qm_Do843r41TLQ3DnD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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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头先生”二三事
——纪念老友石名岗

作者：不详

一

石名岗喜欢抬杠，他说在厂子里，没人能杠得过他，所以大伙封他为“杠头”。

我有点儿不服，说，你们厂子的人水平太低，有些事是不能抬杠的，比如太阳从
东边出来，你能抬什么杠？他摸摸光脑袋，太阳从哪边出来，要看你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在金星上，太阳就从西边出来。所以，在金星上的人只能唱“西方红，太
阳升，幸亏这里没有毛泽东”。

我说：“这话要在文革时说，你就没命了”。

他说：“还用等到那会儿，文革前十年，就咔嚓了。”他还用手在脖子上比划
了一下。

我说：“怎么也得等到反右吧？”

他扶扶眼镜，郑重其事地想了想：“等不到，就算混过土改，也混不过肃反。”
我大笑，拍拍他的肩膀：“老兄，快把你的‘杠头’收起来吧——你是47
年生人，山西47 年土改，你那时还不会说话呢。肃反是55 年，你那时才8 岁，
刚上小学一年级，文件上规定，学校的肃反不抓学生。”

“杠头先生”脸不红心不跳：“文件上说的就都能照办吗？土改文件上说，
要保护支持过共产党的开明士绅和进步人士，结果刘少白、牛友兰全被打死了。
这两位可是大名鼎鼎的爱国人士，他们的儿女，一个是三晋女杰刘亚雄，一个是
牺盟会领导牛荫冠，没有他们父亲的支持，他们能早早参加革命吗？”

我领教了“杠头先生”的抬杠法，不再跟他杠下去，“杠头先生”得意地摇
晃着那亮亮的秃脑袋，嘿嘿笑。

这个故事发生在五年前。那年，乐山开了一个地方文革史研讨会，他是与会
者之一。

二

当“杠头”是需要本钱的，要是不知道金星自转的方向与地球相反，“东方
红，太阳升”的杠就无从抬起。要是不了解土改政策，不知道晋绥土改逼交浮财
的乱斗乱杀，“杠头”也不能把杠抬到刘少白、牛友兰惨死在“搬石头”政策之
下。“杠头”博闻强记，他的光脑袋就像一个巨型计算机，存储量惊人。尤其是
马恩列斯、国际共运、中共党史、山西文革，从理论到掌故，他都能慢条斯理地
给你细细道来。你看他执笔的《文革在山西》，上下两大本，洋洋洒洒，逸兴遄
飞，经典作家的观点言论随手拈来，纵论主义，横议文革，上百万字，一气呵成。
那年冬，我去太原会朋友，先找到“杠头”，家里就他一个人。

“老伴去了女儿那儿。她在家，我就是被管制分子。她不在，我就解除了劳
教。”“杠头”指了指室内的乱象：“没人收拾。我是懒人，每天九点才睁眼，起
来后，先摆盘棋。”

“你跟谁下棋？”

“跟电脑下。这个棋友好，随叫随到，还不悔棋，不骂人。”

聊起了他的学历职业。他本来是学工艺美术的，后来考上太原机械职工大学
毕业，学的是机械制造，干的是锅炉，当上了高工。作为锅炉设计的顶尖专家，
整个山西，凡是要改造锅炉的厂子，都待他当作神仙似的请来请去。八九十年代
全国锅炉会议，他是座上宾。

我问：“你这个锅炉大师，怎么对国际共运马恩列斯那么感兴趣？”

他摸摸光头，又杠起来：“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条是怎么说的——‘领导
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
义’。”

“你什么时候读那些马列原著的？”

“这得感谢十年浩劫，国家不幸‘杠头’幸，乱哄哄的正好读书。”

问他写什么，他说什么也不写。不是不想写，是不让写。他家里的《文革在
山西》都被抄走了。“人家还挺当回事，有什么呀，都是五十前的陈糠烂谷子。
不过，这些人工作不到家。”他嘿然一笑，不往下说了。

其实他并不是什么也不写，此后，他在墙外发表了两篇大论文，一篇是谈“四
清”对山西的影响，一篇是总结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为了安全起见，他给自
己起了两个笔名，一个是成岗，一个是马理。

“杠头”的脑袋好使，腿不跟劲，脑梗后遗症，走路特慢。过马路，上台阶
还得扶着他。在乐山，是李辅扶他。他说，李先生有爱幼的传统美德，因为他比
李辅小五六岁。他请我吃饭，就得我扶着他。他说，这是尊老，因为他比我大四
五岁。我说吃山西刀削面吧，他说，刀削面只能算是中国特色，剔尖才是山西特
色。剔尖其实就是拨鱼儿。我在内蒙吃过。刀削面是一条一条的，得用筷子挑，
有嚼劲。剔尖是两头尖中间圆，像一条条小鱼，最好用勺，放到嘴里，还没等你
嚼，它就哧溜一下，溜进肚子里了。那顿饭，我们三个人花了六十八元。

后来，“杠头”领着我们见了几位朋友，又带我们转了晋祠。分手时，他送
了我两套《文革在山西》。看来，有司的查抄确实做得不细。

三

2022 年初我得了膀胱癌，手术之后化疗。化疗之后住院复查，一年住了四
次院。第三次住院的时候，他执意要划给我五百元。我说，我有公费医疗。钱退
回之后，他不甘心，又划过来，说我是穷人，你是不是嫌钱少？我没法，收下转
给了清华的朋友，跟他说，这笔钱就算你捐给罗先生做铜像吧——当时，我们正
在集资给罗征启塑铜像。后来，铜像没做起来，一是罗的女儿不同意，二是我的
想法跟清华朋友有分歧，我想做个四十公分的半身像，供私人收藏。清华朋友想
做个等高的，放在公共场所。石名岗的五百元至今还在一位朋友的账上趴着。

去年7 月，我到太原看他。他住在中北大学的女儿家，旧红砖楼，五楼，没
电梯。他发微信：“不好意思，没法下楼迎你。”他本在客厅的沙发上躺着，看我
们进门，挣扎着站起来。我请他坐下，他指指茶几上的碗：“半个月没吃东西了，
泡了半包方便面，吃不下去。”

我让他接着吃，他端起碗，小心翼翼地扒拉了一口，又放下了。

我问他得了什么病，他说：“就是腰疼，住院也没查出什么病，大概是开空
调睡觉把腰吹着了。”

我跟他说：“知道你腹笥丰赡，但是你们的《文革在山西》枝蔓横出，议论
太多，有的地方离题万里。拜托仁兄，把这两大本压缩成一本。搞一本山西文革
史如何？”

“杠头先生”居然没跟我抬杠，爽快地答应了。

上个月（22 年12 月）他发来了《山西文革史导言》，上万字。

四

石名岗的女儿石琼，开车领我们出中北大学。大学门口，我们停车告别，她
哭了，说她爸得的是骨髓癌，转成了白血病。家里瞒着他。我心一沉，说，你多
尽孝心，我回北京想办法。

回京后，打听到人民医院有治白血病的专家，劝石名岗来北京看病，住在我
家。他说，山大好，离家近。这时，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病情，正在医院做靶向
治疗，一周一次，得治半年。靶向一针一万八，医院以一万二优惠给他。我算了
一下，半年就得花小三十万。向几个一起开会的朋友募捐，朋友慷慨仗义，纷纷
解囊，把钱划给我，我划给石名岗。还有一位朋友，直接把上万元给他划去。

“杠头”又拿出抬杠精神，说他女儿走关系，靶向费用可以报百分之六十了。

他会把钱如数奉还。年前，我又给他划去两千，他果真拒收。而且还反攻倒算，
给我划过来五千，我也以牙还牙，给他退了回去。他不死心，说以后还是要还的。

印红标几次问我对北大国史研究中心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其心也诚，其情也
真。我本来不想说，想到大学老五届的研究文革史的艰难，还是给他列了几条。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吁请他们关心民间学者——搜集整理他们手中的资料，帮
他们出书。尽管我知道国史中心没有经费去资助石名岗，还是忍不住提到了石名
岗的病情。

五

噩耗传来，诸友同哀。周孜仁给我微信：“悲悼！虽然早有预感，但真成痛
事，仍难以接受。文革研究同道本已寂落，伤不起呀！宁不大恸？”

同道寂落，是不可逆转的现实。一位身染沉疴的老三届朋友告诉我：“你们
从事的是夕阳产业”。此言不虚。我在2006 年3 月北京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说过：
“文革研究断档，后继乏人……在最应该了解文革的人群（大学生、研究生）之
中，没有几个人知道文革。也就是说，未来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失
忆的一代’，而文革则会成为‘失传的学问’。”1 《中华学人文革研究论文集》
的编者前言里有这样一段话：


近十年来，文革研究出现了三种趋势：一是从通史转向专史；二是从官方转
向民间，三是从政治转向思想文化。专史是通史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官家的方志专史，多政治而少学术，重应景而轻长久。真正有学术价值的单位史
和地方史，在闾阎不在庙堂，在民间不在官府。这三个转向的关键在作者。

关于本书的作者，我归纳为“三多一少”。三多：一是亲历者多。40 后和50
后占了一大半，这些人都是文革的亲历者，多为当年的大学老五届和中学老三届。
二是老者多。百分之七十的作者年纪在古稀上下，他们均已退休。少数人吃低保，
大多数是养老金领取者。三是业余多。这些作者所学专业与史学无关，其中理工
出身者不在少数，……他们的专业离史学远得不能再远，他们投入文革研究，不
是教学的需要，不是领导的安排，而是出于兴趣和责任。他们不但挣不上钱，评
不了职称，还要做出各种牺牲——从贴钱费力，到失去安全感。

我所说的“一少”，指的是60、70 后少。在近五十位作者中，这一年龄段
的只有五人，比80 后少一半。尽管人在体制内，吃的是专业饭，但是，他们的
文革研究被限制，课程被取消，学术成果无处发表。有关研究只能在下面悄悄进
行，专业也成了业余。

这“三多一少”意味着，这本书的大部分文章都出自亲历者、老而退休者和
业余者之手。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
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
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乐山同仁，或亡或病，最年轻者，亦近六旬。庾信《哀江南赋》开篇：“日
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石名岗先生
是亲历者中的“大树”，是研究者中的“将军”，是埋头苦干的“壮士”，今日舍
我而去，宁不悲夫！



1 郝建编《2006 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全记录》，美国，溪流出版社，2006 年，页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