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冯定文字一组 1964-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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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冯定式的个人主义

张启勋

中国青年 1964年24期

关键词：个人主义 资产阶级 人生观


近来，在报刊上看到许多同志对冯定同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这对我有很大的教育和启发。最近我又重读了这本书，就更加觉得冯定同志的错误，正如许多文章所指出的，决不是某些提法不妥，或是某些观点不对，而是系统地散布了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冯定同志为什么会有这一系列错误的思想观点呢？他的核心问题，他的根本立场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是我们在进一步批判冯定同志的错误思想观点时，需要研究和讨论清楚的。只有把冯定同志那些错误观点的根子抓出来，我们才不会被书中一些表面的革命词句所迷惑，而能够剥开他的漂亮的伪装，看到他的错误思想的实质和灵魂。并且，也只有抓住冯定同志错误思想的实质和灵魂来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才能既驳倒冯定同志，又能使我们青年真正受到教育。这里，我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供大家讨论。

我觉得，以个人主义的自我为中心，以个人幸福为半径，在这个圈子里求生存和发展，这是冯定同志的人生观，也是他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中谈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全书共三章十六节，中心思想就是反复宣扬：“人为万物之灵”，“生出来就得活下去”，“活下去就得干”，而活着就是为了过“吃的好，穿的美”的“幸福”生活。因此，虽然冯定同志在书里也讲实践、讲群众观点、讲民主精神、科学精神、自我批评等等，但他在谈这一切问题的时候，都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完全不是从革命出发，而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从唯我主义出发。比如，他讲“实践”，强调“踏实工作”，是为了个人有“‘出人头地的成就”；他讲“民主精神”，是为了个人“能够搞好上下左右的关系”；他讲“自我批评”，是为了个人能“追逐客观的发展”。总之，说来说去，无非是个人怎样在革命事业中求发展，这就是《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的灵魂和核心。它像一条黑线，贯穿在全书各章各节之中。

下面，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冯定同志在这本书里究竟是怎样用伪装的革命词句，来散布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的。

首先，怎样看待人生的目的，这是培养共产主义人生观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一个革命者的人生目的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通过我们自己的劳动和斗争，为实现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奋斗。因此，要谈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就必须谈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只有这样，我们青年才能自觉地投入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为推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不断前进而奋斗终生。然而冯定同志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中，虽然也说了些“共产主义人生观应该确立”等字眼，但这不过是虚晃一刀，他对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伟大理想，青年应该怎样为这个伟大理想而奋斗等重要问题，却没有作任何具体阐述。他在书中谈到共产主义时，或者只是抽象地谈几句什么“从今以后，整个人类迟早必将大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或者以“今天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谁都多少有些知道的”，“空想将来社会的细节琐目……是完全无益的”为借口，而从不具体阐述青年为什么应该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道理。在冯定同志看来，共产主义迟早都会到来，青年用不着多想，多想就是“空想”，“是完全无益的”。而他认为对青年来说，所谓有益的，不是“空想”的，就是他在书中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宣扬的个人如何“活下去”，个人如何过“幸福”生活。冯定同志的这些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但是，要实现这个伟大理想，需要经过长期的、艰巨的斗争，这一点并不是任何人都知道的。有些青年人根本还没有明确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理想。因此，在谈共产主义人生观时，必须向青年谈共产主义理想，说明革命青年的生活目的，不应该是为了追求个人吃穿的“幸福”生活，而应该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了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而斗争。为了共产主义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们可以而且应该牺牲一己的利益，在必要时，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不关心广大劳动人民的幸福，孜孜追求个人的幸福，是可耻的。如果像冯定同志那样，不谈论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却津津乐道地谈论个人如何“活下去”，如何过“吃的好、穿的美”的“幸福”生活，其结果必然使我们年青一代变成一群追求个人吃喝玩乐、苟且偷安、贫生怕死的庸人。这样的人，他们能够舍弃个人暂时的眼前的一点利益，而全心全意去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吗？这样的人，能够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去和敌人进行不屈的斗争，以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吗？很明显，依靠这样的青年，党所领导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就会完全落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就会永远不可能建设好，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永远不可能实现。按照冯定同志说的路子走下去，我们的国家就会改变颜色，社会主义就会变质，结果只能是亡党、亡国、亡头。

第二，怎样对待个人主义名利思想，这是培养共产主义人生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革命者的根本立场问题。要真正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就要坚决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进行斗争，以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去指导和检查自己一切的思想行动，克服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

冯定同志在《共产主义人生观》这本书中，虽然表面上也批判了青年中的一些个人主义思想，然而，就在他“批判”个人主义的同时，却又在字里行间散布个人名利思想，引诱青年去追求个人名利。他反复宣扬“人为万物之灵”，“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是极可珍惜的”，不能“没头没脑、无声无息来做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告诉青年，你既然是人，就不能无声无息，没没无闻。那怎么办呢？冯定同志知道明目张胆地号召青年去追求名利是不行的，于是就采取了比较隐蔽的手法对青年说，只要不把追求学位学衔当作“进军的唯一目的”，而当作“进军的结果”是可以的。其实，“目的”和“结果”还不是一回事吗？不仅如此，冯定同志还惟恐青年不懂得如何去追求名利。于是他又进一步宣扬“人生首先就是要实干”，“名气”“是倚靠平时以至终生的钻研和苦修苦炼，才得来的”等等。这就是对青年说，一切都是空想，是假的，只有“实干”、“苦修苦炼”才是真的。个人奋斗吧！这样你就可以一鸣惊人，名扬中外。到那时，一切都有了，你也就可以过“幸福”生活了。冯定同志宣扬这些，不正是要引导青年去为个人的“名气”和“‘出人头地的成就”而奋斗吗？我们认为一个革命者应当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虚度一生，但其目的决不是像冯定同志所宣扬的那样，为了个人有声有息，而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更好地为本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只要是对人民有利，即使是无声无息当一辈子无名英雄，也是很有价值的；只有从这一点出发的踏实苦干、“苦修苦炼”的革命精神，才是可贵的。至于像冯定同志所说的那种为个人的“幸福”而“实干”、“苦修苦炼”的个人奋斗精神，是对人民不利的，是我们所反对的。按照冯定同志的思想指导去做，只能把青年引向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泥坑而不能自拔。这是我们断然不能同意的。

第三，怎样对待同志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党教导我们，同志之间应该团结友爱，互相尊重，互相关怀。但是，我们的团结必须建筑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对于同志中违反原则的事情，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可是，冯定同志在《共产主义人生观》里，是怎样讲的呢？他谈到同志间的关系问题时，反复强调的是“搞好关系”、“求同存异”、“耐心和忍气”、“采取各不相同的语气和说法”。他完全不谈同志之间相处，首先应该是坚持革命原则。在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上，是决不能“求同存异”的。否则，就是牺牲革命原则，混淆是非界限。同志间开展批评，当然应注意方式方法，但首先还是要坚持原则，分清是非，决不能强调方式方法，而不讲原则。冯定同志为什么这样强调同志之间“搞好关系”而取消革命原则和思想斗争呢？他在解释“民主精神”时有一段话：“经常记得个人以外还有别人，而且个人没有了千千万万的别人也就不能生活了”。这真是不打自招。原来搞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后还是为了“个人”能够“生活”。一切个人主义者都是最害怕革命原则和思想斗争的，他们只能靠取消思想斗争、搞庸俗的私人关系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冯定同志也是这样。我们青年如果按照他说的去做，决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只能成为旧社会的对人一团和气的“老好人”，或者成为左右逢源、园滑世故的资产阶级庸人；而我们的革命队伍也不会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只能成为和旧社会一样的维持私人关系的“俱乐部”罢了。

第四，怎样对待家庭问题，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在家庭生活里，有着阶级烙印，存在着“兴无灭资”的斗争。因此一个革命者在处理家庭问题时，要坚持革命原则。冯定同志在《共产主义人生观》里，在谈到家庭问题时，不用阶级分析，不讲革命原则，却大谈其抽象的、超阶级的“感情”；要青年去“祈求”“夫妻父母儿女亲爱和睦”的“幸福”生活。认为夫妻间“就是思想发生了分歧，那么只要对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有的不妨求同存异，有的不妨互相规劝，这样自能携手并肩而共同前进”。这里，冯定同志在家庭问题上的是非界限，就只限于“对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一致”，也就是说，只要不反对社会主义就可以了。可是，对一个革命者来说，除了政治上的敌我界限以外，还有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界限。如果照冯定同志的说法，只要政治上的一致就可以了，那么对家庭里有资产阶级思想（比如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损人利己）的人，也可以“求同存异”，“携手并肩而共同前进”了。这还有什么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呢？在家庭里，彼此“思想发生了分歧”，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发生了分歧，能够“求同存异”吗？不能。既然思想上有了分歧，即有了矛盾，就必然有斗争，结果一定会转化。不是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战胜无产阶级思想，彼此“求同存异”是不可能也是不应该的。否则，就是替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家庭里找到一个防空洞，其结果只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害。

在这本书里，冯定同志还几次谈到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如“我为什么出生在这样的时代，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等等。冯定同志在回答这些青年的问题时，不是遵循着革命原则和党的政策，告诉这些青年应该面对现实，从政治思想上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正视家庭给自己带来的影响，积极地改造自己，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只是叫这些青年要“实干而不空想”，认为“苦苦思索”上面的问题“是对做人完全无益的”。这实际上是告诉那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你们用不着思索自己是靠劳动人民血汗长大的，用不着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也用不着进行自我改造，走革命化的道路，只需“个人奋斗”就可以“做人”了。这难道不是和党对这些青年的教导唱反调吗？

以上所谈的几个问题，是关系到青年如何处理个人和革命、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同志、个人和家庭等关系的问题，这是我们青年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处理得正确与否，关系到一个人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如果我们青年人对这些问题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去正确处理，就可以逐步树立起共产主义人生观。但是冯定同志在谈到这些问题时，却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怎么能引导青年走革命化的道路呢？

目前，我们青年正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从各方面促进自己的革命化。在我们青年革命化的道路上，存在着很多的障碍，其中重要的一个障碍，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解放以来，经过党领导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学习，我们青年对于那种猖狂的、明目张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容易识别的；可是，有一种个人主义不易使人识别，它用革命的词句包装起来，打扮成集体主义的样子，但骨子里却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为了个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这就是冯定式的个人主义，即一种隐蔽的、精制的个人主义，千方百计寻找合法存在的个人主义。我们决不可小看这种冯定式的个人主义给青年的影响。事实上《共产主义人生观》这本书，已经使很多青年受到毒害。不是有的青年读了这本书，受了“立志要争取某些学位、学衔是必要的，是值得嘉勉的”这一错误观点影响，产生了“既为人民服务，又为个人出名成家而努力”的思想，结果“被拖进了个人主义的深渊”，影响了学习和进步吗？（见《中国青年》第二十二期《我是怎样受了冯定同志的思想毒害的》一文）不是也有的青年在看了这本书以后，也照冯定同志所说的去做，对人只讲“尊重”、“耐心和忍气”，不敢坚持革命原则，结果成了一个好坏不分、园滑世故的“乖孩”吗？（见《中国青年报》十月二十四日《冯定的‘关系学实在害人》一文）此外，冯定同志宣扬的“不照顾一己的利益”是行不通的利己主义观点，个人“实干”精神，等等，对一些青年也起了很坏的影响。因此，抓住冯定式的个人主义给以彻底批判，这是当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通过这一批判，不仅可以清除冯定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观点对青年的毒害，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青年学会识别形形色色的所谓“合法的”个人主义，学会如何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

（注：本文所有引文，未注明出处的，皆见《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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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
1964-08 张启勋

中国青年 1964年20期

关键词：帝国主义 矛盾 同志
《红旗》杂志编者按：

张启勋同志给本刊的一封来信，对冯定同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初版，一九五七年六月第二版，一九五八年八月第七次印刷，前后共印八十六万多册）的一些重要观点，提出了原则性的批评，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据编者所知，在冯定同志所著的另外两本书中，即《平凡的真理》（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十月初版，一九五九年九月第二版，一九六○年一月第十次印刷，前后共印三十九万多册）、《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月初版，一九六○年五月第二版，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第三版，前后共印四十万册），同样存在着张启勋同志来信中所批评的这类观点和其他还需要批评的观点，我们希望读者和作者一起对此进行研究和讨论。

一、张启勋同志给《红旗》杂志的来信

编辑同志：

上个月我向《中国青年》投了一份稿，这篇稿子主要是对冯定同志所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的内容有不同意见。今天他们把原稿退还给我说：“您的来稿经我们研究，觉得在本刊上不适合用”。我想，现在我们都在大学毛泽东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我在读过冯定同志那本书之后，觉得其中许多地方所写的论点，与我们的革命思想相违背，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本书在青年中流传很广，如果对书中的那些不妥当的观点不加批判，是会害人的。因此，我愿意把他们退给我的原稿，向贵刊投寄，请《红旗》编辑部同志研究，并且希望你们能组织大家对这本书进行讨论，以便澄清问题，提高认识。在此以前，我曾把我的这些观点向许多同志提出，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都来参加讨论。他们之中，大多数同志同意我的观点，也有个别同志不完全同意，但都说该书中的许多提法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就这本书组织一次讨论，对正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同志，对我们当前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是有好处的。我也很希望能得到《红旗》编辑部的指正和帮助，因为我的学习很差，对毛泽东思想领会得不是那么深，对一些问题的批判也难免有不妥之处，尽管如此，我愿本着学习的态度，提出这个问题。

当然，我不知道这份稿子适合不适合贵刊，如果对贵刊不适合的话，请你们也将原件退还给我，最好能加批语，以便指旨导我今后读书。

张启勋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二、张启同志对《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的批评

编辑同志：

在无意之中，从一个同志的书架上发现冯定同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由于我对通俗的政治理论书很感兴趣，所以一口气把这本书读了一遍。读后觉得书中有些地方的写法不太合适，有些观点很值得商榷。因此，愿意提出来与冯定同志和其他青年同志们一起讨论，弄清是非，特别是书中那些具有原则性问题的观点，必须加以澄清。

《共产主义人生观》这本书，于一九五六年出版，一九五七年再版。在再版的时候，作者做了一些补充和修改，但基本思想没有改变。冯定同志在《再版添话》中说：“拿再版和初版相比，书中的基本思想和轮廓、结构等，实在并无多大的差异。”我所谈的，多数问题是根据该书一九五八年第七次印刷本，个别问题也参考了该书一九五六年的初版本。

现就下列一些问题发表我个人的意见：

第一，在书中第五节《人为万物之灵》的第六段中有这么几句话：“是的，不仅在地球上，而且在其他的什么星球里，也可能甚至也一定会有人类的；不过这个假说至今尚未证实，而证实了是否能够借星际交通工具来往也还是问题。但是就是证实了，也丝毫没有减少‘人为万物之灵这句话的意义；就是能够借星际交通工具来往了，那么我们就得和新发现的人类友爱地、亲切地进行和平的竞赛；虽然从我们来说，这样的竞赛还仅只是理想中的事，而今天最迫切的事是在大家要尽一切力量来争取地球上各不相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竞赛，好让亿万的人民来比长比短以至最后决定取舍”*。

作者在谈论人生观和世界观问题时，竟然认为今天人类“最迫切的事是在大家要尽一切力量来争取地球上各不相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竞赛”，其目的是“好让亿万的人民来比长比短以至最后决定取舍”。这种提法，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观点的，也不能把它算作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内容之一。什么是今天世界上最迫切的事情呢？我认为，只有更好地、更快地解决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即更好地、更快地解决让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才是今天世界上最迫切的事情。这些矛盾又应该怎样去解决呢？《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我认为，只有坚决实行这条总路线，才能解决当前世界各种矛盾，而不能采用什么“让亿万的人民来比长比短以至最后决定取舍”的办法来解决这些矛盾。因此，世界人民，首先是共产党人，应该把一切力量放在如何正确地、迅速地组织广泛的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上面，而不应该放在“争取地球上各不相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竞赛”上。这样的世界观，这样去认识世界，才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观点。

现在，赫鲁晓夫集团正在大肆宣扬“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修正主义路线，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认为只要他们搞这种“三和”，天下就可“太平”，万事就可大吉了，而冯定同志的这个主张，恰好同赫鲁晓夫唱一个调子，显然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十分荒唐的。我们知道，肯尼迪曾向苏联《消息报》主编阿朱别依宣布过：美帝国主义愿意给社会主义国家二十年的和平时间，条件是不许苏联干涉东欧国家的“自由化”，不许苏联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试问，美帝国主义这样凶恶猖狂，亿万的人民怎么能在这种条件下去比长比短呢？如果不坚决同美帝国主义作斗争，又怎么能够决定取舍呢？再说，现今世界社会制度的长和短，早已经非常清楚地摆在亿万人民面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上出现了与帝国主义障营相对峙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就更加壮大了这个阵营。从那时起，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在不断地增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日益地深入人心，使广大人民清楚地看到新生的力量必将战胜腐朽的力量。因此，对广大人民来说，比长比短的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最后决定取舍的问题，只有经过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才能解决。

第二，在第七节《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有规律》的第六段中，作者这样认为：“……在有些国家，如像在我国已经经历过了来的，只要工人阶级能够担负起领导革命的责任，那么革命就是仍以民族解放为主，革命就是仍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而革命的胜利也就可以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和平发展了。”

这种举例完全不符合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都很清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八年英勇抗日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后，接着就投入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这是因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发动了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企图窃取抗日胜利果实。为了消灭蒋介石，我们进行了三年的解放战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消灭了蒋介石的数百万军队，解放了整个的中国大陆，并于同年十月一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这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显然，不经过二十多年的革命武装斗争，不彻底地粉碎压在人民头上的官僚机构和罩阀机构，不建立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的人民共和国，要在中国实现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是根本不可能的。冯定同志在这节里谈到中国革命转变这样重大问题的时候，根本不提革命的武装斗争，根本不提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根本不提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是抽象地认为，有了革命的胜利，就可以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发展，这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歪曲。而且还要谈到，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也是充满着复杂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决不像冯定同志所说的那样是和平发展的。

第三，在一九五六年初版第七节《群众是主》（再版时改为第八节，标题是《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中的后半部分，作者在阐述个人、领袖与群众的关系时，看来他是拥护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报告的。书中这样写着：“如果群众自愿崇拜个人，听信这个人的话，以至知道了社会的不断前进归根到底还是靠大家的智慧和力量，于是不仅积极行动起来，而且不能不从个人崇拜，转而不再个人崇拜”。作者这种认识和推论，是与列宁教导我们的关于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相违背的。从总的意思看，作者所说的“不能不从个人崇拜，转而不再个人崇拜”的实质是，把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把群众对领袖的爱戴，像赫鲁晓夫那样，说成都是个人崇拜。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广大的劳动人民根据自身的经历和体会而发自内心地来拥护和听信自己政党的领袖，是因为这个领袖能够想到群众所想的事，说群众要说的话，能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因此，人民群众拥护他、热爱他、听信他的话，是很自然的；同时，也会对有这样一个好党好领袖而感到骄傲。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阶级觉悟越是提高，群众对这个领袖也就会越拥护，越热爱，越听信他的话，怎么能够说群众能从拥护这个人，转而不再拥护了呢？

接着，作者又继续说：“个人崇拜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终究被揭露和开始被克服，归根到底还是群众在起作用”。作者在说这句话时究竟把自己放在什么样一个位置上呢？这句话在苏联《真理报》上刊登的赫鲁晓夫发言或演说中常常提到。赫鲁晓夫这样说，是对斯大林同志的攻击，对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诬蔑。他这种“揭露”和“克服”，是别有用心的。正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所说的：“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粗暴地干涉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政，强行改变别的兄弟党的领导，以便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别的兄弟党。”因此，我不能不怀疑冯定同志同赫鲁晓夫唱一个调子，目的究竟是什么？

可能是冯定同志觉得像上面那样宣传赫鲁晓夫的思想，过于露骨了，在一九五七年再版的时候，改变了一种写法。他说什么决不能“夸大个人作用”，“不应将领袖‘神化”，“如果将领袖‘神化，认为领袖当做个人是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认为倚靠领袖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就可知道一切和创造一切，那么对伟大艰巨的社会主义事业同样是有危害的。”领袖的作用“总是有一定的份量和一定的范围的；而且不管份量多重和范围多大，只要离开了群众，就会‘寸步难移，和‘一筹莫展的；如果还要‘一意孤行，那末结果不是经常碰壁，便是永远垮台。”“夸大个人作用的最大危害，就是在于使广大的群众不知不觉忘记了自己的力量，阻止了群众的觉悟，抑制了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因而也容易使领袖或少数的重要政治人物犯错误，引致严重的不良后果；至于养成风气，使青年们都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而说话做事只会‘随风转舵的人反而得钻空子，好像还是小事。”

只要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写法虽然改变了，但是“基本思想”正如作者在《再版添话》中所说的“实在并无多大的差异”。而且应该说，他反对所谓“个人迷信”的观点，是更加系统、更加恶毒了。

第四，在第九节《成事在人》中，作者在谈到解决世界矛盾时说：“现在，从全世界范围来说，就是要解决旧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新的社会主义制度间的矛盾，而我们是力求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而不用战争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的。”

冯定同志对解决世界矛盾的这种提法，应该说是背离了革命立场的。今天，从世界范围来说，解决这个根本矛盾的方法，不是我们愿意用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的问题，究竟采用哪一种方法，这要看客观形势的发展来决定。我们说，我们坚信资本主义制度一定要被推翻的，一定要灭亡的。但是，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要用战争去解决这个世界矛盾。关于这一点，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红旗》杂志编辑部写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就清楚了。在这篇文章中说：“必须知道，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它的社会性质来说，它们不需要、不可能、不应当、也不允许对外实行扩张主义。”又说：“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它的社会制度性质，同情和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会用发动对外战争的办法，来代替别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各国人民的解放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这是从马克思以来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包括执政的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论点。这个论点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所说的“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论点。既然这样，冯定同志要我们“力求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而不用战争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无的放矢了。

至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既然资产阶级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无产阶级，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剥削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就一定要起来革命的。怎么样革命呢？冯定同志为他们规定了一条力求用和平的办法来革命的道路，冯定同志的“和平的办法”的内容都包括些什么，我现在还不了解。但是，我非常清楚地知道现代修正主义者天天在叫喊用“和平过渡”的办法来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并且把这种“和平过渡”吹捧成“拯救”世界人民的至高无尚的法宝。现代修正主义的老爷们这种自己不革命也不让别人起来革命的理论，正在遭到所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的人民的坚决反对。在今天的世界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灭亡的阶段——就是吃人的野兽。毛泽东同志说：“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今天世界上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在对待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这个野兽时，就应当像武松那样，而不可能另有他样。

作者在本节谈到对待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时说：“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国家里人民的关系和对于帝国主义国家里统治阶级的关系，又是不同的”。这一点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作者接着又说：“在对于帝国主义国家里统治阶级的关系中，对于当权的和对于在野的，又是不同的；在对于帝国主义国家里当权的统治阶级关系中，对于比较稳健的和对于一味冒险的又是不同的。”冯定同志把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垄断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集团、各个派别之间的矛盾，平列起来，不加原则的区别，显然是错误的。拿美国来说，在美国，不管他是当权的也好，在野的也好，统统都是狼，它们之间的矛盾，怎么能够同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相提并论呢？按照一些人的期望，这两种狼都不要争权夺势，让给人民掌政最好，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事。再看一下，当权和在野之间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当权者不想下台，想继续统治人民，在野者很想上台，想统治人民。不管他们两家，那一个上台，对美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都是同样的受压迫、受剥削。当然，对于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集团、各个派别的矛盾，是应当看到的，是应当利用的，但是，从根本上说来，他们同人民之间的关系，是敌对的，是不能调和的。肯尼迪上台也好，约翰逊上台也好，还不都是“一丘之貉”吗？尽管他们人换来换去，但万变不离其宗，都属于一个统治阶级。对所谓“稳健”的也好，“一味冒险”的也好，统统那是如此。所谓稳健的，只不过是更奸诈更狡猾罢了。因此，我们在对待美帝国主义统治阶级中的任何一个争夺统治人民权力的狼，从根本上说来，应当是一个原则、一种态度——坚决反对。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会滑到修正主义的轨道上去。请看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是早就在叫喊说美帝国主义者中间也有“头脑消醒分子”吗？他们说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之流也有爱好“和平”之意，说他们也在为“和平”而“操心”，也有“明智”的表现。面对这些事实，我们除了积极揭露和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以外，不能有什么其他态度。如果有的话，

那是骗人的，是麻痹世界人民革命意志的，是现代修正主义观点。

第五，在第十一节《群众观点》中说：“共产主义并不否认一已的利益，也不否认个性；而是说，只要阶级消灭了，那么一己的利益和大众的利益，就会互相接近而一致起来的。”

我认为这种提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有原则性错误的。怎么能够说只有阶级消灭了，才能使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统一起来呢？人们要问：现在在中国的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难道个人的利益和国家整体的利益只有对立没有一致吗？在我们国家里，无产阶级己经获得了解放并掌握了政权，广大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也都随之翻了身。所以，广大的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劳动人民都拥护代表自己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政党和政府。从根本上来说，个人利益和国家整体的利益是一致的。例如，现在党和政府为了使我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大国，变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制定的各项政策和措施，都代表了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因此，我国广大人民对党和政府的号召，都是一呼百应地响应，并积极投人各项建设运动。至于个人爱好和个性的问题，那是永远也不会完全一致的，就是阶级消灭了，也还是不能一致的，因为后者的一致和前者的一致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性质的东西。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是有矛盾的，这就要求大家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把个人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如果有人一定要本末倒置，那么他必将受到人民大众的批评以至于唾弃。

作者在阐述个人利益和大众利益发生矛盾时举例说：“比如董存瑞和黄继光，正因舍弃了一己的生命不仅可以挽救许多同志的生命，战役的胜利和革命的胜利不仅可以挽救更多的同胞的生命，而且还为新生、后代建立永久和平幸福的生活，于是就出现‘视死如归而使人可歌可泣的业绩来了。自然，董存瑞和黄继光，在一瞬间是不可能将一己的利益和大众的利益进行详细的比较、考虑和选择的，而可能只是一种正义的冲动”。

我看作者对我们的英雄先烈们的评价也太主观片面了。怎么能够说我们的共产主义战士和英雄，在为党为祖国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立功的时候，没有去很好地考虑这种行动是为了党为了祖国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呢？怎么能够错语地认为“可能只是一种正义的冲动”呢？如果说他们在这种伟大动人的场合上只凭感情和冲动办事，这不是对我们英雄的诬蔑吗？我们当过兵的同志以及今天尚活着的董存瑞式的黄继光式的英雄们，是不会同意这种对英雄的诽谤的。我们认为，董存瑞也好，黄继光也好，杨连弟也好，邱少云也好，罗盛教也好，他们在准备为祖国牺牲的时候，是经过了比较和考虑才做出选择的，因而他们在祖国需要的时刻，毅然决然地完成了党和祖国人民交给他们的光荣任务。我们的这些英雄是有远大理想的，有高贵的共产主义品德的，有正确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的。他们的牺牲，决不只是凭一时的冲动。这是为了国家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一切的光辉榜样。如果作者不相信这点，请你去问一下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还活着的黄继光式的英雄吧。在写到这里时，由于深受先烈的英雄事迹所感动而不能不再高呼：烈士永垂不朽！

以上就是我读了《共产主义人生观》这本书后提出的个人意见。由于时间关系，只看了一两遍，所以对问题的理解可能也有片面或根本不对头的地方。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大胆地提出来与作者商榷，也希望其他青年同志们对上述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最后望来信指导。

致以革命的敬礼！

张启勋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本文引文中的着重点是张启勋同志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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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冯定同志的《人生漫谈》
1964-08 张风波 刘路 王义近

中国青年 1964年21期

关键词：人性论 阶级 社会性

最近展开的对冯定同志几本书的批评，的确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它反映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和群众阶级觉悟的进一步提高。我们也愿意本着学习的精神参加这次讨论，以便通过讨论提高自己的认识。

冯定同志的错误观点，在他的许多书中，不是个别的，而是一贯的。如果说他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平凡的真理》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等书是前几年写的，那么最近出的《人生漫谈》一书，就证明了冯定同志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中所坚持的错误思想到现在也并没有改变。所不同的只是：冯定同志感到像《共产主义人生观》里那样赤裸裸地宣传资产阶级人生观，是太露骨了，因此，《人生漫谈》在写法上比《共产主义人生观》更加隐蔽。不过人们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不难看出，《人生漫谈》仍然是一本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大量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坏书。这里，我们仅就贯串全书的两个基本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

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还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在阶级社会里，如何看待人的本性，从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一直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①这是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论。另一种观点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它主张：人与人之间都有共同的人性，人与人之间应该同情和友爱，而不应该对立和斗争；这是几百年来资产阶级一贯用以麻痹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的一种骗术。在这个问题上，冯定同志恰恰正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而坚持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

冯定同志的人性论是他谈人生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在他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平凡的真理》等书中是如此，在《人生漫谈》这本书中也是如此。

冯定同志在《人生漫谈》的第一节“初谈”中说：“有关人生问题的谈法，不外两种：一种是将个人和社会、阶级分离开来，而且谈得比较抽象；一种是将个人和社会、阶级结合起来，而且谈得比较具体。”他自我标榜是“将个人和社会、阶级结合起来”谈人生问题的。这段话是对读者的一个极大的欺骗，他虽然自我标榜是“将个人和社会、阶级结合起来”谈人生问题的，而实际上贩卖的仍然是人性论的货色。就在这一节里，他抬出“社会性”来顶替阶级性。他说，在阶级社会里，人“既具有社会性，又具有阶级性。”“社会性和阶级性，是有密切关系的。从逻辑观点来说，不承认人有阶级性，还不是同时也就否认了人有社会性；但是不承认人有社会性，可正是同时也就否认了人有阶级性。”这样，在他看来，在阶级的社会里，人除了阶级性以外，还有共同的社会性，这个“社会性”在他看来是更为根本的，阶级性只是其中一个部分。那么他的这个离开了阶级性的共同的社会性，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冯定同志为了论证这一点，于是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举出事例来加以说明。他说：“人的物质生活是社会性的，这从人离开了社会就无法生存，就可说明。”他举出西方小说里写的飘流孤岛的鲁滨逊和我国封建时代的隐士为例，说明这种人如果离开了社会生产品的供给就无法生活，所以人人都离不开社会，人人都有这种社会性。他又说：“人的精神生活是社会性的，这从人离开了社会就有孤独感，就可说明。”他紧接着还解释说，就是不离开社会，这种“孤独感”、“共鸣”和“同情”等心理状态，也是人人都有的。他并举出中外小说的例子：俄国沙俄时代小说中的马车夫死了独生子，因为没有人可以谈话，就“源源本本向马诉说”。《祝福》中祥林嫂的儿子被狼吃了，于是逢人便说，一直到人家都能背下来而感到厌烦还是说。他说：“这种求人共鸣或同情的心境，正是从反面表示了人是不甘孤独的。”所有这些，难道不是清楚地表明冯定同志无非是要我们相信，不管什么阶级的人，他们都是有共同的“社会性”的吗？这种所谓共同的社会性，不就是所谓共同的人性又是什么呢？这一点正是他《人生漫谈》的理论基础。

现在让我们来进一步看看冯定同志所标榜的“社会性”到底是什么货色。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一切人都是作为一定阶级的人而存在的，人的社会本性是由人的阶级地位决定的，由于人的阶级地位各不相同，人们的社会本性也就不同，所以，在阶级社会里，人的阶级性就是人的社会性。根本不存在离开阶级性的社会性。离开了人的阶级性，就无法辨别人的社会本质。在阶级社会里，由于人们的阶级地位不同，无论在心理、感情、思想、意识、观点等方面都是各不相同的。他们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切事物，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要求，都是按照本阶级的利益来对待和处理这些事物的。刘少奇同志说：“一定集团的人们，长期站在一定的阶级地位，即站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地位，以一定的方式，长期的生产着、生活着与斗争着，即产生他们的特殊生活样式、特殊的利益、特殊的要求、特殊的心理、思想、习惯、观点和气派，及其对其他集团人们与各种事物的特殊关系等等，而与其他集团的人们不同，或者相反。这就形成了人们特殊的性格、特殊的阶级性。”刘少奇同志还说：“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一切思想、言论、行动，一切社会制度，一切学说，都贯串着阶级性。贯串着各种不同阶级的特殊利益与要求。我们从人们各种不同的要求、学说及思想、言论、行动中，即可看出他们不同的阶级性。”②可见，在阶级社会里，谁要是企图寻找什么除开阶级性之外的社会性，谁就必然成为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者。而冯定同志所说的“社会性”，正好就是这样抽象的、脱离开阶级的、共同的人性。

冯定同志首先以人类从来就过的是“群居”生活来说明在阶级社会里人们有共同的“社会性”，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用“群居”证明人人有共同的“社会性”就是从抽象的“人类”出发，把“群”看成是一个一个人的集合体，而不管他们之间是个什么关系。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荀子所说的“群”就是这个意思。而冯定同志却认为荀子所说的这个“群”“正好就是社会的意思”。这正好反映了冯定同志的抽象的人性论观点。

社会的人绝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人的集合，而总以一定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阶级社会总是以一定的阶级关系为基础的。如果把阶级社会看成抽象的“群居”，就必然否定了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大家都是“人类”，大家都要群居，“不管是平等的也好、或者是不平等的也好，总得发生密切的关系”，那就正像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的人性论时所说的：“彼此相爱吧，大家不分性别和等级都来互相亲嘴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恩格斯指出，这种错误是和费尔巴哈只看到“自然和人”，但是“自然和人”依然只是空洞的名词，不能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有关。恩格斯指出，要把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从这些人的历史的行动上去研究这些人。”③他的这些话，今天对于我们如何观察人仍然有极深的教益，所谓从历史行动上，也就是从人的社会实践中特别要从阶级斗争中来研究人，才能了解间题的本质。否则就要堕入人性论的陷阱。

冯定同志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来证明人有共同的“社会性”时，认为人人都有物质生活的共同需要，也就是说，人人都要吃喝穿住，需要有社会生产品的供应，因此无论是谁，离开了社会就无法生存。这里，他只是看到了人人都要消费的一面，只是看到了现象。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消费，怎样消费，为什么能够这样消费？在吃喝穿住的背后，归根结底是要受着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制约的。在阶级社会，哪个阶级掌握着生产资料，那个阶级就能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哪个阶级不掌握生产资料，那个阶级就必然受人剥削。吃喝穿住的物质生活也就有着显明的阶级分野。资产阶级掌握着生产资料，就能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就能够大吃大喝、任意挥霍。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只能出卖劳动力，他们就连最起码的物质生活也难维持，只能忍饥挨饿，过着非人的生活。我们从冯定同志所举的外国的鲁滨逊和我国“隐士”的例子也能说明这个问题。为什么鲁滨逊能够在荒岛上发财致富？为什么隐士能够受人供养？这里，答案是清楚的，鲁滨逊不掌握生产工具，不剥削和奴役他的仆人礼拜五，就不仅发不了财，也活不下去；隐居的人没有土地，不能剥削农民，也就无法受人供养。这里，冯定同志所说的共同的“社会性”不见了。如果要说他们的社会性，那么他们的社会性恰恰就是他们的阶级性。

冯定同志证明人的精神生活也有共同的“社会性”的根据也是站不住脚的。什么共同的“孤独感”、“共鸣”、“同情”，是根本不存在的。在阶级社会里，无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具有阶级性。人的精神生活的阶级性正是阶级性的物质生活的反映。

资产阶级当资本主义社会崩溃的时候，自然会有孤独末日之感。无产阶级革命者，当他们的亲人和战友为革命牺牲而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感到悲痛，但是他们更感到他们是和整个阶级、整个人民站在一起的，他们的朋友遍天下。无产阶级是不会有孤独之感的。孤独感只能是剥削阶级的没落情绪的反映。至于“共鸣”和“同情”，各阶级也是完全不同的。工人在解放前所受的苦难和解放后的欢欣，在资本家中就找不出同情和共鸣者。即以冯定同志所举的事情为例也是如此。马车夫是得不到沙俄贵族的同情的。祥林嫂祈求同情的结果又怎样呢？还不是被自己的主人，鲁四老爷赶了出来，沦为乞丐，而终于被折磨死了吗？冯定同志用带有残酷剥削的血泪事实，来证明人人都有精神生活的共同需要，都有这种“社会性”，请问这是什么立场？

冯定同志这种用“社会性”掩盖人的阶级性的观点贯串全文各个章节，其中谈感情那一节更为露骨。

他认为感情是从苦乐而来：“凡对生活有益的东西，能使人舒适、愉快的，就会喜悦、快乐而产生爱的感情；凡对生活有害的东西，能使人痛楚、困苦的，就会恼怒、哀伤而产生憎的感情。这些都是浅显而明白的。”我们要间：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对无产阶级有益的东西，资产阶级也能产生爱的感情吗？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④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爱，阶级的恨。感情是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并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它总是带有强烈的阶级性的，感情是检查立场的一个尺度。冯定同志为什么偏要抽象地来谈爱憎感情呢？冯定同志还说：“人对父母，特别对母亲，通常总是最有深厚的感情的；这和父母子女间存在着自然的、生理的纽带，大有关系。但是不仅这样。子女对父母的感情，主要是幼儿时代和儿童时代的生活，完全是和父母分不开的。子女吃母亲的奶，从父母那里取得吃的、穿的、用的；父母抱其身，亲其嘴，逗其笑乐，陪其玩耍，带其走路，教其说话，处处注意，时时关心；于是日积月累，感情的深厚就难以形容了。”请看，这幅无阶级差别的天伦之爱、人类之爱的描画，多么具体。只要稍具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谁不知道这种“天伦之爱”也是盖上阶级烙印的。看过《千万不要忘记》的人就了解，姚母对于女儿、女婿是一种爱，丁海宽对于儿子、儿媳也是一种爱，但二者却有着何等鲜明的阶级差别。所以在阶级社会里，父母对子女，不同阶级总是有不同的爱的，不包含任何阶级内容的所谓抽象的爱，只能是人性论者的梦呓和说教。

当然，冯定同志在《人生漫谈》中也不是绝口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字眼的，但是要知道，提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回事，用不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分析问题又是一回事。冯定同志既然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就不可能同意无产阶级的阶级论。阶级论和人性谕二者如同水火之不能相容，根本不可能和平共居。宣扬人性论，而不同时排斥阶级论是不可能的。要么阶级论，要么人性论，二者必居其一；兼容并包的结果，只能是阶级论的退位，人性论的泛滥；那些阶级论的内容就成了蒙在人性论上的迷雾；冯定同志就是在这种迷雾的掩盖下，使人性论成为全书的指导思想的。

二、是教育青年树立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还是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处世哲学？

马克思主义者谈人生问题，一定要谈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因为这是每个革命者终身奋斗的伟大目标，也是我们处理人生一切问题的指导原则。刘少奇同志说：“共产主义事业是我们的终身事业。我们终身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这个事业，而不是为了别的。”⑤这是因为我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劳动积极性和自觉性的社会，是具有极大丰富的社会产品的社会，是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的社会。总之，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最理想的一种社会制度。一个人有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他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就有了远大的政治目标，他就能够积极地投入革命斗争，自觉地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正确地处理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反之，一个人放弃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他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就丧失了革命的灵魂，他在革命斗争的风浪里就会迷失方向，他就会变成只知关心个人私利的鼠目寸光的庸人。

但是，冯定同志在《人生漫谈》这本书里虽然谈

了关于实践、劳动、工作、学习、生活等等一共十六个题目，而其中却没有一个是谈共产主义理想的。最后他又概括全书提出十条意见，从这里也找不出共产主义理想的字眼来。因此，读了这本书，根本学不到如何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道理，而看到的只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一套处世哲学。

首先，我们看看他是怎样谈工作的。人为什么要工作呢？他认为人生下来要活下去就得工作，因为“人的特点，既然在于有手和脑子，那么就得用脑子进行思索，用手进行工作。反过来说，人如果正当年轻力壮，只知吃穿和生儿育女，好像旧社会里脑满肠肥的寄生虫似的，不会做工作，不想做工作，有了工作也是勉强从事，敷衍塞责，那么就枉为人了。”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大家都是靠社会供养的；因而反过去，每人也都得工作，也都得对社会有所贡献。”“谁只要好好劳动，谁就会不愁吃、不愁穿”。他的这些话的中心意思就是：一个人生下来为了活下去就得好好劳动、工作；因为社会养活了个人，个人就要对社会作出贡献。归根到底工作、劳动，一切都是为了个人活下去。这里根本不讲社会主义社会工作的性质和远大目标，把我们为了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所从事的英勇豪迈的劳动，歪曲和降低到像动物适应环境一样，只是为了求得生存和温饱，不得不对社会尽点义务，否则就得不到社会供应。这种以个人活命为中心来看人生的错误观点，对冯定同志来说，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里，冯定同志也是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来谈论人生问题的，他说人“生出来就得活下去”，“要活下去就得干”，要干就得“一面在干一面又能思索人生问题”，就得“自觉地在实干”。生下来就得活，要活就得干，这就是冯定同志讲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全部公式。在这里，最要紧的是“活”，它是整个公式的中心。因为冯定同志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人的为人是至可宝贵的了”，所以必须使它更“好”地“活下去”。因此，不论在《人生漫谈》还是《共产主义人生观》里，虽然也有几句“建设欣会主义”之类的话，那是无关紧要的。根本问题在于从什么观点出发，是用什么理想来引导青年。是从我要活命出发，还是从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出发，这两种根本对立的出发点，体现着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非常清楚，冯定同志谈人生意义的出发点，就是个人活命，丝毫没有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劳动、工作的气息。

我们说解放了的新中国的亿万工人农民和革命青年，他们之所以能够忘我地劳动，勤奋地工作，决不是只因为他们的吃穿是“靠集体供养的”，不得不“对社会有所贡献”，更不是因为人比动物多长了“手和脑子”。而是因为他们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觉悟。只有伟大的目的才能产生伟大的力量。对于真正的革命者说来，他们所以努力工作，是因为他们懂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作，同在旧社会里工作是根本不同的。在旧社会里，劳动人民受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剥削，被迫为地主资本家干活。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广大劳动人民却是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也是为了支援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劳动。因此，他们就乐于把整个身心都献出来。有一位老工人说得好：如果你劳动就是为了挣钱吃饭，你就会觉得今天这么干，明天还是这么干，枯燥无味，可是，如果你的思想走出家门，围着全国，围着地球转起来，那你就会越干越有意思，越干越带劲。我们知道雷锋同志，就表现出了这种伟大的共产主义的风格。他在短短的一生中，经历过几种不同的工作岗位，但是，他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他在农业战线上，是治水模范和优秀拖拉机手。党调他到工业战线，他又连续三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十八次被评为标兵，五次被评为红旗手。党分配他到部队，又被评为五好战士、节豹标兵。是什么力量使雷锋有那么大的革命干劲和革命钻劲？力量就在于他时刻想念着“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穷人没有得到解放。”在于他懂得“我们吃饭是为了活着，可活着不是为了吃饭。我活着是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而斗争。”如果人们都按照冯定同志的思想去对待工作，能会有象雷锋同志那样大的革命干劲吗？

其次，我们看冯定同志是怎样谈学习的。冯定同志在这里也批评“只专红”，“劝导”青年要“又红又专”。可是他在谈红专问题时，也不能摆脱他的个人主义目的。他说：“想专，是好的；但不红，是有害的，甚至是危险的。”这里说的红的目的不还是从对个人有利出发吗？

我们党提出又红又专的方针，是从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出发的。要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如果没有精通各项专门业务的专家是不行的。但是，我们国家所需要的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家，而是革命化的红色专家，就是既具有无产阶级立场、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又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我们要求青年又红又专的目的，也就是为了使他们能够成为党所要求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他们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才能更好地掌握文化科学技术。反之，如果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拒绝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自己，不但不能很好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即使有了专门知识和技能，也常常不能给人民做出有益的事情，甚至对社会主义起着消极阻碍的作用。因此我们党教育青年又红又专，完全不是像冯定同志所说的只是为了对个人无害，如果按照冯定同志所指的方向走去，我们还能够培养出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吗？

最后，我们看冯定同志是怎样谈生活的。他说，“人的生活，首先是吃和穿。……人们总是希望吃得好些，穿得好些，希望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只要不是浪费，不是大吃大喝，不是炫艳夸丽，因而徒然耗费了人力、物力，那么这种愿望是完全正当的。”这里冯定同志又是从人的本能出发，不谈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引导青年追求个人物质上的享受。

当然，无产阶级也希望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但是，我们和冯定同志的分歧是，一个革命者的生活首先是为了吃穿，还是首先是为了革命事业。冯定同志认为“人的生活，首先就是吃和穿”。这种观点是极端错误的，对于具有无产阶级人生观的革命者来说，我们生活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彻底消灭阶级剥削，实现共产主义，使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过幸福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在任何时候都是把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放在第一位，而不是首先追求个人吃得好，穿得好。就是我国人民的生活都很好了，我们也不能忘记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

与此相反，一切剥削阶级的人生哲学，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活着就是为了自己。他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剥削和压榨劳动人民的办法，满足自己吃喝玩乐的欲望。今天冯定同志也宣传人活着，首先是吃和穿，这种腐朽的人生哲学，只能引诱青年去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从思想上瓦解青年的革命斗志。

总之，冯定同志在《人生漫谈》中，不仅始终贯串着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观点，使青年模糊阶级界限，放弃阶级斗争的武器，而且系统地宣传了一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处世哲学，引诱青年追逐眼前的个人主义的利益，抛开远大的共产主义的理想。

冯定同志在《人生漫谈》的序言里面，煞有介事地表白自己说：“我在写《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时候，是注意了不要落入个人主义的罗网或圈套的。”这真是笑话。《共产主义人生观》本身，就是冯定同志苦心编织的一个个人主义的罗网或圈套，它还怎么再落入个人主义的罗网或圈套呢？

冯定同志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散布资产阶级人生观，根本问题是因为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他所写的东西就是他自己的世界观的写照，想摆脱它也是不可能的。正如毛主席说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⑥

所以，冯定同志的《人生漫谈》一书，和他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样，也是一栋毒草。我们必须对这本书进行彻底的批判。

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②《人的阶级性》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中《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本文引《人生漫谈》中的着重点是引者所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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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揭穿冯定同志的“合法”的个人主义
1964-08 山向阳

中国青年 1964年22期

关键词：集体利益 个人利益 个人主义

冯定同志以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为名，写了不少书和文章，吸引了许多正在走上革命道路、要求进步的青年。然而，照着他的指点去做，在实际生活中就会使人步入迷途。因为冯定同志总是在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高谈阔论中，把读者带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坑。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向读者揭穿冯定同志是怎样用各种漂亮的词句来宣扬个人主义的秘密的。

冯定同志也曾以《个人主义的反动性及其危害》、《不容个人主义负隅顽抗》、《又红又专的关键是克服个人主义》等为题，写文章批判个人主义。批判个人主义的人，难道会同时又宣扬个人主义吗？这似乎是很难令人理解的。不过，只要把这个矛盾放到阶级斗争的形势中来考察，就不难理解了。在当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中，个人主义处处遭到革命舆论的谴责，再要按过去那种嚣张的、露骨的个人主义行事，已经十分困难。在这种形势下，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们，必然会有人站出来对个人主义进行重新加工。冯定同志正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在“赞同”反对个人主义的幌子下，提出了一系列错误观点，其目的是要争取个人主义“合法化”。

一切从个人出发

冯定同志在《平凡的真理》中表达他的世界观是从“人”开始的。他认为人的根本要求就是“为了生活”、为了“保持和延续生命”。他说：“人，不管想多少问题，说多少话，做多少事，首先必须生活；而且一般说来，想的说的做的结果，最后也直接间接都是为了生活。”又说：“人和其他高等动物一样，为了保持和延续生命，必须争取和迎合有利的事物，拒绝和避开不利的事物”。这就是说，“为了生活”，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一切，这是每一个人所固有的本性，是天经地义的事。这里，冯定同志故意抹煞人的阶级的区别，抽象地超阶级地说人的生活问题，说对人的生活有利不利问题，其结果必然是使人们脱离了阶级的利益，去追求个人的利益，从而堕入个人主义的泥坑。

马克思主义不是从抽象的概念来看人，而是从阶级的观点来看人，因而认为个人主义不是一切人的本性，而是一切剥削阶级的本性。对于被剥削的无产阶级来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进行革命、共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如果只为了追求一己的利益，而各自苟且偷生，这是最违反无产阶级的利益的。冯定同志分析一切问题不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而是从资产阶级观点出发，把个人主义看成是人之常情。他说：“总而言之，在现在的世界上，个人主义的思想是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沾染些的”（《平凡的真理》）。这正是用资产阶级的眼光来看别人，把自己所意识到的、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推荐给一切人。

冯定同志既然认为个人主义是人之常情，那么在任何时代的任何人，个人主义都是难免的了。可是冯定同志在有的文章中又批判所谓“个人主义难免论”，这不是很奇怪吗？这正是冯定同志宣扬的“合法”的个人主义秘密：他把对个人主义“难免论”的“批判”，变成了对它的进一步论证。冯定同志认为，个人主义只能说在旧社会是难免的，因为“在旧社会里，就是不想做‘人上人，而是，‘安分守己做个普通的人，也得首先照顾个人，才能生活”；“不管有个人主义也好，没有个人主义也好，如果只知‘为人，不知‘为己，那么首先就无法生活。”（《不容个人主义负隅顽抗》）可见，他还是认为个人主义的产生是由于每个人要生活，而不是由于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就不再“为了生活”了吗？当然不是。冯定同志认为：“在新社会里，只要照顾集体，不去考虑个人，个人的生活也是在不断向上的……所以个人主义就逐渐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根源。”（同上）个人生活的种种要求得到满足，才“不去考虑个人”，这是消除了个人主义呢？还是实现了个人主义呢？从“为了生活”引出个人主义是难免的，又从生活“不断向上”引出个人主义不是难免的，这里暴露了冯定同志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满足了个人主义就无所谓个人主义了。所以克服个人主义的药方就是不断满足个人欲望。这就是冯定同志在批判“个人主义难免论”的同时，又为争取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合法化”创造了新的理论根据。

根据冯定同志的理论，个人主义者可以向社会主义提出不断提高生活的要求；如果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他们就有理由对社会主义提出责难。如果能使个人主义者感到满足，社会主义不就要变质了吗？事实上，个人主义是根本无法满足的。不断满足个人欲望，不是消灭个人主义，而是鼓励个人主义。

冯定同志既然并不要求消灭个人主义，那么他是怎么“反对”个人主义的呢？请看冯定同志所谓的“批判”：“有个人公开说：‘我在课堂上是马克思，课堂下是牛克思，回到家里是法西斯。这样的投机，将来老婆孩子也会揭露他的，这是危险的。这种人因为经常要盘算如何不使投机被戮穿，所以精神状态永远是很苦的，机是投不长的，越长越危险”（《又红又专的关键是克服个人主义》）。这是什么批判？冯定同志一不揭露这种投机分子的阶级实质，二不批判这些投机行为的反动性和对革命事业的危害，而只是劝说这种人放弃露骨的投机做法，因为这种露骨的投机，对投机分子本人是很“危险”的，“老婆孩子也会揭露”的，经常盘算怎样不被戮穿，“精神状态永远是很苦的”，最后，“机是投不长的”。显然，这不是批判个人主义，而是站在同情个人主义的立场，为个人主义者出谋划策，以便更好地保存个人主义。冯定同志说：“今天，谁还想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取得个人的某些特权，那么轻则就会招致上千上万张大字报的严厉批评，重则就会因违法乱纪而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所以他提醒别人：“谁还想用老办法来讨便宜，谁都是要落空的。”（《又红又专的关键是克服个人主义》）冯定同志在危险不危险、正当不正当、落空不落空这样一些问题上大做文章，实际上是想保留一种更安稳、更隐蔽、更实惠的个人主义，这是“冯定式”的个人主义比别人更“聪明”的地方。

用集体主义外衣精致装饰起来的个人主义

冯定同志的个人主义是经过一番精制，加上了装饰的。它的重要装饰，就是穿上集体主义的外衣，在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掩盖下，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之实，甚至把集体主义曲解成是为个人主义服务的。这是冯定同志争取个人主义合法化的一个巧妙手法。

冯定同志说：“集体利益，也总是在构成集体的个人利益上表现出来的。离开了个人生活、个人利益，集体生活、集体利益就是抽象的了。为把社会主义集体搞好，也就是为了把每个具体的个人的生活都搞好。”（《又红又专的关键是克服个人主义》）在冯定同志看来，集体或集体利益是抽象的，只有个人的存在和个人利益才是具体的；不是个人利益在阶级的整体利益中才能得到保证，而是集体利益必须归结、分解为个人利益，才有意义。所以，个人利益是集体和个人之间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个人利益才是最高的原则。用这种观点改造过的“集体主义”，它的根本思想，当然就不是人人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人人应该在集体中追求利己的目的，并使集体为个人服务。这种集体主义，向一切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开了大门。他告诉那些“受过帝国主义教养”“什么都是从个人主义出发”而不肯改造的人，应该看到：“在集体主义中个人发展的真正可能性”（《平凡的真理》）。他又劝那些抱有个人主义世界观的人，应该“从集体主义中求舒服，不要从个人主义中求舒服”（《关于两种世界观问题》）。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个人又必须用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个人的目的呢？冯定同志看出资产阶级的老办法“从个人到个人”已经行不通了，只有通过集体这个桥梁，才能达到个人主义的目的。“个人——集体——个人”，这就是他的公式。比如，他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乐观”一节里，就不是着重从共产主义必然要胜利来谈乐观精神，而是着重从个人可以得到成功来谈乐观，这就把共产主义当成个人达到一己利益、获得个人成功的手段。他说：“共产主义是必然要来的社会，所以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而能和广大人民共同尽心努力的人，比起为了倒退的、反动的社会而在挣扎的人，谁会成功和谁会失败简直是无须比较的”；“前者好像是‘顺水行舟，……成功的方向是肯定的；……成功的道路又是没有穷尽的”。个人主义眼中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好像赛马场上值得押注的一匹好马，它能给投机者带来有保证的赢利。顺共产主义之水，尽心努力行个人主义之舟，这就是冯定同志所谓“做人”方法的真谛。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早就提出过：“我们为别人的服务，将变成为我们自己的服务”（霍布斯）。这就是说，为别人服务，归根到底，是因为它能变成为自己服务。冯定同志所宣扬的正是这种思想。所以，冯定同志所谓的集体主义，戳穿了说，不过是以个人为中心，对集体的利用而已。

冯定同志的这些观点，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相反的。那么，他的错误何在呢？

冯定同志的错误，首先在于他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抽象谈论所谓在社会主义集体中一切人的个人利益的满足。因为我们所讲的集体，是指阶级的集体，在无产阶级的集体中决不能满足资产阶级个人利益的需要。冯定同志宣扬的个人利益，如“出人头地”、“学位学衔”、资产阶级庸人的享乐生活等，恰恰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个人利益。他甚至要求社会主义给那些不肯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提供“个人发展的真正可能性”。我们能不能满足这种个人利益呢？不能，绝对不能。不反对和取消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个人利益，任其泛滥，就必然要使社会主义事业受到损害，使社会主义发生和平演变，使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受到破坏。

其次，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上，冯定同志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出发，完全颠倒了无产阶级的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一般地否认个人利益，我们所否认的只是剥削阶级和个人主义者追求的所谓个人利益，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从来都是充分关心和照顾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人民的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是根本一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社会，像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给劳动人民带来真正的利益。党和毛主席，无时无刻不在关心人民的利益，殷切地培养我们的青年健康地成长。一人困难，万人相助，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伟大风尚。但是，冯定同志想要在肯定个人利益的名义下，来否认集体利益，来否认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根本原则，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

在无产阶级和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群众看来，只有阶级的集体的利益，才是最根本的。因为，如果没有阶级的解放，个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是这样，如果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没有集体的公共事业的发展，哪里会有什么个人利益！所以很明显，只有革命的集体的利益，才是千百万劳动人民个人利益的根本前提和保证。从这种阶级斗争的现实得出来的结论，就必然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因此，每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就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集体利益、革命利益、他人利益为第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与此相反的冯定同志的观点，离开了集体利益第一而空谈什么个人利益的具体性，甚至企图用个人利益来取消、代替集体利益的存在，是完全违背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违背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

极力推销“合理”的个人主义

为了争取个人主义“合法化”，冯定同志还用所谓“合理的”、“正当的”等等迷人的词藻，甚至打着革命的口号，来掩盖肮脏的个人主义。而这也正是冯定的个人主义的特点。这里只就其几个主要方面作一些剖析。

第一，在人的正当生活的名义下，宣扬个人生活第一。冯定同志在《人生漫谈》中谈到《生活》这个问题时，开头就说：“人的生活，首先是吃和穿。”为什么呢？他下面接着说：“因为没吃没穿，无气无力，种田也好，做工也好，打球也好，写文做诗也好，什么事都干不成了。”这里，冯定同志就以“吃和穿”这种人们正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东西为理由，得出了“人的生活，首先是吃和穿”的结论。这是冯定同志的一个圈套。如果你认为人的生活首先不是吃和穿，他就会说你是反对人们的正常生活的需要；如果你承认人的生活首先是吃和穿，把个人生活放在首位，那么就必然把革命、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放在次要地位。这样冯定同志就为那些把个人生活放在第一位的个人主义者，提供了“合法的”理论根据。

把吃穿放在个人生活的首位，这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者的本性，而不是无产阶级和革命者的本性。我们并不是反对吃和穿。问题在于：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怎样去对待生活？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呢，还是吃穿第一、个人生活第一？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就是衡量人们在对待生活问题上是革命者还是个人主义者的标准。冯定同志正是站在个人主义立场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他在《人生漫谈》中谈到《革命》和《党》这两个问题时，闭口不谈革命者应当从革命出发，从党的事业出发，而不应当从个人出发，从生活享受出发；相反，他却歪曲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目的，说什么“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本来只是为了生活”。在冯定同志笔下，共产主义理想不见了、为人民服务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为了生活”而生活。这样，冯定同志就完全揭下了自己的“正当的”、“合理的”伪装，露出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本质。

第二，在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招牌下，散布个人名利思想。他说：“我们决不拿名誉和地位当做奋斗的目标，而认为这仅只是奋斗的结果。”“正当的名誉和地位，对社会主义的事业来说，今天仍是有积极作用的。”（《又红又专的关键是克服个人主义》）又说，“青年在向科学进军中，有的立志要争取某些学位、学衔是必要的，是值得嘉勉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看，多么“合理”和“正当”啊！第一，我不是把个人“名誉地位”当做“奋斗的目标”，而仅仅是当做“奋斗的结果”；第二，我追求“名誉地位”、争取“学位学衔”，还对社会主义有“积极作用”，对科学有所“贡献”。这有什么不“合理”呢？这就是冯定同志为使名誉地位“合法化”所作的辩解。

所谓把个人“名誉地位”（诸如学位、学衔、名气等等）当做“奋斗的结果”，而不是当做“奋斗的目标”就是“正当的”说法，不过是玩弄概念游戏来蒙骗群众，根本没有改变问题的本质。问题很明显，只要为个人的“名誉地位”而“奋斗”，那么，不论把它当做“目标”，还是当做“结果”，实际上都一样：“目标”是未实现的“结果”，“结果”是实现了的“目标”。而所谓名誉地位是“奋斗的结果”，也就是说，经过“苦修苦炼”的“奋斗”以后，“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得到了学识，就有理由得到名誉地位。这就把向科学进军变成了向人民讨价还价的资本。这与露骨的名利思想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所谓正当的名誉地位对社会主义有积极作用，更完全是骗人的把戏。在我们看来，任何追求个人名誉地位的行为，都是不正当的，都是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相容的，都不可能对社会主义有积极作用。提出这种理论，实质上是挂着对社会主义有“积极作用”的招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保留和达到个人名利地位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

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同为个人的“名誉地位”而奋斗，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的根本对立的表现，两者是针锋相对不可调和的。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彻底克服个人名利思想；要为个人名利地位奋斗，就不可能真正为人民服务，这是一清二楚的。然而，冯定同志却要人们相信：把两者结合起来，“合二而一”，既可以对社会主义有积极作用，又可以实现个人的“正当的名誉地位”。这完全是企图混淆问题的本质，蒙骗人们的视听，争取个人主义“合法化”。

冯定同志的这种论调，完全为走只专不红道路的人提供理论武器。有些青年学生提出指导自己的“总路线”是“三过”（即政治上过得去，业务上过得硬，生活上过得好）。这种“三过”思想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只专不红道路的具体表现。他们要通过业务上“过得硬”，来达到生活上“过得好”，而在政治上，只要求涂上一层薄薄的“过得去”的保护色就可以了。然而，在过渡时期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过得去”的“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在这场斗争中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一边，就是站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一边。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也就不可能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样，所谓“业务上过得硬”，就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只专不红”，所谓“生活上过得好”，也只能是资产阶级追求个人享乐思想的反映。这种“只专不红”和资产阶级享乐思想，都是为社会主义所不容许的。如果不和这种思想作斗争，相反，还作为奋斗目标来追求，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在“政治上过得去”呢？

可见，冯定同志散布的所谓为“正当”的“名誉地位”而奋斗，对社会主义有“积极作用”的论调，不过是一个幌子，在这个幌子下却干着发展个人主义的勾当。

第三，在“实干”“苦修苦炼”的口号下，鼓吹个人奋斗的思想。在《共产主义人生现》中，冯定同志一而再、再而三地宣扬要自觉做人“首先就是要实干”。他说：“人，能够为了生活而实干——这里说的实干，并不是指欺诈掠夺，为非作恶，而是指勤勤恳恳靠自己的劳动在养活自己——本来就是好的。”只要不是用卑鄙的手段，而是踏踏实实地干，以至“终生的钻研和苦修苦炼”所得来的，就是“正当的”、“合理的”。

在这里，冯定同志划分正当与不正当的标准是：违不违反国家的法纪。违反的是不正当的，不违反的就是“正当的”、“合理的”。那么，这样一来，个人主义只要不发展到违反国家法纪的地步，一概都是“合理”的、“正当”的了。这是极其荒唐的。

实干，好不好呢？这不能抽象地回答。不能抽掉它的阶级内容，来判断它是正当还是不正当、是好还是坏。在阶级社会里，一个人的学习、工作和劳动总

带有一定的目的，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因此，如果是为革命和建设、为无产阶级事业而实干，当然是好的，是完全应该的，也是作为革命者起码的要求；但如果只是为个人生活好、为出人头地而实干，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必须坚决反对的。

那么，冯定同志的“实干”，到底是什么货色呢？是为革命呢，还是为个人呢？还是让冯定同志自己来回答吧。他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中，到处充满着这样的论调，“为了生活而实干”“养活自己”是好的；决不能“随随便便甚至没头没脑、无声无息来做人”；只有踏实工作，才能有“出人头地”的成就；只有“终生的钻研和苦修苦炼”，才能成为有“名气”的科学家、艺术家，如此等等。因此，冯定同志的“实干”，完全是从个人出发，而不是从革命出发；在他的辞典里，“实干”就是“个人奋斗”的代名词。冯定的“实干”论，完全适应于那些名义上打着“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工作的幌子，而骨子里却为个人的名利地位而奋斗的人的需要。

由此可见，在人的正当生活名义下，宣扬个人享乐至上的思想；在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招牌下，散布个人“名誉地位”思想；在“为了生活而实干”的口号下，鼓吹个人奋斗的思想；这是冯定同志的“合理”个人主义的主要特点。在今天，冯定同志为什么“反对”露骨的个人主义，而宣扬“合理”的个人主义呢？“这只是因为社会上有这么大的压力在批评个人主义，所以只好把它缩小而装在小盒子里”（《又红又专的关键是克服个人主义》）。这句话是冯定同志批评别人的，实际上正是道出了冯定同志自己内心的秘密。

冯定同志所宣扬的个人主义由于它披着“合法”的外衣，因此，它比之公开的露骨的个人主义更具有欺骗性和危险性，更容易使一些阶级斗争经验不足的青年上当。因此，彻底揭露和批判冯定同志的“合法”的个人主义的错误思想，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课题，也是有关青年革命化的一个极其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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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冯定同志的矛盾和谐论
1964-08 侯书田

中国青年 1964年21期

关键词：斗争 毛主席 矛盾


最近，我看了冯定同志的《平凡的真理》这本书。因为我们正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把冯定同志所讲的和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一对照，感到《平凡的真理》讲的根本不是什么真理，而是歪理邪理。别的暂且不说，就以冯定同志对世界和矛盾斗争的看法来说，他的观点便很不对头。

冯定同志在谈到真理和规律的时候，他有这样一段话：“世界，其实不管其现象是多么繁杂纷纭而不可究诘，但从其整个的全部的来说，总究不仅是永恒的，而且还是和谐的。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和谐呢？这是因为世界总归是由物质统一起来的，而物质的运动又是有规律的。”（一九五九年版，第208页）又说：“整个的全部的物质世界是在运动的物质或者物质的运动中统一起来的；永远表现为矛盾的谐和”（324页）。这显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更不能当作真理和规律。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什么是物质运动的规律呢？物质运动根本的规律，是对立统一的规律。这就是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包含着互相联系、互相斗争的两个方面，矛盾的斗争决定着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矛盾是普遍的，它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如果没有矛盾，世界就不存在了。有矛盾就有斗争，怎么能说世界是和谐的呢！因此，冯定同志认为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就说世界是和谐的，这是极大的错误。和冯定同志所说的恰恰相反，世界是充满矛盾斗争的。

事实不是很清楚吗？现在的世界上，有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有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垄断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在我们国家里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就以我们南宅大队来说，有的地主富农分子在春耕生产的时候偷豆种，使生产队的粮食减了产。这是被打倒了的地主富农同贫农、下中农的矛盾。我们大队的干部差不多都有自行车，可是，有人却主张买一辆公用自行车大家骑。这是勤俭办社同铺张浪费两种思想的矛盾。还有的人在分配的问题上，总想集体少留点，个人多分点。这是个人和集体之间、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等等。我们看，大至全世界，小至一个村，存在着这样许许多多的矛盾，还能说世界是和谐的吗！

当然，我们并不害怕矛盾。矛盾是客观存在，怕也没有用。我们只有正视矛盾，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积极推动矛盾斗争的展开，使事物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冯定同志宣扬世界是和谐的，正是透露了他害怕矛盾的怯懦心情。如果按照冯定同志的观点把世界看成是和谐的，其结果只能使人看不到矛盾，不能去分析和揭露矛盾，不能有效地解决矛盾，这就麻痹了人民的革命斗志，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

也许有人会说，冯定同志在《平凡的真理》一书中，并没有否认矛盾和斗争。是的，冯定同志在《平凡的真理》中有一章是专门讲矛盾和斗争的。但是，他是怎样讲的呢？他说：

“矛盾的双方两面并非机械对立起来而在斗争的，而是在斗争中又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比如人和人间，就是立场和观点基本相同的，也不免常要讨认，甚至会有争论，这也正是因有差别而求一致的斗争；在斗争中，这人的意见影响了那人或者渗透在那人的意见中，那人的意见影响了这人或渗透在这人的意见中，于是最后就出现了最为明确的最为完整的集体的意见了。”（第291页）

这些话是根本错误的。

任何矛盾，不管是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还是立场观点基本相同的非对抗性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都要经过斗争。斗争的结果，一个吃掉另一个，一方克服另一方，使矛盾得到解决。只是矛盾的性质不同，斗争的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对于敌人，我们是用专政的办法来进行斗争。譬如，我们村有一个富农，诬蔑我们高举三面红旗，兴修水利，发展集体经济是“胡来”，并说，总有一天要消灭领头胡来的干部。对于这个反动家伙，我们和他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发动群众来管制他，打掉了他的反动气焰。至于立场观点基本相同的人中间，也会产生不正确的思想。这时，我们主要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教育，使他克服不正确的思想。譬如，我们大队有一个回乡知识青年，劳动工作都很积极。他是业余初中班的教员。有一天，他提出大队对他当教员的补贴工分太少了，要求另加。我们经过研究，觉得他的要求不合理。结合他的家史，对他进行了教育，让他知道他爷爷过去是抗日战争时的武装队长，为了保护干部，在被捕后，宁死不屈，被敌人活活烧死；并引导他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最后，他提高了觉悟，认识到革命先辈为革命不要家、不要命、不要钱，现在党培养自己有了知识，不能反过来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花点业余时间算得了什么！他终于克服了自己的错误思想。

可见，不论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或个人思想上的矛盾，都要经过一方克服另一方的斗争过程，才能解决。这根本不是什么互相渗透的结果。即使立场观点基本相同的人之间，一方的意见基本是正确的，但也有错误的部分；另一方的意见有错误，也还有合理的部分，也是要用正确的去克服错误的部分，才能求得一致。否则，这个人的意见就无法渗透在那个人的意见中，那个人的意见也无法渗透在这个人的意见中，这样也就无法最后出现“最为明确的最为完整的集体的意显了”。试问，前边说的那个回乡知识青年，如果他不是提高了觉悟，克服自己想多要工分的思想，那么，经过什么样的“渗透”，我们才能取得一致呢？

可是，冯定同志不讲斗争，而提出了相互渗透的新说法。这种说法，其实就是现在报刊上批判的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求同存异”论。这是矛盾调和论，不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革命的辩证法。用这种理论来指导行动，是极其有害的。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我们村有一个地主，经常拉一些人到他家喝酒。这明明是敌人的手段，是一种阶级斗争。可是，有人却说：“事从两来，莫怪一人”，有人愿请，有人愿去，提不到阶级斗争。我们看，照这么一说，既然一方愿请，一方愿去，彼此就互相渗透，取得一致，矛盾就调和了，阶级斗争就没有了。这不是很危险的论调吗！

当然，我们也讲矛盾的互相渗透。但这是什么意思呢？毛主席说得很清楚，互相渗透就是矛盾的同一性，即：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并因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如工作中，有困难也有顺利，没有顺利也无所谓困难。困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顺利。在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由被统治阶级转化为统治阶级。一个人身上有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没有先进就无所谓落后。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可以转化为先进，等等。冯定同志把互相渗透归结为求同存异，否认了斗争，这显然是错语的。

冯定同志还说：“客观事物虽有矛盾，但矛盾又是统一的，所以在矛盾的统一中，这一个事物还是这一个事物，而不致分裂为二的。”（第218页）这是对辩证法的极大歪曲。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因此，才有斗争，事物才能转化。说事物在矛盾的统一中，这个事物还是这个事物，不致分裂为二，那事物就不包含矛盾了。不包含矛盾的事物还能存在吗？这里冯定同志所讲的统一，就成了无条件的，绝对的同一性，事物就不能转化了。这和毛主席所说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是相违背的。按照这种观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就永远无法解决，无产阶级就永远不能推翻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成了徒劳无益的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无法一分为二，向共产主义过渡了。我们村有一个回乡知识青年，开始总觉得当农民屈才，不安心农业劳动，后来通过阶级教育，他认识到只要自己真正愿意为人民服务，不管在什么岗位上，对人民的贡献都会是无限的。提高了觉悟以后，劳动很积极。如果按照冯定同志的观点，这个青年就不会一分为二，就要一直不安心下去了。可见，冯 定同志的观点是多么荒谬。

总之，我减到《平凡的真理》这本书错误观点很多，上边所说的只是指出冯定同志怎样歪曲了革命的辩证法。他讲的这一套，只能把我们引到邪路上去，不能指导我们进行革命斗争。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思想去办事，不能上冯定同志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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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受了冯定同志的思想毒害的
1964-08 黄赣宝

中国青年 1964年22期
关键词：个人主义 立志 学位


最近，在报刊上开展了对冯定同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等书的批评，使我想起了我过去因受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的毒害，而走过的一段痛苦的弯路。

记得在南昌市一中读高中三年级时，班上的同学讨论了关于立志的问题。开始，我和大部分同学都认为，青年学生应该坚决听党的话，立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志。但是也有极少数的同学提出不同的看法。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个出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同学曾提出，只有立志成为科学家、专家才是最高尚的。他说：“农民种出的粮食，吃下去消化过后就变成为大粪；工人织成的布，做成了衣裳，穿久了也会破烂；只有科学家的工作才是永恒的，科学家发现了某一科学定律就可留芳百世。”他的错误观点立即遭到同学们的严厉批评。在大家批驳得他理屈词穷的时候，他最后搬出了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来为自己辩护，他嚣张地说：“书里说的，青年在向科学进军中，有的立志要争取某些学位、学衔是必要的，是值得嘉勉的。我立志当科学家，为学位、学衔奋斗，是属于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有什么可批评的。”这样一来，争论就变得复杂化了。尽管很多同学都不信他那一套，可是批评他究竟对不对呢？有的同学拿不定主意；有的同学就同意了他的意见；而我也开始迷惑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第一次阅读了《共产主义人生观》这本书。

我出身在工人家庭，解放前家里的生活是很贫困的，要是没有党和毛主席，自己的生活还成问题，哪里还谈得上读书呢？因此，我对党是有深厚的感情的，对党号召我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积极响应的。可是，当我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以后，在我思想上却开始长出了一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小苗子”。我开始觉得立志争取学位、学衔，立志发现一条科学定律使自己的名字留芳百世，这也不坏呀？何况这样的志向是属于“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呢！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就抱着“既为人民服务，又为个人出名成家而努力”这个宗旨，按照冯定所指引的道路走去。

有了这种“两者兼顾”的思想以后，我开始变了，逐渐就只对业务学习感兴趣，对政治不再像以前那样关心了。党组织号召我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断改造思想，而我却觉得自己不改造也可以，反正我出身好，我是不会忘记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的。而且认为我现在已经是共青团员了，政治上再求上进，争取入党，那是以后的事，现在主要是多读书，书读多了，也是为了将来更好地为党工作。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碰到政治学习，小组讨论，我就溜到一旁坐着，不想发言；有时听重要的报告也一面听，一面想数学、物理课的问题。对体力劳动，以前不论在家里或在学校我都是积极参加，而且以此为荣，认为这是劳动人民的本色。自从有了争取“学位、学衔”的思想以后，我就觉得自己将来反正是不会干体力劳动的，现在参加不参加劳动没什么关系。于是我慢慢地对劳动不积极了，并且认为劳动是加在自己身上的额外负担，是争取不来“学位、学衔”的，还是多看些书是实在的。由于有了强烈的争取“学位、学衔”的思想，到高中毕业前谈志愿时，我思想上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我一方面觉得受了党的十多年教育，应该立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可是另一方面又想，要是真的把自己分到农村或其他地方去，自己的志愿就“实现不了”，那怎么办呢？因此，在谈志愿时，我讲完了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以后，就紧跟着说，特别要从科学方面为人民服务，到攻尖端最需要的地方去。带着这种思想，我考上了大学。刚进大学时，我感到无限的喜悦，心里想，自己的志愿可以实现了，可是一分专业时，我大失所望。我想搞尖端，学数理，希望通过研究数理发现定律，而学院却分配我学工科方面的专业。这时我思想上苦闷、彷徨极了。每天抱着书进教室，放下书本回宿舍。一学期稀里糊涂地过去了，自己也不知道学了些什么。总之，在那一段时期里，我在考虑一切事情时，都忘不了要争取“学位、学衔”，对争取“学位、学衔”有利的事，我就干，不利的就不干。就这样，我在冯定的思想影响下，被拖进了个人主义的深渊。

幸好党组织和同志们及时发现了我的问题，耐心地对我进行了多次教育，启发我的阶级觉悟，才使我的思想有了些变化。接着毛主席又对我们发出了伟大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个号召像春雷一声响，把我从迷惘中惊醒。我拿雷锋和自己对比了一下：雷锋只活到二十二岁，在短短的一生中，为党和人民做了多少事啊，他活着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我呢？也已是二十来岁的人了。虽然说是要“既为人民服务，又为个人服务”，而实际上是一心追求个人的“成名成家”，早把广大人民的利益置之脑后了。对照之下，不禁使我大吃一惊。从此，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正在走着一条极危险的只专不红的道路，也才认识到所谓“既为人民服务，又为个人服务”，，不过是为个人主义挂上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招牌而已。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要你一沾上它，而又不注意自觉地批判它、克服它，它就会从小到大发展起来，最后，就会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哪里还谈得上为人民服务呢？即使口里仍然还讲几句“为人民服务”，也不过是为个人主义打掩护罢了。

的确，我们租国很需要科学家，党一再教导我们，要努力学习，认真钻研科学技术知识。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科学家，而不是为个人服务的科学家。冯定同志要我们青年去走的道路是完全和党的要求背道而驰的。

经过自己初步的检查，特别是最近读了一系列批判冯定同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文章以后，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背了将近三年的包袱，终于放下了，我像大病初愈一样地高兴。从这以后，我才感到浑身是劲，工作和学习才开始走上正确的轨道。虽然我知道要彻底铲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病毒的根子，还要经过一番艰苦的思想斗争过程，但是我对前途充满了信心，我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以雷锋同志为榜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志做人民的忠实的勤务员，做一个永不生绣的螺丝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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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先烈 兼驳冯定的“正义冲动”论
1964-08 万福来

中国青年 1964年20期
关键词：黄继光 冲动 正义


到今年十月二十日，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的亲密战友、特级英雄黄继光同志光荣牺牲十二周年了。黄继光伟大的一生，正如林彪元帅给黄继光纪念馆的题词中所说的，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榜样”。十二年来，在黄继光等英雄的革命精神鼓舞下，不论是在艰苦卓绝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还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不论是在农业生产第一线，还是在机器轰鸣的建筑工地和工厂厂房里，到处涌现出大量的英雄人物，他们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运动中，为党和祖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当纪念黄继光牺牲十二周年之际，看到这种情景，作为黄继光生前的战友，我们感到无限的欢欣鼓舞。但是，冯定同志却在他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中，为现代修正主义“好死不如赖活”的活命哲学帮腔，对我们的英雄大肆地诬蔑、歪曲，这使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激愤。我们对冯定著作中的许多错误观点，一定要进行系统的批判。我这里只是用黄继光烈士的英雄事迹，来驳斥冯定的所谓“正义的冲动”论。

大家知道，黄继光是在上甘岭战役一次战斗的紧急情况下，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胸膛堵住美国强盗的枪眼，掩护突击队冲锋而牺牲的。黄继光的英勇献身行为，正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榜样，正是高度阶级觉悟的表现，正是人民军队的素质和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大无畏精神的具体体现，正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而绝不是什么一时的“正义的冲动”。冯定完全否定了我军战士这种高度的自觉性。冯定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中，阐述个人利益和大众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竟这样写道：“自然，董存瑞和黄继光，在一瞬间是不可能将一己的利益和大众的利益进行详细的比较、考虑和选择的，而可能只是一种正义的冲动”。冯定的所谓“正义的冲动”，是和自觉的行动相对立的。“正义的冲动”，意思是说只有笼统的抽象的正义，而对于具体行动缺乏或者说没有自觉的认识。“正义的冲动”，是对一切壮烈牺牲、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的恶毒的诬蔑。黄继光之所以伟大，在于他那建立在高度阶级觉悟基础上的、为革命为胜利而自我牺牲的精神，而冯定把这种精神说成是“正义的冲动”，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英雄的行动，歪曲了英雄的形象。“燕雀安知鸿鹄志”，冯定这种主观臆断，正暴露他自己是个十足的利己主义者。大家知道，在上甘岭战役中，像黄继光那样有名的英雄和无名的英雄是很多的：共产党员、排长孙占元在双腿被打断后仍然坚持指挥战斗，抱着机枪掩护战士冲击，最后，他拉响手雷滚入敌群中，炸死了许多敌人，自己也壮烈牺牲；苗族战士龙世昌执行爆破任务，当他把爆破筒插入敌人地堡时，被敌人推出来了，为了战斗的胜利，他用胸膛顶住爆破筒一端，扑在敌人地堡上壮烈牺牲；青年团员、机枪射手陈治国，为了消灭阵前洼部里的敌人，在射击台被敌炮摧毁后，抓住机枪脚架架在肩上，蹲在地下，用身体当枪架，叫连长射杀敌人；特等功臣崔含弼，一次负伤不下火线，二次负伤不下火线，三次、四次负伤，以至身负十三处伤，仍然坚持战斗……。我军战士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种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这种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怎么能说成是脑子一热之间的冲动呢？至于黄继光，他的头脑同样是清醒的，他身处战场，胸怀全球；他深刻理解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和上甘岭战役的全部意义；他在献身一刻所想到的不是冯定设想的个人的生死利害，而是上级要求在天亮以前拿下这个阵地，而当时离天亮就只剩四十分钟了，敌人的火力点如果不马上炸掉，阵地就拿不下来。黄继光去执行这个艰苦而光荣的战斗任务时，从口袋里掏出一

份决心书和妈妈的来信。妈妈的来信问他：“立了多少功，杀了多少美国鬼子？”他决心书上写着：“坚决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一切任务，争取立功当英雄，争取入党。”他要求执行爆破任务时，把决心书和妈妈的来信一起递给了参谋长说：“让我去吧，首长！”当时祖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正在前线慰问。当参谋长批准他去执行爆破任务时，黄继光兴奋地、严肃地像宣誓一样面向北方，高声说道：“让祖国人民听我的胜利消息吧！”说罢，立即提起手雷，向前冲去。这能说是“正义的冲动”吗？也许冯定同志会说，只此一举，不足为证。那好吧，请看：有一次，黄继光随营长到团指挥所去。正走着，忽然飞过来一排炮弹，在他们附近爆炸了，他们急忙卧倒，在这紧要关头，黄继光首先想到的是指挥员的安危，他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体掩盖着营长。黄继光不仅在战斗危急的情况下，就是在平时的工作中，也表现出他是一个具有高度革命自觉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黄继光不论干什么工作，总是站在前，干在先，担子拣重的挑，一事当先，先替别人打算，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有一次，我们连奉命攻歼敌人一个加强排。在突破敌人阵地后，为了避免敌人炮火轰击，我叫通信员通知各排快打、快冲、快撤。我身边的通信员稍迟慢了一步，黄继光知道时间的重要，呼地一声从我身后站起说：“连长，我去啦！”几个箭步钻进弹雨硝烟中，很快把命令传达下去。战斗中黄继光生龙活虎，而平时他总是一声不响地帮助别人做事情；不是帮炊事班打柴、挑水，就是帮军械员领发弹药；不是在火网下帮电话员接线，就是帮助卫生员抢救伤员，帮担架员抬担架。他到前沿班去送信，看见坑道里很潮湿，回来就抽空上山割草，晒干后送上去给战士们铺……。我还记得，他刚从新兵连补入我们连时，我想挑他当通信员，问他：“小鬼，你愿干什么工作？”他忽地站起来，干干脆脆地回答说：“只要祖国需要，干啥子都行。”难道，这不是高度的阶级觉悟的表现而是什么“正义的冲动”吗？

黄继光牺牲时刚满二十二岁，是什么使他具有这样高尚的精神，这样崇高的品格呢？按照冯定同志的逻辑，千千万万个革命烈士，在他们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时候，或者是将一己的利益和大众的利益进行详细的比较、考虑和选择，或者是来不及考虑，凭“正义的冲动”而去牺牲，二者必居其一。黄继光就是因时间短暂，不能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放在天秤上计斤算两，所以他的牺牲是一时的“正义冲动”的结果。显然这都是不值一驳的诽谤。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持着我们的英雄呢？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黄继光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阶级斗争和抗美援朝运动的暴风雨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他对阶级敌人有着刻骨的仇恨，对党和毛主席无限热爱，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觉悟。黄继光生在四川省中江县兴发乡一个贫农家里，他的父亲给地主扛活劳累而死，黄继光十二岁还没有牛腿高，就给地主放牛，忍饥受冻，受尽人间苦难。有一次，黄继光正和弟弟在河沟里捞虾，突然坡上有人喊：“拦住打呀，疯狗！”说话之间，这只疯狗已经扑到身边，黄继光抢起捞虾的竿子一挡，疯狗便落到小沟里去了。那追狗的人跑上来就是一顿打，把个疯狗打死了。这一下，祸从天降，伪甲长胡世风一家子蜂拥而来，抓住黄继光骂道：“狗是一天一斤肉喂大的。穷小子赔不起，你得端上灵牌戴上孝，给我的狗做道场。”说着，就把死狗往黄继光背上绑，狗嘴里的血淌了他一身。这一夜，黄继光久久没有回家，独自站在一个陡坡上发呆，他想：“这是什么世道呀！我去和他们拼了。”他回到家中，拿起一把斧头就往外跑。黄妈妈知道孩子的脾气硬，怕闯出更大的祸事，忙按住黄继光说：“娃娃，你去不得。人家欺侮我们就记在心里，穷人总会有出头之日！”黄继光在饥饿和屈辱中度过了十九年，这些仇恨像烧缸的烙铁烙在心里一样，留下深深的疤痕。一九四

九年冬，中江解放了，黄继光当上了民兵，积极参加了收枪、征粮、减租退押以及斗争地主恶霸的运动，并且在这个急风暴雨式的伟大运动中锻炼了他自己，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一九五○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消息，传到了中江县兴发乡。黄继光认识到，要保卫解放后的新生活，必须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打败美国侵略者，于是挺身而出，带头报名参加志愿军。黄妈妈嘱咐黄继光说：“我晓得你走的是光明大道。你去了，保住我们的好日月，把美国鬼子打垮了，妈去接你。”黄继光离开家乡，路过祖国的锦绣河山，踏上了被美国强盗破坏得到处是残壁断垣的朝鲜国土。又使他受到了一次活生生的现实的教育，使他懂得只有抗美援朝，才能保家卫国的道理，使他懂得了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应该是一个国际主义的战士。他激愤地说：“一定要替朝鲜人民报仇！保卫祖国！”黄继光从自己切身经历中认识到跟着党和毛主席走就是胜利。因而，党叫他干什么，他就勇敢愉快地干什么，毫无个人的杂念。在战斗的时候，他坚决要求担负最艰巨的任务；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惜付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任何困难压不倒，任何危险吓不退，随时准备在战斗最需要的时候贡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黄继光的嘴里从来没有吐过“不”字。黄继光的脸上没有“风雨阴晴”的变化，时刻都满怀壮志，信心百倍。黄继光这种精神，正是爱国主义的精神，国际主义的精神，共产主义的精神。黄继光的一生，正是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所指的那样，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有了这样高尚的道德品质的人，他在黄继光所处的情况下就会是黄继光，他在孙占元所处的情况下就是孙占元，他在董存瑞所处的情况下就是董存瑞……。黄继光的伟大形象是不容歪曲的。冯定同志硬要说我们的英雄要不就是从小算盘里抠出来的，要不就是一时感情冲动。这种诬蔑不但不能丝毫贬低英雄本色，相反，正好暴露了他自己是一个“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的有着浓厚的低级趣味的人。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在讲到“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这个问题时，指出：“另外有的人则走了相反的道路，他身上的旧东西积累得很多，有许多固习、成见和个人的物欲私念，而又没有改造自己的决心。”“在他处理革命斗争中各种实际问题的时候，就会因为他有旧社会的习惯和成见，有个人主义的打算，而患得患失，顾此失彼，傍徨动摇，不能无阻碍地洞察事物，不能勇敢地拥护真理，不自觉地以至自觉地掩蔽和歪曲真理。”刘少奇同志这段话，不正是对冯定同志这种思想意识的逼真刻划吗？

当此纪念黄继光烈士牺牲十二周年之际，我们批判冯定同志的错误思想，正是为了更好地向英雄学习。我们一定要继承烈士的遗志，向“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榜样”黄继光同志学习，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当好国内革命派和国际革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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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
1964-08 张百发

中国青年 1964年23期

关键词：阶级 共产主义 毛主席


最近，我们从报刊上看到批评冯定同志的几本书的文章，我们突击队的队员说，咱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应该在斗争中学。咱们可以把冯定同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对照一下，讨论讨论，分清是非，提高认识。真的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们对《平凡的真理》才看了不多，大家就纷纷说，这算什么“真理”，这是在害人。下面我把我们的议论综合地说一说。

冯定同志在《平凡的真理》这本书一开始不久就说：“革命，改革制度，发展生产力，归根到底，为的正是解决大家衣食教养等等平凡的生活问题。”（35页）又说：“人，不管想多少问题，说多少话，做多少事，首先必须生活；而且一般说来，想的说的做的结果，最后也直接间接都是为了生活。因此，人的智慧，总是在不断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生活中而真正表现出来的。”（36页）冯定同志这些话，如果和旧社会说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对照一下，倒确实很相像；和毛主席的话、和无数的革命先烈、广大的革命人民的所作所为对照起来，则完全是东西两条道。

什么是革命？毛主席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就是说，革命就是阶级斗争，是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阶级斗争。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国内来说是这样。就世界范围来说，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大家看一看，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理想。这个理想鼓舞了多少革命者去为它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终于使它一步步在变为现实。我们觉得，冯定同志要讲真理，就应该首先讲这样的真理，才是对我们青年有益处的。可是，冯定同志却说，革命是为了解决衣食教养等等平凡的生活问题。这不是叫我们成为一个没有理想，只注意吃饭穿衣、儿女家常的庸俗之辈吗！

冯定同志说，人首先必须生活，因此，革命的目的，人所想的做的说的结果，最后都是为了生活。我们有的同志认为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大家都很同意。的确，过去和现在的事实都不像冯定同志所说的那样。

人活着当然要吃饭，要生活。但是，正像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说的：“我们吃饭是为了活着，可活着不是为了吃饭。”真正的革命者，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们从来都是把自己的生活乃至生命置之度外的。白求恩是加拿大的著名的医生，他的生活本来可以过得很好。但是，他为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参加过西班牙人民的革命斗争。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来到中国，在敌后的艰苦环境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工作，最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红军长征时的革命前辈，过雪山草地，吃草根、皮带，长驱二万五千里。那时，他们想到的是自己的生活吗？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用身体堵住敌人的枪眼，他们是“首先必须生活”，并且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吗？如果，当时大家真的都像冯定同志所说的那样，革命也就根本不可能成功了。

就是在革命成功后，如果大家想的说的做的，都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徐学惠也就不会只身与匪徒搏斗，来保护国家的财产；向秀丽更不会为了保护人民的工厂而献出自己生命。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当然也就无法取得今天辉煌的成就了。

就拿我们突击队的情况来说，从一九五四年建队以来，先后转战四十二个工地，参加修建的大楼有六十七座，大家越干越有劲，越干越聪明。有人也曾说，建筑业的活累，不管风吹雨打太阳晒，都得顶着干。“盖楼不住楼，盖得人就走”。但是，我们不这样想。当我们走过北京市的市区和郊区，看到过去一些矮小的房屋，已被高大的建筑所代替，过去一片荒野的地方，出现了现代化的工厂时，我们从心里感到高兴。俗话说：“大河无水小河干，大河有水小河满。”我们知道，国家的生产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才能提高。我们把劳动看成是为人民服务的乐事，是在从事革命和建设。看了冯定同志所说的，我们深深感到，他的话污辱了革命先烈，而且也是向我们工人阶级脸上抹黑。

假使我们都像冯定同志所说的，为衣食教养等等生活问题而想而做而说，那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有同志说，那就会像《千万不要忘记》里的丁少纯那样。丁少纯不是为了一套呢子衣服，不顾生产，去打野鸭子赚钱吗？他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热衷于追求物质享受的人，丢了工人阶级的脸。我们能走丁少纯的道路吗？不能，我们决不做丁少纯那样的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共产主义社会是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和自觉性的社会，是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产品的社会，是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的社会，是国家消亡了的社会。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担子是多么重大。可是，如果我们按照冯定同志所说的，成了丁少纯那样的人，那么，我们也就用不着有什么理想，就可以在生产上只顾数量不顾质量，超额奖金是自己的，盖起来的楼塌了是国家的；也可以不学习，不提高觉悟；也不必艰苦奋斗，只想着去为“四大件”奋斗了。实际上，这样的人并不是没有的。这样能建成共产主义吗？为实现这些目标而斗争，实际上就是为一盘“土豆烧牛肉”斗争而已。这样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就是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让我们不要忘记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没有得到解放。但是，想的做的都是为了个人生活的人，他是不愿意支援被压迫的人民的，他只能是一个民族利己主义者。

也许冯定同志会说，我所说的“不仅是指个人生活而说的，而是指整个社会的生活来说的”，是为了解决“大家”的衣食教养等等生活问题。这完全是骗人的。冯定同志既然极力鼓吹人们去关心自己的生活问题，这样的人就不可能去关心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问题。而且，什么是整个社会的生活呢？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生活，而无整个社会的共同的生活。毛主席教导我们，作一个革命接班人，必须全心全意为世界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国内一小撮剥削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及反动派服务。在还存在着压迫和剥削的时候，我们首先是要推翻反动统治者，改变劳动人民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如果说，要解决生活问题的话，也是为了要解决劳动人民的生活问题，至于剥削阶级，则是要他们改变原来的剥削生活的问题。冯定同志在这里恰恰忘记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因此，他所说的“革命”也是没有阶级内容的。

总之，我们突击队的队员感到，冯定同志所讲的这些，不符合革命的历史，也不符合我们当前的沸腾的革命现实生活。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应该有毛泽东思想，过毛泽东时代的生活，奋发图强，艰苦奋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和冯定同志所讲的一套错误观点划清界限，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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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着共产主义的幌子贩卖资产阶级的私货
1964-08 于廷

中国青年 1964年20期

关键词：阶级 资产阶级 人生观


冯定同志所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自己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人们完全有理由期望从书中得到正确的答案，受到教益。但是，翻开书细读下去，却令人无限惊讶，它口口声声讲的是共产主义人生观，实际上塞给读者的却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人生观。

《共产主义人生观》这本书在一系列重大的政治观点上，特别是关于领袖和群众的关系的叙述上，都有严重的错误，本文限于篇幅，只准备着重从人生观这个角度提出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把共产主义人生观说成是全人类的人生观

在《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初版本中，冯定同志把“古往今来的人们”的人生观，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积极的人生观”；一类是“消极的人生观”。至于共产主义人生观，他说“是积极的，也是最正确的。”在第二版中，冯定同志又正式给共产主义人生观下了一个定义。他说：“共产主义人生观决非玄虚奥妙而使人迷惑的信仰，也决非教条，而是人类从古往今来的生活经验中而体会出来的最正确的做人的道理。”抛开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把各种敌对阶级的人生观分成所谓积极、消极两大类，把共产主义人生观说成是全人类都可以接受的做人道理，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在阶级社会里，人是划分为阶级的。一个人的思想意识，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生的态度，反对什么，追求什么，等等，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无不受他所属的阶级的限制，无不带上他那一个阶级的思想意识所独有的特点，无不是为他本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他和他那个阶级的人们一道，有自己的特殊的人生观，而和别的阶级的人们相区别，相对立。绝不可能有什么超阶级的为全人类所共有的一种人生观。敌对阶级的人生观，相互之间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它们彼此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和斗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难道是相容的吗？为个人的名利或什么“四大件”而奋斗同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和全世界的胜利而奋斗，难道是相容的吗？西方“垮掉的一代”的人生观同我们雷锋的人生观，难道是相容的吗？所有这一切对立着的思想，又难道彼此不都是斗争得非常尖锐的吗？历来就是如此；阶级的对抗，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人生观的对抗。剥削阶级的人生观和被剥削阶级的人生观，总是势如水火，尖锐对立，绝对不可能“合二而一”，或者制造出第三种人生观，而为两个敌对阶级共同赞赏、接受。

共产主义人生观，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人生观，属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毛主席说：“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刘少奇同志也说：“我们共产党员的世界观，只能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也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方法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因此，讲共产主义人生观一定要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人生问题”，研究“如何做人的道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定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一条历史必由之路，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能抗拒，因而自觉地决心为共产主义在本国和全世界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到底，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培养共产主义思想品质，正确处理个人和社会、个人和集体、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人生观，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才能确立。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抛开革命斗争的实践，是决然不会了解共产主义人生观的，相反，只会同它背离得越来越远。同无产阶级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是希望资本主义万古长存的。他们把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抗拒了一百多年以上了。尽管事实证明他们是永远输定了，但是由于所处的阶级地位，他们反对共产主义，是至死也不会回头的。虽然他们属于人类的一部分，他们决然不会像冯定同志断言的那样，能够体会出共产主义人生观是最正确的“做人道理”。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个体农民，如果不经过改造，也是根本无法了解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同样作为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同资产阶级也属于一个范畴。他们的人生观不惟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而且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人生观。由各个阶级构成的人类，一部分人坚决信仰共产主义人生观，一部分人激烈反对共产主义人生观，一部分人根本怀疑共产主义人生观，这个事实已经存在了很多年，还要存在很多年。为什么冯定同志竟然忽发奇想，要使共产主义人生观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做人道理”呢？

共产主义人生观，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反映。它一被无产阶级所掌握，就变成他们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伟大物质力量。共产主义人生观的革命的战斗的作用，是从它是无产阶级人生观这个阶级本质中必然产生的结果。这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人生观都不可能具有的。我们绝不能像冯定同志那样，离开阶级本质去分析人生观的积极、消积性质。反动阶级的人生观越积极，越对革命阶级有害，这是革命的普通常识。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难道还不积极吗？正象马克思曾经引证过的：“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百分之二十，就会活泼起来；有百分之五十，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百分之一百，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资本论》第一卷839页）资产阶级人生观教导资产阶级人们积极剥削，积极掠夺，积极享乐，积极腐化堕落，这样的人生观，难道可以和共产主义人生观一起，同属于所谓积极的人生观一个类型，得到肯定吗？

应该指出，这种抹煞阶级观点，强调全人类性的错误，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中处处皆是。请看下面这一些说法：“共产主义人生观认为人生的意义”是“一切为了人类”；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把世界和社会改造得使我们人类有更多更大的幸福”；“人类历史的发展正是人类共同行动的结果”；历史“是由人共同创造起来的”；“社会，归根到底是因为大家在生产，生产力不断在提高，这才发展下来而且以后还要更为繁荣兴旺的”。按照冯定同志书中的逻辑，既然历史、社会是由人类（就是说，包括一切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在内）共同创造出来，被剥削阶级革命斗争的这种伟大的促进力量，剥削阶级反对革命、阻碍进步的破坏力量，都是历史发展的共同动力，既然人们必须不看阶级，不分敌我，一视同仁地为全人类服务，那么，冒出来一种为全人类（在今天来说，自然是包括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以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分子在内）所一致拥戴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也就不足为奇了。

把人生观只作抽掉阶级性的所谓积极、消极之分，把共产主义人生观说成是全人类的，把共产主义人生观说成是由人类从生活经验中体会出来的，无非是为了把资产阶级人生观冒充为共产主义人生观，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去。冯定同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不正是承担了这样一个极不光彩的任务吗？

赤裸裸地宣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资产阶级人生观的核心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如何看待个人幸福，如何处理个人和社会、个人和集体、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判别不同人生观的不同阶级本质的试金石。请看冯定同志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中怎样对待这个问题吧。书上说：

“如果幸福说的是指正常的生活，也就是只有和平，没有战争，吃的好，穿的美，住的宽敞干净，夫妻父母儿女亲爱和睦，这无疑是对的，也是我们大家在祈求的”。

仅仅这么寥寥的几句话，就撕碎全部面秒，把冯定同志宣传的资产阶级人生艰的真面目暴露得清清楚楚了。

具有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并不是苦行主义者，并不是清教徒，他们也是讲幸福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原则的区别，他们首先的、根本的，是讲阶级的幸福，集体的幸福，而这种幸福又不是坐享其成、剥削寄生，而是斗争、解放、劳动。没有阶级的解放，就不可能有个人的解放。没有全体人民的解放，就不可能有无产阶极的解放。没有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就不可能有本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者孜孜以求的，总是为本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为本国和全世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服务，他们把这当作自己终生最大的幸福。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光辉下成长起来的雷锋，正就是这样理解自己的使命和幸福的。雷锋说：“一个革命者就应该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党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他又说：“一个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应该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把同志的愉快看成自己的幸福。”他又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穷人没有得到解放。他们没有吃、穿，受压迫，受剥削。我决不能眼看着他们受欺凌，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所有受苦受难的人民。”他本人正是这样做的，并且因此成为青年学习的榜样。

同无产阶级革命者截然相反，资产阶级庸人们却是死死叮住个人吃喝玩乐的“幸福”不放的。他们一天到晚在个人的小天地里打转，吃好，穿好，住好，声色犬马之乐得到满足，予愿足矣，国家大事是不管的，人民疾苦是不问的，为人民服务当然更无从谈起；相反，他们唯恐剥削劳动人民不多、不久。一个革命者，如果也只讲过安逸的生活，不讲艰苦的斗争；只讲吃的好，穿的美，住的宽敞干净，不讲创造性地劳动；只讲夫妻父母儿女亲爱和睦，不讲关心阶级兄弟和人民群众的需要，那就是步资产阶级庸人的后尘，那就是变质的开始或者就是变质——由无产阶级革命者变成修正主义者，或者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现代修正主义者不就是正在用什么“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这类口号，瓦解青年的革命意志，把青年引上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道路吗？可是冯定同志却把这一切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公然教导人们去祈求这一切，而不是去反对和抵制这一切，这究竟是要把青年引到何处去呢？

懂得了冯定同志宣传的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幸福观，再看到他的书中以下一段话，就不会大吃一惊了。

这段很值得注意的话是：

“人如果丝毫不照顾一己的利益，不但思想上不易搞通，而且事实上也是不易行通的。个人为了大众而牺牲，直至牺牲生命，这并不是经常需要这样的；在一般的情况下，个人如果首先自己不能活，那么怎样能够为大众服务呢？”

现代修正主义者有一句名言：“要是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好处呢？”冯定同志在这里说：“如果首先自己不能活，那么怎样能够为大众服务呢？”说法不同，实质一样。为人民服务是可以的，但以不危害自己活为原则。按这样说，站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斗争最前线的解放军战士们、男女民兵们，也都大可以脱下戒装，抛弃枪杆，离开无产阶级专政的岗位了，因为他们的那种工作随时随地都有牺牲生命的危险。为了能为人民服务计，只有不为人民服务！这是何等荒唐啊！

然而，在我们党所领导的斗争历史上，有成千成万的革命志士，在反动派的刑场上视死如归，或者是在阶级敌人的枪林弹雨而前勇敢捐躯，他们都是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作思想基础的。他们深信共产主义必胜。他们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他们随时随地准备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流血流汗，在需要的时候付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果真这样做了。他们受到了人民无限的崇敬。这个事实总该可以促使冯定同志严肃考虑自己的言论了吧？出乎人们意料，他竞把我们先烈的慷慨牺牲歪曲说成是一种下意识的冲动。他在书中评论董存端、黄继光的壮烈牺牲时说：“自然，董存端和黄继光，在一瞬间是不可能将一己的利益和大众的利益进行详细的比较、考虑和选择的，而可能只是一种正义的冲动”。这简直是对烈士的最大污蔑！

不能不严肃地指出，冯定同志在这里是向青年灌输可耻的“活命哲学”，要他们抛弃革命的凌云壮志，惜家保命，钻在个人的小天地里，渡过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卑怯一生。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曾经流行一种论调 ，就是说：现在是搞建设了，没有风险了，无需乎牺牲，大家追求幸福就是了。现在看得很清楚，这是资产阶级的论调，这是他们腐蚀青年，蛊惑人心，瓦解斗志的“和平演变”阴谋的一部分。一些没有阶级斗争经验而又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青年人，很容易上这种说教的当，追逐个人的蝇头小利，不管天下大事，不顾国家、人民和集体的根本利益，在社会主义时代经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理想”。冯定同志完全不看阶级斗争的现实，居然同资产阶级唱一个调子。

反对“活命哲学”，当然并不是意味着我们提倡无谓的牺牲。对于这个问题，毛主席很早就做了全面的阐述。他在一九四四年所著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干革命总免不了会有牺牲，不能因为避免牺牲而不革命。这里有两个原则，一个是：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人民；一个是：一切为了活命，一切为了个人。前者是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原则，后者是“活命哲学”的原则。董存瑞、黄继光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们信守前一条原则，因此，在需要的时候，他们掷头额，洒鲜血，为胜利打开一条道路。他们死得其所，死得伟大。如果人们听信冯定同志的宣传，成为“活命哲学”的信徒，一切围绕着首先活下去打转，那么，既没有牺牲，也没有革命，更没有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自然，也不会有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革命。这种结局是什么人所欢迎的，难道还不明白吗？

抹煞阶级斗争，大量宣传修正主义观点

冯定同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除了脱离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把资产阶级人生观当作共产主义人生观进行宣传以外更为严重的错误是，借宣传所谓“共产主义人生观”为名，在政治上散布了大量的修正主义观点。比如，冯定同志认为“今天最迫切的事是在大家要尽一切力量来争取地球上各不相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竞赛，好让亿万的人民来比长比短以至最后决定取舍”；认为“现在，从全世界范围来说，就是要解决旧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新的社会主义制度间的矛盾，而我们是力求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而不用战争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的。”认为在人民内部要无条件地实行“求同存异”；认为在社会主义的社会要把资本主义的文化遗产全部保存下来并且发扬光大；认为“革命的实践重要，而生产的实践更是始终重要的。”实质上主张把革命、把政治放在附属地位，等等。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冯定同志在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中的这些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观点，和赫鲁晓夫集团唱着同一个调子。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是无产阶级手中的强大武器。人类社会自从有了阶级，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无产阶级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认识了这个规律，自觉地进行阶级斗争，从此就使世界形势大为改观。在我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正是凭借阶级斗争这个锐利的武器，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沉重压迫下，拯救了中国，变旧中国为新中国。现在，我们又正在依靠阶级斗争这个武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也同样依靠阶级斗争这个强大武器，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世界革命。搞阶级斗争还是不搞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半途而废，停顿不前，这是关系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根本命运的大事。帝国主义以及一切剥削阶级，是懂得这点的，他们对我们进行阶级斗争和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自然是深恶痛绝的。他们绞尽脑汁，用尽手段，想要使我们抛弃阶级斗争的武器。作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仆从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从无产阶级内部来进行这种破坏活动，用阶级调和代替阶级斗争，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冲突，妄图抽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革命的灵魂。冯定同志这本书，居然也大谈特谈什么“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岂不也成了它们的应声虫吗？

冯定同志的所谓“求同存异”，同杨献珍同志抹煞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的“合二而一”思想，也是完全合拍的。在我国人民内部，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在要不要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这些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是不能“求同存异”的，冯定同志要我们“求同存异”，岂不是要我们不要区分香花和毒草，模糊阶级界限，放弃斗争，同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吗？

必须彻底肃消这本书在青年中的错误影响

党和毛主席，对我国广大青年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是十分关怀的。早在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就这样谆谆教导青年说：“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为了使青年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我们党和它所领导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一贯抓住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对青年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化的教育。要广大青年树立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高高举起革命的旗帜，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把世界革命进行到底。要广大青年全心全意为中国的和世界的劳动人民服务，把个人利益无条件地置于革命利益之下。要广大青年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同工人、贫农、下中农打成一片，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要广大青年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提高嗅觉能力，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同资产阶级的固有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要广大青年警惕剥削阶级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的阴谋，要粉碎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攻势，等等。

资产阶级基于他们的剥削阶级本能，鼻子是很灵敏的。他们早就感到了共产党教育青年的这一切，对他们是完全不利的。他们更加紧了对青年的进攻。他们处心积虑要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他们千方百计要使青年模糊阶级界限，抛弃阶级斗争的武器，从而有利于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展开进攻。他们要青年不讲什么革命理想，一心一意追逐个人主义的利益。他们要青年陶醉在个人名利的欲海里，颠倒于小家庭的温柔窝里，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命运漠不关心。这一切完全是同我们针锋相对的。而冯定同志正是在这本书里，适应了资产阶级的这种需要，以宣传“共产主义人生观”为名，以指导“青年应该怎样做人的道理”为名，大肆宣扬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成为资产阶级同我们争夺青年一代的思想上的急先锋。因此，我们说，冯定同志这样一本系统地宣传资产阶级人生观的书，正是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的一本书！它是一株不折不扣的思想毒草，我们必须把它拔出来，曝晒在阳光下，作为一个反面教员教育自己。

（附注：本文引文，凡未注明出处的，均出自《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九五八年版。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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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兴无灭资”，还是“兴资灭无”？

1964-08 汪广仁 黄美来

中国青年 1964年21期
关键词：个人主义 资产阶级 人生观


共产主义人生观是无产阶级的人生观。要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就必须立无产阶级思想，破资产阶级思想。这是因为“不破不立”，不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是树立不起来的。所以，培养共产主义人生观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兴无灭资”的问题。冯定同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平凡的真理》是谈培养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可是他并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以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集体主义思想为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相反，却极力抹煞和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有五万多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中，谈了很多抽象的、没有阶级性的词句，如“自觉做人”，要“接受好的影响”，走“正确的人生道路”，“乌烟瘴气的人生观必须消除”等等，却没有一个地方提出要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这里我们仅就冯定同志对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观点，谈谈我们的意见。

个人主义是“每个人”都有的吗？

冯定同志在《平凡的真理》第十八章中说：“总而言之，在现在的世界上，个人主义的思想是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沾染些的；就是阶级消灭了，这种思想的残余还是会继续存在的。”又说：“……就是拿革命分子来说，在进步和积极的行动中，虽然做了结果良好的事情，但从动机来说，就是不是完全坏的，也有可能掺杂些个人打算的不纯成分的”。在《共产主义人生观》第十一节中，他更进一步说：“人如果丝毫不照顾一己的利益，不但思想上不易搞通，而且事实上也是不易行通的。”这就是说：个人主义人皆有之，它的存在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不照顾一己的利益”，要反对个人主义思想，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那是行不通的。这些观点是极其荒谬的。

几千年来，剥削阶级一直宣扬着“人是自私自利的动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由于一切剥削阶级的阶级利益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是极本对立的，他们的龌龊的心地是见不得人的，因此他们极力把自己的阶级本性说成是人类的共性，把本阶级的思想说成是一切人共同的思想，从而抹煞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根本对立，调和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矛盾。而冯定同志竟然也拾起这套资产阶级惯用的手法，把一切人都说成是个人主义者或“沾染”着个人主义思想，这岂不是也要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矛盾，取消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兴无灭资”斗争吗？

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它与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思想是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本性是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它有个人主义当然是毫不奇怪的。但对无产阶级来说，没有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没有自己的彻底解放。所以，一切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总是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中，代表大多数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利益，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毛主席早在一九三九年《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就谈到白求恩同志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今天在我们社会里，在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下，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是千千万万。我们大家熟悉的雷锋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雷锋同志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活着是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而斗争。”“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雷锋同志在他的实际行动中，也完全做到了这点。他不愧是一个“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如果按照冯定同志的逻辑，革命分子都是动机“不纯”的，那么在雷锋同志的“进步和积极的行动”的“动机”中，居然也有可能“掺杂”着什么“个人打算的不纯成分”了。这正如同他把董存瑞、黄继光的牺牲，看成是一时的“冲动”一样，完全是以资产阶级之心，度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之腹，只能是对千千万万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莫大污辱。

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的思想必然会给人们以影响，也必然会反映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说：“只要社会中还有这些恶浊东西，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存在着剥削阶级的影响，那末，在共产党内也就难免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恶浊的东西。正是因为社会上和党内还存在这些恶浊的东西，共产党就有改造社会的任务，党员就有改造自己的必要，就有修养和锻炼的必要。”可见，在共产党内，在革命队伍里，乃至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个人主义，并不是什么合情合理的东西，它是要受到无产阶级的抵制和改造的。我们每个革命青年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要划清界限、展开斗争。当然要做到一个像雷锋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改造过程才能做到的，但这并不是像冯定同志所说，“不照顾一己的利益”，就是行不通的。

这里，我们还应该谈到，无产阶级并不否定个人的利益，在不违背集体利益的范围内是照顾个人利益的。但我们决不能像冯定同志那样，以照顾个人利益为借口，来发展个人主义。党和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服务；而冯定同志却完全背离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一再强调要“照顾一己的利益”，这难道不是要把我们青年引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道路吗！

个人主义和为人民服务能够兼顾吗？

当然，在今天的社会里，要想露骨地宣扬资产阶级思想，主张取消思想领域中的“兴无灭资”的斗争，这是行不通的。冯定同志也懂得这点。所以，在他的这两本书里，也谈了一些革命的词句，如“进行自我批评”，“克服个人主义”等等。但他实际所散布的仍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仍然是要调和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取消意识形态方面“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只要看一看他对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态度，就更加清楚了。

在《共产主义人生观》第十六节“自我批评”里说：“只有经常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才能认识自己，警惕自己，时时刻刻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克制个人主义的立场，并在实践中表现出来。”

经常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无疑是我们进行思想斗争的重要武器。但是我们进行自我批评，正是要不断地清除自己思想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促进无产阶级革命化。而冯定同志提倡的经常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却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仅仅是加以“克制”，而不是彻底决裂。这是他要“照顾一己的利益”在“自我批评”问题上的另一种说法。如果说，他这一段话对个人主义的态度还比较含蓄、比较隐晦，那么，他下面一段话就更加露骨、更加清楚了。在同书第十三节“科学精神”里，他说：“青年在向科学进军中，有的立志要争取某些学位、学衔是必要的，是值得嘉勉的；但向科学进军决不仅是为了学位、学衔；学位、学衔应该视为进军的结果，而不应该视为进军的唯一目的”。在这里，冯定同志是在赤裸裸地宣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合法性，主张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可以兼顾：既“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又有“克制”地保留个人主义立场；既“考虑大众的利益”，又“照顾一己的利益”；既向科学进军，又向个人名利进罩。现在，在某些接受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青年和学生中，不是也有这样的看法吗？他们认为：工作、学习的目的和动力既不能只是为家庭、为个人；也不能只是为祖国、为人民。因为只是为家庭、为个人，那是自私的、丑恶的；只是为祖国、为人民，那又太抽象、太空洞，不会有强大的动力。因此，应该把为祖国、为自己两个目的“结合”起来，“人民牌”和“家庭牌”两架发动机一齐开动，则既不丑，又不空，动力充足，有益无害。有的人还幻想什么“有控制的个人主义”，认为只要把个人主义“控制”在“一不反（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二不偷（不贪污盗窃），三不修（不成修正主义）”的地步，留点“小个人主义”，对自己还是有好处的。冯定同志宣扬的“克制个人主义”、使“为人民服务”思想与个人主义思想“合二而一”，恰好把这些错误思想加以理论化，提高为指导青年修养的原则了。

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能不能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和平共处”？能不能既保留个人主义，又能“时时刻刻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呢？不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二者之间是根本不可能“合二而一”、“和平共处”的。毛主席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正象世界上一切矛盾着的事物一样，斗争性是绝对的。矛盾着的双方斗争的结果，必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人们在处理具体问题，遇到个人和集体利益的抉择时，往往不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思想占上风，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占上风；不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吃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吃掉”无产阶级集体主义，这是丝毫也不能调和的。就拿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来说吧。这里也存在着“兴无灭资”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党号召我们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是为了学会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领；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却把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看做向党和人民攫取个人名利的资本。显然，这两种学习目的是不能同时并存的。因为，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事业是有计划的、有领导地进行的，它要求科学技术人员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生产建设需要，它强调理论联系生产实际，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认真调查研究，并且彼此间要协同合作。而具有个人名利思想的人，首先考虑的是个人的“成名成家”，他们强调的是个人兴趣，往往片面地把搞理论、写论文看成成名捷径，不愿意踏踏实实地从事生产调查和科学技术的研究。他们把知识、技术当作个人私产，实行“技术保密”，不愿协作。这样的人怎么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怎么能实事求是地寻求科学真理呢？所以，既为大众利益，又“照顾一己利益”，既向科学进军，又向个人名利进军，同时开动“两架发动机”，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表面上是大众的和一己的利益相兼顾，向科学和个人学位、学衔同时进军，“两架发动机”一齐开动，实际上还是为“一己的利益”服务，向个人名利进军，开动的只是“家庭牌”一架发动机而已。

再说，个人主义能不能加以“克制”呢？个人主义的欲望总是不能满足的。一个人如果有个人主义思想，不及时加以克服，和它一刀两断，那么，个人主义思想就会继续发展，“小个人主义”就会发展为“大个人主义”，“有控制的”个人主义，就会控制不住。“两架发动机”，就往往只剩下个人主义这一架“发动机”。但是这架“发动机”却不是什么进步的动力，而是引导人们堕入危险深渊的陷阱。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我校有个学生，他出身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家庭，一九四九年入团，进大学后虽担任过团支委、班主席等工作，一九五三年还积极要求入党，但他始终没有切实抓紧自己的思想改造，总是想保留一点个人主义，搞“公私合营”，追求什么“在革命人生观前提下成名获利”。他说，“人们说我有名利思想，我不否认，可是在革命人生观的前提下，为点儿名又有什么不对，很难想像一点不为名的人能坚持努力学习。”他拒绝接受组织和同志的教育和帮助。一九五六年，在修正主义思潮的冲击和资产阶级专家的影响下，他的资产阶级思想进一步发展，个人主义再也“控制”不住了。他公开主张“政治业务分工论”、“先专后红”论，而他自己也干脆不问政治，向“有名有利的科学家”进军了。在今天社会里，他这条个人主义的道路是无法走通的。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一次又一次碰壁。但是，他却未能迷途知返，反而感到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对他“处处是束缚、压抑”，表示“即使头磨圆了，还是要这样走！”终于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个青年学生堕落为右派的事实，说明了冯定同志的所谓“克制个人主义”的破产。因此，所谓“克制个人主义”，实际上就是要坚持个人主义而拒绝思想改造，其结果只会纵容和发展个人主义思想，这是必然的。

要什么样的“团结友好关系”？

冯定同志主张对自己思想中的个人主义采取“克制”态度，对别人思想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又是怎么样呢？他在《共产主义人生观》第十二节“民主精神”（第一版叫“尊人”）里说：“……在人民内部，必须谦逊恳切，尊重别人的意见，用商讨或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来‘求同存异，这样……就能和上下左右都建立起团结友好的关系”。又说，“人总是有缺点的；因而不仅要和作风较好的人搞好关系……而也应和作风不好的人搞好关系”。他还举了一个女电话员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他说：这个女电话员为了和一个忌妒她的成绩、和她“有意为难”、“捣蛋”、“使得大家工作无法做好”的“作风不好的人”搞好关系，她“不但在电话中平心静气劝说对方先把大家有关的工作搞好，而且还主动写信和对方交朋友……请对方对自己进行批判，这样就使对方也不能不被感动而改变工作的态度了。”冯定同志这样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我们主张在人民内部应该发扬民主精神，应该建立起团结友好的关系。但是，我们的“民主精神”和“团结友好”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对砒会主义事业有利。凡是对社会主义有益的意见和行为，我们是应该尊重的，但对社会主义有害的思想行为，我们就只能“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应当看到，人民内部还有不同阶级，还有是非原则的问题，离开了阶级观点和是非原则，抽象地讲“民主”、讲“尊人”，讲“求同存异”，那就造成人们是非不分、思想混乱。例如，对资产阶级思想就不是“尊重”“求同存异”的问题，而是进行批评和斗争的问题。当然，我们在对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进行批评和斗争时，应该讲究方式方法，要耐心说服、以理服人，反对简单粗暴，强制压服。但是我们讲究方式方法，其目的也是为了弄清是非、“兴无灭资”，而不是毫无原则地讲“民主”、讲“尊重”、讲“团结”。而冯定同志所讲的“民主精神”、“尊人”、“搞好关系”，恰恰就是这样一种毫无原则的团结。他所举的女电话员的例子就清楚地表明了他自己的主张。冯定同志在谈到女电话员和那样一个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行为的人搞好关系时，根本不谈她如何进行批评和斗争，帮助对方认识和改正错误，而只谈她如何“耐心和忍气”，甚至主动“请对方对自己进行批判”。仿佛有错误的不是对方，倒是她自己。这里难道还有什么是非原则吗？也许，由于她对资产阶级思想行为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使对方暂时“受感动”，不再向她“捣蛋”了。但由于对方对自己错误思想缺乏认识和改造，他又一定会在其他场合、对其他人进行“捣蛋”。所以，冯定同志所提倡的这种“尊人”、“民主精神”、“求同存异”等等，实际上就是主张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和平共处”，取消“兴无灭资”的必要的斗争。

当前，在国内外都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从各个方面对我们青年进行腐蚀和进攻，我们青年决不能像冯定同志所主张的那样，对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克制”、“耐心和忍气”、“求同存异”，恰恰相反，我们一定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努力加强思想改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本文引文中的着重点是引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