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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01日 东方早报 周清澍
[导读] 杨人楩向往法国大革命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难怪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有人批判他自高自大，自称“老子天下第七”，即在他前面除马、恩、列、斯、毛而外，还要加一个罗伯斯庇尔。
在解放前，他当然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反对派。1947年2月，政府以清查户口为名，午夜闯入北平民宅，发动空前的捕人事件，数日内先后逮捕达两千人，包括知名人士中央警官学校王云相教授、北平耆旧符定一等。杨先生与朱自清、向达、金岳霖、陈寅恪、许德珩、张奚若、汤用彤、钱端升等共十三位教授在《观察》（第2卷第2期）上发表保障人权宣言，当时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他又同王铁崖、邵循正、袁翰青等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观察》第3卷第8期）。
北平和平解放后，杨先生退出了九三学社，但他也不再充当反对派发表政论，而是把精力集中于教学工作中。为了适应新中国的教学需要，他和夫人张蓉初先生自费聘请俄罗斯教师学习俄文，并着手翻译新出版的《苏联通史》[参照英文本，并请向觉明（达）先生审定中亚和南俄的译名，用三人合译的名义]，是解放初最早出版的苏俄通史译作。
1951年秋，我在北大史学系上二年级，基础课世界古代史本来由胡钟达先生讲授。开学不久，系主任郑毅生（天挺）先生率部分教师和三四年级同学去江西参加土改。胡先生也在内，他的课改由杨先生担任。杨先生是1946年朱光潜教授重回北大任英语系主任时，以“教学很行”推荐到北大的（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246页）。他每讲一课，先在讲台上走来走去，将本课内容娓娓道来，一段讲完，突然停下来，摆好姿势，就像唱戏道白过后，正式开唱，如同朗诵诗一般的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地念出一段经过字斟句酌的总结。然后又是“道白”、“开唱”，反复循环。我们掌握了这个规律，“道白”时凝神静听，“开唱”时就抓紧笔记，力求一字不丢，记下它也就是抓住了考试时符合标准答案的重点。在我记忆中，他对古希腊特有感情，在评论希腊史事时，常分三部分讲述，末了再分别用真、善、美三字总结。思想改造运动中，理所当然地被当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遭到批判。此后提倡学习苏联，教材统一，大多千篇一律，这种富有个性的教学方式再也见不到了。
1951年冬至1952年4月，学校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杨先生被定为史学系的批判重点，陷于多次检讨不能通过的窘境。于是系里就选几个学生组成专门的帮助小组，到他家里为下次检讨提意见。我也忝列帮助小组成员，四五个人围坐在他家的沙发上，一面吃着他招待的糖果点心，一面还对他的检讨品头论足。
记得他被批判的内容大致有两方面，一是批判他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立场是反共的，二是批判他讲课充满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运动进入高潮，学校将他在《观察》上发表的三篇名作《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国民党往何处去？》、《关于中共往何处去？》印发供大家批判。当时我们的知识贫乏，理论水平又低，光知道批判他狂妄至极。全中国左、中、右三股势力往何处去，难道还轮到你指点迷津，说三道四？又有人揭发，当九三学社应邀参加新政协时，他不同意九三学社头上由另一个党来领导，宁愿舍弃政协委员的待遇，居然退出了九三学社。他辩解说：九三的发起人之一樊弘教授也退出了，不只是他一个人。批判者当即反驳：樊弘教授是因加入共产党而退出，是更加革命；而他是因反对共产党而退出。
后来我还得知解放前北平被围，傅作义邀请城内名流座谈，杨先生曾发言反对镇压学生，支持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听说邓广铭先生生前曾愤愤不平地说：当时某些人在座谈会上主张镇压学生，甚至指责傅作义过于软弱，由于没打入右的另册，又有社会影响，许多回忆文章竟把杨人楩的话安到这些人头上，而真正的民主斗士、敢于仗义执言的他反而被纳入右的行列，早就被历史遗忘了。
对他的讲课，如前述歌颂希腊文化的真、善、美，被认定是宣扬唯心主义遭到猛批。甚至有人揭发他曾说过：法国大革命中的许多事件和政变多发生在热月，是由于天气太热，使人们昏头昏脑，容易冲动，所以才促成那样的暴力行动，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这种揭发近似开玩笑，我们一二年级的同学都没听过这门课，无法证明,他有没有说过这类荒唐话，至今我仍抱怀疑。
1952 年院系调整后，我们转入西郊的新北大，杨先生1953年春又给我们讲授基础课世界近代史，改按苏联的分期由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讲课前，他先发给我们一份讲课提纲，章节目齐备，可是我们看后不知是何意思，经他得意地解释，是他钻研马恩原著后，提纲正文全用马恩的话编成。如他解释：某小节概括为“既是机器，又不是机器”，出自《资本论》，指的是这节是讲产业革命。他的提纲充斥马恩语录，很少具体史实，弄得我们不知所云，大家意见很大。我想，倒不如照他老一套讲更受学生欢迎。
开学几周后，我同梁从诫同学被调出学习俄文，也不知杨先生的课后事如何。1953年秋季开学后，马列学院请来了一位讲世界近现代史的苏联专家，系里决定派我们两个学俄文的学生同张芝联教授、李克珍先生共四人去学习，杨先生作为世界史教研室主任负责管理。具体地说，我们须每周到他家去一次，讨论和反映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从二年级到四年级一直师从他，加上又曾是他思想改造帮助小组的成员，所以交往较别的同学多。
我们班毕业后，留下十来人做学习世界近现代史和亚洲史的研究生，分别由杨先生和周一良先生负责管理。由于我是学亚洲史，同杨先生的联系就较少了。此后几年，国内形势较好，知识分子处境也较优越，杨先生在翦伯赞先生出国时代理系主任职务；增补为《历史研究》三个世界史专业的编委之一（另两位是陈翰笙和周谷城）。这几年中，他热心促进世界史研究的发展：倡议成立世界历史研究所，组织世界史学会，创办世界史杂志，编译世界史资料。他负责主编《世界史资料丛刊》，还和吴绪合作编译《初编》之一——《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95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他的旧著也得以重印和出版，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他在牛津大学的学位论文《圣鞠斯特》，1958年又重印了他所译注的马迪厄著《法国革命史》。他还是历史系除翦老以外，唯一配备有学术助手的教授。
正当他日子过得较为舒坦的时候，1957年的反右运动降临了。杨先生虽经过运动，棱角已经磨损，但他从来不是闭门搞学问的学究，热心于学界和国家大事之心不会变。他当然会发表意见，难免有触天条。这年春，《光明日报》确定由党外人士储安平接任总编辑，他接任后,负起发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的使命，一一拜望大学里的著名教授。杨人楩是他主编《观察》时的主要作者，当然在拜访之列。储同他商量，过去他们那些声气相通的人是否可新组一个政党，幸好当即遭到他的驳斥。当中央发起反击右派时，他的所谓右派言论被汇报上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发了话，杨人楩有批驳储安平的言行，还不是彻头彻尾的右，可以免于戴帽。这时我刚从东北师大进修归来，也被拉去西郊宾馆参加批判史学界五大右派的大会，他这不戴帽的右派仍逃不过大会的声讨。此后他在政治上和学术界销声匿迹，被撤销了教研室主任的职务,放弃了从事多年的世界近代史专业,改行为非洲史，长期不承担教学任务，历史系的学生甚至不知有这位名震一时的教授了。
不久我被调往内蒙古，直到1961年来京，因事到燕东园顺便去看望他，发现他已显苍老。他一时认不出我来，审视了好一会才用湖南话惊说：“原来是周清澍呀！”他的普通话本来说得不错，这次他说话全用湖南乡音，强调现在很少有人来往。以后我每次进京回到北大，一定要去看望他以及与他同病相怜的向达先生。
1972年“文革”中我第一次回到北大，又到燕东园看望他。他急于了解内蒙古的故人在“文革”中的遭遇，我为了满足他的关心，向他详细叙说每个人的经历。如胡钟达先生起先想积极参加革命，后来反而遭到学生大字报围攻和批斗。他听了很吃惊地说：“‘文革’一来，我和向达早就老老实实，还敢贴什么大字报！”令人不得不敬服这些年来思想改造和阶级斗争的震慑力。
次年4月，我所参加点校《元史》的工作告一段落，邵循正师从小汤山疗养院转到中华书局同我们一起集中结稿，因不适应新的环境，几天后哮喘病大发，入院才三两天就不幸病故。我们闻讯立即到他燕南园家中慰问邵师母，坐下不久，杨先生也来了，非常悲戚。他是老先生中最早闻讯登门慰问的。邵、杨二师本来专业不同，又原来各在北大、清华，是合并到新北大历史系后才有来往，然而多年来同在运动中翻滚，“文革”中又同住牛棚，真是长期休戚与共，难怪要物伤其类。
杨先生年长邵先生六岁，同患哮喘病，可能已有预感，同年9月，杨先生也随着故去。我是事后才得到消息，深以没能参加追悼为憾。听说因有他长兄杨东莼和老同学袁任远两个人大常委参加，追悼会还算隆重。然而这丝毫不能減轻他逝世前二十年所感受的寂寞。他和同类老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必然要风流云散，屏息噤声，逐渐被历史遗忘。
https://news.qq.com/a/20101101/000815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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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2-27 00:3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