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安：檄文永在 风范长存——深切怀念李永长同学 (海瑞罢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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檄文永在 风范长存——深切怀念李永长同学

2014-02-28来源: 《北大人》杂志 李平安



李永长

衷心感谢《北大人》编辑部寄刊物给我！每收到一期刊物，就像回了一趟燕园，一份刊物把我们与母校紧紧连在了一起。刊物栏目丰富，内容亲切，特别是那些忆昔文字，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映现了母校发展的历程，也不能不引起我们每个人对“当年”的回忆。在我的记忆中，有件事似乎值得一提，对于北大校刊自身的历史而言，大概也应记上一笔的。

那是四十八年前的1965年11月10日，“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后来成为“四人帮”成员的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了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史学界、理论界引起极大震动与惶惑。后来人们一般认为此文是拿吴晗先生的《海瑞罢官》开刀，而为“文革”造势的。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尽管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心有良知、学有根底的学者、大家）对姚氏这篇不讲理的霸道文章非常反感，但大多数敢怒而不敢言，即使有些不同声音，也多是在“学术”争论的框子里申辩几声；而随声附和则渐成“常态”“主流”。就是在这种黑云压顶的情况下，北京大学校刊于当年12月27日却发表了《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几点疑问》的文章，向姚文元叫阵。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敢于公开发表这样观点鲜明、一针见血、直截了当揭露批判姚文元文章的只有北大；而北大的批姚文章中，此篇最为全面、深刻，最具代表性。此文公开为吴晗先生辩护，对姚氏进行批驳；不仅驳斥姚氏的观点，而且痛斥其“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主观武断”等恶劣文风，并且揭露其给作者吴晗扣政治帽子、欲将作者一棍子打死的险恶用心。文章有理有据，义正词严，可说是一篇讨姚檄文，即使今日读来，依然会感到凛然正气充溢文间。

北京大学校刊发表这样的文章，也算是胆大包天，这在当时的媒体应该是绝无仅有。当然，发表之时是煞费了苦心的：把此文置于“次席”，还要配上“主流”声音。但能将此文公开发表（不是作为“内参”）、全文发表（不是作为“摘编”），就足以说明是成全此文并传播此文了。而且，编辑部还答应作者要求，不暴露作者的真实身份，允许用化名“方史”，直到后来《人民日报》摘发了此文的观点进行批判（批判文章同时发表）后，由人民日报编辑部给作者寄来信件等，信寄到作者单位，这才“真相暴露”。我认为，这篇批姚文章及校刊编辑部对此文的态度，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即使在那样的气氛下、环境中，代代传承的北大精神也没有灭绝！

这篇讨姚文章的作者，其实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小人物：图书馆学系二年级（1964级）学生李永长。他曾担任班长，后又担任班学习委员，学习刻苦，肯于钻研，热心公事，不拘小节。他有着那个年代青年学生共有的特点，满脑子国家大事，对社会、对未来充满热情甚至激情。为向革命前辈学习，深入工农，锻炼自己，有一段时间他曾组织一些同学，每周六下午到学校煤场参加一两个钟头的劳动。在我的记忆中，校医院以西隔一条南北道直到学校西围墙的墙跟，是一片稻田，同学们称那里是“稻香村”，煤场仿佛就在这“稻香村”的西北角。永长对政、经情有独钟，课余时间，总抱着一部多数人感到吃力的《资本论》在那里啃，还把一般的政治课《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当成了他的主修课。当时在班上他属于才高笔健、善思敏行一类。他爱读书、涉猎面广，对马列、毛泽东、鲁迅的著作尤有兴趣，特别是论战性文章，不仅自己读，还常向同学推荐；而对于一般人喜欢的诗词之类则不以为然，认为那是雕虫小技。擅写议论文，且文笔犀利；与人辩论，则雄辩滔滔。他善于独立思考而很少考虑后果，有时在讨论中还公开对有的教科书和权威文章提出自己的想法。他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后，就连连摇头，表示“我要向姚文元放一箭！”应该说，能写出这样的批姚文章，也是受到当时给我们讲授《中国通史》的顾文璧先生等老师的直接启发的。有的思想、观点出于先生们之口而入于学生之心，出于义愤或感于责任，便成文发表，一箭射向姚氏了。此文的署名“方史”，便是由“放矢”、“方矢”最终演化而来的。

笔者如何知道此情？因为笔者当时就是李永长的同班同学。还有一位同学马士林，是李永长的好友，比笔者知道得更清楚。当时马士林担任我们班的《汉语写作》和《中国文学史》的课代表，写的一手好诗、文，被校刊编辑部确定为在我们系的通讯员。1965年12月中旬，学校发动文科学生参加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校刊编辑部让通讯员们在本单位组织相关文章，当时李永长、马士林我们三人学习情趣较投合，常在一起，马士林便先向我们俩讲了。李永长才思敏捷，很快成文，并经马士林之手送交《北京大学》校刊，遂被刊出。这就是此文出来的大致经过。

李永长发表此文，是否受了影响不得而知。只是他原籍武汉，身体单薄，在那个严寒的冬季毕业分配时，他被派往冰天雪地的内蒙古巴林左旗（当时属于辽宁）某工厂劳动。但金子在哪里都会闪光，终于有一天被慧眼识走，成了新华社记者，先后在辽宁分社、湖北分社、亚太总分社等单位工作，并曾担任分社领导多年，工作颇有建树。李永长富于激情，勇于创新；愿干事、能干事也干得成事。而且急公好义，关心部下。但人无完人。他年轻时的锋芒毕露、过于刚断，倘能在后半生经过磨砺，或许会给他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1965年12月27日北大校报发表李永长（方史）批评姚文元文章

大学毕业后，我们都被分到社会底层去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我与李永长天各一方。只是在他刚到巴林左旗时，怕他孤独，我给他写过一信；若干年后，看到他写的反映长江葛洲坝工程的文章，又给他写过一信。但皆无回音。1999年4月我出差到深圳，从马士林同学处得到永长的电话（其时他已在亚太总分社工作，驻香港），给他通了电话。他很快从香港过来，在一起喝了杯咖啡。他套一件夹克，一条发旧的牛仔裤，短小精干的身材已显发胖，额上已经没有了那卷蓬松的桀骜不驯的头发，清秀而白皙的脸也有点圆了。那双炯炯有神且总是闪出挑战精神的大眼睛似乎透出几分疲惫（这也许只是在老朋友面前才有的）……这是我们离校三十年之后的第一次相逢，没想到这也是此生的最后一面！

2009年11月，我出差武汉，住在粤汉码头旁边的一座楼上。打听永长的消息，才知他已于2008年10月病逝！此前他已回到湖北分社。他单位的许多人怀念他，有同志晚上赶过来向我介绍了永长这些年的工作情况。回京后我即找来有关报道，其中《湖北日报》2008年10月24日的消息《中央省市新闻界送别李永长》一文中说：“中央在汉和省、武汉市新闻界及社会各界代表200多人，23日在武昌殡仪馆举行简短悼念仪式，送别新华社高级记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李永长。中国共产党党员，新华社湖北分社原社长、党组书记，新华社亚太总分社原副社长，湖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原副主席李永长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10月21日在武汉逝世，享年62岁……李永长同志在记者岗位上忠于职守、坚持真理。作为中央在汉新闻界的知名人物，李永长在长江葛洲坝工程、武汉市城市综合改革等重大战役性报道中，采写了一批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报道，有力推动了湖北省、武汉市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李永长逝世后，新华社社长、总编辑，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中央有关部门和当地省市的有关领导送了花圈。这充分说明，李永长工作出色，并得到各方充分肯定。

同时，有同志也向我讲了他历过的艰辛，这包括他在单位工作发展、改革中曾遇到的麻烦，以及他个人的“不幸身世”。原来，他小时候生活艰难，在他拿到北大录取通知书那天，母亲去世！后来在他工作发生变动以及在他病重、病危之时，都有亲人相继遇到不幸！他的夫人也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他们既是中学同学，也是苦命人同命相怜走到了一起！我哪里知道这些！当年我只看到一个刚强的李永长，一个不懈奋斗的勇士，从未感觉到就更谈不上为他分担心灵上的痛苦，当然不配做他的朋友！这些年没有音信，可能在他心中我早非“同道”。但在我，年轻时的那段相知之情却总也抹不去；而且得知他病逝之后十分难过，心上总是沉甸甸的。这天晚上听说了李永长的这些情况之后，我彻夜难眠！我拉开窗帘，呆立窗前，对面不远处就是奔腾不息的大江，如今已笼罩在沉沉夜色之中。右前方的长江大桥上尚灯火闪烁。当年永长曾告诉我，他家在汉口的硚口区，应该离长江大桥不远吧？他就是从那里某个窄小拥挤的房子里，走到北京，走进北大，又走向广阔的社会，用他那支充满激情的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可叹苍天怜才，这么早就将他收走！我不由又想起当年我们一起相处的日子，从入学到毕业，几乎每个细节，都一一浮现眼前……第二天凌晨，我从楼上下来，出门就是沿江大道，跨过大道，对面就是“粤汉码头”。其时尚早，四下寂无人声。在这清晨凛凛的寒风中，码头附近的杨柳落叶飘飘。我迎着寒风继续前行，走到江岸，下到水边，江边滩涂上芦荻萧萧。幽暗的灯光下，那浑浊的江水从上游滚滚而来，又向下游滔滔而去。忽然一声汽笛，是哪艘夜泊的船儿重新起锚？然而远行的永长，始终存于我心的朋友，我们再也见不到你！我折下一枝芦花，轻轻放入江流。我的心好像突然被什么东西触动，便急急回身上楼，把此刻的心情记下 ：

江岸，杨柳落叶飘飘，

江滩，寒风芦荻萧萧。

夜泊的船儿，重新鸣笛起锚，

远行的人儿，早已音容渺渺……

朋友啊，你这大江的儿子，

如何去那严寒的地方 ：

那里冰天雪地，路远山高！

朋友啊，你那消瘦的肩膀，

怎能承受那沉沉重压，

到头来心力交瘁，备受煎熬！

四十年风云变幻，

四十年东奔西跑。

你见过了落潮涨潮，

也历过了热闹寂寥。

终于有一天，累了，倦了，

又回到大江温暖的怀抱！


看落叶飘飘，听芦荻萧萧 ；

望江水滔滔，念斯人渺渺……

我折一枝芦花，放入江流，

愿带去我的思念、我的祈祷 ：

朋友啊，走好！

我知道，这种哀伤之情难以与永长那拼搏勇气和献身精神相配；我头脑清醒时或许也不该发出这种低沉之音。但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回京之后，我不顾一切地把它寄给了远在西安的马士林同学，愿同他一起，共同承受这失友的悲痛！

当年马士林毕业后到了兰州军区的农场接受再教育，后留在部队，也从事新闻工作，转业时回到陕西。他原籍陕北榆林，算是回到故乡。他曾告诉过我，他高中时的一位语文老师叫沈泽宜，1957年“反右”时正在北大中文系读三年级，据说这位沈老师当时和同班同学张元勋一起，写了那份惊天动地的大字报诗《是时候了！》，很快被打成右派。沈老师是浙江人，被分派到寒冷荒僻的陕北。也许是受了这位老师的影响，马士林高考时选择了北大。如今，马士林的一个孩子在国外工作，有一次他去探亲，什么也没带，只背了一套《鲁迅全集》。探亲数月，足不出户，又把《鲁迅全集》狠狠地重读一遍。他退休在西安，当年与李永长同学友情最深。这些年我们常通电话，上述情况有些就是我们共同的回忆。有不妥之处，还可请马士林同学补正。

另外，恳切希望咱《北大人》能在适合时机重登李永长当年那篇批姚文章。这不仅意在缅怀在那个特殊年代作出特殊贡献的北大人，更在于让我们牢记历史，珍惜今天，明确责任，走向未来！

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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