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闻浪：大跃进的公共食堂是怎样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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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闻浪

文史春秋 2003 年 02 期


      近年来，北京、上海、成都等地为了吸引消费者，打出了“公共食堂”的牌子。这些在年轻人看来很新奇，而在40岁以上的人群中，特别有过农村经历的人的记忆中，“人民公社大食堂”留给他们的记忆决不甜蜜。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国，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就象现在的“公共汽车”一样熟悉。它频繁地出现在红头文件、报刊杂志上，几乎每时每刻都挂在人们嘴边……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情的历史把“公共食堂”演绎成一个颇具讽刺性的名词：“大锅饭”。其实，公共食堂原本的定义绝非现在人们所说的“大锅饭”。它是所谓“大跃进”中产生和推广的新生事物，想用以改变农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家家做饭、户户冒烟的情景，实行全民供给制。

      一时间，许多农村和机关、部队一样，钟声一响，男女老少到食堂排队打饭。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砸锅炼钢”。家中不用做饭了，还要铁锅干啥？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象一阵风，吹遍大江南北，到1960年4月，全国17个省市统计：参加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农户达90.3%，湖南省达99%。

      为了研究公共食堂，毛泽东把六大区的书记及有关省委书记召集到专列上，内心有不同看法，但说还是不说？江渭清想起了郑州会议前的一件事。

      像不少的所谓“新生事物”一样，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从它出名的那一天起，急论和斗争便开始了。到了庐山会议上，它成了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以后的反“右倾”斗争中，更是把到不到食堂吃饭提到了坚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时过境迁，两年以后的中央又做出决策：“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一风吹”。决策的领导人经历了从热情鼓吹到冷静对待再到做出正确决策的过程。这也证明了一个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对这段往事记忆犹新且感叹不已：那是在1960年冬季，毛泽东乘火车前往杭州途中，把六大区的书记和有关人员叫到专列上，与他研究农村工作的问题。江渭清是其中之一。汇报中涉及到“公共食堂”问题。当时上上下下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办公共食堂有利于集体出工，可节省粮食、柴草……等好处。另一种却认为，“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太多，弊大于利，不适应农村目前的情况，应当加以解决。但拥护公共食堂者占大多数。江渭清一直没说话，不久前他到农村调查，发现了不少问题。但面对主席，说还是不说？他一直有点矛盾。公共食堂问题很敏感，不少人因此犯了右倾。但是，他还是要说，有一件在他记忆中抹不去。

      毛泽东夸道：这个农村支部书记有水平。毛泽东痛陈：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

      那是在郑州会议以前，毛泽东跑了不少地方搞调查研究。在上海，他把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等人找去，专题研究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有人说我们，所有制这个大前题，既搞大了，又搞快了。现在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研究，找到理论根据。柯老、曾希圣、江渭清你们三个人，分头去搞调查，再向我汇报。”并指示：时间不要太长，一个星期到十天，然后回上海来汇报。

      江渭清和陈光带了两个秘书到武进县。找了一个有特点的大队蹲点一个星期，然后回上海汇报。一见面，毛泽东说：“你们回来了好，我就等着你们的情况呢。”曾希圣汇报时，江渭清已打定主意把调查的真实情况向主席汇报。曾希圣汇报完后，毛泽东说：“渭清，你呢？”江回答：“我和陈光到了武进，在一个村子呆了几天，有个支部书记给我很大启发。”

      毛问：“他讲了些什么？”“他说，今天，人民公社搞这么大，出现了浮夸风，主要原因是三个误解。”毛问：“哪三个误解？”江渭清沉住气，将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的话复述给党的最高领袖：“在农村，现在有三个误解：一、我们把社会主义误认为是共产主义；二、我们把现在的集体所有制误解为全民所有制；三、我们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误解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听到这里，毛泽东对在座的人说：“这个支部书记有马列主义呀！”江渭清又把农村支部书记、大队长们的意见，进行了简要的概括：农村现在问题是三个不相适应，这三个不相适应是因为前面的三个误解造成的。毛泽东说：“讲讲这三个不相适应？”“首先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公社所有的，不是机械化的生产力，而是耕牛生产力；二、现阶段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农民没那么高的觉悟，适应不了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三、我们的干部管理水平，与农业大生产不相适应，这个问题很明显。农村干部的管理水平，从互助组，合作社，一下子过渡到人民公社，怎么能适应得了？”听完江渭清的汇报，毛泽东站起来说：“这个支部书记有水平！”听到毛泽东这么讲，江渭清很高兴。他对毛泽东说：“现在，农村基层的同志，希望中央有个正确的决策，帮助解决一些不实际问题。”毛泽东说：“好，我们很快开会，就是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不久，中央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人民公社在1958年秋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财产无代价上调；银行方面，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农民的恐慌。这是我们目前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瞒产私分，劳力处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犯了冒险主义。问题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下面的同志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生产队（或生产大队，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所有制。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农民的坚决抵抗。现在搞的公社所有制是破坏生产的，是危险的政策，应当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要出安民告示，我们在党内主要锋芒还要反“左”。”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江渭清很受感动，看来主席并非听不进不同意见。

      江渭清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猪肉，这成什么体统？”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听了这话不高兴。毛泽东说：“柯老，你不要压他。”

      专列继续前进。江渭清在深思。毛泽东点他的名：“渭清，他们都发表看法，惟独你不发表，这是什么道理？”主席又点名要自己发言。当着这么多人说不同意见，合适吗？毛泽东见到面有难色，说：“发！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你发！”

      江渭清说：“不少同志认为办公共食堂怎么好、怎么好，可我了解的却是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毛泽东问：“不好在哪里，你大胆地说出来。”江渭清想了一下，说：“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半年吃了一年粮，我们的国家吃不起呀！你老人家说：忙吃干，闲时吃稀；全劳力吃干，半劳力吃稀，是因为粮食不够，现在食堂半年要吃一年的粮。”毛泽东认真听着，竖起一个食指：“这是一，还有二呢？”江渭清见毛泽东态度如此，进一步放开了讲：“猪为什么少了？鸡为什么没有了？公共食堂不可能养那么多的猪，如果一家一户一头猪，就是三亿头猪。现在你老人家带头不吃猪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猪肉，这成什么体统？”毛泽东竖起他的中指：“还有三呢？”江渭清深感痛心地说：“主席，办公共大食堂的损失，是很难计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丢，这还是小事。你再去公路上看看，树已砍得要光了，都用来烧饭，原来一家一户做饭，小孩去弄点干柴树叶，就行了，现在却都烧木材，多可惜！”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总理，他说得对呀。”周恩来点头赞同。

      毛泽东说：“可以搞个调查，田家英一个，陈伯达一个，胡乔木一个，到农村去调查一个月。如果他说得对，全国公共食堂一风吹！”说到这里，毛泽东挥动右手，做了个有力的手势，好象真的要一风吹。他接着说：“如果不是呢，另当别论。”

      毛泽东侧过身子对江渭清说：“你江渭清说公共食堂不好，你就马上解散嘛。”江渭清说：“主席，马上解散不行，群众没有锅，碗筷也没有，还要准备。”“你说要多久？”“三个月吧。”

      这时，坐在一边的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发言了，他对江渭清说：“你们江苏的苏州地区基础较好，那里的食堂还可以搞下去。”江渭清解释说：“苏州的情况好一些，也存在一样的问题，也不能办。”当时的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听了这话很不高兴，正要说话，毛泽东摆摆手：“柯老，你不要压他。”

      1960年至1961年初，毛泽东分别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上提出：加强调查研究，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于是就有了刘少奇到湖南，周恩来到河北，朱德到四川，邓小平和彭真到京郊的调查，也就有了他们反映的“公共食堂五不好”：“即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朱德语）中共中央很快作出顺应民意的决定，全国农村公共食堂很快取消。真的应了毛泽东说的话：全国的公共食堂一风吹！

      几十年风雨过去了，怎样评价公共食堂，人们各有看法。但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作风则值得提倡与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