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春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支前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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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春明 中共中央党校马列所

北京党史研究 1998 年 06 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已经过去整整20年了。这次以哲学问题出现的全党规模的广泛学习和讨论，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广大群众急迫需要的政治上思想上拨乱反正进程中质的突破，是被20年“左”倾搞乱了的党的思想路线从错误走向正确的转折点，是全党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次大讨论为实现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和思想先导。这次大讨论的重要意义，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暗淡，相反却经久益辉。


      论述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文章已发表不少，也已有几十万字的专著出版，但作为这次大讨论先导的中共中央党校关于党内路线斗争的学习讨论，则一般较少涉及。而这次党校的路线问题学习讨论与全党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客观上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下面根据个人的亲身经历，谈一下中央党校路线问题学习讨论的情况和感受。

      （一）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广泛而强烈的拨乱反正要求的必然结果。不过，实践检验原则的首先被重新明确提出，却不只是在哲学领域，在党史领域里也同样酝酿着。情况是这样：

      1977年夏，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党校恢复招生，并委派胡耀邦同志到校主持工作。胡耀邦到校后，一方面从事“文化大革命”诸多遗留问题的处理，一方面抓紧筹办秋季开学的各种事宜，工作繁忙是可想而知的。要开学，教学准备首当其冲。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主和以自学为主的方针，很快就重新明确了。课程的设置主要是老五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党的建设，也很快就明确了。前三门课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本的书目也很快就编辑出来了，经过多方面征求意见和领导审定后很快印刷出版，教材问题解决了。辅导备课工作也在积极进行。可是，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两门课的准备工作就不那么顺利了。以哪些著作为教材，讲些什么专题，谁准备上讲台，教研室内部上上下下多次反复研究讨论，但议论纷纷，分歧颇大，难得共识。有人主张只用一周时间学习一下刚刚开过不久的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就可以了；有人主张沿袭“文化大革命”的老办法，以毛泽东在1971年南巡讲话中讲的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为依据，学习党内路线斗争史；也有人主张大部分人下班搞党建课的辅导（当时党史和党建仍在一个教研室，尚未分开），党史只编印一些文件让学员自学，再请几位中央首长作报告，就可以了，如此等等。眼看开学在即，但却一时难以确定一个大家都赞成的中共党史教学方案。

       校领导对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两门课的教学准备工作十分重视，1977年9月21、22日，接连两个半天召开会议， 专门研究这两门课的教学问题。当时的教研室负责人缪楚璜、周逸两同志分别汇报了党史和党建两门课的准备情况。其他室委也作了一些补充。当时汇报中强调，党史课的最大困难是“三无”，即：一无党史定本，二是党史上一些重大是非尚无定论，三是党史教员多年不搞教研无人能登台讲课。听取汇报后胡耀邦发表了长篇讲话，看来对党史课的教学问题他是早有考虑的。他针对教学人员的思想状况，着重从根本理论原则上强调地讲了几个问题。

      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列原著。他说，我校已编好的近百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本，就是“最根本的定本，最根本的定论”。“要掌握这些基本原理，提高马列主义水平，深入揭批‘四人帮’和其他修正主义。拿了这些原理去破‘四人帮’的修正主义，一个破，一个立，分清路线是非，党内两条路线是非。把这些原理真正弄清楚了，‘四人帮’的路线、谬论也就基本上弄清楚了。”

      其次，不要搞教条主义、照搬文件，要独立思考，独立辨别。他说，讲课辅导“归纳几个条条我不反对，但条条太多了很危险”。他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搞灵魂的东西，原理的东西，不是搞很多典故。千万避免繁琐的考证。”不要搞“条条玩条条，脑袋玩脑袋”的东西。他说，毛主席在延安整风中就讥讽过教条主义者，说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而且是外国的洋唱片。我们要接受这个历史教训。

      再次，要相信自己，自力更生，搞好党校的教学。他说，在讲课辅导方面可以外请一些人，但最主要的是“靠我们自己救自己”。他鼓励大家要“长我们的志气，来它个雄心壮志；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依靠自己孜孜不倦的学习努力，依靠和学员打成一片”。这些话对我们这些与会的教学人员真是对症下药，鼓舞人心。

      他在讲话结束时，提出教员要自觉地清理自己的思想。他说：“这十几年来受错误路线的干扰，我们不可能不受影响，这是一个弱点。因此，有个自觉地清理自己思想的任务。不知道同志们重视了这个问题没有？这十几年报刊上发表的很多东西，包括自己同意的、宣传过的东西，要下决心澄清，把颠倒了的东西颠倒回来，把歪曲了的东西正过来。”

      这些话今日听来可能感觉很平常，但是在二十多年前，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到一年，在久受“左”倾污染和束缚而头脑严重僵化的自己听来，无异于一声惊雷和及时的春雨，给了强烈的思想震动和很大的启迪，是使自己重新回到中共党史研究正确道路上的新起点。

      在这次讲话中，胡耀邦专门谈到大家关心的党史定本问题。他说，党的历史确实需要一个定本。叶帅曾找他谈过，希望几年内能搞出一本党史教材。他曾找过小平同志，请他挂帅写党史。小平同志说他不挂帅，让党校先搞。胡耀邦说，中央让我们设一个党史研究室，高于其他教研室。这件事要等开学以后再进行。目前如何具体进行呢？他设想搞一个“从一声炮响到‘四人帮’跨台，60年40万字的本子”。但什么时候搞出来，中央没定，我也没有想好。他说，“党史前边的可能好写一点，50年代末、60年代难写，九次、十次路线斗争难写，难度更大一些。但是，我们总要有人向这个目标前进。”根据这样一个党史学习任务的设想，胡耀邦提出，当前党史教学“就是着重讨论九次、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一些问题”。（这是根据刚闭会不久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提法。九次是指同刘少奇的斗争，十次是指同林彪集团的斗争，十一次是指同“四人帮”的斗争）。对党建课的教学，胡耀邦也明确提出需要着重研究的三个问题，即：毛主席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发展，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面贯彻党的干部路线；并对专题的内容谈一些看法。

      根据这次汇报会的精神，9月26日， 党史党建教研室开会研究教学方案和研究任务，并作了组织调整，正式成立了九次、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以下简称三次路线斗争）专题研究小组，由金春明任组长，负责起草一份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学习材料。这个组的成员后来曾多次调整，最多时十五六人，最少时只有四人。室领导很重视，缪楚璜亲自抓这个组。全组同志都感到这个担子很重，风险也很大，本着小心谨慎的态度，提出各种方案反复研究。10月9日党校正式开学后， 还专门请省部级的学员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例如10月20日请一部的几位学员座谈。他们都认为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很重要，林彪、“四人帮”对党的优良传统破坏很严重，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问题都很多。一位党的十一届中委、全国劳动模范说得很形象：“批刘少奇时，把林彪的东西当成正确的；批林彪时，‘四人帮’又在台上，因此有些东西弄不清楚了。现在，过去批了的东西又拿出来了，就胡涂了。比如，过去批了奖金挂帅，现在又说可以适当奖励；过去批生产党，唯生产力论，现在又强调抓生产……不知怎样才算正确？”但对如何学习研究也没有提出多少办法。李葆华、舒同等老同志建议仿效延安整风中毛主席编《两条路线》的做法，正反对照编一本学习材料。但也感到这样的材料不好编，而且学习时间只有10天，太短，“十年事情，十天怎么分得清。”

      这个专题小组的成员都在尽心竭力想办法，但由于当时自身的思想禁锢仍很严重，顾虑较多，解放迟缓，很多问题一时难以达成共识，因而一直搞不出大家满意的教学方案和学习材料。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搞出两个初步方案：一个是按校委要求搞的三次路线斗争研究提纲。这个提纲的指导思想和基调，是华国锋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即对“文化大革命”是基本上肯定的。但小组同志又感觉这样搞问题很多，例如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讲不清楚，刘少奇的路线不好讲，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讲多了又怕有副作用，怕影响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等等。出于“不好讲的先避开”这种回避矛盾的心理，又提出第二个方案，只讲林彪、“四人帮”怎样破坏“文化大革命”，基调当然还是党的十一大报告的。这两个方案都打印了十几份报送校委。

      （二）

      校委在12月2日专门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 请各学员部的负责人参加，研究党史教学方案。在教研室负责人作了口头汇报，对两个方案作若干解释后，立即遭到尖锐而严厉的批评。

      胡耀邦说：“你们的稿子不能用，是抄的，干扰没有排除嘛！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宣传了错误的东西，这个不行。文件（指教研室的教学方案）要立即收回，销毁。”他说：“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有些文件受林彪、‘四人帮’干扰搞错了，就是错的嘛。”他说，林彪、“四人帮”对党的破坏非常严重，并举内蒙古自治区为例，说那个地区只有27万共产党员，可是却有35万人被打成“内人党”，被打死、打伤的达到5万多人。 他气愤地说：“把我们的党破坏成什么样子了！还有工业、农业和各方面的破坏。时间越久就越感到林彪、‘四人帮’给党、给国家、给各族人民带来的灾难的严重性。他们把党分裂了，把群众分裂了，把各民族分裂了。肃清他们的流毒需要花多大的力量，多长的时间呀？！”他尖锐地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破坏的严重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不可能明确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当时只是讲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干扰，使“文化大革命”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想法搞，“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做法就不是主席思想。这大概也是当时所能达到的一种认识高度吧。

      这次汇报会上的最大突破是，明确提出了以实践作为检验党的历史上路线是非的标准问题。胡耀邦说：“这十几年的历史是非，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光看文件不行，还要看实践。”“要跳出框框。”“要用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通过实践检验，分清历史是非。”据个人接触的材料看，这应该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以实践作为检验党的历史上路线是非的标准问题，比社会上开展的大讨论早半年。这是一扇通向真理之门。这道门一打开，党史研究就可以开始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

      在这次汇报会上，校内一些负责人也讲了一些意见。其中，当时任副教育长的冯文彬说了几句很有分量的话。根据我当时的记录他是这样说的：“要研究党史就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敢于实事求是，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框，精神有枷锁，就研究不好。已经粉碎‘四人帮’了，不要再说违心之言，作违心之事。没有这一条，根本不要干。按照现在的方案搞，越搞越胡涂。搞党史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他在会上对几个问题的提法使我感到震惊。如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延安‘抢救运动’的发展”。上海的所谓一月革命“是反革命风暴”，等。客观地说，冯文彬对“文化大革命”本质的认识是较早的一位，也是较深刻的一位。

      当时担任哲学教研室主任的吴江也讲了比较深刻而有启发性的意见。他说，三次路线斗争很复杂，有很多提法过去是中央文件提出的，现在值得考虑。“文化大革命”十年，林彪、“四人帮”干扰十年。“四人帮”夺权，就是打击党、打击老干部。大批判批来批去还不是批老干部，批来批去就是批毛主席革命路线，把毛主席路线当刘少奇路线批了，这是最大的颠倒。所以，“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都要清算一下。清算是否是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主席说三七开就是算了大帐嘛。我们要在这个大帐下具体算。这样的看法在当时也是十分勇敢和大胆的。

      而中央党校当时的校党委委员认识并不一致。就是在这次会上，也有人提出，“要把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讲充分”，“要讲清楚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以这个理论为中心”等等。

      党史教研室原来提出的两个教学方案都被否定了，那么怎么办呢？胡耀邦提议，由吴江牵头，从哲学教研室调一部分力量同党史室的同志一道，尽快搞出一个新方案来。从此以后，这个小组就直接在吴江的领导下工作了。不过从哲学教研室调人的事不知何故未能实现。

      12月10日，这个小组的全体同志在吴江率领下到胡校长办公室开会，正式确定搞一个关于研究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的研究提要。提要大体包括五部分内容：一、引言，主要讲研究这段历史的态度和方法；二、九次路线斗争；三、十次路线斗争；四、十一次路线斗争；五、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并对每个部分要写的主要内容和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作了初步的讨论。胡耀邦在这次会上提出：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会发生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大家要认真研究，搞清楚，努力写出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文章。可惜这个任务我们至今仍未很好完成。

      这次会议成为起草三次路线斗争研究提要的真正起点。

      （三）

      明确了党史研究中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是实践检验而不是文件对照，对于当时的我们，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也可以说是三个月无成效工作中获得的最重要成果。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起草工作就逐步走上了正路，进展也就比较快了。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起草出一个新的稿子，送给了校委。

      当时已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但仍兼管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1978年1月24日， 专门把吴江和课题组的几个同志找到他在中组部的办公室，谈了对研究提纲草稿的意见，并讨论了一些具体问题的提法和某些问题的处理。胡耀邦认为：“这个提纲，路子是对头的，就是太简略了。要意气风发，严密周详地加以充实。有些重大的事情不能遗漏。现在是14000字，可以增加到30000字。”

      根据这次汇报研究的意见，课题组的同志抓紧写作，寒假也基本上没有休息，吴江亲自动手作了不少增添和修改，在春季开学之前赶出了一份3万多字的修改稿， 又征求了少数学员的意见（其中包括主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光明日报》主编杨西光）。在这样的基础上，1978年4月铅印成内部讨论稿。

      这份题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内部讨论稿，共分为六个部分：一、为什么要着重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二、关于第九次路线斗争；三、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四、关于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五、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表现的一些特征；六、研究中应注意的两个问题。第一、怎样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关于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澄清“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路线是非，同捍卫和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关系问题。全稿共4万多字。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份研究提要，可以提出种种批评意见，例如说它是简陋的、肤浅的、还没有跳出老框框、思想很不解放等等。这不奇怪，因为今日之中国同20年前，确实是大大地不同了。实践的巨大变化给党史是非的研究以巨大的推动和启迪。但是，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教导我们的，“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那么，这份提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供了什么应称之为新的东西呢？除了一些具体历史是非的分析判断外，从理论原则上说只有一点，就是重新明确了辨明历史是非的正确标准是实践，而不是文件、书本或语录，使党史研究工作恢复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并逐步走上正路。

      提要中提出了三条研究党史应当遵循的原则，即：“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包括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论述和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第三，应当以研究总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为基础，对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进行综合研究。”其中，最重要而又有新意的当然是第二条。现将这条的原文抄录如下：

      “毛主席指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来证明。要尊重历史事实，‘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列宁）。绝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玩弄个别实例来‘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搞所谓‘事实为政治服务’。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上当受骗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像这样鲜明而肯定的论述，就个人所了解，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还是第一次。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但却为认真地研究和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开启了闸门，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

      此外提要还有一些在当时看是很大胆的做法，如在讲刘少奇路线时虽然还称之为修正主义，但却去掉了当时惯用的“反革命”三个字，而且不提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帽子，如此等等。

      （四）

      这份研究提要不是供少数专业工作者闭门研究用的，而是供给中央党校学习讨论用的一份内部材料，因而影响就非同一般。中共中央党校的学员来自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一般都担负一个地区或部门的领导工作，他们的政治思想状况对各地区、各部门的影响颇大。因此决定在这样的学员中讨论三次路线斗争问题，可以预期必然会发生全国性的影响。

      这次学员大讨论的时间是1978年4月上旬，共10天。 在校的第一期三种学员班次全部参加，包括高级班147人， 对象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党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人民解放军的军以上干部，其中包括部分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级班496人， 对象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司局长，各省、市、自治区的厅局长，还有一部分优秀县委书记；宣传干部班164人，对象是各省、市、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党校、军队院校和大专院校的理论骨干。这八百多名来自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高中级干部和理论骨干，围绕着党的三次路线斗争问题议论纷纷，各抒己见，讨论热烈。

      学员们对这份研究提要的看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认为这份提要，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伟大成就肯定不够，论述不够；对毛主席的路线阐述不够，毛主席的旗帜举得不高，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不够等等。总之，是站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角度来要求这份提要，感到不满意。例如一位学员在讨论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认为学习提要应该从建国后30 年的曲折， 苏联60年变修的教训和巴黎公社后100年的历史经验， 研究总结一些带规律性的经验，才能充分阐明“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他认为这些意义有：巩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成果，使世界革命有了巩固的后方，避免了修正主义在中国复辟的现实危险，避免了世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的混乱，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教育了几代人，保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得到贯彻等等。这大概可以看作是坚持“文化大革命”“左”倾观点的典型。

      再一类，同前一类相反，认为提要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揭露批判不够；对“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重要事件和历史的全过程没有讲清楚，有些不该回避的问题回避了；提要本身就没有完全贯彻实践检验的真理标准，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这类意见当时多是以提问题的形式出现的。例如：路线斗争一般是党内问题，但三次路线斗争的结果，错误路线的头子都是敌我矛盾，而且每次路线都有一大批追随者，这个问题如何理解？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有哪些表现？既然已经把刘少奇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为什么开始还让他领导，结果又闹出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委托江青开文艺座谈会避开中央政治局，这种做法是不是违反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文革小组领导运动，实践证明都是坏人，这怎么理解？如此等等。也有的同志明确提出：“我感觉从1958年以来20年对党内的‘左’的思想不能低估。林彪、‘四人帮’都利用了这一点。”“光批判林彪、‘四人帮’并不难，问题在于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而这方面提要做得很不够。这些同志是从另一个角度对提要不满意。

      第三类意见，认为三次路线斗争很复杂，很多问题都很敏感，能够写出现在这样一份提要已经不容易了，不要有过高的要求。很多问题有待于事实的澄清，更有待于中央作出正式的结论，我们现在讨论即使意见一致了也不算数，还是慢慢研究吧。

      在学习讨论中，尽管意见分歧很大，难以达到共识，但对以实践作为检验党内路线斗争是非的标准，没有人公开表示反对意见。而且这一讨论的举措本身，就是对被党的十一大重新肯定的“文化大革命”禁区的一次强有力的冲击，是对“左”的长期思想禁锢的一次突破和松动。这些在中央党校参加学习讨论的党的高中级干部，在不久后开展的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不少人都发挥了积极的正确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党校关于党内三次路线斗争问题的学习讨论，是为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了一定的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五）

      回顾这一段历史，使我联想起在党的历史上发生重大作用的延安整风的历史过程，感到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延安整风二者似有某些共同的发人深思的地方。

      首先，二者都处于认识中国革命客观规律升华阶段的关键时刻。

      延安整风之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有20多年的实践，其中包括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并且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毛泽东思想。当时思想理论战线上的重大任务，是迫切需要在全党统一认识，取得共识，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奋斗，以促进中国革命胜利的早日到来。当时促进全党取得共识的关键举措，就是延安整风。这个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的创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经历30年的曲折历程，既有骄人的伟大胜利，也有包括1958年“大跃进”和10年“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的大挫折，加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风雨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这就为进一步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奠定了牢实的基础，使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升华达到一个转捩点。但是，20年“左”的严重影响仍牢牢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迫切需要思想的大解放。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总结历史经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实现群体性的升华，以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新路。这正是真理标准大讨论所承担的根本历史使命。这就是说，二者在历史条件和客观要求方面有相似之点。

      其次，当时妨碍党内取得共识的最大直接障碍，都是党内路线是非问题。

      延安整风前党内的最大认识分歧是如何评价王明一伙和他们推行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功过是非问题。只有彻底清算王明路线，才能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高度的政治思想统一。正是延安整风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导致《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顺利通过，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前，党内最大的认识分歧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晚年及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矛盾的焦点是对毛主席能不能搞“两个凡是”，对毛泽东思想要不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只有打破“两个凡是”的禁区，方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解决一系列重大遗留问题，为党能够实现具有历史意义的深刻转变创造条件。而真理标准大讨论为解决这一客观历史任务作了较好的思想准备，也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党内路线是非研讨的最大成果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顺利通过作了一份贡献。

      再次，解决党内路线是非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只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必须从世界观方法论上作根本的解决，这就必须求助于哲学。

      在延安研究党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实际上从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就已经开始了，争论时断时续。但起关键性指导作用的，则是毛泽东1941年5月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 毛泽东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的高度，尖锐地批判了主观主义的坏学风，一下子就击中了王明路线的要害，使许多纠缠不清争吵多年的历史是非问题迎刃而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哲学原则的重新鲜明提出，也是一下子就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帮助人们打碎个人崇拜、神化领袖的精神枷锁，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维的迷宫，找到了评价历史是非的试金石，使历史科学重新走上正确道路。这大概正是哲学这门“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的科学的威力所在吧。

      不过，这两次从哲学高度提出问题的具体情况是不同的。延安的一次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自作报告，全党热烈响应，自然很少有疑义。而1978年的一次，则是由不甚知名的学者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的报刊文章，地位和分量同延安的一次大不相同。虽然得到中央某些领导人的支持，但对立面却是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这就带来很大的政治风险，而且也不会很快为全党所一致接受。不过大讨论的结局是理想的。不但得到全国大多数党委的支持，而且得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肯定。这正是全党思想水平提高和政治上更加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