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里峰：“概念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野”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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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

中共党史研究 2018 年 04 期


      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概念提示着历史的进程。对基本概念进行正本清源，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前提，但这项工作在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研究领域才刚刚起步。近十余年来，一批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西方学界的概念史研究传统，并尝试对中国现代政治与社会基本概念进行系统梳理，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①。笔者在党史、革命史领域研究有年，近来亦涉足与革命相关的概念史研究，深感这一学术工具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意义，故撰此文简要介绍其渊源和特色，并以若干论著为例，就如何进行中共党史基本概念研究略陈浅见。
      概念史是一种发端于德国、盛行于欧美学界的研究手法，其旨趣常被概括为“历史语义学”，即用历史的眼光去考察重要概念的形成、演变、运用及其社会文化影响②。1955年，德国学者罗特哈科尔(Eric Rothacker)创办学术年刊《概念史丛刊》，通常被视为概念史研究出现的标志。从20世纪70年代起，三部大型辞书陆续编纂出版，为概念史研究带来了世界性的学术影响，即八卷本《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辞典》(1972-1997)、十三卷本《哲学历史辞典》(1971-2001)和十五卷本《法国的政治—社会基本概念手册》(1985-2000)③。
      概念史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无疑和20世纪中期西方学界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密不可分。受弗雷格(Friedrich Frege)、罗素(Bertrand Russell)、奥斯汀(John Austin)等分析哲学家的影响，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语言并不是“透明的”，人们对事物的描摹、对历史的叙述并非忠实和完整的“如实”复制，而是一种“再现”或“表象”(representation)。以语言为中介呈现出来的“真实”已不是客观存在本身，而是人们对自认为客观真实的主观表达。这对先前主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主义”话语形成了巨大挑战，研究者开始更多地关注人们对世界、对历史的认知和再现，而不再孜孜于追寻“绝对真实”。经过此番“典范转移”，对语言、概念、话语、修辞的探究便很自然地绕过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等传统领域，成为西方历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潮流。
      研究概念的起源和流变并不是德国学者的专利。同样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西方学界还发展出不同的研究路径和学术流派。在英国，有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研究”，旨在梳理英文中“文化与社会”关键词的意义转变、复杂性与不同用法及其创新、延伸、重复、转移等过程④；有以波考克(John Pocock)、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为代表的“剑桥学派”，聚焦于政治语言、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尤其注重“对概念在其中发挥功能的语义场进行共时性的探讨”⑤。法国则有为学界所熟知的“话语分析”流派，强调知识生产与权力操控之间的密切关联，福柯(Michel Foucault)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概念无处不在，概念史家关注的则是历史进程中的所谓“基本概念”，即对特定区域、特定时期的政治与社会变迁产生重要而持续影响的关键性概念。在德国概念史领军人物柯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看来，可以从四个标准来判断一个概念算不算得上“基本概念”，即时间化、民主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些标准又分别对应着特定的方法论诉求。所谓“时间化”是指这些概念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因此需要细致梳理概念生成与变迁的历史脉络；所谓“民主化”是指概念的社会边界日渐拓展，最终成为社会各阶层耳熟能详、日常使用而不自觉的概念，因此需要拓宽研究视野、扩展资料范围；所谓“政治化”是指概念的政治意涵日益增长，对塑造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需要探讨概念形成和传播的政治后果；所谓“意识形态化”是指概念日益成为权力支配体系的工具和要件，因此需要揭示概念/话语背后的权力操控和角逐。⑥按照上述标准，《历史的基本概念》共收录115个(组)基本概念，系统考察其形成、演变、传播及影响，从而清晰地勾勒出德国乃至欧洲现代概念体系经由1750年至1850年的“鞍型期”(saddle period)而逐渐奠立的过程，为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和参照⑦。
      从概念史视角观之，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领域虽已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与之相关的基本概念还远未得到系统而深入的梳理，致使许多学者还在似是而非地使用各种概念，相关学术讨论往往也因概念含混不清而难以深入。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细致的资料耙梳和意义阐释构筑一个基本的概念谱系，或许对推进中共党史研究不无裨益。
      首先需要探究的当然是那些构成中共历史底色的核心概念，它们在党史文献中随处可见，对中共历史进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例如，“革命”就是理解中共党史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既是20世纪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主题，也是近代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政治话语之一，“不仅意味着进步与秩序的彻底变革，还成为社会行动、政治权力正当性的根据，甚至被赋予道德和终极关怀的含义”。然而，西文中revolution的原意是天体周期性运动或事物周而复始变更，中国古代典籍中的“革命”往往用作周期性王朝更替的代名词，背后体现的仍是一种循环史观。那么，近代中国为何要用“革命”来翻译revolution，并用它来描述政治与社会的急剧变迁？中国和西方的革命观念有何异同？中国革命观念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中共革命与辛亥革命、国民革命有何延续和差异？⑧为理解中共革命的运行机制，又必须对“阶级”概念进行深入探讨。按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将人群区分为不同阶级，既是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前提，又是党组织进行政治动员的有效工具。阶级概念怎样译介到中国并流传开来？唯物主义阶级观何以能在与其他思潮、流派的竞争中胜出？阶级话语与民族话语之间有何互动关系？阶级划分如何取代传统的血缘、地缘等人际分野，确立一种新型的政治等级秩序？此外，“国家”“民族”“政党”“政权”等也都是政治制度及其变迁中的核心概念，中共领导人如何理解和表述这些概念、如何与其他政治势力争夺其阐释权，显然也是中共党史研究不应忽视的问题。
      许多概念带有明确的价值判断，标示着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自我定位，指引着党的行动方略和革命实践，可以称为价值性概念。1949年中共赢得革命胜利，新政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号，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这一简单的历史陈述就包含了若干个价值性概念。“中华民族”是20世纪初现代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逐渐发展的产物，其内涵从汉族逐渐扩大到其他各族人民，并随着知识精英的倡导和讨论而逐渐传播，最终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成为主导国内政治舆论的符号化概念⑨。“人民”作为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公意”(general will)概念的载体，在道德上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从而取代君主成为现代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来源，然而其整体性、抽象性的特征又使人民主权在实践中时常面临困境⑩。“民主”与“共和”是近代国人努力追求的政治理想，实际上“民主”出自中文语境，“共和”出自日文语境，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相互渗透，二者起初是一种“类义关系”，后来才分道扬镳，分别成为西文democracy和republic的对译词(11)。然而，民主作为大众参与、共和作为均衡政治的实质性差异，无论当时还是如今都很少有人真正弄明白。“平等”“自由”“解放”等也都属于这样的价值性概念。
      一些作为革命对象或对立面的概念同样值得深入探究，“封建”即其典型。传统史籍所谓“封建”是指先秦时期的“封邦建国”，与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相对。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传入中国后，“封建”就从政治制度转变为一种基于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社会形态，毛泽东更将近代中国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遂成为专制、保守、反动等负面意涵的象征和革命要消灭的对象。(12)“革命”的对立面是“反革命”，这种二元对立是在20世纪20年代建构起来的，当时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同时并起，在三大政党、三种革命的党际互动中，政治道路的不同选择遂由“革命”与“改良”之争演变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圣魔两立，“反革命”也正式作为一种刑事罪名列入法律，成为一种令人恐惧的政治污名(13)。
      中共党史中的基本概念不是孤立存在的，往往由若干个具有互文、类义、对比、分层等关系的概念共同构成一个“概念群”或“概念链”，只有从它们的相互关联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每一个概念。例如，“人民”概念应该放在和“国民”“臣民”“群众”相比较的视野中去考察，而“群众”又和“先锋队”“干部”“群众路线”等密切关联。“群众”同时承载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劳苦大众”、西方近代群众心理学中的“乌合之众”两种相反相成的意涵，“先锋队”与“群众”、“干部”与“群众”、“基本群众”与“普通群众”构成了一个既层次分明又边界模糊的等级体系，为党在革命实践中灵活划分敌友、扩大社会基础、塑造政治合法性发挥了重要作用。(14)同样，“阶级”为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动员工具，与之相关的次级概念、三级概念当然也应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如区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定义和边界何在？底层工农大众怎样才能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经营地主”等阶级身份如何确立、如何演变？从阶级话语推衍到革命实践，“积极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同路人”等政治标签意味着什么？这些概念都是为了确定个体和群体在革命中的身份与地位，可以称为身份性概念。
      在中共历史上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制度，党史学者不仅应该研究这些制度本身，也须关注与之相应的制度性概念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例如，“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它的思想渊源何在？党的领导人和党章在不同时期怎样表述？民主与集中之关系经历了何种变化过程？普通党员和群众对这一原则的理解是否存在偏差？同样，“人民民主专政”“苏维埃”“人民法庭”“三三制”“工作队”“贫农团”“会议”“总结”“汇报”“巡视”“调查统计”等制度或机构，都可以既从制度/实践又从概念/观念这两个不同的视角进行深入考察。
      中共领导的革命实践还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行动策略，深入探究这些策略性概念的政治意涵和政治功能，无疑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党史的理解。例如，中共建党伊始就设有两个机构——组织部和宣传部(最初仅有主任)，其重要性一直延续至今。党史学界对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当然有过大量研究，但大多聚焦于机构之沿革、职能之变化或工作重心之转移，却很少对“组织”和“宣传”这两个概念本身详加分梳。要知道，中共是与传统血缘、地缘、业缘团体以及现代西方政党和利益集团都全然不同的一种新型组织，其特性绝不是不言自明的，革命领导者和参与者对组织的认知也并非毫无歧异和一成不变。“宣传”(propaganda)一词则已在西方语境中被污名化，党为何以及如何使用这一概念同样需要进行梳理。再如，笔者曾注意到“运动”作为一种动员方式和治理风格的重要性，指出群众运动是中共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种非常规政治手段，因其具有常规行政手段难以比拟的优越性，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被广泛使用，基本特征就在于广大民众的动员型政治参与、国家力量对基层社会的直接介入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运动式治理”模式(15)。“路线”“方针”“政策”也是这样，党史学者不仅要关注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也应该把这些概念本身纳入研究视野。“代表”“动员”“作风”“统一战线”“工农联盟”“模范”“团结”“斗争”“改造”“整党”“整风”等等皆当如此对待。
      更适合、更需要作概念史梳理的应该是形形色色的主义概念。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以-ism为后缀的词汇，往往具有“……至上”的意思，即强调某一种价值或特性超越于其他价值、特性之上，它们构成了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这些概念自然也负载了鲜明的价值判断，和前述价值性概念具有相似性，但数量庞杂、种类繁多，不妨作为一种单独的概念类型。(16)其中有些是作为正面价值存在的，如“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唯物主义”等，过去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较多，而对这些概念在整个中共历史进程中的意义演化及内在张力的探讨还远远不够。更多的主义概念则是用来描述党的对立面或需要克服的错误倾向，如作为革命对象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为思想偏差的“唯心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个人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作为路线错误的“机会主义”“冒险主义”“投降主义”“关门主义”、作为作风问题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等，对这些概念之形成、变迁及影响的剖析，更是以往中共党史研究所欠缺的内容。
      在与党史、革命史相关的大量概念中，一些看似无关宏旨、实则细致入微地彰显了中共革命运行机制和独特性的本土化概念(在其他历史情境中未曾出现或没有那么普遍和重要)，尤其值得进行深入探究。例如，在研究华北土改运动时，学者们注意到“诉苦”这一独特的动员和治理手段，指出这种被纳入阶级话语的特定诉说行为，有效地激发了广大农民对国民党的恨和对共产党的爱，使之在不知不觉间投身于革命洪流。诉苦也有助于农民与国家关系的重构，是一种转变人们思想观念的治理技术和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17)同样在土改研究中，又有学者对“翻身”“翻心”“生产”等概念进行“话语—历史分析”，指出北方土改中“翻身”与“生产”的矛盾构成了中国革命现代性矛盾的原初形态，并预示了未来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构性张力；“翻心”实践则揭示了精神力量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堪称共和国革命政治文化之滥觞(18)。
      以上所列都是中共党史上直接使用过的概念。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党史文献中没有或很少提到但对历史解释很有帮助的分析性概念，例如“象征”“记忆”“仪式”“认同”“情感”“传播”“合法性”等等，也完全可以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有力工具。需要说明的是，上面所作的类型区分完全是为了研究的需要，不同类型的概念是很难截然分开的，上述制度性概念、策略性概念、本土化概念其实都是从中共革命实践中提取出来的，制度往往具有策略意味，策略也可能凝结为一种制度。
      用概念史方法来研究中共党史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真正付诸实施却并非易事。以笔者从事党史研究和概念史研究的经验来看，一项好的研究应该具备三种特质：历史感、层次感和张力感。
      所谓历史感，是指把概念放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而不能以今天的知识和眼光去理解历史上的概念。中共党史上的大多数概念至今仍在使用，“以今视古”是许多研究者难以抵制的诱惑。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概念史家，无论波考克、斯金纳还是柯塞勒克，都一再强调必须时刻注意“历史化”(historization)或“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重要性，不要犯“非历史主义”或“时代错置”(anachronistic)的谬误(19)。若非“设身处地”地回到历史现场和历史语境，研究者的“后见之明”恰恰会遮蔽历史真相。
      所谓层次感，是指从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不同层次去探讨特定概念或概念群，而不能停留于词汇和语义变化的表层。一位学者认为，中国的概念史研究应该包含以下内容：“词语的历史；词语被赋予了怎样的政治、社会内涵并因此而变成概念的历史；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词语表述或曰概念在文本中的不同呈现；文本得以生成的社会政治语境。”(20)笔者更愿意将概念史研究归纳为三个层次：作为“能指”(signifier)的概念，即用术语学或关键词的方法去梳理词汇(概念的载体)的渊源和演变；作为“所指”(signified)的概念，即用历史语义学的方法去探讨概念的意涵及其演化；作为“话语”(discourse)的概念，即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去剖析概念的使用情况和政治功能。
      所谓张力感，是指时刻关注概念之名与实以及概念的不同使用者之间的紧张/冲突关系，而不能想当然地把文本呈现出来的面貌当作历史事实。前面提到判断“基本概念”的两个标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正是要提醒人们关注概念背后的权力操控和竞争关系。施米特认为，“国家”“社会”“阶级”“主权”等政治概念都是现代发明，最终目的不过是用来区分敌友，如果人们不了解某个词是为了“打击谁、轻慢谁或驳斥谁”，就无法真正理解这些概念。斯金纳甚至声称：“不可能有概念的历史，只有处于论战中的概念使用的历史。”①中共党史上的重要概念也都充满了张力和斗争，如果研究者不能将其揭示出来，得出的结论恐怕会过于简单而难以令人信服。
      当然，“史无定法”，以上所述仅为笔者的一家之言，未必确当更不可能完整，中共党史研究者自然也不必全盘照搬概念史的理论和假设。但对基本概念做一番正本清源的工作，构筑一个中共党史研究的概念谱系，显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笔者期待更多学者加入这一行列，共襄斯举。

      ①李里峰：《概念史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福建论坛》2012年第5期。
      ②方维规：《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关于定义和方法以及相关问题的思考》，冯天瑜等主编：《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页。
      ③关于三部辞书内容与特色的简单介绍，可参见[英]里克特著，张智译：《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9页。
      ④[英]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⑤剑桥学派概念史研究之旨趣和特点，可参见[英]蒙克：《言语行动，语言或“概念史”》，[英]蒙克主编，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2—71页。
      ⑥[英]里克特著，张智译：《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第29—80页。
      ⑦《历史的基本概念》所收词条目录，可参见[英]里克特著，张智译：《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第243—249页、“附录1”；“鞍型期”概念及其方法论意义，可参见方维规：《“鞍型期”与概念史——兼论东亚转型期概念研究》，《东亚观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第85—116页。按照里克特的归纳，这些概念包括政治概念56条、社会概念45条、意识形态概念27条、哲学概念21条、历史概念20条、经济概念19条、法律概念15条、国际政治中的概念10条。参见[英]里克特著，张智译：《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第54—55页。
      ⑧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9页；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57—390页。
      ⑨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⑩沈松侨：《六亿神州尽舜尧：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人民”论述，1895-1949》，未刊稿。
      (11)陈力卫：《近代中日概念的形成及其相互影响——以“民主”与“共和”为例》，《东亚观念史集刊》第1期，第149—178页。
      (12)冯天瑜：《“封建”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13)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6—121页。
      (14)丛日云：《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分析》，《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李里峰：《“群众”的面孔——基于近代中国情境的概念史考察》，王奇生主编：《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中华书局，2013年，第31—57页。
      (15)李里峰：《群众运动与乡村治理——1945-1976年中国基层政治的一个解释框架》，《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16)在1952年出版的一部学习辞典中，据笔者粗略估计，其所收录的“主义”词条至少在100个以上。参见陈北鸥编著：《人民学习辞典》，上海广益书局，1952年。
      (17)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的形成机制》，《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18)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中国乡村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31—292页；李放春：《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实践》，《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
      (19)[英]里克特著，张智译：《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第181—212页。
      (20)孙江：《近代知识亟需“考古”——我为什么提倡概念史研究？》，《中华读书报》2008年9月3日。
      (21)转引自[英]里克特著，张智译：《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第198—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