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郭建波：警醒左派的暮鼓晨钟——对文革开始之际毛泽东致江青一封通信的分析
文革开始之际，也就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长篇通信。这封信件与毛泽东作出的“五七指示”(毛泽东致林彪信)、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共同构成了文革发动的四大重要文献。
如果说“五七指示”是毛泽东勾画了社会主义发展蓝图的话，那么“五一六通知”、“十六条”以及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通信就是将这幅蓝图在中国大地上如何得以实现的具体探索。如果说“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是向整个左派和广大人民群众发出的进行文革的动员令，那么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通信就是向左派高层敲响的暮鼓晨钟。
这封信的命运也很特别。七月八日写成后，毛泽东让机要秘书徐业夫抄了一份留存，将原件寄给了江青。这封信曾在党内高层左派之间小范围地传阅或通报过，后来为了左派内部的团结，毛泽东又同意烧毁了这封信的原件。直到九一三事件后，这封信才作为批林整风的文件在党内印发，得以公开。这封信不论从写作、小范围传播还是后来烧毁乃至最后公开，特别是其中的内容，都闪烁着扑朔迷离的色彩，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疑问。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这封信呢?
过去有人在全盘否定文革的指导思想下，去解释在文革发动之际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信，离开了历史背景，不从当时党内斗争的实际状况出发，也脱离了信中上下文之间的语境，往往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主观臆断，随想事成，不仅难以揭示这封信的真正用意，甚至还将对这封信的理解导入歧途。
法国右翼学者傅勒在其《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要解释大革命，首先得接受大革命”。这就是说，要想真正揭示法国大革命的真谛，首先就要接受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否则的话，是难以正确阐释法国大革命的来龙去脉的。
同样，我们要想正确解释毛泽东在文革发动之际致江青的这封信，就要接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正视党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以及这种斗争的表现形式—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从建国后六十余年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中来透射文革的正义性。
今天我们在研究这封信的时候，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状况出发，立足于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的复杂形势，着眼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壮丽前景，从当时历史发展的背景和信中上下文之间所表达的意向中，来比较准确地解读这封信。因而我们就首先从这封信写作的历史背景谈起。
一、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写作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给江青写这封信的呢?
这还要从一九六五年党内围绕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分歧说起。
从对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知道，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这篇文章发表前，在批判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问题上，中央内部就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篇文章发表后，在文艺界风生云起，吹响了战斗的号角，造成了批判的氛围。正当革命的批判方兴未艾之时，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却制定了《二月提纲》，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以“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贯彻党的“双百方针”的名义，提出对左派进行整风，意图将现已进行的政治批判拉回到学术讨论的范围内。这是与毛泽东反复讲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的号召南辕北辙的。[1]
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这个提纲。当毛泽东听到政治局常委已经讨论并认可了这个提纲，并没有立刻表示对提纲的不同意见，只是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表示：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对左派整风问题，他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这个《汇报提纲》。
几乎与《汇报提纲》的起草和发出同时，江青在得到林彪同意后，从二月二日到二十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近二十天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有关人员整理了一份“座谈会纪要”。这份纪要在经张春桥、陈伯达修改后，毛泽东在三月间又作了三次修改。纪要提出了“黑线专政论”。毛泽东第一次修改时，在这段话后加了一句：“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加写了下面一段话：“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了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以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了。”这个纪要经毛泽东批准，在四月十日由中共中央转发，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一个提纲，一个纪要，是明显对立的两个文件。它实际上向全党公开了中央上层由来已久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就成为后来起草“五一六通知”并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予以通过的直接原因。
根据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并结合三月下旬毛泽东在与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的多次谈话阐述的意见，四月十二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通知”由陈伯达起草后，十四日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在十四日、十七日作了三次修改，加写了许多重要的话(二十七日又在稿上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通知”对“汇报提纲”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判，说它是在国内正面临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高潮时“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通知”中写道：“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十六日，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以后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十八日，林彪在会议上发表《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主要讲政变问题和对毛泽东的崇拜问题。
二十三日，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二十六日，会议结束。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五一六通知”的正式通过，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重要标志。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率先在北京大学得到响应。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矛头指向北大党委。这张大字报一张贴，就在开展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问题上，在北京大学乃至社会上引起了激烈争论。
五月三十一日，陈伯达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并改组报社领导班子。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火药味十分浓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提出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和“破四旧、立四新”。
六月一日，毛泽东看到《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刊载的这张大字报。当即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这样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于六月一日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并配发《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和《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2]
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局面顿时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造反的苗头开始出现。毛泽东这时所在的杭州也不例外，浙江大学等校园里一天就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一些师生还到省委机关张贴大字报，矛头直指省委负责人。
六月六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要点》，公布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要点。同时，《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这篇文章。
毛泽东在不久后还说：“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3]
当文革的星火在北京刚刚点燃的时候，毛泽东这个时候又在那里呢?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第三天(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南下，一路巡视，与地方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此后直至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返京前，毛泽东的足迹始终徘徊在上海、杭州、南昌、武汉、长沙等地之间。他在观察着北京一线中央领导同志对这场运动的态度，思考着文革的发展大计。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4]六月十五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杭州，向西驶去。十六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湖南长沙。第二天下午，他乘汽车来到韶山的滴水洞住下。置身于熟悉的山水间，脚踏在故乡的大地上，呼吸着田野里喷涌而来的泥土气息，在这个安静的地方，他整整关了十一天。每天他都要看许多从北京送来的文件材料，通过这些材料密切注视着刚刚点燃起来的文革星火，潜心谋划着文革的发展大计，构想着中国的未来。六月二十四日上午，毛泽东在韶山水库游泳。二十六日，他在滴水洞会见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负责人，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接见结束时，他对大家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二十八日上午，毛泽东离开韶山，途经长沙，晚九时专列到达武昌车站。在专列上听取王任重关于湖北省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下专列后住东湖客舍。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这封长篇通信。[5]
二、毛泽东致江青的信让人感到晦涩而又扑朔迷离的原因何在?
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信，写成后当时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传阅过。九一三事件之后，在批林整风期间才在党内印发，公之于众。可是为什么在读了这封信后，却又让人产生晦涩而又扑朔迷离的感觉呢?
1、这封信让人感到晦涩而又扑朔迷离的原因之一：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没有直白式地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是使用了一些隐晦的术语，引经据典，谈古论今，在喜笑怒骂和自嘲中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这就不免会使人出现费解，并可能会产生一些歧义。
我们从信中看到，毛泽东在谈到自己的行踪时，是这样叙说的：“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廿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6]毛泽东在信中将杭州说成“武林”，将韶山滴水洞说成“西方的一个山洞”，用“白云黄鹤的地方”来代指武汉。他没有用当时通用的地名，而是用了这些地方的代称。
在谈到林彪时，他既没有说出林彪的名字，也没有称呼他为同志，而是用了“我的朋友”这样的称谓。他对林彪“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猜”测，用“迫上梁山”来表示自己违心地同意林彪意见的无奈之情。
他又用“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话来自嘲，对自己作出了虎气为主猴气为次的评价，将信中自我解剖的话戏称为“黑话”，留下了“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的谜团。
这本身就让人发出诸多想象，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那么，毛泽东在信中为什么用了曲笔，而不是直截了当地来说明这些问题呢?
其实，这本来就是毛泽东的文风所在，这次他似乎也是有意为之。毛泽东是一个知识渊博的领袖，不论是讲话、谈话还是写文章，他往往不是直接阐述自己的意思，而是讲究修辞，深入浅出，将自己的意思艺术性地表达出来，以收到较好地效果。
从这封信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以高屋建瓴的气势，入木三分的分析，引经据典，文采飞扬，谈古论今，妙趣横生，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将一个抽象而又复杂的问题深入浅出地勾画出来，真是余音绕梁，读后令人神往。
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这封信的时候，要透过信中形象化的用语，来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所要表达出来的真实意思。
2、这封信让人感到晦涩而又扑朔迷离的原因之二：在文献档案资料中只有这封信的修改件，而没有这封件的原件。有人就以没有找到原件为由怀疑它的真实性，说这封信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伪造的，或者是为了政治需要已经作了大幅度的修改。
那么，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这封信到底是不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成的呢?后来发表时又是否作了大幅度的修改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毛泽东在这封信写成后，曾给周恩来和王任重看过。王任重当时的日记和周恩来后来的讲话都证明了这一点。
七月十一日下午、十二日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毛泽东同周恩来、王任重谈话，并给他们看了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
王任重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三日日记记载：“11日总理来，下午到主席处谈了三个小时，12时上午9时又到主席处谈了二个小时。主席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不赞成过分吹他的作用，不赞成最高最活、当代顶峰的说法，这是强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强加于人。”[7]
从王任重的日记中我们看到，他是看过这封信的，还在日记中简略记录下了这封信的若干要点。这些要点都在已发表的信中显示出来了。从对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最高最活、当代顶峰的说法”，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是林彪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武昌还曾表示，林彪的两个提法都不妥，指定彭真和康生离武汉时先去苏州跟林彪当面说清楚这个问题。[8]因而毛泽东“不赞成过分吹他的作用”，说自己同意林彪讲话中的这些内容是“逼上梁山又强加于人”，这在公开发表的信中都能找到出处。不同的是，王任重在日记中记的是要点，而在后来公开发表的信中是对这个问题的展开论述而已。
周恩来也曾看过这封信。九一三事件后，他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在谈到这封信时说：“主席写这封信是在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9]
从周恩来的讲话看，他在七月十二日看了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信。毛泽东这封信写好后，曾让秘书徐业夫抄了一份留存。毛泽东还在徐业夫的抄件上订正了几个错别字。周恩来在七月十二日看的是经毛泽东订正过的抄件。
周恩来看信后，建议找林彪谈谈，毛泽东表示同意。十四日，周恩来到大连同林彪谈话，转达了毛泽东这封信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北京后修改五月十八日的讲话。[10] 后来经毛泽东同意，江青在北京当着叶群的面烧毁了毛泽东给她的这封亲笔信。[11]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毛泽东七月八日给江青写的这封信的真实性是没有疑问的，那么信中涉及林彪的内容又是否经过了大幅度的修改呢?
从王任重日记中对这封信要点的记录来看，都能在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中找到出处。在对毛泽东宣传的问题上，林彪与毛泽东之间是存在不同意见的。信中确有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对林彪批评的内容，毛泽东最后也是在“迫上梁山”的境况下不得不同意了林彪的主张，从而发出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的感叹。同时我们再联系到后来在毛泽东同意下当着叶群的面将这封信予以烧毁来看，该信应该包含着毛、林之间的分歧，以及毛泽东对林彪的批评意见。因而修改件与原件相比，在基本意思上是不会有什么出入的，不存在大幅度修改此信的问题。
当然，这并不表明这封信在发表时没有进行过一些无关宏旨的措词和技术方面的改动。不过，既使在公开发表前有所修改，也是在保持通信基本风貌的前提下，对一些词句和个别段落进行了调整和删改，但其基本意向不会改变。因为在公开发表的信中其要点仍然存在，并没有发生变化。
还有资料说是林彪让叶群找到江青，说林彪既然已经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改正了错误，担心以后会有人利用这件事做文章。在报经毛泽东同意后，江青又拉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作为见证人(戚没有看信的内容)，当着叶群的面，烧毁了此信。这则资料还有待于作出进一步的考证。不过毛泽东同意烧毁这封信则是真实的。
3、这封信让人感到晦涩而又扑朔迷离的原因之三：这封信后来经毛泽东同意被烧毁了，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
毛泽东的文稿是中国共产党的珍贵文献。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在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他的同意，像这样的信件是不可能被别人决定烧毁的。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又同意烧毁这封信呢?
从这封信中有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以及毛泽东对林彪批评的内容来分析，在林彪已经表示接受毛泽东意见的情况下，[12]毛泽东此举实际上还是处于党内团结的考虑。
我们的这个判断可以从以下两则文献资料上获得印证。
第一个是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后，在毛泽东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给林彪写的一封通信的编选问题上。林彪曾给中央打电报希望在这封信公布时不要出现他的名字，以免在党内引起误会，毛泽东接受了他的意见，将文章的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在开头和末尾删去了批评林彪的话。[13]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九五一年版中关于这封信的题解是：“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篇通信，是为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而写的。”
直到一九九一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时才在题解中说明了这篇通信写作的真实情况：“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在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名字。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14]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篇文章的修改及题解的撰写是从党和军队团结的要求出发而进行的。
第二个是从毛泽东对“九篇文章”的处理彰显毛泽东从团结愿望出发来处理历史上党内分歧的大局意识。
毛泽东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延安整风运动前夕，为了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曾对王明时期的中央下发的九个文件进行解剖，写了五万多字的文章，统称“九篇文章”。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文章高屋建瓴，一气呵成，文风犀利，思想深刻，点了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刺人的话也不少，后来几经修改，仍然锋芒毕露。[15]“九篇文章”写好后，曾送给刘少奇和任弼时看过，但并不是征求他们的意见，当时也没有计划在党内发表。[16]
一九六五年一月，为了修改“九篇文章”，毛泽东在将“九篇文章”印发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征求意见时写了一个批语：“……其中又提了总理(指周恩来，—引者注)的名字，也应该删掉，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毛泽东就修改后的“九篇文章”，又写了一个批语：“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一九六四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吧。现在年深月久，这个不利于团结的问题不存在了，干部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篇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17]毛泽东后来还把修改后的稿子送给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传阅过，但是后来既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在内部发表。[18]
一九七四年六月，毛泽东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细看了一篇，并将其中称赞刘少奇的内容全部删掉，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直到逝世前的一个月，即一九七六年八月，毛泽东还请人读给他听过一遍。他对“九篇文章”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19]
“九篇文章”是毛泽东费尽心血之作，通过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剖析，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斗争规律的认识发生了一次飞跃，从而形成了适应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政策和策略。但是我们看到“九篇文章”的命运也很特别，既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在党内发表，就连中央委员会内部也没有印发过。就是在几十年后虽经几次修改，也是如此。
“九篇文章”没有发表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文章过于尖锐，不利于党内团结的缘故。我们看到，就是在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四年，这分别是“九篇文章”完成二十多年和三十多年后，由于文章所涉及的当事人仍然健在，且在党内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因而从党内团结的要求出发，最终也没有能够发表。
从毛泽东对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给林彪的通信及对“九篇文章”的处理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自己写的文章不论是修改还是决定发表与否是从党内团结的要求出发的。在给林彪的通信中，他采纳了林彪的建议，将信中批评林彪的部分作了删改。“九篇文章”是毛泽东费尽心血的心爱之作，也是他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思想结晶，但是在毛泽东生前既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在党内发表，就是在中央委员会内部也没有传阅过。这主要还是处于党内团结的考虑。由此我们认为，毛泽东在林彪表示接受自己的意见后，从党内团结的要求出发，为了打消林彪的顾虑，使左派内部更好地团结起来，以便于集中力量打击右派，就同意烧毁了这封信。
4、这封信让人感到晦涩而又扑朔迷离的原因之四：九一三事件后，这封信在党内印发的时候，有人从当时批林整风的现实出发，对这封信从政治上进行了解读，这样就偏离了这封信的真实内涵，从而使这封信更显得让人捉摸不定，神秘莫测。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作为批林整风的文件印发党内学习。应该如何认识毛泽东在信中对林彪的批评，就成为迫切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当时批林整风的斗争形势也不能不影响到对这封信的准确解读。于是有人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对这封信作了有利于批林的解读，这样就在这封信的理解上出现了偏差。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在批林整风期间有一份宣讲材料在谈到这封信时说：“这封信是针对林彪《“五一八”讲话》写的。林彪《“五一八”讲话》刚一出笼时……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已经看出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不讲马克思主义，不讲党的领导，专讲个人，讲宫廷政变，不讲阶级斗争，不讲人民群众，鼓吹唯心史观，抹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动本质。”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后来还重用林彪呢?这份材料作了如下说明：“毛主席虽然在写信时，已经看出林彪《“五一八”讲话》是违背马列主义观点的，但这仅是思想上、理论上的错误，还没有发现他当时在政治上组织上搞阴谋”等等。 [20]
这份材料认为毛泽东在致江青信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林彪的反动本质。不过是由于仅是思想上、理论上的错误，还没有发展到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毛泽东才没有采取措施而已。这显然是从九一三事件的后果出发，望文生义地从这封信中来寻找原因。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曾经说过“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的话，可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却印发了这封信，公开了这些话，这就会使人在分析这封信的时候，容易从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出发，从这封信中透露出来的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及对林彪批评的话语中来寻找证据，说明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必然性。这种从后来的结果中来逆推出前面的原因，而没有将这封信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去进行解读的方法，就会偏离这封信的宗旨，在这封信的解读上陷入迷茫，难识其本来面目。
5、这封信让人感到晦涩而又扑朔迷离的原因之五：在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从否定文革的政治要求出发，离开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主观臆断，歪曲事实，将对这封信的解读作为诋毁文革的利器，在这封信的认识问题上笼罩了一层疑云。
在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在这封信的解读问题上，就从这个前提出发，从这封信中找“证据”，来达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这种不是从对当时历史背景进行全面而深入地考察出发，而是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用功利主义的态度，从权力斗争的角度进行的解读，就歪曲了毛泽东的写作意图，离真实的事实，相去甚远。
这种在否定文革的基础上进行的解读，本身就已经先入为主地有了定见，又怎么能够认识到这封信的真实内涵呢?又怎么能够洞察到毛泽东在文革发动之际写作这封信的真实意图呢?因而这种解读也就难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获得人们的认同和共鸣。这充其量不过是服务于否定文革的政治需要，为否定文革进行的历史背书而已。但这种解读毕竟为这封信笼罩上了一层疑云，迷住了不少人的眼睛，将人们对这封信的理解导入歧途。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封信让人感到晦涩而又扑朔迷离的原因是复杂的。这里既有毛泽东在写作时用了不少隐语，致使人们在理解上出现的分歧，也有这封信被烧毁，却又在九一三事件后在党内印发，从而使人们对信件的真实性及修改情况产生的疑问，还有在九一三事件及全盘否定文革后，现实政治对准确解读这封信造成的严重影响。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这封信的真实内涵和写作意图就被深埋在层层的云雾中，人们在对这封信的理解上也就陷入了迷途。
三、从当时的斗争形势出发对毛泽东致江青信的全面解读、分析和综述。
我们首先按照文字顺序对这封信进行解读和分析，然后再将解读和分析的结果进行综述，以便对这封信的解析有一个整体的印象。
我们首先对毛泽东致江青的信解读和分析如下：
1、毛泽东在信中首先向江青通报了自己的行踪。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六月廿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廿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21]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信中告诉江青已收到了她六月二十九日的信，劝她还是照魏文伯、陈丕显二同志的意见在上海住一会儿为好。自己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她。接着向江青通报了自己六月十五日至七月八日的活动情况。六月十五日离开杭州后，在韶山滴水洞住了十几天，这个地方比较闭塞，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武汉，已经有十天了。
2、毛泽东在信中从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现实出发，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解剖和分析，并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他在信中向江青坦言自己并不赞成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作法，但是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又不得不同意林彪这样做的隐衷。当然，他对这样做的后果也有着清醒的估计。
我们从信中看到，毛泽东谈到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及由此引发的评论，占七百字左右，约占全信文字的百分之四十。信中谈及林彪的讲话及由这个讲话引申的评论竟占全信文字的五分之二，那么信中究竟谈了些什么问题呢?又应该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1)毛泽东对林彪五月十八日讲话中讲到的政变问题并没有什么异义。
毛泽东在信中告诉江青：“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22]
毛泽东在信中说的“我的朋友”，就是指林彪。他在信中认为林彪这个讲话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表示准备同意将这个讲话印发下去。
那么，毛泽东对林彪讲话中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解到底是什么态度呢?
我们从信中看到，毛泽东只是表示“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然后就笔锋一转，去谈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问题了。从信中表述的这句话来看，我们还是难以作出毛泽东对林彪讲政变问题持反对态度的判断的。
从林彪的讲话中我们看到，他从当时中央处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问题的实际情况出发，讲了许多古今中外发生的政变事例，说明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要提防发生反革命政变。
林彪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毛泽东最近提到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的问题。他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23]
我们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发现，林彪在讲话中提到的毛泽东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的问题是属实的。也就是说针对当时的斗争态势，在彭、罗、陆、杨问题出来后，防止政变发生，不论是林彪还是毛泽东都是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林彪讲政变问题是不会有什么疑问的。
既然毛泽东对林彪讲政变问题没有什么疑问，那他在信中说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只是在信中表示林彪的讲法过去还没有过，此外并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任何评论。从林彪的讲话中我们看到，他从政权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出发，联系古今中外大量的政变事例，以最近解决的彭、罗、陆、杨事件为突破口，系统地讲解了政变问题。因而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像林彪这样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讲政变问题的讲话过去还没有过。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虽然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对走资派中的绝大多数人，毛泽东认为还是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处理的，还不是要打倒他们。而林彪在讲话中主要讲的是政变问题，这当然是属于敌我矛盾问题。这就与毛泽东的观点发生了不合。因而毛泽东在信中表示“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还暗含着这方面的意思。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信中说“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像林彪这样从理论和实践上来系统讲解政变问题的讲话过去还没有过;另一个是林彪在讲话中主要谈政变问题，谈敌我矛盾问题，而没有对走资派作出区分还没有过。
由于当时正处于发动文革之际，而党内走资派是文革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信中表示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显然是前一个含义占据主导地位，而后一个含义则是占据次要地位。因而毛泽东在信中虽然表述了这样的看法，但还是一笔带过，没有对这个问题展开评论。
从以上考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虽然认为林彪在讲话中谈到的政变问题与他所讲的将绝大多数走资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主张出现不合，但是林彪从理论和实践上来系统讲解防止反革命政变的作法则又契合了他此前反复强调的防止反革命政变的主张。因而从总体上说毛泽东对林彪在讲话中谈到的政变问题是持肯定态度的，并没有什么异义。
(2)毛泽东不同意林彪鼓吹个人崇拜。
毛泽东在信中说：“他(指林彪。—引者注)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24]
毛泽东在信中表示，他是不同意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的，但最后又是违心地同意了这种作法。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在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后，一九六六年二月，毛泽东在武昌表示这两个提法都不妥，还指定彭真和康生离武汉时先去苏州跟林彪当面说清楚这个问题。[25]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在谈到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问题时，他说：“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26]
毛泽东在信中也说在四月杭州会议上(林彪参加了这次会议)表示了对这种提法的不同意见。但是林彪却没有听从毛泽东的意见，在北京五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是那样讲。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他用“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来表示自己当时这种无奈的心情。
(3)毛泽东以自我解剖和评价的方式谈了自己不同意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原因。
毛泽东在信中说：“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相通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27]
毛泽东在信中用阮籍反对刘邦的话，显然是说自己的作用并没有林彪他们吹的那样大，世上没有大英雄，自己才出了名。鲁迅的杂文像匕首，像投枪，具有很强的战斗性，艺术水平很高，人们评价很好，但是鲁迅却不以为然。毛泽东表示自己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他是同意鲁迅的看法的。他要像鲁迅说的那样解剖自己严于解剖别人，要时时看到自己的缺点、弱点和不足。特别是在自己跌了几交之后，就更是这样。可是同志们又往往不相信自己说的话。
毛泽东说自己是既有自信，又有着不自信，是自信与不自信的统一。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话，可见是神气十足了，这是自信的表现;但是又有着不自信，总觉得自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中国由于没有出现真正的大英雄，马恩列斯式的人物，自己才显露出来了。这并非是自己有多么大的能力和天才的缘故。当然，话又说回来，在自信和不自信的问题上，也不是折衷主义，而是虎气为主，猴气为次。他举后汉李固致黄琼信中的话，说自己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旨在说明林彪他们这些左派们把自己吹得那样高，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从毛泽东这段自我解剖和评价的话中可以看到，他是通过自我解剖和评价的方式谈了自己不同意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原因。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没有将林彪的作为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与四年后在庐山会议期间将陈伯达鼓吹的“天才论”上升到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高度来进行批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庐山会议批陈伯达实质上是批林彪)。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深思的。
我们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并结合信中上下文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如果离开上下文而单从虎气和猴气这句话上去作望文生义地解读，还用毛泽东以前关于虎和猴的相关论述来印证，则往往会失之偏颇，难以悟透并进而偏离毛泽东在信中所要表达的本意。
毛泽东在信中说自己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但在这两者之间也不是折中主义，而是以自信为主，有些不自信为辅。至于他说的虎气为主，猴气为次，从上下文的语境来看，与自信为主，有些不自信为辅从语义上来说应该是同构的。他不过是用虎气和猴气对自信与有些不自信作了形象化的说明而已。
当然，我们还可以对此作进一步的引申解释，毛泽东在这里说的虎气，是指自己在自信的背景下所做出的成绩，干出的事业，是自身正确的方面;猴气是指由于不自信、经验不足等原因，致使自己在革命斗争中出现的缺点和失误，是自身错误的方面。
(4)毛泽东在信中谈了自己不得不同意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原因。
毛泽东在信中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28]
毛泽东在信中表示由于左派们为了打鬼，借助于钟馗，因而自己也就最后同意了他们的作法。这里的鬼，是指牛鬼蛇神，当然也是指信中提到的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右派们。由于要打击他们，左派们自身力量又不足，所以才不得不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借助毛泽东的力量，来达到打鬼的目的。正是鉴于此，毛泽东才同意了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在分析左派们动机的时候，虽然说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但是却没有对此作出一个肯定的判断，而是用了一个既形象又传神还带有几分不确定性的“猜”字来表达出来。这表明毛泽东在同意了他们鼓吹个人崇拜的同时，却又带有几分疑惑：他们这样做是否又带有清除异已的嫌疑呢?对左派们来说这显然带有警醒之意。
由此看来，毛泽东是在打击牛鬼蛇神的前提下，才同意了林彪他们鼓吹个人崇拜的。尽管这样，从他在信中的用语来看，还是对此带有几分警惕性的。
(5)毛泽东对于同意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后果作了清醒地估计。
毛泽东在信中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29]
毛泽东在信中说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党，是指当时世界上一百多个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政党组织。在中苏论战期间，大多数的党跟着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跑，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少数左派党论战，马克思、列宁已经被他们打得粉碎了。既然马克思、列宁那样伟大的人物，已经被人们打得粉碎，现在为了增强左派的力量，让他们团结起来，将右派打倒，即使鼓吹个人崇拜有那样的风险，自己又何必顾虑个人的荣辱毁誉呢?这表明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同意林彪鼓吹个人崇拜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但是为大局计，他已经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作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信中主要谈了林彪讲话中的政变问题和个人崇拜问题。信中对林彪讲的政变问题一带而过，没有做出什么评论，这表明他对林彪讲的政变问题并没有什么异义。信中主要说的还是林彪在讲话中鼓吹的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在信中坦率表明自己并不同意林彪讲的个人崇拜问题。他进一步通过对自己进行解剖和评价的方式以及从当时斗争的大局出发，谈了虽然不同意林彪搞的个人崇拜又最终不得不批准林彪讲话的原因。他对搞个人崇拜造成的后果有着清醒的估计，作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3、毛泽东谆谆告诫江青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毛泽东在信中对江青说：“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30]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信中说自己并不像鼓吹的那样好，而是有着不少弱点、缺点和错误的，不过是占次要地位而已。他在对自己作了严厉的解剖和恰当的评论以后，反过来告诫江青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要多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从信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还不只一次地告诫过江青。这体现了毛泽东对江青的关心和严格要求。
4、毛泽东在自我评价问题上与左派、右派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从当时的斗争形势出发，他认为不宜公开信中对自己所作的严厉剖析和自我评价的话。
在个人评价问题上，毛泽东既反对右派对他的彻底否定，也不同意左派对他的赞颂，而是通过严厉的自我剖析，对自己作出了适当的评价，保持着清醒地头脑。从当时的斗争形势出发，他认为不宜于将他信中严厉剖析和自我评价的话予以公开。
(1)在自我评价问题上毛泽东与右派的区别。
毛泽东在信中说：“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31]
信中说的黑帮，就是右派。黑话，就是站在黑帮立场上说的话，当然也是错误的话。毛泽东在信中说他进行自我解剖和评价的话有点近乎黑话，那也不过是与真正的黑话在形式上相似，实质上却不同。因为有些反党分子是要整个打倒共产党和他本人，而他只不过是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而已。这是有本质性区别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还是担心一旦左派们看到他在信中的这些自我解剖和评价的有点近乎黑话的话而陷入迷茫，难以认识到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同时也考虑到以后右派们会以此为根据来进行招摇撞骗，为自己篡权披上一层合法性的外衣，因而他就在信中特别点明了这一点。
(2)在自我评价问题上毛泽东与左派的区别。
左派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呢?从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中看到，在毛泽东的反对下，林彪还是鼓吹个人崇拜的，当时“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32]而毛泽东则是不同意他们那么搞的，但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他还是认可了他们的作法。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左派及广大群众之间在个人崇拜问题上还是有重要区别的。
(3)毛泽东认为信中对自己严厉解剖和自我评价的话以及他与左派在这方面的分歧目前不宜公开。
毛泽东在信中说：“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33]
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他在信中对自己严厉解剖和自我评价的话，也就是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还不能公开。他进一步谈了还不能公开的原因，这是由于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要在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的缘故。
信中对自己进行了严厉解剖和自我评价的这些话，近乎右派们说的黑话，当时整个左派和广大人民群众几乎都是像林彪那样鼓吹个人崇拜，自己又在信中表示了对他们这样做的不同意见，因而如果将这些话现在公开出来，就会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这是与目前的主要任务背道而驰的。因而从当时的政治要求看，是不能公开这些话的。
那么，以后什么时候可以公开这些话呢?
毛泽东也没有确定地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说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这是因为什么时候公开这些话不是由个人意愿决定的，而是由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决定的。由于这一次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过七八年以后还要进行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而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他这样说，在这种情况下，公开这些话与否就必须着眼于是否有利于打倒右派和维护左派及广大群众革命热情的需要出发，而不是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意愿。
当然，毛泽东还想到，也许在右派掌权的情况下，为了证明他们执政的合法性，由他们来将这些话公开。但是这并不能挽救他们的灭亡。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还是认为右派有上台执政的可能性的。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九一三事件后却公开了这封信呢?
这是因为九一三事件后事情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九大的时候，当时经过“全面夺权”后，打倒了走资派，在新陈代谢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了各级党组织，组建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文革进入到了斗、批、改阶段，第一次文革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
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信不能公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这封信涉及到了林彪，而当时林彪是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仅反对公开这封信的内容，后来还从进行文革的大局出发，为了维护林彪的威信，以便使左派团结起来，集中力量同右派进行斗争，又同意烧毁了这封信。九一三事件后，林彪的真实面目暴露出来了，制约公布这封信的因素不存在了，这封信也就见之于世了。
九一三事件是文革阵营内部出现的严重分裂。为了使左派和广大群众正确认识和看待九一三事件，明白毛泽东在林彪鼓吹个人崇拜问题上的真实态度，从林彪的影响下解脱出来，以便增强团结，避免分裂，共同维护文革成果，因而适时公开这封信就是必要的了。
由此我们看到，九一三事件后这封通信之所以能够得以公开，既有第一次文革任务的基本完成的因素，也有九一三事件后制约公布这封信的因素业已消失的原因，还有当时处理九一三事件的政治需要。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这封通信才公布了出来。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信中对自己严厉解剖和自我评价的话，虽然在形式上与右派的黑话有相似之处，但是从本质是不同的(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他本人);而与左派在形式上有不同之处，但是从本质上是一致的(左派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拥护他本人)。尽管他在信中不满左派在鼓吹个人崇拜上的一些作为，但是还是从当时打倒右派的主要任务出发，认为现在不能公开自己在信中写的话。以后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这不是取决于个人的意愿，而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
5、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谋划及中国社会发展前景的展望。
毛泽东在信中说：“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34]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信中谈了文革的设想，他想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式来扫除右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他当然清楚采取这种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式，通过群众运动来扫除右派，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震动，也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35]因而一开始他并不想采取这种天下大乱的方式，而是想通过整风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出现的分歧和矛盾。但是最终却没能如愿，还是采取了文革的方式。对于其中的原因，当时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是知道的。但是在彻底否定文革的背景下，他采取了缄默的态度，至死也没有将这个原因讲清楚。[36]
由于文革的矛头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这些当权派又在党内担任要职，掌握权力，因而文革就不能通过各级党委有秩序地来领导运动，而不得不采取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式来进行文革。这就要赋予群众以民主权利，发动群众起来造反。牛鬼蛇神迫于他们的本性，一定会跳出来，乱中窃权，暴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发动起来的人民群众在左派的领导下，在运动中来鉴别干部，审查干部，考验干部，将走资派清除，将牛鬼蛇神们消灭掉(不是消灭他们的肉体)。
由于在有些地区和机关中，右派根深蒂固而又盘根错节地存在着。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发动群众来将右派们打倒。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的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革命热情也就越为高涨。打倒右派的任务并非一次就可以完成，过七八年又要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旧的牛鬼蛇神扫除了，新的牛鬼蛇神还会产生出来，因而还要多次进行扫除。正是因为这样，文革不是进行一次就完结了，而是要进行多次，直到消除了牛鬼蛇神存在的社会基础为止。
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右派，对他们打击的越厉害，政权就越巩固，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就越小。经过多少次的打击以后，就可能有效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了。尽管这样，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如果将来一旦出现了反共的右派政变，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了，那么又该怎么办呢?
毛泽东用辛亥革命以来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史实来说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得长久的。这是一条历史规律。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整个左派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演习中经受锻炼。这样经过多少次的演习，就不但形成对修正主义具有深刻洞察力和敏锐头脑的左派，还会形成具有高度思想觉悟、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广大人民群众，并进而形成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在中国还要在宪法上能够获得保证。如果将来一旦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代表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革命者(左派)必然是不会容忍的，在他们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进行造反，将修正主义消灭掉。这样在经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之后，中国必将还会回归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因而他得出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以上我们基本上按照文字的顺序对这封信进行了解读和分析，现在我们再将对这封信解读和分析的结果综述如下：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式，发动整个左派和广大人民群众起来造反，打倒右派，清除牛鬼蛇神，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打倒右派的任务，并非一次文革就能够完成，因而还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以后仍要进行多次才行。这样经过多次文革之后，右派的力量遭到一连串的打击，左派牢牢掌握着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就有可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在文革中，右派的力量遭到打击，被严重消弱，但是他们也会从中汲取教训，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潜伏下来，因为右派产生的基础仍然存在。广大的左派和人民群众也会经受锻炼，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产生反修防修的自觉意识。经过多次的文革，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就会形成一种反修防修的制度。这种制度是广大左派和人民群众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反对修正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自己根本利益的可靠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将来在中国一旦出现反共的右派政变，广大人民群众也会在左派的领导下，举起造反的大旗，将修正主义消灭掉。
在当前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中，主要的任务是打倒右派。左派为了打倒右派的需要，打着毛泽东的旗帜，搞了一点个人崇拜，虽然是以林彪为代表，但是当时整个左派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是这样说的。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并没有他们吹得那样高，而是有着不少缺点和错误的(这居于次要地位)。本来自己并不同意他们这样做，对他们的这种作法也还有几分疑虑，但是从打倒右派的大局出发，最后还是不得不认可了他们的行为。这种隐衷现在还不能公开，这不仅是因为广大左派和人民群众都不欢迎他这么说，也是由打倒右派的现实任务决定的。以后什么时候公开也不一定，因为公开与否不是取决于个人的意愿，而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的。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是将来在右派掌权的情况下，由他们来公开这些话，以此来说明他们发动政变，进行执政的合法性，但是这并不能挽救他们的灭亡。中国自从辛亥革命以来的近代历史证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得长久的。经过这次乃至多次文化大革命的打击，也许能够有效地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现象。就是不能避免，一旦将来出现反共的右派政变，经过文革精神洗礼的广大人民群众，就会在左派的领导下，高举起文革的大旗，自觉投身于文革的洪流，将修正主义消灭掉。这样虽然会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前途还是光明的。
四、从历史的角度来透析毛泽东在致江青的通信中对林彪的真实态度。
应该说，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会变化的。当然，林彪也不例外。这起码可以从逻辑上做出判断。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中走向反面的不是个别人，对此毛泽东是耳闻目睹的，也是感同深受的。这里需要我们确定的是，毛泽东在致江青的这封信中，虽然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提出了批评，那么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林彪到底是属于当时的左派呢，还是中派或右派呢?他对林彪的真实态度又如何呢?
有人从这封信中有批评林彪的内容，就认为毛泽东当时看出了林彪鼓吹个人崇拜是别有用心的，甚至还别出心裁地说毛泽东担心林彪以后对他搞政变。这显然是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林之间关系已经破裂的视角，来分析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致江青的通信中谈到的林彪问题，而没有看到毛、林之间的关系在后来的整个演化历程。我们认为在研究问题的时候，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后来毛、林之间产生的分歧直至关系破裂，原因极为复杂。这里面有关于文革发展路线的分歧、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分歧、关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分歧、关于军队人事变动的分歧、关于“第一个号令”的分歧、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分歧、关于设立国家主席的分歧，这些分歧最后以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指使人打着鼓吹“天才”论和让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旗号，在中央全会上发难，被毛泽东及时识破和挫败，从而把毛、林之间的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而达到高潮，并最终导致了九一三事件。(详细分析可参见拙著《九一三事件溯源—毛泽东和林彪在文革时期分歧的产生及最后关系决裂的历史考察》一文)
正是由于后来出现了这一系列的分歧，才使毛泽东逐渐认清了林彪的本质，他们的关系也就走向破裂了，直至发生九一三事件。因而我们不能用九一三事件前后毛泽东对林彪的认识来解析这封信中毛、林之间的分歧，而必须从一九六六年七月毛、林之间关系的实际情况去判断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对林彪的真实意图。这就要求我们在解析这封信中毛、林之间关系的时候，既要进行历史的分析，又要将毛、林之间的分歧放到一九六六年七月而不是九一三事件前后来进行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出问题的真相。
从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林彪在讲话中谈到的政变问题一带而过，没有做出什么评论，而将矛头集中在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问题上。他还通过对自己的严厉解剖和自我评论，阐述了自己不同意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原因，又进一步谈到了最后不得不同意林彪讲话的隐衷。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时候毛泽东尽管对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有着不同看法，但还是从大局出发批准了林彪的讲话，同意了他的这种说法。可是在四年后的庐山会议上，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又故伎重演，大讲“天才”论的时候，却遭到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对，这种强烈反对是以毛泽东在陈伯达搞的称“天才”的语录上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以在全会上猛烈批判陈伯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并且还把问题提到了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高度来认识，这又是为什么呢?
毛泽东在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揭开了这个秘密。
毛泽东在谈到文革发动前后的个人崇拜问题时说：那个时候(指文革发动前夕。—引者注)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他又说：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37]
从毛泽东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文革发动之际，当时大权旁落，还是需要搞点个人崇拜的。因而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处于打击牛鬼蛇神的考虑，还是违心地同意了林彪在个人崇拜上的说法，批准了林彪的讲话。这表现在他用了一个既形象而又传神的“猜”字，来表达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目的是“为了打鬼，借助于钟馗”的问题上。这就暗示出他是处于打击牛鬼蛇神的目的，才同意了他们的说法;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不仅难以获得他的支持，还会遭到他的反对了。这实际上暗含着对林彪乃至整个左派高层的警醒之意。
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有限度地同意了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当着右派被基本上打倒，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以后，毛泽东认为搞个人崇拜就没有必要了。所以毛泽东在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与斯诺谈话时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的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 ,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他还说：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38]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之际和一九七○年对个人崇拜的态度具有明显的不同。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他在这里不点名地批评了林彪，因为“四个伟大”就是林彪提出来的。如果说一九六六年他认为为了打击右派的需要，还可以搞点个人崇拜的话，那么一九七○年在右派已经基本上被打倒的情况下，显然就没有这个必要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崇拜是被毛泽东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来使用的。当然，毛泽东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样做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因而他说“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39]
这样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和最终同意林彪讲话是由于当时左派与右派在斗争中势力还比较弱小，是处于打击右派的需要才这样做的。这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当时左派与右派之间实力对比的差异及政治斗争的目的决定的。
既然毛泽东本来并不同意搞个人崇拜，后来处于打击右派的需要，又在一定程度上违心地同意了林彪搞的个人崇拜，那么毛泽东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到底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时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40]
毛泽东在这里把个人崇拜分成正确的崇拜和不正确的崇拜。他主张正确的崇拜，反对不正确的崇拜。正确的崇拜就是崇拜手中掌握着真理的人，不正确的崇拜就是不加分析，盲目服从，人云亦云，随大溜，甚至别有用心，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其实是要求别人崇拜自己。那么，毛泽东在别人对自己的个人崇拜问题上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他说：昨天有同志讲，“跟着某个人走，就不会错的”，这个“某个人”就是指的我毛泽东。这番话要考虑。我说，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要独立思考，一切什么都跟就不好。不管是伟大的领袖，或者是挖煤矿的、挑大粪的、扫街道的，对的就跟他们走，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糊里糊涂地跟某个人是很危险的。[41]
毛泽东在会议上听到有人说跟着自己走，就不会犯错误。他当众批驳了这句话。他说对自己也是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要独立思考，不要糊里糊涂地跟随。谁手中有真理，就跟谁走。这里毛泽东明确说明了对自己也是这样。
由此看来，毛泽东并不是一概反对个人崇拜的。他认为要进行独立思考，划分正确与错误的个人崇拜，谁手中有真理就崇拜谁。他在这里说的崇拜是指因为握有真理而导致人们的推崇和尊敬，而不是盲目崇拜。既然这样，他在致江青的信中对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又为什么提出了批评呢?
下面我们就从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摘引几段话，看一看当时林彪是如何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
林彪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毛主席在全国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宁也承认天才，他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是天才。”
“毛泽东思想全部贯串着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要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敢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对毛主席的著作，我领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好好学习。”[42]
从上面我们摘引的几段话中可以看到，虽然林彪讲了不少实话，但是他曾经一贯鼓吹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称毛泽东为“天才”、称毛泽东为“终身领袖”、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的讲法已经出现，这种说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离开了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片面夸大毛泽东个人的作用和毛泽东著作的影响，这就与毛泽东过去的讲话和谈话相抵牾，引起了毛泽东的严重“不安”。[43]
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结合相关历史事实，对林彪的这几段话评析如下：
林彪在讲话中鼓吹毛泽东的个人“天才”。毛泽东认为天才不过是聪明一点。要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光靠一个人的天才是不行的，要依靠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44]
如果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深入实践，走群众路线，总结群众的经验，吸取群众的智慧，经过领导者的努力，化为党的方针政策，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进一步检验，从实践和认识的多次反复中来完成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就不会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由此看来，林彪鼓吹的“天才”论，脱离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唯物史观。
林彪脱离实际片面去强调毛泽东著作的巨大威力。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理论对于革命运动的重要性了。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巨大的威力，这是毫无疑义的。但问题在于，毛泽东思想是怎么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到底怎样才能够对革命产生巨大的威力，林彪在这方面却语焉不详。因而离开客观实际，去片面强调这一点，则容易滑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毛泽东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45]他还说过，毛选那里是我的著作，这是无数烈士用鲜血写成的。毛泽东认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做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林彪却片面强调毛泽东著作的作用，而没有从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去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如何才能发挥巨大作用的，这就与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出现了不合。
林彪在讲话中说毛泽东为党的“终身领袖”。早在一九五三年，为了实现中央领导权的顺利交接，毛泽东就提议中央分一线、二线，自己主动退居二线，让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在一线，树立他们的权威。[46]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前夕，毛泽东又设想先后辞去国家主席和党的主席的职务，只担任党的名誉主席，仍然可以以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在必要的时候，在适当的会议上做主题报告。[47]如果不是后来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不顾毛泽东的反复劝告，仍然致力于导向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最终迫使毛泽东又不得不重返一线的话，毛泽东是会实现他退下来的宿愿的。[48]林彪提出毛泽东为“终身领袖”的问题，不仅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是与毛泽东一贯坚持的组织观念背道而驰的。
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这虽然表达了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尊崇，但是却与毛泽东的观点出现了分歧。毛泽东曾经说：“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吗?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49]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既然马克思主义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毛泽东思想也是这样。毛泽东的这个评论也是同样适用于毛泽东思想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林彪在讲话中的表述并不符合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林彪在讲话中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这虽然表达了林彪对毛泽东尊敬的一种愿望，但是如果考究起来，又有谁的话能够“句句是真理”呢?伟大的领袖也不例外。
毛泽东反复强调人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反复的过程，是不可能一次就完成的。毛泽东早在《实践论》中就已经讲清楚了这个问题。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是说毛泽东一次就能够把客观规律认识清楚，这不仅否定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毛泽东自己就曾经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他又说：“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50]
毛泽东自己就曾经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比如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就多次作过自我批评，表示自己要负责任。在人民公社内部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也是在毛泽东反复调研后才形成的。
一九六五年一月毛泽东在谈到如何搞社会主义的时候还说：搞社会主义，党的思想准备不够，我们自己也不懂，广大干部自己不懂，怎么能叫人家懂。林乎加希望我做报告，像延安整风一样，我说不行，我没有经验。[51]
由此看来，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不仅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也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至于说毛泽东的话“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则更让人匪夷所思了。这个我们，当然既包括左派，也包括人民群众。毛泽东就曾说过，不管是伟大的领袖，或者是挖煤矿的、挑大粪的、扫街道的，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52]我们党的许多政策和策略就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从人民群众那里吸取经验教训后，经过他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加工后制定出来的。毛泽东一再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林彪在讲话中的提法，与毛泽东的一贯立场是不同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林彪所鼓吹的个人崇拜与毛泽东讲到的个人崇拜虽然用的是同一个术语，但是在涵义上却是有着重大区别的。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讲的个人崇拜，是指因为手中握有真理而导致的人民发自内心的推崇和尊敬;而林彪所讲的个人崇拜则是大讲毛泽东“天才”，片面强调毛泽东著作的作用，从毛泽东个人的作用上来阐述历史的发展，而不是从毛泽东掌握真理的角度来说明问题。这样就曲解了毛泽东关于个人崇拜的观点。尽管这样，毛泽东还是冒着“跌得粉碎的”风险，[53]从当时打倒右派，清除牛鬼蛇神的政治斗争出发，最终违心地批发了林彪的这个讲话。
我们还要注意到，毛泽东致江青的通信，虽然谈到了林彪，表示了与林彪在鼓吹个人崇拜方面的不同意见，但是他并不避讳林彪，还向林彪通报了信中的内容。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说，是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54]逄先知、冯蕙主编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说，周恩来看信后建议找林彪谈谈，毛泽东表示同意。十四日，周恩来来到大连同林彪谈话，转达了毛泽东这封信中的意见。[55]不管是谁主动提议的，都说明毛泽东并没有避讳林彪，他是同意向林彪转达这封信的内容的。如果我们再联系到毛泽东在信中谈的“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话，还联系到同年八月初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名列第二位，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以及后来为了左派内部的团结，毛泽东又将这封致江青的信予以烧毁来分析，毛泽东还是把林彪划在左派阵营里面去的。这表明当时他对林彪还是相当信任的。
毛泽东用向林彪通报信件内容的方式，实际上还是意在提醒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让他了解自己的真实态度，不要搞得太过份了，在一定条件下就要适可而止。他在信中用了一个“猜”字，与其说是对于他们打鬼的疑虑，还不如说是对他们带有警醒式的劝告。特别是作为左派的高层领导人，就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引导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投身于文革的洪流，清除牛鬼蛇神，完成文革的任务。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分析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中对林彪的真实意图的时候，不能从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夕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出现的一系列分歧从而导致两人关系走向破裂的境况出发，而要着眼于文革初期林彪主动地投入文革的洪流，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九大上林彪在党内地位不断上升的基本史实，还要看到尽管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与毛泽东讲的个人崇拜相去甚远，毛泽东也并不同意林彪在讲话中对他的吹捧，但是由于当时这样做是为了动员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自觉行动起来，打倒右派的需要，因而也就有限度地同意了林彪讲话的实际状况，更要注意到毛泽东在信中谈到的这些话并不避讳林彪，还将信中的内容通报给了林彪的重要动向。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毛泽东在信中谈到林彪的问题，是为了在左派内部沟通思想，交流看法，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以便集中力量来打倒右派，完成文革任务的需要。当然向林彪通报自己的看法，不仅是为了对林彪起到警醒之意，而且也表明当时毛泽东对林彪还是相当信任的，对他又是寄于希望的。
五、对文革发动之际毛泽东致江青通信的写作原因分析。
在文革发动之际，毛泽东为什么给江青写了这封长篇通信呢?这封信写好后，毛泽东又为什么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还要将信中的内容向林彪予以通报呢?毛泽东在信中涉及的内容到底是秘不可宣的呢，还是在他起草的文件和讲话、谈话中同样也出现过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些问题。
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通信当然是为了提醒江青“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要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56]但是这并不是毛泽东致江青信的主要目的。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封信中从林彪的讲话说起，谈了自己并不同意林彪讲话中鼓吹的个人崇拜，又对自己作了严厉的解剖，并进行了自我评价，最后还是处于打击右派的需要，才不得不批准了林彪的讲话。毛泽东还说他对自己进行解剖和评价的话，现在还不能公开，因为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不同意这样说。而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打倒右派，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他在信中谈到文革时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而后还要进行多次扫除。现在进行的文革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整个左派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演习中经受锻炼，吸取经验教训，提高反修防修的能力。一旦将来出现反共的右派政变，广大人民群众会在左派的领导下，奋起反抗，将右派消灭掉。虽然会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这就是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所要表达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在信中关于文革的主要观点是第一次谈到的呢，还是在此前他发表的讲话、谈话及修改的文件中已经出现过?我们下面首先来研究这个问题。
1、毛泽东致江青的通信中阐述的文革的观点在此前他发表的讲话、谈话及修改的文件中已经出现过。
从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中可以看到，他阐述的文革的主要观点是：
由于将来中国可能会出现反共的右派政变，因而就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式来进行文革;这次文革就是一次反修防修的全国性的演习，其主要任务就是打倒右派，清除牛鬼蛇神，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避免修正主义的出现;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和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的右派在这次文革中将会遭到毁灭性打击;文革的任务不可能一次就可以完成，因而过七八年又要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而后还要进行多次扫除。他对中国前景的展望是乐观的，也是充满信心的。
以上就是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阐述的文革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是在这封信中才第一次披露于世的吗?此前毛泽东的讲话、谈话及修改的文件中有没有出现过呢?下面我们就从对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中来研究这个问题。
(1)文革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构想，以及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打倒右派问题。
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中，我们虽然还没有发现毛泽东像在致江青的通信中用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这样的术语来表达打倒右派和清除牛鬼蛇神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他在此前的讲话和谈话及修改的文件中已经讲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早在一九六五年十月毛泽东就讲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号召地方造反的问题。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同各大区的第一书记谈话时说：“我现在说造反问题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至于美国是在地方搞起的，日本也是地方搞起的。”他讲了一大段汉、唐、宋、明的历史，接着说：“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中央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毛泽东又讲了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错误，说：“那时有些人那么迷信，凡是国际的、中央的都迷信。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总之，要按实际情况办事。”[57]
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说：“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你们不要年年造反哟，如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造反，那就吃亏哟。中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造反，那你还不是修正主义吗?而一个省也造不起来。”[58]
一九六六年一月，毛泽东对陶铸、王任重说：“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是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59]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60]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上海同康生、张春桥谈话。他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他还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61]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论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或者是在与中央、地方领导同志谈话的时候，他都讲到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号召地方起义造反的问题。造反的目的是为了消灭修正主义，打倒右派。造反就必然会弄得天下大乱，而只有通过天下大乱，才能够将右派打倒，将修正主义消灭掉。只有在消灭了修正主义，打倒了右派以后，才能够实现天下大治。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构想。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构想，还体现在经他修改的文件中。
四月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加写了一段文字：“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62]
这里讲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实际上就是右派和牛鬼蛇神。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夺取党、政、军、文化领域里的领导权，要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虽然没有用“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术语，但是实际上就是通过夺权斗争，由“大乱”达到“大治”。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各大区负责人谈话时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63]
在这份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提前给各大区负责人打了招呼，要他们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怕乱，也不要怕右派捣乱，要在乱中把牛鬼蛇神揭露出来，将他们消灭掉(这是指思想上的)。这与他在信中说的“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是一致的。[64]在运动中，将左派的领导核心建立起来，掌握领导权，依靠他们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这场运动中，必然要出现打击面宽的现象，这不要怕，以后再分类排除。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写信前实际上已经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打倒右派和“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构想通过讲话、谈话和中央颁发的有关文件透露了出去，只不过是没有用“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术语，讲得比较含蓄一点，没有明确地说出来罢了。这是有文献资料可以印证的。
(2)关于将来会出现反共的右派政变问题。
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谈到中国可能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问题，其实在此前毛泽东就多次讲过这个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毛泽东在为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写的批语中就提醒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注意，如果社会主义教育搞不好，中国将来就“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65]
一九六四年一月上旬，毛泽东在审阅中央统战部的一个文件时，加写了一段话：“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66]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他又进一步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67]
一九六六年四月，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加写了一段文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68]
五月五日，毛泽东在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说：“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性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69]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谈到如果我们不能搞好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修正主义就会上台，资本主义就会复辟。修正主义不仅文化界出，党政军也会出修正主义，特别是党和军队中发生修正主义的危害更大。因而现在就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的事件。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已经谈到了将来会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的问题。
(3)文革是一次反修防修的全国性的演习。
毛泽东在致江青的这封通信写作前，在谈话中就曾经提到过文革是一次演习的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从杭州驰往韶山的途中，列车停靠南昌站时，在专列上与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他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在大风大浪中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70]
由此看来，毛泽东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并不是在这封信中首先提出来的，而是在此前与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就提出来了。他想通过文革来练练兵，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出现。
(4)关于信中对北京市和北大、清华的点名问题。
毛泽东在信中说：“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71]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信中公开点了北京市和北大、清华两所高校的名。其实在写这封前，当时毛泽东支持的中央文革势力就与彭真的北京市委在围绕是否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问题上进行了多次斗争。
首先是围绕要不要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上进行的斗争;其次是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对这篇文章的发行范围是采取限制还是反限制的问题上进行的斗争;再次是在难以阻止这篇文章在北京市发表的情况下，把这篇文章是作为学术争论还是政治分歧的问题上进行的斗争。
正是由于出现了这些斗争，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康生谈话时才批评彭真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按照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72]
至于北大、清华，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说过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因为他们的思想观点占据着高校的思想文化阵地，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还没有在高校真正建立起来。当北京大学出现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大字报时，毛泽东决定六月一日晚广播这张大字报，第二天见报，他认为“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73]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虽然在信中对北京市和北大、清华两高校点了名，但是这并不是在这封信中才首次出现的，因为此前他就多次讲过这些问题。因而我们认为他在信中对北京市和清华、北大两高校的点名并不突然，也没有什么神密之处。
(5)关于中国前景的展望。
毛泽东在信中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近代史的考察中得出结论：反动派当权总是不得长久的。因而他认为即使将来发生了反共的右派政变，出现了修正主义，也是难以长久的。因为广大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他们经过斗争必然会使中国重归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心小组会议上就谈到了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74]
这是毛泽东比较早地谈到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认为即使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按照辨证法，最后还是要回到马列主义的轨道上去的。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事先料不到。比如苏联出修正主义，也是料不到的一件事情呀，它就出了嘛。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嘛，它要出嘛。比如中国的牛鬼蛇神，“有鬼无害论“，它要出嘛。总的我看我们是乐观的。但是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天天是晴天，没有下雨?没有打雷?没有阴天呀?这个社会就那么干净呀?我看永远不干净。不干净才合理嘛，不然就没有矛盾了嘛。对立统一，是两个侧面的统一。你只有一个侧面，还有什么对立统一?他又说：还是要有信心。中国一定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有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你苏联还不是出了赫鲁晓夫?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75]
从这个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虽然事情的发生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按照辩证唯物论，中国即使出了修正主义，由于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最后还是要回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的。他对此是乐观的，也是充满信心的。他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两句老话来表达自己对前景的展望。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信中谈到一旦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后，对中国前景的展望，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信心和乐观态度，在此前发表的讲话和谈话中就已经出现了。他早就向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乃至全党敲响了反修防修的警钟，力图把修正主义消灭在萌芽状态。
从以上我们对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阐述的文革的主要观点并不是第一次披露，而是在此前他发表的讲话、谈话及修改的文件中已经出现过。不过，在信中他将文革的观点集中起来，讲得更深入一些罢了。因而他的这些关于文革的观点在中央高层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领导人中都是比较熟悉的。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有些人说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关于文革的阐述，是他背着右派领导人给左派领导人的秘笈的说法不仅没有历史依据，也是别有用心的。
2、毛泽东致江青信的内容在部分常委而没有在整个常委之间进行通报的原因分析。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并非毛泽东致江青的一封私人通信。信写成后，毛泽东还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在毛泽东同意下，周恩来还到大连向林彪通报了信的内容。由此可见，当时中央政治局的三位常委是知道信的内容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两位副组长江青、王任重也是同样知道信的内容。徐业夫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因为奉毛泽东之命抄录信件而得以阅览信的内容，尚属例外。
毛泽东当时退居二线，处于一线的两位常委周恩来、林彪知道信的内容，因而说毛泽东在这封信上瞒着一线常委是不确切的。从这封信的传播范围中可以看到，除了中央文革小组的两位副组长江青和王任重外，当时处于一线的两位常委周恩来、林彪是知道信的内容的，而处于一线的其他常委却并不知道信的内容。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这封信中谈到的关于文革的观点，以前毛泽东在讲话、谈话及修改的文件中基本上已经阐述过了，因而有些人说毛泽东背着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领导人来谈论文革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这封信的传播范围也是与后来中央的人事变动基本上相一致的。(王任重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另有隐情，那是因为他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犯了路线错误所致。)
这样我们就禁不住发出疑问，既然这封信中关于文革的观点在以前毛泽东的讲话、谈话及修改的文件中基本上出现过，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只是让周恩来、林彪两位常委了解了信的内容而没有将这封信在整个常委之间传阅呢?
我们分析后认为，这是由于这封信中还有其他的内容，毛泽东认为不便于在整个常委内部传阅的缘故。除去关于文革的观点外，这封信中还有那些内容不便于在整个常委之间传阅呢?
我们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个人崇拜问题上不仅表明了与林彪的不同意见，还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解剖，并作了自我评价。这种评价与林彪的观点又是存在着巨大差异，显示出毛、林之间在这方面的重大分歧。
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将这封信的内容通报全体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只是让周恩来、林彪这两位常委获悉了信的内容，还是由于他认为不宜在整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公开这些分歧的缘故。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认为不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公开这些分歧呢?
当时毛泽东认为其他一线常委实行的政策将会导致中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可是在他反复警告的情况下，他们仍然置若罔闻，“接受不了，阻力很大”。[76]因而这个时候毛泽东就把他们视为党内右翼的代表，这表明毛泽东对其他常委在这次运动中的政治立场已经做出了初步界定。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表现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以毛泽东当时在党内的权威，他通过组织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党内高层的人事变动就说明了这一点。既然这样，那么他为什么还要通过文革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分析后认为，他当时深虑的是，如果一旦他不在了，中央高层出现了修正主义，又该怎么办呢?他经过反复思考后认为，当整风已经难以解决党内分歧，而中国又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下，只有授予群众以民主权利，通过左派来发动群众造反，才能遏制党内的右翼势力，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这次文革就是一次突破重围，寻找新路的探索活动。
毛泽东认为当时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目的是为了打击牛鬼蛇神，而打倒右派则是文革的主要任务，因而从当前斗争的大局出发，还不能公开他与林彪之间的分歧，也不能透露他对自己严厉的解剖和自我评论的话，就是在常委内部也是如此。正是这样毛泽东才没有将这封信的内容向全体常委予以通报。
那么，毛泽东这样做是不是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呢?
当时中央政治局有七位常委，三位常委了解信的内容，而四位常委却不知道，如果仅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这样。
但是通过分析信的内容后我们发现，信中谈到的关于文革的主要观点，此前在毛泽东发表的讲话、谈话及修改的文件中业已出现过，从组织程序上说其他常委也是知道这些内容的，这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至于信的另一部分内容就是左派高层内部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在常委内部已经出现左右分野的情况下，毛泽东就没有将左翼内部存在的分歧向全体常委进行通报，而将这些分歧在左翼内部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交流看法，消除分歧，取得共识，达成一致意见。同时这封信又并非以中央名义下发的文件。因而这封信没有经过其他常委过目，还谈不上是违背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虽然形式上三个常委知道这封信的内容，而其他四个常委却不知道，似乎“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但是从对信中关于文革的主要观点及毛、林之间关于个人崇拜的分歧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说这封信“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说法是不合适的。
由此看来，毛泽东致江青的通信只是在部分常委而没有向全体常委进行通报，并不是信中关于文革的内容方面，而是涉及到左翼内部关于个人崇拜方面的分歧。在常委内部已经出现左右分野的情况下，从当时的斗争形势出发，毛泽东认为不便于向全体常委公开左翼内部的分歧。这封信又并非以中央名义下发的文件，谈到的关于文革的内容又是过去公开讲过的，因而毛泽东也就只是在左翼内部而不是向全体常委通报了这封信的内容。从考察中我们发现，这并没有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3、毛泽东为什么采取致江青信的方式来公开他与林彪之间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呢?
毛泽东为什么通过致江青通信的方式，而不是直接找林彪进行谈话的方式，来谈论他们之间的分歧呢?
这里有一个文献资料值得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时作为参考。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作为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表现软弱，屡有失误，这引起了邓小平的忧虑和不安。但是邓小平却没有直接找胡耀邦谈话，而是在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单独找胡启立谈话，让胡启立给胡耀邦传个话。邓小平说，今天找你来，主要谈谈对耀邦同志的意见。耀邦同志有弱点，不仅是在对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水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表现比较软弱。而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他还说，如果我直接找耀邦，似乎过于严重了，同你谈，你同耀邦比较熟，可以随时注意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耀邦是会重视的。
后来，鉴于胡耀邦对邓小平的劝告置若罔闻，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四日，邓小平又找乔石、胡启立谈话，让他们给胡耀邦传话。邓小平指出：正是耀邦同志应该多讲讲坚持四顶基本原则，但他恰恰没有很明确地讲。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就是自由化，始终是个问题。经济建设始终要抓，抓到底，但四化四化，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的四化。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还专门讲了胡耀邦同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陆铿谈话的问题。邓小平指出：耀邦同志同陆铿的谈话，至少是很不得体的，有些话很不严肃，完全是迎合。耀邦这次谈话太出格，嘻嘻哈哈很不像样子。陆铿的手法就是恭维耀邦，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王若望也是同样手法。这些人打耀邦的旗帜，所以耀邦要多讲讲反对自由化问题这方面的情况。[77]
由此我们看到，邓小平当时没有采取直接找胡耀邦进行谈话的方式，而是通过传话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及时提醒胡耀邦，点明他身上存在的问题。这还是考虑到由他直接找胡耀邦谈话可能会震动太大，不易于胡耀邦认识自己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的缘故。采取这种方式客观上表明当时邓小平对胡耀邦还是比较信任的。后来由于胡耀邦无视邓小平的多次劝告，继续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包庇自由化分子，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走向破裂，胡耀邦也就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辞职了。当然这是后话。
从这则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当时林彪是左翼阵营内部的领军人物，毛泽东可能觉得在他已经多次表示了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不同意见的情况下，由他直接出面就个人崇拜问题与林彪谈话，可能会显得震动太大，会给林彪造成一些压力，不利于林彪对个人崇拜认识的转化，也不利于左派内部的团结与统一。同时，毛泽东还考虑到林彪当时积极投入文革的洪流，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打击牛鬼蛇神，完成文革任务的需要，因而就采取了致江青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我们从信中看到，毛泽东用辛辣的语言，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解剖，并作了自我评论，可是当他在谈到与林彪不同意见的时候，却没有用过激的话，而是在友好的气氛中，采用委婉的用语，以坦诚的态度，流露出他批评林彪讲话时的无奈之情。这样就便于林彪接受信中的内容。从而消除左派高层内部的分歧，团结一致，集中力量投入到同右派的斗争中去。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仅在左派内部公开了他与林彪在个人崇拜方面的分歧，而五年后却在党内公开了他们之间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知道，在毛泽东多次对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表明态度的情况下，林彪却依然如故，毛泽东就不得不在左派内部公开了他与林彪之间的分歧，以示对林彪的警醒之意，其目的还是为了在左派内部消除分歧，团结一致，集中力量同右派进行斗争。这表明毛泽东对林彪“打鬼”的动机是肯定的，对林彪也是信任的。
但是当着右派被基本上打倒，新的政权机构业已建立，林彪仍在鼓吹个人崇拜的同时，在诸多方面却与毛泽东出现了严重分歧，在毛泽东反复警告不听的情况下，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一九七一年八九月间南巡之际，毛泽东在党内公开了他与林彪之间的分歧，对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他说：“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话’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78]
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采取致江青信的方式在左派高层公开了他与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而在一九七一年八九月间却在党内公开了他与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的原因是：一九六六年七月的时候，由于主要的任务是打倒右派，这时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还是次要矛盾;而在右派被打倒后，毛泽东认为个人崇拜要降温，林彪却仍然鼓吹个人崇拜，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真实目的逐渐暴露，他们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缘故。
这样我们得出结论，毛泽东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问题采取的处理方式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他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来界定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的性质，再进一步确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毛泽东采取致江青通信的方式且仅仅在左派高层公开了他与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还是因为毛泽东肯定了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动机，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打倒右派的需要，他把林彪是作为“打鬼”的“朋友”来看待的。这样既可以维护林彪的威信，又便于提醒林彪及左派相关人士保持清醒地头脑，同时还能够使林彪比较容易接受批评，转变思想认识，而不致于影响到左派内部的团结和统一，以便完成打倒右派的任务。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文革发动之际写作的致江青的通信，仅在左派高层而没有在全体常委中间进行通报的原因不是信中关于文革的主要观点(因为关于文革的主要观点由于在此前毛泽东发表的讲话、谈话及修改的文件中已经出现过，这没有什么神秘可言)，而是信中表露的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以及毛泽东对自己严厉的解剖和自我评价的话。在中央出现左右分野，又难以通过党内整风的方式来解决高层分歧，却不得不采取文革方式的情况下，处于斗争的需要和左派高层团结统一的考虑，毛泽东仅在左派高层而不是在全体常委中间公开了他与林彪之间的分歧及自我评价的内容。
由此可见，正是为了使林彪能够较好地转变认识，避免在左派内部造成较大的震动，毛泽东才采用了致江青通信而不是直接与林彪谈话的方式在左派高层公开了他们之间的分歧。
六、几点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毛泽东致江青的通信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坦露了毛、林之间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毛泽东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解剖，并作了自我评价;二是谈到了文革问题。
(2)毛泽东没有将信件的内容在整个常委之间进行通报，却在部分常委及若干左派人士之间传阅或通报了信件的内容，这决不是偶然的。这表明毛泽东不愿意让一些常委知道信件的内容。由于信中谈到的文革问题，在毛泽东以前的讲话、谈话及修改的文件中基本上都出现过，信中又没有对这个问题提出新的谋划和设想，因而我们认为这封信没有通报整个常委的原因还是由于毛泽东不愿意将毛、林之间的分歧及信中作出的自我解剖和评价暴露在整个常委面前。
(3)毛泽东不愿意将毛、林之间的分歧及信中作出的自我解剖和评价暴露在整个常委面前，是因为这是左派高层内部的分歧。毛泽东认为当时党内分为两派，也就是社会主义派和资本主义派[79]，这种状况在常委内部也存在。文革的重点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文革的主要任务是要打倒右派。因而毛泽东认为从当时党内左右分野及斗争形势的要求看，将毛、林之间的分歧及信中作出的自我解剖和评价在整个常委内部通报是不适宜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毛泽东在信中关于文革的主要观点在以前他发表的讲话、谈话及修改的文件中都已经出现过，并没有什么新的设想和谋划，因而说毛泽东背着中央其他常委去谋划文革发展大计的说法也是没有史实依据的。
(4)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信并非私人通信，因为在左派高层内部通报了信的内容。毛泽东将这封信的传播范围限制在党内左派高层，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三位常委，中央文革小组两位副组长江青、王任重知道信的内容。
对于和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毛泽东不是通过直接与林彪谈话而是通过向江青写信的方式来表达出来的。为了解决这个分歧，说服他们改变态度，毛泽东没有采取强制的方式，而是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解剖，作出了自我评价，向左派高层领导人坦露了自己的心迹，叙述了自己在批准林彪讲话时的无奈之情。同时，也表明了理解他们“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用意，因而才有限度地同意他们搞一点个人崇拜的复杂心情。后来在林彪表示了悔改的态度后，从稳定左派高层内部的团结出发，在毛泽东同意下又烧毁了这个信件。这表明毛泽东虽然对林彪有不同意见，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对他很信任的。
毛泽东还将信件的内容在左派高层内部进行通报。这表明在这件事上，毛泽东不仅希望林彪而且还寄望于整个左派高层要以此引以为戒。同时，也说明毛泽东在谨慎地选择向左派高层领导人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使他们能够明白自己的真实态度，保持清醒的头脑，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消除分歧，统一认识，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而不致于影响到内部的团结和统一，以便集中力量，完成文革的任务。因而我们说这封信是毛泽东对左派高层召开的一次特殊形式的政治民主生活会。
毛泽东虽然在信中表达了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不同意见，但是考虑到林彪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打倒右派的需要，他最后才“违心地”批准了林彪的讲话，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了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这不仅表现出毛泽东与林彪在个人崇拜方面的不同意见，也是在提醒林彪乃至整个左派高层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不会获得他的支持。这不仅是对林彪也是对整个左派高层的警醒之言。这对我们理解后来毛、林之间的分歧具有重要意义。
(5)毛泽东想通过文革探索出一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路。他赋予广大人民群众以民主权利，采用“四大”的方式，使广大左派和人民群众在文革中经受锻炼，提高辨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形成抵制修正主义的自觉性，将其变为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形成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宪法上获得保证。通过一次乃至多次的文化大革命，将右派打倒，将牛鬼蛇神清除掉，从而避免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将来一旦出现了反共的右派政变，经受文革精神洗礼的广大左派和人民群众，就会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举起造反的大旗，一呼百应，群起而攻之，将修正主义消灭掉，使中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从这个角度上说，以前进行的文革不过是为以后粉碎反共的右派政变而举行的演习而已。
(6)总起来说，在文革发动之际，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通信是在阐明文革发展大势的情况下，指出了某些左派领导人的狂热举动，希望他们认清是非，改正错误，保持清醒头脑，以便于在左派内部消除分歧，增强团结，完成文革的任务。但是事与愿违，后来文革阵营内部出现严重分裂，发生了九一三事件，致使文革的发展遭遇巨大挫折。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如果文革失败后，中国必然会出现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的现象。面对这种状况，他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而不可能超越历史的条件去有所作为，我们从毛泽东晚年反复圈点的“时来天地皆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的诗句中可以透视当年他无奈而又悲凉的心境。
(7)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也就是上层建筑(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充分条件。在文革开始之际，毛泽东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他提出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英明的。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必要的。
文革后，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被否定，文革期间被批判的另一条路线占据统治地位。我们看到政治上的腐败现象出现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两极分化产生了，工农大众沦为雇佣劳动者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动摇了，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程度不断加重了……。这些问题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文革的失败，乃至于被否定的结果。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觉。
我们坚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然会紧紧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拿起批判的武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去进行武器的批判(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重新复归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迎来共产主义文明的曙光。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文献索引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4]，第97页。
2、《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49]，第391页;[50]，第299页至300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17]，第50页至51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6]，[21]，[22]，第71页;[24]，[27]，第71页至72页;[28]，[29]，[30]，[31]，第72页;[32]，第73页;[33]，第72页至73页;[34]，第71页至74页;[39]，第72页;[43]，[45]，第71页;[46]，第143页;[53]，第72页;[56]，第72页;[64]，第71页;[71]，第73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37]，[38]，第174页至175页;[44]，第245页;[78]，第245页至246页。
6、《毛泽东传(1949—1976)》(上)，逄先知、金冲击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5]，第634页。
7、《毛泽东传(1949—1976)》(下)，逄先知、金冲击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395页至1396页，1398页;[3]，第1396页至1419页;[4]，第1417页;[26]，第1404页;[48]，第1389页至1390页;[54]，第1419页;[57]，第1395页;[58]，第1395页至1396页;[59]，第1398页;[60]，第1404页;[61]，第1406页;[62]，第1409页;[63]，第1417页;[65]，第1321页;[66]，第1338页;[67]，第1408页;[68]，第1409页;[69]，第1410页;[70]，第1418页;[73]，第1414页;[74]，第1246页;[75]，第1346页;[76]，第1389页至1390页;[79]，第1373页。
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0]，第311页至312页;[41]，[52]，第352页。
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589页;[5]，第591页至597页;[7]，第599页;[8]，第558页;[10]，[12]，第599页;[25]，第558页;[51]，第470页;[55]，第599页;[72]，第581页。
10、《毛泽东著作是怎样编辑出版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13]，第67页。
1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乔木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九月第一版。
[15]，第212页至214页;[16]，第51页;[18]，第214页;[19]，第214页至215页。
12、《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八月第一版。
[47]，第348页。
13、《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七册，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36]，第164页。
14、《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征求意见本)中〈一九八七年的风浪(一九八六年学潮和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生活会)〉。
[77]。
15、金春明，《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载于《党校论坛》一九八九年第五期，第54页至58页。
[9];[11];[20]。
16、《“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一九八八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23]，第17页;[42]，第21页至23页。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4/05/318845.html
|
|
发表于 2022-12-2 04: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