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1965年《文史哲》批判周谷城文字一组

reading

周谷城是怎样袒护秦桧、赞成投降、诋毁主战派的

    【作 者】金应熙

    《文史哲》【期 号】196405


    近来看到周谷城先生和别人讨论文艺问题的文章，感到他的文艺观点是和他的历史观点密切关联的。例如他现在讲的“无差别境界”“断而复续”等等，就和他一贯主张的“地主佃客相反相成”那一套一脉相承，同是阶级调和论。因此，我觉得有对周谷城的历史观点展开讨论的必要。周著《中国通史》中包含有许多非常严重的错误，但周谷城从不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到一九五八年秋天，有人指出《中国通史》的错误和不良影响，促请他注意修改，他还悻悻然表示不能接受，并且指责批评者的态度是错误的。⑴现在我仅就这本书论述南宋初年对金和战问题时袒护秦桧、赞成投降、诋毁主战派一事，举例指出周谷城错误的严重。

    南宋对女真贵族的侵略应该投降还是抗战，秦桧是有识之士还是大汉奸，自来已有定论，本是绝对不应成为问题的。三十多年前，当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急要解决战与不战的问题的时候，有人企图为秦桧翻案，说南宋不该抗战只该投降，这实际上是为当时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投降路线寻找“历史根据”，随即受到严厉的驳斥。一九三八年底到一九三九年初，日寇加紧诱降，汪精卫公开投敌；有些日本人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表扬秦桧，鼓励投降。他们对于这一项“学术研究”的政治目的是毫不隐讳的：“在汪兆铭已经发起了和平救国运动、中国主战论和议和论的对立已成为吸引我们注意的切实问题的今天，究明南宋初期的和战问题（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往往被人拿来和今天的状况比较议论的），这应当是我们（日本）历史家的职责”⑵。他们还公然叫嚷“中国应当向秦桧的和议学习”⑶。在这种情况下，周谷城先生作为一个中国历史学家，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在当时沦陷的上海初版发行的《中国通史》中竟也袒护秦桧，打击主战派，基本上重复申述了日本人著作中的论点，岂不是公然为敌伪张目吗？

    让我们来看周谷城是怎样替秦桧翻案，宣传民族投降主义的吧。

    “和则存，战则亡”——这是民族投降主义者在侵略者面前得出的结论。周谷城为了证明“宋对金的屈服妥协成了必然之势”⑷，为了证明当时主张继续抗战只是大言误国，就不惜颠倒黑白，完全漠视一一四○年前后南宋反抗女真贵族侵略的大好形势，并且把英勇抗击侵略的武装力量说成一团糟。

    在反抗女真统治阶级侵略的武装力量中，民众自发的抗战组织占有重要的地位。单以河东、河北数十万民兵而论，他们一直牵制着女真的大量兵力，屡次击败敌人，连粘罕的大营也一度几乎被民兵攻破，女真贵族因此不敢轻易渡河南下。一一四○年岳飞所部对金作战的胜利，是和岳飞连结河朔忠义的做法分不开的。对于民兵的英勇战功，许多历史家是同声赞许的。但是，当日本侵略者于抗战初期在华北各地遇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武装的沉重打击，有某些所谓“历史家”对中国历史上的人民武装却十分痛恨起来，对两河忠义的民兵恶毒咒骂：“宋国的人们，口里高唱抗金和收复失地，成立义勇军的不少……不过这些都是乌合之众，没有任何统制的，比盗贼差不很远”，并且完全抹杀忠义民兵在战斗中的作用⑸。可怪的是，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中对于抵抗侵略的人民武装，竟也抱着轻蔑的态度。他声言“动乱的民众，在种族战争激烈之时，常为两造所欲夺取之势力”，“谁能取得成千成万的大众，谁的实力便要增加”⑹。这说明了在周谷城心目中人民武装绝不能成为抵抗侵略的主体，而最多只能是统治者所争取、所利用的一枚卒子。周谷城甚至认为会有起义农民领袖率领“成千成万的大众”去投奔侵略者。这是对中国人民大众的绝大侮辱。事实上周谷城除了把先为土匪后当汉奸的李成、孔彦舟等人冒称起义农民外，并没有能举出南宋人民武装投向侵略者的任何例子。对于人民武装反侵略的战绩，周谷城是根本不放在眼内的。对两河忠义他只一语带过，毫未提及其战功，而另外他在书中说到明末大西农民军的抗清斗争时，更非常轻视地说：“其实这时的流贼已被大明的统治阶级与满洲的游牧贵族打得疲癃残疾，尚复有何战斗力可言？永明这时与他们联络，给他们以封号，终属无益。”⑺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周谷城对于李定国在桂林、衡州消灭了清朝两个大将（孔有德等）的部队，震动全国和后来支撑西南危局的事迹，当然不该毫无所知的，为什么偏要不顾历史事实发表这种含沙射影的议论？我很怀疑，周谷城当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究竟抱着怎样的态度，对于公开和隐藏的汪精卫的分裂阴谋，又究竟抱着怎样的态度。

    周谷城又极力丑化赵宋政权属下的军队。他列举所谓“武人”的三大缺点，并总结为“武人只顾私利，不上前线，专事剥削，不恤人民，且彼此之间，各相夸耀，互生仇疾”⑻。军队的情况如此，再打下去自然没有胜利希望，因此南宋“当局者有了戒心”，不得不“力主和议”。

    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南宋军队本来是一支为地主政权服务的军队，不免带有地主阶级军队腐化、怯战等一般特点，将领中也会有些骄横不法，临阵先遁，甚至闻恢复之议则怫然不乐的人。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是，赵宋王朝原有的武装队伍基本上已经在对金战争的初期中被打垮，后来的部队是在反侵略战斗中新建立起来的。其中将校尤其兵士大部分来自秦晋齐鲁等沦陷地区，“还我河山”的要求很强烈，反侵略的战斗意志还是比较旺盛的。由于坚决抗战得到民众的支持，有些部队的军民关系也比较良好。以岳飞、韩世忠和吴氏兄弟为代表的广大将校在民众和士兵的推动下是英勇抵抗女真贵族侵略的。* 正因为还有这一面，所以在一一四○年前后宋军在抗击女真贵族中曾经获得多次重要胜利。如果宋军真正象周谷城所描写的那样一团漆黑，那末这些胜利就将成为不可解释的史实，而女真贵族也早就可以长驱直进，不需要玩弄“以和议佐攻战”⑼的阴谋了。为日寇侵华服务的日本史学家，出于对中国人民抗战力量的敌视，就歪曲历史事实，别有用心地污蔑当时南宋军队“是由匪贼和败残兵出身的，素质很坏”，硬说“军阀诸将恐怕失掉私兵，总是缺乏牺牲的精神，而且互相争夺势力，不相协调”，因此“纵然可能偶有一二场局部小胜，希望取得全面的大胜利是不可能的”⑽。周谷城为替秦桧投降辩护而诋毁南宋抗击女真的军队，其议论与日本侵略者的腔调何其酷似！

    在谈到秦桧等汉奸时，周谷城的感情就完全不同了。他袭用赵翼的说法，把反对议和投降的人叫做“义理派”，而把赞成投降的称为“时势派”**。在他看来，义理派都是些“不负实际责任”的人，“高谈阔论”，“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和这相反，时势派象秦桧等人则是“大有识见”的，其主张是“切中时势”的，他们为“对金人妥协”做了许多“预备工作”，有效地取得了“可以与人妥协的资格”，最后在秦桧所主持的一一四二年和议中收到了“巩固统治权力”的效果。就这样，周谷城明目张胆地宣传了“卖国无罪论”。

    周谷城借口时势需要议和来试图洗脱秦桧的卖国罪行。我们知道，对于同一种“时势”，不同的人是会有不同的估计的。一一四二年以前南宋抗金的局面是，军事上、财政上都大有起色，前线捷报频传，女真后方的人民武装正要大举响应，进军中原。这在一切志切恢复、要求“还我河山”的人们看来，自然是一片大好形势，是不可错失的良机。但是从决意屈辱投降的人们看来，对女真的侵略招架一下只不过是争取妥协的“预备工作”之一，只不过是为了取得“可以与人妥协的资格”，也就是所谓“战而后和，和而后安”，作战只是投降的手段，他们当然就会认为万万不能再打下去，应该赶快签订屈辱的和议了，他们的心里还要嘀咕，万一岳飞等人连结两河忠义民兵取得了抗金的胜利，自己的政权是不是会动摇哩。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形势估计中，周谷城是完全同意了后一种亦即汉奸卖国贼的估计的，他的书中就是把“击败伪齐刘豫”、“一度击败金人”等和南宋对农民起义的镇压一并算作妥协的预备工作，既然一切都是为妥协投降做准备，那末周先生对大汉奸秦桧的赞许也自然没有什么希奇了。

    秦桧所缔结的和议，就是投降，就是向女真统治者臣服称藩、跪拜奉诏。如果卖国贼秦桧而可以说成“切中时势”的“有识者”之一，那末，不但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的功绩和民族气节要一概被否定，而且对文天祥、史可法等人的民族气节岂不是也应该一律否定吗？

    周谷城还替秦桧表功，说和议巩固了赵宋统治权力。人所共知，秦桧在被俘之后，南归以前，就已死心塌地投靠女真贵族，身充挞懒的军事参议，为他起草诱降楚州守将的檄文；南归以后，一向挟金人以自重，到了再任宰相，就更公开摆出女真贵族代理人的身分，要挟赵构。*这样一个出卖民族利益的掮客， 他心目中只有女真贵族的利益和自己的权位，并没把赵宋政权放在心上。正如一个宋人所说的，秦桧的主张和议，“上不为宗社，下不为生民，中不为息兵待时”。和议缔结后，秦桧凭借金人的气势，独揽大权，赵构备受胁制，经常在靴中带着刀子准备自卫，到秦桧死后才放下心来。所谓赵宋统治权力的巩固在那里？所以，说秦桧议和巩固了赵宋政权的讲法，不过是为秦桧辩护的一种手法，同抗战期间大汉奸汪精卫和顽固派蒋介石所宣扬的“曲线救国论”是一模一样的。

    以上所举出的周谷城袒护秦桧、赞成投降、诋毁主战派的言论，直到一九五六年修订《中国通史》下册的时候，周谷城除了改动个别字句外，实质上并没有任何改变。近年来已先后有人提到过这个问题，周谷城也没有表示任何态度。我以为结合抗战初期的形势来批判这种宣传卖国路线的言论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写了这篇短文，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

（原载《红旗》一九六四年第十七、十八期）

    正文注释：

    ⑴　见《新建设》一九五八年第九期所载周谷城对古田同志批评的答复。

    ⑵　见外山军治《岳飞与秦桧》序言，东京富山房一九三九年日文版。

    ⑶　这是日本《外交时报》上一篇论文的题目。见《外交时报》第七九四号，一九三八年出版。

    ⑷　《中国通史》，（下册），一九四一年九月桂一版，第七三八页。

    ⑸　见前引日本《外交时报》论文。

    ⑹⑺　《中国通史》（下册），一九四一年九月桂一版，第七三七、九一六页。

    ⑻　见《中国通史》（下册），一九四一年桂一版，第七四五、七四六页。以下引用周著原文，凡见于这一章的，不另注明。

    ⑼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七·太宗纪。

    ⑽　《岳飞与秦桧》，第一八七页。

    *　岳飞、韩世忠等人在作战中往往都能身先士卒，岳、 韩两人之间曾有嫌隙，后来也以抗敌大局为重，弃嫌修好。岳飞所部相约“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卤”，军民关系比较好。这些事实说明周谷城所举的三大缺点都不是普遍的。

    **　事实上周谷城对时势派的定义是矛盾、混乱的，例如他竟把主战的韩＠⑴胄算作时势派。

    *　在主张投降屈辱这一点上，秦桧和赵构是一致的， 但是两人却各自从自己的打算出发，赵构投降是为了苟且偷安，为了确保儿皇帝的地位，而秦桧主张投降则由于他是金人的奸细。两个人之间也存在着不少矛盾。

    【外 字】外字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你字左部加广加托字右部

reading

分歧的实质——批判周谷城的反动文艺观

    【作 者】赵呈元/袁世硕

    《文史哲》【期 号】196406


    近几年来，周谷城先生陆续发表了数篇美学论文，对文学艺术理论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周谷城在这些文章中所表述的观点，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从我国古代封建文人和西欧资产阶级美学家的著作中明拿暗偷来的，借以宣扬他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唯情主义的艺术论。

    本文打算只就文艺理论中的几个根本问题，揭发周谷城文艺理论的反马克思主义和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相对抗的反动本质。

    一、文艺是有阶级性的，还是超阶级的？文艺是从属于一定的政治的，还是超政治的？

    文学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是怎样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个问题，不同阶级有不同的解释。

    资产阶级对文艺的态度是：一方面使文艺变成最庸俗低级的东西，作为调剂他们空虚无聊的生活的娱乐品；一方面又使文艺为他们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可是，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却不说实话，总是好给文艺戴上超阶级、超政治的光圈和花环，把文学艺术说成是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的最美丽、最高尚的东西。宣扬所谓“艺术至上”。

    无产阶级是最光明正大的，丝毫不掩盖自己的阶级要求和斗争目的。从不否认文艺在社会生活中应有的地位，但同时认为，自人类社会划分阶级以来，从来就没有超阶级的文艺，没有出现过超阶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文学艺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阶级的喉舌和阶级斗争的武器，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列宁最早提出：“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打倒非党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⑴毛主席发展了列宁所提出的党的文学的原则，他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⑵“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⑶

    当前，对于文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回答，但就其实质而言，归根结底总不外这样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艺术属于一定的阶级，从属于一定的政治；一种意见是艺术超阶级、超政治，和政治并行，或高于政治。赞成或符合前述的哪一种意见，这是鉴别一切文艺理论家和一切文艺理论体系的阶级性质的试金石。

    周谷城的文艺理论是怎样的呢？

    周谷城的《礼乐新解》一文⑷，顾名思义，其主旨就是要对古代封建典籍中的礼、乐二字，予以新的解释。礼是什么呢？《荀子·礼论篇》有这样的说明：“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这段话，虽然不无欺骗之意，但还是暴露出来封建统治阶级制礼的目的，就是为了限制人的“欲”，限制“小民”对物质的要求，使他们在封建剥削制度下，安分守己。而周谷城却完全掩盖了礼的阶级实质，硬说礼就是“客观事物的规律，和人类行为的纪律”。什么是乐呢？《乐记》中说：“耳、目、口、鼻、心、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毛，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这段话，虽然也有很大的欺骗性，但毕竟还是透露出了一定的真实内容：统治阶级作乐的目的，就是为了麻痹人民的意识，粉饰太平，并用以对统治阶级歌功颂德。而周谷城却把封建典籍中所倡导的乐，说成是“快乐与音乐”。这样一“新解”，就把有着具体的阶级统治内容和性质的起着维护封建秩序作用的礼和从属于封建政教的乐，变成了“以整个天地或宇宙或自然的存在与发展为依据”的超阶级、超政治的东西了。

    经过周谷城的新解，礼和乐就成了全民的生活必需品了。所以他说：“人不能一刻无生活，因之也不能一刻无礼乐。”并且断定：“我们的生活不是只有礼而无乐的，亦不是只有乐而无礼的，而是由礼到乐，由礼到乐……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他解释说：“人类根据客观的规律，遵循行为的纪律，而努力奋斗，获得成果，一定快乐，进入乐的境界，或艺术境界。”“人类的社会斗争，或生产斗争，获得了胜利，自然快乐；把快乐用乐器表现出来，即成音乐。”看，在周谷城的笔下，人类的历史，已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是由礼到乐反复循环的历史了！他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不仅都遵循着同一的礼——共同的纪律，从事生产斗争，而且也都遵循同一的礼——共同的纪律，进行社会斗争！不管哪个阶级胜利了，都“一定快乐，进入乐的境界，或艺术境界”！阶级社会原来是如此美好啊！——这真是弥天大谎。这种谎言、谬论，显然是有意歪曲历史真象，掩盖阶级社会的本质，存心欺骗读者，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

    不仅如此。周谷城还由此“总结”出了一条“美学原理”。他说：由礼到乐，“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由劳到逸，由紧张到轻松，由纪律严明到心情舒畅，由矛盾对立到矛盾统一，由对立斗争到问题解决，由差别境界到绝对境界，由科学境界到艺术境界。”这就是“祖国美学原理”中“最突出的一条”。“这条原理可以贯通于一切美术品的创作过程，而得到体现。尤其在礼与乐的实践中，体现了不少。”这显然是彻头彻尾的主观臆造，是借总结遗产之名，来宣扬他自己的美学观。把劳和逸、紧张和轻松、纪律严明和心情舒畅、矛盾对立和矛盾统一、对立斗争和问题解决、差别境界和绝对境界等割裂开来，显然是有意使其绝对化，参照周谷城对差别境界和绝对境界的解释，又显然可以看出他实质上是抑前扬后的⑸。同时，在他看来，“艺术生活是超越差别，进入绝对的，如听音乐或听京戏的人，听到入神之时，自我和音乐，和唱腔完全融为一体，可以说超越了差别，进入了绝对。”看，艺术是多么美妙啊！可以使人进入没有矛盾斗争的“无差别境界”，既没劳苦，又无忧愁，一切都是适意的，还有什么比艺术更崇高，比艺术生活更幸福呢？

    如果说，周谷城在《礼乐新解》中是通过又抄袭又臆造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礼乐论的方式，来宣扬资产阶级的超阶级、超政治的艺术观点，那么他在《史学与美学》⑹中，就是用虚批判实贩卖的手法，来宣扬同样的资产阶级的超阶级、超政治的艺术观点。途径、手法不同，而目的、结果则一。

    在《史学与美学》中，周谷城认为人的精神活动有知、意、情三种状态；这三种精神状态，是相续而可分的，其过程就是由理知到意志，由意志到情感。他说：“构造派的心理学者如温德辈，喜言知、意、情的三方面；好象有一个独立的心由知、意、情等原素构成的；心为总体，知、意、情为部分，部分既构成全体，又分别各司其事！其实我们的斗争过程所反映出来的精神活动，并不是同时的三个方面，而是相续的三种状态。”表面看来周谷城似乎批评了温德，但实际上自己仍然是把人的精神活动分成知、意、情三个相续而可独立的方面，把人的精神活动看做是“由理知而意志，由意志而情感”的三者“分明可以区别”的过程。所以周谷城与温德，没有本质的差别。事实上他正是由此来建立自己的艺术理论的。他认为，理知的活动，就是科学的活动；科学是理知的领域。意志的活动，就是道德的活动；道德是意志的领域。情感的活动，就是艺术的活动；艺术是情感的领域。因而，“理知的、意志的、情感的活动之相续而有区别，无异于科学的、道德的、艺术的活动之协作而不能混同。”接着他举例说：“拿打仗说吧，我们必须先开军事会议，分析敌情，制订作战计划，其活动主要为理知的，科学的。作战计划制定，遵照执行，进行战斗，其活动主要为意志的，道德的。作战的结果或为胜利，或为失败；我们的心情或为兴奋愉快，或为沉重悲伤，其活动主要为感情的，艺术的。”

    这完全是错误的。第一，认为科学只需要理知，道德只需要意志，艺术只需要感情，只表现感情，这是错误的。仅就艺术而论，无异是取消了艺术正确地认识、反映现实的功能，取消了艺术的思想性和认识意义。第二，把科学、道德、艺术并列，看成是相续而可区别的三种精神活动的表现形态，脱离社会实践，抽掉具体内容，即使指出了它们是“相续”的，有联系的，而实际上是勾消了它们之间的具体的关系。仅就艺术这一个角度看，把艺术看成和科学、道德等各自独立的东西，这就取消了艺术在实践上总是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性质。第三，这里所说的“由科学的到道德的，由道德的到艺术的”，实质上就是他在《礼乐新解》中所提出的“由礼到乐”的另一表现形式，把艺术活动看成一切斗争过程的最后的一级，主观和客观没有距离，完全融为一体，超越了差别，进入了“无差别的境界”；艺术自然也就成了最完美、最合理想、超然独立于一切事物（包括阶级斗争、政治）之上的事物。

    把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抬高到如此不适当的地步，周谷城似乎还不满足，在他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⑺中，则又从另一个角度来抬高艺术的地位，进一步提出了艺术不朽观。

    他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把理想的实现，分成两种：一是“实际的实现”；一是“虚拟的实现”。前者，照他的解释，是“一个理想提出来，诉诸理智，付诸实行，获得成果”，这就是或为与自然作斗争，或为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实践”；后者是“一个理想提出来，只诉诸情感，不付诸实行，体现情感的东西之自身，即无异于实行的成果”，意思就是既不能付之实行，自然也不能获得成果，这就是艺术的实践——艺术创作。照他看来，“理想的实际实现，其作用止于本身”，因为，不管是生产斗争，还是阶级斗争，“虽都出自理想，虽都以理想为指导，但斗争获得成果之日，即是理想停止作用之时”；而“理想的虚拟实现，其作用及于长远”，因为，“一件作品存在几十年，或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只要它所体现的情感还是人类中可能有的，其感人的作用亦必随着存在，是曰不朽”。

    这种看法，无疑是很荒谬的。第一，历史的实践，特别是阶级斗争，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免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其作用何止于本身。例如，如果没有古代封建社会中的一次又一次的农民革命战争，历史就不能发展，历史不能发展，又怎能有今日。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历史人物，特别是那些反抗剥削、压迫和外来侵略的英雄，其精神又何止只影响当时而不影响后代。第二，文化遗产不仅包括诉诸情感的艺术作品，也包括诉诸理智的哲学、政治、道德等方面的著作。后者所表述的古人的理想，又何尝没有长期流传后世的呢？又何尝比艺术作品的生命短促呢？第三，艺术作品所表现的理想，也绝不是只诉诸情感，不诉诸理智；同时也绝不是不能付诸实行，获得成果。例如，《水浒传》是艺术作品，它所表现的封建社会中期的农民革命的理想——农民朴素的平等思想和平均主义思想，实际上也就是当时的正在进行着阶级斗争的农民义军的革命斗争的理想，虽然未曾得到完满的实现，但都曾经为之而战斗，付诸过行动。即使神话小说如《西游记》，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情节，也是有现实基础的，其幻想形式中所体现的理想，不就正是古代农民起义反抗封建统治政权的理想吗？怎能只看其形式而忽略其内容呢？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作品中，理想和现实的关系就更直接明显了，谁敢说无产阶级文艺作品中体现的革命理想，只能是让读者在情感上得到一些鼓舞、快慰，而不能付诸实践，获得实现呢！高尔基的《母亲》所表现的革命理想，不是在一些国家已经实现或部分地实现或正在实现吗？今日的理想，就是明天的现实。——这不仅体现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战略和政策中，而且也体现在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中。

    周谷城为什么要发这样一通远离事实的谬论呢？我们觉得，他的理论表明，他是在拚命地抬高艺术的地位，向人宣扬一种艺术至上、艺术永久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观点，使人相信，什么阶级斗争、政治呀，都不如艺术美妙、最合理想，只有艺术境界才是令人快乐的真正的幸福境界！什么英雄豪杰，历史功绩呀，一切都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艺术才是永恒不朽的！

    通过以上对周谷城的三篇美学论文的考察，我们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不管他在文章中用了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多次地引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语句，但他多方阐明、反复宣扬的，却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超阶级、超政治的艺术至上的文艺观。在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进行得非常激烈的时期，竭力鼓吹超阶级、超政治的文艺观，实际上就是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党的文艺工作的原则，引导文艺成为宣扬资产阶级思想、为资产阶级复辟开辟道路的工具。可以肯定地说，周谷城的文艺理论，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

    二、文艺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还是感情的表现？文艺的社会作用是思想教育，还是以情感人？

    文艺怎样为政治服务呢？这就触及到了文艺的特征和社会作用的问题。

    毛主席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⑻又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都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⑼

    毛主席的这些言简意赅而又非常精辟的话，无比准确地道出了文艺的本质特点和独特的社会作用。我们体会，有这样几层意思：第一，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不言而喻，文艺作品都包含着一定的客观现实内容。第二，文艺作品虽是客观现实生活的反映，是根据现实生活创造出来的，但并不等于现实生活本身，而是被典型化了的现实生活，更有普遍性，并且表现着一定的理想和政治倾向性。第三，文艺作品是通过被典型化了的社会生活，以生动鲜明、具体感人的形象，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帮助人民更清醒地认识现实，从而采取相应的态度和行动。第四，不言而喻，革命的文艺作品就必须是用无产阶级观点，真实地反映人民的革命斗争生活，具有鲜明的革命的政治倾向性，对人民群众起一定的教育作用。

    周谷城的文艺理论，与此是大相背谬的。他完全否认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否认文艺作品都反映着一定的客观的现实生活，把文艺作品看成是借物质体现的人的“真实的感情”，是纯主观的。他在《礼乐新解》中说：“人类的社会斗争，或生产斗争，获得了胜利，自然快乐；把快乐用乐器表现出来，即成音乐。”又说：“斗争必有成功或失败，成功或失败必然引起喜、怒、哀、乐、爱、恶等感情。感情虽是客观的斗争过程所引出，然其自身却是主观的。这主观的感情则是乐所涉的范围；扩大一点说，也是一切艺术所涉的范围。感情被引出，又必寻找物质，以表现其自身。在走路上表现出来，则成舞蹈艺术；在作文、写字、画图上表现，则成为诗、书、画等艺术；……。”《史学与美学》中所表述的，也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有斗争，必有成败；有成败，必有感情，“感情一经物质的表现”，就成了艺术品。《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也重复着这样一些理论，说“真实的情感由生活的困境逼出，或由生活的顺境引起，形成理想，体现而为艺术作品。”这完全违反艺术本身的实际情况，是极端荒谬的。第一，文艺作品不仅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是主客观的结合。文艺作品之所以是客观的，因为它们是以客观现实生活为根源的，是现实的反映；文艺作品之所以是主观的，因为它们是客观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复制，是现实的反映，并不等于现实生活本身。第二，人的喜、怒、哀、乐、爱、恶，只是人的主观感情活动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中都有着具体的内容，抽象的喜、怒、哀、乐、爱、恶是不存在的，因而也不能构成文艺作品的内容。文艺作品中固然表现着作家的感情，但这种感情是表现在对一定的现实生活的认识和态度上。第三，因此，文艺作品都反映着一定的社会生活，有着一定的现实内容。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都反映了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的面貌，因而具有较大的认识意义。

    周谷城从否认文艺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出发，进而提出艺术与科学、道德、政法之不同，他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说道：“艺术作品之发生作用，在于以情感人；一件艺术作品，一方面体现情感，另一方面则动人情感。科学、道德、政法等之发生作用，在于以理服人：科学、道德、政法等之构成，包括着事情存在、发展的伦理；其使人信服，在于诉诸人的理智，而不在于震动人的感情。”这也是极其错误的。

    我们承认，艺术与科学、道德、政法等社会意识形态是有区别的，否则它也就没有独自存在的必要。但是，其区别并不在于艺术只表现情感，诉诸人的情感，而科学、道德、政法等只是纯理性的东西，只诉诸人的理智；不在于反映的对象、内容的不同，而在于反映的途径、手段、形式彼此各异。因此，文艺作品都不仅表现着一定的情感，而且也表现着一定的思想。情感和思想是水乳交融似的密不可分，而且又水乳交融地凝结于艺术形象所构成的生活图画之中。生动具体、倾向鲜明的艺术形象，不只能触动读者的情感，而且必然会促使读者发动思维，从中取得一定的认识。艺术作品能激动读者的感情，只是艺术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特殊形式——具体可感触的形象所引起的必然效果；但这决不是艺术的最终目的和最后归宿，而是艺术执行社会任务、教育人民的一种手段，是教育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最后的目的是启发读者产生某种思想、感情，对现实生活取得一定的认识，从而采取某种态度。革命文艺作品的使命，就是要“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⑽

    总括以上的论述，我们说，周谷城关于艺术的特征和社会作用的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与毛泽东文艺思想针锋相对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文艺是人的情感的物质体现，是纯主观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文艺作品的特征，是用生动鲜明的形象反映现实社会生活，既诉诸人的感情，也诉诸人的理智，周谷城认为，文艺的特征在于只诉诸人的感情，而不能诉诸人的理智；马克思主义认为，文艺的社会作用是宣传、教育，周谷城认为，文艺只激动人的情感，引导人“超越差别，进入绝对境界”。周谷城否认艺术作品的客观内容，否认艺术作品总是表现着一定的思想倾向，否认艺术的宣传、教育作用，实质上就是反对文艺反映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生活，反对文艺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并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群众进行忘我的劳动和彻底的革命斗争。

    三、要不要文艺批评？要不要无产阶级的批评标准？

    在艺术欣赏与批评问题上，周谷城的理论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也是与毛泽东文艺思想针锋相对的。

    周谷城把艺术欣赏活动看成是单纯的感情的活动，甚至说人在艺术欣赏中会完全陷入无知觉的状态。他在《礼乐新解》中说：“艺术生活是超越差别，进入绝对的，如听音乐或听京戏的人，听到入神之时，自我和音乐、和唱腔完全融为一体，可以说超越了差别，进入了绝对。”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说：“真正的艺术作品，不是以理服人的，而是以情感人的。以情感人，被感动者全人格受到感动，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如读一首好诗，看一幅好画，常常拍案叫绝，曰好、好、好；然而说不出好的理由来，是即全人格受到震动的证明，颇近乎一般所谓直觉。”

    这完全是一种主观臆造的谬论。

    人的感情，绝不能离开思想而独立存在，在人的精神活动中，感情和思维总是相互渗透的，并且感情总是受着思想的支配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总是站在一定的立场上，并借助于已经掌握的观点和经验，去认识当前所发生的事件，作出自己的认识、判断，从而采取一定的态度。毛主席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⑾人们读文艺作品时所产生的感情，无论是对作品本身，或者是对其中的人物，都是决定于对它们的理解和认识。在艺术欣赏过程中，感情同样是随着对作品的理解、认识而发生和变化的。同时，这种感情也不是抽象的喜、怒、哀、乐，而是有着具体内容和社会性质的喜、怒、哀、乐。这种感情又必然促使读者或观众形成和改变对某种事物的看法，形成或改变一种思想。

    并且，艺术欣赏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欣赏过程就是对艺术作品和它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认识过程。如果没有欣赏者的主观活动，欣赏者象一个木偶，自然也就谈不上有艺术欣赏了。艺术欣赏是要由欣赏者的主观作用于客观对象的，欣赏的效果是主客观结合的产物。所以，绝不会象周谷城所说那样，读者或观众在艺术欣赏中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只是一个单纯的无思维活动的被感者而已。人们欣赏艺术作品，是以自己的思想观点、生活知识和社会体验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则不会被感动，根本谈不上欣赏。鲁迅先生说过：“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⑿阶级立场不同、生活经验不同的读者或观众，对同一部文艺作品的理解、感受，就不完全相同，甚而完全相反。——这已是人所公认的事实。周谷城硬把艺术欣赏说成是在“真正的艺术作品”面前，任何人都一致地进入“不发动思维”的“绝对境界”，“全人格受到感动，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这纯粹是骗人的鬼话。

    也正因为艺术欣赏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人们在阅读欣赏过程中，感情和思想是互相渗透的，而且感情是受思想认识所制约的，所以，艺术欣赏和艺术评论是密不可分的。感受和分析，欣赏和批评，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真正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实质上也是一种政治倾向；因而也不会有为欣赏而欣赏、毫不进行评论的艺术欣赏。读者或观众在欣赏一部文艺作品时，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自觉还是不自觉，整个欣赏过程都是渗透着理智活动的，欣赏的终结也必然作出自己的判断、评价。在艺术活动中，只有一般读者和批评家之分，但无艺术欣赏家和艺术批评家之分，一般读者和批评家在阅读欣赏文艺作品的实践中也并无二致，只不过是批评家应该比一般读者具有更高的文艺修养、艺术欣赏力和鉴别力罢了。当然，这也只是相对而言。实际上在今天，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及其干部不仅是文艺作品的欣赏者，而且已积极参加文艺作品的评论活动。而周谷城却说欣赏者欣赏艺术品，应不加分析，先受感染，“如先分析，受感一定不深”云云，究其实质，是要取消文艺批评。

    周谷城可能要辩驳说：我并未主张取消文艺批评呀！我只不过是说，对于文艺作品应先受感染，而后分析批评罢了。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诡辩。先受感染，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的是主张读者和批评家都不要先考虑文艺作品的政治倾向性，不管它们表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你们都先受其感染，被它们感动好了，以后再考虑它们的性质，是好的，还是坏的！如果这样，那不等于让各种各样的作品自己泛滥，任意侵蚀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吗？如果广大的读者或观众，都受了那些消极、落后、反动作品的思想感情的感染，“全人格受到感动”，他们又怎能拿起批评的武器，对它们进行分析、批判呢？可以肯定地说：所谓先受感染，然后分析，实际必然流于不要分析，取消批评。

    还必须指出，周谷城强调先受感染，强调欣赏，视分析、批评为无关紧要，必然导致取消文艺批评的结论，这只是其资产阶级理论观点的一种表现；在实际中，他也并非完全不要文艺批评，只不过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批评论，反对用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去评论文艺作品罢了。因为，事实上周谷城也有自己的批评标准。他认为，文艺的作用，“只在感人”，“真正的艺术作品，不是以理服人的，而是以情感人的”。显然，能否感人，也就成了文艺作品成败、优劣的标志。什么样的文艺作品才能感人呢？他说：“艺术作品，只要是体现了真实感情的，都是可以动人的。”由此可以看出，周谷城是把是否体现了“真实感情”当成衡量一切文艺作品的唯一标准的。

    能否用感情的真实与否，作为衡量一切文艺作品的标准呢？不能。因为，正如有的同志早已指出过的，这样的说法太抽象，太含混，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感情是有阶级性的，在今天，有工人阶级的感情，也有资产阶级的感情，还有已被打倒了的地主阶级的感情；难道可以不问是哪个阶级的感情，只要是表现得很真实了，就一定会感人，并因此而成为优秀的文艺作品吗？显然不能是这样的。优秀的文艺作品自然应该是体现着真实的感情；一切矫柔造作的虚伪的感情，的确是我们所要反对的。但是，体现了真实感情的作品，未必就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优秀作品，也未必就能感动一切的读者。例如，《水浒传》热情洋溢地描写了梁山英雄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广大的人民群众喜爱它，我们称之为封建时代农民革命的英雄史诗，但封建文人，如金圣叹、俞万春之流，却恨之入骨。俞万春写《荡寇志》，使梁山英雄没有一个能逃脱“斧钺”，深感痛绝之情可谓真挚极矣。对这样的作品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自然称赞它，但农民义军却很不喜欢它，传说太平军进苏州就毁掉了它的本版。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什么原因呢？那就是文艺作品所表现的感情，是有阶级性的，文艺作品总是表现着一定的政治倾向的；艺术欣赏、批评，亦然如此。

    既然如此，那么周谷城说这样的抽象、含混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呢？有意义。任何说谎，都是有实际的目的的，否则也就不必说谎了。周谷城把“真实感情”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取消文艺批评的标准，更正确、更本质地说，就是取消无产阶级的文艺批评的标准，让那些体现着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的作品，在今天有合法存在的权利。这样一层意思，在他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表述得极为清楚。他说：“封建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资本主义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的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各截然不同。这种种的不同，进入各种艺术作品，即成创作的特征或独创性，或天才的表现。”看，体现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感情的作品，可以是“天才的表现”，体现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的作品，也可以是“天才的表现”，我们对待古代的文艺作品，自然也就不必区分精华和糟粕了，对待今天的文艺作品，也就不必掌握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去区别香花和毒草了，无产阶级的文艺批评标准，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毛主席说：“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⒀而周谷城的理论，却是不要文艺批评，只要超阶级的艺术欣赏。

    毛主席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⒁“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⒂不言而喻，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而周谷城的理论，却把“真实感情”作为衡量一切文艺作品的永恒不变的批评标准，以此混淆各阶级社会中的各阶级的批评标准，最后取消无产阶级的批评标准。

    毛主席说：我们的批评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⒃。不言而喻，在今天，一切反对社会主义、宣扬资本主义的文艺作品，都必须给予严格的批判。而周谷城的理论，却强调它们都是时代精神的分别反映，都有独创性，都是“天才的表现”，要读者或观众，以及文艺批评工作者，都要先受其感染，进入“无差别的境界”——他所谓的“艺术境界”，快乐！快乐！

    问题很明显，周谷城在文艺欣赏和文艺批评问题上，也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相抵触的。其理论是极荒谬的，其实践意义是反动的。在当前政治思想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表现得极为深刻、尖锐的时候，周谷城提倡欣赏第一，取消文艺批评，取消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显然是要我们放弃文艺战线上的斗争，容许各种各样的表现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文艺作品自由流传，任意腐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以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改变颜色，使资本主义复辟有了肥沃的土壤！但，这又是万万不能允许的。

    文章注释：

    ⑴　《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26页。

    ⑵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67页。

    ⑶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67—868页。

    ⑷　见《文汇报》1962年2月9日。以下凡引此文不再另注。

    ⑸　参看周谷城：《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第一、二节，见《新建设》1962年第12期。

    ⑹　见《光明日报》1961年3月16日。以下凡引此文不再另注。

    ⑺　见《新建设》1962年第12期。以下凡引此文不再另注。

    ⑻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62页。

    ⑼　同上书，第863页。

    ⑽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63页。

    ⑾　同上书，第872页。

    ⑿　《鲁迅全集》第5卷，第430页。

    ⒀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69页。

    ⒁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69页。

    ⒂　同上书，第871页。

    ⒃　同上书，第870页。

reading

关于艺术的源泉问题——评周谷城的“情感源泉说”

    【作 者】邢煦寰
    《文史哲》【期 号】196405


    周谷城先生论述艺术的文章⑴，最近引起了很激烈的争论，很多同志对周先生的理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这是很自然、也很应该的事。因为周先生的有关文章涉及到美学和文艺理论中很多根本问题，如艺术的源泉问题，艺术的性质和特点问题，艺术创作过程问题，文艺批评和欣赏的标准问题，艺术的社会作用问题等等，而且在很多问题上周先生的理论是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根本对立的。因此，我也愿在这个讨论中发表一点意见。周先生的艺术理论常常是绕了很多圈子，提出各种不同的命题，而实质上宣传的是一个思想。为了弄清这个思想，现在仅就艺术源泉一个问题，按照周先生的论点，循着周先生的逻辑，分析周先生美学思想中的某些最本质的东西。

    　　　　一、总的归结点

    关于艺术的源泉，周先生的文中有这样几种提法：（1）“美的源泉只能从斗争中来。没有斗争便没有成败可言；没有成败可言，感情或情感便不会发生；情感不发生，美的来源一定枯竭。人的生活，可能不一定都有情感；但美或艺术或艺术品，却是以情感为其源泉的。”（《史学与美学》）（2 ）“反映社会现实的科学真理是艺术的来源。”（《评〈关于艺术创作的一些问题〉》）（3）“艺术所要反映的东西是时代的精神，是斗争的现实，是社会的生活。”（《评茹行先生的艺术论评》）（4）“可以说艺术的源泉是生活，但不能说生活就是艺术源泉”“只能说，生活上感人最深的一段，所产生的情感，被艺术家捉住，使之成体，附以形象，以便独立感人。我们不能说一切生活都是感人的，都是艺术的源泉。”（《评王子野的艺术论评》）

    看到文学艺术竟然有这样多的源泉：情感，科学真理，生活斗争……。这就自然使人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不是分明指出过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吗？这不也是被人们的艺术实践所反复证明过的客观真理吗？怎么这里跑出这样多的源泉吗？我确信周先生不会把情感、科学真理和社会生活等同起来。于是便想寻找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果似有所悟，发现这些“源泉”都有一个众向所归的归结点，这就是情感。

    我是这样理解周先生的这几个“源泉”之间的内在联系的：

    周先生也认为“艺术的源泉是生活”，提出“艺术创作所要反映的东西是时代的精神，是斗争的现实，是社会的生活”，但是周先生又说：“我们不能说一切生活都是感人的，都是艺术的源泉”“只能说，生活上感人最深的一段”，那么这就是说周先生认为艺术的源泉是生活上感人最深的一段了，不，周先生的本意仍不在此，因为周先生接着又说了：“只能说生活上感人最深的一段，所产生的情感，被艺术家捉住，使之成体，附以形象，以便独立感人。”至此周先生的意思才完整了。是的，周先生说“艺术的源泉是生活”，意思就是说：“艺术的源泉是生活上感人最深的一段所产生的情感”，也就是说：“艺术的源泉是情感。”

    关于这一点，周先生还有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说：“艺术究竟要表现什么？曰：表现斗争的现实或社会的矛盾。斗争的现实是一个抽象概括的名词。把范围缩小一点，说得更具体一点，可以称之为不同阶级的思想意识；把范围扩大一点，说得更抽象一点，可以称之为不同时代的时代精神。”

    什么是时代精神呢？周先生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曾有说明，他说：“在原始氏族社会，因着人与自然的斗争，部落与部落的斗争，常形成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为氏族社会的时代精神。在奴隶社会里，生产力比以前大大进步了，社会分裂为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同阶级，压迫与被压迫的不同阶级。随着阶级而出现的有国家制度。这时的人，除与自然作斗争外，尚有阶级与阶级的斗争，民族与民族的斗争。所有这些，又形成较前此更复杂的思想意识，汇合而为更复杂的奴隶制社会的时代精神……封建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资本主义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很显然，周先生所谓时代精神，就是指每一个时代里各种思想意识的汇合，在阶级社会里，也就是各种阶级意识的汇合。因此周先生的“时代精神”，就其性质而言，也不过是一种各阶级汇合的思想意识而已。微妙的很，在周先生的“缩小”“扩大”之间，主要属于人们的物质实践活动的社会生活，不知不觉之中，便一变而为人们的思想意识了。但是更微妙的是，在周先生看来，思想意识对艺术创作也并不是全都有用的。周先生曾指出：“一切斗争，都有阶段。每一阶段的斗争过程都是辩证的，即由‘在自’到‘外自’，由‘外自’到‘为自’”，在这三个“辩证”过程当中，周先生认为有三种意识活动即理知活动、意志活动和情感活动与之相适应。他说：“理知的活动，主要在由‘在自’到‘外自’之交，意志的活动主要在由‘外自’到‘为自’之交；情感的活动主要在‘为自’的完全实现。”并强调指出这三种意识活动“并不是同时的三个方面，而是相续的三种状态。”而艺术的创作活动，周先生认为就是在“‘为自’的完全实现”阶段。也就是说，它属于意识活动的感情活动阶段。这里的意思就很明白了：艺术创作是一种感情活动，意识活动的其它方面，对它来讲并非是同时交织进行的，因此也就不是必须的。同时，周先生指出艺术的创作过程也就是“使情成体”的过程。周先生说：“历史家从现实中抽出规律，组成理论，以为理想，艺术家从现实中捉住感情，造成艺术品，以为理想”“前者所处理的为斗争的过程及斗争成果，后者所处理的则是过程与成果所引出的感情。”这说明周先生虽然也认为在现实的斗争过程中，相应地也产生理智、意志等活动，但对艺术家来讲，只须捉住感情、使之成体就够了。另外，周先生在说明艺术品的社会作用时，也特别强调其“以情感人”的特点，认为诗的“兴、观、群、怨”，“都只诉诸人的感情，而不诉诸人的理智。”在比较一般教育与艺术教育的不同时指出“教育说理以改造人……艺术不然，表情以感人。”这里周先生把理智和感情、说理和表情对立起来了，结果便把感情强调到了绝对的、唯一的地位。总以上三点来看，无论是艺术的对象、艺术的创作过程还是艺术的社会作用，在周先生看来，唯一的特点是情感，唯一的活动和内容也是情感。因此，艺术家只须从人们的思想意识活动中，汲取情感的活动，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汲取情感，便是得到艺术的源泉了，周先生自己就说：“有了情感，有了艺术的源泉”。显而易见，周先生把情感和艺术的源泉是完全等同起来了。

    那么周先生说“反映社会现实的科学真理是艺术的来源”这又作何解释呢？关于这一点，周先生没有作过什么具体的说明。不过，有这样两点却是可以肯定的：（1）既然是反映社会现实的科学真理，那么当然不是社会现实生活本身；（2）反映，在周先生看来，必然是“个人”的反映，他说“要反映出来，必须通过个人”。因此，我们起码可以肯定：这里所谓科学真理，是属于艺术家个人思想意识范畴的东西，也就是说，周先生认为艺术的来源是个人的、主观的思想意识，而不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生活。就是这种个人的、主观的思想意识，在周先生看来对艺术创作还并不是全都有用，所以仍然还是要归结到“艺术的源泉是情感”。

    总之，无论是“艺术的源泉是生活”的命题，或者“反映社会现实的科学真理是艺术的来源”的命题，还是“艺术创作所要反映的东西是时代的精神，是斗争的现实，是社会的生活”的命题，从周先生的本意来看，都不过是“艺术的源泉是情感”这一命题而采取一种兜圈子的说法而已。不管周先生的说法有多少样子，但其最后总的归结点都是情感这一点，却仍然是确定无疑的。

    　　　　二、什么样的“情感”？

    周先生认为“美或艺术或艺术品”“是以情感为其源泉的”，这里所谓的情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是谁的情感呢？

    周先生说过这样几种情况：（1）“如引水抗旱，对自然作斗争；成千上万的人工作于一处，将近枯萎的稻苗，渐渐复活，且欣欣向荣。愉快之感，油然而生。”（《史学与美学》）（2）“斗争有属于阶级的，感情之生，又因阶级而异。奴隶与奴隶主斗争，前者胜，则后者沉痛悲伤，前者愉快兴奋……人类中间，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之时，由阶级斗争所生的情感，在不同的阶级中，彼此总是不同的。”（《史学与美学》）（3）“心身统一的活动受到阻挠，生活陷入困境，这是不好受的！于是心理的活动从心身不分的统一中，分别显现，跳出来独立活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简言之，周先生所说的情感，有群众的情感、阶级的情感和艺术家个人的情感三种。但是这三者是处于怎样一种关系当中呢？对于艺术或艺术作品来说，是否都适用呢？

    周先生在《评王子野的艺术论评》一文中，曾明确指出：“阶级感情四字太无一定，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仇恨？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的感情？这样含糊的名词在这里不能使用；要使用还须加以说明，倒不如不用。”“真实感情范围大于阶级感情；我们讲艺术理论，当取范围较大者。”这里干脆就否认了阶级感情，不仅是否认了阶级感情这个“名词”，而且是否认了阶级感情的实质：（1 ）说真实感情的范围大于阶级感情，因此应该以前者代替后者，这是没有科学道理的，也是武断的。因为科学概念不是以范围大小为准，而是以其是否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本质为准。因此周先生抓住真实感情的范围大于阶级感情这一点，作为取舍它们的标准，显然是站不住脚的；（2 ）周先生还认为阶级感情这个词太“含糊”，所以应该用真实感情来代替它。但是“含糊”与“不含糊”，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呢？周先生没有说。我们认为，这还是一个概念是否与它所反映事物的实质相联系的问题。刘少奇同志曾经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里，人的阶级性就是人的本性本质。因此，我们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人的感情的本质内容，就是它的阶级实质。一种感情之所以不是“含糊”的、而是鲜明的，正是因为它体现了鲜明的阶级内容。“真实感情”，究竟是谁的真实感情呢？是哪个阶级的真实感情呢？我们从这个概念中，很难找到它与感情的阶级本质的联系，说“含糊”，它的确是最“含糊”不过的。不过问题还不仅在于含糊不含糊，而在于两种说法的根本对立。周先生所说的“真实感情”是一种超阶级的感情，是客观不存在的，是欺骗人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感情冒充为代表全社会人的感情。而我们所说的阶级感情是有其阶级实质的，剥削阶级的感情和被剥削阶级的感情是根本不同的，是正相反的，绝对不能混同。艺术家只能反映这个阶级的感情或者那个阶级的感情，根本不可能有一个什么超出阶级之上的“真实感情”，如果一定说有，那就是骗人的。（3）周先生只要真实感情，至于这种感情是少女失去爱情的感情，还是守财奴失去金钱的感情；是无产阶级感情，还是资产阶级感情，在周先生看来是并不重要的。因为一方面周先生主张废而不用最能表明感情性质的“阶级感情”一词；另一方面却用劲强调“一种艺术作品，如不能表现真的感情，便不能动人情感”，根本不把感情的性质放在心上，十足见其对感情的阶级实质的漠视！

    周先生有一段话，也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一点。他说：“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曰：‘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革命文艺如此，一切艺术，亦无不如此。”（重点是我加的）主席的这一段话的核心，分明说的是作家艺术家革命的世界观、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方法。周谷城先生却无视这一点，并武断地肯定：“革命文艺如此，一切艺术，亦无不如此”，这简直是公开地篡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公开地抹煞文艺的阶级性！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周先生，难道《荡寇志》、好来坞的黄色电影、现代西方抽象派的“绘画”也能“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吗？！为了否定艺术作品的阶级性，否定思想感情的阶级性，周先生在这里简直是毫无顾及的！实际上，在这里被周先生否定掉的，不是别的什么感情，正是无产阶级的感情。所以说，周先生的理论确实起到了为资产阶级艺术招魂的作用。

    那么周先生所谓的真实感情，究竟是指谁的感情呢？

    周先生说过：“艺术家在一切斗争过程之中，流露了自己的情感，或摄取了群众的感情，便是有了艺术的源泉。”请注意这个“或”字！按一般道理讲，自己情感的流露和群众感情的摄取显然不是一回事，而周先生的这一个字，却分明告诉我们，艺术家只要取其一种，便是得到艺术的源泉了。那么这就是说，周先生上面所说的真实感情可以是群众的，也可以是个人的。这是实在的，因为真实感情不可能无所依附凭空存在。不过，我们知道，周先生在反驳王子野同志的文章中曾经主张：“若分析个人作品，则阶级感情四字范围嫌太大，还当把范围缩小些，小得与实际情况相符。个人作品所表现的感情是具体的，决不是含糊笼统的阶级感情四字所能代替。”也就是说，“阶级感情”的范围太大，应去而不用。但是，也正是在这里，“群众感情”便被周先生在不知不觉之中否定了；因为按照常识人们很容易知道，群众的范围比阶级的范围大，那么“群众感情”当然比“阶级感情”范围大，而“阶级感情”是因为范围太大而被周先生去而不用的，那么比“阶级感情”范围还要大的“群众感情”之应被去掉，在周先生也就是不言而自明的了。到这里，周先生所谓的“情感”，就只剩下艺术家个人情感一种，周先生所谓的真实情感，就只剩下艺术家个人的真实情感一种了。

    到这里，我们才恍然省悟：周先生一会儿嫌“阶级感情”范围太大，一会儿又嫌“阶级感情”范围太小，其妙用的确是很大的：嫌其小时，直接否定了阶级感情本身，也引出了一个抽象的、对周先生颇有用处的“真实感情”；嫌其大时，有力地抬出了艺术家的个人感情，间接地打倒了“群众感情”。周先生既谈到了阶级感情，也谈到了群众感情，但说到最后，原来只有一个艺术家的个人感情，而且这种感情，是被抽去了阶级性的。

    　　　　三、简单的分析和结论

    总之，周先生所说的“艺术的源泉”，只是“情感”；周先生所说的“情感”，是一种超阶级的“真实情感”；周先生所说的“真实情感”，是一种艺术家的个人情感。这种个人情感有两个特点：（1）它不带阶级性，已如上述；（2）它排斥理性，也很明显。上文已经指出，周先生对艺术的源泉、艺术创作过程、艺术的社会作用的整个论述，都是把情感或情感的活动作为全部内容或基础的，很少或者说根本没有提到思想的作用。——因此，周先生关于艺术源泉的根本命题，便既不是“艺术的源泉是社会生活”，也不是“科学真理是艺术的来源”，而是：艺术的源泉是艺术家的个人情感。

    把艺术的唯一源泉归结为艺术家的个人情感，是对古今中外艺术事实的直接抹煞，也是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直接对抗：

    （1）我们翻遍中外古今艺术史，也找不出一部作品是表现赤裸裸的情感的。事实恰恰是，一切称得起是一件艺术品的东西，都是“以血和肉饱和着思想”的；同时，一切文艺作品都告诉我们这样一点：艺术不仅表现情感，更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还是反映生活，要表现斗争着的人们的行为和行动、思想和意志。事实上我们很难说明：把赤裸裸的感情作为源泉的艺术作品，何以会包含比源泉无比丰富的内容。这也是常识以内的事：我们不能说从泉水中蒸馏得到蒸馏水比泉水更丰富，而只能说更单纯。我们说巴尔扎克的作品之所以伟大，主要是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历史”，而不是作家的什么个人感情。事实上巴尔扎克作品中所流露的对于贵族必然崩溃的挽歌情绪和同情，恰恰正属于他的作品中间的消极因素。同样的，列夫·托尔斯泰的伟大，主要在于他“创作了俄国生活的无比的图画”，也不在于表现了他的什么个人的情感。这说明，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以现实生活为源泉的，而不是以什么个人情感为源泉的。

    （2）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告诉我们：“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这说明情感是一种产生于人们的客观实践的观念形态。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对人们一定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反映和反应。文艺与现实的关系这个命题，作为唯物主义文艺观和唯心主义文艺观的根本分水岭，它的基本要义即在于承认不承认文学艺术首先要反映的是人们的社会生活、人们的物质实践活动，其次才是作为这种社会生活和物质实践活动反映的观念形态（包括感情这种观念形态）。而周先生在这里说艺术的源泉是个人的情感，就是根本否认了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的直接的、根本联系，走入“自我表现”、“自我扩张”的主观唯心主义艺术观的泥坑。

    这种把艺术的源泉归结为艺术家的个人情感，忽视甚至排斥思想的作用，公然否认感情的阶级实质的美学观点，应该属于一种什么性质的美学思想，应该和历史上或今天的哪位美学家的名字连在一起，周先生是历史家又是美学家，自己会更清楚一些。不过就周先生的美学论周先生的美学，我们觉得是可以这样概括说明的：周先生的美学是一种超阶级的、排斥理性的、以表现“自我”为中心的情感美学。不管周先生用了些什么“阶级”等字眼的点缀，也不管周先生兜了多少圈子，其宣传的思想实质就是这样。

    最后，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艺术源泉问题，周先生的这套艺术理论并不新鲜，中外的资产阶级美学家都反反复复的向我们进行过这样的宣传，不过这样的宣传早已破产了，对马克思主义艺术思想来说，问题早已解决了。那么在今天，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在大力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提倡艺术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时候，社会主义文艺正在蓬蓬勃勃发展的时候，周先生却又搬出这么一套资产阶级的艺术理论，并且重新把它打扮一下到处进行兜售，其用意不是很显然吗？其反动实质也就昭然若揭了。

    正文注释：

    ⑴　周谷城先生的艺术论文，我读到的有以下7篇：（1）《美的存在与进化》，1957年5月8日《光明日报》，（2）《史学与美学》，1961年3月16日《光明日报》，（3）《礼乐新解》，1962年2月9日《文汇报》，（4）《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1962年12月号《新建设》，（5）《评〈关于艺术创作的一些问题〉》，1963年6月号《新建设》，（6）《评王子野的艺术论评》，1963年7、8月号《文艺报》，（7）《评茹行先生的艺术论评》，1963年9月号《新建设》。文中所引周先生的话， 均见于这些文章。

reading

揭露周谷城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作辩护的实质——评周谷城《中国通史》的近代部分
    【作者】徐绪典
    【期号】196503


    周谷城所著的《中国通史》是在所谓“客观”、“完整”的幌子下，大量贩卖反动货色的大杂烩。他在这部书的最后一篇里，对中国近代历史大肆歪曲和捏造。虽然，他无法否认鸦片战后八十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人民英勇反抗的事实。但是，他打着所谓“维护完形之通史”这块招牌，宣扬什么“历史固然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也是完整统一的”；⑴根本取消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矛盾斗争的阶级实质。实际上几乎在每一个重大的事件上，都在为帝国主义侵略作辩护和开脱。他胡诌出一套谬论，偷换历史的必然规律，妄图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相对抗。

    本文主旨是在揭露周谷城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作辩护的实质。我们只举出几个重要的例子，进行剖析，并通过这些例子批判他的反动的唯心主义史观。

    　　　　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说成是“工国农国互相激荡”的谬论

    周谷城在编写这部通史时，曾提出一条标准，他说：“选材以历史自身为标准”。什么是“历史自身”呢？他认为“阶级斗争的看法”不是“历史自身”，而“人类过去活动之自身”，或“关于历史自身的完整知识”，才是“历史自身”。⑵这就是说历史科学是超阶级的，没有规律的，杂乱堆积起来的知识。编写历史，只有站在阶级之外，清除了一切主观，才能表述人类过去活动的“完整知识”，才是“治史以求真”。⑶

    我们是要求以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历史的，这就是说要严格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说明事物；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站在阶级之外，清除一切主观，才可以说明历史的本来面目。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人，也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纯客观”是欺人自欺之谈。无论你是否愿意，每个人总是要从属于某一阶级；人们研究历史，总是要站在某一阶级立场，为了某一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为了狭隘的剥削阶级利益，伪造、篡改历史；以它们唯心主义反科学的观点和方法糟蹋历史；因而历史的本来面目遭到湮没。无产阶级为了自身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以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因而能够揭出历史发展的规律，表达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总是好标榜一些：“客观”、“完整”、“真实”等等，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无非是为它们的造谣欺骗打掩护。

    中国近代的历史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史。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⑷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举行多次的侵略战争，强迫中国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这些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周谷城在他的书中，也讲到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中日战争、八国联军等等事件，并以专章讲述不平等条约。这样看来，他是“治史以求真”，表达了历史的真实面目了。但是，我们不要为这一层薄薄的外衣所欺骗，只要略为翻阅它的内容，不难发现，尽管他也谈到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但是从根本上他否认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中国近代史特征，说成是“工国农国互相激荡”。⑸这不仅仅是一个副标题的问题，正如周谷城所说：“标题以符合内容为标准”，⑹这个标题的观点正反映了本书的内容，它全部地歪曲了中国近代史。

    什么是“工国”呢？从本书中的具体阐述可以了解：他所指的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在他的笔下，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不过是能够使用机器，大量生产纺织品和钢铁的先进“工业国”。帝国主义国家确实拥有现代化的工业，但是，如所周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是建筑在对内残酷剥削工人，对外野蛮掠夺殖民地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们工业的发展，更加强了它们强夺市场和原料；剥削廉价劳动力和榨取高额利润。资本主义从它诞生的开始，就浑身沾满了血污，到了它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统治着国家机器，更加疯狂地侵略和奴役全世界劳动人民。“没有暴力和掠夺，没有流血和枪杀，帝国主义就活不下去。”⑺对于这些事实和实质，周谷城却是百般加以掩盖。

    什么是“农国”呢？从本书中的具体阐述可以了解：他所指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业生产是中国封建经济的主要成分，就是在进入近代以后，这种情况依然未变。但是，正如我们不能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为“工国”一样，我们也不能称近代中国为“农国”，因为摭拾一些表面现象必然会湮没了事物的实质。毛主席指出：“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⑻在周谷城的笔下，我们看不到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迫下，中国人民遭遇到的苦难和他们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我们应当在这里进一步地指出：所谓“工国”、“农国”的名称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这不过是早已破产的帝国主义的陈词滥调，是帝国主义掩饰其罪恶的侵略活动的遮羞布。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就声称它是为的“农业中国，工业日本”。周谷城竟唱着同一腔调，说什么帝国主义是“工国”，中国是“农国”，把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说成不过是“工国农国互相激荡”，不过是一种震荡，这种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而是可以由对立“转化为同一”。⑼

    周谷城这种“激荡”的论点反映在他对近代史中有关中外关系的全部阐述中。值得令人注意的是，他把一系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竟然说成是由中国自身引起来的。例如：第一次鸦片战争，他说“直接引起这战争的导火线却为中国之严禁鸦片”。⑽八国联军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农民对外力的反抗”，和“旧派对义和团的利用”。⑾他把帝国主义侵略的目的，缩小到“通商”一项，他说：帝国主义只不过是“要在中国取得通商的自由，夺取通商的根据地”。⑿通读全篇，我们在周谷城的笔下确实看不出来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两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不见了。中国人民坚持斗争的英雄形象被歪曲了。把侵略说成有理，把反侵略说成无理。侵略的结果，中国反而走上了富强的道路——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工业化，思想上输入了新文化。中国失业的农民“大部分几乎被各国的资本家所吸去”。⒀这就达到了周谷城所歌颂的由对立“转化为同一”的“无差别境界”了。

    这是弥天大谎和彻头彻尾的捏造！

    一百年来，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主权，占据了中国领土，掠夺了中国的财富，屠杀和奴役了中国人民，这难道仅仅是“通商”？这笔账难道说就轻轻地用“激荡”两字可以掩盖过去？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和战争，历来的战争都是侵略者挑起的。即以第一次鸦片战争而论，英国资产阶级多年来处心积虑筹划对中国的武装进攻，就是没有禁烟问题，英国也会发动侵略战争，怎能把战争的原因推到禁烟问题上？又如八国联军事件，这是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丑剧。正是由于义和团运动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才阻止了瓜分。怎么能够将战争的原因推到中国农民反抗上？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使中国沦于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深渊。帝国主义的投资设厂，独占市场，加强对中国人民的剥削，造成中国农村破产，工业危机，千百万群众的贫困死亡，怎么能够说成使失业得到“救济”？这真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就是周谷城所标榜的“客观”、“完整”和“真实”！

    　　　　把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维持它们统治的活动，说成是“图强御侮”

    周谷城在编写这部通史时，还提出过另一条标准，他说：“行文以说明史事为标准”。什么是“说明史事”呢？他说：“分解历史自身之诸因素时，只图寻出诸因素间之因果关系，目的仍在求得历史自身之完整性。”⒁

    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离开阶级斗争就谈不到什么历史的各种因素和因果关系。周谷城恰恰是根本抹煞了阶级斗争，而大谈其生存竞争，以生存竞争的谬论来顶替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的结果是什么呢？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⒂周谷城的说法恰恰相反，他说：矛盾发展和解决的过程就是“由对立转化为同一”，斗争的双方最后是“合二为一”，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互相融合”。周谷城的“图强御侮”论就是这种反动理论的具体体现。

    周谷城在中国近代史上大讲“图强御侮”，这一部分约占全篇（近代史部分）的三分之一，从经济、政治到思想都着重地阐述了这个问题。毛主席指出：“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⒃中国人民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鸦片战后八十年来顽强英勇地进行反抗斗争，争取自己的解放，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而斗争。毛主席又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⒄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批先进的图强御侮的人物。尽管他们都失败了，但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但是周谷城所讲的“图强御侮”却是另外一回事，他打着“图强御侮”的幌子，实际上拿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维持它们统治的活动来冒充。尽管他也讲戊戌变法，也讲辛亥革命，但却把洋务运动和戊戌政变、辛亥革命混同起来，统统称为“图强御侮”，而且又着力歌颂洋务运动，使真假杂陈，好来蒙混读者。

    周谷城在“图强御侮”的标题下，把洋务运动说成是中国的产业革命，并且说：“各国以武力压迫中国，中国首先感着迫切需要的，当然为军用工业。但仅有军用工业，纵办理得法，有好成绩，亦只可以强兵，却不可以富国。……于是继起创办一般的新式工业。”⒅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各地陆续出现了一批新式企业，编练了一批新式的海军舰队和陆军。从表面上看，好象确实是图强御侮的表现。但是，这些新式企业和新式武装，是军阀、官僚、买办所举办和编练的。他们的目的不是要使中国富强，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要借用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东西来维持其封建统治。这是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互相勾结的产物，是半殖民地化不断加深的象征，和中国人民反抗侵略、争取解放，毫无共同之处。

    周谷城又把洋务派大官僚张之洞和保皇党梁启超捧为“图强御侮”的人物。如所周知，张之洞所提倡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科学技术，来维持它们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他那本臭名远扬的《劝学篇》，着重攻击当时变法维新“开议院、兴民权”等等进步的主张，它是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服务的反动武器。张之洞就是利用这个武器，宣扬封建主义的滥调，对抗变法维新的思潮，企图巩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然而周谷城却对洋务派大官僚张之洞大加吹捧，并且说：“《劝学篇》似颇可以代表当时之时代精神。”⒆至于梁启超虽然在戊戌变法时期，曾经鼓吹过民权思想，参与了变法活动，这些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变法失败后，他逃亡海外，堕落为保皇党，成为保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激烈地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丛报》是他们的机关报，在“自由平等”的词句掩饰下，大量散布保皇变法思想，借以抵制革命，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然而周谷城却恰恰是歌颂这个时期的梁启超和《新民丛报》，认为梁启超是继承张之洞之后，“对于中国旧思想，破坏不遗余力；在国内开辟了一条吸收资本主义思想的路。”⒇这简直是胡扯！张之洞、梁启超代表时代的反动没落的阶级，妄图拉回历史的车轮，幻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政权长治久安，周谷城说：这是图强御侮，那末他是站在哪一面，为哪个阶级利益说话，不是很清楚了吗！

    周谷城把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维持它们统治的活动冒充为“图强御侮”，这种例子，随处都是。例如：地主买办的金融机构、帝国主义控制下的邮政和铁路等等，甚至于帝国主义侵略先锋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文化侵略机构广学会，他的评价是：“有开通中国风气之作用。”(21)也算作“图强御侮”。显然，周谷城所谓的这些“图强御侮”不过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各种活动的大杂烩，把这些反动的活动说成是图强御侮，实际上是对历史的糟蹋和侮辱。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22)周谷城却高唱反调，说：“图强御侮运动如果成功，中国或可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现代国。”(23)在他的笔下，我们看不到洋务运动的破产，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些洋务企业“办理得法”、“迈进”、“发达”等等，真好象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了。

    这是荒唐透顶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反动谬论，目的在于千方百计地为帝国主义作辩护。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必然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帝国主义的失败和走向灭亡。这是历史的规律，而且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实了的。中国人民坚持不懈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鸦片战后八十年，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曾经为了巩固它们的统治，进行了各种活动，但遭到中国人民的打击而日趋破产。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不可侮的。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反复的斗争，终于挣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消灭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些活生生的历史，是任何人也歪曲不了的。周谷城披着“客观”、“完整”的外衣，鱼目混珠地侈谈“图强御侮”，目的是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宣扬阶级调和，为帝国主义服务。

    　　　　颠倒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因果关系，说什么“大反抗引出大压迫”

    周谷城编写这部通史时，特别注意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他说：“历史科学亦必分析人类过去活动之全体的诸因素，寻出诸因素间不可移易的关系，始得谓之认识了历史。”(24)这就是说他要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联系中寻找它的前因后果，要从因果关系上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他又以史料丰富来标榜，他说：“除摘录正史外，尽量利用中外学者专家所整理所发见之各种新史料。”对史论结合的方法，他说：“唯摘录原文，始终只作证明之用，至于史事之联贯，编者仍有说明。”(25)关于史料和历史的关系问题，他说：“两者的关系只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26)按照他的说法，史料既是历史的一部分，把各项史料联贯起来，加以说明，也就是“人类过去活动之全体”了。这种种说法都离不开他所标榜的“客观”、“完整”和“真实”。

    我们研究历史是要说明历史。但是，历史不是一堆无意义的事件的堆积，必须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揭出历史的规律，并按照客观规律来说明历史的发展。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那就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对大量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研究，找出事物的内在联系，引出正确的结论。我们要依据丰富的史料，但处理史料的人是有阶级性的，剥削阶级必然是通过歪曲史料粉饰历史；因此，我们对帝国主义御用学者所引用的史料，要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批判，然后才能应用。毛主席说：“要象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27)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要说明历史，但是他们的说明是为了狭隘的阶级利益，必然是歪曲历史。因此，他们所侈谈的因果关系，只不过是把一些历史事件生拉硬扯地加以联系，从表面形式上强加上一些联系，颠倒黑白，移易因果，甚至连起码的形式逻辑也不顾。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经常标榜史料丰富，宣扬尊重史料，表示它们的“客观”，实际上是拿捏造、夸大或歪曲的史料代替历史，通过这些所谓史料来散布它们的反动观点。

    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一书中占有些什么资料呢？以这本书的近代史部分而论，除了他奉之为“正史”的遗老们所编纂的《清史稿》以外，在有关中外关系事件上，大量抄录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马士是长期控制中国海关的帝国主义分子赫德的主要助手之一。这部书集中反映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反动观点。周谷城貌似公正的摆出一大堆“资料”，拿“资料”作见证。但是对这个帝国主义分子歪曲中国历史的反动谬论，却不加批判的作为依据，甚至拿这些材料就当作历史的一部分，有时就用马士的话作为结论。例如，在讲述不平等条约一章的最后一节里，他竟然抄下马士的一大段话作为结束语。马士说：“满清贵族及官僚所支持的一个短短的夏季的狂暴（庚子八国联军攻中国），竟使中国的地位低到极点。”(28)这就是说中国地位低落的原因，是由于义和团农民反帝运动。对这个帝国主义分子颠倒黑白，掩饰侵略罪行的胡扯，周谷城一字不易地作为自己的结论。不仅如此，周谷城更进一步把这些资料加以精心安排，割裂史实，颠倒因果，篡改历史发展的必然联系，以便从中引出臆造的规律。这就是他所谓的“因果关系”和对史料的“联贯、说明”。

    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是由其本质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举行了多次的侵略战争，这些战争都是侵略者挑起来的，战争的导火线是它们亲自制造的。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答复是坚决的反抗。那里有侵略，那里就有反抗斗争。毛主席指出：“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29)帝国主义的侵略必然引起反抗，这是历史的规律。

    周谷城偷换了这条历史的客观规律，说：“大反抗也必然引出大压迫。”(30)三十年前他就宣传过这种论点，当然，现在他不敢这样明目张胆地为帝国主义作辩护了。于是他在标榜尊重史料和因果关系的幌子下，把这种反动观点贯穿在行文当中。

    例如：本书中《英法联军攻中国》一节，他不是从英法两国本身上寻找战争的原因，对侵略者的策划战争，企图进一步奴役中国，瓦解中国经济，开辟市场，逐步使中国依附于它们，变成它们的殖民地的种种阴谋，闭口不谈。他在本节中首先阐述的是所谓《中国人民的愤慨》。这是一段对鸦片战后外国侵略者闯进五口、到处横行以及中国人民进行坚决反抗的歪曲叙述。通读全文，他对侵略者的暴行只字不提，而对中国人民的被迫反抗则说成是英国人被中国人“袭击”、“击伤”、“杀害”或“勒令抛弃其所有重要物品”（意即抢夺财物——引者）等等。从这些事件以致发展到“亚罗船事件”，英国对中国“交涉不得要领”，于是发生了“英法联军攻中国”。(31)侵略者有理，被侵略者无理。“大反抗引出大压迫”这就是周谷城阐述这个历史事件的结论。

    又如：本书中《八国联军陷北京》一节，他对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中国人民革命高涨的形势闭口不谈。首先他就提出来：“使中国国际地位低落最甚的，莫过于庚子八国联军之大压迫。”这大压迫是怎样来的呢？他紧跟着就大讲：“农民对外力的反抗”和“旧派对义和团的利用”。在这里面，他对义和团又加以各种各样的歪曲和诬蔑，对帝国主义侵略暴行避而不谈。他的结论是“原始的排外运动”“引出丧权辱国之大祸”。(32)请看：这样地“联贯史事”“加以说明”，显然告诉读者：“大反抗引出大压迫”。

    周谷城的这种反动理论，不仅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辩护，同时也是一种民族投降主义的说教，是教训中国人民不应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抗。周谷城的这种公开的叫嚣没有阻止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现在想用“联贯史事”“加以说明”的手法来贯穿这种理论，也必然要彻底破产。

    　　　　　　　我们要彻底肃清历史唯心主义的影响

    周谷城在编写这本通史时，曾提出来所谓“历史完形论”作为他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我们从上文的剖析中可以看到，他的“历史完形论”就是打着“客观”、“完整”、“真实”的幌子，千方百计地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作辩护。他标榜“维护历史之完形”，实际上是随心所欲地歪曲、捏造历史。首先他否认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其次他认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最后他宣扬民族投降主义的道路。他的目的无疑地是企图瓦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情绪，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效劳。

    “历史完形论”是一种极端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近来史学界已经有人对它进行了严肃批判，本文不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多作分析，但是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种反动理论作进一步的揭露。

    这种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理论是扎根在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的年代里，美国资产阶级史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即以鲁滨孙为首的“新史学派”。它的特点是标榜“客观”的历史学，实际是任意窜改历史，反对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直接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历史学界的“新史学派”和哲学界的实用主义是美国资产阶级学术界的一对宠儿，迄今仍占据着重要地位。这种反动学说也曾经传布到中国，散播了一些恶劣的影响。

    我们拿周谷城的“历史完形论”和“新史学派”作一简单的对比是有益的。第一，新史学派标榜历史应研究人类的全部过去活动。周谷城也说历史应研究“人类过去活动之自身。”实际上两者都抽去了阶级社会历史的阶级斗争的内容，都没有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人翁，因此所谓人类过去活动，也就只成为统治阶级的活动。第二，新史学派主张综合史观，或多元史观，周谷城则把各种反动谬论拼凑而成一个大杂烩。实际上两者都是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不承认历史的发展规律。第三，新史学派主张庸俗进化论，周谷城也主张庸俗社会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两者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第四，新史学派标榜“客观的”历史学，反对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周谷城也标榜“客观”、“完整”，反对“资鉴说”，实际上都是藉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从以上四点看来，新史学派的特点可以说也就是“历史完形论”的特点，它们中间的关系是很清楚的。(33)

    无论新史学派也好，“历史完形论”派也好，由于它们都是属于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体系，它们是反科学的，因而它们必然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它们所标榜的客观主义，是破绽百出，不能自圆其说，到头来总归是原形毕现，彻底破产。世界人民的革命实践，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粉碎了一切资产阶级的谰言谬论，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个真理正在指导世界人民奔向光辉伟大的前途。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面貌，新史学派的帝国主义辩护士面貌，越来越被人民认清，而遭到唾弃。但是，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阶级斗争远没有完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文化思想战线上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一遇到适当的气候，资产阶级总是要冒出头来争夺阵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强大，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周谷城把他的反动史观加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重新粉墨登场，妄图“蚍蜉撼大树”，这也就给我们敲起了警钟。我们应当认识到，帝国主义在我国的阴魂还没有完全消散，鲁滨孙的门徒还没有放下武器，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之流当年所指的历史唯心主义者还大有人在。我们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红旗，彻底肃清历史唯心主义的恶毒影响。

    正文注释：

    ⑴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开明书店1939年版，第1页； 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6页。

    ⑵《中国通史》上册，1939年版，第2—3、29—30页。

    ⑶同上书，第9页。

    ⑷《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1版，第602页。

    ⑸《中国通史》下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01页。

    ⑹《中国通史》上册，1939年版，第31页。

    ⑺《斯大林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78页。

    ⑻《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96页。

    ⑼《中国通史》上册，1955年版，第6页。

    ⑽同上书，下册，1956年版，第304页。

    ⑾同上书，第340—342页。

    ⑿同上书，第301、304页。

    ⒀同上书，第430页。

    ⒁《中国通史》上册，1939年版，第31页。

    ⒂《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1页。

    ⒃《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517页。

    ⒄同上书，第1474页。

    ⒅《中国通史》下册，1956年版，第362页。

    ⒆同上书，第392页。

    ⒇《中国通史》下册，1956年版，第403页。

    (21)同上书，第395页。

    (2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98页。

    (23)《中国通史》下册，1956年版，第405页。

    (24)《中国通史》上册，1939年版，第12页。

    (25)《中国通史》上册，1939年版，第1页。

    (26)《中国通史》上册，1955年版，第1—2页。

    (2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版，第820页。

    (28)《中国通史》下册，1956年版，第357页。

    (29)《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的讲话》，1957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30)周谷城：《中国社会之变化》，新生命书局1931年版，第29页。

    (31)《中国通史》下册，1956年版，第330—331页。

    (32)同上书，第340页。

    (33)参阅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纽约，1922年英文版）第1、5、7、8各章。

reading

彻底揭露周谷城的阶级调和论——评周谷城著《中国通史》⑴ 张传玺
    【期号】196503


    周谷城宣称他所著的《中国通史》一书是一本有“阶级观点”的历史书。在书中还引用了许多“阶级”、“阶级对立”、“阶级冲突”、“阶级斗争”等字样，还有不少“阶级的社会”、“阶级的变化”、“阶级的激烈冲突”等一类的标题，里面还抄引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言论。但原来这一切都是幌子，其内容根本不讲阶级之间的剥削、统治与斗争等问题，而是大力宣扬阶级合作和阶级调和。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相对抗。

    　　　　　　　一、歪曲阶级产生的原因，宣扬“阶级永恒”论

    关于历史上阶级产生的原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产生了剩余劳动，产生了私有制和剥削关系，人们才逐渐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阶级。马克思说：“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劳动者就会没有这种可以自由处分的时间；没有这种多余的时间，就会没有剩余劳动，因此也会没有资本家，但也没有奴隶所有主，没有封建主，一句话，就是没有大有产阶级。”⑵

    马克思正确地揭示出阶级产生的原因的重大意义不仅限于弄清楚了这一历史事实；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从这一事实出发作出了“阶级的存在，只是和生产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相结合”⑶的结论，从而粉碎了“阶级永恒”的谬论，为无产阶级革命，为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为手段消灭阶级并走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

    周谷城先生对阶级产生的原因则另有说法。他说：

    “古人与自然的斗争及诸部族的冲突，历时既久，便产生等级的次序；……”又说：“这些等级，尽可概括为两级。”就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⑷这样的说法实在值得商榷。

    古人与自然斗争就是进行生产斗争，这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手段，从人类诞生的那天起，这种斗争就开始了。在此后数十万年的原始社会中，这种斗争一直在发展着。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更加扩大。如果说古人与自然斗争是阶级产生的原因，为什么在漫长的原始社会的前期和中期不曾产生阶级，而却到了短暂的末期才产生阶级呢？

    马克思说：“未开化人为要满足他的需要，为要维持并再生产他的生命，必须与自然相斗争；同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并且，在一切社会形态内，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内，他都必须这样做。”⑸如果按照周先生的逻辑——人与自然斗争就产生阶级——岂不是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也要不断地产生新的阶级吗？

    “部族”冲突在原始社会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从最早出现的原始群到后来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都是如此。如果说“部族”冲突是阶级产生的原因，为什么在原始社会末期以前的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冲突中或冲突后都不曾产生阶级呢？恩格斯说：“（部落——引者加）对外的冲突，则由战争来解决；这种战争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终，却决不能以奴役它而告终。氏族制度底伟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它的有限性，就表现于在这里没有统治与奴役的存在余地。”⑹可见原始社会中的“部族”冲突也不能创造阶级，只有在阶级发生以后，它可以起促进和加强阶级的发展和巩固的作用。

    由此看来，周先生的关于阶级产生的原因之说是站不住脚的。应当指出，周先生的说法之错误还不仅在于它违背了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他把阶级产生的原因归结于人类诞生之初即已开始的那些活动。特别是把和人类社会相始终的“与自然斗争”说成是阶级产生的原因，于是逻辑地得出的结论就是“阶级永恒”。这是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伟大学说的一个明目张胆的对抗。

    　　　　　 二、歪曲阶级划分标准，混淆阶级界限，抹杀阶级本质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阶级的划分早已有明确的标准。列宁说：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⑺这就是说，人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以及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不同方式和多寡，是阶级划分的主要标准。在这些标准中，以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为根本的、决定性的标准，其他标准都是由于它的存在而产生出来的。只有这些标准才是最科学的标准，也只有根据这些标准划分出的阶级才是真正的阶级，这样的阶级以“剥削”，也就是以“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为其基本特征。

    周谷城先生却另外提出了他的一套划分阶级的标准，即所谓“经济利益之生产与消受”⑻。他还据此划分出了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亦与“剥削”这一阶级的基本特征无关，而称之曰“生之者”与“食之者”。⑼这样的阶级划分标准和这样的“阶级”显然是错误的。

    关于以“生产”与“消受”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我认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第一、这两个概念反映的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划分的诸标准，而是一为“生产”一为“消费”的两个笼统的概念，与社会科学中的阶级划分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如果用它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不仅不能正确地划分出阶级来，而且还会掩盖了阶级划分的真正社会根源。第二、这两个概念所表示的社会内容，对大多数阶级（阶层）来说，不是只居其一，不居其二的，相反的，除少数纯靠剥削为生的寄生阶级之外，其他大多数阶级都在不同程度上兼而有之。就以“生产”来说，被剥削阶级从事生产，中间阶级如自耕农、小手工业者等也从事生产，属于剥削阶级的富农、小业主等也参加一定的“生产”或参加某些“生产”过程。再以“消受”来说，既掩盖了剥削阶级奢侈豪华、挥霍无度的实质，也混淆了和被剥削阶级的那种奴隶般的生活之间的区别。由此看来，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划分阶级，必然会混淆阶级的界限。

    “生之者”与“食之者”是不是对立的两个阶级呢？或是能不能作为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的代用语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这两个概念既不能说明“剥削”，也不能说明“被剥削”，根本就没有任何关于阶级的特征。如果说这就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就必然抹杀了阶级的本质。

    　　　　　　三、抹杀阶级对立，宣扬阶级“合作”

    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对立状态。周谷城先生也承认在阶级社会中财产占有是不平衡的。但是他却认为这种不平衡不可能造成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相反的，他认为穷人却可利用富人的雄厚财产而与之“合作”。例如他说周代，贵族奴隶主“管政事”，“管学问”，“保存学问，保存过去的经验”⑽，领导庶人从事生产。庶人就向贵族领受田地，从事耕作，或从事其他生产活动，“以共其上”。分工合作，互相依靠，“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辨治。”⑾

    他认为封建的“租佃关系”更是“贫者”与“富者”“合作而互相依靠”⑿。他说：“富者尝招纳贫者，为之生产；贫者尝投奔富者，以图托命。贫者借富者之保护，富者借贫者的劳力；相反的两层，竟是相成的两层；封建次序维系得十分稳妥。”⒀不仅如此，从他在这里使用的“投奔”、“托命”、“借富者之保护”以及在他处使用的贫者投到“富人怀里”，贫者“与富者合作，而得生存”⒁等提法来看，简直是把租佃关系看作地主养活农民了。这真是海外奇谈。

    周代的阶级关系是怎样的呢？作为阶级关系基础的土地是归封建贵族（周先生说是奴隶主贵族）所有的。庶人不仅没有土地，连他们本身还是封建贵族的农奴。贵族们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农奴，养尊处优，挥霍无度；农奴则终岁辛勤，不得一饱，乃至流离失散，转死沟壑。春秋时期，各国的“民闻公命，如逃寇雠。”⒂“民人苦病，夫妇皆诅。”⒃“盗贼公行”⒄，“盗贼司目”⒅等等现象，都是阶级对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这难道就是周先生所谓的阶级“合作”吗？

    租佃关系是怎样的呢？这种关系是以农民佃种地主的土地，承受地主的地租剥削为其特征的。西汉前期的政论家董仲舒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⒆可见租佃关系从它产生之初就不带有任何“合作而互相依靠”的意味；相反的，它的残酷的掠夺性及其所加予农民的灾难则十分突出。

    此后，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租佃关系更加发展。至东汉末，学者崔实对租佃关系又有这样的描述：“上家累钜亿之赀，斥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故下户ｙǐ＠⑴＠⑵，无所＠⑶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故富者席余而日炽，贫者蹑短而岁ｃù＠⑷，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⒇

    当然租佃关系的状况不仅东汉如此，自战国以迄于清代，都是如此。毛主席教导说：

    “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又说：

    “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21)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前仆后继，此伏彼起，都是和租佃关系所加予农民的痛苦分不开的。这怎么能说是“合作而互相依靠”呢？

    至于把租佃关系描绘成地主养活农民，那就更荒谬了。恩格斯说：剥削阶级有“这样一种主张：被压迫阶级之受剥削阶级的剥削专是为了被剥削阶级自身的利益；如果后者不懂得这一点，甚至开始叛乱起来，那末这是对恩人即对剥削者底一种最卑劣的忘恩负义。”(22)可见周先生的主张和剥削阶级的主张是一样的。

    　　　　四、抹杀阶级统治，歪曲阶级统治的“两手政策”的性质

    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都以“两手政策”以统治人民。列宁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冲淡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23)所谓“刽子手的职能”就是“暴力镇压”，“牧师的职能”就是“和平欺骗”。这个精辟的见解是一个革命的真理。劳动人民懂得了这个真理，就会丢掉幻想，与统治阶级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以求得自己的解放。

    但是周谷城先生却认为我国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阶级统治，更不存在阶级统治的“两手政策”。他认为那时各个阶级的最高利益是“社会（公共）次序”，因此社会上存在的也就是一种“维持社会次序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周代是“德”与“礼”，在战国秦汉以后是“刑法”(24)。例如他说：“（战国时期）因社会一般的经济发展了，社会关系随着复杂起来。社会关系复杂了，次序的维持，便没有往日那末容易：往日的‘德’与‘礼’等等，渐渐失去作用，而发生‘法’的要求，……”(25)就这样，他把我国历史上的“阶级统治”的事实全盘抹杀了，把“德”与“礼”和“刑法”的性质歪曲了，而且还把刑法出现的时间推迟到战国以后。

    在我们看来，在我国古代的历史上既然有阶级存在，也就有阶级统治存在。所谓“德”与“礼”和“刑法”，正是集中的代表了当时的阶级统治的两手政策。

    以周代为例，所谓“德”，就是以当时的封建贵族的“德行”为政治规范，用以“教化”劳动人民，以利于他们的封建统治。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6)又曰：“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27)这说明了“德”的统治作用是极大的。

    “礼”是封建贵族的制度，有的表现为社会习俗，有的表现为典章、礼仪，都是为维护封建贵族的宗法统治服务的。《左传》桓公二年曰：“礼以体政，政以正民。”《礼记·祭统》曰：“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记·经解》曰：“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这说明了“礼”的统治作用也是极大的。

    当时的贵族就是利用“德”的伪善性和麻痹性，以之作为“和平欺骗”的手段，从精神上解除劳动人民的武装，削弱他们的斗志，使他们屈服于现有的剥削制度之下，“不怨天，不尤人”(28)，听天由命。同时，又制定礼仪，强制人民去遵守，以巩固等级制度，使封建贵族得以永远骑在人民的脖子上作威作福。孔子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9)就是这一事实的说明。

    周先生不仅歪曲了周代“德”与“礼”的性质，还把这一时期的“刑法”抹杀了。似乎这时的统治阶级是那么善良，除了“讲道德，说仁义”之外，根本不需要“刑法”。列宁说：“无论在奴隶制或农奴制之下，不采取强制手段，极少数人是无法统治绝大多数人的。”(30)事实正是如此，周代不仅有“刑法”，而且刑法还相当繁密而又十分残酷。《书·康诰》曰：“文王作罚”。《牧殷》铭曰：“先王作刑，亦多虐庶民。”(31)《左传》文公十八年曰：周公作“九刑”。《书·吕刑》曰：穆王作“吕刑”，“五刑之属三千”。春秋时期，刑法更加发展，而且有许多国家将刑法公之于世。文献记载，宋人“＠⑸刑器”(32)，“郑人铸刑书”(33)，晋人“铸刑鼎”(34)，都是这一事实的说明。至于关于“掌邦禁”， “刑邦国”(35)的记载也很多。

    由此看来，周代的封建贵族正是以两手政策以统治人民的。所谓“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36)正是这一事实的说明。

    周先生认为战国秦汉以后的“刑法”不仅是“维持社会次序的方法”，而且是“圣君”、“贤相”为人民谋“福利”的手段。他说：“当贵族制正在崩溃之时，各国君主，多已昏＠⑹糊涂；于社会次序，已无力维持；于人民福利，已无力顾到。法家于此，乃奋起努力，主张“立法术，设度数”，“利民萌，便众庶。”(37)他还说：“人民应该守法，官吏也应该守法。官吏作事，违反了法，人民可以不服从。”(38)这就是说，法既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手段，又是超阶级的社会行为规范。当然这个说法是十分荒谬的。

    法（包括刑法在内）是什么呢？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财产所有制度，为了巩固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与统治，就制定法律以镇压劳动人民。我国古代法家的鼻祖李悝著作《法经》云，“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39)可见把法或刑法说成是“维持社会秩序”，为人民谋“福利”的手段的论调完全是荒谬的怪论。法或刑法不是别的，是道道地地的属于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手段。

    当然这一时期的统治阶级除了暴力镇压之外，也搞“和平欺骗”。汉武帝选官，以“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40)者为贵。汉宣帝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41)都是这一事实的证明。

    周先生抹杀我国古代存在着“阶级统治”这一事实，歪曲了“德”与“礼”和刑法的性质，歪曲了阶级统治的“两手政策”的性质，其目的是为了掩盖统治阶级的罪恶，美化统治阶级，否定“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学说，为阶级“调和”论制造伪科学根据。

    　　　　　五、歪曲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性质，妄谈“生存竞争”

    周先生认为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都是“生存竞争”，是各民族间为争夺“生存空间”而进行的斗争。他说：武王伐纣是“为夺取生活的优良条件”(42)。秦国东侵，“乃其物质环境之必然的要求”(43)。西汉“为着巩固并增进其自己的生存条件计，乃向邻近的各族展开其自己之势力”(44)。金人“时时有进攻宋之疆土，取得优良的生活环境之企图”(45)。总而言之，他认为“许多战争，都是为了此地较好。此地较好，实古代中国史上诸部族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46)既然如此，他认为这样的战争就没有什么阶级因素，也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和鸟兽鱼虫为争夺食物和空间而发生的斗争差不多。这种说法是十分错误的。

    毛主席教导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47)因此，它既有阶级因素，又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

    就以武王伐纣为例，据古文献记载，这场斗争是由于以纣王为首的商贵族对本族和其他族人民的残酷剥削和暴虐统治引起的。领导伐纣的是以周武王为首的周贵族，也有周的农奴和商的起义奴隶。此外还有其他被商贵族压迫的部族。由此看来，这场斗争根本就不是什么“为夺取生活的优良条件”，实际是一场阶级斗争。至秦汉以后的各次民族斗争的阶级斗争实质，那就更是众所周知的。把这些斗争说成是“生存竞争”，就是把劳动人民及其正义斗争同剥削阶级及其肮脏的掠夺战争等量齐观。

    阶级斗争，在周谷城看来也是“生存竞争”。

    他把阶级斗争一般的尚限于经济斗争的时期，称之为“物欲竞争”时期。例如他说战国时期是“物欲竞争激烈之时”。(48)他说引起竞争的原因是由于土地有限，人口日日繁多所致。他又说，在竞争过程中，全凭各人的体力、智力、机会和环境来决定胜负。“竞争失败者直接或间接转化为奴隶，竞争胜利者多成工商奴隶主。”(49)在他看来，这场斗争就是“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优胜劣败”。

    诚然，战国乃至西汉时期，确实是土地兼并激烈的时期，可是这一兼并绝不是生存竞争，而是贵族、大地主、大商贾等封建统治者对广大农民的残酷掠夺。引起这种掠夺的根本原因是剥削阶级压榨劳动人民的贪欲，绝不是抽象的人的“物欲”。西汉初年的政论家晁错曰：“今农夫……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50)可见土地兼并就是官僚、地主、商人利用他们的经济力量与政治特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掠夺，而农民则贫困，破产，流离失所。所谓“物欲竞争”，所谓体力、智力、机会、环境云云，纯粹是为了抹杀这种掠夺的阶级实质，而为剥削阶级开脱罪责。

    对象农民战争这样激化了的阶级斗争，周先生也都说是“生存竞争”。例如他说秦末农民大起义是“农民与奴隶倡始之，以作生存竞争；……。”(51)黄巾大起义是“人民生计无着，而图生存的斗争终不能抛弃，……。”(52)

    周先生认为“物欲竞争”还是没有是非之分的“自由竞争”；(53)而农民战争则是由“被挤出于生产关系之外的剩余人口”(54)单方面发动的斗争，这种斗争扰乱了“社会次序”，破坏了生产。因此，周先生对这样的斗争及斗争的领导者一一进行了咒骂或谴责。可是当时的一些贵族、官僚、地主乃至汉奸、刽子手，他们或是直接镇压农民起义，或是篡夺了起义的领导权，腰斩了起义，周先生却统统认为有“维持社会次序之功”，而大加赞颂。这真是颠倒黑白。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农民战争向来都是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暴虐统治引起的。毛主席教导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55)至于说农民起义“扰乱”了社会次序，“破坏”了生产，更是毫无根据的诬蔑。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挥霍无度，残酷剥削，暴虐统治致使农民贫困破产，流离失所，才是社会秩序紊乱、生产遭到破坏的真正根源。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才能够推翻和改造这种局面，推动社会生产继续发展。毛主席教导说：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56)这就是说只有阶级斗争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周先生否定阶级斗争的作用，反诬阶级斗争，目的是要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伟大学说，从而宣扬他的阶级“调和”论。

    　　×　　　　　　　　　　×　　　　　　　　　　　×

    当然周先生的所谓“阶级”观点是表现在很多方面的，这里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俱谈。但仅就上述几点已可以看出他的所谓“阶级”观点是些什么货色。他不仅大力地宣扬阶级“调和”，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进行了严重的歪曲。这实际就是以阶级“调和”论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说：“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全部观点体系的重心”(57)，是“我们大家的立脚点”(58)，绝对不允许任何的歪曲。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伟大观点，保证历史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为使历史科学研究更好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彻底揭露和批判周谷城先生的阶级“调和”论及其他错误观点是十分必要的。

    正文注释：

    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修订重版。

    ⑵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53页。

    ⑶《马克思给魏德迈耶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版，第21页。

    ⑷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第70—72页。

    ⑸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73页。

    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52 页。

    ⑺《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2—383页。

    ⑻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第71页。

    ⑼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第72页。

    ⑽同上书，第183页。

    ⑾同上书，第71页引《荀子·王霸篇》。

    ⑿同上书，第326页。

    ⒀同上书，第326页。

    ⒁同上书，第327页。

    ⒂《左传》昭公三年。

    ⒃《左传》昭公二十年。

    ⒄《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⒅《国语·楚语》（下）。

    ⒆《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⒇杜佑：《通典》（一）引崔实：《政论》。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18—619页。

    (2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第170页。

    (23)《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08页。

    (24)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第170 页说周先生所用的“刑法制”一词，“其意义有时为刑罚，有时为法治。”

    (25)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第170—171页。

    (26)《论语·为政》。

    (27)《论语·颜渊》。

    (28)《论语·宪问》。

    (29)《论语·为政》。

    (30)《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8页。

    (31)郭沫若：《西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增订本）第75页。

    (32)《左传》襄公九年。

    (33)《左传》昭公六年。

    (34)《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35)《周礼》卷九《秋官·司寇第五》。

    (36)《国语·周语》（上）。

    (37)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第190页。

    (38)同上书，第192页。

    (39)《晋书》卷三十《刑法志》。

    (40)《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

    (41)《汉书》卷九《元帝纪》。

    (42)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第54页。

    (43)同上书，第115页。

    (44)同上书，第208页。

    (45)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第67页。

    (46)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第49页。

    (47)《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3页。

    (48)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第200页。

    (49)周谷城：《中国奴隶社会论》，原载《文汇报》1950年7月27日。

    (50)《汉书》第24卷《食货志》。

    (51)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第164页。

    (52)同上书，第246页。

    (53)周谷城：《中国奴隶社会论》，原载《文汇报》1950年7月27日。

    (54)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第129页。

    (5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19页。

    (56)同上。

    (57)《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86页。

    (58)《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92页。

    【外字】外字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足右加奇

    　＠⑵原字为足右加区

    　＠⑶原字为足右加寺

    　＠⑷原字为足右加叔

    　＠⑸原字为庆字换大为七

    　＠⑹原字为目右加贵

reading

周谷城是怎样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歪曲唯物辩证法的？——批判《中国通史》的《导论》部分

    【作者】牛致功  【期号】196502


    周谷城在他所著的《中国通史》修订版的《导论》里，引用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他一方面用这些引语把自己装扮起来；一方面又极力歪曲和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内容。他在这篇《导论》里尽力歪曲唯物辩证法的事实，就是一个证明。

    　　　　（一）

    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理：“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⑴把这个原理运用到社会历史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贯穿人类社会的始终的；基于这种基本矛盾的阶级矛盾，也是贯穿阶级社会的始终的。正因为这样，毛主席告诉我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⑵由此可见，在社会历史方面，能不能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就是能不能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表现。

    周谷城的观点却完全相反，他在评价旧的史籍时说：“过去的史书，尤其所谓正史，大抵都只详述已经成立了的朝代，而略述朝与朝之交的激烈斗争情形；换句话说，惯以静止为叙述的对象，不以斗争过程为叙述的对象。”⑶这就是说，已经成立了的朝代是静止的、没有矛盾的，而朝与朝之交才有斗争、才有矛盾。这就根本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按照周谷城的逻辑，如果已经成立了的朝代是“静止”的，那么，后来的矛盾是从何而来呢？“斗争过程”是怎样出现的呢？不言而喻，这样就必然导致已经成立了的朝代没有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结论。这样一来，还怎么能够说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呢？

    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都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社会的变化，主要的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⑷根据这个普遍原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斗争的历史。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固然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斗争的最尖锐的形式，但这绝不排斥在其他时期里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斗争的其他形式。例如，即使象在“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这些被封建史家所歌颂的时代，统治阶级加强封建秩序的措施，也不能说不是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农民阶级的有力手段。因为封建秩序就是阶级压迫的一种形式，是地主阶级“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工具和手段。”⑸反之，农民阶级反租逃税，用各种方式摆脱封建秩序控制，也是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换言之，在整个封建社会里，不管是农民起义时期或者是其他时期，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只有形式的不同，没有斗争或不斗争的区别。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在分析封建社会的历史时，彻底的运用唯物辩证法。因为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于任何事物，必须首先彻底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进而促使矛盾的转化，这才是革命者的态度。革命者的任务，就是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促使社会矛盾的转化。马克思首先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所以在一百多年以前他就敢于宣布资本主义必然死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毛主席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很快的取得胜利，也正是由于他科学的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矛盾，进而根据这种矛盾制定了革命的方针和策略。毛主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⑹在每一个革命的历史阶段，毛主席又具体的分析了当时的具体矛盾，例如：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而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矛盾又成为主要矛盾。毛主席就是根据这种对矛盾的分析，领导中国人民和美蒋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美蒋反动派很快的被打垮这个事实，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预见是符合历史进程的。由此可见，能不能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进而促使矛盾的转化，是测定革命与不革命的试金石。正因为这样，我们认为赫尔岑说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是很有道理的。毛主席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⑺革命者都应该根据这个指示来决定自己的思想和行动。

    周谷城的观点却相反，他认为矛盾的斗争不是贯穿封建社会的始终，而只有朝与朝之交的时期才有斗争，其他时期就没有了。不过在有的地方，他似乎说是有斗争，但是在这样的地方他又用人和自然的斗争、部族和部族的斗争掩盖了推动当时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他说：“避风雨的房子，种地用的工具是史料，从此却可以体会到人与自然的斗争；作战用的武器，防敌用的建筑是史料，从此却可以体会到部族与部族的斗争；债务的记载，刑法的记载是史料，从此却可以体会到阶级与阶级的斗争。”⑻在这里只有债务的记载、刑法的记载才算阶级斗争，不仅看不见是什么阶级与什么阶级的斗争，更看不见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反压迫、正义和非正义的对立。这正是反对在社会历史方面运用唯物辩证法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因为这样就掩盖了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陷入了阶级调和论的深渊。事实上周谷城就是用这种观点歪曲历史的，例如：他认为人类的历史活动是“生存竞争”，极力宣扬民族投降主义，抹煞民族矛盾的阶级实质；把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说成是“合作而互相依靠”，“贫者借富者之保护，富者借贫者的劳力；……封建次序维系得十分稳妥。”⑼还把统治阶级镇压农民暴动说成是“巩固民族的阵容”⑽。既然两个敌对的阶级“合作而互相依靠”，以致封建秩序“十分稳妥”，那么还有什么阶级斗争可言呢？不言而喻，只有统治阶级才会赞成这种观点。周扬同志说的好：“一切不愿革命、害怕革命的人，一切保守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总是害怕变化，回避和抹煞矛盾。而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革命家则希望事物的改变，敢于正视矛盾，而且用革命的方法来解决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又有新的矛盾产生，需要用新的方法解决。历史就是这样在不断解决又不断产生的矛盾中前进。只有彻底的革命家，才能做彻底的革命辩证论者。”⑾这就更清楚的说明了周谷城宣扬阶级调和论的反动实质。

    　　　　（二）

    关于旧的史籍为什么不能正确的反映社会历史，我们与周谷城也有根本不同的看法。毛主席告诉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所以不能科学的认识社会历史，主要的原因是“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⑿这就是说，社会历史的研究不能成为科学，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外，还有人为的许多障碍。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不同的地方。客观条件的限制，勿须多说，关于剥削阶级对于社会历史的歪曲是需要分析的。剥削阶级为什么会由于其偏见而歪曲社会历史呢？关键的问题是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与政治地位。不管在哪个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总是最少数，被统治阶级总是大多数。于是，极少数的人要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剥削和奴役最大多数人的基础上。这样，统治阶级就不得不一方面使用暴力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通过思想的统治进行精神的奴役。正是这种原因，统治阶级就必然会根据自己的阶级利益来使用思想武器。于是，他们宣称：统治阶级的政治地位是不能改变的，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是不能触动的；被统治阶级如果起来反抗剥削和压迫，就应该遭到镇压，也就是说，被统治阶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也是不能改变的。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社会里，被统治阶级虽然不断的进行过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但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所以总是不能科学的认识社会矛盾，把对社会的认识变成科学。自从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以后，无产阶级认识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就变成了科学，从此，无产阶级的革命就走上了自觉的道路。正因为这样，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伟大的科学武器，它可以帮助我们扫清长期笼罩在历史领域的各种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迷雾，使我们能够比古人更接近历史的真实。”⒀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排除一切我们科学的认识社会历史的障碍。如是，则统治阶级就不能不反对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方面的具体运用。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有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它对每一个已经生成的形态，都是在运动的流中，从它的暂时经过的方面去理解；它不会屈服在任何事物面前，就它的本质说，它就是批判的，革命的。”⒁根据这个原理，统治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是可以改变而且是应该改变的。任何一个阶级，都只能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存在而不能永久存在。

    周谷城的观点又是相反，他认为：“过去的史书完全以朝代为叙述的对象，固不惜分割朝与朝间之完整的斗争过程。过去治史的人虽认朝代为不甚重要了；然为旧习所拘，叙述的对象仍限于朝代之内，仍不想从正面去看朝与朝间的激烈斗争过程。”⒂这就是说，朝与朝间的斗争过程，不能在旧的史籍中占到重要的地位是由于“为旧习所拘”。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后来的史家是“为旧习所拘”，那么，最早的史家又是因为什么呢？说穿了，周谷城是用闪烁其词的手法掩盖了旧的史家的阶级本质。这样一来，剥削阶级由于其阶级偏见而歪曲历史的罪名就被取消了。这又是阶级调和论的恶果。因为这样实际上就是否定了统治阶级运用思想武器对人民的奴役和压迫，从而也就取消了思想意识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事实上周谷城也是不承认思想意识领域中的阶级斗争的，例如，他认为朱熹所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这个原则，“君民两方，都用得着。君主用此以统天下，为令主；人民依此以守秩序，为顺民。”⒃显而易见，周谷城把封建的理学说成是既为统治阶级所需要，也为被统治阶级所欢迎的哲学了。这样一来，哲学还有什么阶级性可言呢？朱熹岂不成了社会全体成员利益的代表者了吗？怪哉！此论。

    “在阶级斗争中，不同阶级必然从各自的阶级利益出发，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并且把这种不同的看法，从哲学上作出概括，或者是革命的概括，或者是反动的概括。”⒄这就是说，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世界观；一定的哲学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当然，封建的理学也不例外，他只能为地主阶级服务，朱熹也只能是地主阶级的哲学家。其所以这样，因为，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离开一定的阶级而存在。每个人的思想，都带着一定的阶级烙印。所以，一个人的言论和行动，无不反映其本阶级的利益。旧的史学家也不例外。封建时代的所谓“正史”，正是由于它反映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如果它不反映地主阶级的利益，就不能得到“正史”的地位。正如经典作家所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⒅在这些所谓“正史”中，都把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说成是永远不可改变的秩序。农民阶级如果反抗剥削和压迫，就是造反，就是大逆不道，应该遭到镇压。这不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偏见而歪曲历史又是什么呢？众所周知，封建的史学家，都是地主阶级利益的辩护人。基于这种辩护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旧史籍，都是宣扬封建思想的有力手段。这都是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这个客观存在所决定的，所以，这又是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为其阶级利益而服务的具体表现。因此，掩盖了它的阶级性，实际上就是否定了社会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辩证法。这样一来，人民还有什么必要去反对地主阶级的封建思想呢？革命的思想还有什么积极意义呢？

    　　　　（三）

    什么是历史？周谷城也有一种奇谈怪论。他说：“历史是斗争过程，是矛盾发展和解决的过程。”他对“斗争过程”作了如下的解释：“矛盾的各方面由对立转化为同一，就是历史，就是斗争过程，就是矛盾发展和解决的过程。”⒆简单的说，周谷城认为历史就是“矛盾的各方面由对立转化为同一”。显然，周谷城是把矛盾的对立与同一看作两个过程或者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换言之，矛盾的对立与同一被周谷城割裂开了。

    毛主席告诉我们：“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但是，矛盾着的各方面，又不能单独存在，必须有和它相对的矛盾的一方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于是，“一切对立的成份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⒇显而易见，矛盾的对立和同一是同时存在的。事实也是这样，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通过封建的生产关系互相联结起来，又通过剥削和反剥削，压迫和反压迫的方式互相排斥、互相斗争。而不是象形而上学者那样，认为有同一的地方就没有对立，有对立的地方就没有同一。如果把二者割裂开来，就势必导致矛盾的存在不是贯穿事物运动过程的始终的结论。实际上周谷城是已经把这种观点运用在历史研究中了。如前所述，他把已经成立的朝代看作是静止的，把朝与朝之交的斗争看作是斗争过程，正是这种观点的具体表现。

    关于矛盾的转化问题，周谷城也完全背弃了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转化论，是说的“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21)例如，无产阶级原来是被统治阶级，但经过革命可以转化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原来是统治阶级，但在无产阶级革命后，它就转化为被统治者了。这种转化观，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因为根据这种观点，可以揭示社会发展的本来面貌。毛主席就是运用这种观点，简明扼要的阐明了阶级斗争的规律。毛主席用生动而有力的语言告诉我们：“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22)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根据这种历史的辩证法确定战略方针和制定斗争策略的。于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只有正确的把握历史的辩证法，才能促使社会矛盾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周谷城的看法则完全不同，他认为矛盾的转化是“矛盾的各方面由对立转化为同一。”同时，他还非常肯定的说：“矛盾的各方面，又是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不转化为同一，便无所谓过程。”(23)这就是说，矛盾的各方面原来是对立的，后来转化为同一了。如果不转化为同一，“便无所谓过程”。换言之，矛盾的对立不是事物的过程，只有同一才是事物的过程。显然，这是公开对唯物辩证法的挑战。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贯穿事物始终的。阶级社会里的阶级斗争尤为明显，不管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和反剥削、压迫和反压迫的斗争始终没有间断。正因为这样，我们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按照周谷城的逻辑，如果事物的过程中根本不存在矛盾的对立或斗争，那么，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人类历史中如果没有阶级斗争，那么，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呢？经典作家把几千年的文明史都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难道是无中生有吗？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是更为有害的。如果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存在对立或斗争，那么，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难道是人为的吗？显然，周谷城的观点，恰好适合资产阶级掩盖矛盾、调和矛盾、企图阻止无产阶级革命的前进以达到其复辟的目的的要求。

    唯物辩证法认为：旧过程为新过程所代替，“是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份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份，……”(24)也就是说，新的矛盾的对立与统一代替了旧的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更替的过程，正是这种辩证发展过程的具体体现。总之，矛盾的对立与统一是同时存在的。只有坚持这种观点，才能说明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才能说明被统治阶级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是革命的行动。看来，周谷城是完全站在这个观点的对立方面了。因为他否定了事物运动过程中的斗争性的存在，从而就否定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综上所述，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在社会历史方面的集中表现为阶级斗争的规律。所以，在社会历史方面能否彻底揭示阶级斗争的本来面貌，使革命阶级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进行革命，就是能否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表现。周谷城的观点和这种要求是背道而驰的。他认为阶级社会里有时是静止的、没有矛盾的，有时是斗争的、有矛盾的。这样一来，就歪曲了阶级矛盾在阶级社会里的普遍性这个根本原理。周谷城否认社会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辩证法，一方面是否认了统治阶级在思想意识方面对人民的奴役和统治，一方面也否认了革命的思想意识对被统治阶级的积极作用。这正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抹煞阶级斗争的手法。这样一来，在思想意识领域中进行阶级斗争就没有什么革命意义了。根据周谷城把矛盾的对立和同一割裂开来的观点，矛盾的对立并不为事物本身所固有，只有同一才是事物的过程（本身）。这样一来，就在根本上否定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个革命的原理。总而言之，周谷城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歪曲了唯物辩证法，也就是歪曲了阶级斗争的理论，从而也就抹煞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作用。正因为这样，我们认为，周谷城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对唯物辩证法的歪曲，必须给以彻底的批判。

    正文注释：

    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93页。

    ⑵《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1页。

    ⑶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页。

    ⑷《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90页。

    ⑸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页。

    ⑹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19、625—626页。

    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18页。

    ⑻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页。

    ⑼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6页。

    ⑽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3页。

    ⑾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页。

    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72页。

    ⒀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页。

    ⒁《第二版的跋》。《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XXIII页。

    ⒂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页。

    ⒃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0页。

    ⒄《红旗》报道员：《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见《红旗》1964年第16期。

    ⒅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2页。

    ⒆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7页。

    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15、316页。

    (21)同上书，第316—317页。

    (2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0页注。

    (23)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页。

    (2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95页。

   

reading

批判周谷城的民族投降主义和活命哲学

【期号】196502
【作者】高风


    周谷城先生在解放前和解放后几十年中，曾经写过大量的历史著作和历史论文。在这些著作和论文中，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动观点。本文想就他在《中国通史》中有关宋金战争部分加以分析、批判，以揭露其反动的史学观点及其政治目的。

    　　　　（一）

    一个史学工作者的政治立场一定要在处理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重大事件中反映出来。因为在处理这样的历史事件中，史学工作者一定会表明他对于斗争双方所持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他的立场的具体表现。我们知道，宋代是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特别复杂的时代，也是阶级斗争和我国国内民族间的斗争特别尖锐、特别激烈的时代。因此，周谷城的反动立场必然要在论述这一历史事件中充分地暴露出来。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长期共同生息于我国的广大领域之内。各族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是互相友好、互相团结合作的。但毋庸隐讳，历史上的一些民族中的剥削阶级也曾经多次的挑起过实行民族压迫的战争。十二世纪的宋金战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事件。战争是由女真族贵族的发兵南侵引起的，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是对汉族及国内其他各民族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掠夺。在宋方则是反抗这种压迫和掠夺的民族的正义性抗战。史学工作者自然应该赞扬宋方的抗战和赞扬参加或者支持这次民族抗战的人民群众，而谴责女真贵族和宋朝内部的卖国投降派。这本来是极明显的事。只有丧心病狂、别有用心的个别“史学家”如赵翼之流，才会企图为秦桧翻案。但究竟不得人心，附和者很少。不料二十多年前，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华，中华民族正在危急存亡之秋的紧要关头，遗臭万年的汉奸卖国贼秦桧却忽然走起运来。不仅日本军国主义的御用学者在大捧秦桧，连中国史学界中的一些民族投降主义者也在大捧秦桧，而周谷城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怪现象的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

    当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初版出版的那一年（1939年），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二个阶段——相持阶段。这时候，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日本帝国主义方面，在1938年10月占领广州和武汉以前，对国民党所采取的是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及至占领了广州、武汉，随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巨大发展日益威胁其后方，使他们逐渐认识到抗日战争的真正力量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因此，他们便改变策略，把主要兵力放在解放区战场上，而对国民党则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在国民党方面，内部情况也有显著变化。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于1938年12月公开投降了日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则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对日寇方面则勾勾搭搭，加强投降活动，并散布“和则存，战则亡”等无耻谰言；而对共产党方面则相应的加紧压迫，以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团结来为他们的投降活动扫清道路。当时毛泽东同志及时揭露了这个阴谋，他指出：“半年以来，由于日本诱降政策的加紧执行，国际投降主义者的积极活动，主要地还是在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分人的更加动摇，所谓和战问题竟闹得甚嚣尘上，投降的可能就成了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主要危险；而反共，即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团结，就成了那班投降派准备投降的首要步骤。”⑴

    为了达到投降、反共的目的，反动派自然也要发动他们的文化走卒，来为他们的投降、反共活动制造舆论基础。而反动的历史学者的任务，就是通过所谓“历史研究”，将古比今，为其主子的投降、反共活动提供“历史依据”。于是与当时的抗日战争有某些类似之处的宋金战争，自然便成为这些御用学者们的大好题目了。

    周谷城不先不后，恰巧在这个时候出版他的《中国通史》，并在这部书中明目张胆地为汉奸卖国贼秦桧翻案，而对抗金将领和农民起义军则百般加以污蔑，实际上是含沙射影地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拥护蒋介石的对日投降。这种卑鄙伎俩，难道能够逃得过人民的眼睛吗？

    更为恶毒的是，周谷城不仅为蒋介石找到对日投降的“历史依据”，并且借用历史的语言，和蒋介石当时的阴谋相呼应。他在《中国通史》中写道：

    “种族战争的激烈，把宋室逼到江南；同时受战争影响的人民，生计困窘，起而称乱。这时，宋对金之屈服妥协，成了必然之势。但在进行妥协之先，尚须造一可以与人妥协的资格。于是平定民乱，或统治者与称乱的贫民，互相团结，以巩固民族的阵容；及重整旗鼓，击败刘豫，消灭傀儡国伪齐，都成了宋对金人妥协的豫备工作。”（《中国通史》，1939年开明版，第738页。）这段话在当时的实际政治意义是什么呢？这就是说：现在不妥协投降是不行了，但如果要投降，首先必须做好种种“豫备工作”，以争取到一个投降的“资格”，否则即使要投降也投不成的。这种“预备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用武力镇压一切反对投降的人民武装力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平定民乱”。至于他所说的“统治者与称乱的贫民，互相团结，以巩固民族的阵容”一语，是和当时蒋介石实行的“反共”、“限共”、“溶共”政策相合拍的。

    　　　　（二）

    周谷城自称他编著《中国通史》的目的之一，是“培养爱国的热情”。⑵这是弥天大谎！在周谷城的书中，我们读不到一句可以“培养爱国的热情”的语言。反之，到处充满着投降主义的说教。原来在周谷城看来，投降就是爱国，而抗战则是误国。这就是周谷城的“爱国主义”教育！在这种荒谬的逻辑之下，民族英雄自然成为误国的罪人，而汉奸卖国贼就成为“识时务的俊杰”了。

    然而荒谬的结论，也有荒谬的论据。现在就来看看周谷城的“论据”吧！

    周谷城所以认为宋对金屈服，是当时的“必然之势”，其主要根据是从赵翼那里搬来的“时势”论，更加上自己一些更为荒谬的“理由”。现在我们先谈“时势”。

    《中国通史》“宋对金之妥协”一章，特辟专节，讨论所谓“义理派与时势派之斗争”。一开头就抄引赵翼在《廿二史札记》《议和》条中的一大段文字，把当时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说成是“义理派”与“时势派”的斗争。并进一步解释道：“凡反对和议的，可称之谓义理派；凡赞成和议的，可称之为时势派。”“时势派很简单，可以说就是政府里负责任的人。若义理派就不同了。他们是从地主阶级出身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凡正在求学的所谓太学生，或正在讲学的所谓道学家，乃至求官而未得，或去官而闲散的一切知识分子，都可包括在内。”“盖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不能个个都插入政府。那末插入了政府或在政府中地位重要的，与未插入政府，或在政府中地位不重要的，因着切身的利害不同之故，自然分派。既分了派，自然有争。”⑶大家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偷天换日的手法，把一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说成是一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争权夺利的纠纷。既然是争权夺利的纠纷，那么双方也就无是非之可言了。周谷城这种说法的政治目的是很恶毒的。这等于说：主战派都不过想借此挤上政治舞台，如果给他们一个官儿做，他们就不会主战了。他们因为不负责实际政治责任，所以可以空喊抗战，而在“政府里负责任的人”，就不能象他们那样说空话、唱高调，而要考虑到“时势”的“必然之势”。当时的“必然之势”是只能妥协投降。这不仅为历史上的“主和派”作了辩护，对历史上的“主战派”进行了污蔑；实际上也是在为抗日战争期间的投降派作辩护，对坚决抗战的人进行恶毒的攻击。周谷城所大肆宣扬的“时势论”，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周谷城认为南宋对金妥协是“必然之势”，其“理由”有二：一是所谓“贫民称乱”，二是所谓“武人跋扈”。这两件事迫得南宋政府不得不和。历史的事实究竟如何呢？我们认为完全不象周谷城所说的那样。

    所谓“时势”，是客观的存在，但是对于时势的估计，却是有阶级性的。对于同一种时势，各个不同阶级和站在不同政治立场上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甚至绝对相反的结论。就拿1939年抗日战争的形势为例。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投降活动》（1939年6月30日）一文中写道：

    “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历来存在的劈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不战的问题。自‘九一八’到芦沟桥事变之间，这个问题争论得很严重。‘战则存，不战则亡’——这是一切爱国党派和一切爱国同胞的结论；‘战则亡，不战则存’——这是一切投降主义者的结论。芦沟桥抗战的炮声，把这个争论暂时地解决了。它宣告：第一个结论是对的，第二个结论是错了。……现时人们就把这个问题改变了一点词句，变为所谓‘和战问题’，又提出来了。在中国内部，因而就掀起了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他们的论点依然是一样，‘战则存，和则亡’——主战派的结论；‘和则存，战则亡’——主和派的结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9页。）可见在相同的形势之下，由于阶级分野的不同和政治态度的不同，会得出不同的估计。宋代抗金斗争的情况和抗日战争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不过就对战争的态度来看，也是有主战派和主和派之分，他们对当时的形势估计也是不同的。在金兵初次南下包围汴京之时，以李纲为首的主战派和以白时中、李邦彦、张邦昌等为首的主和派曾经展开过一次大争辩。在南宋绍兴和议之前，以岳飞、韩世忠等为首的主战派和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又曾展开一次大争辩。当时争论的实质也是这么一个问题，即：到底是“战则存，和则亡”呢？还是“和则存，战则亡”？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始终拥护积极抗战的，当然全属主战派。主和派实际上只有少数大官僚大地主阶级。所以我们认为，宋代的和战之争，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周谷城把这种体现着阶级矛盾的政治争论说成是“义理派”与“时势派”之争，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历史观上是唯心的。

    现在我们要问：南宋在绍兴和议前夕的“时势”究竟怎样？是不是象主和派——投降派所说的“战则亡，和则存”？

    首先要谈一谈怎样估计战争的形势的问题。古今的一切投降派为了给投降找理由，都是首先歪曲战争的形势，他们知道“主战派”是他们投降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就首先污蔑“主战派”，加以种种罪名，再散布战争的悲观论调，证明他们是迫不得已，不得不和。看来周谷城也是用这么一套伎俩来论证南宋战争的形势的。

    当时宋朝方面是正义的民族抗战，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不仅在绍兴和议当时是如此，从金兵第一次南下时就是如此。本来，在北宋末年，东南和北方都爆发了农民起义。这些农民起义军的矛头原来是指向宋政府的。有的起义军被宋政府镇压了（如方腊、宋江起义），更多的农民军（特别是河北、山东一带的起义军）则在金兵南侵时掉转枪头成为抗金义军。就是在宋朝内地的起义军，也暂时把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停止了对宋政府的反抗，在汴京被围时，纷纷组织“勤王军”。如在洞庭湖一带的农民领袖钟相，就曾派他的长子钟子昂率领几百名义军北上“勤王”。在宗泽镇守开封时，聚集在他麾下的人民武装数达百万之众。在北方沦陷之后，人民到处建立山寨水寨，作为抗金根据地。有的义军（如著名的“红巾军”）则采取打游击战的办法，使金军疲于奔命。正是这些活跃在敌后的抗金义军大大牵制了侵略者的力量，才使南宋小朝廷能够在江南苟延残喘。这种形势，到1140年宋金大战前夜，并没有改变。虽然其中经过金伪军的无数次“扫荡”，但敌后抗金义军的力量非但没有削弱，相反，更加增强了。如《大金国志》卷十天眷二年（1139年）条载：

    “太行义士蜂起，东京诸路道不通行。太行之士，有自宋靖康之末上山保险者，至今不从金国。其后又因严刑重赋，饥馑逃亡，及豪杰乘时而起者，比比有之。最甚者，天会八年（1130）春，以人口折还债负，相率上山者，动以万计。”“山东‘海寇’张青乘海至辽东，诈称宋师，破蓟州，辽东士民及南宋被掳之人，多有相率起兵应清者。辽东大扰。”对于这些活跃于敌占区的人民武装力量，周谷城在他的著作中一字不提，其用意是显然的。因为在周谷城的眼中，并没有人民的地位。他看到的只有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显贵人物，在战场上也只看到双方的正规军队。至于人民武装，在他看来，不过是一群没有立场，随风而倒，可以被任何方面利用的乌合之众。他曾说：“暴动的民众，在种族战争激烈之时，尝为两造所欲夺取之势力。盖种族战争的两造，谁能取得成千成万的大众，谁的实力便要增加。”⑷这是什么话！只有自己丧失了民族立场的人才会污蔑人民也是软骨头！周谷城既然看不见人民的抗金力量，当然他也不可能正确估计宋金战争的形势了。

    周谷城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是尽力夸大南宋方面的弱点，完全没有提到金朝方面。他所指出的南宋方面的弱点有三条：（一）“武人只顾私利”。“武人一味贪图私利，向政府百端要挟，这自然使当局有些骇怕，于是主和。”（二）“武人不肯牺牲”。“遇着大战将临，或不上前线，或临阵而退。”“若不肯上前线，只扰害人民，当然更可怕。因此当局有戒心，力主和议。”（三）“武人彼此内哄”。“情况如此，当大任的，骇怕极了，故力主和议。”⑸这几点，一般说来，封建军队都不能免。但历史科学工作者也必须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如第一点，已经有人指出，周谷城所举的两条“证据”（汪藻和胡寅的奏疏），都是指的建炎年间的情况。自建炎到绍兴和议，时隔十多年，南宋军政已有相当大的改善，不能以前证后。⑹第二点，周谷城也举出两条“证据”，一条是叛将郦琼对金帅宗弼（兀术）的话，另一条还是汪藻在建炎时的那个奏疏。其实郦琼的话，只是谄媚敌人的话，连周谷城自己也承认“或不足信”。而且他所指的主要是刘光世（郦琼本来是刘的部将）和张俊、王＠⑴之流，而不能以此来概论南宋的全部将领。如韩世忠、岳飞、吴ｊｉè＠⑵等人，就绝非如郦琼、汪藻等人所说的那样，临阵脱逃，不战而退。例如著名的黄天荡之役，不仅韩世忠本人，连梁夫人也亲自临阵，击鼓助战。况且绍兴以后，情况更加不同。通过长期战斗之后，南宋方面已经锻炼出了几支比较坚强能战的军队。军队的素质已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士气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能够屡次击败金伪联军的强大进攻。如史称韩世忠在绍兴六年任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后，“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莱，立军府，与士卒同力役。夫人梁亲织蒲为屋。……人人奋厉，……刘豫兵数入寇，辄为世忠所败。”⑺又如吴ｊｉè＠⑵，“用兵本孙吴，务远略，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胜。御下严而有恩，虚心询受。虽身为大将，卒伍至下者得以情达，故士乐为之死。”⑻至于岳家军的军纪和战斗力，乃众所周知，更不必说。自称历史家的周谷城难道这些普通材料都没有看见吗？正因为他和投降派一鼻孔出气，因此他只看见反面材料，看不见，或者不愿意看见这些正面材料，可见一个历史工作者对于史料的取舍，总是决定于他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的。第三点，所谓“武人内哄”，这也是夸张其词。南宋将领们之间有些矛盾，那自然也是事实，但并没有发展到“内哄”的地步。例如韩、岳二人之间原来是有些矛盾的，后来也和解了。只有腐败将领张俊，妒功嫉能，甚至帮助秦桧陷害岳氏父子。但这种互相妒嫉的事，只存在于少数将领之间，对于当时的大局，不能发生很大的影响。这只要看绍兴十年宋金大战时，诸将互相配合，全线出击就可以证明。周谷城夸张其词，把它作为宋朝内部的大弱点，是别有用心的。

    现在再看金朝方面的情况。金侵宋初年，由于它用的是部族兵，比之宋朝的雇佣兵战斗力是较强的。但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宋朝方面是愈战愈强，而金朝方面则是愈战愈弱。我们且举几条史料来作我们的见证：

    《大金国志》卷七天会九年条：

    “兀术自天会七年（1129年，宋建炎三年）秋离燕山，率众南征。既而回攻陕右，以侵剑外。至是岁（1131年，宋绍兴元年）冬，由河东归燕山。是行也，宋陈思恭战于姑苏，韩世忠战于大江，刘锡战于富平，吴ｊｉè＠⑵战于剑外，凡四战皆败。虽世忠与锡失利，然南军亦大战久之，军不无损。加之往返万里，首尾二年，其徒销折，十存三四，往往扶舁呻吟而归。……兀术之众，自是不振。”这还是南宋初年的事。再看绍兴十年宋金大战前夕的情况：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三绍兴九年十二月条：

    “（金）知浚州韩常尝与防御判官宫茵夜饮，论及江淮、川陕用兵等事。茵盛言金兵之强，官兵（按指宋军）之弱。常曰：‘君知其昔，未知其今。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所幸者南方未知耳’。”韩常是兀术手下的大将，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从以上各方面考察，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绍兴十年宋金大战前夕，对南宋方面说来，是十分有利的。实际上绍兴十年的大战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从上所述，可知周谷城的所谓“时势”论，是为投降主义张目的谬论，不仅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就是在历史事实面前也是站不住脚的。

    　　　　（三）

    现在我们来进一步揭露周谷城在这一历史事件的论述中所暴露出来的反动的历史观点和反动的哲学观点。

    曾经有过形形色色的历史观，但总的说来，只有两种历史观：一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另一种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毛泽东同志曾简明扼要地指出这两种历史观的区别：“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⑼承认不承认几千年来的文明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这两种历史观的分水岭。具体到战争问题，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⑽又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⑾由此可见，在战争问题上，承认不承认战争的阶级性质，承认不承认民族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两种历史观的分水岭。

    在这两种历史观中，周谷城的历史观属于那一种呢？

    如所周知，周谷城的“学说”是各种资产阶级学说的“杂烩的一锅”，他的历史观也不是例外。在他的历史观中，有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货色。至于他的各种历史唯心主义货色中以那一种为主，不少同志已指出，是他的“生存竞争”说。我们也同意这种看法。周谷城也讲“矛盾”，也讲“斗争”，但他所说的“矛盾”，不是指阶级矛盾；他所说的“斗争”，也不是指阶级斗争。只不过是作为生物的人与另一个作为生物的人的矛盾和斗争，或者是作为生物的一批人与作为生物的另一批人的矛盾和斗争。而斗争的目的则是为了活命，为了生存，或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一部人类社会史，几千年来的文明史，在周谷城看来，就是这样一部“斗争”的历史。这是什么历史观呢？这不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生物史观吗？

    这一观点是贯串在周谷城的全部著作中的，是他的历史观的核心。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史学之进化》一书中，他曾明确地宣布过：“历史为人类过去之活动，其里面则为生存竞争。”在《中国通史》中，凡讲到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的时候，他也总是以这一观点来解释这种历史现象的。例如在讲到北宋与辽的战争时，他写道：

    “辽、宋两方，发生冲突，自有其物质的原因。大概‘大漠之间’的天然环境，远不及‘长城以南’的天然环境。这一个天然的差异，颇引起辽人向南方进迫。”（《中国通史》下册，第32页。）这样，周谷城就把辽的对宋侵略，说成是为争取较好的生存空间。在谈到宋金战争的原因时，他也以同样的理由来解释：

    “金人对宋，既有这些不满（按指宋的“纳叛”事件和“失信”事件），同时金人所处之天然环境，又远不如宋，时时有进攻宋之疆土，取得优良的生活环境之企图，于是以这些不满为导火线，便大举向宋进攻。”（《中国通史》下册，第67页。）

    必须指出，以自然因素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从来就是一切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的惯用伎俩。如十八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十九世纪英国的布克尔，都曾企图以地理环境来解释社会制度的产生和更替。十九世纪英国的马尔萨斯，更曾企图证明人口与食物的增长速度的差异，是一切失业、贫困和战争的原因。到了帝国主义时代，以自然因素来解释社会现象，特别是战争现象，更加时髦起来了。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企图将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罪于自然界，以达到其麻醉人民的目的。关于战争的真实原因，尤其是资产阶级学者们所要极力加以歪曲和掩盖的。战争本来是剥削制度的产物，到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则是资本垄断制度的必然产物；帝国主义就是依靠掠夺性的战争而存在的。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给人民群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因此，为侵略战争的罪行开脱，寻找种种“理由”为之辩护，就成了一切反动资产阶级学者的“神圣”职责。希特勒德国的反动学者豪斯贺费尔等人就曾把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叫做争取“生存空间”的斗争，以此来证明其“正当性”和“合理性”。日本帝国主义则从十九世纪末期以来，一直向国内外宣传：“日本国土狭窄、资源缺乏、人口过多。因此，日本人为了民族的生存，就必须发动战争来取得领土和资源。”周谷城以争取较好的生存环境来解释历史上民族战争的原因，不是和这些侵略者一鼻孔出气，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提供历史依据么？

    如果周谷城有一点起码的马克思主义常识的话，他就应该知道，恩格斯早就批判过这种以生存竞争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学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写道：“动物所能作到的最多不过是搜集，而人则能生产（重点是原有的——引者），他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这是自然界离开了人便不能产生出来的。因此，把动物社会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单归结为生存斗争的彼此之间极少差异的各个阶段，就更有内容和更深刻得多了。”⑿

    把生物界的自然规律生存竞争说引用到人类社会中来，势必要引伸出一种极为反动的哲学。这种“哲学”，从侵略者和压迫者方面说来，就是“强盗哲学”；从投降主义者方面说来，就是“活命哲学”。在这种“哲学”原则的指导之下，什么正义、非正义，道德、不道德，气节、不气节，荣誉、不荣誉，耻辱、不耻辱等等，全可以一笔勾消。因为反正只要活命，就什么都可以。

    尤其恶毒的是，周谷城往往把战争的责任推向被侵略民族方面。他在1957年油印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导论》里说：“大压迫固然可以引出大反抗，但大反抗也必然引出大压迫。”并举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为例，说，正是义和团对外国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才使“各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兴问罪之师了，于是发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八国联军入京的惨举。”⒀这种论调也贯串在他的《中国通史》之中。在谈到宋金战争的原因时，他除了说“为取得优良的生活环境之企图”外，还举出两个“导火线”。而这两个“导火线”的责任，则完全在宋朝方面。至于金统治者应该负什么责任，就一字不提。

    我们的意见恰恰和周谷城的意见相反，只有大反抗才能制止大压迫，并且最后把压迫者埋到历史的垃圾堆中去！对于这个真理，历史已经提供了无数例证，将来还会提供更多的例证。毛泽东同志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名言，就是这些历史例证的科学总结。

    　　　　*　　　　　　*　　　　　　*　　　　　　*

    如上所论，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在它出版的当时，是为蒋介石的对日投降活动服务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解放之后，周谷城非但不进行自我批判，反而把这样一本十分有害的书改头换面，重新加以出版，将为谁服务呢？难道周谷城还企图对新中国的人民进行投降主义的说教么？毛泽东同志说：“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⒁有这样的光荣传统和历史遗产的民族，是不可能被征服的！是任何强暴力量所吓不倒的！周谷城的投降主义说教是枉费心机的！

    正文注释：

    ⑴《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61页。

    ⑵《中国通史》上册，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4页。（下引本书，不再注明版本。）

    ⑶《中国通史》下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02、103、106页。 （下引本书，不再注明版本。）

    ⑷《中国通史》下册，第92页。

    ⑸同上书，第97—98页。

    ⑹参看《文汇报》1964年11月5日，罗思鼎《为什么要替秦桧翻案》一文。

    ⑺《宋史》卷364《韩世忠传》。

    ⑻同上书，卷366《吴ｊｉè＠⑵传》。

    ⑼《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1页。

    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64页。

    ⑾《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人民日报》1963年8月9日。

    ⑿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63页。

    ⒀转引自李星等：《周谷城的反动历史观和“时代精神汇合论”》一文，载《人民日报》1964年9月3日。

    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7页。

    【外字】外字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王右加燮

    　＠⑵原字为王右加介

reading

批判周谷城对待中国历史上战争问题的荒谬看法

    【作者】倪凤翰

    【期号】196502

    什么是战争？战争的根源是什么？应该怎样对待战争、怎样评价中国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战争？这是任何一部中国通史著作都必须予以揭示和说明的问题。但是，立场观点不同，答案也就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者是根本对立的。对立的焦点是要不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和说明战争问题。

    周谷城的反动历史观的核心就是否定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因此，他的《中国通史》一书在论述中国历史上的战争问题时，也就贩卖了大量的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散布了不少毒素，制造了许多混乱，歪曲了中国历史上战争的真面目。

    　　　　（一）掩盖战争的阶级根源，宣扬资产阶级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

    什么是战争？毛泽东同志曾经作了一个最科学的说明，即：“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⑴这就是说，人类历史上的战争现象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最高的形式。任何一次战争都有它的阶级根源。正如列宁说的“只要社会还分成阶级，只要人剥削人的现象还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要想消灭这种剥削，我们是逃脱不了战争的。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挑起的。”⑵这是对历史上战争根源的最深刻最科学的说明。只有从这个观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我们才能科学的揭示出历史上每一次战争爆发的真实原因。

    可是，周谷城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上各种各样战争的根源呢？他完全背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大肆宣扬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有意掩盖战争的阶级根源。他在说明中国历史上各种各样战争的原因时，散布了一大堆谎言：

    第一，“因夺取优良的天然环境，常爆发战争”。说得更明白些，战争就是生存竞争。这是贯串在周谷城《中国通史》一书中解释战争根源的一个最主要的论点。例如，他在叙述中国古代诸部族间的相互战争时说：“诸部族并立，因夺取优良的天然环境，常爆发战争。中国的天然环境，自古以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平原为最优良，所以古代诸部族之战争，常以这一带地方为对象。”⑶又说：“许多战争，都是为了此地较好。此地较好，实古代中国史上诸部族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⑷并且还举出了《国策·秦》的一段记载，说象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等都是属于这一类战争。此外，认为辽宋战争的爆发“自有其物质的原因。大概‘大漠之间’的天然环境，远不及‘长城以南’的天然环境。这一个天然的差异，颇引起辽人向南方进迫。”⑸而金人和宋的战争，则也是由于“金人所处之天然环境，又远不如宋，时时有进攻宋之疆土，取得优良的生活环境之企图……。”⑹显然，这是在用资产阶级的生存竞争观点解释人类社会上的战争问题，他完全掩盖了这些战争的阶级根源，抽去了这些战争的阶级内容。

    第二，“经济发达”是春秋战国时代战争不已的原因。周谷城说：“经济发达，使各封国之间的交换关系密切，遂致各国彼此征战不已。盖经济发达，出品有剩余，可供交换；又因出品之地理的差异，非交换不可。各国之间的交换关系既已密切，则统一诸国使成一大团体以便于交换，乃必然之趋势。循着这个趋势，争城掠地之事乃层出不穷。同时各国之丰富的天然物产，以及驯服的劳动群众，更诱致各国，使彼此同趋于争城掠地。”⑺这就是叫人们相信，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战争，不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反映，不是由剥削阶级挑起的掠夺战争，而是由于“经济发达”的自然结果。这样说来，今天帝国主义发动掠夺殖民地的侵略战争，也就自然成为合理合法的了。因为它们同样是“经济发达，出品有剩余，可供交换；又因出品的地理差异，非交换不可。”为了便于“交换”，“循着这个趋势，争城掠地之事”也必然“层出不穷”。因此，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战争同样可以说成是“经济发达”的自然结果，同样可以说成是因为殖民地“各国之丰富的天然物产，以及驯服的劳动群众”“诱致”的结果。这是极其荒谬的谰言。在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周谷城不仅不揭露春秋战国时期封建领主之间战争的掠夺本质和阶级根源，反而说“驯服的劳动群众”是“诱致”各国进行战争的原因。这种颠倒黑白的谰言，完全是对劳动群众的诬蔑！

    第三，“闭关主义”、“排外主义”是导致边疆民族入侵内地战争的原因。周谷城在叙述辽、夏与宋战争的时候写道：辽、宋两方，“在贸易往来上，因利益冲突，常有引起军事冲突之可能。”⑻“只惜宋人采闭关主义，甚至采排外主义（重点引者加，下同）。在两方贸易往来上，常与辽人以不利，甚至捕杀入市之北人。这种政策，在辽人方面种下了多少仇恨。”⑼“辽人因生活上的要求，向宋进逼之时，宋为自卫计，当然予以反攻，甚或欲逐之使北，永绝外患。这样一来，双方便大开战端。”⑽“宋、夏间经济关系很密切，往来贸易，虽很发达。但宋人在贸易方面，对于夏人，始终采严格的闭关主义，采极端的排外主义。……结果，便是双方常常冲突。”⑾这就是叫人们相信，辽、夏与宋的战争并不是因为契丹和党项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掠夺欲望，而是因为“生活上的要求”，因为“宋人采闭关主义，甚至采排外主义”的结果。这样一来，金的掠夺战争自然又是合理合法的了。要是宋不采取“闭关主义”、“排外主义”，满足了他们“生活上的要求”，不就会没有战争了吗？这显然是为掠夺战争辩护的。

    第四，“民族因语言习惯不同，常有冲突”。周谷城说：“西北各族与汉族杂居，因语言习惯之不同，及民族观念之不能消灭，自然难免冲突。”⑿又说：“苗族与汉族杂处，因语言习惯等等之不同，常有冲突。”⒀这就是叫人们相信民族战争并不是阶级斗争，并不是由于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所引起的。而是仅仅因为“语言习惯之不同”。他完全否定了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掩盖了民族战争的阶级内容。

    第五，“边界相接，遂起战争”。周谷城说：“蒙古自灭金与西夏后，其国界与宋相接，遂与宋发生长期战争。”⒁又说：“满洲与内蒙接界，其相互之冲突自不能免。”⒂这就是叫人们相信，只要边界相接，就是造成战争的一个根源。好象蒙古之所以要发动灭宋的战争，满族之所以要发动合并内蒙的战争，都没有阶级根源，而只是“边界相接”而已。如果周谷城此论可以成立，那么试问，历史上有许多边界相接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了和平友好关系，而没有发生过战争，那该怎么解释呢？

    周谷城对于中国历史上战争原因的这些奇谈怪论，我们并不陌生。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地主、资产阶级学者经常贩卖的那些陈词滥调而已。周谷城在这里尽管找出了这么许多造成战争的原因，但是他丝毫没有揭示出这些战争和人剥削人的现象及社会分成阶级这个本质问题的关系。相反，他却是极力掩盖这些战争的阶级根源。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超阶级的战争。“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就有产生战争的土壤。这是列宁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发现的客观规律。”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应该根据列宁的科学指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揭示历史上各种战争的阶级根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的说明每一次战争的真正原因，也才能更好的通过历史事实帮助人们认识今天世界上战争的根源，而不至于被帝国主义、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引入迷途。但周谷城的“理论”，却恰恰是把人们引入迷途的麻醉剂。

    　　　　（二）抹煞战争的阶级性质，为剥削阶级的侵略战争作辩护

    周谷城既然否定战争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掩盖战争的阶级根源，自然他也就会抹煞各种战争的阶级性质，别有用心地把这些战争说成是生存竞争，或者是由于偶然原因造成的偶然事件，等等。

    到底应该怎样认识战争？毛泽东同志早就科学地论证了列宁多次阐明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原理。他说：“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他又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级，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⒄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某个国家或某个阶级在战时所实行的政策，必然是它们在战前长时期内所实行的政策的继续，只不过在行动方式上有所不同罢了。”⒅所以，我们要识别战争，要找出战争的真正实质，就应当研究战前各方的政策，研究正在导致和已经导致战争的政策。这就“必须弄清楚，当前的战争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而进行的。”⒆列宁曾经不止一次的严厉批评了那些研究战争问题上的庸夫俗子的观点。一再教导我们，必须区分战争的阶级性质，从而采取不同的态度。

    可是，周谷城却恰恰相反，他处处抹煞战争的阶级性质，从而达到他为剥削阶级的侵略战争作辩护的目的。例如，他有一个很明显的论点就是：“要防止外患，则巩固边防，威胁四邻等等活动亦为不可少；于是乎有对外的用兵。”⒇在他看来，对外用兵就是因为“要防止外患”；“要防止外患”，就必须“威胁四邻”。在这个荒谬观点的指导下，周谷城在分析隋帝国“对外用兵”的原因时写道：“当时与隋相处最近，足以扰乱隋帝国之边境的，在西部有吐谷浑，北部有突厥，东北部有高丽。隋室对此，皆曾用兵。”(21)如此说来，隋帝国之所以发动对吐谷浑、突厥和高丽的战争，并不是隋朝封建地主阶级在战前压迫剥削国内人民的政策的继续，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而是因为他们“与隋相处最近，足以扰乱隋帝国之边境。”这是什么逻辑呢？如果说“相处最近”就要成为战争的原因，那么古往今来世界上有多少国家不都是边境相连，难道说它们都不断的陷入到战争中去了吗？古今中外，有多少国家民族之间，保持了世世代代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这又该怎么解释呢？如果按照周谷城的上述论点，那么今天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对外侵略战争不就成为理所当然了吗？周谷城一再强调说：“一个帝国统治权之巩固，对其邻近部族，非有相当之处置不可。对外用兵，固不必一例以好大喜功视之。” (22)这是道道地地的大国沙文主义！周谷城把隋帝国的对外侵略， 完全看作正义的举动，在他的笔下，隋朝封建统治者发动四侵高丽战争的真正原因被隐藏起来了，隋朝封建地主阶级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被抹煞了，这些战争所带给人民的空前沉重的兵役、徭役负担，所造成的财力耗费、人丁死亡，所引起的“百姓失业”、“人乃相食”(23)的严重恶果根本就不提了。周谷城这样有意抹煞战争的阶级性质，不是在为剥削阶级的侵略战争作辩护又是什么？

    此外，他在叙述西汉帝国的对外用兵时说：“当西汉统一帝国完全确立之时，汉族在亚洲东南部的诸部族中，恰恰是一个强有力者；于是为着巩固并增进其自己的生存条件计，乃向邻近的各族展开其自卫之势力。……这样一来，便有连年不断的开拓疆土之举了。”(24)在这里，周谷城又企图用种族的生存竞争的谬论代替阶级分析的方法，从而掩盖西汉封建统治者发动对外战争的侵略性质，这不又是为剥削阶级的侵略战争在作辩护吗？

    再如他把英法资产阶级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罪行说成是因为偶然事件的“交涉不得要领”。在这里他把明明是英国人制造的亚罗船事件，说成是“因中国官兵上船捕捉海盗，因而发生严重问题。”(25)然后又说：“以交涉不得要领，英方乃命香港驻军进犯广州。”(26)这就是说，英方很有理，而在向我们“交涉”时，我们还没有叫他们得“要领”，处处都是中国不对。这不仅完全掩盖了英、法资产阶级发动这次战争的真正目的——在于扩大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得到的权益，进一步侵略和掠夺中国，而且是明目张胆的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说话。

    　　　　（三）取消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反对革命战争

    究竟应该怎样正确的评价和对待战争呢？列宁曾经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在社会主义者讨论应该怎样评价战争、应该怎样对待战争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这个战争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哪些阶级准备和进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无条件的反对一切战争。”(27)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切非正义的、反动的战争，支持一切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周谷城却恰恰相反，他通过抹煞战争的阶级性质，为剥削阶级的非正义战争作辩护；还通过取消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有意模糊革命战争与反革命战争的界线，明目张胆的赞扬反革命的战争和反对革命战争。

    周谷城一笔勾消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最突出的表现在他掩盖战争的阶级根源，抹煞战争的阶级性质，把中国历史上许多战争都说成是生存竞争而已。西汉封建地主阶级的对外侵略，辽、金奴隶主贵族的对宋掠夺，隋朝封建统治者的四侵高丽，都被他说成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生存条件”，这当然也就没有什么非正义性了！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起义的反革命战争，被他说成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刘秀利用阴谋手段血腥地镇压了赤眉起义，他说这才消除了社会上的“乱源”，使得“秩序渐复”。(28)把北宋封建统治者残酷地镇压方腊、宋江和杨么等的起义，说成是为了“巩固民族阵容”！(29)对清政府镇压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使用官僚地主傅鼐的“乡勇与碉堡之法”，大肆歌颂，说他“故能建官军所不能建之功”，“以此平苗，果收奇效。”(30)汉奸刽子手曾国藩以地方豪绅的团练为基础组成的反革命地主武装，血腥地绞杀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周谷城竟以歌颂的口吻说成是“聚集湖南的忠实农民，组成湘军。”(31)这就是周谷城对待历史上剥削阶级所发动的对内镇压和对外侵略战争的态度。与此相反，对待历史上被压迫人民的一切革命战争，周谷城几乎是无不反对。最突出的表现在他不止一次的诬蔑和攻击伟大的农民革命战争。我们知道，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是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32)可是，在周谷城的眼中，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却被认为是“迷信或妖言邪说”(33)惑人造成的，是社会的“乱源”(34)，“破坏”(35)了社会秩序。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等都被他说成是社会的“乱源”和对社会的“破坏”。他甚至把农民战争和封建军阀之间的割据混战相提并论，说它们均使中华民族“元气损伤不少”。(36)有意模糊这两种战争截然不同的性质。不仅如此，他还露骨地反对被压迫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战争。突出的表现在他诋毁南宋的抗战派；诬蔑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导致了“丧权辱国之大祸”！(37)这正是他那“大压迫固然可以引出大反抗，但大反抗也必然引出大压迫”(38)的谬论的应用。按照周谷城的这个药方，一切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革命都只好取消了。取消革命，这正是周谷城反动历史观的最终目的。

    毛泽东同志说：“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39)这就是我们评价和对待古今中外一切战争的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而周谷城先生取消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反对革命战争，不承认革命战争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的自然表现，而且在一定情况下是它的必然表现。

    总之，周谷城先生对待中国历史上战争问题的观点是极为荒谬和反动的。他用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掩盖战争的阶级根源，抹煞战争的阶级性质，全力为剥削阶级的侵略战争作辩护；同时，他又一笔勾消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千方百计的反对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革命战争。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周谷城先生的地主、资产阶级立场是多么的顽固！我们必须对它进行彻底的批判，清除这种反动历史观的一切坏影响。

    正文注释：

    ⑴《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64页。

    ⑵《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31页。

    ⑶⑷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48、49页。（以下引文，不再注明作者、版本。）

    ⑸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2页。（以下引文，不再注明作者、版本。）

    ⑹《中国通史》，下册，第67页。

    ⑺同上书，上册，第98—99页。

    ⑻⑼同上书，下册，第32、33页。

    ⑽同上书，第34页。

    ⑾⒀《中国通史》，下册，第39、248页。

    ⑿同上书，上册，第261页。

    ⒁⒂同上书，下册，第127、219页。

    ⒃《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人民日报》1963年11月19日。

    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68—469页。

    ⒅⒆《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9、368页。

    ⒇(21)《中国通史》，上册，第358、361页。

    (22)同上书，第363页。

    (23)《隋书·食货志》。

    (24)《中国通史》，上册，第208页。

    (25)(26)《中国通史》，下册，第331页。

    (27)《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7页。

    (28)《中国通史》，上册，第232页。

    (29)(30)同上书，下册，第93、292页。

    (31)《中国通史》，下册，第405页。

    (3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19页。

    (33)(34)(36)《中国通史》，上册，第246、232、376页。

    (35)(37)《中国通史》，下册，第212、340页。

    (38)周谷城：《中国社会之变化》，新生命书局1931年版，第29页。

    (3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