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志华：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我国的研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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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简明教程》)出版后自苏联传入中国，围绕着《简明教程》的学习、宣传和研究，大致经历了延安整风和建国初期至50年代末为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掀起的两次学习、宣传和研究高潮时期。由于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这两个时期的特点是比较注重《简明教程》的理论学习和宣传介绍，缺少学术性的研究。80年代后，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在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改革同时也开始对斯大林模式的理论总结——《简明教程》进行批判和反思。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直到2005年，由于受苏东剧变影响，我国对《简明教程》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长达十五年的冷淡期。2004年7月，俄罗斯教育部再版发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并将其作为历史教学参考书发到了俄罗斯各高等院校，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对《简明教程》的再次关注。从2005年底至2006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红旗文稿》、《百年潮》、《中华魂》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跟踪报告：2005》先后发文介绍。再次掀起了对《简明教程》的研究热潮。简要回顾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30多年，我国学者对于《简明教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简明教程》的编撰缘起和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情况研究

1.关于为什么编写《简明教程》的问题

传统的观点认为，是斯大林为了树立个人理论权威的产物。而有的学者则提出，分析和总结其编著缘起，不能简单从某一方面进行概括，必须从领袖批判、历史传统、经验教育、统一理论、解释实践、树立权威等苏共的各种“需要”出发加以考察。《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编著是民族与国家、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政党与领袖等各种因素共同交织作用的结果，而非基于单一目的和需求。也正是由于创作缘起的复杂性，才造成了人们对该编著内容、风格、作用等理解的多义性。[1]

有的学者从《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背景和写作动机的角度分析了《简明教程》编撰的原因是，“一方面，首先是为了阐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为了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遗愿，为了从哲学的高度对苏联共产党历史、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历史经验作总结。另一方面，也为适应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巩固完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需要，为解决学术问题，树立斯大林个人理论权威的需要。”[2]

2.关于《简明教程》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情况

有学者提出了“三种版本说”。张静如、唐曼珍指出，1938年11月，该书刚出版两个月，其中第七章和结束语就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在延安的刊物《解放》周刊上。不久就有了三个中译本流行。重庆译本分上下两册，多流行于大后方各省；上海译本多流行于上海和新四军活动区域；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的译本是三个译本中质量较好的，多流行于华北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大后方和华中各地也常常见到这个译本。在华北某些抗日根据地还有大量的翻印本。据粗略统计，到1941年3月，《联共党史》在中国已经发行了10万册。[3]

还有学者提出了《简明教程》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四种版本观点。朱宝强指出，1939年初《简明教程》从苏联传入中国，当年即在国内出现了4个颇具影响的中译本：第一本是苏联外文局版《教程》中译本，这一译本多流行于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大后方和华中各地亦常见这一译本；其次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以重庆中国出版社版、延安解放社版和上海启明社版为代表的《简明教程》的三种不同中文本，并且指出了这几种版本的不同特点。认为《简明教程》的莫斯科版、中国出版社版和解放社版，是由“官方”组织翻译的“正本”，体现着苏共和中共的党派意识和价值诉求，也得到了组织化力量的大力支持和党的宣传机构的大力推介，因此这三种译本在党内外影响很大、发行传播很广。而上海启明社版《简明教程》中译本，由于是民国时期对苏联政治历史有相当研究造诣的著名学者吴清友翻译的，体现出作者对苏联党史的研究水平，不具有官方色彩，因此在书名、体例、语言等方面与前述三个译本有所不同。[4]

朱宝强还指出建国后《简明教程》又在国内出现了4种的不同版本：人民出版社版、大字版、中央编译局版、少数民族语版，介绍了这四个版本的翻译出版与传播的情况。其中人民出版社版是建国后全国发行量最多、传播最广、影响最大。1980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哈萨克文版和藏文版的《简明教程》，是已出版的2种少数民族文字版，具有重要的意义。[5]

二、关于《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和苏联历史学科的影响研究

由于《简明教程》被冠以党史教科书的名义，对于中共党史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主要是从党史学科的角度关注《简明教程》。

1988年10月全国中央党史研究会等六单位，联合召开了“《联共党史》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座谈会。学者们承认简明教程对我国中共党史的研究和教学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学者们一致认为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的负面影响更大。

首先是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撰写。在“文革”中，一部中共党史被写成为10次路线斗争史，便是突出的例子。再如对高校党史教材编写的影响。1961年由北京市高校协作组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就是以它为范本的。全书不适当地夸大领袖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突出毛泽东的活动。因此，要改革党史教学，提高中共党史的研究水平，必须否定以《简明教程》为范本的中共党史体系，按照历史学科的要求编出高质量的中共党史著作来。[6]

王渔认为，《简明教程》对我国最大的消极影响，就是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把它当成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完整的典型，对它抱着一种教条主义的态度，错误地把苏联一国甚至是一时的经验都当成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从而照搬苏联的经验，特别是在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向题上更是如此。[7]

廖盖隆认为对《简明教程》及其对中共党史的影响的评价，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这本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曾经广为流传和备受赞誉。这是因为它从形式到内容有一些优点，有一些吸引人和有益于人的东西。在语言文字和叙述方法上，它非常简明流畅，叙事生动，而且大部分是史论结合的，它使人容易了解和接受，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同时也肯定了这本书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和教学好的影响。如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形成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毛泽东思想)为主要线索来研究和讲授中共党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也还是遵循这个根本的思想原则的。同时也指出，《简明教程》就总体来讲是有很大的错误，歪曲了历史，神化了列宁，特别是神化了斯大林；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曾经造成了中国各个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和大量枉杀无辜的干部和群众的严重错误；它对毛泽东晚期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也有重大的直接影响。[8]

张静如提出，在中共党史学的初建期，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就已开始受到这本书的影响，这主要是过于强调理论的和批判的内容，强调政治意义，而把史实当作陪衬。《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它不是按照历史学科而是按照理论学科的要求来撰写苏联共产党历史的，弄错了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长期弄不清楚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是阻碍中共党史学正常发展的内在因素。[9]

龚育之分析了《联共党史》对中共党史教科书审定模式的影响。提出“党史教科书怎样审定？过去有一种模式，就是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模式。这种模式，显示出它的极大权威，就是公开宣布此书由“联共布中央审定”印在封面上。而且几乎收入《斯大林全集》[10]，而中共党史教科书的审定深受这一模式的影响，但是又不完全是苏联的这种模式。龚育之认为，中共党史教科书的审定经历了几个模式：首先是延安模式。以中央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式，但是没有像苏联那样编写和出版中共中央审定的党史教科书。第二种是建国初期的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模式。这一模式是经过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审阅批示，由党内权威理论家胡乔木署名在《人民日报》发表，随后出版单行本大量发行的形式；第三种是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经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批准，以“中央党史研究室著”和权威理论家的名义出版的形式。

在1988年“《联共党史》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座谈会之后不久，张静如、唐曼珍在《中共党史学史》一书中进一步分析了《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认为其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在主题上，这部书论述了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较明显的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自觉活动不断结合的过程，并通过史实告诉人们，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要熟读它的公式和结论，而是必须学会在本国革命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理论。这个主题思想对于克服党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僵化保守的倾向，充实新鲜活泼的本国革命经验理论，引导人们注重历史事实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编撰内容上，《联共党史》是以联共党战略与策略的演变和列宁主义的发展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向党员和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教育为最重要的目的。它对党的思想理论研究，统一全党认识起了重要作用。党史研究必须坚持为制定党的正确战略、策略、思想路线直接服务的总方向，能够把丰富的全党实践上升为理论，从历史的角度源源不断地产生科学分析和评价党的理论发展的文章。”[11]其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简明教程》史味不浓，以论带史的现象非常突出，因而缺乏说服力，使人不易接受，且过分渲染了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和夸大列宁、斯大林个人的作用，给初建期的中共党史研究带来了不好的影响。[12]

除了探讨《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学科的影响之外，不少历史学者也关注了《简明教程》对苏联史学发展的影响，但绝大多数探讨的主要是消极方面。“《简明教程》出版，成为苏联史学中以论代史和公式化、简单化的重要思想来源”，“《教程》中存在一定的对待历史态度的原则，也就是说存在着方法论观点，这些方法论观点已经融入到到苏联历史科学中，对几代历史学者们的研究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教程》几乎决定了此后史学概念体系的所有内容，不仅在40-60年代的苏联史学研究占主导地位，并一直影响到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史学研究。”[13]苏联“把《教程》树立为‘唯一正确’的模本，它本身又仅仅为胜利者进行辩护，这就不仅禁锢了马克思主义，也禁锢了历史科学。”[14]

三、关于《简明教程》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1.关于《简明教程》是否是一部马列主义著作的认识

前苏联历史学家马斯洛夫认为，《简明教程》是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它完全违背了马列主义，通篇就是对个人的崇拜，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而且对苏联共产党历史进行随意的篡改，因此应该予以完全的否定。[15]受此观点的影响，国内有的学者对《简明教程》持否定的态度，认为《简明教程》是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模式最终确立的标志。50年代以前它一直是集斯大林思想理论之大成、阐述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的最高范本并流毒于当时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它凝聚了对斯大林的全部个人崇拜。教程中还凝固着教条主义、左倾激进主义和空想主义。[16]

多数中共党史学研究的学者认为，《简明教程》虽然不是一本严谨的历史著作，但作为一本宣传马列主义理论的“经典”书，它在传播马列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在两代人中传播了马列主义基本知识，这是不应抹煞的。”例如，80年代廖盖隆就结合自己的学习经历，赞扬了《简明教程》对他学习列宁的著作的确是有帮助的。同时也指出，此书所包含了相当多的经不住历史检验的非马克思主义错误理论观点。[17]

而马哲史研究的学者通过对《简明教程》中的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提出斯大林以2万多字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部分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虽然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甚至是有严重的理论错误，但是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既有存在的价值一面，也有它局限性的一面，既非“每个原理都是专门巨著的指路明灯”，亦非整部著作毫无意义。[18]

2.关于《简明教程》在中国大众化的原因分析

有学者从党对马列主义的理论需求和《简明教程》的文字特点方面进行分析。苏双碧指出，中国共产党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从俄国输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获得的。尽管中国革命有许多自己的创造，诸如农村包围城市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但其理论体系是很难完全摆脱苏联影响的。中国革命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形势迅速发展，共产党人亟须用马列主义来武装自己。而当时，一是在战争年代，人们不可能系统地读那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二是解放区里经典著作很缺乏，很难找到适合于干部学习的读本。《简明教程》中译本的出版，为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本现成的教材。同时还指出，《简明教程》的概括能力和文字水平都是很好的，而且对列宁主要著作进行了系统扼要的介绍，观点也比较鲜明，读起来既通俗易懂，又较容易掌握，于是就成了我党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读教科书。[9]

有的学者从反教条主义的现实需要角度进行分析。黄志高以《简明教程》学习为个案，研究了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提出反教条主义的现实需要直接决定着中共学习《简明教程》时的内容选择。《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件。它既适应了中共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需要，又为纠正教条主义错误、端正马克思主义学风提供了理论武器。他还从毛泽东关于学习《简明教程》的一系列论述中，概括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观：其一，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精；其二，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注重思想方法的学习；其三，学习马克思主义要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20]

有的学者则从领袖个人的魅力偏好角度进行分析。朱宝强认为《简明教程》在中共党内能得到如此广泛和持久的传播，离不开毛泽东的一贯倡导和推崇。毛泽东个人的一贯推崇和倡导是推动《简明教程》在中共党内传播和大众化的源动力之一，他个人的领袖魅力和思想偏好在推动《简明教程》在中共党内持久广泛地发挥政治传播作用的过程中起了难以取代的重大作用。[21]

还有学者强调应从社会历史、时代需求、个人偏好等多因素角度进行分析。娄胜华指出，《简明教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等诸多因素分不开的。接受者主体素质和当时马列著作出版状况、中国共产党探索和解决面临的革命与建设的时代课题客观需要、领导人的推崇和党与国家的大力组织宣传进行了分析。[22]

3.关于《简明教程》大众化的历史过程

有的学者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了《简明教程》在中国的大众化过程。娄胜华考察了半个世纪来《简明教程》在中国传播和影响的历史过程，比较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简明教程》对中国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不同特征，着重从苏联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对比关系角度，研究了《简明教程》在普及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提高党员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指导党内斗争以及开展中共党史研究等几个方面的突出影响，客观全面地评价了《简明教程》的积极作用和消极意义，分析了《简明教程》所以在现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历史影响的社会历史条件等诸方面的动因，从中抽象出应有的历史反思和须借鉴的经验教训。[23]

还有学者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视角，探讨了《简明教程》在苏联和国际社会的大众化问题。闻一探讨了《简明教程》为什么成为世界各国共产党必读的教材和“惟一的党史教科书”的原因，指出“《简明教程》终于成了苏联惟一一本布尔什维克党史教科书，惟一的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这个过程是和斯大林的个人威信被神话、被崇奉的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是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措施，来保证这一目的的实现。[24]闻一还考察了共产国际与简明教程学习的关系，简要提及了简明教程在德、美等国共产党中学习的情况。[25]

4.关于《简明教程》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和作用

有的学者认为由于《简明教程》自身存在的致命缺陷使得它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所起的负面作用是主要的。“这本书在思想上是独断的，在理论方式上是形而上学的。它在把现成的理论信条灌输给人们的同时，堵塞了接受融会新的知识、新的思想的途径。结果仅仅是培养了一大批意识形态的宣传干部，却窒息了全党干部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26]

但总体而言，大多数学者认为对于《简明教程》要一分为二地分析，既不抹杀它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化所起的作用，也不应该回避《简明教程》所犯的错误。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简明教程》列为党校、干部学校、高等院校的必读教材之一。这本书对于学习和了解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确实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简明教程》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和干部教育中发挥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它在两代人中传播了马列主义基本知识，这是不应抹煞的。但是，此书所包含的相当多的经不住历史检验的错误理论观点和虚假史事叙述，也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造成了我党理论宣传工作中的许多迷误。[27]

还有学者从《联共党史》对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重大影响角度进行了研究。欧阳军喜指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对宣传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促进了干部教育的发展；二是改变了党在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分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与党史教育分离的做法，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与党史教育结合起来；三是加强了党的宣传工作与抗战实际的结合。这一切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实现思想上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28]

总之，《简明教程》是一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产生过深远历史影响的著作。国内学者对于它的学习、宣传和研究，伴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伏，经历了由热变冷，由全面肯定到否定再到辩证分析的理性研究阶段。研究的视角也从过去较为单一的党史学逐步扩展到多个学科，有历史学的、传播学的、政治学的、文献学的等等。而从当前对《简明教程》的历史评价的褒贬不一就能够说明，对于它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参考文献:

[1]许冲、孟令蓉：历史与冲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著缘起探析，《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4期。

[2]谢娟：《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背景及其政治动机，《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3]张静如、唐曼珍：《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3页。

[4]朱宝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与传播，《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4期。

[5]朱宝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与传播，《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4期。

[6][7][8][9]《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影响(座谈会发言摘登)，《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10]龚育之：《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8页。

[11]张静如、唐曼珍：《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页。

[12]张静如、唐曼珍：《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5页。

[13]齐山德：《苏联时期史学研究初论》(吉林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第19页。

[14]柳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原载《书林》1988年第2期，收入《世纪性的实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苏]马斯洛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马贵凡译，《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

[16]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331-332页。

[17]《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影响(座谈会发言摘登)，《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18]黄楠森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5卷，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415页。

[19]《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影响(座谈会发言摘登)，《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20]黄志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福建党史月刊》2011年第18期。

[21]朱宝强：毛泽东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共党内的传播，《中外企业家》2012年第1期。

[22]娄胜华：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的影响，《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23]娄胜华：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的影响，《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24]闻一：为什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会成为“惟一的党史教科书”？(上、下)，《学习时报》2006年12月4、18日。

[25]闻一：为什么《联共(布)党史》会成为各国共产党的必读教材？(上、下)，《学习时报》2007年1月1日、15日。

[26]张光明：《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页。

[27]《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影响(座谈会发言摘登)，《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28]欧阳军喜：论抗战时期《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影响，《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2期。

(汤志华，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学者，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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