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炯华：李达评传引论与后记

reading

李达评传引论与后记

引论

    马克思主义从清末民初传入中国，到现在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自五四时期起，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为它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作出了孜孜不倦的努力和富有成果的贡献，许多革命先行者为它在中国的实践和胜利进行了坚忍不拔的奋斗，作出了可歌可泣的奉献，乃至宝贵的生命。
李达是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他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到60年代中期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罹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中国革命理论的研究，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和高等教育事业，披肝沥胆，大呼猛进，作出了重要而卓越的贡献。他是中国成就蜚然、英名远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李达出生于湖南零陵（今永州）一个农民家庭。1909年考入京师优级师范。1913年考取留日官费生东渡，因病翌年辍学回国。1917年春，他第二次东渡，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理科。
李达两次东渡期间，亲身感受到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野心，也饱受了不堪忍受的欺凌。他想学成建设自己的国家，可是国家却战乱频仍，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中国的出路是什么？民族的希望在哪里？实业救国的理想在何处？他陷入极大的迷茫和苦恼。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李达感到极大的振奋和鼓舞。他从中朦胧地看到了祖国的出路和民族的希望，开始从日本报刊和书籍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立志寻找救国救民的新出路。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反苏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个以苏维埃俄国为假想敌人的“协定”，公然允许日本军队进入东北全境。这既是段祺瑞政府的引狼入室，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假虞灭虢”，因而激起了我三千留日学生的极大义愤。他们在向日本政府集会抗议之后，决定组织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罢课回国请愿。李达参加救国团，并率领先遣队离日回国。
李达同阮湘、黄日葵、龚德柏等人抵达北京后，与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等人共同蹉商、发起，于5月21日举行了有2000余名北京各院校学生参加的向段祺瑞政府的示威请愿。这是我国学生运动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活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正如许德珩后来所说，它却“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和先导”。 它也是李达从单纯爱国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一步。他第三次东渡，放弃理科的学习，师事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专攻马克思主义，并从此成为终生不渝的马克思主义者。
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使远在日本的李达激情满怀，欢欣鼓舞。他从中看到了祖国和民族命运的转机，立即撰述《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寄回国内发表，从而使他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位先驱者。
1920年8月，李达从日本回国寻访同志，干社会革命。他到上海与陈独秀见面商谈后，立即参加发起中国共产党（史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积极投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他主编中共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担任发起组的代理书记。他是中共一大的召集人，担负一大会务，并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作为宣传主任，同陈独秀创办并主持中共第一所妇女运动学校上海平民女学，成立并主持中共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中共二大后，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出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开始在长沙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和研究。他虽然因为国共合作问题与陈独秀意见不合而离开了他亲自参加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但他仍然积极参加大革命，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其1923年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和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则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论著。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达开始了在国民党统治的险恶环境中长期斗争的生涯。在湖南，他被作为“著名共首”受通缉；在武昌，他险遭敌人的搜捕；在上海，他被法国巡捕抄家，遭到特务的殴打；在北平，他受到宪兵和特务的严密监视；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屡遭解聘，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蒋介石挑起的新内战中，他在长沙被同时上了三个敌特机关的黑名单。他虽然在大革命失败之初有过短暂的徬徨，但他很快振起，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成为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特别是从1928年冬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段革命与反革命殊死搏斗、充满惊涛骇浪的岁月，李达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顽强的毅力，积极投身左翼文化运动和抗日救亡的斗争活动，著译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在上海和北平的大学讲坛上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货币学和社会进化史等课程，不仅成为蜚声学界、享誉南北的红色教授，而且成为进步师生和反动派作斗争的一面旗帜。
这一时期，在李达著译的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中，尤其起过重大历史作用和富有深远影响的是他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民族问题》、《社会学大纲》等专著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河上肇著)、《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卢波尔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可夫等著)等译著。他的这些重要著译从理论上帮助了从事武器批判的将军和战士，教导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走上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在延安收到李达所寄的《社会学大纲》后，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写信称赞他是“真正的人”。而毛泽东在延安讲“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也讲“零陵出马克思主义”。 史学家侯外庐回忆30年代在北平的经历时说：“抗战前，在北平敢于宣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党内外都有，大家都是很冒风险的。但是，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
1948年，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决战中，在河北西柏坡的毛泽东通过地下党给在长沙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李达带信说：“吾兄乃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参与经营。”1949年5月，李达在中共华南局组织的护送下，由黎明前黑暗的长沙辗转到达春光明媚的北平。18日，正在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胜利进军的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与他相见，谈至深夜，他就留宿在毛泽东的硬木板卧榻上，因而留下了类似东汉严光“加脚于帝腹”的轶闻。
李达怀着欣喜的心情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经刘少奇介绍，由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孚作历史证明人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国新法学学会、新哲学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的主要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随后一直担任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暨常务委员和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为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继续作出重要的贡献。
李达作为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他的名字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联系在—起的。他是我国唯一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几乎全过程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系统化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情况，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时期(1919，5—1920，7)，从中国共产党起组成立到大革命失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早期传播时期(1920，8—1927，7)，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传播时期(1927，8—1937，5)。至此，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任务基本结束，随后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开花和结果。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李大钊和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者，胡汉民等三民主义者，陈博贤等先进报人都作出了开拓性和奠基性贡献。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的先驱，传播唯物史观的旗手；胡汉民是唯物史观学理传播的突出代表；瞿秋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早期传播时期辩证唯物主义启蒙的先驱。李达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早期传播时期为唯物史观的传播和应用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传播时期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社会学大纲》这部起过重大历史作用之名著的正式出版，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阶段的基本结束。由于这种或那种历史原因和个人条件，李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历方面，是我国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没有的。他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虽然不是最早的，但却是最大的。早在30年代就有人指出：“中国研究马克思及辩证唯物论，要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为最早，最有贡献。至于今日，一死，一囚；所以只有李达了，在今日介绍成绩最佳，影响最大，当然是李达。”他认为，“今日辩证唯物论之所以澎湃于中国社会，固因时代潮流之所趋，非人力之所能左右，然李先生一番介绍翻译的工作，在近五十年思想史之功绩不可忘记。”
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艾思奇在延安编辑出版《哲学选辑》一书。这是对于李达《社会学大纲》、李达等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艾思奇等译米丁等著《新哲学大纲》，沈志远译米丁等著《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四部哲学名著“较为专长的部分”的集成。《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绪论即被用作《哲学选辑》的绪论，《社会学大纲》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即被用作《哲学选辑》的第三章，这意味着李达的这一章已经领先苏联人。同时，艾思奇的《研究提纲》所列“参考书目”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国人的著作只有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
李达30年代的哲学著译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和理论观点。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准确地解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地概括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应用作出了多方面的开拓性贡献。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和中国革命的初创阶段，尤其注重思想建党，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武装工人阶级和党的活动分子，分析俄国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和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任务，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为奠定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应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性质，论证中国革命纲领，因而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说明了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年代即土地革命初期，他又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中国产业革命状况和中国社会的性质，阐述列宁关于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论，为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步骤作了重要的理论论证。他虽然在组织上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也有过短暂的徬徨；但是，他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论证却是全面的、深刻的，富有远见和卓识。
李达还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社会学大纲》不仅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化的教材体系，而且说明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突出了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范畴和规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较好地阐述了辩证法、认识论与逻辑学的一致性，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理论与实践、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统一以及对抗与非对抗矛盾，最早涉及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又概括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和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范畴和原理的内容。
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还在社会科学的多学科部门进行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开拓，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包括马克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涉及到货币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和教育学等各个领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
李达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旧社会学，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新社会学。其《现代社会学》“就学说言，是革命的社会学；就体裁言，是社会学的革命”。 前苏联学者Β·Γ·布罗夫指出:“《现代社会学》一书是20年代阐明科学社会学原理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一”。它不仅“能够译出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基本思想的实质”，而且“从方法论的观点出发，评价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基本原理”。
李达研究和讲授经济学和货币学，不仅翻译了马克思《经济学批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米哈列夫斯基《经济学入门》、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河田嗣郎《土地经济学》、拉比拉斯等《政治经济学教程》等著作，而且撰写了《经济学大纲》和《货币学概论》等专著，在出色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从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部门经济学。
李达研究和讲授社会进化史，撰写了《社会进化史》等著作，主编了《社会发展史》，不仅阐述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史，而且成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位新史家。
李达研究和讲授法理学，撰写《法理学大纲》，阐述马克思主义法学，批判资产阶级法理学。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又担任新法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兼副主任，撰写《谈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等著作。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建树。
李达从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担任上海平民女学主任和湖南自修大学学长，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校长，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和教学活动。他探索教育规律和教学原则，积累了丰富的办学和理论教育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教育学也有重要贡献。
李达还是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的先驱者。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他不仅创办上海平民女学，而且翻译堺利彦的《女性中心说》、安部矾雄《产儿制限论》等著作和《列宁底妇人解放论》等论文，撰写《女子解放论》、《平民女学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女权运动史》等文章。
李达在思想政治斗争和文化学术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论战的主将，他应用唯物史观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既批判了梁启超、张东荪的假社会主义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又批判了黄凌霜等人的无政府主义。他还独到地批判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所谓第四国际的极“左”思潮以及江亢虎的所谓新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当面称赞他说：“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 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由于历史条件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李达也参加过错误的思想和政治斗争，从“左”的方面作过一些勉为人难的批判；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很快有所反思，抵制了1958年以后日益泛滥的极“左”思潮和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而且不断迸发理性智慧的火花，最后尤其以哲学家的胆识发出了反对“顶峰论”的呐喊。从他一生的总体看，他是我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位叱咤风云、大呼猛进的战士。
李达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成果辉煌的翻译家和著作家。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中，他著译兼攻，不仅翻译了《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唯物史观解说》、《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法理学大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政治经济学教程》、《辨证法唯物论教程》等数百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 而且撰述了《现代社会学》、《社会问题之基础知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民族问题》、《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货币学概论》、《社会进化史》、《法理学大纲》、《谈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和《唯物辩证法大纲》等数百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由于他在五四时期的笔名尚未完全搞清,由于十年动乱伊始他的全部书稿文献均被查抄，有些至今下落不明，他一生中的著译尚不能作出精确的统计。他的著译如此之丰，涉猎如此之广，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翻译家和著作家中是屈指可数的。而其译著则是“给中国翻译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蔡尚思指出：“最努力翻译介绍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者，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属于资产阶级方面，首推严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属于无产阶级方面，应推李大钊、李达、王亚南等。”
李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影响最大的学者型理论家 。他从创办上海平民女学到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在教育界的生涯将近四十年。他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无产阶级教育的实践，他将近半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译，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为现代中国的学术文化事业，培养和影响了几代人。他在上海平民女学和湖南自修大学以来的许多学生，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中坚，成为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的重镇，遍布新中国党政军学文各界，其中最著者有史学家吕振羽，作家丁玲，革命家任仲夷、杨易辰、段君毅、陈沂等。他的影响还超出学校之外，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在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冯玉祥等爱国将领，也或者读过他著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或者接受过他的指导，或者听过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史上一位影响深广的教育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代宗师。而就其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和影响说，他又称得上是中国的普列汉诺夫。
李达还是国外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走向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曾被译为日文和朝鲜文。他在前苏联，即便在60年代中苏交恶的年代，也仍然被称为“老马克思主义者”。Β·Γ·布罗夫还指出，李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原理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在十——二十年代之交发表的文章中，他论述了关于在中国存在着对抗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批判了广泛流行于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某些阶层中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李达的这些文章的内容表明，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对社会革命方法的认识远非正确无误；但是，这些文章与其他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的文章一样，对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组织和建立中国共产党起了重要作用”。
法国哲学家彼埃尔(O.Briere)1947年在《震旦大学学报》发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一文首次把李达、艾思奇等人的著作称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他1949年用法文出版的《中国哲学50年（1898-1948）》一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和艾思奇”一节又专门介绍了李达及其主要著作《社会学大纲》。
澳大利亚专门研究亚洲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学者尼克·奈特在毛泽东思想起源研究中发现毛泽东深受30年代早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而这正是通过李达与其他中国知识分子的翻译和著作进入中国的”。因此，1993年他放下手头毛泽东思想起源的研究，专程来中国搜集李达的研究资料，于1996年在美国出版了《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一书。 这本300多页的英文著作认为，“李达的哲学和理论著作是一个很好的中介，它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与欧洲、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并能纠正将中国马克思主义视作正统马克思主义之异端的偏见”。“60年代，李达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陷入矛盾，这是他早期在与党以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上所遇到的矛盾的回声。”奈特还强调指出，李达的许多哲学著作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架本身的明确化和精致化”。“李达在思想上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正是他的工作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没有成为本土化的教条，而是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但是，李达同样是食五谷杂粮的普通人，还是富有个性、性格倔强的湖南人。像许多历史人物一样，他同样有过缺失和错误，同样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李达1923年因与陈独秀争吵国共合作问题而脱离了他本人参加创建的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汉口《民国日报》又发表其“脱离共产党已有多年，以免误会”的“启事”。虽然这个启事很可能为其在汉朋友代启；但他1928年的文章毕竟1923年旧事重提，说明自己“脱离共产党已有多年”。这一年，他还在有关文章中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这些无疑都是其严重的政治错误。
30年代在北平，红色教授的李达同时身兼三所大学教授，月薪好几百块大洋。他经常邀约朋友下馆子，还成了胡同里的“李三爷”。从邓初民和丁玲的有关回忆，他这在当时属于无伤大雅的行为，虽然是以松懈当局对他注意的一种韬光养晦；但毕竟也是个人生活的失检。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达事业望隆亦有失。他积极参加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由《红楼梦》研究而引出的胡适思想，批判因顶撞毛泽东而引出的梁漱溟思想，批判因对文艺界有不同意见而引出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反右斗争中，他也从理论上批判了马哲民和徐懋庸。所有这些，不仅反映了他认识上的错误，而且也反映了他思想上的哲学政治化倾向。
然而，李达毕竟又是具有人格个性、勇于坚持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学者。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后，他在武汉大学哲学系提出“我们在政治上绝对服从毛主席领导，我们在学术上可以同毛主席争鸣”。特别是从1958年起，他痛苦反思不赶潮。那一年，他在武昌同毛泽东面争关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大跃进”口号。1959年，他在青岛休养，听到他的老朋友、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私下介绍庐山会议反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他如雷击顶。他认为彭、黄、张、周反党不可能，“本来应该反左，怎么反起右来了，党内出了怪事！”他沉默了，甚至连他身为中国哲学学会会长已经动笔撰写的《毛泽东——辩证法的巨匠》这一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文章也不写了。1962年，他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回家乡视察，目睹家乡父老乡亲缺衣少食的苦日子和社队干部的不良作风，他不仅认为彭德怀庐山会议的“意见书”是对的；而且为民请命，向湖南省委和零陵地委提出书面报告，要求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这次视察后，古稀之年的他，寝食不安，常常自言自语地说：“要是还能退回去一二十年，我就不做这个校长了，干脆回去做个人民公社社长，先把老百姓的肚子搞饱再说。”1966年“文革”前夕，他竟针对《羊城晚报》社论《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公然反对林彪的“顶峰论”，最后终于罹难！
新中国“三次哲学大论战”的领衔者、刚正不阿的杨献珍称赞李达为“我国哲学界的泰山北斗”，“中国早期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界”的“总司令”。他说：“李达同志是我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最早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准确地、坚定地传播给中国革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史学家吕振羽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还一往情深地说：“李达同志是我终身难忘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他“是我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大师，伟大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他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著述是多方面的，影响是深广的”。“他勤勤恳恳地把自己全部生命献给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他认为，“李达的高尚品德和杰出贡献还没有为人们所充分认识，对李达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置生死于度外、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阵地的精神和贡献的评价远远不够。”他还感到“自己有责任写一部《李达传》，因为他对李达的一生了解得最清楚、最详细”。  可是因为从1962年起，他就饱受牢狱之灾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获自由，风烛残年的他，撰写《李达传》显然已是力不从心了。
史学家侯外庐指出：“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李达同志是一位普罗米修士式的播火者。从五四时期开始，他就孜孜不倦地在中国人民中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最早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李达同志兼有著作家和翻译家一身而二任的特点。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李达同志具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李达同志的理论贡献，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哲学方面。他既是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播火者，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宣传者。他强调指出：“诚如鲁迅先生论定李大钊同志那样，李达同志的著译，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丰碑。”
1990年10月，胡乔木在首都理论界和教育界纪念李达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讲话说：李达是我们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教育家、理论家、著作家，他是多方面的学者。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他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开始，终身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奋斗到最后一息。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教育家，在任何困难危险的环境下，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勤奋研究，不断前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认为，在我们党将近七十年的历史上，还很少有象李达这样勤奋、这样有丰富的卓越成就、这样在任何困难危险的环境下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教育家，这样坚定勇敢而不断追求进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完全有理由以有李达这样一位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就以全部身心投人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奋斗，数十年如一日的前驱和榜样而自豪。 此前，他还为李达百年诞辰题词：“坚持真理  不屈不挠  身体力行  万世师表”。
胡绳在同一场合讲话则概括了李达理论活动的“两个显著的特点”，并认为这“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已有突出的表现”。第一个特点是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作用。“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中国的思想界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既有主张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也有在社会主义名义下宣传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等错误思想，还有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修正主义的思想和极左的思想。为了树立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批判这些错误的思想。当时，李达和其他很少的同志就是这样做了的。”第二个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我们常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在三十年代后期才成熟起来。但这并不是说，在这以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般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从李达同志的早期著作来看，他在1923年就发表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的论文，其中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这一特点出发指出，中国共产党‘组织无产阶级，企图社会革命’是有‘理论上事实上的根据’的，同时又说，无产阶级究竟怎样来进行政治运动，‘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划’，那是要‘按照中国国情’来决定的。在那时有这样的看法是很可贵的。显然，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李达同志认真进行了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具体研究。”
李达晚年的主要助手陶德麟认为，李达“是一位战士型的学者，学者型的战士”。“他的治学风格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把理论的严谨性与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一种以身殉道的骨气，决不随波逐流，屈从谬说。”
但是，李达毕竟已是一位历史人物，马克思主义也有了新的诠释和发展，中国社会尤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今日研究李达，不是重复李达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回眸那个时代的历史，评价李达这位历史人物。他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他的成功和失误，都发生于20世纪的中国。通过他，还可以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风貌，中国革命的历程，中国共产党最初一代人的追求和奋斗，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浩劫。


后记

在本书终于付印时，我可以告慰李达老夫子了！在我能够告慰他老人家时，我也应当向他请罪了！
我是1962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进入“李达实验班”的。我聆听过李达老校长的谆谆教诲，沐浴过他关爱的阳光；但是，在1966年“文革”初起的5月24日，在听了哲学系工作组的动员报告后，我却在班上起草向中共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的信，“揭发”他老人家，把他树起拇指对我们的称赞、“集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期待和“脑、口、手、德、体”的谆谆教诲，统统说成是对我们的“毒害”。
虽然我自己因为响应毛主席关于哲学工作者要下乡滚泥巴的号召随班去孝感，在学习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说过我们是农村来的贫下中农子弟，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一代大学生，至少也应当是毛主席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所说的“两头小，中间大”或者情况还要好一些，即是说，革命、进步的那一头要大一些，反动、落后的那一头要小得多；结果却被认为是“攻击”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的估计“过时了”。我同王其华、陈明两君在新四区九舍寝室的走廊上被贴大字报，打成所谓 “李达三家村67111班黑分店”，省委主要负责人给“王炯华等九同学”回信，系里在用大红纸抄出公布时抹去了我的名字，把题头改成“哲学系四年级的同学们”，校文革组织的红卫兵我也未能获准加入。虽然我从1967年春即投入为李达翻案的活动，甚至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还被隔离审查，最后影响到1978年我报考研究生的“政审不合格”而名落孙山。虽然几十年来，我写下了有关李达的许多文字。但是，自从写了那封不堪回首的“揭发”信后，我一直抱有对他老人家的负罪感。每念及此，我总感到脸红，心也隐隐作痛。学生时代的这件荒唐事，如影相随我几十年！我向我的一些老师谈过，我也向李夫人石曼华老谈过；但他们不仅原谅了我，甚至还反过来安慰我。现在我向老夫子请罪，但遗憾的是，逝者长已矣，对于他，我再怎样的补救都没有用了！这只能说是我自己人生不可遗忘的教训！自此以后，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运动，我再也无揭发、举报一类臭故事。
李达是属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人物。但是，他的追求和奋斗，他的思想和人格，对于新世纪的我们，仍极具教益！本书力图多角度、全方位地述说李达，全面、综合地评价李达，以反映他的追求和奋斗，他的思想和人格；但限于我自己的见识和笔力，仍难以达致，甚至还可能有误读。
本书属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党史专业2001年度资助项目“李达研究”，得到华夏英才基金、我校华中科技大学和李达家乡永州市冷水滩区的出版资助。这里谨深切感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华夏英才基金办公室，冷水滩区委、区政府，华中科技大学及党委统战部、人文社会科学办公室和人文学院；谨深切感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和华夏英才基金相关评审组的专家和金学锋、林智敏、董明慧、刘献君等先生。
本书承蒙李达助手、前武汉大学校长陶德麟教授和中共中央党校金春明教授拨冗审稿。他们审阅了全部书稿，提出了许多重要而中肯的意见，其中陶老师不仅亲笔做了一些修改，还给我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本书作为“李达研究”的成果，除了陶老师和金教授的审稿鉴定，南京大学许苏民教授，我校张曙光教授和徐晓林教授也参加鉴定，他们同样提出了重要而中肯的意见，使本课题研究于2003年6月顺利通过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验收和结项。对以上五位教授的审查鉴定，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援引了许多前辈的回忆，名家的评价，研究者的成果，除了本书已有所注，谨此一并致谢！
本书得到“李达研究”课题组成员、我校程红副教授的积极加盟。他撰写了第二、四、十章及第七章第4节、第十二章第2节。
多年以来，我的朋友、湖北师范学院郭仲藩教授和我指导的历届研究生张文联、朱孔武、刘宏斌、王辉球、徐天铁、陈德军、陈喜荣、谢永鑫、谢洁瑕、陈敏荣、张传明诸君以及女儿许琦或在外地，或在本埠，为我查阅和复印了许多相关资料，亦谨此一并致谢！
还要深切感谢人民出版社和刘彦青编辑，感谢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有关专家。没有刘编辑的策划、组稿和加工，没有人民出版社和中央党史研究室有关领导和专家的终审，本书也不可能在人民出版社按现在这个样子顺利出版。

王炯华
                               2002年12月12日定稿于武昌碧水花园
                               2003年12月日终校于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补注：

    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36·5万字，2004，2，(2005，6，第二次印刷)。2005，2，1，超星数字图书馆作为“历史传记”第五本推荐。2005，2，15，该馆又发表蒋益文《推荐阅读王炯华新著〈李达评传〉》介绍说：“这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要科研成果。李达，中国哲学的丰碑。王炯华作者是62年‘李达实验班’的学员，李达的学生，李达研究专家。以详尽而真实的史料，评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的远见卓识和传奇人生，科学严谨的学术著作，不可不读。”“开卷在线”网则介绍说：“本书全面地评述了李达的一生，分别从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和杰出的理论家的角度，既充分肯定了他的贡献：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等，又没有回避他所经历的曲折和错误，如1923年李达‘追悔莫及的脱党’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一度彷徨。作者对此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切合实际的解释和说明。该书作者依据充分的史料，科学而客观地评介了一个历史人物。作者根据多年的研究和采访，介绍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是一本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著作。”北美《华夏文摘增刊》选刊本书最后一节“文革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