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人民日报》批判陶铸文字一组 (包括陆荣根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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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穿陶铸的“怀疑一切”的大骗局
　　贵阳红代会新贵工九一五战斗团

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贵州也是一派大好形势。
新的形势，迫使阶级敌人采取了新的反革命策略。他们忽而显出极右，更多的是以极“左”的面孔出现，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疯狂地破坏文化大革命。老修正主义者陶铸，就是这样一个最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
去年八月，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资产阶级司令部迅速土崩瓦解，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轰得无处藏身。陶铸这个老修正主义者，感到灭亡的命运即将来临，便使出了他惯于玩弄的两面手法，摇身一变，以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面貌出现，大叫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任何人都可以反对”，极力主张所谓“普遍轰”。他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个形“左”实右的反动口号，给“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涂上了一层保护色，从而蒙骗一部分群众，妄图把矛头转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陶铸提出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一个十分阴险然而又十分拙劣的大骗局。
他是真的主张“普遍轰”吗？当然不是，他从来不主张炮轰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相反，他是死命反对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这张伟大的大字报的。他所要轰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他是真的主张“怀疑一切”吗？当然不是，他就不准别人怀疑他，他不是恬不知耻地吹嘘“我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吗？
什么“怀疑一切”，什么“任何人都可以反对”，骗人！骗人！统统是骗人的鬼话！陶铸玩弄这套拙劣把戏的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但是，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聪明的猎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就是最聪明的猎人。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终于被揪到了广大群众面前，露出了他丑恶的本来面目。
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的发表，进一步剥下了陶铸的画皮，给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以致命的一击。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象姚文元同志那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投入革命的大批判，在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战役中立新功。




　　打倒“打倒一切”的陶铸

时而从极右的方面，时而从极“左”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钻进我们革命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手法。陶铸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人物。他长期以来，打着“红旗”反红旗，两面三刀，夸夸其谈，表面是人，暗里是鬼。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赫鲁晓夫式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右派、老反革命。可是，当右的一套混不下去的时候，他就改变策略，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革命，大肆鼓吹“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掩盖他的极右的反动本质，妄图借此来混淆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区别，把矛头引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能在混乱声中蒙混过去。
陶铸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揪出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是陶铸用反革命两手从极“左”和极右方面所散布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
在上海，有的人闭眼不看当前的大好形势，低估文化大革命的成就，说什么“上海实在太平静了”，“还没有乱够”。为了打破“平静”，制造“第二次大乱”，他们竟然提出要“大胆怀疑”，把矛头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种极“左”的思潮搅乱我们的阶级阵线，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权威和革命纪律。有这种思想的人，有的是别有用心，有的是政治上幼稚，但都是从极“左”的方面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千万不要上当。
姚文元同志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指出：
“在当前胜利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的大方向，十分注意维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分注意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统一的作战部署，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和策略，十分注意团结大多数，十分注意不让陶铸式的人物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搅乱了我们的阵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正处在重要的关头。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忘记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无产阶级党性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绝对不能让小资产阶级的派性自由泛滥，热衷于打“内战”，致使我们的弱点被阶级敌人所利用。
宜将剩勇追穷寇。让我们紧紧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批倒、批臭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进一步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转自（《解放日报》九月八日社论）





　炮轰陶铸
　　——上海时代中学革命小将陆荣根同志遗作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者按：我国亿万人民正在胜利地开展着空前的声势浩大的革命大批判运动。这个运动，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的重要文章的发表，从政治上对反革命两面派陶铸，这个中国赫鲁晓夫的忠实追随者，作了历史的判决。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炮轰陶铸》这篇文章，是《南方日报》根据革命小将陆荣根同志去年炮轰陶铸的几张大字报整理而成的。全文都是原话。作者以大量无可辩驳的材料，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战斗武器，一针见血地揭露和批判了陶铸一贯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滔天罪行。
陆荣根同志是上海市一个高中二年级学生。他同千百万革命小将一样，怀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颗红心，发扬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不怕围攻，不怕打击，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和报刊一再揭发陶铸的反革命言行。后来，他又冲破重重阻力，来到北京，于去年十一月二十日贴出了第一批炮轰陶铸的革命大字报。当时，陶铸怕得要死，恨之入骨，一面亲自组织人写大字报对他围攻，一面指使旧上海市委调查他的材料，进行政治迫害。但是，陆荣根同志英勇不屈，坚持斗争，十二月一日在北京又贴出了第二批炮轰陶铸的长篇大字报。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和迫害，使陆荣根同志的身心遭受了严重损害。在他被迫离京的途中，就病倒了，经抢救无效，于今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逝世。陆荣根同志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在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威武雄壮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不仅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而且还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斗争，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进一步掌握了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把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很好地结合起来，因而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中，能够象陆荣根同志《炮轰陶铸》一文那样，怀着一颗热爱毛主席的红心，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扎扎实实，抓住中心，击中要害，以摧毁性的火力，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猛烈的进攻。
革命的、勇敢的“小人物”战胜反动的、腐朽的“大人物”，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辩证法。曾几何时，自称“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风云一时的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已经连同他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起，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事实证明，玩弄阴谋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陆荣根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革命的大批判中，为人民立新功！

　　前言

列宁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陶铸自己说不替共产党和毛主席做事。他埋怨毛主席和共产党有“过失”，大跃进“过火”，要人们议论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错误”，说社会主义制度“阴森森”、“没前途”。他反对搞阶级斗争，推行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千方百计地腐蚀青年，使青年去做资产阶级接班人。对于这样的人，必须重炮猛轰。

　　一

《太阳的光辉》是陶铸猖狂反对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是《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书里第一号大毒草。这篇文章要全国人民议论，还要在报刊上议论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错误”。
陶铸说：广大人民群众“以‘东方红，太阳升’来形容我们伟大事业的朝气勃勃”，“以太阳来歌颂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但是，又有谁说过太阳毫无缺点呢？尽管太阳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但总还是有人批评太阳的某些过失。譬如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
把领袖比作太阳，只有毛主席。大概陶铸觉得还不够明显，用了“东方红，太阳升”，因为谁都知道这首歌，跟着的一句就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陶铸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热爱中国共产党，绝对不会埋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这才是事实。陶铸说的“过失”、“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这是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受到了六亿五千万人民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好得很！陶铸扬言要广大人民公开议论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过失”、“错误”，这一切只能表明陶铸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广大人民能允许他这样做吗？不能！一万个不能！
陶铸一面攻击毛主席、共产党有“错误”，一方面又攻击某些同志“不愿听别人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缺少一种革命者所必须具有的宽阔胸襟”，等等。
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见，陶铸攻击的是毛主席和其他高举三面红旗的党员同志。毛主席的革命胸襟是最最宽阔的。毛主席最信任群众，和群众在一起，毛主席也最最谦虚，最善于听群众的意见。毛主席是全党的模范。中国共产党的绝大部分党员都按毛主席的指示做了。谁都心里明白，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是最大公无私的。
陶铸对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攻击，丝毫挡不住万丈光芒，只能暴露陶铸的本来面目。
中国人民跟毛主席和共产党走的决心，谁也改变不了。一切反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在大毒草《对繁荣创作的意见》中，陶铸说：“党的领导……并不是不论什么东西，事无巨细都来领导。”“如果要作家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去创作，要作家看着你的眼色去修改，甚至创造出‘我领导出思想，你作家出技巧’的‘理论’来，这怎么能不乱指挥？怎么能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
听一听右派分子储安平的话：“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两个人的语言是一个模子里造出来的，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都爱看眼色，都恨共产党。
陶铸攻击党员同志说：“对历史并不很熟悉，对生活并不很理解，对文艺创作也并不那么内行，却偏偏爱乱发号施令，要人家照着他的想法来创作。在这种情况下，要创作出好作品来是有困难的。”这就是有名的高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陶铸三次用了黑帮分子夏衍用来攻击党的领导的相声《关公战秦琼》。这个相声说的是解放前，国民党军阀韩复榘的家请人演戏。当演员演到关公过五关斩六将时，韩复榘的父亲说，关公是山西人，是阎锡山的部下，不准到山东他儿子管辖的地方去杀人。山东好汉秦琼，是他儿子的部下，一定要秦琼打败关公。陶铸把那些执行党的文艺方针的，而所谓“不尊重创作的‘所有权’，不尊重作家，干预太多，瞎指挥”的同志，比喻成韩复榘的父亲。
陶铸说：“这些部门（人事部门）最大的缺点是在对非党干部的看法上，对非党的团结问题上有严重的偏差。我们对干部的看法，要建立在德、才兼备上面。干部当然要政治可靠，也要有才能才行，反之，一点才能也没有，这个人有什么大用呢？”
那位储安平说：“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须调整的一个问题。”
一位要急需调整，一个说有严重偏差，一位说不相称，一个说要才能，话挺投机，都是一丘之貉。
陶铸说：“有了政权而不很好联系群众，也可以使我们滋长官僚主义。对于这点，我们不能不有所警惕。不要因为有了政权便产生特权思想。”他攻击党的领导同志，“不真正以平等态度待人，不真正发扬民主”，“总是有那么一点‘优越感’”，“高人一等”，“架子十足”，“搞特殊化”，“盛气凌人”，“把党的政策理解为很空洞的东西，又不讲道理，还硬是要人家信服，那怎么能够呢！”
这些东西是从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那里批发下来的。
陶铸说：“不能人家一谈工作上的缺点就认为是反对三面红旗。帽子一扣，谁也不敢说话了。这还有什么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呢？这还叫什么党的领导呢？”
这和右派分子攻击我们“空气沉闷、乱扣政治帽子，大家不敢讲话”唱了一出双簧戏！怪不得陶铸把这篇文章收进书时，把这段话删掉了。
陶铸说：“今天我们做的事业，不是替共产党做的，当然更不是替个人做的，做的都是人民的事业。”
大家都明白，为党为人民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和人民是血肉不可分离的。陶铸所谓的“个人”指的就是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陶铸把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对立起来，多么恶毒！让我们听一听右派分子储安平的话：“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从储安平的话里也可以听出个人是指毛主席。再听一听右派分子曲北韦的话：“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这是对陶铸的话的最好的注解。

　　二

大毒草《太阳的光辉》是一九五九年写的，正是大跃进时期。文章里说：“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
“大暑天”就是大跃进的代名词。按照陶铸的那个混账逻辑，就是大跃进使人们流汗太多，太苦了。我们可以发现，那个比喻上用的名词本身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某些过失”，“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指的就是大跃进“过火”。陶铸胆子倒真不小，竟然明目张胆地说毛主席和共产党有“过失”，大跃进“过火”，要议论大跃进的“错误”。这不正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和邓拓的论调？陶铸和他们一伙一个鼻孔出气！
陶铸的《松树的风格》也攻击了大跃进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朝气。他把中国人民在大跃进时期冲天的革命干劲，都比成“松树的风格”。而其松树的风格充满了“粉身碎骨”，“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吃的是草”，“不顾个人的健康”（注意“多少人”）“苦干着”，等等，等等。多么奇妙的语言，多么恶毒的攻击和诽谤！难道在大跃进时期，中国人民就生活在恶劣环境中吗？七拼八凑，指桑骂槐，资格够老的了。
陶铸还借一个农民家里墙上“天官赐福”四个字，说现在农村还有《抓壮丁》戏里地主李老栓的“天地君亲师”，攻击解放十几年和人民公社八年来我们思想工作太差。他还说广州三元宫烧香，前面中山堂，科学馆讲科学和革命道理，而反动的迷信的三元宫“吃得开”，以致说这是个“极大的讽刺”。极大的讽刺是针对人民的吗？不是。是针对敌人的。陶铸对人民如此恨之入骨，哪有一点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
陶铸把革命现代戏里所反映出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悲观，没前途，阴森森”，一团漆黑。陶铸说社会主义制度“没前途，阴森森”，资本主义制度岂不是“有前途”、“光明”了吗？陶铸长着的正是一副死心塌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面孔！
在大毒草《革命的坚定性》中，陶铸还散播了对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的怀疑。他说：“确实有一部分人，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缺乏信心，对能不能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尽快地建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表示怀疑。这主要是表现在对总路线、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看法上。”又说：“哪怕他是坚决反抗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也模糊地有点相信社会主义”。这是陶铸反对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的供状。
在《松树的风格》中，陶铸又大谈松树的“冻不死”，“旱不坏”，“淹不没”，“吹不倒”，不管“严寒霜雪”、“盛夏烈日”，“不知道什么叫做忧郁和畏惧”，“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宣扬反革命气节，借此给右派分子打气。
陶铸企图鼓动作家反对我们的政权，他先说创作不繁荣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马上又说古代杜甫在越苦时越悲愤，越同情人民，越能写出文章来。随后就说，“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我们不能鼓动人民起来憎恨和反对我们自己的政权。”马上又反过来说经济不繁荣，受三年自然灾害，创作繁荣很困难。就这样颠三倒四，欲吐又不吐。收进书时删了中间一大段，真是心中有鬼！

　　三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毛主席还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陶铸在《思想·感情·文采》一书中说：“自从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农村中的土地私有制、剥削阶级，基本上是被消灭了。”
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剥削阶级基本消灭了？这是两个大问题！照陶铸的说法，可以过太平日子了。
在这本书的《〈西行纪谈〉序言》上，陶铸竟胡说发展生产是一切问题的中心。他说：“目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生产就是最直接最主要的群众利益。”没有生产观点“就难于明晰地和锐敏地分辨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正确与谬误、许可做与不许可做的界限，也就难于自觉地和勇敢地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也就极容易为主观主义（按：实际上攻击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的思想所蒙蔽，或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做出一些蠢事或坏事来。”
陶铸的话是一九六○年十二月一日阶级斗争十分尖锐时说的。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着重提出这个问题后，陶铸在一九六四年出书时，对其它文章进行了大量增删，而对此却不动不删，当然是有意对抗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如果按照陶铸的说教，成了“生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一种比“只抓粮棉油，不抓敌我友”更危险的调子。谁都知道，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正确与错误，应不应该做的界限，只有用阶级观点才能分清。因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此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那末为什么有些同志办了坏事呢？为什么有些人不理解党的政策？因为他们没有牢牢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没有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放松了阶级斗争，生产也搞不好，难道这种例子大家听到的还少吗？如果照陶铸说法去做，没有不把事情闹坏的。陶铸把一切都拉到发展生产中去了，把生产说成了一切问题的中心。他之所以制造这些荒唐的言论，就是要使党和人民忘掉阶级斗争，让阶级敌人放手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推翻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书中，陶铸有这么一段话：“至于说老是搞运动，这要看怎样理解。动不动就是搞运动，当然不好（但是否定运动，这是错误的）。”而在一九六二年四月第一版时，括号内十一个字是没有的，却是：“今后应当尽量少搞运动，但是完全否定运动，也是不妥当的。”
这些话针对谁说的呢？请看此话的前面：“有些教师有这样的意见：‘肃清反革命斗争我不怕，我又不是反革命分子，我心中有数；就是共产党老是搞运动不好。搞运动，思想批判，老是要检讨。中国古语说：士可杀，不可辱。这样搞，我便吃不消，受不了。’”
陶铸举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黑旗。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里，大喊大叫“士可杀，不可辱”干什么？这不是标明他们反对共产党？士可杀——反革命知识分子不愿受共产党领导，宁可死，也“不可辱”——共产党不要搞运动，不要批判，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去毒害中国下一代和中国人民的灵魂。既然不是反革命，为何怕运动？胡风不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吗？和这一伙相似极了。“士可杀，不可辱”是仇视党和社会主义的毒气，影片《桃花扇》充满了这种毒气。陶铸和他们一伙一个鼻孔出气，和这些极右分子一齐叫嚷少搞运动和所谓“自由、平等、博爱”，说明了什么？陶铸保护他们过关。
陶铸说：“老是搞运动”、“动不动就是搞运动”、“当然不好”。实际上，解放后，的的确确是“老是搞运动”，“动不动就是搞运动”。党内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斗争。我国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反右、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至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齐声欢呼好得很！广大工农兵、学生、革命干部揪出了一个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头脑。大大地巩固了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地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说好得很，陶铸却说“当然不好”，意思是糟得很。陶铸反对搞阶级斗争的面目露出来了！

四

在文艺战线上，陶铸配合了周扬一伙，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推行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
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陶铸在全国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对繁荣创作的意见》，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后来收入《思想·感情·文采》一书中，作了许多删改，达几十处，二、三千字之多。怎么不令人怀疑？
一开头，就把“田汉同志”改成了“全国剧协的负责同志”，“一定要我谈谈有关戏剧方面的问题。”在同本书里，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一次讲话里说周扬、陆定一两个人报告很重要，要大家好好学习。为什么把田汉的名字划掉，而没把周扬、陆定一的名字划掉？按照常识来说，田汉请陶铸讲话，如果两人没有内线，不必划掉，因陶铸讲话准确，和其关系不大，理解为一般的请人发言；而说周扬、陆定一讲话很重要，标明了一定程度上陶铸的支持。这只能表明陶铸心中有鬼。陶铸要隐掉这条线，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开会时期的线。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羊城晚报》上，有对田汉的假批判材料。陶铸以为大约周扬、陆定一揪不出来。但是他想瞒，瞒不过孙猴子的火眼金睛。
毛主席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毛主席还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在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时又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陶铸对抗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指示。他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作的《关于文艺下乡》中说：“这二十多年来，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是按照毛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去做的”。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日，陶铸在一次讲话里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切文化工具都掌握在我们手里。”
书是一九六四年二月印的，话是一九六五年二月说的，会没有听到毛主席指示吗？肯定不会的。
陶铸沿周扬的脚印走路。周扬说：“我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革命阶级的，是无产阶级的，不是资产阶级的。”陶铸也说，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不少人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意思是作家是劳动人民的作家。这是十足的谎言。对于文艺界那些受批评、挨斗争的资产阶级分子，周扬说：“他们是好同志。”陶铸也说：“作家要求有合理的政治待遇。这有什么不好呢？这正是许多作家政治上要求进步的表现。”“合乎共产党员标准的，就可以吸收到党内来。他们当中，在历次运动中有批判得不当的，就应当实事求是地改变原来的决定。”
这不是明明在攻击我们党没有给作家合理待遇，压迫作家吗？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文艺界揪出那么些牛鬼蛇神，其中有的是混入党内的。陶铸还嫌混进不够多，还要拉进一批来。什么“改变原来的决定”，就是替右派分子翻案。对于那些实在没法为之辩护者，也一律得拉进队伍之中。
陶铸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文艺批评。他提出：“首先，要尊重作家创作上的自由。”后来改成了首先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又把作品分成有益、无害、有害三种。实际上正是反对毛泽东思想。陶铸把毛主席说的六条政治标准提了一提，马上又提出打破条条框框。其实正是要打破毛主席说的六条标准。陶铸还说要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准备一个“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形成一种宜于创作的‘创作气氛’”。为什么呢？因为文艺工作有特殊性，文艺工作的领导“简单粗暴”，“乱扣帽子”。这是闭眼不看事实。一九五九——一九六三年，毒草放得够多了，陶铸还觉得不够，似乎特别爱脏东西。“简单粗暴”、“乱扣政治帽子”、“不顾特殊性”，等等，正是周扬攻击革命同志时惯用的。
陶铸提出一种什么样的批评呢？“写出东西来，先在小范围内请些专家来看看”。党委书记和人民，提意见只能作参考，作者有不按你的意见办的权利。这样一来，文艺批评等于取消了。文艺批评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在文艺战线上的斗争。只有坚持批评，才能捍卫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放弃文艺批评，就会让资产阶级思想找到合适的气候和土壤。这个斗争必须要坚持下去。
陶铸不提为工农兵创作，全文找不到为工农兵服务，写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字样。原文里只提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要深入生活，与工农兵打成一片”一句，随后又说：“要写自己所熟悉的东西，写自己真实的感情”，把前面否定掉了。因为他所提出的“自己真实的感情”，就不必写工农兵真实的感情，就不必宣传毛泽东思想。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就是不多写工农兵。陶铸反对作家进行思想改造，胡说什么到工厂、农村去是为了“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所长来充实生活”。他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次讲话里，对下乡演出人员说：“不要过多地参加体力劳动，或者就不参加也可以，因为演出本身就是一种相当强度的劳动了。”陶铸就是反对和工农结合。
陶铸说：“不能把为政治服务理解得太狭窄”，“作品的题材要广泛一些”。“党委写一个决定，发一个指示，就马上写个剧本、写篇小说为它服务，这是不行的。”陶铸还大力宣传“有益、无害、有害”三类作品。他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和周扬在一起鼓吹“题材广泛论”与“间接配合论”。这是反动的理论，必须彻底批判。
从一九六四年开始，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部分从事戏剧改革工作的文艺工作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让戏剧来了个大革命。大批革命现代戏出现了。社会主义和火热的阶级斗争生活在舞台上得到了反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牛鬼蛇神被赶下了台。广大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上台做了主人。本来很喜欢看戏的陶铸却觉得“味道不大”。
他说：“我们有些戏的词就不好，尽是什么‘搞生产’，‘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怎么搞’等等。平常说话还可以，唱词就应该力求准确、优美，要有思想、感情、文采。”“我们有些戏就不是这样，有不少标语口号和空洞的概念。”
常把社会主义等带有政治性的词一概叫做“空洞的概念、标语口号”的，是周扬一伙。陶铸和他们同音。戏里唱社会主义，难道就是标语口号式？戏里有标语口号式的话（事实上至少是陶铸一伙硬给安上的），只是没有艺术力量，但政治观点是正确的，陶铸却认为不正确（不去分辨两词）。唱社会主义，当然有思想感情——热爱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没有思想感情，不就是有那么一种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吗？陶铸连我们平常说话都定了框框：说社会主义“还可以”，当然更不用挂在嘴上，记在脑子里。戏里唱社会主义，陶铸更反对。陶铸对社会主义如此恨，如此怕干什么？
他说：现在舞台上有两种倾向，一是脱离现实，再就是把现实作自然主义的理解。《红灯记》里正面人物衣服“尽是灰的黑的有什么好看？”“《红鸾禧》中的叫化头子，也穿绸的衣服……为什么有些现代戏把劳动人民总是打扮得那么难看呢？”
乍一看，陶铸真关心劳动人民，衣服穿得差一点，就提意见了，其实是扯蛋！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陶铸在全国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说的话，才是他内心话。他替大毒草《胆剑篇》里侮辱劳动人民的行为——使劳动人民下跪作辩护。叫化子穿绸衣服，严重脱离了现实，抹煞了阶级差别。在革命现代戏里，劳动人民打扮得并不难看，只是穿了合乎生活的朴素的衣服，这不很好吗？布景化装也是这样，非如此怎么能反映劳动人民的本色，怎么能体现他们的革命精神！解放前铁路工人李玉和家穿灰的黑的不合乎事实吗？不，合乎事实。他的家也应贫苦一些，否则还象穷工人、象革命者吗？……穿好衣服，住好房子，就是美，这是资产阶级的美。现代戏很好地反映了现实。我们做了很多艺术加工和处理，陶铸诬之为“自然主义”。陶铸从有色眼镜看出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人物”——工农兵是不美的，陶铸的“耳朵眼睛都不舒畅”。
陶铸还说：“这个时候一般就是不让演传统戏，逼大家演现代戏。梁山一百零八将都是逼上去的，有哪个是自觉的？”陶铸在下边还大谈其历代统治者在文化上所采取的措施和残暴手段，又加了一段我们为革命阶级利益应该宣传自己的主张、思想，意思是也粗暴了。陶铸的说法真是太恶毒了。
陶铸把毛主席和共产党比做“宋朝的统治者”，把文艺工作者比做受压迫者，把毛主席演革命现代戏的号召称为“逼上梁山”，而把大家都说成不喜欢现代戏，都不愿意走这条路，没有一个是“自觉的”，都是一个个走投无路，因为不准演牛鬼蛇神，被逼着走社会主义的路。
广大工农兵欢迎现代戏。一部分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是自觉的，他们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高高地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文艺界有一批右派分子，逼与不逼，刺激与否，都改变不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本性。他们一伙右派分子要妄想翻天，我们就坚决镇压。现在他们的美梦正在一个个地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陶铸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再版《理想，情操，精神生活》还有一个目的：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引入纯学术讨论的圈套，为“三家村”打掩护。
在六十七页上确是妙趣横生：“有人说：‘关于《红楼梦》问题，俞平伯只写一篇文章，你们写了一篇又一篇，为什么你们把对《红楼梦》有研究的俞平伯骂得这样，把俞平伯搞得几乎混不下去？’我们也认为，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是有研究的；但他的思想观点是错误的，必须批判的。当然，这只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学术思想论争问题，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如果俞平伯先生愿意再讲，他可以讲的，愿意发表文章，他可以发表的，如果他不服，也可以反驳的。”
那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打雷，陶铸就下大雨。前面说有研究，点头称是；后面说骂得厉害。陶铸暗里应声：问题不大，人民内部问题也还可反驳。真太照顾。这可以说纯学术问题，同理可得《海瑞罢官》也是这样。
陶铸把胡风、胡适这两个反革命分子的事也列入“思想方法”和“人民内部”问题。既然陶铸出版此书是经过本人同意的，而当时正在开展的讨论他一定知道的，如果改正错误还来得及，为什么这时要坚持下去呢？岂非和吴晗穿一条裤子！
陶铸说：“在还未揭发胡风是反革命以前……这时我们还是作为人民内部问题，作为学术思想问题来对待的。”“中山大学一个教师说：‘胡适的论点是否错误，要等到二十年后才看得清楚。’我认为可以，就是等三十年、四十年也可以。”“学术思想论争，是作为学术思想上个人的意见。”
胡风在暴露以前就散播了大量反革命言论。胡适是老牌反共反人民的家伙。他们的思想全是反共反人民。在陶铸嘴里一化，马上变为思想方法和人民内部问题。那位中山大学先生说胡适观点不错误，当然包括反共反人民。那位先生要坚持一、二十年反动立场。因为都是不替共产党做事的，所以狮子大开口，三、四十年也可以。陶铸还加了一个特别重要条件：学术问题是个人的小事，不关系到国家大事。胡风、胡适可以作为纯学术问题，吴晗当然也是纯学术问题，不必兴师动众，声讨牛鬼蛇神，这样，陶铸的朋友就过关了。让牛鬼蛇神自由泛滥，中国不就是要变颜色了吗？

五

毛主席最关心和爱护青年，让他们在大风大浪中成长，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陶铸千方百计地腐蚀青年，使青年去做资产阶级接班人。
毛主席在“老三篇”里要我们大立“公”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家的事应该管，每个人要管。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毛主席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陶铸却拚命要立“私”字，让青年和人们圈在个人小圈子里，不管国家集体，大力宣扬个人成名成家和不要思想改造的陈腔滥调。
最近大家都知道蔡永祥同志抢救列车的事迹吧！可陶铸却认为不救也可以。他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命名“欧阳海班”会上说：“欧阳海同志既不是驭手，也不是炮兵连的人，要是他没有去抢救，也不会负什么责任，领导上也不会因此批评他。”“象他这样的优秀青年……有可能成为我们部队的将军。”
照此逻辑，蔡永祥也根本不用去救列车。欧阳海如果老念着当将军，不会负责任，不会受批评，会去救吗？蔡永祥会去救吗？混账话！这是个人主义！
陶铸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明目张胆地和毛泽东思想对抗。
每一个人必须从小就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陶铸妄想使下一代不去接受无产阶级思想，让资产阶级思想在下一代中间自由泛滥，他说：“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这在小学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中学也早了一些，到了大学……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陶铸唱反调：“青年人与成年人不同”，“青年人是比较单纯的（纯洁的——一九六一年版），尽管有些人（他们的——一九六二年版）家庭是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家庭”，“港澳来的学生……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是纯洁的、力求进步的青年人。”地主、资产阶级家庭，资本主义世界出来的青年人“纯洁”得了吗？在《理想，情操，精神生活》里，一说到青年人，总是纯洁的。这种东西是资产阶级谣言公司放出来的，陶铸为什么也放此气？只有为了达到使青年不改造思想，以便实现和平演变。
陶铸把毛主席提出的学习好变为功课好，鼓吹读书第一位，说政治不好，功课可以学好，至多“不完全”。这是唯有读书高的老古董。参加一点体力劳动，并且不让多，叫做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吗？就连这点时间，也反对和工农结合，去专心学最重要的生产知识，以便发明创造。劳动好只是一些“鼓励法”。算什么话？这样教育出来的人不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照陶铸的话，大学生是高劳动人民一等的，是“孔夫子”（这恰好是对旧教育制度的讽刺），都是要成名成家，都是讲私人感情的自由主义者。这是一条白专道路，是走向死胡同里的，万万不可走！
看了上面这些东西，你们觉得陶铸是一个左派吗？我们能容忍他公开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吗？不能！一万个不能！我说陶铸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分子。必须把他打倒！

人民日报 1967.9.10


学习陆荣根同学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上海市时代中学革命小将

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的发表，吹响了进一步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的进军号。在两个司令部决战的这样重要的关头，我们时代中学的红卫兵小将又一次激动地想起我们的亲密战友陆荣根同学，想起他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作斗争的英勇事迹。
陆荣根是我们高二（2）班的同学。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中，他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口诛笔伐党内第三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陶铸，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行。
还在去年五月份，陆荣根同学就发现挂着“老革命”招牌的陶铸有许多文章跟“三家村”之流唱一个调子，大肆攻击毛主席，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陆荣根同学怀着誓死保卫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豪情壮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废寝忘食地仔细查阅和剖析了陶铸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等文章，并且从不同版本的删改处抓住了陶铸的黑手。他从大量的材料中看出陶铸完全是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于是，他先后写出了两批共约两万多字的炮轰陶铸的大字报。就在这个时候，他受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围攻和打击。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陆荣根毫不动摇。他满怀着对毛主席无限热爱的心情对同学说：“陶铸这样的人物，在毛主席身边很危险啊！”“陶铸一天不打倒，我一天不放心。”去年七月二十九日，他又写出了七千多字的批判文章，揭发陶铸的反革命面目。
去年八月十八日，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和林副统帅，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给陆荣根以无比巨大的鼓舞。他决定上北京彻底揭穿陶铸的反革命嘴脸。可是，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陆荣根的革命行动怕得要死。他们威吓他，阻挠他。然而，陆荣根没有被吓倒。去年十月十二日，他带着雄文四卷，怀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激情，冲破重重阻力，到了毛主席身边。他一到北京，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斗，通宵达旦地赶写大字报。他花了将近一个月的心血，在去年十一月七日将他第一张炮轰陶铸的大字报贴在清华大学。去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宣部阎王殿大院里接着出现了陆荣根写的长达一万多字、题为《重炮口对准陶铸猛轰》的巨幅大字报。这是一张声讨陶铸的檄文，冲破了阎王殿的沉闷空气，轰动了北京城。陶铸慌了手脚，暴跳如雷，立即进行疯狂反扑。就在这张革命大字报出现两小时后，旧中宣部的墙上出现了许多围攻陆荣根的大字报，竟然诬蔑他是“反革命”。第二天陶铸又亲自出马作了一个黑报告，恶毒地攻击革命小将陆荣根，并且无耻地朝自己脸上贴金，来保护他自己。
但是，这一切都动摇不了陆荣根的信心和决心。他遵照毛主席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以惊人的毅力，不顾病魔的侵袭，呕心沥血地在去年十二月一日又在旧中宣部大院内贴出第二批长一万多字的大字报，题目是《再向陶铸开炮》，猛击陶铸的要害。明里是人、暗中是鬼的陶铸，大耍两面派手法，一面假惺惺地说，“可以贴我的大字报，发扬民主”；一面变本加厉地派人跟踪陆荣根，还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他们调查陆荣根的政治历史和家庭情况，大整黑材料，要将这位革命小将置于死地。
长期的严酷斗争，使陆荣根同学身体遭到了损害。他在十二月上旬回上海途中，到无锡就病倒了。他在医院里，仍然念念不忘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甚至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候，还念念不忘揭发和批判陶铸。当去看望他的同学把反革命两面派陶铸被揪出来的胜利消息告诉他时，他满怀激情地说：“等病好以后，我还要进一步揭发陶铸的反革命罪行！”可是没有几天，我们的陆荣根同学就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
陆荣根同学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学习陆荣根同学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永远忠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一定要狠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狠抓世界观的改造，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彻底斗倒斗臭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附图片）
去年，上海时代中学革命小将陆荣根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揭发了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因而遭到了陶铸的严重打击和迫害，身心遭到极大损害，最后不幸病逝。今天，上海时代中学的革命师生决心学习战友陆荣根同志的革命精神，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彻底批倒批臭！

新华社记者　夏道陵摄（传真照片）

陶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
任志左

陶铸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十多年来，一贯紧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竭力反对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阴谋复辟资本主义。他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大肆散布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毒素，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他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急先锋，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我们一定要和他斗争到底，把他斗倒批臭！ 一
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还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关系到是否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前途的大问题。
早在一九四九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出，在全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我们国内的基本矛盾；人民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必须实行专政。一九五七年二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中，毛主席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当年四月，中国赫鲁晓夫就公开和毛主席大唱反调，胡说什么“现在国内敌人已经基本被消灭，地主阶级早已被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基本上被消灭，反革命也基本上被消灭了。我们说国内的主要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陶铸紧紧跟上，学着中国赫鲁晓夫的腔调，在当年四月以后的多次讲话中，大谈特谈“阶级矛盾已经基本消灭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
陶铸和他的主子中国赫鲁晓夫，这样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故意抹煞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现实，是妄想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以便他们这一伙反革命分子，大胆放手地推销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货色，最后达到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
陶铸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贯的。每当阶级斗争尖锐激烈的时候，他都要跳出来，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站在阶级敌人的立场上，猖狂地向党进攻，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五五年，我们揭露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滔天罪行，在全国范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的时候，陶铸公然为反革命分子喊冤叫屈，胡说什么：“目前中国大陆上潜伏的反革命分子的精神状态和他们的处境是可怜的，心情是痛苦的，不是很愉快的。”这真是反革命的感情和逻辑！要让反革命分子“心情愉快”，就必然要把劳动人民打入十八层地狱！陶铸站在反革命立场上，兔死狐悲，所以一再叫嚣，“对反革命分子我们首先讲宽大”。他就是要让反革命分子逍遥法外，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把无产阶级专政淹没在血泊中，实现反革命复辟。
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已经开始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陶铸却出来大叫，“现在敌人打倒了，不要革命了，现在主要的任务是搞生产”，“阶级斗争已经基本消灭了”。他竭力鼓吹“政权的专政职权要削弱，从而转到领导生产，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调整人民内部的矛盾方面去”；他还说什么“匈牙利事件肯定不会在我们中国发生，……大家可以好好睡觉”，“就是看到有‘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也要首先检查我们有没有不对的地方”。人们看见过各种各样的叛徒，但是象陶铸这样跪倒在敌人面前，说你们反革命是因为革命人民有错误，这样的叛卖行为还没有见识过。真是，如果把叛徒比作虱子，虱子也会感到屈辱的。
在毛主席发出号召，全国人民已经向右派进行反击以后，陶铸还公然说：“对右派的斗争不能说是敌我之间的斗争”。当然，对于陶铸来说，右派分子以及一切反动派都是“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问题，因为陶铸自己就是一个资产阶级右派的大头目！所以他这样明目张胆地鼓励和掩护右派向党进攻。
一九五九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等猖狂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时，陶铸又出来为他们打气，要他们“永不屈服于恶劣的环境”，要“经得起狂风暴雨的侵袭”。后来，当中国赫鲁晓夫为右倾机会主义刮起“翻案风”时，他又跳出来大叫“犯了错误，这三面红旗应该讲褪了色了”，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滋长官僚主义”；另一方面，又向地富反坏右频送秋波，说什么“反右派以后，两条道路问题基本解决了，今后党内外应互相信赖，加强团结，同舟共济”，“我们应该交交朋友”。他和阶级敌人交上了“朋友”，所以干脆宣告：“我们没有阶级矛盾，是主观与客观的矛盾”。陶铸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真是登峰造极，大大超出一般新老修正主义的水平。
一九六二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作了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报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战斗号召，完全揭穿了陶铸之流的阴谋。但是，在这之后，陶铸仍然公开和毛主席唱反调，胡说什么“剥削阶级，基本上被消灭了”，“凡是搞阶级斗争而影响和妨碍了生产的，都是错误的”，“资产阶级已不是完整的阶级了，是残余的阶级。”他并且对这“残余”的阶级，大肆吹捧，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是“搞革命”的，是“搞社会主义”的，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资产阶级”。他就是这样一个拜倒在资产阶级脚下的奴才！
够了，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清楚陶铸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为的是可以让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心情愉快”地放肆地搞复辟活动，让陶铸之流和他们“同舟共济”，把无产阶级专政偷偷地改为资产阶级专政。 二
新中国诞生之后，在全国人民面前摆着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毛主席指出：“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毛主席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求我们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立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经济基础，把革命推向前进。与此相反，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确保私有财产”等口号，竭力抗拒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陶铸紧紧追随他的主子，在一九五三年，提出“要稳定新的生产关系，保护私有制的积极性，发展生产力”。为此，他大肆鼓吹“勤劳致富”，大力宣扬买卖土地、借贷、雇工、贸易等“四大自由”，并且荒唐地提出党员和干部要带头放债，不要怕“戴剥削的帽子”，拚命抵制社会主义改造，妄图使中国革命停顿下来，以便逐步实现他的资产阶级专政的美梦。
在全国实现合作化以后，对于这个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满腔热情地支持它、巩固它、发展它，还是攻击它、破坏它？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在经济战线上的又一次尖锐的斗争。
毛主席及时指出：“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继续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坚决打击资本主义倾向。这时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又提倡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自由竞争，自由发展，动手大砍农业生产合作社。陶铸也跟随其主子，大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一九五七年，趁着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机会，煽起一股退社的黑风。他大肆宣传“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闹退社，我们完全让他们退，他们完全有自由，也是合法的。”妄图瓦解和破坏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
一九五八年，揭开了我们伟大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灿烂辉煌的一页。人民公社象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上喷薄而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迎风招展，显示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显示了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巨大威力。
陶铸这时候又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起，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恶毒地污蔑党中央“头脑发热了”，“搞得太快了”。一九六○年以后，他猖狂地对三面红旗发起了全面攻击。这个丧心病狂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闭眼不看三面红旗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的促进，不看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取得的伟大成就，不看三面红旗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的丰富经验，不看三面红旗在抗御三年自然灾害和在抵抗苏修对我们的破坏中所起到的伟大作用，胡说什么“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犯了严重错误”，恶毒地攻击和诬蔑我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说我们搞的是“贫困的痛苦的社会主义”。与此同时，他积极鼓吹要建设所谓“富裕的快乐的社会主义”。怎样达到他所要的“富裕的快乐的社会主义”呢？请看他所开的一张药方：一九六○年十一月十日，他在广东省委召开的电话会议上说：“我们不怕自发势力，现在不是自发太多，而是统得太死。”这就是要让资本主义经济大肆泛滥。
同年十二月，在广东省三级干部会议上又说：“即使有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活动，最多也是出几个‘小贩资本家’，这有什么可怕！”这就是要培养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就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大力推行“包产到户”，积极“恢复农村集市”，鼓励“私人开荒不受限制”，甚至公然提出“单干可以”的号召。
很清楚，陶铸鼓吹的这个药方，是彻头彻尾的复辟资本主义的药方！
在社会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还是鼓吹物质刺激，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在经济战线上斗争的关键问题。
和一切新老修正主义分子一样，陶铸一贯反对突出政治。早在土改后不久，他就曾提出过“生产压倒一切”，“全力转向生产”的口号。当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日益发展，日益巩固的时候，他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样，为了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化变质，便更加起劲地鼓吹起“生产第一”和物质刺激来了。一九六一年他公开宣称：“过去我们搞东西靠政治的办法，……那样不仅搞不到，而且破坏生产，越搞越少，现在要采取经济的办法。”他污蔑政治工作是“说空话”，“放大炮”，“不能当饭吃”。宣传什么“生产观点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的集中表现，有无生产观点，就是有无群众观点的试金石。”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样，他也提倡什么“黑猫、白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增产就是马列主义，减产就是主观主义”。在陶铸亲自提出的所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八条”中，竟没有一条讲的是政治。甚至连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也把“清政治”放在了极其次要的地位。陶铸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必然突出资产阶级政治，使“物质刺激”，“利润刺激”，“奖金刺激”这一套泛滥成灾，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
事实上，陶铸从“生产第一”的观点出发，把苏修的一套一古脑儿搬过来了。他鼓励各级党委全力抓生产，要变成“养猪党委”、“粮食党委”、“绿化党委”。如果按照陶铸这一套去办，我们的工厂、农村就要变成繁殖修正主义的摇篮、复辟资本主义的温床，我们的党就要变成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党；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就要变质，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就会被寄生虫、吸血鬼、投机商等这些蛀虫所蛀空。陶铸的险毒用心在此！ 三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陶铸这个老谋深算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是很懂得“软刀子杀人”的厉害的。他大力抓文学、艺术、新闻、教育等，就是企图利用这些阵地，散布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毒素，抗拒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以便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首先，他抵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歪曲毛主席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使文化艺术很好地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就是无产阶级的坚定的阶级政策，它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灭资兴无的斗争服务的。但是陶铸却采取偷天换日的手法，抽掉它的阶级内容，塞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黑货，以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他一再鼓吹：“什么主义，什么派别，什么论调，都应该允许它存在，让它‘齐放’与‘争鸣’”，不能“只准你‘放’，不准我
‘放’，只准你‘鸣’，不准我‘鸣’”。千方百计地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争地位，争发言权，千方百计地取消无产阶级对于这些思想敌人的斗争。在他的鼓吹和支持下，广东和中南地区文艺界乌云翻滚，群魔乱舞。在戏剧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在文学艺术作品方面，《三家巷》、《苦斗》、《艺海拾贝》、《花城》、《唐诗小札》、《韶山的节日》等毒草纷纷破土而出，流毒全国。在电影界，《逆风千里》、《齐王求将》、《刘明珠》、《南海潮》等反动影片充斥银幕，毒害观众。陶铸还秉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旨意，通过鼓吹“海瑞精神”，宣扬“包公替民伸冤”，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叫好，替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翻案，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陶铸还赤膊上阵，亲自出马，向党射出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两支大毒箭。当陶铸放手叫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的恶毒阴谋遭到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抵制和批判的时候，他立刻露出了一副凶煞相，胡说“我们有些同志一脸的‘秋风萧瑟’”，
“秋风一来，树叶脱尽，还有什么百花齐放呢？”陶铸的所谓“放”和“鸣”，实际是只许牛鬼蛇神为复辟资本主义狂吠乱叫，而不许无产阶级对地主资产阶级进行批判和反击。陶铸这种恶毒的手段，不仅彻底暴露他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爱谁恨谁，而且也再一次暴露了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的虚伪性：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不许毒草自由泛滥！
陶铸还紧紧抓住最能影响群众思想和政治情绪的新闻阵地，为资本主义复辟大造舆论。他公然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办报方针，公开抛出“移风易俗，指导生活”的反动的办报纲领，为宣扬资产阶级的货色，大开方便之门。在陶铸这条办报黑纲领指导下的《羊城晚报》，长期以来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刊登反映国内外重大阶级斗争的新闻，而是大肆宣扬吟风弄月、吃喝玩乐等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情调，什么风俗人情、笑话掌故、花鸟虫鱼、琴棋书画等低级而庸俗的东西，充塞版面。这张报纸的副刊《晚会》成了牛鬼蛇神的大集会；《花地》成了毒花莠草的丛生地；《五层楼下》借题发挥，极尽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之能事。十几年来，中南地区许多报纸刊物，根据陶铸规定的黑方针、黑纲领，射出一支支的毒箭，打出一颗颗五颜六色的糖衣炮弹，把报纸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成了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制度实行和平演变的工具，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全国报刊先后都加以转载，唯独陶铸领导下的《湖南日报》拒不转载；去年四月，当“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阴谋败露，旧《北京日报》匆忙发表了假批判、真包庇的黑材料之后，全国报纸都不加转载，唯独在陶铸卵翼下的《广州日报》独家转载。这一切，又从另一个方面向我们进一步说明：阴谋家的反党活动是无孔不入的。陶铸妄图利用报纸这一天天同群众见面的工具，一点一点地把资产阶级思想塞到人民群众的脑子中去，真是恶毒极了！
陶铸还把他的黑手伸向了教育界，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他反对毛主席的“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吹捧中国赫鲁晓夫的专家治校的黑思想，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领导。他大肆提倡读书第一，分数第一。胡说什么提高教学质量就是“使初中能够升高中，高中能够升大学”。说什么当“专家”，当“领导者”才是远大前途，当工人、挖煤炭就是“浪费能力”，大肆传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主义反动谬论。他还经常摆出一副“青年导师”的面孔，向青年灌输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生观，推销中国赫鲁晓夫“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市侩哲学，说什么“把个人利益看得很轻，国家便会重视他，信任他。这样的人，愈不闹个人利益与名誉地位，那他就一定会有很好的荣誉和地位。”陶铸宣扬这一套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使青年变成鼠目寸光的个人主义者，成为陶铸之流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陶铸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干的这一系列罪行，集中到一点，同中国赫鲁晓夫一样，就是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领域。他们知道，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一经亿万群众所掌握，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就做不成了。所以陶铸多年来根本不让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甚至连报纸上刊登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在舞台表演中手拿《毛主席语录》，他都疯狂地反对。他挥舞“庸俗化”的大棒，污蔑广大工农兵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和尚天天念经”，“有啥用”。他疯狂地攻击光芒万丈的“老三篇”，胡说“‘老三篇’很简单，干部没有什么可学”。陶铸拚命地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归根到底，就是不让无产阶级掌握强大的思想武器，使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进攻面前完全解除思想武装。
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深刻地勾画了陶铸的政治面目：“陶铸完全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是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和宣传者，是一个混进来的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他顽固地坚持资本主义的政治方向。他极端仇恨社会主义，他日夜向往着资本主义。从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
对于这样的人，只有把他挖出来，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人民日报 196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