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帅：1964年文艺批示的版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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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　|　郭帅

内容提要：毛泽东1964 年文艺批示一直以来存在着两个版本，即“着重号版本”和“无着重号版本”。从档案文献和毛泽东手稿来看，“着重号版本”应该是原始版本，并且，在这条批示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注意“着重号” 的使用。“无着重号版本”并非无中生有，它的出现也是历史现场生成的特殊话语。这种版本流变包含着巨大而又微妙的历史信息，它所折射出的意识形态最高层的考量与流变过程中的话语生产方式，使我们看到了那段历史如此丰富而又反复的细节。

关键词：1964 年文艺批示 版本 文学运动 文艺界

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毛泽东一直以来特别注重对文艺界的指导。1963年12月12日与1964 年6月27日，他对新中国建立以来文艺发展状况先后作出了较为简短的批示， 史称“两条批示”。“两条批示”产生了十分现实和深远的影响，成为学术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基本史料。本文谈的，是1964 年文艺批示。

1964 年文艺批示，是毛泽东6月27日写于中宣部呈送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的批复。按照常理，既是领袖毛泽东的“批示”，内容又仅仅只有不到200 个字，应该不能出现差错。况且，1964 年文艺批示很快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作为“中央文件”下发1，数年后《人民日报》等报刊也全文刊布，“新时期”以来又作为权威党史文献出版，不大可能会出现异文。文史学界对这条批示十分熟悉，一些学者在引用时甚至干脆不注明出处。—然而，就是这样一则文献，却一直以来存在版本问题。

一 “无着重号版”与“着重号版”的并存

谢冕与洪子诚合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与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史料选：1945—1999》， 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较为精当的资料集。丁景唐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史料•索引卷”，同样是较为重要的工具书。这三种书无差别地收录了1964 年文艺批示，内容相同：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 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 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 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2

冯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 1976）》“文学理论卷”，与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辞典》，也同样是当代文学研究界较为重要的资料工具书。这两种书，也都收录了1964 年文艺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 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 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演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3

稍加对比，可以发现这两组1964 年文艺批示存在明显差异，即“基本上”与“最近几年”有无着重号的区别。（以下称“着重号版”与“无着重号版”）甚至同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于“文学理论卷”和“史料索引卷”竟然分别出现了“着重号版”和“无着重号版”—到底以哪个版本为准？以上所列举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较为常见的资料书，大量学者从中阅读和引用1964 年文艺批示，如此一来， 会不会影响他们对这个文献乃至当代文学的认识？

不仅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存在1964 年文艺批示的版本问题，在历史学和党史学界， “着重号版”与“无着重号版”同样并存。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的《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 一九七六）》，披露了1964 年6 月27 日毛泽东对中宣部呈送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的批复的抬头：

此件送刘、周、邓、彭、康生、定一、周扬、吴冷西、陈伯达同志阅。阅后退毛。

批复的具体内容，是“无着重号版”的1964 年文艺批示。4

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也收录了1964 年文艺批示。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收录的是1964 年7 月11 日作为整风文件下发的1964 年文艺批示。这个文件与毛泽东的另一条重要批示一同下发，题为《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及〈人民日报〉关于提拔新生力量的报道的两项批示》。文艺批示的文件有这样一个抬头：

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党委，总政治部：

现将毛主席最近的两项重要批示发去，请在省级党委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阅读。

中央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一日

这个抬头之下的具体内容，就是1964 年6 月27 日文艺批示的具体内容，也是“无着重号版”5。

以上两套大型权威性书目，均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收录的均是“无着重号版”1964 年文艺批示。然而，同样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另几套大型权威性书目， 收录的却是“着重号版”。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文稿”的形式收录了毛泽东《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并作了十分详细的注释。《文稿》所收录的，是“着重号版”1964 年文艺批示。6

同样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收录了1964 年文艺批示，内容也是“着重号版”。7

另外，由薄一波署名作者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披露了1964 年文艺批示的一些重要细节，被许多学者所引述：

1964 年5 月8 日，中央宣传部写出《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还未定稿，江青就抢先把它送给毛主席。6 月27 日，毛主席在这个报告草稿上写下了如下的批示……

正是通过以上文字，研究界才知道了江青与1964 年文艺批示的莫大关系。《回顾》所收录的批示原文，也是“着重号版”。而且， 《回顾》重点分析了加着重号的“基本上” 和“最近几年”的内容。8

由上可见，“着重号版”与“无着重号版”1964 年文艺批示的并存已是较为普遍的事实。它们都出现在权威性的资料集之中， 研究者们使用和分析哪一种版本，在学术规范上似乎都无可指摘。于是，许多学者或者引述“无着重号版”，或者引述“着重号版”， 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学术研究中两个版本的并存的状况，—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二 正本清源：“中央文件”版与“手稿”版

1964 年文艺批示，不仅是文学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极为重要的史料，同样也是历史学界和党史学界的基本史料，也是普通读者认识共和国史的重要史料。这则史料字数极少，但所含信息量极大，反映了“退居二线” 的毛泽东对新中国建立以来文艺界的整体看法和近期看法。细读批示，我们会发现，其核心语义就是毛泽东对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满意（整体）——“最近几年”特别不满意（近期）的递进性认识。“基本上” 与“最近几年”所辖字段，尤其是“最近几年”的递进语义，可谓这条批示的要旨所在。众所周知，1964 年，文艺界就是根据这条批示的内容，对“最近几年”的文艺界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整风。

“基本上”与“最近几年”之下有无着重号，当然会使读者产生较为不同的阅读感受。着重号虽然只是一种标点符号，但是它在语句中起着“提醒读者特别注意”的功能， 具有强调性和指示性。“基本上”与“最近几年”之下有着重号的语义，相较于无着重号的语义，其语气更加激烈、指向性更加明显、递进关系更加突出。尤其在递进关系语义中，着重号加重了递进关系的程度，使“最近几年”特别引人注目。它会直接引导接收文件的省部级党委和文艺界领导思考：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的“最近几年”，到底是哪几年？为什么“最近几年”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因此，这则史料“着重号”精准与否， 不仅直接关系到学术研究的准确性，更关系到后人历史认识的合理性。

笔者最近于江苏省档案局解密档案中， 发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1964 年7 月下发的1964 年文艺批示的中央文件原文《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批示》。毋庸赘言，这个文件，是1964 年文艺界整风运动的指导文件，更是我们解决版本问题的第一手资料。

通读文件全文可知，作为整风文件的1964 年文艺批示并非一次准确下发，而是下发之后作了“重要补正”——这个“重要补正”就是为了批示中的“着重号”。恐失其真， 此处尽量原文照录。9

第一次下发：1964 年7 月11 日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4]410 号

毛主席最近的两项重要批示10

各中央局 、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党委，总政治部：

现将毛主席最近的两项重要批示发下去，请在省级党委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阅览。

中央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一日

一、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 基本上3 3 3 （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见附件。）11

第二次补正：1964 年7 月14 日

重要补正

七月十一日印发的“毛主席最近的两项重要批示”（中发[64]410 号）第二页第五行“最近几年”四字下，应有着重点，请予补正。

中央办公厅机要室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可见，作为“中央文件”的1964 年文艺批示，与“着重号版”“无着重号版”均有所不同。1964 年7 月11 日第一次下发， “基本上”三字下有着重号，而“最近几年” 四字下没有着重号。四天后，各中央局 、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以及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党委，总政治部又一次收到中央办公厅下发的文件，即《重要补正》。这个《重要补正》的唯一内容，就是告诉所有接收到上一个中央文件的省部级党委：“最近几年”四字下面应有“着重号”！

所以说，作为“最高指示”的1964 年文艺批示，是经过7 月11 日与7 月14 日前后两次文件结合才最终得以形成。特别是7 月14 日的《重要补正》，使这个重要文件达致完整准确。文件中的“着重号”虽然只是标点符号，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其蕴含的现实含义与历史信息非常巨大。所以， 中央办公厅特意发文补正“最近几年”四字下应有着重号，客观上无异于再一次突出了“最近几年”的字段、再一次提示了“最近几年”语段、再一次强调了“最近几年”语段的语义。12而且，这次补正文件使用了“重要补正”的字眼，这也意在提醒文件接收者： 虽然补正的内容仅仅是四个着重号，但并非修改一个无关宏旨的标点符号，而是补正十分“重要”的内容！13

这并非是小题大做，着重号的存无，会影响话语的强弱。毛泽东的语言艺术素养很高，尤其是对一些重要文件、文章、按语与批示，他反复修改、字斟句酌的情况， 乃至帮助他人他文措辞字句的事例，早不鲜见—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文件批示和平时阅读中，也经常使用着重号。这样做， 既是毛泽东个人语言修养使然，也体现了他认真严谨的领导艺术与工作态度，尤其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他对一个字词乃至一种语气的巧妙使用，可能代表着完全不同的内涵， 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中央办公厅特意以《重要补正》来提醒毛泽东文艺批示中的“着重号”，也是这一情形的一次体现，最终准确地传达了批示精神。

但是，为何会产生《重要补正》呢？这牵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批示本身是毛泽东于1964 年6 月27 日作出的，但并没有当即形成中央文件，而是转给刘少奇、彭真、周扬等人传阅，传阅之后退给了毛泽东。7月2日，率先由陆定一牵头在中宣部和文化部各部门领导人中开始传达。7月7日，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又专门由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这则批示。147 月11 日，这条批示才作为“中央文件”由杨尚昆任主任的中央办公厅下发，7月14日补发“最近几年”下有着重号的情况。按照常理，经过这一层层传阅、传达与讨论才由办公厅下发的中央文件不应该出现差错。并且，根据中共中央文件管理的规定，自1953年5月19 日起，凡是用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均须经过毛泽东看过方能发出，否则视为无效。15按此规定，无论是1964年7月11 日下发的中央文件原文《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批示》，还是7月14日强调“最近几年”下有着重号的《重要补正》，毛泽东均应亲自看过。由此可推断，第一次下发的《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批示》原文“最近几年”没有着重号，过了几日后，毛泽东亲自为“最近几年”下添加了着重号，并作为《重要补正》下发。显然，毛泽东特别重视这则《重要补正》，这无疑显示了他批评“最近几年”文艺界状况的决心，为接下来的文艺界整风划定了范围。

说明这个版本问题，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之一就是1964 年6 月27 日批示的手稿原件。

目前，1964 年文艺批示的手稿原件收藏于中央档案馆，笔者未能亲见。但是，一些有能力接触这则资料的学者，已在著作中予以披露。通过这种二手资料的对比，完全可以推知1964 年文艺批示的手稿原貌。

最早公布手稿的，是1996 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套文献集较为忠实地收录了大量毛泽东手稿，包括文章、批示、批注、提纲以及在文件上所成段加写的文字等，最初只发行到地师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以及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的高级专业人员，具有一定的机密性和相当的准确性。《文稿》第十一册这样披露了1964 年文艺批示：

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此件送刘、周、邓、彭、康生、定一、周扬、吴冷西、陈伯达同志阅。阅后退毛。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 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 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演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

1964 年6 月27 日

根据手稿刊印 16

2002 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与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 1976）》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大量使用中央档案馆所收藏的原始档案，是目前较为权威的毛泽东传记。在该传记的第三十二章《社会主义运动（上）》的叙述中， 披露了毛泽东1964 年6 月27 日文艺批示的原文：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 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 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演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说明这则批示出处的注释这样说道：“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的批语，手稿，1964 年6 月27 日。”17 据此可知， 以上是录自毛泽东手稿。

《文稿》与《毛泽东传》均遵照毛泽东手稿。稍加对比，我们会发现这两者所披露的1964 年文艺批示内容完全一致。并且我们也由此得知，除了正文之外，1964 年文艺批示的手稿上还应有“此件送刘、周、邓、彭、康生、定一、周扬、吴冷西、陈伯达同志阅。阅后退毛。”字样的抬头。

因此可知，作为“中央文件”的1964 年文艺批示，并未遵照毛泽东“手稿”一次性准确下发，而是分作两次：7月11日下发的文件中“最近几年”下没有着重号，7月14日以“重要补正”说明“最近几年”下应有着重号。由此可知，“着重号版”应是1964 年文艺批示内容的正确版本，“无着重号版”的1964 年文艺批示，是错误版本， 不可能准确传达批示的内涵。

三 “公开版”的流变与异文缘由

既然“手稿”与“中央文件”的1964 年文艺批示内容都是“着重号版”，那么， 广为出现的“无着重号版”1964 年文艺批示缘自何处？难道是手民之误？

洪子诚教授在其参与主编的两本收录“无着重号版”1964 年文艺批示的资料集中，都于页下加了同一道题解：“毛泽东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的批示。1966 年《红旗》第9 期重新发表毛泽东《讲话》的按语中，这一批示的开头是：‘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1967 年5 月23 日，陈伯达在纪念《讲话》二十五周年大会报告中引述这一批示时， ‘基本上’和‘最近几年’下，都标有着重号（见1967 年5 月24 日《人民日报》）。”18

可见，洪子诚教授已经注意到“着重号版”与“无着重号版”的并存。据他所说， 在1967 年5 月23 日，他才于《人民日报》的陈伯达纪念《讲话》文章中，见到了“着重号版”的1964 年文艺批示。但他仍以“无着重号版”为准。这说明他并未见到“手稿” 与“中央文件”版的“着重号版”文艺批示， 反而可能在其他地方见到了“无着重号版” 的1964 年文艺批示。

事实上，在1964 年文艺批示的公开过程中，的确存在过一段时间的“无着重号版”。在很大程度上，1964 年文艺批示的公开过程， 就是由“无着重号版”向“着重号版”流变和最终固化的过程。

在当时，“手稿”与“中央文件”版1964 年文艺批示，只有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才能得见。因此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一般人只能通过文艺界整风知晓这条批示的大体内容。直到1966 年春夏之交后，1964 年文艺批示的内容才逐渐浮现于大众的视野。

1964 年文艺批示的公开，最重要的载体当然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1966 年6 月6 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文章，对“文化大革命” 的宣传教育要点进行了较为通俗的解释。《人民日报》当天即在头版头条全文转发，并加了十分肯定的编者按。在这篇文章中，1964 年文艺批示的主要内容，首次以公开的形式， 在重要刊物披露：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在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时又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 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19

由此，最为广大的读者，通过《解放军报》与《人民日报》第一次了解到了毛泽东对1964 年文艺界整风的基本观点。这也是最早的“无着重号版”的1964 年文艺批示内容。虽然“两报”公布了1964 年文艺批示的基本内容，知情者当然也知晓这就是1964 年文艺批示，但“两报”并未明说这就是“文艺批示”原文。

紧接着，1966 年7 月1 日，《红旗》杂志重新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杂志编辑部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的按语。这则按语，是《红旗》杂志首次公布1964 年文艺批示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四年六月指出，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 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20

《红旗》杂志公布的1964 年文艺批示， 不仅是一个“无着重号版”，而且是一个“删改版”，它将“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直接改成为“文艺界”—现在看来，这显然是对毛泽东1964 年文艺批示的删改，但在当时， 绝大多数人还不知毛泽东到底作了怎样的批示，所以这个删改当即被许多文章热烈引用和引申。21

至此，“两报一刊”都以社论或编者按的形式，集体刊出了1964 年文艺批示的主要内容。而且，均是“无着重号版”。如此一来，“无着重号版”的1964 年文艺批示内容，成为当时所能见到的唯一公开的权威版本。在此之后的极短时间内，难以计数的个人、写作组、批判组等撰写文章，纷纷引述这个版本，使其内容广为全民所知，客观上促成了“无着重号版”的流行。22但是， 此时“两报一刊”均仅仅只是说毛泽东曾“指出”或“提出”这个意见，并未明说这就是1964 年文艺“批示”本身。

在数不清的引述“两报一刊”上“无着重号版”1964 年文艺批示内容的热潮中，有一篇文章率先在“基本上”与“最近几年” 下加了着重号，即署名姚文元的著名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这是姚文元等人批评文艺界领导人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发表于《红旗》杂志1967 年元旦第1 期，《人民日报》即以头版全文转发。这是首次公开发表的“着重号版”1964 年文艺批示内容，对文字作了加粗（当时引用毛泽东原话的惯例）处理：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对周扬和他控制下的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 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 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演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23

姚文元之所以有别于其他作者文章，笔下第一次出现“着重号版”1964 年文艺批示内容，说明他接触到了“手稿”或“中央文件”版的1964 年文艺批示。1967 年的姚文元，即使此前地位低微，但此时他已有权力得见原件。这篇文章虽为批判文章，但措辞较为注意，尤其是引用领袖指示和语录，更加小心。就是在这样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中， 1964 年文艺批示的准确内容首次出现于公众视野。

不过，姚文元文章的影响力与权威性， 不及“两报一刊”的社论和编者按，况且， 姚文元文章也并未指明他所引述的来源就是“批示”本身，所以在姚文元文章之后，“着重号版”1964 年文艺批示并未真正取代“无着重号版”而被广为引述。

但是，自姚文元文章之后，其所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同事们，开始大规模使用“着重号版”取代“无着重号版”1964 年文艺批示内容。尤其是1967 年5 月23 日，借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 周年之际， 《红旗》杂志推出一系列纪念文章，在所有原发及转载文章中，凡是提及1964 年文艺批示，无一例外都是“着重号版”。然而， 这些文章也没有明说这就是“批示”本身。它区别于“无着重号版”的“指出”与“提出”，将之称为毛泽东的“警告”。24《红旗》杂志此举，显然意义非凡。

很快，1967 年5 月27 日第9 期《红旗》杂志，正式明确地以“批示”的形式公开发表了1964 年文艺批示原文。《红旗》杂志成为最先发表1964 年文艺批示的刊物。“着重号版”由此正式全面取代“无着重号版”。

该期《红旗》杂志，除1964 年文艺批示外，还刊发了毛泽东其余四条对文艺界的重要指示：《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和1963 年12 月12 日文艺批示。这是毛泽东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外，最重要的五个文艺界指导文件，史称“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该期《红旗》杂志，将1963 年文艺批示与1964 年文艺批示合称为“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这就是“两条批示”之说的由来。由此，1964 年文艺批示正式由“无着重号版”的“指出”、《红旗》杂志“着重号版”的“警告”，变为“批示”，全文仍为“着重号版”：

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

毛泽东

一，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批示

（引按此处笔者省略）

二，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 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 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演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25

由此可见，《红旗》杂志此前突然集体出现的“着重号版”，是“批示”正式出台的先声与预备。这一期《红旗》杂志所载的1964 年文艺批示，也正式开始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广为宣传，成为最为权威的公开版本。

《红旗》杂志发表一天之后的1967 年5 月28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头版头条、套版套红与加粗大字体，原文转发了《红旗》杂志1967 年第9 期的《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

人民出版社将《红旗》杂志所刊载的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结集为《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一书， 于1967 年6 月1 日正式出版发行；26

民族出版社与外文出版社，以人民出版社《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为蓝本，迅速出版少数民族语言版和外语版，向各民族和全世界发布。约十年间，《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共出版29 种版本， 其中汉语版4 种，少数民族语言版6 种，外语版18 种，盲文版1 种。27

这一系列国家乃至世界规模的宣传，使1964 年文艺批示成为彼时十分常见甚至耳熟能详的文献，同时，也使1964 年文艺批示的版本固定下来。

通过这番版本流变可知，“着重号版” 是1964 年文艺批示流通极广的权威性正版。“无着重号版”是流变过程中的异文，但是其存在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历史性生成的。“着重号版”与“无着重号版”以及“中央文件”版等，差别虽然仅仅只在于区区几个“着重号”，然而如上所述，这种版本流变本身包含了巨大而又微妙的历史信息，它所折射出的意识形态最高层的考量与流变过程中的话语生产方式，使我们看到了那段历史如此丰富而又反复的细节。


[本文系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中国左翼文学的‘民族’与‘国家’话语研究” （2019-GMC-048）的中期成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世纪以来解密档案在左翼文学研究中的应用研究”（SWU180969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1964 年7 月2 日，中宣部召开文联各协会和文化部负责人会议，贯彻这条批示。7 月11 日， 这条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下发至省级党委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文艺界由此开始整风。

2 谢冕、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 197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600 页； 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1945— 1999》，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第513 页； 丁景唐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第19 集《史料•索引》（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年版，第846 页。

3 冯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第1 集《文学理论》（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年版，第70 页；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辞典》，武汉出版社1996 年版，第18 页。

4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368 页。

5 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 年10 月—1966 年5 月》第46 册，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290 —291 页。

6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第91—93 页。

7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6 页。

8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版，第1222 页。此书后有修订版，但此处内容没有变化。

9 所引文件原文出自《中共中央文件毛主席最近的两项重要批示》，江苏省档案馆•江苏省文联档案，全宗号4015，编号1，目录号3，卷案号0079。笔者2017 年3 月查阅。

10 另一条批示为《对一条提拔新生力量的报道的批示》。与本文关系不大，在此不录。

11 《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附于文件最后部分，文字较多且现较常见，此处不录。

12 1964 年文艺批示中“着重号”的作用，已为一些著作者所注意，除前述《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外，可见崔宗云：《怎样使用标点符号》，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49 页； 王彬彬：《“十七年文学”：红线黑线有异， 实行专政则一》，《当代作家评论》2012 年第6 期。

13 现已出版的一些档案资料，并未注明1964 年文艺批示的这个过程，而是直接将7 月14 的“重要补正”挪进7 月11 日的原文中，这样做不尊重原始资料。可见王芸主编《北京档案史料》中对1964 年文艺批示的呈现，新华出版社2004 年版，第247 页。

14 据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1964 年7 月7 日日记：“下午书记处会议，由彭真同志传达主席最近关于文艺界、学术界整风问题的指示。” 见《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第391 页。

15 毛泽东1953 年5 月19 日致信刘少奇、杨尚昆：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 第99 页。

1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第91 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1331 页及该页注释。

18 谢冕、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 197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600 页； 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1945— 1999》，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第513 页。

19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解放军报》1966 年6 月6 日首发，《人民日报》1966 年6 月6 日转载。

20 《红旗》杂志编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重新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按语》，《红旗》1966 年第9 期。

21 这种微妙的删改日后也成为“四人帮”的一条罪状。

22 仅以《人民日报》为例：炬辉（写作组）的《把戏剧界的“祖师爷”、反党分子田汉斗倒、斗垮、斗臭》，《人民日报》1966 年12 月6 日；东锋（写作组）：《周扬在阶级斗争中的反革命真面目》， 《人民日报》1966 年10 月27 日；李基凯、吴松亭、杨匡满、侯聚元：《〈文艺报〉的两次假批判》， 《人民日报》1966 年7 月30 日；新华社通讯：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愤怒声讨文艺界黑帮头子周扬》，《人民日报》1966 年7 月29 日； 胡万春：《大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权威》， 《人民日报》1967 年6 月10 日；新华社通讯：《红太阳照亮了芭蕾舞台》，《人民日报》1967 年4 月26 日等等。这些文章均无差别地转述“两报一刊”上“无着重号版”1964 年文艺批示。

23 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红旗》1967 年第1 期，《人民日报》1967 年1 月3 日头版转载。

24 如陈伯达撰写的社论：《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红旗》1967 年第8 期，《人民日报》1967 年5 月22 日头版全文转载；陈伯达： 《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红旗》杂志1967 年第8 期， 《人民日报》1967 年5 月24 日头版全文转载； 戚本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军的建军纲领》，《红旗》1967 年第8 期等，都以“毛主席提出过严厉的警告”字样引出“着重号版”1964 年文艺批示。

25 《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红旗》1967 年第9 期。

26 新华社通讯：《〈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今起发行》，《人民日报》1967 年6 月1 日。

27 详见施金炎主编《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 年版，第720—722 页。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