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毛泽东与文化的社会主义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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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北京　100017

原文出处：中共党史研究 2002 年 06 期

内容提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体现为五个改造步骤。其实际效果是，在对五四以来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三种文化思潮的清算中，促成新的文化整合，实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但是，就像在经济改造中过于追求一个“公”字一样，文化改造过于追求一个“纯”字，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丢失了不少必要的文化资源，并严重影响到对知识分子在文化建设中的突出作用作出充分的估计。


      一、为什么说有一个社会主义文化转变时期

      先进文化的创造，总是和政治经济的变迁交汇一起，整体推进，互为印证。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同时，还对这个开辟新纪元的历史性转变，作了一个文化方面的描述和畅想：“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由于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真的已经成为了现实的时候，毛泽东强烈地感受到先进文化创造所迎来的从未有过的契机，透露出实现文化飞跃的浓烈渴望和激情。
      于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特别是在推进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对文化现状的焦虑不满之情，便油然而生。在他看来，在文化现状与社会进步之间，存在着两个明显的落差。
      一个落差属于政治上的判断。
      革命胜利后，在政治上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在文化上如何看待自由主义，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早在1948年9月，毛泽东就提出：“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5页。）。这句话对于理解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认识及政策上的变化，是至关重要的。此前讲的是要发展它们，此后则多讲“利用”和“限制”（如七届二中全会），到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又加上了“改造”，接着是提“消灭阶级，个人存在”。在完成社会主义经济改造时，毛泽东曾设想过消灭了资本主义又发展资本主义，但事实上后来并没有落实。
      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文化选择上面来。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时期，同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结成的统一战线格局，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仍然属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当上层建筑中的政权领域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以后，毛泽东看到的文化现实，却是在思想、文艺、教育、教学等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依然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天下，于是，他在1950年5月29日的一个谈话中感慨地说：我们在文化界的进步力量还小，文化队伍中的“人民解放军”太少了。
      再一个落差属于文化上的判断。
      新中国成立前夕，有两件事情在文化建设上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一件是1949年5月5日，刚进北平城的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了一个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的座谈会。与会者多是五四运动的当事人、知识分子，曾经各自天涯，如今殊途同归。再一件事情，是这年7月初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化大军“胜利会师”。汇聚各种文化人才和文化资源，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是中国共产党当时最直观的愿望。
      由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是带着浓厚的延安文化的经验和美好感受走进北京的，因此，对文化建设的方向模式，也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预期。但是，各路文化大军“会师”之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却是杂然纷呈。多数人是带着旧有时代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文化刻痕投入到新社会的。他们的思想之驳杂，就像郭沫若谈论自己的思想时打过的一个比喻：一个长途辗转跋涉的旅行包，上面贴满了各个码头的标签。背着这样的文化旅行包的知识分子，要走向被视为新中国“精神故乡”的延安文化，显然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他们的精神产品，同在延安整风基础上形成的延安文化，也存在着不协调甚至很不协调的地方。
      于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按照延安经验来推进先进文化的创造，为了营造能够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气氛，对原有文化的改造也就成为了必然。正是在一场持续的文化改造过程中，对新中国成立前构想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实践和普及，逐渐演变成为了对既有继承也有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倡导和构想。由此可以确认，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不仅仅是人们惯常理解的在1953年到1956年之间进行的经济上的“三大改造”，也应该有一个，事实上也存在着一个毛泽东非常关注且投入很大精力的文化改造和文化转变。文化转变的声势和规模，或许不像经济过渡那样广泛触动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但是，它在文化思想领域掀起的波澜，对中国文化格局重组之功能，对中国文化脉向影响之剧烈，却是显而易见的。

      二、文化改造的五个步骤及其对象

      事实上，从新中国成立起，文化改造和文化转变就开始了。
      开始的时候，毛泽东还是格外谨慎的。他一方面强调，“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同时也反对“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他提出的思路是“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年6月6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1页。）。在接下来的文化实践中，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这样几个步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年）；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1953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批判引申出来的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1954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胡风等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则已非文化改造和文化批判的范围了）（1955年）。五个步骤，一个宗旨，就是解决文化现状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不相适应的问题，核心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文化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并把它普遍地推行和落实到社会主义文化创造的实践当中。
      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毛泽东把它定位在“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所应采用的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注：《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1～82页。）。从实际情况来看，也基本上如此。当时主要是大力倡导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学习重新发表的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历史观、哲学观和文艺观。于是，“猴子变人”，“劳动创造世界”，成为学习运动中使用非常频繁的通俗概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无疑成为了新中国文艺界的“共同纲领”。
      思想改造还需要接触实际。为此，按中央的要求，各有关部门专门安排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参加土地改革的实践，以便在现实感受的基础上增强对社会变迁的认识，实现立场和态度的转变。哲学家冯友兰到乡下参加土改后，一个最直接的体会，就是“了解了剥削的真实意义，也了解了农村划分阶级的标准”，从而认同了农民革命的合理性（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作家萧乾发表的《在土改中学习》一文，则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特意叮嘱他的秘书兼新闻出版署署长胡乔木，“广发各地登载”，并“出单行本”（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54页。）。
      除了正面倡导以外，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当时主要针对的是资产阶级唯心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自视清高、不问政治、标榜“客观主义”的超阶级思想等等。在政治上，主要是逐步解决立场问题，第一步是民族立场，第二步是人民立场，第三步才是阶级立场。为了适应新社会，也确实有不少知识分子有着主动进行思想改造的积极性。北京大学汤用彤等八位教授就发起组织了一个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冯友兰、贺麟等人公开发表的有关自我批评和思想初步转变的文字，影响很大，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效果。
      有一个问题，在80年代后一直让一些后辈学人困惑：当初接受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到底是不是心甘情愿、心悦诚服？如果说是，但近十几年来则有一些当事人撰文反思；如果说不是，他们当年发表的文字却一点看不出被迫的应景式的心态。
      这里，我想引一段季羡林先生后来的感受：“最初，倒不一定认识到自己身上有什么毛病，可后来人们都说你有毛病，结果呢，人非常容易受外界影响，就觉得自己有毛病，倒不是勉强的。拿我来讲，我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就是肮脏，就应该改造。这‘原罪’呀，是应该的。当时我虽然在‘中盆’里边也碰过一次钉子，洗过两次澡，可是感觉到，完了以后，真像洗过澡以后，觉得身体非常的干净，精神非常愉快。”（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陕西人民出版社、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107页。）
      季羡林先生当时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无疑是思想改造的局中人。从这段自白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说知识分子一开始就认为自己的思想应该来一个改造，是不合常理的。接受思想改造的原因，确与大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气氛有关，但也不是完全由形势所迫。季先生谈到的这个“原罪感”很有意思，尽管当今知识界对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但我还是倾向于认为，它反映了当时多数知识分子的真实心境。爱国的知识分子，面对改天换地的革命胜利，在欢迎新政权、适应新要求的时候，多少要反思一下自己的历程，由此觉得同那些为了革命胜利奋斗多年的人比较起来，自己殊无贡献，生出“自愧不如”甚至“自惭鸠拙”的感慨，也属常情。历史学家周一良在后来的回忆中，也坦陈他在“解放后‘原罪’思想沉重，认为自己出身剥削阶级，又在举国抗战期间置身国外，对不起人民”，因而，一有运动，总是“诚心实意努力紧跟”（注：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9页。）。由此判断，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基本上还是真诚的。当时的改造方式大体温和，也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知识分子内心萌生的抵触，或虚与应付的态度。当然，要撕去文化旅行包上各个码头的标签，重新贴上唯一的一个码头的标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总体上说，这场思想改造运动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中的指导地位打下了基础。
      对文化改造的第一个步骤同其后的几个步骤有着明显不同。从批判《武训传》开始，文化改造的火药味就越来越浓了。如果说第一个步骤具有普遍针对性的话，那么，其他四个步骤，却都是由具体事件引发产生的。在新旧文化的变革过程中，有具体事件、具体人物、具体的思想焦点作为改造对象，自然要比一般地提出问题，宽泛地说有这种倾向，有那种倾向应当改变，更为引人注意，更容易深入，但也更容易把文化改造演变为集中火力的批判运动。
      对电影《武训传》，毛泽东最难容忍的，是片中当做“至仁至勇，千古一人”来塑造的武训，竟是一个“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的人，而创作者“甚至用革命的农民的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武训。由此可见，“文化界的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66页。）；由此可见，树立正确的历史文化观是多么迫切。对《武训传》的批判，基本上是要触及和清算封建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教育观和文化史观。
      对梁漱溟思想进行批判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起因恰恰是在经济上开始大规模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发生的，并且有某种程度的偶然性。1953年秋全国政协会议讨论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梁漱溟在发言中提出城市里工人的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并提到有人说是“九天九地”的差别。这个发言在一心大搞工业化的毛泽东看来，显然是在抵触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于是冲突发生了。而毛泽东对梁的思想批判，也从现实引向了他的过去，引向了他的文化观：“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什么‘中国没有阶级’，什么‘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他搞‘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等等（注：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1953年9月16日至18日）。）。应该说，毛泽东对梁的文化主张是很熟悉的。早在1938年，他们就在延安谈了八次，毛泽东还读了梁送给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在上面作了不少批注。围绕形成中西方文化的社会基础是什么，中国社会有没有阶级，中国的问题是文化失调还是阶级冲突，解决危机的关键是文化改良还是民族民主革命等等，两人的分歧是明显的（注：具体分歧可参见陈晋《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载《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6期。）。1953年的冲突自然勾起了旧事。于是，在此后思想理论界对梁漱溟的批判中，便主要集中在他的文化观、乡村建设理论和哲学观点上面，并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艾思奇在《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一书中说的，梁的思想是“五四文化运动中的封建主义逆流”，是“一锅东西方各种反动唯心主义的大杂烩”。梁漱溟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有“最后一个儒家”之称，以他为代表的文化上的“新儒家”思潮和政治上的乡村改良运动，可视为是一种对近代中国危机的反应，一种寻求新的秩序的努力，人们常从文化上称之为保守主义思潮。这次批判，无疑是对这一思想的一次“政治判决”。
      胡适有五四以来文化学术界的“孔子”之称，其影响遍及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他虽去了海外，但大陆学界的故旧门生多多。文化转变时期的文化改造指向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是必然之事。1954年，由李希凡、蓝翎文章引发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批判，实际上只是为批判胡适派思想提供了一个更集中的切入点，目的是解决胡适思想对中国五四以来近代文化学术的影响。这是毛泽东一开始就十分明确的要求。因此，中央对这次批判格外重视，专门拟定了九个方面的批判计划，涉及胡适的哲学、政治、历史、文学各方面的思想观点，三联书店还出版了八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这次批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广泛涉及到文化学术界最深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也是对资产阶级唯心论和五四以来欧美派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的一次“政治判决”。
      接下来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则是对30年代以来进步文化阵营中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最猛烈的一次清算。这次批判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在毛泽东介入前就已经在文艺界开始了，并说胡风的文艺思想，“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是和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在1955年对胡风进行公开批判时，对其文艺思想的性质又作了升级：“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注：《在周扬关于同胡风谈话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1955年1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9页。）
      值得分析的是，这些事件的发生，典型地反映了过渡时期新旧相连的文化现实。诸如，《武训传》本来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开拍的一部电影，1951年放映之初，也是一片叫好之声。批判胡适思想的导火线，是李希凡、蓝翎对俞平伯1953年3月发表的《〈红楼梦〉简论》和1952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的批评，前者是作者对此前自己的红学观点的一个扼要总结，后者是作者对其1922年旧作的修订易名本。梁漱溟的被批判，则有着偶然性，至今许多研究者都感慨他在高层会议的广众视野中，竟然站在台上不下来，倔犟地同毛泽东发生争执和冲突，要求澄清对他的误解，给一个“说法”。这样的情况，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才可能发生，只有从旧时代过来的党外人士身上才可能发生，也只有在像梁漱溟这样传统色彩十分浓厚的固执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身上才可能发生。至于胡风，在旧中国为进步文化的创造和传播孜孜奋斗，而在社会主义文化转变时期陷入悲剧，使一些人感到意外。其实，这当中也有必然性，这就是文艺界的宗派主义，他本人关于文艺思考中过于强调主观战斗精神，以及他不乏固执的独立个性。
      凡此等等，也只有在文化转型期才会出现；凡此等等，也就成为了文化改造的重要焦点。

      三、文化转变和文化改造的反思

      每个时代、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思想标准和诠释时尚追求的信念体系。它是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以及与其相关的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因此，人们一般把它叫做国家意识形态。在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时候，过去的信念体系自然也无法承载它的发展内容；一个新的国家形态建立的时候，过去的国家意识形态自然也难以满足它的建设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在思想文化上来一次或大或小的整合，诚为历史的必然。
      当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对思想文化上的许多问题，进行认真的清理和深入讨论，无疑是顺理成章之事，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对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文化转变时期发生的上述五个改造步骤，不仅普遍涉及到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同时也极大地触动了哲学、政治、历史、文艺、教育等知识界、文化界的各个领域；既有对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倾向的现实表现的批判，也有对其历史源流的清算；既普遍波及党外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也触动甚至处理了一些党内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如被指责为压制“小人物”的冯雪峰等）。在毛泽东看来，不对旧有的思想倾向进行改造和批判，不对知识界、文化界各个领域的现状进行改革，就会影响和阻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兴起，甚至会影响和阻碍当时在政治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所以，五个步骤，一个理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是毛泽东看重文化改造的基本注脚。
      在哲学意义上，毛泽东把被改造、被批判的思想倾向都叫做唯心主义或资产阶级的唯心论。事实上它们基本上囊括了五四以来所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选择。概括地说可以分属三类：一是立足于中国传统的文化观、价值观，即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电影《武训传》和梁漱溟思想）；一是欧美派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以及自由主义文化观（胡适思想）；一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化观（胡风）。在改造中国的道路问题上，前两类选择的是改良，后一类则基本上赞成革命。尽管它们在历史上都曾程度不同地属于进步文化阵营，都曾程度不同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但在毛泽东看来，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它们已经绝然不属于先进文化的行列了。
      50年代前期的文化改造，基本上实现了文化上的重新整合。其重要标志，就是此前为许多人奉行的文化学术倾向从此失去了舞台；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期间涌现出来的许多文化名人，也开始失落了权威；而马克思主义作为所有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则被明确地树立了起来。由此发生两个鲜明的变化。一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工具理性，作为分析社会的客观的方法论，在文化学术领域得到普及，阶级、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论、唯心论、自然辩证法等基本概念被广泛地用于文化学术之中，人文学科研究和学校教育的内容，文学艺术创作的主题选择和人物塑造，社会风俗和人们的日常用语等等，都和以前有了迥然区别。第二个变化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中国社会意识的整合，成为了整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了体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信仰。这两个变化，使此前就提出和包含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在新中国成为了现实，成为了普遍的文化追求和文化实践。
      但是，文化改造中体现出来的认识误区也是明显的。就五四以后的中国近代史来说，主张改良的多是中间派人物，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包括文化上比较保守的梁漱溟，和文化上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胡适派。他们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推崇一些枝枝节节的改良行为，如晏阳初、梁漱溟分别在河北定县和山东邹平搞的乡村建设实验。胡适派也经常针对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弊端，提出种种建言，有时公开发生冲突。怎样看待他们的选择，胡绳有一个看法，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中间势力在文化学术上的表现，就是各种社会政治理论，他们搞的社会学、政治学，就事论事，“认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解决，就能实现良性循环，改变整个社会，不从根本上触动旧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反帝反封建，这样怎么能解决中国问题呢？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很自然地认为它没有用处，加以否定。解放后，根本制度问题解决了，这时候倒是需要研究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方法、经验，社会学就派上了用场，再否定它就不对了。”（注：“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1页。）
      由此推论，不光是中间派的政治学、社会学如此，五四以后的诸多文化选择以及在这些选择中创造的文化成果，是不是都应该全盘否定，都应该把它们作为旧时代的东西抛弃掉，而里面就没有合理的东西值得社会主义文化借鉴和吸收？是不是只有延安文化才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源头，而此外的一切都必须重头再来？从思想方法上来讲，是不是所有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文化都一定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即使是唯心论色彩的东西，也是不是一定都是十分反动的？这些，大体都是文化改造中没有解决得很好的问题。究其根源，在于文化建设上过于追求一个“纯”字，这同经济改造过于追求一个“公”字倒有些相似。就拿唯心论问题来说，事实上，列宁后期在其《哲学笔记》中就不再认为一切唯心论都是反动的、愚昧的。不可否认，在文化改造过程中，有的文章在批判唯心论的时候，却多少表现出机械的、绝对的、庸俗的唯物主义倾向，而这种倾向，按列宁的说法，反倒不如“聪明的唯心主义”更接近真理。列宁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所谓“聪明的唯心主义”即“辩证的唯心主义”，所谓“愚蠢的”，即“形而上学的、不发展的、僵死的、粗陋的、不动的”（注：《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5页。）。对这样的唯物主义，毛泽东事实上也是一直反对和批评的。
      当然，以政治批判方式来推进文化改造，所引出的教训也是深刻的。把文化领域当作十分敏感的政治斗争领域，对学术文化成果作绝对的阶级分类，便很难公允、客观和全面，并且在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当中造成一种普遍的紧张气氛，这种气氛在把胡风等人打成“反革命集团”时，达到了高潮。这些，显然都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和繁荣。此外，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必然要借助政权优势来倡导和推行先进文化，但是，过早地、轻易地甚至粗暴地对十分复杂的文化学术研究作出政治结论，是不是有利于被批判者真正深入地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也是值得反思的。因此，50年代前期的文化改造，固然给人们带来了重整“文化河山”的喜悦，但也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初创了一套充满风雨的实践模式，并丢失了许多必要的文化资源。
      问题还是要回到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估计上面来。
      前面说过，在文化改造初期，毛泽东的认识还是相当谨慎的，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实现转型的艰巨性有清醒的认识。这里举一个冯友兰的例子。1949年10月，冯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了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而毛泽东在回信中，对冯友兰的态度表示欢迎之后，却另出一笔，说“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4页。）。这最后一句话，引起冯友兰的不快，觉得自己有什么不老实的地方呢？后来，冯先生体会到，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要真正使自己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化，“岂能是三年五载的时间所能完成的？没有这样的程度，而要重新写《中国哲学史》，那也不会新到哪里，充其量也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生搬硬套而已”（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冯友兰的体会，应该说正是毛泽东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上并不乐观的原因所在。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冯友兰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当时不可能意识到的，这就是，即使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依然认为，阶级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注：《给黄炎培的信》（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4页。）。因为，“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1955年9月、12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50页。）。由此可知毛泽东一个潜在的理路：经济改造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文化意识改造的结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文化会自然而然地繁荣起来。
      从一般的认识逻辑上来说，毛泽东还认为，不仅旧的东西不会轻易退去，在社会主义新社会，也必然不断出现新的错误思想。1954年12月，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观点普遍开展起来的时候，他就告诫人们，“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也值得协商。主要是批判唯心论问题。将来一万年以后，也还有唯心论，因为社会经济制度、生产关系陈旧了，就有一批人要出唯心论。新旧之间的矛盾，一万年后也还有。社会主义改造是很纷繁的”（注：《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1954年12月19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85～386页。）。这个判断在认识论上来说，不会有什么问题。在历史进步过程中，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总会有差距，对真理的把握总会有先后，像唯心论这样的思想倾向也就不可能根绝。
      但关键的问题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不复存在之后，承载“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主体，承载“唯心论”这类今后也难免出现的错误思想的主体，应该是谁呢？当然不好说是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也就自然要从思想意识上确认一个资产阶级的长期存在，并认为它必然要对人们的文化意识不断地施加着影响。这种从阶级对立来看待思想文化差异的理路，后来不断得到强化，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毛泽东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影响到他们在意识深处达成必要的理解和默契，实现融洽的沟通。当然，也影响到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无论新旧）在创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突出作用作出充分的估计，最终影响到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