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其宏：《文艺八条》对音乐界异化思潮的纠偏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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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居其宏(1943- )，河南理工大学特聘教授，南京艺术学院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中国音乐学 2017 年 06 期

内容提要：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为纠正当时文艺界普遍存在的异化倾向，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中共中央决定对党的文艺政策做出调整，以纠正文学艺术各领域所出现的种种“左”的错误倾向和偏差。最初的《文艺十条》后经几番修订，终以《文艺八条》成稿并由中共中央批准下达。《文艺八条》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遵循文艺创作、批评和管理的特殊规律，在涉及当代文艺家以及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党对文艺的领导和管理等一系列重大命题上都有详略不等的论述，严肃批评了当时文艺生态中种种异化形态和错误做法，提出若干有针对性的指导原则和规定，对我国音乐界异化思潮有重大纠偏作用，也令中国乐坛久久紧绷的阶级斗争神经得到了暂时缓解。


       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文艺批判之后，特别是1957年反右和1958年高举“大跃进”“人民公社”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这“三面红旗”，给我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各领域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国民经济急速下滑，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遭到严重破坏，思想文艺界的整体空气陷于凝重沉闷的雾霾中。在音乐界，以吕骥主政的中国音乐家协会及其机关刊物《人民音乐》、学术季刊《音乐研究》为主要代表和主要舆论阵地，依仗宏观语境的强大支撑，发表一系列文论，策动一系列批判，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进一步推向异化。
       有鉴于此，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连同当时负责全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陆定一、胡乔木等人，开始酝酿在党的文艺指导方针上做出调整，以纠正近年来在文学艺术各领域所出现的种种“左”的错误倾向和偏差。

       一、从《文艺十条》到《文艺八条》
       有史料记载：1959年上半年，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因反急躁冒进而受到不应有的指责。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在抓各条战线上的纠“左”；与此同时，也用很大精力抓文艺界纠“左”。同年5月3日下午，周恩来邀约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部分文艺界代表和委员，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座谈会，并在会上做了题为《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内容共10条，大到学习马列主义、党的文艺方针和文艺创作中思想性和艺术性、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创作个性和风格等诸多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命题，小至文艺家的技术与修养、健康和稿酬等等，皆有涉猎。1960年，在中央文教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周恩来又提出文艺纠“左”和制定文艺条文的问题。
       周恩来在上述讲话中所阐发的思想，便成为后来制定《文艺十条》的指导原则。
       1960年4月28日，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通知中国音协主席吕骥、中国美协主席蔡若虹、文艺理论家张光年、诗人袁水拍和郭小川，以及伊兵、黎之进驻新侨饭店，组成7人起草小组，着手讨论、起草《文艺十条》，并为即将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即著名的“新侨会议”)做准备。后经周扬、林默涵与起草小组反复讨论、修改，终于拿出讨论稿。
       1960年6月1日，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在新侨饭店举行。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参加者是各省市宣传部主管文艺的负责人，中心议题是谈文艺领导和讨论《文艺十条》；第二阶段，文艺工作座谈会与故事片创作会议同时召开，会址仍在新侨饭店。会上编发的文件和资料有：毛泽东、周恩来近几年纠“左”的讲话，《科学十四条》及向中央的报告，陆定一、周扬在文科教材会上的讲话，中宣部文艺处1958年底编辑的“大跃进后”文化艺术方面“左”的材料，同时印发了《文艺十条》讨论稿。
       像历次文艺会议一样，周恩来总理成了新侨会议的常客，他多次来看望代表。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向文艺、电影两个会议做了题为《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长篇报告，内容涉及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为谁服务、文艺规律、遗产与创造、领导、话剧等7个问题。
       在报告的“引言”中，周恩来充分论述了民主作风。为此他讲了这样一段话：
       我在一九五九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即本节前文提及之《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笔者注)，从今天水平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边也许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①
       在周总理过去的报告中，像这样带“情绪”的话是极为罕见的，从中非但可以见出他对此事的关切之殷，由此亦能推断出，当时党内、思想文化领域“左”倾思潮和异化倾向之烈，以至于周恩来的某些主张和政令已经不出中南海了。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从而把会议推向高潮。会议代表们围绕周恩来的报告结合“十条”(草案)展开热烈讨论。尽管反对国际修正主义正紧张进行，尽管“反右倾”运动刚刚过去，但大家还是出于对国家、对党的文艺事业的关心，心平气和地发表意见，提出自己的建议。尽管不少人有“气”，但还是无怨无悔，决心为革命文艺事业献身。曾被誉为舞台上“活李逵、鲁智深”的袁世海激动地说：“我们是热爱梁山的!”此言一出，顿令不少代表为之动容。文艺座谈会与故事片创作会议结束后，由周扬、林默涵主持，根据会议上提出的意见和周恩来讲话的精神，起草小组又做了几次修改，并发往各省市征求意见。
       不足两万字的“十条”，从酝酿到定稿，前后历时三年之久。在这期间，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几经变化，到1961年9月总算初步定稿。其时，周扬非常高兴，得意地说：这是文艺上第一个纠“左”的文件。此后，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主持下，增加了肯定前几年文艺战线取得“成绩”和历次文艺批判的文字，删除或压缩了许多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切实有利于文艺发展的内容，将“十条”改为“八条”。
       半年之后，即1962年春，在周恩来反复催问之下，于1962年3月28日由中宣部送中共中央(原拟以中宣部名义，后降格为以文化部、中国文联党组名义)；经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审阅批准后，以《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为题(简称《文艺八条》)于当年4月20日正式批发各级党委。

       二、《文艺八条》对《文艺十条》的若干重要修改
       根据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议与事件的回顾》②(下卷)所载相关文字，《文艺八条》对《文艺十条》所做的重要增删和修改，大致有以下几处：
       关于制定文艺工作条例的目的。《十条》指出是为了“创作更多好的作品，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优美的艺术形式，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劳动热情和革命热情，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这本来是基本正确的。可是《八条》中，却改成“为了使我们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更好地发挥战斗作用，更有效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这样一改，政治性明显地增强了，而调整文艺政策的目的却不那么鲜明了。
       《十条》第一条，本来是“正确地认识政治和文艺的关系”。这是一直困扰着文艺界的重要问题。其中尖锐批评了混淆政治与文艺界限、把文艺等同于政治的“左”的错误，并明确指出：我们“不但需要表现强烈的政治内容的作品，也需要没有什么政治内容，但能给人以生活智慧和美感享受的作品”。可是在《八条》中，这些批评性内容被删除，换成了概括的正面论述；并把这一条与第二条“鼓励题材和风格更多样化”合并为一条，题目改作“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如此一改，好处是突出了“双百”方针，但对“左”的错误的批评及正确处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的内容却被淡化。
       《十条》的第六条为“加强文艺评论”，其中详细地规定了如何“正确地细致地划分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艺术问题的界限”。但在《八条》的第四条“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中，这部分内容被压缩后移到别的条目中，而增加了“文艺批评应该鼓励香花、反对毒草”的内容，强调“凡是违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的作品和论文，就是毒草，必须给以严格的批评和驳斥”。这样一改，所强调的重点明显易位。
       《十条》的第九条原为“加强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八条》把这一条改为第七条“加强团结，继续改造”，把原来的内容压缩成了第一点，又增加了关于加强思想改造和深入群众体验生活这两点。这样一改，重点则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变为继续加强改造。
       上述这些修改和增删表明，原本旨在纠“左”之偏的《文艺十条》，在修订过程中却被《文艺八条》纠了“右”之偏，《八条》的整体立场从《十条》后退了。这种情况，不仅明显地反映出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在主导思想上的复杂性、政策调整的局限性和艰巨性，同时也潜伏着异化思潮某种反复的预兆。
       尽管如此，在当时异化思潮甚嚣尘上的中国文坛上，《文艺八条》的整体思想和政策倾向依然是一个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符合文艺创作规律、针对我国文坛实际状况的“纠左”文件；从其下达之日起，立即受到全国思想文化界的热烈欢呼，在特定时间内促进了当时文学艺术创作的繁荣。
       正因为如此，《文艺八条》在我国当代文艺思潮史上，有着光荣的历史地位。

       三、《文艺八条》对文艺界的纠偏努力
       中共中央于1962年4月20日正式批转的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其内容除前言外，共有8条、31款，近万字：
       一、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含3款)
       二、努力提高创作质量(含3款)
       三、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含4款)
       四、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含4款)
       五、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含5款)
       六、培养优秀人才，奖励优秀创作(含4款)
       七、加强团结，继续改造(含3款)
       八、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含5款)
       从上述内容看，《文艺八条》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坚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阐发的基本原则，遵循文艺创作、批评和管理的特殊规律，在涉及当代文学艺术专门家以及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党对文艺的领导和管理等一系列重大命题上，都有详略不等的论述，严肃批评了当时文艺生态中普遍存在的违反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违反文学艺术规律的种种异化形态和错误做法，提出若干有针对性的指导原则和规定。
       例如，在文艺创作题材和风格问题上，《文艺八条》指出：
       作家、艺术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和生活经历、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任何题材。可以写今天的生活，也可以写历史的事迹；可以写尖锐的政治斗争，也可以写普通的日常生活；可以写正面人物，也可以写反面人物；可以写敌我矛盾，也可以写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写喜剧，也可以写悲剧；可以歌颂，也可以批评或者讽刺。任何题材，只要是用正确的态度去写，并且写得好，都是为群众所需要的。
       进而由此得出“文学艺术上不同的体裁、形式，都可以自由发展、自由竞赛”，“鼓励文学艺术创作上的个人独创性，提倡风格多样化，发展不同的艺术流派”等重要结论。
       又如，在当代文艺创作如何科学整理遗产和继承传统的问题上，《文艺八条》“既反对粗暴，也反对保守，鼓励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恰当的、适合传统艺术特点的革新”；在对待外国文化的问题上，“既反对一概排斥，也反对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由此重申“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化遗产，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点加以分析”的基本原则。
       再如，在艺术创作至关重要的技术技巧问题上，《文艺八条》批评了轻视艺术技巧的错误倾向，指出“用空洞的政治概念来掩盖艺术缺点，或者把要求提高艺术技巧看成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以致不敢利用和吸收前人的艺术技巧和经验，这都是错误的”；针对当时因紧密配合政治任务而普遍存在的“突击创作”和“拉郎配”式“集体创作”以及由此导致的粗制滥造，《八条》针锋相对地指出，此做法“往往劳民伤财，降低艺术产品的质量，以后不要再这样做”，进而重申：“文学艺术作品要以个人创作为主。不要把个人创作和个人主义等同起来。集体创作应该自愿结合，不要勉强”。
       此外，《文艺八条》对涉及广大文艺家切身利益的创作时间、劳逸结合、参加生产劳动以及创作成果的署名权、获得稿酬权等等，都一一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对战斗再文艺创作第一线的文艺家关心之切、爱护之情，跃然纸上。
       尤其是前言中如下一段话，一针见血地击中了文艺界异化思潮的命门：
       近年来，文学艺术工作中也发生了不少缺点和错误。某些文化艺术领导部门、文艺工作单位和领导文艺工作的党员干部，没有正确理解和认真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一些文学创作和艺术活动进行了简单粗暴的批评、限制和不适当的干涉，妨害了生动活泼的艺术创造和学术上的自由探讨。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忽视同党外作家、艺术家的团结合作，在党内外的思想斗争中，以及在学术批判运动中，发生过一些不恰当的做法，影响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对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和群众文化活动，提出了一些错误的要求，片面地追求数量，因而对工农业生产，发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有些领导文艺工作的党员干部在处理文学艺术的问题上，既不尊重群众的意见，又不同作家、艺术家商量，独断专行，自以为是，使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对这些缺点和错误，文化领导方面，首先是文化部党组，是有责任的。
       由此可以见出，《文艺八条》对我国文坛上异化思潮种种错误表现及其严重危害所做的上述剖析和批评，非常切合我国乐坛的当时实际。因此，它的出台，在音乐界异化和反异化的思潮较量中，无疑是对异化思潮的一个当头棒喝，为中国乐坛上反异化的纠偏努力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和政策保障。

       四、《文艺八条》与音乐界异化思潮的策略性改变
       在中国音乐界，先后经历过对贺绿汀《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的批判、在“冼星海交响乐讨论”中对汪立三等人的批判、在“拔白旗”运动中对钱仁康的批判等一系列思潮批判运动之后，“新侨会议”的成果和《文艺八条》的下达，也令中国乐坛久久紧绷的阶级斗争神经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曾直接参与《文艺十条》起草的吕骥，此时也谈论起音乐艺术的某些规律和风格体裁的多样化来。他在《对目前音乐创作几个问题的理解》③一文，论述了生活的无比广阔性和音乐反映现实的丰富性及题材多样化的必要，强调音乐艺术的独特规律，指出：勉强要音乐去叙述生活的具体细节，描写事件的发展及某些概念思维，必然使音乐失去其特有功能。文章在论及音乐语言的创造力时，指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民族虚无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观点都难以具有民族风格的新的音乐语言。文章还论述了英雄性音乐形象的塑造问题，并批评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平庸化、简单化而导致音乐形象暗淡无光、毫无艺术感染力等现象，要求按照生活本有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把英雄形象塑造得更崇高些、更伟大些、更美些。文章还承认，有些作曲者存在着音乐语言贫乏、写作技巧(包括和声与配器等)修养不深等缺点，等等。这篇文章的确对当时音乐创作的繁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于是容易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音乐界的异化思潮不再那样极端，其理论立场逐渐柔化而富于弹性，态度变得温和可亲。在一定程度上，这当然是对的。
       但也必须指出，音乐界异化思潮的这种改变，乃是迫于客观情势而不得不做出的策略性、局部性和阶段性调整，而非基于理论自省的美学立场和音乐观念的根本性、整体性、长远性转变。因此说它“富于弹性”十分到位，因为，中国音协领导层政治斗争经验极为丰富，特别在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及自身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积累了智慧，增长了才干，故此深谙松紧张弛、阴阳谋略之道，善于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对音乐界实行“弹性”政策是其政治智慧成熟的标志。
       但在构成音乐界异化思潮本质特征的那些原则问题上，如机械反映论的哲学观、庸俗社会学的文艺观、阶级斗争思维、对权力和政治运动的强烈依赖、组织路线的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中西关系上日益激烈的排外情绪、音乐批评中简单粗暴和浓重政治化色彩等等，却丝毫没有改变。即便在“三年困难时期”和《文艺八条》下达后，在表面宽松和温柔微笑的后面，也未见得没有“引蛇出洞”的安排；事实上，“三年困难时期”刚一过去，随着中国社会物质生活渐有改善，思想文化界的宏观政策立马严峻起来，而当时对广大音乐家在“神仙会”上的言论“三不”(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承诺也成了一纸空文，“秋后算账”的事例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音乐界异化思潮在这种松松紧紧、张张弛弛、时松时紧、有张有弛、外松内紧、形弛实张的实践中锻炼着霸权话语的“弹性”，同时也为自己聚集起更大的张力。
       事实上，作为一个努力“纠左”的中央文件，《文艺八条》在“文革”中曾被四人帮定性为“修正主义文艺纲领”，遭到连篇累牍、狂风暴雨般的政治批判；姚文元在其《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中，也以很大的篇幅批判这个“纲领”。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到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小到我国音乐界，以《文艺八条》为代表的反异化思潮及其“纠偏”努力，与“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思潮之间的异化与反异化较量，竟是多么曲折、艰难而激烈!

       注释：

       ①《周恩来论文艺》，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议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上卷)1991年、(下卷)1993年。
       ③吕骥：《对目前音乐创作几个问题的理解》，《红旗》(半月刊)1961年第12期。此文同时被《人民音乐》于同年第6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