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恺：从《文艺十条》到《文艺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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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艺十条》到《文艺八条》　　
——20世纪60年代初期文艺调整的政策转向及其历史意义


作者简介：段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0
原文出处：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年 12 期

内容提要：
1961年6月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除了充分讨论建国后文艺界出现的问题和对策，还讨论、促成了一份重要的政策性文件《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但是正式出台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为《文艺八条》)却进行了大量的删改，这些删改主要是删除或压缩了许多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切实有利于文艺发展的内容，同时添加了诸多强调政治思想倾向的内容。这些政治性内容表现在对文艺工作者参加劳动和接受改造的要求、对文艺创作思想倾向的把控、对文艺批评和文艺报刊的限制、对文艺领导的加强等方面。这些修改反映出在特定历史时期文艺政策调整的局限性和潜伏着反复的某种预兆。


      1958年“大跃进”以来，包括文艺领域在内的各个领域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针对这种情况，在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的推动下，中国开始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全面调整，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文艺思想和政策的调整，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作家协会等先后召开了新侨会议、广州会议和大连会议，专门讨论文艺调整问题。作为这次文艺政策调整的重要成果，中共中央出台了文件《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①。这份文件后来被收录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分八条，所以又简称为《文艺八条》。然而，这个《文艺八条》并不是这份重要文件的最初形态，而是几经删改，在1962年4月30日才由中共中央正式批准颁布的。在这之前，即在1961年6月6日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不久，这份供座谈会讨论的文件草案已经拟毕，当时的名称是《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②，署名是“周扬”。在这个较早的版本中，共有十条改进当时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因此又称为《文艺十条》。比较一前一后两个文本可以发现，它们远不止是条数的差异这么简单，《文艺八条》也不仅仅像字面上所理解的是对《文艺十条》提炼的结果。下面我们就将这两个文件作为研究对象并作细致的比较，借此分析20世纪60年代初期文艺调整政策转向的具体内涵及其历史意义。
      为清晰展示《文艺十条》和《文艺八条》之间的区别，特将其具体条目胪列对比如下：


      一、创作目的的转向：从满足群众精神需求到为阶级斗争服务
      《文艺十条》在前言中指出当时文艺创作存在的问题说：“目前我们文艺创作还不能完全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和群众鉴赏力的提高”，文艺创作题材狭窄，品种单调，缺乏艺术感染力，尤其是那些“干讲道理”的“开水戏”。强调：“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是我们工作的依据”，“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创造更多的好作品，来满足人民需要，鼓舞人民的斗志，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根据这一指导方针，文件将制定这个条例的目的归结为建立一支强大的文艺队伍，实现党对文艺工作“更灵活”的领导，创造出更多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好作品，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但《文艺八条》却在前言中将制定条例的目的归结为：“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更好地发挥战斗作用，更有效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这一修改凸显了文艺的政治性，使得文艺政策调整的方向由满足人民需求变成了为政治斗争服务。
      关于《文艺十条》第一条“正确地认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与第二条“鼓励题材和风格的更加多样化”，薄一波认为应“合并为一条”③，即合并为《文艺八条》中的第一条“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实，与其说合为一条，不如说《文艺十条》中的第一条被删掉更为准确，《文艺十条》中的第二条被改为《文艺八条》中的第一条。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文艺界感到迷茫和有待解决的问题，它不仅是《文艺十条》的核心问题，也是整个调整时期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文艺创作的核心问题。因此，作为调整文学艺术工作的中共中央文件，在草拟之时将“正确地认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放在第一条是合理且必要的。条文提出：“克服和反对把文艺服从政治的原则了解得不正确或过分狭隘的倾向。”在这里，将以政治代替文艺、用行政命令粗暴干预文艺的现实情况进行了淡化处理，仅仅归结为对文艺服从政治这一原则的理解还不够。接下来，更是巧妙地对“政治”一词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应当认识，政治是十分广阔的领域，有千百万群众的地方，就有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实质上就是为千百万群众的利益服务，符合群众的利益，也就是符合政治的要求。”这种解读方式尽脱藩篱，不是将“政治”直接定义为阶级斗争，而是将“政治”宽泛地理解为“千百万群众的利益”。这里的“群众”也不再是预设的、被动的、僵化的概念，而是鲜活的、有思想、有感情的真正的人。既然“政治”代表着“千百万群众的利益”，那么为“政治”服务，就要紧贴群众，为千百万群众的利益服务，就要创造出群众喜爱的有感染力、有艺术魅力的作品，发挥文艺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丰富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单纯追求政治上没有错误而不顾艺术美感、不管群众接受与否的态度，是“缺乏群众观点”的不严肃的创作态度。文件还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途径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这实际上是将文艺的不同种类的问题替换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不同方式的问题。可以说，这种对“政治”的独特解读方式是一个创造。既然文艺界的一切问题都根源于“政治”，那么在文艺必须服务政治的前提下，只有对“政治”进行全新的阐释，才能为文艺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只有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搞清楚文艺的服务对象，才能解决下面的包括题材风格、学习继承、文艺批评、人才培养、文艺制度等在内的一切具体问题。遗憾的是，这一条在《文艺八条》中被删除了。但结合《文艺八条》中关于加强文艺批评和文艺领导、继续对文艺界进行思想改造、提高文艺作品的政治性等内容，可以看出，删除这一条内容并不是偶然的。
      《文艺十条》中的第二条是“鼓励题材和风格的更加多样化”。与第一条得出的结论——文艺为千百万群众的利益服务就是为政治服务——紧密相关，第二条将题材、风格、形式、体裁的多样化与群众的多方面要求结合起来，将题材和风格是否多样化提高到文艺能否为人民服务的高度。文件提出：“必须在思想上重视题材、风格、形式、体裁的多样化。多样化的问题，是能不能反映丰富多采的人民生活的问题，是能不能满足群众的多方面的要求的问题……否认或忽视艺术的多样性，不但不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而且必然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第二条对多样化问题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要想满足群众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就必须创作出各种题材、各种风格的文艺作品。多样化不仅是文艺的必然出路，而且也是“政治”对文艺提出的要求。解决了题材和风格多样化的政治合理性问题，才能打消作家、艺术家存在的诸多顾虑，如有些题材不敢写，有些形式和体裁不敢尝试等，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文艺八条》则将“鼓励题材和风格的更加多样化”改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里特别引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有特殊涵义的。陆定一在1956年所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中指出，双百方针提出的原因有三：一是中国的富强缺少文学艺术的繁荣是不行的，单一文艺形式的发展不能称为繁荣；二是“在阶级社会里，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毕竟要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三是文艺和学术的自由与发展是调动党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加强团结的需要④。无论是为了国家富强，还是为了团结起来搞阶级斗争，双百方针的提出和针对的问题都与政治有着紧密的关联。与这一条目的变化相呼应，这一条的内容相比《文艺十条》来讲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它不仅删除了原先所讲的文艺要满足群众的精神需求、文艺工作的领导者不能代替作家艺术家决定选择什么题材等合理的内容，而且反复强调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强调文艺及时反映和配合当时斗争的必要性，要求多写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因为“表现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应该是我们的作家艺术家的光荣任务”。《文艺十条》中第三条的调整情况也与此类似。《文艺八条》的改动在突出具有特定政治内涵的双百方针的同时，掩盖了《文艺十条》中对“左”的错误的批评。

      二、文艺批评的转向：从促进创作的发展到发现“香花”和“毒草”
      《文艺十条》中的第六条“加强文艺批评”，也是改动较大的一条。《文艺十条》从文艺批评的任务、要求、原则等方面对文艺批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文艺批评的任务是促进创作的发展和提高，提高读者的艺术欣赏能力，发现和培养创作新人。《文艺十条》对文艺批评提出的要求是既要符合政治标准，又要对作品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进行分析，批评文章要写得准确、鲜明和生动，要能够反映群众的意见，各文艺团体和刊物要有计划地培养青年批评工作者。《文艺十条》所确立的文艺批评原则，虽然仍然坚持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但是同时又对这个政治标准在具体文艺批评实践中的应用进行了多方面的、有利于文艺批评发展的阐释：文艺批评首先“必须正确地细致地划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或艺术问题的界限”，在符合政治标准的前提下，一般的思想问题可以当作缺点、错误来批评，而不要随意引申为政治问题。其次，不能将世界观问题都当作政治问题来对待，对于彻底改造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不能要求过急，艺术和学术问题就应该在艺术和学术的范围内探讨，应该允许自由争论，允许反批评，允许作者进行申辩和保持自己的意见。第三，不能随便给作者戴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等帽子，不能因为局部的缺点便否定整个作品，反对不公的粗暴打击和庸俗的盲目捧场，任何个人对文艺作品的书面或口头批评都只供作者参考而不能等同于组织的决定，作者有接受或拒绝批评的自由，不能因为作者没有根据批评意见修改就停止演出或出版其作品。可以说，《文艺十条》既比较清楚地划分了文艺和政治的界限，又指出了具体工作中文艺领导的方法，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文艺批评的发展创造了相对宽松的条件。
      这一条在《文艺八条》中改为“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并且次序提到了第四条。从标题上看，“加强”只有鼓励，没有限制，然而“正确地开展”是有限制的，限制的方向当然是政治方向。次序上的提前，也显示出文艺批评所特有的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一条强调，批评工作者要“努力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批评，树立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批评作风”，对文艺批评和讨论的自由仅限于“人民内部”，文艺批评要指出创作中“不正确、不健康的倾向”，要“鼓励香花，反对毒草”，对于违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毒草”“必须给予严格的批判和驳斥”，“香花和毒草并不都是一眼可以辨别清楚的，毒草放出来也并不可怕，应该通过批评和讨论，教育群众提高辨别能力，锻炼同毒草作斗争的本领”。《文艺十条》所作的政治问题和文艺问题、政治问题和世界观问题的细致区分在《文艺八条》中一扫而空，而且提出文艺批评文章“可以着重批评作品的思想内容”。关于文学艺术团体和报纸刊物，《文艺十条》讲的是这些单位应该制定培养青年批评工作者的具体规划，进而培养文艺批评的新生力量；但是《文艺八条》却将重点放在了要通过倚靠这些团体和报刊组织有关作品和创作问题的讨论来“加强文艺批评”上。《文艺八条》无疑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文艺批评对文艺思想内容的评价放在了比较显赫的位置，文艺批评的功用从《文艺十条》的促进创作发展、提高读者艺术欣赏力转向了发现“香花”和“毒草”进而“指导”群众“同毒草作斗争”。
      与文艺批评的转向相关，文艺领导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向，文艺领导的目的从成为“内行”转变为加强监督。《文艺十条》中的最后一条是“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主要观点是：第一，文艺工作单位的党组、党委会要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和了解实际情况上而不是代替行政部门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对具体业务应起保证作用而不是全面领导；第二，领导文艺工作的党员负责人要努力提高文化修养，熟悉文艺工作规律，了解业务情况，成为领导文艺工作的“内行”；第三，文艺工作单位的党组织要采取民主集中制和互相商量的方式而不是采取行政命令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要积极主动地接触和关心党内外的文艺工作者，“建立同志式的亲密关系”。可以看出，这三点是分别针对全面干涉文艺创作、不懂文艺规律和领导个人发布行政命令等问题的，这些问题都严重束缚了文艺的健康发展。《文艺十条》“改进”的方向是发扬民主，《文艺八条》“改进”的方向则是加强领导。这一条强调，文艺单位的党组织作为单位的领导核心，对本单位的工作要起“领导和监督作用”。除了要求文艺工作的领导干部“必须加强党性锻炼，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之外，还要求他们“帮助文学艺术工作者提高政治水平、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帮助他们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在这里，“帮助”指的是各级党组织和文艺团体对文艺工作的层层监督。文件明确了各级党组织的具体领导范围，要求文联和各协会等文艺团体充分发挥作用，通过社会方式“团结”作家艺术家，而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要和这些文艺团体“密切合作”。《文艺十条》中提倡的“民主集中制”重在发扬民主作风，这里的“民主集中制”则指“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这一条还取消了《文艺十条》要在各文艺团体和单位中建立艺术委员会以便发挥非党文艺家积极性的要求。《文艺十条》要求文艺部门的党员干部提高文化修养、熟悉文艺规律、成为内行的内容在《文艺八条》中变为熟悉“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发展规律，做到“又红又专”。可以想见，党员干部学习社会主义文艺是“红”色的，所领导的文艺也必然会带有显著的政治烙印。
      在这种“又红又专”的文艺政策指导下，被民化的情形下，文学家、艺术家只能在“三突出”原则指导下创造“新英雄人物”，文学典型理论被政治化和庸俗化；文艺批评家则受到“香花一毒草”机械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不敢碰触现实敏感内容，甚至将政治话语直接移植到文艺批评中，批评主体性的缺失使得“红色批评”成为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主流批评话语。

      三、知识分子政策的转向：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到加强监督改造
      建国后，知识分子政策的摇摆不定使文艺工作者疑虑重重，很难全身心地投入到文艺创作中。到了调整时期，知识分子问题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棘手难题。《文艺十条》中的第九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强团结”，就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问题而谈的。这一条开头便提出：“应当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更紧密地团结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作家艺术家，调动文艺界一切积极因素。”建国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几经变迁。既然这里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具有调动积极性的作用，那么一定不是指1957年反右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敌对态度，而是指一种对知识分子具有鼓励作用的政策。就当时来看，时间上距离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最近的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公开报告，是1956年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和陆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次讲话中，他们分别将知识分子的政治属性确定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因此文件在这里的意思也应该是将知识分子视为“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这一条的主要内容，是要以文学艺术界各个协会和文艺团体为核心，加强党的和非党的文艺工作者之间的团结和合作，以此促进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的文学艺术事业。为此，要在各个文艺团体中建立艺术委员会，吸收有代表性的党内外文艺家参加文艺团体的领导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在对文艺工作者的改造问题上，条文提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操之过急，要在发挥其工作积极性的前提下，根据他们的经历、年龄等具体情况耐心细致地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意识改造，改造的方式是“生活锻炼和业务实践”；至于改造结果的评价，要从主要方面来看待他们的政治进步程度。
      这一条在《文艺八条》中被改为“加强团结，继续改造”，在提出“必须团结”的同时又提出“继续改造”。既要“团结”又要“改造”，这个标题本身就说明，党在对待文艺工作者的态度上是矛盾的，犹疑的。一方面，由于文艺创作和文艺队伍的不断萎缩，党需要团结更多的文艺人才提高文艺创作质量；另一方面，则仍然坚持认为，文艺工作者有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因而不能放弃对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文艺八条》将意在鼓励文艺创作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变为旨在对文艺界知识分子尤其是非党文艺工作者进行施压的“继续改造”。《文艺十条》开头的“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被取消了，改为“在党的领导下”，目的由繁荣文艺事业变成为工农兵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十条》中，吸收党内外文艺家建立艺术委员会、在改造过程中“细致耐心”的工作方法和从主要方面看待进步程度的评价方式等也都被剔除了，并且要求文艺领导部门和文艺工作单位帮助作家艺术家进行改造。《文艺八条》指出：“在文艺界，清除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忽视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是错误的。”对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改造”可以归纳为两个部分，即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思想改造是指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逐步树立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世界观；劳动改造是指在文化领导部门、文艺工作单位的“帮助”下，深入群众，参加生产劳动。这与《文艺十条》提出的“生活锻炼和业务实践”有很大的区别。条文还指出，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及其复杂性和长期性都不容忽视。
      “团结”一词本指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结合在一起，集中起来的各种力量之间是和睦、友好的关系。因为各种力量是平等的，所以“团结”行为是大家共同发出的主动行为，这种团结模式是“A与B团结”。但是，《文艺八条》中的“团结”是有特殊涵义的，其团结模式也与前一种不同，它是“A团结B”。“团结”行为的发出者是“党”，接受者是“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党”发出的团结行为不仅是主动的，而且是机动的，也就是说“党”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决定团结或不团结；“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则是被“团结”的，他们只能选择接受或放弃，接受的结果是被改造，而放弃的结果将是被批判。从这个角度说，“团结”与“改造”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同一的，即“团结”就是“改造”，“改造”是“团结”的应有之义和目的之一。《文艺八条》所确定的“团结”的前提是“党的领导”，“团结”的目标是“一切可以团结的作家艺术家”，“团结”的目的是“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团结”的标准是“政治上不坚持反对共产党、不坚持反对社会主义”。

      四、文艺调整政策的难产：从《文艺十条》到《文艺八条》
      这个旨在调整文艺界和知识分子境况的中央文件，从酝酿到定稿历时近三年，草稿稿次有几十次之多。为了她的出世，周恩来付出了很多心血，中宣部召开了最高级别的部长办公会议，全国召开了几乎所有知名文艺家参加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在收集资料、筹备新侨会议期间举行的各种会议就更多了。其间，这份重要文件几度遭遇难产，甚至差一点就不能出台。
      《文艺十条》实际上从“大跃进”的后期就开始酝酿了。1959年5月3日，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的座谈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⑤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在内容上为《文艺十条》的制定定下了基调，其中对立统一的辩证的“两条腿走路”的方法，成为后来制定《文艺十条》的指导思想。随后，中宣部、文化部和文联分别组织了座谈会，收集文艺工作者的意见并派工作组到地方进行调查研究，《文艺十条》就是在此基础上草拟的。关于《文艺十条》，李曙光作为当时的中宣部文艺处办事员曾亲历其拟订过程，并撰写过回忆文章。据他回忆，1959年郑州会议以后，周恩来从制定文艺政策条文开始负责文化教育领域的纠“左”。在其指导下，周扬、林默涵等人曾约集部分同志酝酿相关条文。在条文酝酿制定过程中，由于庐山会议反右倾的影响，条文制定一事曾被中断。1961年4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期间，周扬、林默涵就着手筹备起草《文艺十条》。4月27日，在林默涵的组织下，起草小组在新侨饭店开会讨论。5月初，林默涵根据周扬提出的意见总结出了10条意见。之后，由袁水拍等分工起草具体内容，林默涵将初稿提交周扬主持的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讨论，然后在6月1日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讨论。新侨会议结束后，周扬和林默涵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和会议上收集的意见对《文艺十条》作了几次修改，下发各省市征求意见。在这期间，周扬草拟了关于文艺座谈会给中央的报告。⑥到此为止，这个文件还是十条。
      1961年9月，《文艺十条》初步定稿，林默涵将它与向中央的报告一起送至中央文教小组，陆定一主持文教小组会讨论了《文艺十条》。他在会上提出，要加上肯定历次批判运动，否定了之前文艺工作座谈会对“写中心、画中心、演中心”的反对意见，主张将文艺的作用由“潜移默化”改为“教育作用”，在具体的表述上要求简短，少议论。根据陆定一的意见，中宣部秘书长童大林另找了几个人进行修改，这时文件被删改成了八条。1962年3月，林默涵参加广州会议时就《文艺十条》未上报的问题遭到周恩来的质问，但是周恩来并不知道《文艺十条》已经被删改为《文艺八条》了。回到北京后，林默涵立即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着手上报，并提了些具体意见让袁水拍和李曙光修改。这时，陆定一外出，周扬主持工作，袁水拍示意李曙光在陆定一回来前改好上报中央。李曙光改好后送林默涵，再由林默涵送给正在教育楼主持会议的周扬过目。周扬看后在上报表上签了字，同时提出再在文件上加一句“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林默涵根据周扬的意见作了修改，但未用“社会方式”的表述，李曙光带着文件回到中宣部。1962年3月28日，文件由中宣部送中央，经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阅后批发，于4月30日降格以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的名义批转各级党委。薄一波对这一过程的回忆，可作为很好的补充。他说：“1962年3月8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和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的文艺界代表的要求，将《文艺八条》送中央书记处。4月30日，经毛主席和少奇同志核阅后，由小平同志批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了《文艺八条》。”⑦薄一波的话似更宏观，说明在促使《文艺八条》出台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除了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广大的文艺界工作者的有力推动。
      但就在文件颁发的几个月后，情势急转直下。后来，陆定一在中宣部多次责问《文艺八条》是怎么送上去的，他与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对于这一分歧，陆定一在晚年反思说：“是以思想(世界观)划线，还是以政治表现划线，这涉及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是‘团结’还是‘依靠’的重大问题。在这方面，周恩来同志‘以政治表现划线’的主张，是正确的。周恩来同志的主张，也教育了我。”⑧就在这一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尤其1966年林彪和江青提出“文艺黑线专政”和“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台后，《文艺八条》被斥为“修正主义文艺纲领”，因此不要说《文艺十条》，就是《文艺八条》也难以为继了。

      五、政治意识形态的实践：从“文艺宪法”到文艺政策
      对重要文件或讲话的不同历史文本进行细致比对的版本研究，可以开启一种文学史和文论史研究的新路径。从《文艺十条》到《文艺八条》，前前后后共有几十稿次，但最具代表性的两个版本还是上述供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的《文艺十条》和中央正式批准的《文艺八条》。本文主要比对的就是这两个版本，通过比较来追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以期发现文艺思想演变的真正原因。钩稽这一时期的文坛故实，既是向那些对中国当代文坛作出贡献乃至奉献生命的先贤和大家致敬，也希望借此拨开历史迷雾，重新进入历史现场，深入历史的肌理，对其中的各种观点和现象进行立体的呈现，让文艺思想、文学理论在运动发展中获得应有的生机。
      政治意识形态对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文学艺术和文艺批评来说，无异于一部严苛的“文艺宪法”。它通过一套自上而下的复杂的文艺制度在整个文艺界加以推行，而这一时期颁布的文艺政策既是“文艺宪法”施行的重要成果，又是协助“文艺宪法”辖制文艺发展的有力推手。《文艺十条》与《文艺八条》的核心问题都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二者的区别也主要是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不同。《文艺十条》要求在尊重文学、艺术创作规律的基础上正确认识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文艺八条》则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应该看到，“文艺为政治服务”或者“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提出时对文艺自身规律以及文艺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都有失考量。然而进入社会主要矛盾性质转变时期之后，这一口号并没有随着社会生活的转型而发生改变，甚至得到了不恰当的强化。从《文艺八条》的酝酿、制定、修改到下达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文艺八条》的制定原本是为了纠正文艺领域内的左倾思想，消除政治对于文学的影响，但是在制定过程中恰恰删除了那些旨在消除文艺中的政治化倾向的条目和语句，压缩了许多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切实有利于文艺发展的内容，同时增加了许多强调政治标准和党的领导的内容。难怪薄一波在谈及《文艺十条》和《文艺八条》的区别时说：“可以看出当时顾忌不少，某些规定在修改过程中有所后退。”⑨实际上，薄一波所说的从《文艺十条》到《文艺八条》的所谓“后退”是轻描淡写了，《文艺八条》的修改颠覆了《文艺十条》拟订的初衷。周扬等人制定《文艺十条》的意旨，是让文学和艺术回归文艺本身，寻找和揭示文学艺术创作和发展的规律，例如作家艺术家要以自己熟悉的题材作为创作对象，文艺的题材和风格应该多元化，文艺要符合接受者的审美志趣，文艺理论要在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的基础上不断革新，文艺批评要能够真正促进文艺的发展等，使中国共产党能够依循和利用文艺自身的规律领导文学艺术工作，使文艺能够得到健康、蓬勃的发展。但是，《文艺八条》的更改使得周扬制定文艺政策以改善文坛状况的目标落空了，《文艺八条》是从外部管控文艺的发展，是反规律而行的，如要求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要求文艺批评发现“香花”和“毒草”、对文学艺术工作者加强思想改造、要求文艺单位党组领导加强党性锻炼和加强对文艺工作的监督、揭露和批判西方文艺流派和思潮，等等。《文艺十条》最终倒退为《文艺八条》，是因为党内极“左”势力强大，文艺政策制定过程中受到了极“左”路线的干扰。
      通过对文艺政策调整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知识分子问题、文艺领导以及政策出台过程等方面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管窥文艺领导人在制定文艺政策过程中的诸多顾虑和党通过文艺政策的制定所希望达到的对知识分子的规训效果。20世纪60年代初期文艺调整的政策转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视为即将到来的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的严冬的某种预兆。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文艺思想和政策的调整具有四个向度，即从战争时期的文艺思想调整为和平时期的文艺思想，从大跃进时期假大空的文艺思想调整为建设时期实事求是的文艺思想，从建国初期所接受的苏联的文艺思想调整为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文艺思想，从单一的外部的文艺思想调整为既有外部又有内部的文艺思想。但是，这四个向度都只在一定范围内得以展开，虽然使文艺状况有所改善，但并没有完全实现。以周恩来、茅盾、周扬、邵荃麟、赵树理等为代表的一批文艺领导人、文艺理论家、作家、艺术家，在文艺调整时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希冀中国的文学艺术能够摆脱战争思维和政治论的枷锁，回到文艺自身，寻找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建构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但是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文艺领域又回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写什么”和“怎么写”都失去了论争的余地，更遑论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体系的构建了。文艺调整不到两年的时间就不得不中断，正如1960年文艺调整起始于整个政治和经济的调整一样，1962年文艺调整的终结也与政治转向息息相关。政治意识形态作为辖制20世纪60年代初期文学艺术发展的“文艺宪法”，在文艺政策的制定和践行上得到了最突出的体现。
      众所周知，文艺与政治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一方面，文艺与政治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优秀的文艺一定秉持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和对未来世界的美好理想，进而对制度和政策产生积极的影响，而活跃和宽松的政治氛围也会为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论研究提供更好的环境；另一方面，文艺和政治之间的冲突也是始终存在的，只不过有时凸显，有时隐晦罢了。1960年至1962年的“十七年”调整时期，是文艺与政治相互博弈的一个典型时期，政治雾霾笼罩着文艺，并且不断通过行政手段对文艺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下，文艺不得不受制于政治舵向的变化；同时，文艺作为人的一种基本的精神需求和帮助人进行思考、使人自由发挥想象力的领地，也拼命地在政治的夹缝中为自己开拓出一席之地。这种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冲突至今依然存在，并且将会一直存在下去。研究调整时期文艺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可以增加对文学权利机制运作的了解，为营造新时期文艺和政治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提供历史的借鉴，还可以借此找出文艺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症结，为文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和顽强的动力。
      历史是循环往复、曲折前进的，每一次的发展都是对过去的否定和超越，而这其中跨出去的每一步都是艰难的。对“十七年”调整时期文艺思想进行重新认识和认真反思，总结文艺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是发展当下文学理论的必要前提，同时对于中国文论的长远发展和现代化也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①《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63-381页。以下相关引文，均出自该文件。
      ②周扬：《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见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档案：《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文件》(十六)。以下相关引文，均出自该文件。
      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005页。
      ④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见《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00页。
      ⑤周恩来：《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见《周恩来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69-72页。
      ⑥黎之：《回忆与思考——“文艺十条”—“文艺八条”》(上)，《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3期。黎之：《回忆与思考——“文艺十条”—“文艺八条”》(下)，《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4期。
      ⑦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989页。
      ⑧陆德：《陆定一晚年的几个反思——为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而作》，见张国良主编：《新闻春秋(第七辑)——纪念陆定一同志100周年诞辰暨中国新闻与传播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中国新闻史学会2006年年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8页。
      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