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另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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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毛泽东从左的革命者的角度来批判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他的革命浪漫主义难以适应革命后建立的这种“保守化”的秩序，他先是发动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失败后再进一步发动文革，两次向“安分敬制”的结构发起冲击，形成激进民粹主义的反向运动。

    文革浪漫主义的失败，导向了以市场经济的改革，市场经济使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社会流动性，竞争性的结构，在中国形成，从大历史角度看，这就具有了千年文明史上的变革意义，中国正处于漫长的新改革历史运动的初期阶段。

    一、建国后发展模式是计划经济与激进民粹动员的结合

    必须指出的是，新中国在建国后不久，仍然可以有不同的历史选择。第一种选择是，按抗战后期中共七大确定的新民主主义的现代化战略，来引导中国的发展，第二种选择是，恢复革命动员时代的“超阶段论”，即通过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苏联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模式，来实现中国的发展。

    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则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与冷战时代的到来，中国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二则由于此时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弱点还没有充分暴露，胜利后的人们自然认为，斯大林式的党政全控的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唯一形态。三则由于落后大国统一后往往有强烈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意愿，而通过低价收购农业产品，高价出售工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来实现重工业发展所必须的资金积累，就成为政治决策者的必然选择。所有以上这些因素相迭加，解放后的中国没有选择容纳市场经济的新民主主义模式，而是选择了苏联的党国一体的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

    建国以后不久，中国就实行了户籍制、单位制、经济上“统购统销，统分统配，统进统出”的计划体制，这种道路选择，把社会重新归位到一种同质性、板块型的、以“单位所有制”的条块组织结构里，它与传统帝国文明的体制可以说是“异质同构”，而它的集权控制程度则更高。这种以户籍制和单位制为基础的体制，重新建构了社会的“安分敬制”结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报刊上就宣传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正是这种以“分”为核心价值的体制在秩序上对社会成员提出的要求。

    从此，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变化：单位取代了自主的社会；金字塔型的条块分割，取代了利益主体的契约关系； 板块结构取代了横向的利益交换；计划代替了市场，计划官僚取代了企业家，集体淹没了个体，一元性取代了多元性；封闭管理性代替了社会自由流动性；上令下达的经济指令，代替了自主经营。这种结构与功能上的全面变化，使社会个体不再具有自主性，社会不再具有自治性，文化不再具有多元性，微观竞争的环境与条件全面被体制剥夺，个体成为集体大机器上的零部件，而社会个体从此就在体制的要求下，具有整齐排列的砖石一样的角色定位。计划体制以此来实现整体功能，排斥一切社会自主性与社会多元性，使社会成员都没有迁徙的自由，一个农民要进城，都必须由大队开证明，生老病死的问题全在一个封闭的单位里解决。这是传统“安分敬制”纲常结构在革命的名义下翻版。这无疑是不自觉地结构回归。

    对这些结构要件变化的罗列，对于理解那个时代是十分必要的，对于现在那些仍然对改革以前那个时代具有浪漫怀旧情怀的人们，他们更有必要理解这份变化要件的清单。

    在这种结构里，同质性的，“欲物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的矛盾仍然存在，八级工资制，用角色功能划分等级，以“分”的方式来避免同质体之间的“欲物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的矛盾，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必须指出的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落后农业国家来说，这种带有军事集权命令色彩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之后，它所具有的民族动员力，资金积累能力，将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办大事的能力，为推进中国重工业的发展，为现代化奠定工业基础，也确实也做出了贡献，而这些贡献也确实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但这种体制的缺陷也非常明显，首先，它抑制了微观个体在经济上的活力，计划经济的大锅饭体制又缺乏利益激励机制，整个社会在宏观上陷入经济停滞。直到改革开放前，某些中西部地区两个强劳动力的每天工分值加起来（合一角钱），不如一个老母鸡生的蛋（黑市上价格一角一分钱），中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不到100元人民币，生活水平比非洲落后国家还不如。其次，在指令性计划体制下，计划制定者和决策者的信息获取能力与处理能力的局限性，很难制定合理周全的计划，产生大量的浪费与低效。第三，这种计划体制下，“当官做老爷”的长官意志与官僚病不可避免。

    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种解释

    如果说，计划经济体制是在工业化时代，以一种新的方式回归“安分敬制”结构，那么，建国后的政治文化中，还存在着战争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革命动员性因素，例如群众运动，意志决定论，供给制的平均主义价值观，“超阶段论”思想，等等。这些历史因素曾在革命时代起到动员大众革命的作用，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因素在毛泽东的浪漫主义与乌托邦理想的支配下，进一步膨胀起来。毛泽东想通过“穷过渡”的方式，来加快在中国实现均平的共产主义理想。这样，民粹主义的革命动员，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样的激进群众运动，再次出现在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生活中。

    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毛泽东看到了共和国体制中，“安分敬制”文化的再次复活，也看到计划官僚主义的弊端，作为五四运动激进反传统主义思想的传人，他对传统文明中的这种负面性也是深具反感的，他试图运用自己作为革命导师的威望与权力，以民粹主义的动员与暴力革命的斗争哲学，来削除这种“安分敬制”的文化。他对“八级工资制”的等级观的厌恶，对“资产阶级法权”下的事实上的等级秩序的难以接受，都表现了他内心深处对“安分敬制”文化的轻蔑。然而，毛泽东是从左的方面，用实施民粹主义乌托邦理想工程的方式，来实现铲除“安分敬制”文化的目标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要在短期内让中国人民过上共产主义好日子的浪漫主义理想，在民众与干部中也同样具有很大的感召力，毛具有极高的威望，他又能利用他执掌的高度动员能力，来实施自己的计划，从大跃进，大炼钢铁，到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吃饭不要钱”，自195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实施乌托邦工程的苦难时代，在体制内部缺乏制衡机制的情况下，其后果就具有灾难性。从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数千万人。

    当政者从大跃进以来推行的民粹主义化的高度动员的激进平均主义政策，重新回到计划官僚以“分”为基础的等级制上来了。相对于毛的激进主义，可以说是制度上重新“保守化”。

    毛泽东仍然顽强地认为，他的民粹主义的动员方式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他对刘少奇这些党内务实派的“保守化”的努力，一律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他从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中，获得了把等级制看作为必须破除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根据。在他看来，取代了革命战争时代供给制的计划经济官僚制、八级工资制与等级分配制，都是“资产阶级法权”，这些制度都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为了让公有制不再受到上层建筑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干扰与破坏，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强化了他原来的浪漫主义思想。他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就是他心目中以复归供给制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施工蓝图的草稿版。文化大革命的上层建筑的“斗批改”，以及“斗私批修”的“灵魂深处的革命”，都表现出毛泽东克服体制内的这种内在张力与矛盾的努力。但这注定是不能成功的，毛泽东的浪漫主义、唯意志论与民粹主义，只会对生产力造成更加巨大的破坏与灾难。

    三、从文明史的角度评价改革开放的“维新模式”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从全能主义计划体制转变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现代化进入了真正的起飞阶段，改革三十多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运最好的历史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开明的威权体制，在政治层面上，通过强有力的政府权威来稳定社会，防止出现政治参与的过度膨胀，并运用政府权威来推进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与社会多元化过程，激活了社会内部的微观个体、地方与企业的竞争活力，社会成员、企业、社团共同体、各省、各县、各乡镇，各村与个体，从板块型的计划体制中离析了出来，它们在市场经济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中，成为相对自主、相对多元的利益主体。这就使一种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与流动性相结合而形成的竞争性机制，在中华大地上得以重新演化出来。这样的一种体制，我们也称之为“中国模式”。

    当然，威权体制下的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人治原则为其施政基础的。而人治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治精英的个人因素，对于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来说，这肯定是不稳定的，如何从人治向法制转变，也将是今后中国面临的大课题。随着社会多元化程度的提升，进一步适应这种社会多元性的制度变革也将水到渠成地到来。这是时代的大趋势。


https://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6/03/201603200528.shtml

难得糊涂

毛对经济建设缺乏现代观念， 就只有用小农生产方式和小作坊的方式来搞生产，其关键就是认为可以用人多来解决大多数问题， 结果把”自然“搞灾害了，不得不让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重启炉灶度过了难关， 毛的心里对此怀着极大的不满，让刘陈邓继续搞下去， 自己的位置就岌岌可危了，会被架空， 于是就想出文化大革命的办法， 重新真正全面地掌控了权力。因此， 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三面红旗的继续，同时， 文化大革命也是三面红旗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