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均伦：聂荣臻与“科学十四条”

reading

聂荣臻与“科学十四条”

周均伦


1960年冬、1961年春，毛泽东从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看到了“左”倾思潮泛滥、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村不断出现饿死人等极其严重的问题，因而号召各行各业各级领导，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倡大家要敢于讲真话、报实情，反对虚假浮夸，并且要求工业、农业、科学等各条战线，制定出一些条条来，以便有关方面切实遵循。毛主席当时主要关心的是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1960年冬，出台了“农村工作十二条”，1961年3月又出台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

聂荣臻遵照毛主席的要求，领导科技界于1961年7月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以下简称“十四条”）。

早在1960年冬，看到“农村工作十二条”时，聂荣臻就有制定若干科研工作条条的想法。在此之前，1960年4月，他向中央写报告建议，公开报道我国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运动成就时，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以免助长浮夸风。5月，他又向中央建议，我国的超声波、管道化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技术上很不成熟，不要主动对外宣传，以免被动和助长浮夸。两个报告都获得中央肯定并批示各地遵循。同年10月，他向中央写了《关于尖端、精密生产和研究工作中的清洁和秩序问题》的报告，提出“安安静静、干干净净”文明搞科研、搞生产的口号，同样获得中央批准。1960年12月13日，聂荣臻在报经周总理同意后，签发了《国务院关于在科学研究机构中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和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的通知》。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随即组成北京和上海两个“时间问题”调查组，分赴两地科研单位调研。1961年1月3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指示中央科学小组成员、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通知中科院，调查工作要扩大范围，除时间问题，关于科研队伍问题、红与专问题，等等，广泛听取意见，争取搞出一些政策条条来。

1961年1月13日，聂荣臻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聆听了毛主席关于要大兴调查研究，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的重要指示。当天下午，聂荣臻（时任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即召集中央科学小组会议，与科学口的领导人韩光（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张劲夫（中科院党组书记、中科院副院长）、于光远等同志共同研究了如何贯彻毛主席的指示，进行调查研究，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争取制定出适合科技工作的若干条条来。这些是制定“十四条”的最早由来。会后，聂荣臻去了广州、福州、上海等地调研。

聂荣臻在关于“十四条”向中央的汇报提纲里说，摸情况的工作，最早是从五院（即现在航天科技、科工集团的前身）开始的。我当时在国防科委给秘书长安东当秘书。安东和当时的聂荣臻办公室主任兼国防科委办公室主任范济生，对五院的情况很熟悉，经常向聂荣臻汇报。五院的科技人员对科研时间不足，政治学习流于形式，常被安排去迎送外宾，参加各种体力劳动等与科技工作无关的活动，意见很大。聂荣臻又经常听取五院领导的工作汇报，常到五院去视察工作，所以他对五院的情况了然于胸，早就有了制定科研工作条条的想法。

中科院上海调查组，在上海市副市长兼上海市科委主任刘述周、市科委秘书长舒文领导下，组织上海科技界的1000多位党内外专家座谈。为使与会者不要有顾虑，他们把座谈会称作“神仙会”，宣布对提意见的人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政策。所以会议开得生动活泼，畅所欲言，大家心情舒畅。聂荣臻看了不断送到的会议简报，很受鼓舞。2月15日，他在广州打电话给秘书甘子玉，要他转达：1.中科院上海的“神仙会”很重要，值得注意，不要事无巨细，都由党员包办，要发挥党外负责人的作用，要贯彻党委领导下的厂长（所长）负责制，党委讨论和决定科技工作问题，要征求科技人员的意见，并通过他们去执行。2.请中科院认真研究“神仙会”反映的意见，提出改进的办法。据此，在张劲夫、杜润生（中科院秘书长）领导下，于2月20日拟出了《对当前工作的若干条意见》，共15条，这是“十四条”的第一稿，也称“二月稿”。

3月中旬，聂荣臻到广东、福建各地，与省科委的领导进行了座谈，于3月23日到达上海。在上海先休息检查身体，4月3日他听取刘述周、舒文等同志汇报上海“神仙会”的情况。4月8日，聂办记事本上记载：“首长（即聂荣臻）最近脑力劳动较多，因科学工作条例问题，经常考虑，健康要注意。”4月10日，聂荣臻到了杭州。

聂荣臻到上海时，我正好跟安东在上海，当晚，我们到上海火车站迎接聂荣臻一行。3月25日我们去了杭州，住在空军疗养院。两天后，安东告诉我，他要在杭州休息几天，还要参加聂荣臻主持的会议，研究科学工作条例问题，要我先回北京。

4月上旬，中科院会同国家科委、北京、上海科技界的同志，共同拟订了“十四条”初稿，称为“四月稿”。4月13日，甘子玉到杭州，向聂荣臻详细汇报了“四月稿”的内容。4月15日，韩光、刘西尧（国家科委副主任）到达杭州，又向聂荣臻汇报了“四月稿”中一些难以把握的问题。聂荣臻见“四月稿”已基本成熟，当即通知张劲夫、杜润生、刘述周、舒文等于4月19日赶到杭州。4月20日至22日，上述成员同安东在西子湖畔的杭州饭店接连召开三天会议，字斟句酌，逐条研究了“十四条”的内容，意见趋于一致。4月25日，聂荣臻同张劲夫、甘子玉从头到尾对“十四条”的内容又理了一遍。4月27日，由聂荣臻主持，全体成员到西湖西侧的花港招待所开会，一致通过了“十四条”初稿，确定由中科院在北京、上海、东北等地，组织有关科研单位试行，广泛听取意见，力争内容更加充实完善。

在杭州研究“十四条”时，聂荣臻主要关心三个问题：1.科学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什么？他认为，要力争避免研究机构光讲政治，不重视出成果、出人才这个根本任务，使研究机构的工作流于形式主义。2.红与专的关系，红的标准究竟应该怎么界定？为此，他让甘子玉专门查阅毛主席关于左、中、右三类人的论述。他认为，要特别注意处理好处于中间派状态知识分子的红与专的问题，因为这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3.党应该怎样正确领导科研工作？他认为，当时科技战线的绝大多数领导同志不是科技专家，所以党的领导主要应该体现在决定科学工作中的大政方针，具体的科技工作怎么做？应该倾听科技人员的意见，由他们作决定；党的基层组织只起保证作用，以避免党员个人瞎指挥。聂荣臻的这些思想，都较好地体现在“十四条”中。

开完会，聂荣臻随即离开杭州，途经苏州、无锡、南京，视察了几个科研单位后，于5月16日回到北京。回京后，得知各试点单位的广大科技人员对“十四条”普遍反映很好，聂荣臻很高兴。他对“十四条”的文字，又仔细推敲一遍，还请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张际春，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统战部部长徐冰，国务院副秘书长龚子荣等从理论原则到文字进行把关。6月19日，他又会同韩光、张劲夫、杜润生最后敲定了“十四条”初稿，于6月20日正式上报中央审批。

聂荣臻上报中央报告的标题是《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共8000多字，从“十四条”中抽出七个重点条文，加以说明：1.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问题。2.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3.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4.培养、使用科学人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5.关于科学工作的保密问题。6.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问题。7.研究机构内党的领导方法问题。

“十四条”是以聂荣臻报告附件的形式上报的，由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联名起草的报告全名是《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十四条”内容的标题是：1.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2.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3.正确贯彻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4.计划的制订和检查，要从实际出发，适应科学工作的特点。5.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坚持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6.坚持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7.建立系统的干部培养制度。8.加强协作，发展交流。9.勤俭办科学。10.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1.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12.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3.大兴调查研究。14.健全领导制度。每一条又分若干条说明，共约一万字。

“十四条”上报中央前夕，我于6月14日刚调到聂荣臻办公室任秘书，见证了聂荣臻为“十四条”忙碌操劳的过程。

那几天，聂荣臻常与甘子玉研究“十四条”的上报文字。甘子玉参与了“十四条”起草和研究的全过程。他文字功底好，1956年参与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研究起草工作，1958年由国家科委调聂办当秘书，对科学口的情况很熟悉，科学知识丰富，一直协助聂荣臻分管民用口的秘书工作。“十四条”上报后，他又协助聂荣臻准备向中央汇报时的口头说明提纲。这个提纲约4000字，后来以《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两个文件的说明提纲》为标题，也收录进聂荣臻的科技文选。一般人只知道有聂荣臻的报告和“十四条”两个报告，以及中央对聂荣臻报告的批语，不知道还有一个说明提纲。所以当年参与“十四条”起草工作的龚子荣在回忆聂荣臻的座谈会上惊喜地说：“过去只知道‘十四条’是个‘三合一’（即聂荣臻的报告、‘十四条’原文、中央的批语）的文件，现在‘十四条’应该是‘四合一’的文件，而且说明提纲对当时存在的问题说得更尖锐、更深刻。”

7月5日，我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政治局于7月6日下午开会，研究“十四条”问题，请聂荣臻参加并作说明。

7月6日上午，聂荣臻一直与甘秘书研究说明提纲。下午在政治局会议上，聂荣臻就三个问题作了说明：

1.关于知识分子政策，他说：我们对研究所、对科学家的要求是什么？过去很不明确，这次提出，根本要求是出成果，出人才，为社会主义服务。对科研人员红的标准是什么？过去也不明确，这次明确提出，红的初步标准：“一拥护党的领导；二拥护社会主义。毛主席六条政治标准的核心是这两条。”现在普遍的偏向是宁左勿右，对知识分子要求过高过急。他举了大量例子说明科技人员受到的不公遭遇：微生物所所长戴芳澜，是位党员科学家，表现好，也受到批判，在所内像个“小媳妇”，不敢说话；31岁的洪水皆，1955年大学毕业，业务上拔尖，仅仅因为心脏病不愿下去劳动，对开会学习时间太长不满，就被认为是政治危险分子；32岁的张里千，与波兰科学院士合作写数学研究论文，苏联也译载他的文章，就因为一些小事，被扣上反对党的领导的帽子，工作调来调去，不让搞业务；科学家周家炽，去过延安，后因病回昆明，一直拥护党，就因为坚持要系统研究病毒，反对党员副所长浮夸，被扣上反党帽子。现在研究机构中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许多同志，用带兵带农民的办法搞学习开会，研究室里都是大学、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却非要一个人念报，大家听，流于形式。还用大量时间参加下乡劳动、迎送外宾等活动，浪费了大量科研时间。还有培养使用人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反对科技人员成名成科学家。他举例说，1958年4月13日《人民日报》有篇《搞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社论，片面提出，“力争成为世界闻名的科学家”这句话，是“一个具有浓烈麻醉作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口号”。这就偏了，其实我们现在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不是多了，而是太少。

2.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他说：在执行这项政策时，有的把学术问题引申为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弄得科学家们不敢讲话，乱贴标签之风盛行，例如：把摩尔根学派，扣上“唯心主义”“资产阶级”的帽子；在许多大学里，批判牛顿力学；还有人要打倒欧几里德，把数学体系打乱；去年3月，农业科学研究院在长沙开会，公开批评“疏花疏果”是资产阶级思想，适当“疏花疏果”本是科学之举，农业部居然把“保花保果”作为政策来推行，使下面无所适从；生物学家朱洗，写了65万字的《生物的进化》一书，论述古今中外生物进化的事例，材料丰富，很有价值，只有少量地方宣传生物互助互爱，就曾经想拿来登报批判。这些都是没有在学术领域认真执行“双百”方针的结果。

3.党的领导方法要改进。他说：现在研究机构中的领导同志，大多热情高，很辛苦，但方法不对，做了许多蠢事。今后要规定：（1）党组织对学术问题，要充分调动科学家的积极性，由行政和学术组织作决定，要科技人员去执行，我们不要包办代替；（2）科技工作要贯彻科技人员负责制，现在许多研究机构中，科学家、工程师没有发言权，也就没有责任，都是书记或首长独断，这是不对的，以后技术问题要技术人员负起责任来；（3）党员个人的学术见解，不代表党，党员要完全自由平等地参加学术讨论；（4）研究室的党支部，不是一级领导组织，只起保证作用。

在聂荣臻汇报后，张劲夫作了补充汇报，政治局成员进行了热烈讨论。第一个发言的是李富春。他说：文件我看很好，文件中提的问题和情况有普遍性。不仅科研中是这样，文教、高校中也都存在这些情况，工业上也是这样。我建议文件可发给工业系统参考。对人的政策，主要是个红与专的问题，这方面有偏向，空洞地要求红（刘少奇插话：空谈革命是带引号的革命）。工业方面，在技术政策上自由争论没有了，技术责任制也松弛了。工厂应该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有些工厂实质上形成书记责任制了。我看这个文件应该发到工厂。

邓小平说：我看是个好文件，很有必要，可以试行。试行后在实践中加以修订补充，使其成为科学工作中的宪法。只提一点意见，党的领导方法，内容可以充实。党怎样做工作？要创造一个生动活泼、人心舒畅的局面，出科学成果。党的领导干部要和科学家交朋友，关心帮助他们。依我看，24小时都有工作做，怎么能说这样一来思想政治工作不好做了呢？我看就是要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这个报告，相当大部分的内容，可以向党外做口头报告，索性把政策讲清楚。

周总理说：这个文件，财经、文教等系统也都可以发。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我们为科学家服务好了，科学家就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好。总而言之，都是为了社会主义。

彭真说：要提倡科学家学马列主义哲学，这对自然科学研究有好处。轻率、频繁的政治排队的做法是不对的。我看干脆写明确，两三年内，各研究机构就不排这样的队。

刘少奇说：要坚决贯彻“十四条”，如果有些人上面的话不听，下面的话也不听，工作可以调换一下。究竟成绩是否伟大？有没有虚假？错误必须纠正，实事求是必须坚持。假成绩必须否定，而且自己否定，赶快检讨。现在的问题是有偏向，要承认，有偏就要纠。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是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我们上台了，问题是指挥方法没有掌握客观规律。我们的任务是进一步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规律性，不要瞎指挥，不要不懂装懂。既然有偏向，就要纠偏。正确的当然不纠，有偏就纠，无偏不纠。

会上也有争论。康生说：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讲过。“十四条”中提出，“不要提无产阶级科学体系”，“自然科学中大量争论不是世界观问题”，这些提法是不对的。科学院党委要搞清楚，一有理论思维就有哲学的问题，不要尽量说自然科学没有世界观问题。陆定一当即反驳说：自然科学不要涉及世界观，外科医生有唯心主义，但是会开刀，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有成绩。

最后，刘少奇让中科院代拟一个中央批语。这项任务落在了龚育之身上。目前引用的该中央批语比较简单：“中央认为，‘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政策规定和具体措施是正确的，在自然科学中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应该把报告中的主要精神，由领导人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向党外讲清楚。同时，这个文件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的部门和单位，也都是适用的。”实际的中央批语有三页，共1000多字，除前述100多字外，还有三个部分：1.“十四条”作为草案，各单位在试行中可提出补充意见，使之进一步充实完善。2.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很重要，对他们要注意方法，和风细雨，讲民主，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学术工作中贯彻“三不”政策，过去处理错了的，要坚决纠正，使他们敢于讲真话。3.领导要努力学习科技知识，逐步由外行变内行，尽量避免瞎指挥。

中央批语和“十四条”，经毛主席批准后，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传达，受到科技人员的热烈欢迎。

7月17日上午，聂荣臻到人民大会堂向五院7000多名科技人员作“十四条”传达报告。这个报告分五个部分：1.科研部门的根本任务、科技人员红与专的标准与要求；2.学术上要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3.要贯彻技术民主与技术责任制；4.领导要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方法；5.希望大家加强团结、加强学习。这个讲话按记录稿整理约1.2万字，对“十四条”作了深入细致的说明，后来以“关于贯彻科学十四条”为标题，收入聂荣臻所著的科技文选里。

“十四条”对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科学技术政策来说，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历史性文献，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国家科委、中科院名义上报的“十四条”原文，共近万字。人们在贯彻这个文献的精神时，显然不可能全文照搬，本文在作说明时，也大多只引用了原件标题。那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理解和掌握“十四条”的精神实质呢？聂荣臻对此煞费苦心。我1980年起帮助聂荣臻整理回忆录，见证了他字斟句酌，对“十四条”作的约1200多字概述的过程，《聂荣臻回忆录》关于这部分的原文引述如下：

1.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后来简单的提法叫“出成果，出人才”。这一条特别说明，当时我们正处在科研攻坚阶段，必须做好工作，把科研成果拿到手；必须提高研究工作质量，提高科研工作的水平。

2.保证科研工作相对稳定。要求在当时的基础上，经必要调整以后，做好五定，即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以保障研究工作能走向深入，摆脱“大跃进”后以上五个方面频繁变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3.正确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一条主要是重申了学科与基础理论研究两者不能偏废。科研部门必须保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键性科学技术过关，又不排斥一些探索性的项目和基础理论的研究。

4.计划的制订和检查要从实际出发，适应科学工作的特点。这一条主要强调科研工作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灵活性，既力争先进，又留有余地，订计划要尊重科学家的意见，使科学家在大计划下有小自由。

5.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坚持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后来人们简称为“三敢三严”精神。这一条要求科研工作既要解放思想，勇于革新、攀高峰，又要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以“三敢三严”精神搞科研。同时要贯彻“文明生产”精神，科研工作环境要保持秩序安静，讲究清洁卫生。

6.坚决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这一条就是要保证科研人员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研究工作。规定把政治运动、政治学习、党团和工会活动、行政会议压缩在每周只占一天时间，强调行政干部能做好的事，不要叫科研人员做，业余时间让科研人员自由支配。

7.建立系统的干部培养制度。提出要着重加强对青年科研人员的培养，要订出科研业务和外文的学习提高计划，并通过论文、工作报告、业务鉴定、考试等定期考核，对成就突出的科学家和优秀青年，要重点支持和重点培养。

8.加强协作，发展交流。这一条强调科研部门、生产单位、高等院校要紧密协作，正确处理保密与交流的关系，不要互相封锁，以促进国家整个科研工作的进步。

9.勤俭办科学。提出要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科研机构要力求减少行政和政治工作人员，增加科研人员的比重。

10.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条指出，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在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鼓励自由探讨和辩论，不戴帽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允许批评、反批评和保留意见，指出“双百”方针是党发展科学文化的根本政策，是科学工作的群众路线。

11.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这一条主要讲知识分子初步“红”的标准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只专不红不对，只红不专也不对，红与专必须统一。这一条是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拟定的，使人们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有所澄清。今天，知识分子已经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就不要提“团结、教育、改造”的口号了。

12.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条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深入到科研工作中，针对知识分子的特点，用座谈讨论的方式耐心细致地做好政治工作。并强调要做好生活服务工作，使之成为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

13.大兴调查研究。这一条要求科研机构的党政领导干部要坚持学习和调查研究，使自己由外行逐步变成内行。

14.健全领导制度。这一条规定，研究所由党委全面领导，贯彻技术责任制，学术工作由行政和学术领导组织（主要是指科学家）作出决定，党的室、组一级基层组织只起保证作用。党员要尊重非党科学家的意见。

“十四条”与1962年3月广州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两项重要政策，广受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被誉为迎来了中国科学技术界的春天，对“两弹”攻关与其他科技工作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央强调要贯彻科学发展观。知识分子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主体，认真贯彻“十四条”，仍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贯彻“科技兴国”的政策方面，“十四条”同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作者周均伦，原聂荣臻办公室秘书）

　（来源：《百年潮》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