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澍批判尚钺文字两篇 人民日报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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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和思想斗争

黎澍

本文将针对尚钺同志在这样两篇文章中所暴露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批判，这两篇文章，第一篇见于1959年8月10日北京光明日报，题目是“踏实钻研与坚持真理”；第二篇见于1959年11月1日上海文汇报，题目是“中国史学工作应如何跃进？”
在“踏实钻研与坚持真理”一文中，尚钺同志说：
“为了使我们工作进行得更好些，对于如何进行学术批评和论争，态度和方式，都有进行研究的必要。现在我国历史科学领域，是否还有两条道路斗争的残余存在，即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与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斗争残存呢？我想，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如果还有这种斗争残余存在，仅仅是学术问题的争论，那只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非有长期冷静的钻研，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批评与论辩，是不能彻底消除的。
“因此，不管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思想体系的不同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或是属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内部因见解的差异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大家的目的都是为着追求真理。既然都是为着追求真理，而又因或是思想体系不同，或仅是见解和方法的差异，就必然要展开批评和争论，以求取大家在学术水平共同提高一步的基础上来获得解决。因此，这种学术批评和争论，就只有把问题引向深入的钻研，引向互相商讨，才能使不同的意见在更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逐渐接近起来，也就是逐渐接近于真理。”
按照尚钺同志的看法，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这一点已经没有问题了；他认为现在还值得研究的，只是“是否还有两条道路斗争的残余存在”的问题。尚钺同志承认还有这种“残余”存在，可是他的这种承认是表面的，勉强的。他在刚作了这种承认以后，马上接着说“仅仅是学术问题的争论”。这是很费解的。尚钺同志不说“主要是”，“基本上是”，而说“仅仅是”，这就在实际上把自己刚刚承认了的一句话推翻了。很显然，如果“仅仅是学术问题”，那不是连阶级斗争的“残余”也没有了么？在说完“如果还有这种斗争残余存在”以后，按照语气来看，本来应该接着说“那就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尚钺同志却反而说“仅仅是学术问题”。这种文理不通的现象，正足以表明尚钺同志思想的混乱。这个混乱是以对事实的极端粗鲁的违背而产生的。事实是思想领域中的阶级斗争还继续存在，但是尚钺同志需要否认它，就不能不硬生生地走到它的反面，用不通的语言来作为发挥修正主义观点的引子。
因此，尚钺同志的这个“仅仅是学术问题的争论”的判断就不能不受到事实的反驳。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中，毛泽东同志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毛泽东同志对于我国政治思想领域中的阶级斗争的形势的估计完全适合我国历史科学的现状。在我国历史领域中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仍旧是一个尚待解决的任务。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很长，材料异常丰富。尽管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工作者在过去的时期中已经做了很多和很出色的工作，但是要继续做和继续开辟的工作还非常浩大。有的领域，甚至还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足迹。我们的科学工作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也还须要大大提高，才能适应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发展而产生的日见其迫切的要求。有一部分历史家由于长时期习于用资产阶级观点研究历史，虽然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但是在把这个理论应用于自己的工作的时候就感到困难，以致在实际上还是老一套。其中有的人，可以说，跟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评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的某些归附于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学者是一样的，他们总是“企图把领会得很肤浅的社会主义思想跟这些先生们从大学或别处搬来的各种不同理论观点调合起来”。只要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历史科学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就不会终结，在历史家里面存在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就必然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表现出来，而与马克思主义观点相冲突。因此，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的任务不能不是双重的。一方面，必须清除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的曲解和背离；另一方面，必须清除假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义继续地顽强地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体系对于中国历史的新的曲解和背离。毛泽东同志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这个指示也同样适用于历史科学。我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只有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一切表现的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尚钺同志正是在这样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上显著地暴露了他的修正主义观点，这就是，资产阶级历史家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家一起，在马克思主义学术水平和资产阶级学术水平“共同提高一步”的基础上来追求真理。在尚钺同志看来，资产阶级学者并不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他们的目的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都是为着追求真理”。所以，目前的问题不是“兴无灭资”，而是互相合作，“共同提高”，使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逐渐接近起来，也就是逐渐接近于真理”。真理既不属于资产阶级也不属于无产阶级，而是在两者之间。这种论点荒谬到了什么程度！当然，我们承认，同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也可能对某些问题有见解的差异，此种差异，不超出共同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不反映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则可以而且应当求得接近或统一。但是在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之间，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在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就没有折衷调和的余地，只能是前者战胜后者，根本谈不上什么“逐渐接近”，“共同提高”。尽管这种斗争反映在学术问题上和反映在政治问题上是不同的，学术问题的争论可以缓作结论，作了结论也有可以推翻的余地，但是这正足以说明斗争的继续存在，而不是斗争的熄灭。资产阶级学术中的有用的东西，我们可以批判地加以吸收，但是这也不是什么互相接近或提高，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把它们改造过来。在思想战线上提倡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互相接近，和提倡“阶级调和”一样，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论调。当然，对于资产阶级学者，只要他们不是反动派，我们的方针便仍然是团结——批评——团结。但是团结要建筑在一个共同基础上。所谓“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新的基础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斗争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资产阶级学者放弃他们那个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站到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基础上来。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共同提高”。不然的话，资产阶级学者在原有的世界观基础上“提高”，不是变成提倡资产阶级思想了么？
当然，尚钺同志在“中国史学工作应如何跃进”一文中，改变了他的论调，承认“在今日的史学中，必须把无产阶级世界观反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欢迎尚钺同志的这种改变。但是必须指出，他的改变仅仅是表面上的，因为他仍旧认为：
“我们的学术批评和辩论，不拘是正面或反面的意见，都是为着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科学，都是为着使历史科学更有力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服务的。所以，我们争论的双方或多方，都是为着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从而，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偏见和幻想，就必然日益使人感觉着是旧时代的或资产阶级的思想的暴露，而不见容于现实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了。”
这一段话即使完全照字面解释，也是错误的。看吧，当我们这里还存在两个思想体系的斗争的时候，在“我们的学术批评和辩论”中，竟然有这样的怪事，即争论的双方，一方是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另一方也是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甚至双方以上的多方也还是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已经是很难令人相信的事情了。可是更加奇怪的是，这么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偏见和幻想”，竟然可以放着不去跟它作斗争，并且认为只要在内伙里面把“我们的学术批评和争论”搞好了，它们就会自动灭亡，“就必然日益使人感觉着是旧时代的或资产阶级的思想的暴露，而不见容于现实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试问，如果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真是这样，还谈得上“把无产阶级世界观反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到底”吗？他们还算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吗？然而这里说的还是指尚钺同志眼睛里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亦即所谓“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偏见和幻想”的“使人感觉着”的状态，假如他们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处于不“使人感觉着”的状态，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又不去揭发他们，跟他们作斗争，那么，他们岂不可以大大发展起来吗？可见，尚钺同志直到现在也并没有放弃他的老观点。
尚钺同志所醉心的那种百家争鸣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者的俱乐部。这也是事理之常。因为尚钺同志本人既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私人科学的制造者，他就必然会要利用百家争鸣来扩大自己的市场。不过，我们要告诉尚钺同志，这个事情办不到。我们党的百家争鸣政策是要求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积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刘少奇同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中指出，“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时候，实行这个方针，是为着便利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战胜资产阶级，肃清它的影响，而不是容许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百家争鸣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是要正确地执行这个政策，就要在一方面反对那种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学术讨论，把学术上的问题和政治上的问题不加区别的倾向，另一方面反对那种取消思想批判，把学术问题和阶级斗争截然分开的倾向。尚钺同志借口百家争鸣而取消思想斗争，这正是一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一个生动的事实，说明在学术界不但不应当放弃而且应当加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解放以来十年间的历史证明，我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的学术水平的提高，并不仅仅在于尚钺同志所颂扬的历史科学工作者的“互相商讨和批评的文章很多”，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武训传”批判以来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一系列的思想批判运动，因为这些运动从根本上打击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展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决胜负的斗争，锻炼了我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工作者，并使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家开始进行自我批评，脱离他们原来的立场，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拥护者。我们应当从这个历史得到很好的教益，懂得思想批判是提高思想的真正强大有力的武器，认真地运用这个武器来为社会主义百花的更盛的开放扫清园地。


人民日报 1960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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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私人科学？

黎澍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的某些归附于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学者“企图把领会得很肤浅的社会主义思想跟这些先生们从大学或别处搬来的各种不同理论观点调和起来”，并且说，他们“每个人不是首先自己钻研新的科学，而是力求这样或那样使这新的科学适合自己从外部带来的观点，匆促地给自己造出自己私人的科学并且立即要求把这一科学教给别人。”（“马恩文选”两卷集，第二卷，485页）时间过了八十年，可是在我们这里依旧不缺乏这样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授尚钺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人。
在1959年8月10日北京光明日报发表的“踏实钻研与坚持真理”一文中，尚钺同志俨然以历史科学中的“新事物”的保护者自居，发表了许多关于学术批评的意见。在1959年11月1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中国史学工作应如何跃进？”一文中，尚钺同志又强调说：
“在某些历史问题上，也许史学界有多数人持一种相同的看法，从而这种看法甚至被暂时认为是真理。但在与各该时代现实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作全面考察时，或在与这种历史问题的先行的与后继的生产关系变化和事变连系起来考察时，这种意见也许不如个别人或少数人的看法更符合于科学的客观规律，就是说，可能更接近于真理。……从这里，我们检查一下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在其革命之初，都是少数，不过，他们通过社会生活实践对未来事物萌芽有着科学的预见。……这个预见是我们一般人很难有的，但也不是在某些个别问题上绝对没有的。因为某些专家在党的长期教育下，学会了接受群众的帮助，对某些个别历史问题只要踏踏实实地进行研究，就必然有些人对于这一问题或那一问题，……就可能透过历史上人民群众社会生活的实践，提出比较符合科学规律的独到认识。这个认识在最初提出时，可能与一般看法不同。”
“将来还必然有许多‘新冒出来’的问题，如近年来史学界提出的古代史和近代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及中国民族形成问题之类。这是需要史学界以最大的关怀、宽容来考虑和帮助的。这些新冒出来的问题，可能与旧的传统史学体系不尽符合，但是却有助于更完满、更全面地阐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时所必须予以考虑和解决的。”
一般说，我们当然应当经常注意新事物的保护，并且应当看到，在有些问题上，个别人或少数人的看法可能比多数人更接近于真理，某些专家有他们的独到认识。但是如果把上面所引的这些话同尚钺同志本人的学术观点连系起来看，我们就不能不认为这是私人科学制造者的迫切的呼声，是有所为而发的。因此，识别尚钺同志所谓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更接近于真理”的看法，所谓“我们一般人”在某些问题上的“科学预见”，所谓某些专家对于这一问题或那一问题的“比较符合于科学规律的独到认识”到底是什么，以及为他所反对的“被暂时认为是真理”的看法，“一般看法”，“旧的传统史学体系”到底是什么，是完全必要的。
毫无疑问，在我国历史科学中至今还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要肃清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历史观的残余影响还必须作很大的努力。但是如果说，在我们的干部和群众中，这种反动历史观仍旧占有统治的和支配的地位，那就不符合事实。同样，如果说，在我国历史家里面，多数人直到现在还把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历史观看作真理，并且继续遵循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旧的传统史学体系，公开压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使之不能见容于我国历史科学领域，以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家要向他们请求“宽容”，也不符合事实。因为如果事实是这样，那就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十年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干部和群众中和历史科学中的深刻的影响和党在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胜利。可见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尚钺同志所谓“被暂时认为是真理”的看法和“一般看法”实际上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所谓“旧的传统史学体系”实际上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史学体系，而他的所谓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更符合于科学的客观规律的看法”，“比较符合于科学规律的独到认识”等等，实际上是他的私人科学。关于这个私人科学，尚钺同志至迟在1957年3月出版的“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的序言中就已经公开宣传过了。最近发表的文章无非表明他仍旧坚持他在这篇序言中所提到的这样一些观点：
“关于明清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将影响到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某些传统看法，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和停滞论，乃至中国社会直到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以后，中国社会基础还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等等，而且也将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究竟以什么时期作为起点的问题”。在这段话里面列举出来的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之所以被尚钺同志称为“传统看法”或“旧的传统史学体系”，就是因为这些看法不是见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列宁的著作，就是见之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早为我国多数历史家所接受，并且已经成为一般人的历史知识的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印度和中国，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由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统一形成的。这个生产方式的内部坚固性和结构，在鸦片战争以后，对于商业的分解作用，是一种障碍。在印度，英国人以他们的作为统治者和土地所有者的权力来破坏这种小的经济共同体，但是这个共同体的分解还是极其缓慢的。“在中国，因为没有直接的政治权力加进来帮助，所以程度还是更小。”（“资本论”第三卷，413页）列宁在指出中国“农民旁边已有一个自由资产阶级”的同时，认为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列宁全集”十八卷，154页）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提出的对于中国历史的观点则是一个科学体系。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并且说：“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18—619页）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个时期，“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同上书，624页）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指出，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并同中国的封建势力结合起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所以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任务在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对于这些问题所作的分析和规定早已成为经典，成为连中国革命的敌人都不敢攻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固的阵地。在这里，我们的历史家的任务应当是用丰富的事实材料来阐明毛泽东同志的体系，并且从这里出发，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继续在中国历史领域中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占领。可是尚钺同志不是这样做。他不顾历史的真实面目，致力于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历史的各个最基本的观点。在前面所引的序言中，尚钺同志自称他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明朝中叶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即十六世纪前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已经引起上层建筑的显著的变化；“到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渐渐发展成比较有力的社会势力”。因此，尚钺同志认为：
“自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经是解体过程中的封建社会，不再是什么自然经济整体的‘完整的封建社会’，或‘原封未动的封建社会’。就是说，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逐渐变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封建制度已经愈益成为要被推翻的东西了”。
尽管尚钺同志说，当时资本主义“还未发展成决定的社会势力，所以它还未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但是他认为关于明清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将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究竟以什么时期为起点的问题”。这就是说，在讨论中如果出现大量的材料，足以证明资本主义在1566年以后已经脱离萌芽状态，成为“决定的社会势力”，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那么，中国的近代就不再是指毛泽东同志依据他的科学分析而规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而是指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时代。这个时代的开始要从1840年上推二百七十四年，比划分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标志——法国革命（1789年）早二百二十三年，比另一个标志——英国革命（1648年）早八十二年。由此得到的逻辑的结论是，中国的封建社会的长期性消失了（尚钺同志是所谓“魏晋封建论”的主张者，按照这个学说，中国封建社会始于魏晋，它的特点便由“长期性”一变而为“短期性”了）；自然经济早在鸦片战争二百七十多年前已经开始解体，在鸦片战争以后当然也不存在了。所有作为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依据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观点，那怕是已经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所证明了的，都需要重新考虑，有的要增加新的非常牵强的解释，有的要推翻。这个与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历史体系相敌对的体系就是尚钺同志在最近发表的文章里面如此闪烁其词和如此傲慢地向我们推荐的那个历史科学中的“新事物”、“更接近于真理的看法”、某些个别问题上的“科学预见”和“独到认识”。
这个体系的一个最根本的谬误就在它要求完全按照西方社会历史的样子来改造中国历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尚钺同志用尽了曲解历史记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手段，把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描写为早已存在的阶级。这种企图使历史发展服从于臆想的方法完全是主观主义的。中国民族是有伟大历史的民族，在漫长世纪的商品生产中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没有外国资本的影响，也会循着自己的道路发展起来。但是由于欧洲国家发展迅速，中国发展缓慢，到十九世纪中叶，这些国家按照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打了进来，影响中国历史发生转折，形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变化使得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时代带有一个特征，就是一切问题的发生都同外国资本的侵略分不开。中国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都必须同这个变化联系起来，当作不同于过去任何时代的完全新的问题来认识，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毛泽东选集，卷二，621页）这是近代中国社会和过去不同的重要因素。中国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又有妥协性，就因为他们是新产生的，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烙印。如果他们资格老得很，历史就不是后来那个样子。他们会在鸦片战争中同外国资本发生利益冲突，起来领导民族和民主革命。可是没有。因为他们还不存在。尚钺同志常常用大量的考证来描写市民阶级的人既有民族思想，又有民主思想，任何事件只要有他们参加，就可以反映出各种资产阶级的特点来。然而在鸦片战争时期，他们的爱国心在何处？事实表明他们一点爱国心都没有。他们不但没有爱国心，而且积极同侵略者勾结起来，用白银和茶丝换鸦片赚钱。所以无论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他们都被称为汉奸。1842年，英国兵船打到南京，首先出来求和的是扬州的盐商。这种事情多得很，都是同尚钺同志的观点正相反对的。实际上并不奇怪。中国的民族资本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伴随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封建经济的破坏而发展的，不是在四百年前就开始了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思想和民主思想也是在他们把存放在外国洋行的资金抽出来办工业的时候，才开始明确起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必须进行具体分析，不能把唯物主义庸俗化。尚钺同志在研究工作中所走的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第一，他想证明中国早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此路不通，托洛茨基分子就是例子。托洛茨基分子在三十年前就已经在用“中国因为土地买卖自由，封建势力早已不存在了”一类的胡说做根据，宣传中国早已是资本主义社会，主张在当时号召“打倒资本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学说”在三十年前不能成立，现在改头换面还是不能成立；在三十年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现在改头换面也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他想用手工工场和市民阶级的存在来直接说明明清之际的中国哲学思想和其他远离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变化，根本忽视这些上层建筑对于基础的反映是曲折的。这种庸俗的贴标签的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方法毫无共同之处。例如把明末清初一些对满族统治有反抗思想的学者都看作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贴上工场手工业的标签，这就不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了。此路不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舒里齐亚科夫所著“西欧哲学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一书就是榜样。舒里齐亚科夫企图用手工业制度来说明哲学体系，认为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黑格尔等的哲学思想都是从手工工场主的组织者的职能中引伸出来的。列宁在他的书上加了许多“胡说”、“废话”、“真是胡说”的批语，并且说：“整个这本书就是把唯物主义肆无忌惮地庸俗化的榜样。它对各个时期、社会形态、思想体系不作具体的分析，只讲关于‘组织者’的空话，只做牵强附会、荒唐可笑的对比。”（列宁全集38卷，564页）毫无疑问，这些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社会的分析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个科学体系已经被无数生动的事实所证实，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全部策略路线的基础。而尚钺同志却把这个科学体系叫做“传统看法”或“旧的传统史学体系”，加以反对，从而代之以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私人科学体系，这就不是“更接近于真理”，而是远离真理，钻进牛角尖里面去了。
尚钺同志的私人科学体系的错误，使我们深深感到政治挂帅在历史科学工作中的重要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是党性的科学，它要求科学工作者在自己的工作中首先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且以忠实于这个科学的态度，坚定地站到党和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而不是把他们从外部搬来的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调和起来，造出自己的私人科学。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本身是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内在的结合。我们的历史科学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固有的这个品质，把批判的锋芒对准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科学性和创造性是一切科学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但是科学性和创造性只有在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并且透彻了解它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发挥出来。如果离开这个基础，把马克思主义词句当作保护私人科学的手段，就势必会要歪曲真理，走上为资产阶级所利用的道路上去，因而也就谈不到什么科学性和创造性。尚钺同志走上私人科学的歧途，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学术问题可以自由讨论，这是党的政策。但是尚钺同志的文章表明他不是欢迎讨论，而是极力反对讨论，甚至把其他实际上是经常受到鼓励的还在讨论中的学术问题牵连在一起，要求“史学界以最大的关怀、宽容来考虑和帮助”。仿佛有人在讨论中对他的私人科学提出批评，就是不关怀，不宽容。这是一种不正确的态度。应当说，尚钺同志提出的问题涉及历史科学工作的方向问题，为谁服务的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私人科学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人们应当关怀，并且应当考虑和帮助，也就是说，应当参加讨论，用批判的武器使它得到彻底的解决。

人民日报 1960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