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义澄：“高薪阶层”的饥饿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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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阶层”的饥饿时刻
——复旦生涯回忆

周义澄

     1963年大学新生活开始，夏日炎炎，晚上还有臭虫骚扰。老校门在国权路口，3路有轨电车叮叮当当经过，我们班級几乎所有课程都在1200号老教学楼进行，大家上课认真。第一学期的课程有陈匡时老师的历史，王邦佐老师的政治，邹洪志老师的外语以及专业基础课“文选与习作”——任教的是沪上有名的杂文家林帆。林老师经常有文章在报刊登载，上课时喜欢将贴有发表文章的厚厚剪报本随身带来示范——当然不乏炫耀之意。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翻阅贴报本，看到大大小小“豆腐干”，心中不免嘀咕：新闻系出来就是写这些东西?

    让人感兴趣的一门课不在课程表上，那就是晚间熄灯前各个寝室半小时的读报评报课。室友轮流主评，众人七嘴八舌，对每天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和《人民日报》，从头版头条到报眼报屁股，横看竖看，左看右看，力透纸背，入木三分。有时老师也来参加，一个简单标题或短小评论，常常有微言大义让人豁然顿悟，這是思维洞察力——階級分析能力的磨炼。此时三年人祸（宣传为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新一波阶级斗争山雨欲来；中苏两党分歧逐渐公开，反修大旗开始举起，亿万百姓虽然云里雾里，呼喊口号却决不含糊。在复旦主校区对面国定路的工会礼堂，本系老师们演出了话剧“千万不要忘记”。英俊潇洒的董荣华老师扮演青年工人丁少纯，陈韻昭老师风姿绰约，饰演丁的女朋友姚玉娟，夏鼎酩老师扮演的是来自农村的丁爷爷。此剧原名“祝你健康”，说的是青工为讨女朋友喜欢旷工打野鸭，受到老一辈的训斥。本是展现两个家庭三代人生活的轻喜剧，到北京汇报演出以后遵照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变成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好教材。

    当一评二评三评四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连篇累牍激越昂扬的声音在校园高音喇叭里一阵阵传出的时候，一门大课正在向我们这批新生招手。

罗店四清

     依靠贫下中农开展阶级斗争，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是毛泽东的精心创意。他亲自主持这年五月下发《关于目前在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前十条”，十月又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老人家还在“前十条”的开端加了一千字的哲学宏论，琅琅上口又莫测高深，就是后来人手一冊的哲学认识论经典“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十二月，复旦新闻系师生奔赴宝山县罗店人民公社大课堂，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此时还是最早的“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的小四清，后来变成“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大四清。我班同学与任课老师分配在天平生产大队社教工作组，政治系祝启秀老师和中文系蔡振邦老师担任本大队工作组的材料员。为了便于工作，每个生产队都是外地同学与上海同学搭档，我和来自湖北的殷定生同学进驻第一小队即天平沟生产队，队长是申秀庭，大队长严鸣骏的家也在这个生产队。生产队有几个自然村，我住的村子地处边远，有时夜间从大队部开会回来，定生同学总会将我先送到住家，然后再独自回去。我以男子汉模样说不要他送，实际上独自行走那段飘荡着点点萤火的夜路真有点怕。此年我十七岁，之前从未見过如此荒野乡村。

    从老农口中得知有一个顺口溜，叫做“金罗店、银南翔、铜江湾、铁大场，叫化嘉定贼娄塘。”罗店是江南水乡历史名镇，可是我面对的却如此贫穷不堪：雨天小路泥泞难行，遍地草房满目茅屋，田间油菜麦苗稀稀落落。对我们来说，跟村民一起挑担下地施肥除草都不是问题，岁月的艰难主要是吃不饱饭。按照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规定，我们都住在贫下中农家里。我家房东妈妈唐六妹，丈夫在外做工，经济条件较好。虽然每天基本吃粥，但是粥比较稠，尚有腌制地生姜做小菜。每逢男房东回家休假，还有鱼肉荤腥可尝。而殷同学所住的那家，可谓彻头彻尾的贫。湖北同学人高个大，刻苦耐劳，但多次忍不住告诉我，他饿。有一次去大队开会顺道来到他住的那家，正是吃饭时间，我坐在边上等候。只见碗里的稀饭，犹如“洪湖水浪打浪”——这是复旦党委才子副书记陈传纲的名言，他在给我们作形势报告时提到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吃的稀饭，用了这个形象比喻。桌子上小碗里盛的是青葱炒盐，供下饭用。定生同学稀里哗啦一碗下肚，站起来想再添，房东全家几口的眼光齐刷刷地对着他。我把所见告诉大队长，他说这家房东工分少，孩子多，不是小气，真的很穷。但公社安排工作队员入住的首要条件就是贫下中农，越穷越好，便于扎根串联，访贫问苦。严大队长提出让定生同学到他家吃住，领导没有批准，后来才知道党员大队长的阶级成分竟然是中农。

    其实不少人食欲亢奋。一天晚上我去生产队长申秀庭家，正遇上晚餐，队长妻子将热腾腾的咸菜汤面送到我面前，我半推半就将汤面迅速吃个精光。事后在政治指导员魏建基老师的耐心启发教育开导下，我对汤面事件作了书面检讨，从阶级斗争高度认识到生产队长和他当会计的儿子申其宝都是四清的主要嫌疑对象，作为工作队员到四不清干部家吃饭是立场问题。可是我始终想不通的是，申队长是老革命老贫农老共产党员，我是来接受锻炼改造的大学生，况且连共青团员都不是。究竟谁改造谁，脑子里一团浆糊。从这次四清开始，“贫下中农”这个概念也一直使我困惑。“解放前”贫农之贫，是因为地主富农“残酷剥削”；新中国成立十多年，当家作主以后依然贫穷，贫下中农的子女还是贫下中农，难以解释。

反修报告

    新生刚刚入校，中苏公开论战的第一枪打响，九月六日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檄文《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和发展》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从此我们的大学生涯，就与反修大业紧相连结。下农村搞四清，正是伟大领袖反修战略的重要步骤。不过对中国百姓来说，十多年的“老大哥”，“苏联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兄弟般友谊牢不可破”口号深入人心；“莫斯科——北京”的嘹亮歌声耳熟能详。亲兄弟为何反目成仇，人们充满疑虑。

    就在此时，复旦党委副书记邹剑秋专程来到罗店，给我们新闻系同学做了一个内部反修报告，规定不准记笔记，内容不得外传。剑秋书记仔细阐述了两党分歧的来龙去脉，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说到1960年的《列宁主义万岁》，从1963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二十五条建议，到还击苏共中央公开信，两党意识形态争论演变为国家争端。尽管对苏共还以同志相称，但实际上已是最危险的敌人。书记谈到列宁主义故乡的背叛，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变质，克里姆林宫红星熄灭，苏维埃红旗落地，资本主义复辟，工农百姓水深火热，可謂触目惊心闻所未闻。说到痛心之处，剑秋书记声泪俱下。会场群情激昂，师生壮怀激烈。书记又语重心长地对未来记者成为世界反修堡垒的中坚寄予厚望。力挽狂澜的气魄，肩负重任的壯志，深深地撼动着赤子之心。我班陆志广同学过度兴奋，彻夜不眠，弄得大家紧张。书记报告澄清了迷雾，但是当大家面对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及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重大是非的时候，免不了疑团重重。

“高薪阶层”

    工作队的主要工作就是开会。对我来说，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去罗店镇参加工作队会议。开上一整天会，不仅可以在公社机关食堂美餐一顿，还可以在回来时顺道去金星大队的小店里买几个雪饼，那种有白沙糖粒沾在外层的最便宜的小饼，是夜间充饥的最佳物品。

    四清运动有一个重要环节是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议”。罗店人民公社下辖十三个生产大队一百三十多个生产队，几百个干部来到镇上，济济一堂听取中央文件传达，然后分片讨论。会议要求干部们联系实际“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洗手洗澡”检查自己的“四不清”错误和揭发他人，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我们大队的支部书记是个复员军人，平时很神气，看到他在会上坦白检讨“多吃多占”，我很感动。寒冬时节，大雪纷飞。工作队员和大队生产队干部们一起住在镇上居民家里打地铺，地下铺着厚厚的稻草，倒也不冷。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出来的，同学们戏称自己是“高薪阶层”，十分妥帖。反修文章中揭露了苏联修正主义的各种现象，由知识分子构成的“高薪阶层”、“精神贵族”是修正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我们这些大学生，未来的编辑记者，是当然的“高薪阶层”和“精神贵族“，需要十分警惕。一尺多高金黄的稻草让我们提前当上了“高薪阶层”，最实惠让我恋恋不舍的是，会议期间连续几天在公社食堂改善伙食。与会干部都有工分补贴和伙食补贴，皆大喜欢。次年二月春节期间，工作队放假，我们回上海。那一年的大雪令人難忘，有一天我回學校，只見校園裏白茫茫一片。

    这就是我们进入新闻系的第一堂大课。1964年夏天罗店四清结束回到学校，正规的学业重新开始。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大学生的伙食标准从每个月十二元五角增加到十五元五角，人人都知道这是毛主席的决定。享受助学金的同学每个月自动增加三元，其他同学只要提出申请，都有这个补助。不知道父亲有什麽高尚的想法，就是不让我提出申请，他给我的生活费每个月也增加了三元。

    从此，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真正离开了饥饿。但是农民开始离开饥饿则是15年之后的事了。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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