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傅雷与傅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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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2月28日，钢琴家傅聪因感染新冠病毒在英国去世，享年86岁。阿格里奇基金会转发了傅聪离世的消息：我们将永远记住他，他是一位具有伟大人格的伟大音乐家。

本文选自作家叶永烈所著《傅雷与傅聪》，谨以此文纪念音乐家傅聪先生。

傅雷与傅聪在书房

序曲

“别忘了杜甫那句诗：‘家书抵万金’!”(傅雷致傅聪。1954年7月4日晨)

一本蓝皮书在中国畅销，在青年中不胫而走。

第一次印刷，第二次印刷，第三次印刷……当它刚在书架上露面，便一售而空。

这本书没有惊险曲折的情节，没有离奇古怪的描写，没有耸人听闻的宫廷秘事，没有“领导新潮流”的种种笔法。然而，人们对它却爱不释手。

这是一本家书集——选录了一个父亲写给儿子的100多封信。

父亲，前额宽广而两颊瘦削，脸看上去像一个正方形下面装了一个正三角形；个子瘦长，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他的神情总是严峻的。一对眼睛，常常坚定地注视着正前方。生活道路的坎坷，对世事的忧虑和对儿子的思念，使他过早地增添了白发，过多地在脸上刻下了深沟浅槽。

他，傅雷，中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他的像砖头一样厚的译著，足足可以放满一排书架。他译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曾深深地打动了一代又一代青年读者的心。

儿子，小时候又细又高，脸色白皙，像根绿豆芽。如今，人到中年，风度潇洒，一表人材，眼睛里射出跟他父亲一样坚定、充满自信的目光。他的命运像他的父亲那样坎坷，但是他比父亲更开朗。

他，傅聪，当代世界一流的钢琴家，蜚声乐坛，饮誉中外。他的十个手指在黑白键上飞舞，在中国，在英国，在波兰，在南斯拉夫，在美国，在日本，在澳大利亚，在南美洲……那优美的铿锵之声，曾征服各种肤色的观众，被人们赞誉为“钢琴诗人”。

儿子远走异国他乡，“家书抵万金”。鸿雁往返，信函交驰，家书沟通了父子之心，倾诉着父子之情。

傅雷的家书谈艺术的见解，谈做人的道德。著名作家楼适夷对《傅雷家书》作出非常贴切的评价：“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这也是一部充满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父亲，每一个父亲都爱自己的孩子，可是，像傅雷那样严格、那样细致、那样富有原则性、倾注了那么多心血教育子女，却是世上不常有、不多见的父亲。

《傅雷家书》是一部很特殊的书。它是傅雷思想的折光，甚至可以说是傅雷毕生最重要的著作。因为他的数百万言译著尽管已成了中国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但译文的最高水准也只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讲述的只是外国作家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而《傅雷家书》却百分之百地体现了傅雷的思想。尤其是本来并不准备出版用的，是父亲写给儿子的一封又一封家信，是写在纸上的家常话。他无拘无束，心里怎么想的，笔下就怎么写，用不着担心“审查”，也用不着担心“批判”。它是傅雷思想的真实流露，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颗纯真的心灵。

正因为这样，《傅雷家书》如山间潺潺清溪，如碧空中舒卷的白云，如海上自由翱翔的海鸥，如无瑕的白璧，如透明的结晶体。感情是那样的挚朴，那样的真，善，美。没有半点虚伪，用不着半点装腔做势。

《傅雷家书》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傅雷一家的范围。哲学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研究傅雷的思想、哲理、方法；教育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研究教育子女的方式、方法；人才学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探讨人才培养的规律以及家庭对成才的影响；文学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研究散文笔法；艺术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汲取音乐、美术的营养；历史学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剖析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广大读者则把《傅雷家书》作为一本优秀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一本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正因为这样，《傅雷家书》赢得了众多的读者，被列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推荐的优秀书目之中。

正因为这样，胡乔木在1982年2月18日写的一封信中，对《傅雷家书》作了如下评价：“傅雷的爱国爱党之心，溢于言表，读之令人感慨不已。”

1955年5月8日，傅雷在写给傅聪的信中，很清楚地谈到了他写作家书的目的：

长篇累牍的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说长道短），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的。第一，我的确把你当作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

傅雷力图要把傅聪培养成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傅聪的成长是与《傅雷家书》“同步”的。回溯傅聪走过的道路，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傅雷的“教子篇”是怎样写出来的。

就以《傅雷家书》为楔子，来叙述傅雷在傅聪身上倾注的深沉的父爱……

童年的梦

昨夜一上床，又把你的童年温了一遍。可怜的孩子，怎么你的童年会跟我的那么相似呢？(傅雷致傅聪。1954年1月19日)

童年的梦，是温馨的梦，彩色的梦。傅聪降生在上海的巴黎新村——那是在1934年3月10日。

傅聪是幸运儿。傅雷用他深厚的父爱，为傅聪的成长创造了世界上最良好的家庭环境。傅雷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了严教。傅聪的童年，是在父亲严厉的督教下度过的。1965年，在傅聪当上爸爸之后，傅雷曾给傅聪写信，传授了他的教子经验：“疼孩子固然要紧，养成纪律同样要紧；几个月大的时候不注意，到两三岁时再收紧，大人小儿都要痛苦的。”

傅聪儿提之时天性活泼、顽皮，不服管束。父子之间，曾在家里演出了一出又一出有趣的闹剧。

平时，父亲在家，傅聪和弟弟阿敏鸦雀无声。父亲前脚刚刚跨出家门，傅聪就领头在家里大闹天宫。有一次，趁父亲外出的时候，傅聪溜出去玩了。当他正在玩具店里看得入迷，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喊‘阿聪’。傅聪回头一看是父亲，像吓掉了魂似的，拔腿就朝家里跑……

小时候，傅聪最有兴趣的事儿，是听父亲和他的朋友们的高谈阔论。他们家，“谈笑有鸿儒”，与父亲过从甚密的大都是教授、艺术家。他们在一起谈艺术，谈文学，谈人生哲理，使傅聪这个小“旁听生”受益匪浅。不过，按照父亲的规矩，是不许小孩“旁听”大人谈话的。有一次，钱锺书和杨绛夫妇来家做客（作者此处原文误写为刘海粟。傅雷次子审阅时指出，傅雷与刘海粟于1936年夏因张弦的病故而闹翻，自此绝交二十年。而傅聪生于1934年，傅敏生于1937年。由此可见当时来傅雷家做客的不可能是刘海粟，而刘海粟自抗日战争爆发至1943年一直在南洋，不在上海。而钱锺书和杨绛夫妇自太平洋战争爆发至1948年，一直在上海，而且住所离傅雷家很近，估计“有一次”应该是1941年或者1942年，那时傅聪七八岁，傅敏五六岁，正是爱听大人聊天的时候。故建议这么修改），谈笑风生。傅雷忽然想起什么，要到外间去取东西，一推门，发觉傅聪和阿敏正在门外听得入神。一见父亲，阿敏吓得哭了，傅聪呢，犟嘴。不过，后来孩子稍微大了一点，父亲也就让他们“旁听”了。“旁听”使傅聪窥见艺术殿堂的瑰丽色彩，也使他早涉人世，早熟。

“我是你的舵工，责任最大。”为儿子作园丁与警卫工作，“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乐趣。”傅雷很早就在思索，怎样为傅聪掌舵，让他在哪一条舵道上前进。

虽说傅雷并非人才学专家，不过，对于艺术人才的培养，他有着独到的见解。1962年9月10日，他在写给画家刘海粟的学生周宗琦的一封信中说道：

……爱好艺术与从事艺术不宜混为一谈。任何学科，中人之资学之，可得中等成就，对社会多少有所贡献；不若艺术特别需要创造才能，不高不低，不上不下之艺术家，非特与集体无益，个人亦易致书空咄咄，苦恼终身。……热情与意志固为专攻任何学科之基本条件，但尚须适应某一学科之特殊才能为之配合。天生吾人，才之大小不一，方向各殊；长于理工者未必长于文史，反之亦然；选择不当，遗憾一生。爱好文艺者未必真有从事文艺之能力，从事文艺者又未必真有对文艺之热爱；故真正成功之艺术家，往往较他种学者为尤少。凡此种种，皆宜平心静气，长期反省，终期用吾所长，舍吾所短。若蔽于热情，以为既然热爱，必然成功，即难免误入歧途。……

傅雷对于傅聪的培养，可以说是基于这样的艺术人才观。他深知“选择不当，遗憾一生”。

他曾再三说过，倘有天资，则成为第一流的艺术家；倘无天分，宁做别的工作。

傅雷精通美术理论，曾试图让傅聪习画。在他的朋友之中，黄宾虹、刘海粟皆为中国画坛巨匠，都可为傅聪指点丹青。无奈傅聪无意于画，乱涂几笔、“胡画”一通罢了。强扭的瓜毕竟不甜。傅雷放弃了让傅聪学画的打算。

傅聪心中音乐的种子，是傅雷亲手播下的。傅雷夫妇在闲暇的时候，爱听唱片。傅聪记得，那是一架“老掉牙”的美国“百代”牌唱机，要用手摇柄摇上一阵子，才能使唱片转动。傅雷在1957年写的《傅聪的成长》那篇文章里，曾经这样写道：“傅聪三岁至四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的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我看了心里想：‘不管他将来学哪一科，能有一个艺术园地耕种，他一辈子都受用不尽。’我是存了这种心，才在他七岁半，进小学四年级的秋天，让他开始学钢琴的。”

傅聪的钢琴启蒙老师，是傅雷亲自请来的——雷垣伯伯，一位数学家(如今是某省师范学院数学系主任，教授)。雷伯伯是傅雷的至交，老同学。在大同大学附中，他们同住在一间宿舍，无话不谈。雷伯伯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他从大同大学理学院毕业 以后，居然又去念上海的音专，念了三年。他跟现在上海音乐界的权威人士贺绿汀、丁善德，是老同学呢!后来，雷伯伯去美国留学，又改学数学，不过，他仍喜爱音乐，旁听了音乐课程。雷伯伯回国后，在上海的沪江、大同、复旦三所大学，同时兼教数学课程，忙得不可开交。有一天，他来看傅雷，傅雷把傅聪叫到雷伯伯跟前，向他透露了拜师的意思。雷伯伯大笑起来，一口答应，收下了这个七岁半的小弟子!

那时候，傅家还没有钢琴，加上雷伯伯工作又忙，不能到家里教。傅雷让保姆梅菊娣(月英)领着小傅聪到绍兴路雷伯伯家里。每个星期教一次。过了几个月，傅雷问雷伯伯：“阿聪有没有出息？”雷伯伯拍着傅聪的脑袋，说他有一对“音乐耳朵”!他说，他曾对傅聪进行“考试”：让傅聪背对钢琴，他随便按一个键，傅聪马上就辨别出来是什么音。试了几次，都答对了。这叫“绝对音高”测试。学钢琴才几个月，就能分清“绝对音高”，说明这孩子的音乐听觉很灵敏。雷伯伯还夸傅聪“乐感”很强，能很快记住乐谱，理解作曲家的用意。

听了雷伯伯的话，傅雷脸上出现了平常并不多见的笑容。傅雷夫人下了个狠心，给不到八岁的儿子，租了钢琴（作者误写为买了钢琴。傅敏审阅时指出，解放前傅聪弹的钢琴是租的，不是买的。1951年傅聪从昆明回到上海，立志学钢琴，傅雷才给傅聪买了一架立式钢琴；1952年法国文化协会结束时，由于傅聪那时常在该协会演奏法国作曲家的作品，很受赏识，于是就把那架七尺半的Bawdwin牌钢琴，以五百元半送半卖给傅聪）！傅雷亲笔端端正正为傅聪抄录五线谱。

崭新的钢琴，放在底楼的窗前。小傅聪心花怒放，乐得连嘴巴都合不拢。那天，从傅家第一次传出了钢琴的声音，隔壁邻居都好奇地来到窗前张望。他们看到居然是一个小男孩在那里弹，更加惊异不已。从此，每天傅聪放学回来，刚撂下书包，就扑在钢琴上。当他的手指触到琴键，心中就充满无限的快乐。

渐渐的，琴声稀疏了，走调了。小孩子那“三分钟的热情”，消退了。傅雷在三楼的书房里写作。侧耳一听，琴声不对头了。他悄悄地下楼，发觉儿子在那里偷懒，边练指法边看小说。

父亲发起脾气来，如疾风迅雨，如电闪雷鸣。小傅聪心里真害怕，然而他知道自己错了。暴风雨过去，天晴日丽。父亲给傅聪讲贝多芬的故事，贝多芬从四岁时开始练琴，他的父亲要他在钢琴前一坐就是四个小时，不许稍有怠慢，他八岁就登台演出，成为一代钢琴大师；他又讲莫扎特的故事，莫扎特也是四岁时开始练钢琴，在父亲的督促下，一年365天，没有一天不练，终于在八岁时就写出他的第一部交响乐，被人们誉为“神童”；他还讲了肖邦的故事，肖邦七岁时写《波兰舞曲》，八岁登台演出……

从那时候起，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巴赫、李斯特……这些世界钢琴大师，成了小傅聪心中的上帝。

为了让傅聪学钢琴，傅雷“把他从小学撤回”。“英文、数学的代数、几何等等，另外请了教师。本国语文的教学主要由我自己掌握：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等上选材料，以富有伦理观念与哲理气息、兼有趣味的故事、寓言、史实为主，以古典诗歌与纯文艺熏陶结合在一起。”

一笔一划，端端正正，像用铅字印出来的一样。傅雷手持毛笔，亲自抄写古文，为儿子编撰语文课本——只是为一个孩子而编，“发行量”仅为一册的课本!

学古文，背诗词，打下坚实的中文基础，又从中接触中华民族古典哲理的教育——

富贵于我如浮云；

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宁天下人负我，毋我负天下人；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954年，傅雷在给傅聪的信中，深情地说出了内心的期望：

你别忘了：你从小到现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国独一无二，便是在世界上也很少很少。

哪个人教育一个年轻的艺术学生，除了艺术以外，再加上这么多的道德的？我完全信任你，我多少年来播的种子，必有一日在你身上开花结果——我指的是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傅雷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培育着音乐幼苗傅聪。

傅聪一直记得，1944年3月10日这一天。那天下午，傅家一片节日气氛，父亲买了一个特大的蛋糕，祝贺小傅聪十岁生日。他还打电话约来了傅聪的一个个“小朋友”——他的琴友们。特别使傅聪高兴 的是，丁善德伯伯带着他的六岁女儿来了。他的女儿也是傅聪的琴友。傅聪和“小朋友”们轮流弹琴，他的生日，开成了一个家庭音乐会。“小朋友”们演奏完了，一边分吃着蛋糕，一边听着丁伯伯讲评。就这样，在甜蜜的琴声中，傅聪度过了十岁诞辰。

不过，那时候的傅聪，像一只要上发条的钟。父亲把发条拧紧，他就嘀嘀嗒嗒走得欢，整天坐在琴凳上练琴。慢慢的，发条松了，走慢了，甚至不走了。这时候，又要父亲给他上发条!父亲深知儿子爱琴如命，只是过分倦怠，才显得疏懒。他发觉了，就走过去，啪的一声，把钢琴锁上。这对于傅聪来说，是最厉害的惩罚——他失去了弹琴的权利。当儿子伤心地伏在钢琴上痛哭时，父亲便会过意不去，又把锁上的琴打开了。这时候，傅聪就把内心的悔恨倾注在琴声中，他使劲地练，竭力想追回因为倦怠而失去的练琴的时间。

傅聪常常边弹边唱。有时候，他还喜欢自己谱曲呢!有一次，他正边唱边弹，给父亲听见了。父亲走进琴房，把傅聪吓了一跳，以为要挨“克”，谁知道父亲要他把刚才自己“创作”的曲子重弹一遍。傅雷侧耳细听，居然十分欣赏，把它记在五线谱上，给那首小曲取名为《春天》……

童年的梦，是温馨的梦，彩色的梦。傅聪在琴凳上，在黑白键上，度过了童年。

初试锋芒

昨晚七时一刻至八时五十分电台广播你在市三（注：即上海市立第三女子中学）弹的四曲Chopin（注：肖邦），外加encore（傅敏注：原为法语，是喝彩用语，意为“再来一个”）的一支Polonaise [《波洛奈兹》]（傅敏注：波兰的一种舞曲，源于十七世纪波兰宫廷礼仪的伴随音乐）；效果甚好，就是低音部分模糊得很；琴声太扬，像我第一天晚上到小礼堂空屋子里去听的情形，以演奏而论，我觉得大体很好，一气呵成，精神饱满，细腻的地方非常细腻，tone colour（注：音色）变化的确很多。我们听了都很高兴，很感动。好孩子，我真该夸奖你几句才好。回想1951年4月刚从昆明回沪的时期，你真是从低洼中到了半山腰了。(傅雷致傅聪。1954年2月2日)

对于昆明，傅聪有着特殊的感情。14岁那年，也就是1948年，傅聪随全家一起迁到了昆明。那里，没有人可教钢琴。父亲以为一个不上不下的空头艺术家是最要不得的，还不如安分守己学一门学科，对社会多少还能有贡献。这样，傅聪进了昆明的粤秀中学。1949年12月31日，傅雷一家搬回上海，傅聪一个人留在昆明，父亲把他交托给老朋友吴一峰。

1950年秋天，傅聪自作主张，以同等学历考入了云南大学外文系一年级。这时候，他没有机会弹钢琴，然而他多么渴望再坐到琴凳上去，他的手指在天天发痒!只有在为当地的合唱队伴奏的时候，他才算过一下钢琴瘾。后来，他常去教堂练琴。

傅聪非常想回上海继续学钢琴，但是没有回上海的路费，同学们知道后，帮助他在教堂里举行了一次音乐会。傅聪照着一本《101首世界名曲集》弹了一遍。演完以后，一位热心的同学拿着口袋，为他向听众募捐。一下子，回上海的路费就全有了。除了钱，口袋里还有鼓励他弹琴的字条!

1951年初，傅聪突然出现在上海江苏路傅家的新居门口，傅雷满脸吃惊的神色。当傅聪的手重新按在家里的钢琴上时，心中有着说不出的愉快。古人说：“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一日不书，便觉思涩。”弹琴也是如此。他已经将近三年没有好好练琴了，确实是跌到了低洼中。

这时候，傅聪整天扑在琴上。他跟苏联籍的女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了一年。他渐渐懂事，成了一只“自动表”，用不着父亲经常上发条了。即使在酷暑中，他仍练琴八小时。衣裤尽湿，也不稍息。

他终于从低洼中爬上来了。1952年2月，傅聪在兰心剧场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登上乐坛，那时他18岁。从此，傅聪开始了他的钢琴演奏事业。

傅聪是在新中国诞生之后走上乐坛的，他是幸运儿。他的琴声，引起了上海音乐界的注意。

傅聪年轻时

非常凑巧，就在他初登乐坛不久，北京派人到上海选拔青年琴手，准备参加1953年夏天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钢琴比赛。只有两个名额。

上海音乐界的老前辈推荐了傅聪，他参加了选择。最后，要在三位青年选手中确定两名。在这三位青年中，除了傅聪，另两位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科班生。傅雷写了一封信给有关领导，建议把自己的儿子“刷”下来。他在信中说，虽然就琴艺而言，傅聪比另两位稍好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傅聪比他们高。他们两位在学校里，要花很多时间上课、开会，而傅聪在家专心学琴。只要给他们两位以充分的时间准备，一定会比傅聪弹得更好。傅雷常常告诫儿子，做一个艺术家，必须“德艺俱备人格卓越”。“刷”掉吧，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可是，细细一想，傅聪能理解父亲的胸怀，他做了被“刷”掉的思想准备。

傅聪还是被选上了。这对于他来说，是终生难忘的。他是新中国的儿子，他知道如果不是政府和人民的培养和信任，一个在家自学的青年，怎么可能作为中国青年艺术团的成员，被派往国外参加比赛？

1953年7月25日至8月16日，在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的带领下，傅聪和400多名中国青年一起，来到罗马尼亚。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从小家庭走到了大世界，走到了广阔的天地。新鲜，新鲜，周围的一切，对于傅聪来说，都感到新鲜。

在布加勒斯特，傅聪获得了“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国际艺术比赛”的钢琴独奏三等奖，得到了一枚铜牌。8月16日，新华社发布了电讯，向全国报道了傅聪获奖的消息。那时，傅聪才19岁。对于那块铜牌，他并不满足。他看到吹横笛的李学全拿到的是金牌，心里想：我也应当拿金牌，为新中国争气!

在联欢节结束之后，傅聪又随中国艺术团到民主德国和波兰作访问演出。他来到了肖邦的故乡。傅聪在七岁半开始学钢琴，就弹肖邦的作品。肖邦，是他钦慕已久的钢琴大师。傅聪喜欢肖邦的钢琴曲，也深深被他的生活经历所感动。肖邦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在他的人生道路上铺满了荆棘。他20岁就被迫离开祖国波兰，客居巴黎。他死的时候，才39岁。他留下遗嘱，请求友人把他的心脏带回祖国波兰!傅聪觉得，肖邦的乐曲就像李后主的词，充满着生死之痛和家国之恨。

傅聪怀着虔诚的敬意，来到肖邦的故居。那里，已经成了肖邦纪念馆。他静静地肃立在肖邦的画像前，久久地凝视着肖邦那瘦削、忧郁的脸，默默地仰望着他那思恋祖国的目光。肖邦故居有两架钢琴。一架是古老的“普莱埃尔式”钢琴，那是十九世纪的钢琴技师普莱埃尔为肖邦制造的，这个珍贵的纪念物受到精心的保护，参观者只能站在栏杆外看看。另一架是现代的钢琴，供参观者在那里弹奏肖邦的乐曲。傅聪坐到琴前，怀着对肖邦的崇敬之情，弹起了肖邦的作品。他的琴声，马上引起了注意。波兰人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他：一个东方人，一个中国人，怎么会“赋有肖邦的灵魂”？怎么会在琴声中反映出“肖邦精神的真谛”？

傅聪在波兰多次演奏了肖邦的作品，得到了波兰肖邦专家的重视。波兰政府正式向我国政府提出，邀请傅聪参加1955年2月至3月在华沙举行的“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

黄金时代

期待了一个月的结果终于揭晓了，多少夜没有好睡，19日晚更是神思恍惚，昨(20日)夜为了喜讯过于兴奋，我们仍没睡着。……东方升起了一颗星，这么光明，这么纯净，这么深邃；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辉煌的世界纪录!……多少迂回的路，多少痛苦，多少失意，多少挫折，换来你今日的成功!可见为了获得更大的成功，只有加倍努力，同时也得期待别的迂回，别的挫折。我时时刻刻要提醒你，想着过去的艰难，让你以后遇到困难的时候更有勇气去克服，不至于失掉信心!人生本是没穷尽没终点的马拉松赛跑，你的路程还长得很呢：这不过是一个光辉的开场。(傅雷致傅聪。1955年3月20日上午)

傅聪清楚地记得，1954年1月17日，父亲，母亲，阿敏，全体出动，到上海北站送他上北京。火车远去，亲人们还伫立在月台上……

傅聪清楚地记得，在他离沪之前，上海音协在离傅家只有一箭之遥的上海第三女子中学为他举行了告别音乐会。那天，贺绿汀亲自主持音乐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他寄托了莫大的期望……

傅聪清楚地记得，1954年8月，他受我国政府的派遣，来到了波兰。他很荣幸地能在波兰的“肖邦权威”杰维茨基教授亲自指导下学习。教授个子瘦小，头发花白，稍有点驼背，表情总是很严肃。他倾心指导这个中国学生，为了教好傅聪，他甚至特意训练了他的英语……

如同傅聪在信中所说：杰维茨基“作为教授，在风格上，在对每个作家的每个时期的作品的理解上，在世界上要算是有数的权威了。”“杰维茨基是波兰最好的教授，年轻的最好的波兰pianist（注：钢琴家）差不多全出于他门下。经他一说，好像每一个作品都有无穷尽的内容似的。他今年74岁（注：指1954年），精神还很好，上课时喜欢站着，有时走来走去，有时靠在琴上，激动得不得了。遇到音乐慷慨激昂的时候，他会大声的吼起来，唱着。他有那么强的感染力，上课的时候，我会不自觉的整个投入到音乐中去。”“许多波兰同学都说，很少看到杰老师关心学生像关心我这样的。”“他的耳朵和眼睛，有敏锐的观察力，对于学生演奏的一点一滴，都注意得清清楚楚。”“他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老师，总是注意到每一小节的毛病。我所有的毛病都未能逃过他的耳朵。”

“我一直在紧张练琴。每两天就上一次课。教授的脾气可不小，我上课真有些害怕，但学到的东西真多。这回我才知道了天高地厚了，才知道好教授是怎么回事了。”

“他们对我期望非常高，我决不能辜负他们，而且也是自己和国家的体面，因此我得加倍用功。我每天练八小时以上，他们每人不过五小时。我来得太晚，准备得太晚，technics(注：技术)根基又差，不拼命是绝对不行的。”

那时候的傅聪“浑身都是青春的火花，青春的鲜艳，青春的生命、才华”，“一天天的长大成熟，进步，了解的东西一天天的加多，精神领域一天天的加阔，胸襟一天天的宽大，感情一天天的丰满深刻”。他确实处于“一生之中的黄金时代”!

青年傅聪在练琴

2月22日，是肖邦的诞辰。五年一度的国际肖邦钢琴比赛，都是在这一天开幕。肖邦钢琴比赛，是世界乐坛上的大赛哪!离开幕之日越近，傅聪练琴越勤。他的手指尖弹痛了，就包上橡皮膏弹。深夜，他躺在床上，还在那里捉摸着肖邦作品的章节句读。

第五届国际肖邦比赛，于肖邦145周年诞辰——1955年2月22日，在新落成的气势宏伟的华沙人民音乐厅，揭开了帷幕。那天，华沙飘着雪花。然而，为了得到一张音乐厅的票子，人们排着队在寒风中伫立数小时。

大会的主席为杰维茨基教授，四十多位不同国籍的著名音乐家、作曲家和钢琴家，组成了评判委员会。中国评委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评判是极其严格的。在前两轮比赛时，评委们只能隔着帷幕听，按照演奏者的抽签编号给分。他们在评分时不知道演奏者是谁。直到第三轮时，评委们才可以当面看看演奏者。这一届，规定参加竞赛者的年龄为6岁至32岁，傅聪当时是21岁。他是新中国第一个参加肖邦钢琴比赛的人。强手如林。这一届来自27个国家的几十名选手，唯有他的资历最弱!西洋音乐传入中国，只不过半个世纪，而傅聪又是未经正式“科班”训练的人，没有正儿八经的“学历”。面对着这样隆重的国际比赛，他确实有点紧张。

知子莫若父。傅雷来信再三嘱咐傅聪：“你别把‘比赛’太放在心上，得失成败尽量置之度外，只求竭尽所能，无愧于心；效果反而好，精神上平日也可减少负担，上台也不致紧张。千万千万!”

意想不到，比赛的前夕，傅聪在练琴的时候用力过猛，手指受了伤!

第一轮比赛开始了。傅聪因为手指受伤，被排在最末一个。

“那一天轮到我，原定中午12点。在我前面还有三个人上台，从10点开始的。我10点半去，不料前面的三个不是手疼就是病，都不能弹。我一到，催场的人就说马上得出台，我手也冷，心理准备毫无；但我并没有慌。”

傅聪急匆匆走上舞台。放在他面前的，是一架他从未弹过的陌生的钢琴。那时候，他还缺乏演出经验，不懂得对于陌生的钢琴要事先试弹。他的手一按琴键，声音很响，把他吓了一跳。傅聪的心嘣嘣跳着，不由得收紧了。他弹得比较慢。有些不稳。但是还好，总算勉强通过了第一轮。

吃一堑，长一智。在第二轮比赛的时候，傅聪稳住了阵脚。渐渐的，他沉浸在肖邦的诗一般的音乐之中。他忘了这是比赛，忘了帷幕后坐着评判委员，忘了台下那众目睽睽的观众。傅聪发挥了自己的弹奏特点，这样，顺利地通过了第二轮。

在第二轮比赛中，又有21名选手被淘汰。只剩下20名，进入第三轮。

3月15日，傅聪参加第三轮演奏。这一次，他不慌不忙，挥洒自如。他的十个手指，自由自在地指挥着钢琴上的36个黑键和52个白键。他最充分地发挥了他的琴艺，处于最佳的竞技状态。傅聪的琴声刚刚消逝，台下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鼓掌声和热烈的喝彩声。他接连三次出台谢幕，那经久不息的掌声才慢慢平静下来……

3月20日，闭幕式。评委会宣布了获奖名单。第一名是波兰的哈拉激维兹，第二名是苏联的阿希肯纳齐，傅聪名列第三。另外，他还荣获这次比赛唯一的“玛祖卡”最佳奖。“玛祖卡”是波兰民间舞曲，情绪饱满，感情纤细，变化多端。肖邦所写的“玛祖卡”，被认为是用道地的波兰方言写成的珠玉般的篇章，是肖邦作品中最难掌握的。一个中国人掌握这种充满波兰方言的“玛祖卡”，无异于西方人学唱中国京戏一样困难!

傅聪，终于成为第一个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的新中国的音乐家。

当天，新华社就播发了傅聪获奖的电讯和照片，向祖国人民报告喜讯。当晚八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一消息。第二天，《人民日报》和各地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波兰的《人民论坛报》刊登了评论，认为傅聪“以抒情的手法诗意地完满地表达了肖邦乐曲中的幸福情感”。南斯拉夫、民主德国、苏联、意大利、英国、匈牙利等许多国家，也都对傅聪的演奏发表了评论。波兰人感到奇怪：“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中国人怎么能那样深刻地抓住肖邦的灵魂？”“傅聪是最有波兰性格的中国人!”南斯拉夫报纸以《钢琴诗人》为题发表评论，说得颇有见解：“傅聪的演奏艺术，是从中国艺术传统的高度明确性脱胎出来的。他在琴上表达的诗意，不就是中国古诗的特殊面目之一吗？他镂刻细节的手腕，不是使我们想起中国册页上的画吗？”

马思聪先生在《人民音乐》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傅聪得奖》一文。他说：

我这次代表中国音乐界到华沙去出席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会做评判，亲自看到中国青年钢琴家傅聪在比赛会上获得优胜，感到非常高兴。这次比赛会最难得的是傅聪是玛祖卡舞曲奖的获得者，这个奖在全体比赛者中只奖一人。历届除波兰人外只有斯拉夫民族的苏联人曾获得过。这意味着傅聪对于肖邦音乐有着深刻的体会……

波兰的听众具有很高的音乐修养，肖邦是他们心中的骄傲。“音乐会完了以后，听众真是疯狂了，像潮水一般涌进来，拥抱我，吻我，让他们的泪水沾满了我的脸；许多人声音都哑了，变了，说他们一生从来没有如此感动过，甚至说：‘为什么你不是一个波兰人呢？’”

就在傅聪的道路上铺满鲜花、他的耳边响着一片赞扬声的时候，傅雷在家书中为儿子敲响了警钟：“遇到极盛的事，必定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格外郑重危惧、戒备的感觉。”是的，是的，不论是傅雷，不论是傅聪，在这涕泗横流、鹊跃枝头的时刻，都饮水思源，深知喜从何来!

傅雷在《新观察》杂志上撰文指出：

在艺术成长的重要关头，遇到全国解放、政府重视文艺、大力培养人材的伟大时代，不能不说是傅聪莫大的幸运。

傅聪呢？他在电台发表讲话：“我的成就与共产党的领导培养是分不开的。”

傅聪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诉说了自己对祖国的深情：

我在波兰，波兰人爱我爱得那么深，那么热；我也爱波兰；爱得一样深，一样热。他们都说我是一个波兰化的中国人，中国籍的波兰人，但我究竟还是属于我最亲爱的祖国的。我想念祖国，想它的美丽的山河，想千千万万从事于正义的事业的人们，我感觉到他们就在我身旁，就在我心里。看你们的信，看祖国的书报，处处感到伟大的中国的灵魂。……我想也许我还是诗人的气质多，而Chopin（注：肖邦）的诗人气质也特别接近中国诗词。所以我说我能成为波兰人，正因为我是中国人。记得列宁有句话，说要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必须先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这里面是有深意的。

这次无论谁，批评（注：指评论）我的演奏时，总处处提到中国的古文化。那是使我最快乐的，因为能使别国人通过我而更崇敬我的祖国的文化。我也相信中国人具备别国人所没有的优越条件，将来一定会开出极美的花朵来。

我爱你们，也因为爱你们而更爱我的祖国，也因为更爱祖国而更爱你们。

这些话，是发自傅氏父子肺腑的心声。直到今天，傅聪还一再说：“我在国外一直说我是新中国的儿子。我一直没有忘记过去是国家送我出去的，在解放以前，像我这样的家庭背景及经济状况，永远不会有这种机会。”

历史的误会

二十世纪的人，生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内，更需要冷静的理智，唯有经过铁一般的理智控制的感情才是健康的，才能对艺术有真正的贡献。(傅雷致傅聪。1957年3月18日于北京)

是的，像北京长安街那样平坦笔直的人生道路，恐怕是没有的。傅家三代——傅鹏、傅雷、傅聪，都是命运多戾。“名高毁所集，言巧智难防。”唉，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1959年初，在傅雷的书房里，保姆把一杯清茶放在客人面前。

自从错划“右派”以来，傅雷深居简出，闭门谢客，“门前冷落车马稀”。尽管如此，有两个人常来：一是朱梅馥的胞兄朱人秀，二是挚友周煦良教授。正因为这样，傅雷在1959年11月5日填写的履历表的“社会关系”一栏内，总共三位，即上海的朱人秀、周煦良和北京的楼适夷。

此刻坐在书房藤椅上的是周煦良。解放前，他们一起合编过《新语》半月刊。解放后，两家仅一箭之遥，过从更密。周煦良是作家、文学翻译家、教授，而且与傅雷一样是《文汇报》的社外编委，跟傅雷有着许多共同语言。

往常，周煦良一来，海阔天空，无所不聊。然而，这一次他手中捧着茶杯，一口也未喝。沉默良久，他放下茶杯，从藤椅上站了起来，在书房里踱着方步。

敏感的傅雷从周煦良的反常的举止，预感到不祥的征兆。

尽管周煦良事先已经打好腹稿，选择好最为婉转的词句，以求尽量减弱对傅雷的“冲击波”，然而此刻他在傅雷焦灼的目光下，乱了方寸。

那是在昨天，上海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之一叶以群特地来到周煦良家，把一份《参考消息》拿给周煦良看 ，他说：“组织上考虑到你和傅雷很熟悉，由你转告，比较合适。另外，请你转达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各人做事各人当。不会连累他，请他放心。’”

周煦良欲言又止，在傅雷面前迟疑再三，终于说出了那具有爆炸性的消息：“上月，傅聪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

如同五雷轰顶，顿时，傅雷像一座木雕似的，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虽然周煦良说了许许多多宽慰的话，还是无法减轻傅雷心灵的痛楚。

他不思茶食，倒在床上。向来，他“早上一起来，洗脸，吃点心，穿衣服，没有一件事不是用最快的速度赶着做的；而平日工作的时间，尽量不接见客人，不出门；万一有了杂务打岔，就在晚上或星期日休息时间补足错失的工作。”可是，此刻他撇下工作，什么也不干了。

第二天，也未吃早饭、中饭……他陷入无言的悲痛之中。

傅聪是他的爱子。“孩子，世界上像你爸爸这样的无微不至的教导，真是罕有的。”然而，一想到爱子居然出走伦敦，他不寒而栗!

自从他受“批判”、成了“右派分子”的消息传开之后，“左”的灾难波及到正在波兰留学的傅聪。“有其父必有其子”，傅聪在留学生中也成了“批判”对象。

楼适夷先生对笔者谈及傅聪出走的一些内情：

“那次傅聪回国，时间紧，只在北京逗留，不能回上海。傅雷不放心，打长途电话给我，告诉我傅聪住在马思聪家里，要我替他去看一下傅聪。我马上去马思聪家，见到了傅聪。我已经好久没与傅聪谈话，发觉他思想比以前活跃得多。他在闲聊中跟我谈到了苏联问题、波兰问题，等等。我当时就劝告他，你作为留学生，不应该去谈论这些问题。回去后，我遇见文化部周巍峙，向他反映了傅聪的情况。周巍峙又把情况转告了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钱俊瑞一听，便把傅聪找来，批评了一顿，并说再这样下去，就把你调回来，叫你下乡劳动去!显然，钱副部长的有些话说重了。傅聪回到波兰之后，没多久，就接到回国的通知——离他毕业还有半年。其实，这个通知与钱俊瑞无关。可是，这使傅聪心中产生很大的误会，以为要调他回国下乡劳动，而他弹钢琴的手一旦拿锄头种地，就会大大影响他的琴艺。这个误会，也是使他产生出走念头的原因之一……”

傅聪的出走经过，据当年在波兰跟傅聪一起留学的同学、电影导演史东山之子史大正告诉笔者：

“傅聪当时与我们不一样。傅聪在国际比赛中得过奖，因此小有名气，常常有人邀请他去演出。他有收入，自己单独住，进出坐出租汽车——为此说他过的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批判过他。

“傅聪的出走，得到一位英籍音乐教师的帮助。这位教师翻看傅聪的护照时，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你的护照是全欧洲通用的!’原来，傅聪与我们一般的留学生不同，因为他有时要到波兰以外的国家演出，所以发给他可在欧洲通用的护照——这一点，连傅聪自己也未曾注意到。

“于是，在那位英籍音乐教师的帮助下，傅聪悄悄买到了从华沙飞往伦敦的机票，决定出走英国。由于他单独在外边居住，他的行动避开了中国留学生的注意。他在收拾行李时偶然被来访的同学撞见，可是同学以为他在准备回国，并未在意。

“傅聪坐在飞往英国的班机上时，正遇伦敦有雾，班机推迟起飞。这时，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已经察觉傅聪的动向，正要采取措施，伦敦上空的雾散了，班机起飞了。

“傅聪还在空中，外国通讯社便已发出了关于他出走的电讯。

“傅聪刚刚飞抵伦敦机场，外国记者们便包围了他。他一句话也没有说，钻进轿车，飞驰而去，甩掉了尾随的记者……”

傅聪在伦敦的家中

傅聪是一个出走者，但不是一个叛国者。他的出走在当时是出于迫不得已。

对于出走，傅聪在1980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了他当年的处境和心情。

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和父亲几乎同时挨整，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我是从波兰被召回来参加整风反“右”的。我写了个检查，后来我仍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我走后，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化了。我在波兰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傅聪的出走，使傅雷陷于双倍的痛苦之中。

断肠人在栏杆角。山远水远人远，音信难托。这滋味黄昏又恶。傅聪出走之后，本来家书频繁、借笔长谈的父子俩，断绝了消息。

“别忘了杜甫那句诗：‘家书抵万金’!”傅雷曾多次这样叮嘱过傅聪。如今，万金难买一纸家书!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在异国他乡，傅聪常常梦见父母；而父母也常常梦见儿子，他们只能在魂梦之中才相见。在杳无音讯的年月，傅聪 多么想得到父亲的来自祖国的信，哪怕是片纸只言!

就在傅雷最困难的时候，通过夏衍，通过柯灵，捎来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的话：“祖国的大门，任何时候都对傅聪开着。只要愿意回来，欢迎!”

消息传来，傅雷夫妇枯木逢春，灰冷的心中燃起了炽热的希望之火。

傅雷不由得打开妻子亲笔摘抄的《聪儿家信摘录》，其中傅聪1957年1月28日寄自波兰的信中说：

周总理见了我，就像老相识似的，亲热得很。这回周总理在波兰受到空前的热烈的欢迎，我想最主要的是周总理的作风太谦虚、太朴素了，使人人觉得可亲，一点没有架子，对于像波兰这样一个受惯外族欺压的民族，这是使他们最感动的……

在1954年9月2日的信中，傅聪还谈到了彭德怀、贺龙两位副总理访问波兰时，对他的关怀。

如今，在傅聪出走之后，周恩来、陈毅仍这样关心着他，怎不使傅雷心潮难平？

也就在这个时候，从朱人秀那里，传来了感人的新信息。

朱人秀，傅聪叫他“天舅舅”。那是因为上海浦东人除了取正式的名字外，在家里总是叫“×官”。朱人秀在家中叫“天官”。依此顺推，他便成了“天舅舅”。朱人秀在解放前是地下党员，解放后任上海市某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在傅雷最苦闷的年月，中共党组织也通过朱人秀做傅雷夫妇的思想工作。因为朱人秀与傅雷有着亲戚关系容易接近。他的话，傅雷能够听进去。那段时间，他几乎每星期五都抽空去傅家探望。朱人秀了解到傅雷强烈地希望与傅聪通信，而傅雷是“右派分子”，傅聪又身蒙恶名，傅雷不敢贸然给儿子去信。朱人秀向上海市有关领导请示。不久，他转告傅雷，可以与傅聪通信。

就这样，中断了十个月的联系，又恢复了。傅雷的一封又一封长信，飞往伦敦。傅雷的信，使傅聪这个身处异国的断了线的风筝，又维系在祖国的大地上。虽然傅雷无端受冤，境遇凄冷，却怀着一颗赤诚的心，谆谆教诲儿子毋忘祖国，永远维护祖国的尊严。傅雷的爱国之情，跃然纸上，那是他崇高品格的写照，那是他深厚父爱的聚焦：

孩子，十个月来我的心绪你该想象得到；我也不想千言万语多说，以免增加你的负担。你既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着余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永远向你开着的。……

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你既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

你不依靠任何政治经济背景，单凭艺术立足，这也是你对己对人对祖国的最起码而最主要的责任!当然极好，但望永远坚持下去，我相信你会坚持，不过考验你的日子还未来到。至此为止你尚未遇到逆境。真要过了贫贱日子真正显出“贫贱不能移”!居安思危，多多锻炼你的意志吧。

傅聪读着父亲的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心中充满了对父亲的崇敬之情，充满了对祖国的崇敬之情。

傅聪为自己制定了“三原则”：

一、不入英国籍；

二、不去台湾；

三、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

他决心靠自己的艺术立足、谋生。傅聪终于保持了艺术的纯洁，没有出卖灵魂!

傅聪来到英国伦敦之后，记者们簇拥而来。他闭门不见。

有一位外国记者说，只要他同意作为该刊的封面人物报道，可以付他一大笔钱。但是，傅聪却一口回绝了他。傅聪懂得什么叫“自爱”。正如父亲所说：

自爱即所以报答父母，报答国家。

你是以艺术为生命的人，也是把真理、正义、人格等等看做高于一切的人。

记者们不断地纠缠着，把傅聪称为“中国的叛逆”。傅聪忍无可忍，在1959年接待外国记者，公开申明了自己的“三原则”。

开头那几年，傅聪过得很艰苦。弹琴为生，收入甚微，他受到经纪人的重利盘剥。他没有为自己的名利奔走于权贵之门。在这个时候，傅聪才深深理解颜回当年的处境和心境：“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他把“富贵于我如浮云”当作自己的一条理想准则。在异国他乡，傅聪只能以钢琴为伴。除了演出之外，他在家关门练琴。此时此刻，他更爱肖邦的乐曲，这些作品，不正是远离故土，为倾诉思念祖国之情而写的吗？

深深的思念之情，只能倾注在家书上。父与子在纸上倾心长谈。父亲在回信中写道：“聪，亲爱的孩子，每次接读来信，总是说不出的兴奋，激动，喜悦，感慨，惆怅!……我看了在屋内屋外尽兜圈子，多少的感触使我定不下心来。”“最近三个月，你每个月都有一封长信，使我们好像和你对面谈天一样，这是你所能给我和你妈妈的最大安慰。父母老了，精神上不免一天天的感到寂寞。唯有万里外的游子归鸿使我们生活中还有一些光彩和生气。”

最使傅聪感动不已的是，父亲竟然“每天抄录一段，最后将近一个月方始抄完”，专为他“特意抄出丹纳《艺术哲学》中第四编‘希腊的雕塑’译稿六万余字，钉成一本”，远度关山，寄到儿子手中。看到那密密麻麻、端正秀丽的毛笔字，傅聪为父亲的苦心孤诣流下了热泪!

世界上哪有这样深厚的父爱？

母亲在给儿子的信中，详细诉说了当时的情景：

他一向知道你对希腊精神的向往，但认为你对希腊精神还不明确，他就不厌其烦的想要满足你。……爸爸虽是腰酸背痛，眼花流泪（多写了还要头痛），但是为了你，他什么都不顾了。前几天我把旧稿（注：指《艺术哲学》），替他理出来，他自己也吓了一跳，原来的稿子，字写得像蚂蚁一样小，不得不用了放大镜来抄，而且还要仔仔细细地抄，否则就要出错。他这样坏的身体，对你的devotion（注：热爱），对你的关怀，我看了也感动。孩子，世界上像你爸爸这样的无微不至的教导，真是罕见。

父亲是名副其实的园丁。他不断用热忱的话语，激励远方的儿子保持自己的气节：

……你能始终维持艺术的尊严，维护你严肃朴素的人生观，已经是你的大幸。还有你淡于名利的胸怀，与我一样的自我批评精神，对你的艺术都是一种保障。但愿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不在人世的时候，你永远能坚持这两点。恬淡的胸怀，在西方世界中特别少见，希望你能树立一个榜样!

然而，在1964年，傅聪的一封信，又传来了爆炸性的消息，使傅雷再度陷于无尽的痛苦之中。

在英国多年，傅聪一直恪守自己的“三原则”。然而，长住英国而不入英国籍，他是钢琴家，一年到头要“跑码头”，要去许多国家演出。不入英国籍，在签领出国护照时，诸多不便。万不得已，傅聪于1964年加入英国籍。

傅聪把此事告知父亲。傅雷心乱如麻，几个月不给傅聪回信。后来，直到傅聪的长子凌霄出生，给傅雷拍来电报报喜，傅雷这才于1964年10月31日复函。傅雷的这封信非常感人。此信是上海音乐学院于1985年4月8日在“抄家物资”中发现，是《傅雷家书》(第二版)中尚未收入的：

几次三番动笔写你的信都没有写成，而几个月来保持的沉默，也使我魂不守舍，使我坐立不安。我们从八月到现在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你的处境、你的为难（我猜想你采取行动之前，并没和国际公法或私法的专家商量过。其实都是必要的。），你迫不得已的苦衷我们都深深地体会到，怎么能只责怪你呢？可我们就是如何再谅解你也减轻不了我们沉重的心情。民族自尊心受了伤害，是短时期内所不能平复的，因为这不只是“小我”的、个人的荣辱得失问题。便是万处随和、事事乐观的你的妈妈也耿耿于怀，伤感不能自已。不经过这次考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的感觉有这样强。

1959年你最初两信中说的话，以及你向记者发表的话，自然而然的，不断回到我们脑子里来，你想这是多大的刺激！我们知道一切官方的文件都只是一种形式，任何法律手续约束不了一个人的心——在这一点上我们始终相信你；我们也知道，文件可以单方面的取消，只是这样的一天遥远得望不见罢了。何况理性是理性，感情是感情，理性悟透的事情，不一定能叫感情接受。不知你是否理解我们几个月沉默的原因，能否想像我们这一回痛苦的深度？不论工作的时候或是休息的时候，精神上老是罩着一道阴影，心坎里老是压着一块石头，左一个譬解，右一个譬解，总是丢不下，放不开。我们比什么时候都更想念你，可是我和你妈妈都不敢谈到你：大家都怕碰到双方的伤口，从而加剧自己的伤口。我还暗暗地提心吊胆，深怕国外的报纸、评论以及今后的唱片说明提到你这件事……

孩子出生的电报来了，我们的心情更复杂了。这样一件喜事发生在这么一个时期。我们感到心里竟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百感交集、乱糟糟的一团，叫我们说什么好？怎么表示呢？

所有这一切，你岳父都不能理解。他有他的民族性，他有他民族的悲剧式的命运（这个命运，他们两千年来已经习为故常，不以为悲剧了），看法当然和我们不一样。然而我决不承认我们的看法是民族自大，是顽固，他的一套是开明、是正确。 他把国籍看做一个侨民对东道国应有的感激的表示，这是我绝对不同意的！……接到你岳父那样的信以后，我并不作复，为的是不愿和他争辩；可是我和他表示的意见分歧点应当让你知道。

读了这封新发现的傅雷家书，用不着加任何说明，傅雷那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精神，充满字里行间，每一个读者都能从中感受。

强烈的思乡之情，时时萦绕在傅聪的心头。1965年5月，他路过香港，赶紧打长途电话给家里。那天，是妈妈接电话。傅聪只喊一声“妈妈”，喉头便哽住了，千言万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七年了，父与子、母与子第一次通话，第一次听见彼此的呼唤声，第一次听见亲切的话语，双方都激动万分。

傅聪在家信中说：

真想不到能在香港和你们通电话，你们的声音口气，和以前一点没有分别，我好像见到你们一样。当时我心里的激动，辛酸，是欢喜又是悲伤，真是非言语所能表达。另一方面，人生真是不可捉摸，悲欢离合，都是不可预料的。谁知道不久也许我们也会有见面的机会呢？你们也应该看看孙子了，我做了父亲是从来没有过的自傲。

这一次出来感想不少，到东南亚虽然不是回中国，但东方的风俗人情多多少少给我一种家乡感。我的东方人的根，真是深，好像越是对西方文化钻得深，越发现蕴藏着在我内心里的东方气质。西方的物质文明尽管惊人，上流社会尽管空谈文化，谈得天花乱坠，我宁可在东方的街头听嘈杂的人声，看人们的笑容，一股亲切的人情味，心里就化了……

这些杂乱的感想不知能否表达我心里想说的。有一天能和你们见面，促膝长谈，才能倾诉一个痛快……

傅雷呢？在家书中这么写道：

香港的长途电话给我们的兴奋，简直没法形容。5月4日整整一天我和你妈妈魂不守舍，吃饭做事都有些飘飘然，好像在做梦；我也根本定不下心来工作。尤其四日清晨妈妈告诉我说她梦见你还是小娃娃模样，喂了你奶，你睡着了，她把你放在床上。她这话说过以后半个小时，就来了电话!怪不得好些人要迷信梦！

6月5日，傅聪又路过香港，两度打长途电话给父亲，他的心情，还是那样激动，以致忘了喊“爸爸”。傅雷觉得这是极大的憾事——因为傅雷已经多年没有听见儿子亲切地叫喊“爸爸”的声音。他在家书中十分郑重地对儿子说：“美中不足的是5月4日、6月5日早上两次电话中你没有叫我，大概你太紧张，当然不是争规矩，而是少听见一声‘爸爸’好像大有损失。妈妈听你每次叫她，才高兴呢!好姆妈和好好爹爹那份慈母般的爱护与深情，多少消解了你思乡怀国的饥渴。”

他们，做着骨肉团聚的美梦。1966年4月13日，傅雷在信中告诉儿子：

近一个多月妈妈常梦见你，有时在指挥，有时在弹concerto（注：协奏曲）。也梦见弥拉和凌霄在我们家里。她每次醒来又喜欢又伤感。昨晚她说现在觉得睡眠是桩乐事，可以让自己化为两个人，过两种生活：每夜入睡前都有一个希望——不仅能与骨肉相聚，也能和一二十年隔绝的亲友会面。我也常梦见你，你琴上的音乐在梦中非常清楚。

然而，好梦不长。犹似秦观的《如梦令》：“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无寐，无寐，门外马嘶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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