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曜：深切怀念吉林大学老校长匡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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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合并前的吉林大学是在解放战争初期的1946年6月于哈尔滨市成立的，至今已有74年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校名几经改称，从东北行政学院——东北科学院——东北行政学院——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受国内形势的影响，校址也不断搬迁，从哈尔滨——佳木斯——再回哈尔滨——沈阳，最后定位和落脚在吉林省长春市。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在东北几乎转了一个小圈。学校的性质也不断改变，从建校初期的培养革命干部学校，到建国后实行教育正规化，重点培养财经、政法专门人才，再到1952年全国实行院系调整确定为文、理科俱备的东北第一所综合大学。文科的重点是文、史、经，理科的重点是数、理、化。从1946年建校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这20年是吉林大学打基础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学校换了四任校长。第一任是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兼)，第二任是东北人民政府民政部部长王一天(兼)，第三任是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第四任是匡亚明。客观地说，这四任校长在不同时期都对学校建设做出很大贡献。但比较而言，做出最大贡献的应是匡亚明，这几乎是共识。其原因，一是专职，任期最长，共计八年;二是能力强，魄力大，处理问题果断，作风雷厉风行;三是懂教育，尊重人才，是名符其实的大教育家。



在吉林大学的八年

匡亚明(以下尊称“匡老”)，1906年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市，1924年参加革命，1926年就读上海大学并入党。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中，曾四次被捕入狱，受尽酷刑而坚贞不屈。抗战后在延安曾任全党整风办公室主任，期间不断总结整风经验，并以个人名义发表在《解放日报》上。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并兼任华东政治研究院党委书记和院长。1955年党中央撤销了各大分局，按匡老的资历和级别，如果安排到省里，不难任党、政一把手。但他不想当官，只想从事教育，主动找华东局负责人陈毅和谭震林，提出自己的要求。由是，匡老于1955年5月来吉大任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匡老在吉大八年期间，就我所见所闻，至少做出如下一些重大贡献。

提出和树立优良校风。一个好学校要有优良校风。匡老来校不久就在一次全校大会上提出了吉大的校风，即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空气、高度的社会主义学术空气、高度的社会主义文娱体育空气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文明空气。“四个高度”指明了吉林大学办学的根本方向。我国有许多百年大学，它们各有特色的优良校风，如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内涵深厚。清华老一辈大师中，无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大都学贯中西、融汇古今。在“文革”“左”的出奇年代，在批匡狂潮中，吉大竟有人离开前三个“高度”，猛批第四个“高度”，即高度的社会主义文明空气，好像文明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无产阶级是不讲文明的。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和理论错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文明是一个历史概念，是和蒙昧、野蛮状态对立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进步状态。原始社会处在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进入到奴隶制社会才产生文明，其标志是生产力的发展、文字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以及国家的诞生。文明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和政治的，是各方面进步的总合。批判高度的文明空气，表明这些人的肤浅和无知。

扩大校园和建设教学大楼。吉大是在1950年8月因爆发朝鲜战争和美军在仁川登陆，威胁我国东北南部安全而从沈阳搬迁至长春的。来时校园面积比此前早来的院校要小很多。匡老来校后，通过与市里协商，将就近的一所公园要来，扩大了校园面积，其中包括后来作为礼堂的“鸣放宫”。其次是大兴土木，先后建设了理科、文科大楼。1959年，理科大楼正式开工建设，匡老亲自规划指导设计，提出整栋大楼必须展示出高等学府的英姿，要让人们有神圣之感。楼内各种实验室应有尽有，其设备在当时是全国最先进的。到60年代初，又开始修建文科大楼，其中拥有文、史、哲、经、法、外语六个系各种班次的教室和教学与工作人员的办公室，这就为从事教学与科研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悉心关爱老教师。匡老以超人的胆识，多次强调，学校没有校长可以，没有教授就办不成，标志一所大学的水平，是教授的数量和学术水平。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中，教育部重视吉大的教师配备，将北京一些高校的一流教授调到吉大，包括化学家唐敖庆、蔡镏生、关实之，物理学家余瑞璜、朱光亚、吴式枢，数学家王湘浩、江泽坚等。在文科方面，副校长刘靖和教育长龚依群多次到关内聘请学科带头人，如文学的冯文炳、蒋善国，历史学的金景芳，经济学的关梦觉，哲学的刘丹岩，法学的马起，师资队伍焕然一新。在这个基础上，匡老来校后，又亲自动手聘请了重量级学术大师来校任教。一位是老革命家、我国著名诗人，“八路军进行曲”(后改为“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还戴着“反党”、“右派分子”的帽子在吉林省图书馆劳动改造的张松如，请来任教，并担任中文系代理主任。这是他和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联手完成的，在当时可说是一个“大胆”行为。二是匡老三次到北京，通过“三顾茅庐”将著名考古专家于省吾请到历史系任教。他悉心关爱老教授、老教师，经常到各家走访，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大力培养和提高中青年教师。匡老到校不久，就在第二年，即1956年，通过听课，发现哲学教师高清海的教学与科研都出众，并力排众议，将其大胆从讲师提拔为副教授。1962年5月，在匡老的领导下，学校确定培养重点教师计划，从文、理科讲师中选拔了39人，其中理科20人，文科19人，以后又确定第二批重点培养教师，也是39人。为保证他们能集中精力从事教学与科研，采取了一些必要的大胆举措，如不参加政治会议、免去体力劳动、解除党政职务、可拜校外名师、改善住房条件等。据“文革”时期一张大字报披露，在讨论中有人提出，这些措施带有“很大风险”，匡老和刘靖副校长都表示“豁出来了”。实践证明，这些措施是得力的，效果显著。这些重点培养提高的教师，后来绝大多数成为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竭力保护广大师生。1957年4月，党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为武器，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并号召党内外广大群众帮助党整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根据社论精神，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全党全国从整风运动转为反右斗争，并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全国错划了55万右派分子。当时，反右派是一项“硬任务”，甚至对有些单位下达了指标。任何一个单位的领导人，如果闻风不动，就有可能被划为右派分子。匡老在这场运动中，尽可能少地划右派，吉大共划了170多名右派。当时，长春另一所与吉大的规模和人数大体相等的学校，划了420多名右派。吉大与其相比，不到该校的二分之一，从而保护了一批敢讲话、讲真话、有才华的知识分子。

高度的理论修养和坚定性。匡老工作能力强的背后是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他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理论的原则性与坚定性。一个人的理论水平愈高，工作效率和能力就会愈强。1959年，党中央为加强理论工作，要求编写哲学教科书，确定理论队伍比较强的五个省、市各编写一本，以便通过比较择优在全国选用。吉林省承担了一本，省委确定了两位主编，匡老是主编之一。在讨论大纲时，两位主编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另一位主编受极“左”思潮影响，主张以“顶峰论”为纲和确立体系。匡老当场反对这种意见，坚持理论工作和编写哲学教材必须把坚持与发展相统一，既坚持又发展，坚持才能发展，发展才能坚持住。理论工作最重要的是不跟风，不人云亦云，不左右逢源，不做政治上的风向标。实践证明，匡老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文革”风暴中的铮铮铁骨。“文革”初期，匡老被中央点名批判，消息传来，吉大就成为省内的重灾区。折腾了几年后，吉大的“红卫兵”将匡老从南京押到吉大批斗。匡老在鸣放宫全校大会上的表现，令人赞叹不已。一是不卑不亢。此前，被批斗的省、市领导人，多是或卑或亢。“卑”就是红卫兵让说什么就说什么，丝毫没有骨气;“亢”就是在小将面前不服气，吃尽了皮肉之苦。匡老则不同，既不卑又不亢，讲话头头是道，仍如以前校长那样，铁骨铮铮，显示出老革命家的形象，令人钦佩。二是胸怀宽大。会上有的领导干部在批匡老时划线，说匡老是黑线，自己是红线，以求群众谅解和早日解放。反过来，匡老对这些并不反感，而是以宽大胸怀表示，希望这些人能早日解放，为党做更多工作。匡老的这些表现，使在场的同志受到很大教育，进一步提高了老校长的威信。

如前所述，匡老在吉大的八年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从现在看，他的教育思想很多是超前的，影响了吉大好几代人。在匡老的推动和全校人员的努力下，1959年党中央书记处通过，1960年10月公布，吉林大学被确定为国家重点综合大学。吉大的发展超越了我国有些百年大学。匡老在吉大工作期间，有两位领导人是他的好助手。一位是副校长刘靖。刘于1909年生于吉林省农安县，20岁远赴北平求学，就读于辅仁大学。在校期间参加革命，1932年入党，曾任北平市委书记等要职，并曾三次被捕入狱。1938年被组织营救出狱后，在太行山抗击日寇。1949年建国后，任东北行政学院第一任副院长，主持院务工作。他工作经验丰富，分析问题深刻，对问题的实质常能一语道破。另一位是陈静波。陈生于辽宁省辽阳县，1937年参加民先队，1939年入党，曾任著名的回民支队抗战剧社社长。是年轻的老干部，是匡老到吉大后从东北师大挑选来的，任吉大党委第二书记。他在吉大是匡老的好助手。

写吉大的建校史，不应漏掉老教育长龚依群。龚是湖南省湘潭人，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1937年10月参加革命，1938年5月入党。经过5个月陕北公学学习，因各方面优异，被中组部分配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务处、秘书处处长。当时江青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之后周扬接替沙可夫任院长，又兼任周扬的秘书。1944年，随王震359旅南下和中原突围，转战到东北，历任东北行政学院教务处长、教育长等职，并先后兼任过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和中文系主任。任职期间，讲过马列主义基础、哲学、中国革命史、文艺理论等课程，教学效果优异。1956年离校，创办郑州大学，任常务副校长。“文革”中受迫害，罪名是“周扬黑线”。“文革”结束后，又担任许多教育领导职务。他一生严格要求自己，言传身教，桃李满天下，是难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艺理论家和教育家。

到南京大学及以后

1963年，匡老离开吉大，调任百年历史的南京大学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到南大以后，对匡老的情况我知之甚少。这里仅就所知，略说一、二。

人格魅力。有两件事可以说明。一件是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南京看望匡老时，他问我：“我这么尊重‘康老’(即康生)，他怎么这么整我呢?”又说：“我在吉大期间，凡是到北京，都去看望他回校后向你传达从‘康老’处得知的中央精神。”匡老在延安社会部工作时，曾兼任过康生的秘书，被称为中央五大秘书之一。康生整他是指“文革”初期，是在康生的授意下中央点他的名。我曾听过有人说康生是个大阴谋家，谁最了解他，他就狠整谁。但我没好意思向匡老传出这句话。另一件是刘靖副校长曾向我说：“在延安时期，匡校长和吴德是中央社会部两员平起平坐的大将”。又听人说，匡老每年春节期间，谁家也不去，只去吴德家。我去南京匡老家，曾向匡老说过后一句话，匡老听后截然表示“我什么时候到过吴德家?都是他到我家。”这两件事充分说明，匡老重学而不重政，重道而不重势，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

众望所归。我们还得以事论人，用事实说话。一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尽管邓小平多次批评国家教委无作为，但教委主要领导人深受“两个凡是”影响，不敢否定两个错误“估计”，其后果是严重影响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据说，当时在一次全国高校校长会议上，为打开局面，一些校长联名请匡老出来取代那位国家教委主任，但遭到匡老拒绝，理由是他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历。二是匡老的教育思想，通过比较，在南大深入人心。在上个世纪末，南大创立了匡亚明学院。以个人名字命名一个学院，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两件事充分说明匡老教育思想的影响之大。



无私奉献。匡老从南大校长退下来以后，又干了两件大事。一是1999年被任命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担任这项任务，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是难以胜任的。二是他晚年在南大成立了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主持编写《中国思想家评传》。他遵照毛主席于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一段话：“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精神，经过研究，确定了200位思想家，并很快从国内外有研究的学者中确定作者。匡老撰写第一本《孔子评传》，并很快出版。有一次我在看望匡老时，他问我“你认识不认识刘宏章?”我回答“认识”。刘是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位教授，中国传统哲学的功底很厚，他承担《陈亮评传》一书的写作。匡老对每位作者都很了解。这是一项有重大意义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

总括上述，20世纪是一个伟大世纪。在这个世纪中，世界涌现了许多历史巨人，其中中国为数最多。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中，既有举世闻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也有卓越的理论家、教育家。在教育家中有成仿吾、夏征农、彭康、江隆基等，匡老是其中最优秀最杰出的代表。


赵曜

赵曜，1932年4月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后改名为吉林大学)。曾任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主任，现任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中国中国文献研究会名誉理事。赵曜校友对母校有极其深厚的感情，并十分崇敬和怀念匡亚明老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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