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兴杰等：1961年云南省委书记反思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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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云南省委书记反思大跃进：我们欠了农民的债


   本文摘自《生活新报》2009/10/26，作者：冯兴杰 武艺漩，原题：纪念原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百年诞辰

阎红彦简介

    1909年生，陕西安定（今子长）人。1924年应招入伍，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任红三十军军长。1949年任二野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2年7月，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副省长，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成都部队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1959年秋，调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7年1月8日辞世。

    1909年10月26日，一个原名阎候雁的男孩在陕西瓦窑堡呱呱坠地。在即将进入50岁之时，已经改名叫阎红彦的他接到主政云南的调令。面对调令，这位从枪林弹雨中一路走了过来的将军找到邓小平说：“我的水平，我的性格，你是了解的，怕是难担此重任。”但在危难之际，他还是接受了调令，出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面对他的，是一个处在历史上最艰难时期的云南，粮食大幅度减产，副食品严重缺乏，农村浮肿病蔓延，边疆民族地区动荡不安，边民13万人非正常外流。面对云南的实际省情，这位将军书记甚至冒着政治风险，为云南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又一条与其他省份不同的思路。“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正因为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帮助很多干部转变了工作方法，所以那些年也成为了云南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阎红彦生前秘书组组长、曾担任中共昆明市委第一书记等领导职务的李原回忆说。

    今日，阎红彦百年诞辰有关活动将在昆明举行。

“公有比私有进步？我看不能促进生产就不进步”

    如今已经87岁的李原因身体原因不得不用上了心脏起搏器，平时和人讲话超过5分钟，就会让他浑身大汗。但得知记者要采访的主题是关于阎红彦的，这位老人强撑着和记者讲到了有些力竭才遗憾地挂断了电话。

    在阎红彦就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后，李原作为秘书组组长曾经在他身边工作了近6年的时间。“他很讲究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在工作期间很少坐在机关，经常下乡。下乡时也不是主要听汇报，而是到群众中间去，和群众一块谈天，说生活，了解群众的思想情绪和意见，或者开座谈会调查研究。”李原回忆。

    刚到云南，阎红彦就开始了几乎跑遍全省的调研。“云南太好了！群众太苦了！”调研得出的两句话，让阎红彦坚定了改善云南人民生活条件，领导群众生产自救的决心。1961年，阎红彦在云南省委召开的“西山会议”上直截了当地指出左倾错误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现在受到了沉重的惩罚。“我们欠了农民的债，犯了社会主义的大法，只有彻底退赔，才能取信于民。”针对小组会上发生的争论，阎红彦说，“你们说公比私好，大比小好，我看现在办不到就不好。集体比个体进步？公有比私有进步？我看不能促进生产就不进步。”

    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在全国农村“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一场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但阎红彦分析当时形势，认为云南情况比较好，没有出现“反攻倒算”、“单干成风”等混乱现象，因此应该还是以生产为中心，着重抓好经营管理，壮大集体经济。阎红彦把自己的考虑向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作了汇报，得到了支持。邓小平当时对他说：“你们情况不同，就按你们的办。”邓小平的首肯，增加了他的信心，在回到云南后省委所作的总结报告中，确定了云南省的工作方针和中心任务，就是“鼓足干劲，大力发展生产”。

    为了让大家放心，在随后正式印发的《批转省委宣传部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一文中，省委明确提出了“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说法。不料，西南局有位领导看到这份文件，立即抓住了这句话不放，认为此话形式上是“公然违抗毛主席讲话”，“与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唱对台戏”，白纸黑字，云南省委有口难辩。阎红彦的秘书李原还记得，当时在听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转达的西南局这位领导的批评之后，阎红彦大发脾气，道：“不说了，有责任我负。”“简直是教条主义！”“现在云南情况刚好了一点，是不是也要把它搞乱？让人民吃不上饭？”“如果谁能发明人可以不吃饭，我就天天搞运动！”事后阎红彦为这句话向西南局该领导致信解释。

    但是，阎红彦以生产为中心的决心始终未受动摇，1966年，云南的粮食总产量比1960年增加3成，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猪平均每户2.01头，占全国第一位。1987年，为纪念阎红彦逝世20周年，薄一波、陈锡联、贺晋年联名撰写文章《光明磊落耿直刚强——纪念阎红彦同志逝世二十周年》，发表在1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文内称：“经过通盘调整以后，云南出现了政治上安定、工农业生产迅速上升、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景象，人们称这个时期是云南的黄金时期。”而始终坚持云南“以生产为纲”的阎红彦书记，也被云南当地人亲切地称为“生产书记”。

“30里路骑毛驴吃饭，谁发明的？该让他去！”

    在马不停蹄的调研中，李原在1961年4月跟随阎红彦来到了思茅地区（今普洱市）。在经过了前期的一系列调研后，阎红彦从景东向省委汇报了自己在基层发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农村合作社社队规模问题、公共食堂问题、粮食和实物分配问题等。从全国来说，当时正处在大办人民公社集体食堂的热潮中。而在一次调研中的一个事件，却加深了阎红彦对于取消在云南一些地区不合实际地办公共食堂的决心。而下这样的决心，意味着阎红彦要冒着被“打倒”的政治风险。

    一天，阎红彦在一个公共食堂遇到一个挎着篮子的老大妈，在风雨中艰难地爬坡上坎到公共食堂吃饭，浑身上下像在泥水中滚过一样。问她家离食堂有多远，她叹了口气，指着远方说：“过了这道箐，还要爬一个坡，吃一顿饭艰难哪！”在食堂的群众都围了过来，纷纷表示有话要说。“她还不是最远，最远的有30里路，每天骑上毛驴来吃饭。吃完饭刚回到家，又该来吃下顿饭了。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群众们纷纷围着阎红彦反映集体食堂问题。

    看到群众的情绪，听到了群众的议论，阎红彦十分难过。“他觉得公共食堂太不近情理了。这个搞法，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何止十万八千里？”李原回忆。在当天晚上的干部会议上，阎红彦气愤地说：“30里骑毛驴吃饭，谁发明的？该让他去！稍微忠厚一点的人，也不会这样做！”随后，阎红彦语出惊人：“边疆食堂能不能办，要根据群众意愿，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在场的干部无不震惊，因为当时到处宣传“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是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必须坚守的社会主义阵地”。之前有干部因为对公共食堂发表过意见，被扣上政治大帽子撤职、降级甚至送劳改农场。

    虽然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阎红彦有机会就讲自己的这些观点。干部群众也都认为他讲的话在理，但终因全国在反右斗争气氛笼罩下，中央不开口，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在经过反复调研后，在云南办集体大食堂的不合实际之处、浪费等问题愈发显得突出。阎红彦越想越坐不住，他不再考虑个人安危，也顾不上考虑后果，在弥渡调研时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7000多字的长信，向中央阐明了“办不办公共食堂，还是根据群众自愿，不能有任何勉强。当然散也要有准备地散，避免发生混乱”等观点。毛主席看到后，赞扬阎红彦的这封信写得很好，并要求印发参加即将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位同志，不久后，全国取消办公社集体食堂。而这份结合云南实际出发总结出来的关于集体食堂的意见，也成为了全国取消办公社食堂的重要参考。

“小岗村之前，云南就已经搞过包产到户了”

    就在给毛主席的这封信中，阎红彦还结合云南农村的实际，提出了“社队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以及有关在农村的生产、分配关系的一些有别于中央精神的观点。在经历了庐山会议批评彭德怀之后，很多干部都对这些话题避之唯恐不及，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被扣帽子挨批斗。

    在到云南工作后，阎红彦清楚地认识到，云南山多地少，人口分散，一些在内地省份执行的政策，并不一定有利于云南的发展。

    根据这个情况，阎红彦在调研后提出，云南应该根据不同生产力水平，对边疆采取有别于内地的适合边疆生产力水平的特殊政策。农村社队规模应该更小一些，不能仅仅考虑户数多少，要从便于生产方面考虑，该大就大，该小就小。有些村庄很分散，路远的，一个队就可以成为一个核算单位；近一些的，几个队可以组成大队。对于分散的户，有的可以组成组，包产到组，有的就是单家独户，实际上只分给他们公余粮任务，让他们单独搞就行了。这样，公社规模小，有大队，生产队，有的就是包产到组，单家独户，就包产到户。“他曾经对我们说：‘判断一个制度是否优越，就要看它生产的东西多不多，群众生活好不好，否则，优越性怎样体现？’”李原回忆，在这个基础上，阎红彦在给毛主席写信后，开始在大理弥渡县的三个大队实施改大队核算为生产队核算的试点。但为了避免风险，阎红彦特意向大理州领导强调，试点只能搞三个大队，不许扩大，总结经验后再说。“根据当时资料来看，在一个地区范围内实施‘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在全国还是独一无二的。这一步，如果没有对人民高度的责任心，敢于实事求是的勇气，是很难做得到的。”

    “事实上，早在小岗村开始包产到户之前，云南就曾经有过包产到户的试点了。”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赵晓澜副主任回忆，在当年自己当知青插队的瑞丽县的一个寨子，早在1966年之前就曾经进行过包产到户的试点。“当时全县只有这么一个村，因为实施包产到户，老百姓生产积极性得到释放。当周边村寨人均每天只有3毛钱的工分时，这个村子每人每天的工分就已经达到了3块2，家家都有小竹楼、拖拉机。当年就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小康村。”而在1966年以后，这种试点被批评为阎红彦的“黑样板”而被打倒。

心愿：“把阎红彦传记再印一遍”

    “我曾经写过一本关于阎红彦同志的书，现在很多人来向我要，因为市场上已经买不到了。”李原说他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在阎红彦百年诞辰之际，能够把这本书第二次印刷，“因为这本书作为学习什么是实事求是、以人为本路线，是很好的学习材料。领导应该多深入群众，以群众意志为主，而不是以长官意志为主。而阎红彦同志当年的做法，与现在所提的科学发展观，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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