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勋初：《韩非子校注》编写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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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年代，理性的思考——《韩非子校注》编写始末

作者：周勋初      时间：2022-03-23   来源：凤凰出版社
       
　　现在的学生，在校时学习负担重，离校时就业难，因而时常感到有压力，其实处在每—个历史阶段的人都会遇到特有的压力，我们这一辈人前半生就时时感到政治上的巨大压力。但人们常是好了疮疤忘了痛，对过去的事容易淡忘，对眼下的痛处则感受特深。因此，当今的学生偶尔看到一些记录“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场景时，或许还会羡慕其时学生的境遇。看!天安门广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万岁！万岁！万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地动山摇。学生无所负担，奉旨进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可以到处潇洒走一回。只要你有兴致，可以全国串连，爬火车，搭轮船，到处有人接待，游遍名山大川。想到“黑帮分子”家去抄家时，看到中意的东西，还可以剥夺下来留着玩玩；到大专院校去参观时，遇到“反动学术权威”，可以开口就骂，动手就打，发泄一下革命豪情。反正“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已经成了“最高指示”，那小将们又有什么压力可言呢?只是处在“红色恐怖”之中，不知有多少善良无辜的人横遭摧残，不知有多少对国家民族作出过贡献的人含冤死去。

　　到了“批林批孔”阶段，掀起“评法批儒”高潮时，虽然暴力活动已经减少不少，出版物上却仍在大搞群众运动，连篇累牍地发表各种各样的革命文字。什么工人战斗队、工农理论组、工农兵学员小分队等等，纷纷用笔作刀枪，把历史上的人物一个个拉出来批判。因为古代能够进入法家队伍的人毕竟少之又少，绝大多数的人都属儒家，因此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一片漆黑，少见好人。只是“东方红，太阳升”，几万年才产生一个的伟大领袖诞生后，人们才告别漫漫长夜，迎来了灿烂的阳光。

　　改革开放之后，有机会到国外走走，遇到几位日本朋友，谈到“评法批儒”时，他们说当时还感到很激动，原来中国的工农兵都已经能读懂深奥的先秦古籍，而且能提出自己的见解了。因为他们看到的一些法家著作，上面的署名，尽是××工厂、××人民公社、××××部队、××大学……中的理论组、战斗队或工农兵学员，难怪他们深感惊讶了。对此我只能苦笑，心里却在想，一个国家能把自己的声威建立在蒙骗上么?

　　我们这一代人，时时处在一些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的运动之中。我们的一些特殊经历，如果不写出来，后人恐怕难于理解。当他们翻阅过去的文献时，或许还会受到一些如簧之舌的迷惑，因为事实已被歪曲涂饰，难明真相。而我作为运动的一位参加者，又曾留下过相关的一些文字，我就想到，应该把当时的事迹一一记下，也可为后人提供一些认识这一特殊年代的史料。

01

　　当上了顾问

　　大约是在1974年暑假过后不久，我和洪诚、许惟贤三人到上海参加集体修订《辞海》的工作。一个星期天，本地人都回家去了，许惟贤同志也已在前几天回南京，我和洪先生无处可走，就去参观第一届党代表大会旧址。看到里面还有一些书在卖，内有陈奇猷的《韩非子集释》新版。“文化大革命”中，有关古代文化的书籍都已作为封资修的大毒草而遭到铲除，这时江青等人兴风作浪，搞什么“评法批儒”，《韩非子集释》一书这才得到了再版的机会。

　　按照江青等人提出的观点，中国历史是由法家推动而向前发展的。对于这类梦呓，我想凡是神经不出毛病的人，都是不屑一顾的。但当时无书可读，多少年不买书了，积习难除，也就想买一套拿回去翻翻。只是翻开一看，发现这书印得很马虎，删去了原有的附录和增补，这就使我很不满意。况且那时公共汽车拥挤不堪，提着两厚册书，也不方便，决定还是回到住所再考虑就近购买。此事也就作罢了。

　　回到住处瑞金二路272号原农业出版社的小楼里（现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社址），许惟贤已回来了，并带来了最新消息，说是校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福基同志最近去北京，领回了“评法批儒”的任务，“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让南京大学负责法家著作《韩非子》的注释工作。他们倒也引进了竞争机制，每一种法家著作都由两家承担，据说另一种《韩非子》注本由上海总工会负责。听到这消息后，立即想到陈奇猷的《韩非子集释》可不必买了，校方不久就会发一套给我。

　　我之所以有此预感，是有多年经验为基础的。我很明白，一搞运动，凡属政治斗争性质的，我每充当批判对象或反面教员，但如略带学术气息的，则每充当主力，吸收进“革命”阵营中去。果然，不到一个星期，南京就传来通知，叫我赶快结束手边工作，回校报到。

　　我对策划“评法批儒”的那些政客的险恶用心和荒诞行为深恶痛绝，只是身处恐怖政治的高压下，只能随顺世故，参与其中。不过我对工作的对象还是满意的。韩非是标准的法家，这是没有疑义的，对其学理进行阐发，只要尺度把得准，也就不失为一部正规的学术著作，或可取得成绩。不像王安石、龚自珍等人，定要给他们奉上一顶法家的桂冠，闹得牛头不对马嘴，结果定是白费气力。

　　“文革”后期形势极为复杂。按当时情况来说，一般人认为，上海是受“四人帮”控制的，江苏省委彭冲等人则是听邓小平的，两边关系很紧张。这时上海、江苏各搞一套法家著作《韩非子》，上海由总工会的理论班子负责，必然忠实贯彻“四人帮”的政治意图，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我们编《韩非子》的注释本，自不能跟着走，应该老老实实地干，把这编成一本富有学术气息的读本，尽量忠于原著，少用那些乱七八糟的政治用语。这番设想，很快在编写组中达成共识，这就为日后的成书获得了保证。

　　江苏编写组的外部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全书的编写工作均由南京大学的教师负责，省里不派什么人来，也不传达什么旨意。其时风行大兵团作战，江苏人民出版社参加进来的两位编辑，一位是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汤敬昭同志，另一位则为原省委宣传部的秘书李仕安同志，和我们参与此事的教师属于同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彼此共同语言很多，容易相处。三结合中的另一股力量，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理论组派来的几位工人师傅，都是新从大学毕业的学生和高中毕业生，平时很爱学习，对我们这些“臭老九”都很客气。厕身这一写作班子，在当时来看，也可算是知识分子难能遇到的一个安乐窝了。

　　这时全国已经恢复党的组织活动，南京大学党委随即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编写领导班子，总管全局。参加的编写人员，则实行工人、学生、教师三结合。这时的学生号称工农兵学员，因此从阶级成分来看，那是绝对可靠的。全部成员八十多人，分成七个小组，每一小组十人左右，内有教师两名。我则负责全书的总体设计和统稿工作。但我出身不好，无党无派，非党非团，不久之前还被“革命”小将和“革命”教师宣布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和封建学者俘虏，这时自不能担当什么领导职务，于是他们给我安了一个头衔，叫做“顾问”。另一顾问为周钟灵先生，他写过一本《韩非子的逻辑》（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于此研究有素，自可发挥作用。但他只负责全书的标点和分段，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

　　“顾问”本是一个荣誉头衔。所谓“顾问顾问，顾而不问”，而我则起早摸黑，尽干实事。工作流程规定，我把各组交来的稿子一一修改完毕后，就得送请上、中、下三级领导逐一审查，可知我这“顾问”，只是身处下层之下的一个具体工作人员。名实乖舛，荒腔走板，令人发笑。

02

　　组织队伍，分配任务

　　我把《韩非子》全书五十五篇文章也分为七组，并且将各类文章打散，让每一个小组负责八篇左右。这种分配方式，一下去后就有教师表示异议。他们认为应该按类分配，例如哲学系的几组，就可负责《解老》《喻老》 《扬权》 《主道》等哲学论文，这样既可学好哲学，又可提高质量，加快进度。事后思之，这一意见有其道理。工农兵学员和教师本从文、史、哲三系中来，各人的专长和关注的对象不同，应该注意每一位参与者的特点。但我这样安排，正反映了我的治学特点。我一直认为目下文科分工过细，读中文的不懂历史、哲学，反之亦然，这样必然会限制学生的发展。我国古代向有文史不分之说，先秦诸子更难说是某一专业的人物，学生自可趁此进行一些综合研究的锻炼。我总认为，后人若想在文科领域中取得较高成就，应该进行综合研究。

　　第一次组织队伍时，南大师生仍分散居住在校内原地，到了第二次组织队伍时，省里拨下一笔款子，于是领导小组决定将全部人员集中到省属的建邺路招待所（原省委党校）。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时的生活水平自然是极为低下的，但对历经磨难习惯于席地而睡的教师来说，也可算是难得的居住条件了。

　　参加注释的学生每参与一次突击总要停上两个月的课。有的学生不耐寂寞，常是溜回学校去，此地又近闹市，有的学生就常去逛街。大家集中精力攻读革命的法家著作，本来指望提高觉悟，但据说有的学生却是中了法家的毒，在卧室的墙上贴了些韩非的语录，总是有关人情好利恶害和使用各种权术的精到分析吧。于是领导小组感到光是学习法家著作不行，还得正面进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从而加强了党团组织的活动。

03

　　向工农兵取经

　　“文革”中，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求直接向工农兵取经。《韩非子》的注释稿反复了几次，完成初稿后，就得直接向工、农、兵征求意见了。领导小组与江苏省总工会挂钩后，事情很顺利，约定某日去他们那里开座谈会。那天从几个工厂里来了几位工人，大约都是一些对古代文史较感兴趣的理论骨干，提了哪些意见，现在已一无记忆。因为局面很平和，所以没有留下什么突出的印象。或许由于稿子是由工农兵学员提出的，来路有保证，因而不必剑拔弩张吧。其时工农兵学员肩负着神圣的使命，中央给他们规定入学后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评法批儒”自然也属这项神圣事业的一部分。他们和出席会议的工人属于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教师自然不宜抛头露面，理当隐姓埋名，暗中出力。

　　请解放军提意见时，却遇到了一些麻烦。挂钩单位是编号××××的一支警卫部队。他们派出了几位战士，接到稿子后说是看不懂，提不出什么意见。原来那个时期的战士一般只有小学文化水平，自然对文字艰深的先秦典籍无法理解，不像工人理论班子中的人，大都具有高中或初中的学历，故能勉强应付。怎么办？工、农、兵的意见总得听取，于是领导小组派出了几个善于表达的学生，先给战士上课，然后再去虚心听取宝贵意见。

　　听取农民的意见最为困难。上级指定我们到郊区著名的十月公社去取经。时值夏初大忙，农民劳累一天后，还要文绉绉地来谈什么法家著作，无疑是一项不受欢迎的额外负担。但对上级交下的政治任务，却也不能推卸。于是定下一个晚上，由工农兵学员赶去受教。学生事后讲，那天晚上简直有些惨相。大屋子里，一灯如豆，队长叫来的一些农民实在累得支撑不住，有的就靠在墙上睡着了，只有几个会说话的农民高谈阔论了一番，也就草草收场，交差大吉。

04

　　出外征求意见

　　战斗继续进行，兵团却越来越小，集中突击，大约两个月后休整一次，调整班子，重新组团。开始时参加者有八十多人，后来缩小为四十多人。这样轰轰烈烈地干了将近年把，注释稿反复了三四次。到了1975年秋天，全书注释完成了第二稿，这时大家就想利用思想战线上的这项头等大事出外征求意见，公私兼顾，旅游一番了。

　　出版局批准了我们的计划，兵分两路，北路由王友三同志负责，到北京、天津、沈阳、大连等处的高校中去征求意见；南路由刘仲明同志负责，经武汉至广州，再由杭州至上海，然后回家。我参加南路的一支。出发之时，已是深秋。登上轮船直奔武汉时，面对浩淼的江水，多年郁积，不觉为之一舒。

　　我们到武汉大学征求意见时，听到了哪些宝贵意见，现在一点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和我们座谈的一位教师诉苦，说是他们从农场回来时，系里书籍已损失殆尽，至今系里只有半部《辞海》云云。

　　我们住在一家招待所里，三个人一间，很干净，伙食也不错，感到十分满意。抓紧时间玩了东湖，饱览山光水色，和南京的玄武湖相比，各有巧妙不同。

　　刘仲明等几位组织观念很强，遵照上级批准的路线，直接去了广州。我和周一展同志则以瞻仰革命圣地为名，绕道去了长沙和韶山。周一展已患高血压多年，平时工作出力少，因此出版局本不批准他去，他来和我商量，说是以后不可能再有出门的机会了，希望我为他争取一下。毕竟我在这一工作中任主力，经我力争，上面还是同意他去了。他在高校工作一生，很不得意，这次畅游鄂、湘、粤、浙，可以说是最为惬意的一次长征了。

　　到了广州，和刘仲明等会合。一路劳累，身上很脏，但招待所里只有冷水供洗澡，又怕感冒。刚巧徐福基同志代表南京大学到这里来开编纂《汉语大词典》的动员会议，住在东方宾馆，于是大家以拜访领导的名义，前去轮流揩油洗澡。

　　我们到中山大学访问时，校内正在贴大字报，声讨容庚教授。原来“评法批儒”起来后，中山大学领导让众教授一一表态，容庚表示决不批孔，上面如果逼他，他就步老师王国维的后尘，跳到珠江中去自杀。容庚的儿子是个军官，组织上让他回家开导这位花岗岩头脑的父亲，但当军官一开口，容庚就怒斥，让儿子立即滚蛋。在政治如此黑暗的年代里，此老还能有此表现，真是铮铮铁骨，可作知识分子的楷模，听后肃然起敬。

　　到杭州大学向王焕爊教授征求意见，却又感到可怪。他在“文革”之前出版了《韩非子选》一书，这时又重印了。应该说，此书学术水平颇高，新见很多，但喜改字，有的地方整句、整段地移动，颇与传统的校雠之学相左。当我就此向他提问时，此老认为理该如此。古书原来是文从字顺的，如今文字不通顺，说明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差错，我们今天就应该把它改顺，这样也就恢复了原貌。这番议论，听后将信将疑，最后只能以“道不同不相为谋”来对待。

　　到了上海后，就和上海钢铁三厂理论班子中的一位工人联系，我在修订《辞海》时认识他，也就请他带进车间去看炼钢的整个过程。转炉出钢时，钢花四溅，甚为壮观。出钢前，工人先舀出一勺，有人戴着墨镜观看，大约是看成色吧，然后让人抛了几块铁饼进去。我问向导，这样做什么意思？他说观测后感到成分不行，所以抛入铁饼去改变成分。以前我听理科的教师讲过，国外早就采用光谱等技术分析钢铁成分了，中国工人粗枝大叶地干，能炼出好钢来么？但我自知外行，也不敢多加追问。

05

　　编写班子换人了

　　回校之后，重新组织人马，继续战斗。学生不再参加了，出版社开始介入，参与组织安排。编写人员由教师、工人、编辑三方面组成，集中到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一个招待所，位于后宰门原共青团省委的一幢楼里，后勤工作由出版社负责。大家关起门来，全力修改注释稿，前后历时数月，最后还留下一张合影，其中四位南化公司的师傅，两男两女，都是优秀的青年工人。牛钊同志时任江苏人民出版社法家著作编辑组副组长，有时也来参加讨论;组长高纪言同志则很少来，没有参加过讨论。（附照片）

　　记得当初南化公司的工人师傅列队进入南京大学时，一律手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身穿宽宽大大、同一式样灰色夹蓝线粗布缝制的劳动服。灰蓝二色，是这一时期人们着装的标准色。春秋二季，一般都穿蓝色；一到冬季，一般都穿灰色，因此有些外国佬就称中国人为蓝蚂蚁或灰蚂蚁。反观照片上人的穿着，也是色彩单调，款式相仿，鼓鼓囊囊的。因为底色灰暗，因此也都有些灰头土脸，只有两位女师傅，身穿略带彩色的小棉袄，已可说是“一段好春藏不尽，土墙斜露杏花梢”了。



　　《韩非子校注》后期编写人员合影从左至右，前排：周钟灵、洪诚、高纪言、徐福基、刘毓璜。

　　中排： 李仕安、王干、汤敬昭、马俊南、牛钊、李玉琦、曹元宁。

　　后排： 周勋初、刘仲明、李书有、林仁栋、王友三、彭纪纲。

　　这时的编写班子已与前时大有不同。洪诚先生为中文系的教授，小学名家，他在训诂方面的修养，全国一流，全书的注释即由他把关；刘毓璜先生为历史系的教授，专攻中国思想史，史学方面的问题由他把关。其他人员，不是任教多年的教师，就是具有大学学历的干部和工人，讨论起来，也就深入得多。我们采取集体讨论的方式，一篇一篇地读，一字一句地推敲，各抒己见，达成共识后再改动，作风是很民主的。这时回过头来读梁启雄的《韩子浅解》（中华书局1960年版）等书，也就不断发现错误，里面的串讲部分每与原文意思不合。

　　这次修改的是第三稿，完成之时已至1976年1月底。过了春节，待全稿打印完毕，大家再次集中到后宰门招待所。只是南化公司的人员作了调整，王干等四人调回原单位，理论组又派来了两位青年工人刘敬义、苗延陆同志。我们从头至尾又磨勘了一遍，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完成了第四稿，这也可以说是“文革”末期的定稿了。

　　1976年上半年的后期，全书已接近尾声，是否抓紧时间出书，大家可犯难了。讨论过程中，大家深感韩非此书贴近现实太近，有些话就像是对今人说的，弄得不好，就会被人视作借古讽今，惹出大祸。例如《主道》篇中说：“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作出了贡献，君主享贤能之名；犯下了错误，则由臣下担当罪名。）《二柄》中说：“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君主表现出厌恶什么，群臣就会把这方面的事情掩盖起来；君主表现出爱好什么，群臣就会吹嘘有这方面的才能。）现实生活中不是常见这类情景么？《五蠹》篇中提出，要“誉辅其赏，毁随其罚”，犹如林彪荣任接班人后，大家就得尽情歌功颂德一番；刘少奇被废黜后，则还要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恶名，使之永世不得翻身。《韩非子》中类似的理论很多，读时常感毛骨悚然。大家深深觉得中国的社会发展太滞后了，几千年来政治领域中的肮脏东西居然能延续至今，读《韩非子》时，犹如读当今的政治教科书一样。我就觉得学了一段《韩非子》后，对中国历史和当前现实有了深一层的认识。

　　有些篇章，更是叫人无法落笔。例如《八奸》一文，分析君主身边潜藏着八种奸人，文曰：“凡人臣之所道成奸者有八术：一曰在同床。何谓同床？曰： 贵夫人，爱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托于燕处之虞，乘醉饱之时，而求其所欲，此必听之术也。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谓‘同床’。二曰在旁。何谓在旁？曰：优笑侏儒，左右近习，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先意承旨，观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进俱退，皆应皆对，一辞同轨以移主心者也。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玩好，外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谓‘在旁’。三曰父兄。何谓父兄？曰：侧室公子，人主之所亲爱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与度计也。此皆尽力毕议，人主之所必听也。为人臣者事公子侧室以音声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辞言，处约言事，事成则进爵益禄，以劝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谓‘父兄’。……”按照原定体例，每一段略为难解的文字必须有相应的串讲，但像上述一段，若是用口语翻译出来，有人上纲上线，诬为实有所指，那可是有口难辩的事，势必闹出个杀身大祸。“文革”前后这类文字狱难道还少见么？大家踌躇再三，不知怎么办。有人提出这类句子索性不加串讲，只保留原文，那就不关我们的事了；但有人立即指出，这不是又会让人说，我们是在故意引人注目而在此处留下一段与全书体例不同的文字么？当时处在“文革”结束前夕，“四人帮”正抓紧抢班夺权，和我们对垒的又有另一家《韩非子》的写作班子，假如他们咬我们一口，那不就会招惹飞来横祸了么？思来想去，无计可施，出书之事也就拖下来了。

　　我们尽力排除干扰关门注书，外边却仍是喧嚣动荡，折腾不歇，一些重大事件，仍在不断撞击大家的心扉。早在“评法批儒”初起时，“批林批孔”的鼓噪声中，就夹杂有“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口号。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下一轮的打击目标，似乎已经确定。到了1975年9月，江青又带了一批人马到大寨去发动“批《水浒》”，说是投降派的头头宋江架空了水泊梁山的首义英雄晁盖，于是那股矛头指向周总理的暗流，益发嚣张，更趋表面化。1976年1月，人民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清明时节，首都人民出于对周总理的怀念，对他生前死后遭到的对待深感不平，群情激愤，自发地汇成了声讨“四人帮”的洪流，随即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之前不久，南京的青年学生也在街头与车站码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讨“四人帮”的运动，同样遭到了镇压。其时天灾人祸不断，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南京，大家赶紧捡几根竹竿，顶几块塑料布，搭个简易“防震棚”，睡到屋子外边去。人心惶惶，居处难安，又牵挂着时局的发展。周恩来去世不久，朱德相继去世，邓小平复出不久，又被打倒，正可说是“闻道长安似弈棋，十年世事不胜悲”。1976年的中国，何其多灾多难！然而“四人帮”不管你老百姓的心情何等郁愤，活得多么艰难，宣传机器却仍在无休无止地鼓吹“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而自50年代之后开始的造神运动，仍在变本加厉地推进。神州大地的上空，仍被涂饰成霞光万道，瑞气千条。只是时至九月，突然晴天霹雳，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中天陨落，毛泽东离开了尘世，于是天地为之变色，举国上下一片迷茫，稍有政治头脑的知识分子无不预感政局即将发生巨变。中国往何处去，无法预料，也不准你猜想，大家只能在慌乱中等待，不管是好的消息还是坏的消息，大家都得接受。

　　《韩非子》编写组内人员关系融洽，想法相同，大家都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又恨又怕。正在彷徨时，北京传来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牛钊同志本是原省委办公厅的一支笔，与内部人员关系深切，当他私下里告知这一消息时，无不心情激奋，觉得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即将过去了。整个国家，可谓绝处逢生，我们的这项具体工作，也获得了转机。

　　这时倒是大家应该认真考虑《韩非子》注释稿如何正式出版的时候了。原来的稿子，在训诂等方面具有一定基础，但还得认真检查，清除“四人帮”的馀毒。尽管编写者人人痛恨这帮败类，但身处极“左”思潮之中，难免受到沾染，必须认真对待，清理一番之后，才能公之于世。

　　我们决心将此书改写成为一部真正的学术著作。于是上级委我以重任，由我负责改写定稿。我就想到，还得先在文字上取信于人，增加校勘部分。文字方面的消毒工作，可由出版社编辑协助，版本校勘之事，只能由我独力承担。我们在讨论之时对字词曾有很多推敲，但当时计不及此，没有做什么记录，这时只能到各大图书馆中去广求善本，作一番版本方面的校对，再吸收清代和当代学者的校勘成果，寻求根据。为此，我在北京崇文门旅馆中住了两个多月，每天到北京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去校书。当时借书限制较少，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内两位负责管理的工作人员许汉忠、杨殿甲同志大力支持，我乘此机会，看到了不少善本，大饱眼福。

06

　　有幸得见《韩非子》善本

　　《韩非子》诸善本中，最为名贵的，或许要以黄丕烈校影宋钞本《韩非子》为最了。此书原藏清初钱曾（遵王）家，其底本也是宋乾道黄三八郎刻本，黄丕烈求得钞本后，曾用李书年家所藏的宋代原刻校过，并“以别纸影钞宋刻之真者附于末”。后因宋乾道本失传，故此最得“宋刻之真”的十四页文字更显得可贵。后来的四部丛刊本即据此影印。我为留一书影，要求借出原书一观，藉睹庐山真面目。北京图书馆珍重异常，轻易不肯提出此书，他们要我去文化部开一介绍信，我照办后，终于让我看上了十多分钟。全书装帧极为精美，书别子用象牙制成，刻成两只象形。黄丕烈和孙毓修的校语，分别用朱墨二色书写，可惜四部丛刊影印时未加套印，不能显示原貌。

　　《道藏》本《韩非子》开本宽大，原为梵夹本，道光年间重配了书套。后有白云观的印记。左右无边栏，涵芬楼影印时，为便读者查检，于上端边栏外加上了页码，故与原书已有不同。

　　北京图书馆中有一种翁同书的《韩非子》（管韩合刻本）点校本，附记当日大事。翁同书为翁同龢之兄，当时正在安徽巡抚的任上，利用读书之便逐日记载与太平天国军队战斗的进程，真实具体，可以据此研究这一阶段的历史，可惜至今似乎还未有人注意这一史料。

　　我将十种左右的善本并列案头，与原稿一一对勘，制成“校勘记”。这样优越的读书条件，他人怕是难以企及的。我先后将几种善本制成书影，下附简要说明，附在书内，增加全书的学术份量。

　　我请刘毓璜先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春秋、战国时期地图的基础上，加上《韩非子》书中的地名，制成《春秋时期形势图》、《战国时期形势图》两幅历史地图，并请我校地理系许培生同志绘制，后用彩色套印，附于书末，以便读者查检。

　　在全书的编写工作中，我最感到遗憾的一点，是一些编写人员过于注重个人专业。教师大都只对与己有关的篇章感兴趣，文章内容距离个人专业较远时，也就不予关注了。全书将成时，我就希望有人来做一个人名索引，这是当代的学术著作必须具备的附录。但经多次提出，却无一人肯做。或许他们认为这类工作只有支出，对个人没有什么提高，故而宁愿闲谈消遣，也不愿动手的吧。不得已，我在统稿的忙碌之中，只能利用空隙时间，细加考辨后制成这一索引。

　　这项工作的直接受害者是南京图书馆。他们借出吴鼒本《韩非子》一书，编写组翻来覆去地用，交还之时已接近残破。处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对善本图书根本谈不上爱惜二字，此书没有被人中饱私囊，已属大幸。“文革”初起，红卫兵小将进驻中文系资料室，他们中的一些人把汪辟疆先生捐献的善本撕下来擦屁股，正像当年小军阀王金发的大兵在山东聊城海源阁中用宋版书擦鸦片烟枪一样，那么这部吴鼒本《韩非子》总算还能全尸归库，也已算是幸事的了。

07

　　终于定稿

　　1978年时，此书已近完成。全书面貌与原先的设想大有不同，故决定以《韩非子校注》一名问世。有人提出，全国形势与前已有根本不同，此书的编写者中不必再加上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理论组的名字，因为他们考虑到这样的具名方式会影响到此书的市场前景，对此我坚决反对，认为应该保留历史原貌。南京的这批工人师傅与我们相处数年，关系很好，提高很快，实属难得，不能因为目下形势变化而抹煞他们的存在。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全书编者用《韩非子》校注组的名义，后记中则详列后宰门后一阶段参加人员的名单。

　　我在完成集体著作《韩非子校注》时，还完成了一本个人著作《韩非子札记》。两部书稿同时交出时，我曾声明希望先出集体著作，后出个人著作。但《韩非子校注》采用注释不过页的排版格式。工人排版时，每页正文和注释的字数都要有精密的计算，在技术上要求很高，据说全国能排这种格式的工人不多，江苏新华印刷厂中也只有两位工人能承担。当时厂里业务繁忙，而此书篇幅很大，因此厂方一直拖着不肯排印。直到1982年出版系统在北京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出版物展览，江苏人民出版社要把这部《韩非子校注》作为重点读物展出，出版局才下令新华印刷厂将此书突击出来，这时《韩非子札记》却已出版多时了。

　　此书毕竟经过众多人士的反复推敲，质量尚有可观，出版后反映良好。陈奇猷、张觉在《韩非子导读》一书中介绍本世纪内的著作时说：“……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当然是《韩非子校注》。作者校勘时利用了国内各大图书馆珍藏的善本，取舍比较慎重，凡有校改，必列出校记。注释虽也有不妥当的地方，但大多比较简明精确、深入浅出。所以，该书也可以说是一种雅俗共赏的《韩非子》读本。”（巴蜀书社1990年版）

　　我很庆幸，处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演出这幕“评法批儒”的荒诞剧时，不幸卷入其中，但巧用机缘，个人还能完成公私两部著作，不但在学识上有所提高，而且对学术界也未造成损害，反而增添了一些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与我们对垒的原上海总工会负责的那部《韩非子》注本则烟消云散，早就化为一堆废纸了。

08

　　一些说明

　　我在为《韩非子校注》的“出版说明”定稿时，遇到棘手问题，只能迎着困难上了。这里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为韩非定性，在当时来说，我就只能称之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著作反映了处在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的要求”。这种论断，也可以说是建国之后一直流行的说法。尽管大家感到此中问题复杂，可也难以解决。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向以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为建立新制度的理论支柱，而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定在何时，却又众说纷纭，迄无定论。80年代初，人们经历了思想解放，对此逐渐提出不同看法，有的学者对“封建制”的说法是否科学也提出了疑问。只是郭沫若所主张的战国为封建制初期之说，隐然仍占主导地位；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建立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政体，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仍是不容置疑的经典论断。韩非顺应这一时代潮流，从而在理论上作出论证，那么把他作为进步思想家看待，应是顺理成章的了。所谓“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就是这么定下来的。

　　中国进入21世纪之后，学术空气更趋正常，各种不同意见均可自由发表。况且二十多年来，随着考古资料方面的发现日新月异，学者结合文献加以探讨，对先秦社会的结构也就不断提出新的解释。况且自周初至战国，历时将近千年，社会内部一直经历着剧烈的变化，这些都有待进一步予以说明。战国末期，处在社会下层的庶民，主要应是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小农与一般的工商业户，当然仍有一定数量的奴隶留存，而各地的统治者，则应为各诸侯国的王室、封君、官僚和一些拥有赐田的人，还有一批浮沉于上下之间的士在活动。这也就是说，旧的贵族在很多国家仍然据有重要职位，而从秦国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发展趋势而言，地主阶级正在逐步扫除一切旧制度的残馀；再从秦王朝之后的历史发展而言，应当认为战国后期的地主阶级正处在上升时期。至于韩非是否可以称为“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新兴”二字应作进一步的考虑，不过还是应该看到韩非思想中确是含有促进历史发展的先进因素，在形成大一统帝国的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因而将其列为进步思想家，看来还是合适的。当然，对于这样一位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思想家，大家似乎也不必过于强调其某一个方面而匆促地就下结论。

　　自春秋起，中国一直处在动乱之中。时至战国末期，全国重新趋于统一的形势已很明显。这也是当时绝大多数的人盼望出现的局面。中国疆域广大，情况复杂，因此韩非希望出现一个理想中的君主，采用铁腕政策，建立一个大一统的新兴王朝。为此他提倡法治，要求大家都在法的规范下行动，这里自有反对旧贵族执政的用意。以此而论韩非论法，应当有其可取之处。他在《大体》等文中，把法治下的民众生活描绘得富有诗意，可以认为他对法治的理想是真诚的，也富有魅力。但在韩非的理论中却有一个内在的矛盾，尽管他曾提出“法不阿贵”，却又绝对尊君，因此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可以与众不同，不受法的约束。为了防止奸臣弄权，管好官僚队伍，韩非还设计了许多“术”，本意是在防止危害君主，但后来的专制帝王可不会严格区分用术的对象，他们滥施淫威，什么告密、连坐、罗织等肮脏勾当，一直充斥在中国的历史上。平民百姓也饱受荼毒。我们在编写《韩非子校注》时，时常感到韩非这套理论有其可憎之处。应该说，评价韩非其人，可从不同角度观察。他的理论，内容甚为丰富，学术界也可从不同角度加以探索，目下要想作出一个既很新警、又很平稳大家都能欣然接受的结论，可能有其困难，况且似乎也无此必要。

09

　　决定再版

　　《韩非子校注》出版时，印了13，600册，不到一两年就卖完了。事后出现一些评论，认为水平颇高，雅俗共赏，校雠、注释和各种附件都做得不错。这对参加编写的人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荒废年华，还能取得一份学术成果，自属难得，值得珍视。但一看作者的署名方式，就可知道这是一种在荒诞的政治环境中出现的读物。国人出于对“四人帮”的深恶痛绝，已经很难接受这种命名方式的法家著作。因此，尽管江苏古籍出版社成立之后，高纪言社长等一直想再版，可总是想不出什么处理的办法。

　　薛正兴社长继任后，也想重印。他与我商量，让我改写一遍，然后用我个人修订的名义发表，这我可不能考虑。此书从编写时起，我做的事确是多些，但这毕竟是一部集体著作，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是沾上任何一点公私不分的边。但我也一直在认真思考，如何解决这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难题。看到参与编写此书的一些成员，如洪诚、刘毓璜、周钟灵、牛钊等几位先生先后谢世，想到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险恶的环境中，大家还能以诚相待，通力合作，完成一桩事业，实属不易；我也不时在想，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可使《韩非子校注》脱困而流传下去，这不也是对亡者的一种纪念，为生者提供一丝对过去历史的温馨追忆么?因此当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姜小青社长、倪培翔副总编等再次提出，让我加工一下，用修订本的名义再版时，我终于下定决心，承担起这项任务了。况且这书的出版距离“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不久，内中不可避免地仍会留下些许遗痕，此后二十多年中，又有一些研究成果出来，可以用以纠正原书的个别错误，增入新知。因此，现当此书将出新版之时，再作一些修改，也是必要的，对读者也有好处。于是我与当年参与编写的一些人员通了气，得到他们的赞同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作了加工改写；还设计了一种新的体例，既能保持书的原貌，又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这种设想是否已经全然实现，则尚有待于读者的检验。

　　薛正兴同志自动请缨担任此书修订本的责任编辑。他是洪诚先生的高足，这次为老师倾注了大量心血的著作尽力，也有学术传承的意义。他认真审读，仔细加工，在此书的质量保证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此书之末，附入这篇记实文字，目的就在介绍这段“黄连树下弹琴”的经历。“疯狂的年代，理性的思考”，希望这种环境中产生的成果，经过不断打磨后仍能焕发新的生机，只是希望这种在“最最革命”的粉饰下愚弄民众的丑恶把戏永远不会有人在历史上再耍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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