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征：吴复民回忆“内参”工作文章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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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永征（1941-）：本名魏庸徵。原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教授，1987-1998年任《新闻记者》杂志社法人代表、主编，2001-2010年任香港树仁大学专任教授，2003—2016年任中国传媒大学传媒法和政策专业博士生导师，2010—2018年起任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被告席上的记者——新闻侵权论》（1994）、《新闻传播法教程》（2002、2006、2009、2013、2016、2019六版）、《大众传播法学》（2006）等。

　　【财新网】（专栏作家 魏永征）附记：吴复民是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就学的同班同学，毕业后在新华通讯社上海分社工作，一干就是40年，直到退休，曾多次荣获上海市的“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上海市和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等荣誉。后来又在上海市政协做了十多年的调研工作。2019年，我班同学为纪念入学60年编印纪念册，她专就“内参”工作写了几篇回忆，述说她写的“内参”怎么得到中央领导人批示的情况。本文是我应当年老班长余焕椿和吴复民本人之约请，为她的回忆文章写的评论。

　　新华社高级记者吴复民的系列回忆文章，从一个独特视角揭示了中国新闻记者的独特职能。

　　现代社会必须有新闻记者这门职业，而不同社会的新闻记者的职能各有不同。

　　我以前在香港讲授“新闻伦理”课程，遵循的是香港亦即英美新闻体制下的价值观。在课堂上推介的记者如扒粪运动的斯蒂芬斯，水门事件的伯恩斯坦和伍德瓦德；现实取材则有《纽约时报》女记者朱迪•米勒，她在伊拉克战争前后遵照白宫提供的口径做报道，遭到同行谴责；而在此后一起新闻泄密案件中，她拒绝向大检察官供述消息来源，以致入狱84天，出来后却成为广受推崇的英雄。

　　为什么是这样的？在西方，新闻记者被认为握有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的“第四权”（the fourth estate），享有“新闻自由”的权利，同公权力抗衡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观。西方社会制度需要有这样的新闻记者。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新闻传播学论著进入中国，类似价值观也多少影响了中国新闻界。有的人以为自己也握有“第四权”，有一本书就叫《第四种权力》，但作者很快就离开了新闻队伍，成为“异议人士”，现在只是在外媒电讯上偶尔还可以看到他的片言只语。还有些按照“第四权”那一套干的，有的才华斐然，然而大抵遭际不佳，他们的姓名不提也罢。

　　中国的新闻体制是“党管媒体”，中国记者的价值观如吴复民所说，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怎么联系？通常说法是“党的喉舌”，把共产党的声音传递给千家万户。当代中国也有一份长长的名记者名单：穆青、李普、郭超人、金凤、纪希晨……他们那些反映党领导人民开创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事业、讴歌社会主义时代英雄模范的新闻作品，哺育了我们这一代新闻工作者，我们至今还记得学生时代阅读他们优秀作品时的激荡心情。我们有许多同学继承了前辈的优秀传统，吴复民就是其中之一。在40年的记者生涯中，她生产了数百万字的新闻作品，拥有许多项故而不及在此一一抄录的各种荣誉称号和嘉奖，她的代表作集纳《春华秋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就有66万字，其中收入如《岂能让‘好人’不得‘好报’》、《且看‘阿拉’重抖擞，再叫上海振雄风》等，当年都曾传诵一时。这部将近900页的大书，可以说是从上海的视角记录了中国改革的壮丽历程。正如原任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在此书序言中所说：“她凭借高度的敬业精神、踏实作风和职业敏感，不仅以亲历亲见的追踪，记录了当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脚步，奉献了长达几十年的有情有景、有思有想的历史画卷，而且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有影响的贡献”。

　　吴复民为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在新华社当记者而庆幸和自豪，说新华社拥有两块“金牌”。一块金牌是指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它发布的新闻报道覆盖全国、面向世界，影响非同一般，如上所说，这块金牌她运用得成绩卓然。而在这本与老同学交流的回忆文集中，她主要是讲另一块金牌——“内参”。既然新闻媒体和记者是共产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那么就应该是双向的、互动的。人们常说媒体既是“喉舌”，又是“耳目”。这意思是马克思说过的（《新莱茵报审判案的辩护发言》，1849），但他这里是泛指整个社会，报刊既是表达意见的载体，又是了解时事的渠道。喉舌表达越是充分，耳目见闻越是畅通。而执政的共产党则把“耳目”落实为党的媒体的专项职能。媒体主要功能是传达党的声音，那么党认为不需要或者暂时不需要传达的情况就不适宜在媒体公开传播。但这些不适宜传播的事情有许多却是领导机关需要了解的，甚至比经过新闻传播已为众所周知的事情来由于知之甚少因而更需要了解。这些不适宜公开的事项就要求媒体通过内部的亦即秘密的渠道向领导机关提供，新闻媒体编印“内参”就有了必要。而按照西方的新闻自由体制，除了个人隐私，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公开的（包括国家秘密，英美法的保密责任主体限于宣誓者[affiant]，朱迪•米勒写的新闻泄密不能办她泄密罪，而只能要求她提供消息来源），媒体也没有什么上级领导机关需要或可以报告，所以“内参”是西方记者做梦也不会去想的事情。写“内参”是中国记者独有的一件职能。由于不同媒体总是隶属于不同的领导机关，那么直属中央的新华社就可以“专折奏事”、“上达天听”，即吴复民所说的“尚方宝剑”。她还有这样的形容：“新华社的内参是党和国家掌握各地信息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新华社记者怎样写内参？》，1995）

　　“内参”内容依法列为国家秘密，按照上送范围确定不同密级。所以对于世人来说，“内参”特别是中央媒体的“内参”，多少有点神秘。吴复民说新华社“内参”有6种，我就不知道；也没有见到哪一本新闻学教科书有专章系统介绍和论述“内参”工作。前面列举的那些前辈记者，肯定也都写过好多“内参”并且有所建树，但是我们也不知道。绝密级国家秘密依法解密期限是20年，吴复民说的这些上世纪的事情，属于“现在可以说了”。它揭开了“内参”面纱的一角，所以我觉得很好看，很有认知价值。

　　“内参”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我们偶尔知道的事例大抵是“反腐”，在从前的《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规定了新闻舆论监督有公开报道和内部反映两种形式，后者就是通过“内参”，例如揭露天津的禹作敏、广西的成克杰。但是吴复民的“内参”不属于这一类，她的“内参”属于给党和国家的领导层提供决策参考，用有些主管官员的话来说，就是当参谋、做智囊。她在新华社记者岗位的4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从起步到不断深化的40年。我们从她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到她的“内参”产生的效应：

　　——在70年代末期中国国企改革刚起步时，她从自己所联系的纺织行业发现多少年来国企被僵化的管理体制死死捆住，而起始阶段的国企改革方案中继续实行那些“一刀切”的做法只会造成“鞭打快牛”、“苦乐不匀”，提供情况促进有关部门修改完善了试点方案，推动了国企改革进程。

　　——她发现“为解决全国人民穿衣难”而兴办的上海石化总厂，由于部门分割、新旧体制碰撞而造成石油资源难以充分利用的浪费现象，提出“上海石化总厂该不该由纺织部独家经营”，被认为是国务院组建中国石化总公司“最早的舆论准备”。

　　——在80年代初期，她从世界上化纤产品方兴未艾而在中国一面老百姓还使用“布票”、一面却是大量化纤产品积压的怪现象，发现当年中国化纤纺织品和棉纺织品的比价极不合理，促进了中国纺织品定价机制的改革和化纤产品的升级换代。

　　——她客观而有倾向性地提供“30万吨乙烯工程”设备在哪里落户的比较情况，结果是上海成为首选，从而改善和提升了长三角地区的原材料结构。

　　——在国企改革从扩权让利进展到利改税后的80年代中期，她提供上海二纺机实行“全员承包经营制改革”，作为上海特色的首创案例，起到了示范作用。

　　——90年代开端，她追踪上海石化改革的步步深入，发现利税大幅上升、债务却越背越重的咄咄怪事，说明国有企业虽然被抛进了市场经济的海洋，却没有真正取得市场经营主体的地位，提出进行股份制改革才能摆脱困境。

　　——在上海石化进行股份制改革并且在境内外上市，由单一的国家所有制向混合所有制过渡过程中，她发现这样的“企业办社会”的典型国企，必须“脱胎换骨”，方能“涅盘重生”，股份制改制必须克服单纯“圈钱”意识，走规范化的道路。

　　——随着国企改革深入，她反映了上海为解决“钱从哪里来”（企业资金来源）、“人到哪里去”（大批冗员面临下岗转业）这样两个绕不过去、必须破解的难题所采取的措施，受到中央肯定和推广，至世纪之交，在上海这两个问题都得到圆满解决，而被称为“上海模式”。

　　我的业务领域同吴复民所报道的行业完全不搭界，但是作为在这场空前社会变革中过来的居民，我还是能够感受到以上罗列的这些事项的重大意义。这是因为，她所涉及的并非局部的个别的问题，而是中国改革历程中带有共性的问题，用在她退休15年以后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姜微的文章来说，就是“在共和国建设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写出事关全局的报道，推动行业乃至全局工作”（《新华每日电讯》，2016.11.07.）。

　　姜微的文章把人们说“应给她记功”做在标题上，吴复民说“这是不敢当的”，我并不认为是她的谦虚。正如她所说，“内参”只有引起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的重视，作出批示，督促落实，推动了实际工作，才能成为记者的“功劳”；而如果没有领导批示，这些稿件只是分社统计资料上的一个数字而已。这是实情。这些年来，吴复民的“内参”获得中央主要领导人批示达130余件，这正是她的“内参”力量所在。领导人的批示，在中国具有特别的权威、效率、力度、功用，甚至超过某些正式文书，这是众所周知的。而比起公开的新闻报道来，用如今网络语言来说，“内参”还有“精准推送”的功效，领导人不可能遍览报纸的长篇大论，但是对于专门送到案头的“内参”，阅读的几率就高多了。所以话再说回来，要是没有“内参”，领导人无以了解下情，无从发表意见，那也不可能有任何接下来的大文章。吴复民深谙此道，有些深度调查并非绝对不宜发表，她也先送“内参”，有了“尚方宝剑”支持，新闻报道就会拥有十倍百倍的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中国公共权力的这种运作方式，它的优越性以及或许潜在的缺失和陷阱，那可以由政治学去研究、去讨论。而可以确定的是，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和新闻体制中，新闻记者正是以这种方式，直接参与了公共权力的运作，履行着自己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独特职能，而不是位于公共权力之外甚至与之抗衡的“第四权”。

　　本世纪以来，有不少学人注意到新闻媒体及记者在中国政治权力结构和治国机制中的特殊角色和职能，开展了若干研究，但是多数集中在批评报道和舆论监督，也许他们没有注意到或者不知道像吴复民这样的典型个案，应该提交给他们，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深入下去。（孙五三：《批评报道作为治理技术》，2003）

　　人们所关注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吴复民的“内参”为什么有这样高的“命中率”？很多人不止一次向她这样提问，她说是“惶惶不知所答”。我当然更不可能说明这个问题，从她的自述和他人的评介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基本政策、特别是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有关论述有比较深切的了解，能够把握领导关注的方向和脉络；她长期扎根基层，了解群众疾苦，感受基层脉搏，通观社会动向；她勤于学习，学经济，学技术，学理论，努力掌握世界前沿的产业动向；她有作为记者应有的使命感、责任感、参与感，牢记笔下有人命关天、财产万千、是非曲直、毁誉忠奸；她进取闸门常开不闭，源头活水长流不息，一旦抓住机会就会“临门一脚”：如此种种，应该都是她成功的因素。

　　吴复民应属周瑞金学长所说的“学者型的记者”，除了那些新闻报道、“内参”调查报告之外，她还写有上百篇心得体会和论文，一部分发表在《中国记者》《新闻记者》等新闻专业期刊，一部分发表在《经济管理》《中国经贸导刊》等经济专业期刊。对于她来说，现在正是收获的季节，希望她能够对40年记者生涯和15年政协调查研究工作做出进一步总结；也希望学界能够据此对中国新闻记者的职能作出进一步的总结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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