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和明：新中国初期反对建筑浪费和批判“形式主义、复古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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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和明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筑界提倡“民族形式”的创作设计，旨在弘扬民族文化、美化城市。但是，这种设计形式没有处理好建筑的适用、经济和美观三者之间的关系，而是片面追求建筑外表的华美，从而使建筑成本大大增加，造成巨大浪费，违反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基本建设方针。为此，全国开展了反对建筑领域浪费的运动，这是值得肯定的。同时，建筑学界和其他学术领域一样，也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这就是把“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当作“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加以批判，从而把学术问题混淆为政治问题。对建筑领域反对浪费和批判“形式主义、复古主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弥补党史学界研究的空白，而且还能够为当前提倡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新中国初期 “民族形式” 建筑浪费 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下，建筑界提倡“民族形式”的创作方向，并设计出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但是，这种“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没有遵循中共中央提出的“适用、经济、可能条件下的美观”的基本建设方针，而是单纯追求建筑外表的美观，甚至不惜增加建筑成本，从而造成巨大浪费。为此，建筑领域开展了反对浪费的运动。同时，为了从思想上查找根源，建筑学界还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就是把“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当作“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加以批判。对此，建筑学界已作了一些研究。但这不仅仅是建筑领域的课题，党史学界也应给予积极关注，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作一简要探讨。
        一、建筑界学习苏联与提倡“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

        新中国成立后，各个领域都在向苏联学习，建筑领域也不例外。在这个过程中，以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学界积极寻求一种新的创作设计方向，中国建筑设计思想由此发生转变，即由模仿欧美式的“玻璃方匣子”①转向提倡苏联式的“民族形式”。
        对于这种转变，在华工作的苏联建筑专家发挥了积极引导作用。1949年9月，苏联专家同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第一次见面时就提出，建筑要提倡“民族形式”，还画了一个大屋顶来说明这个思想。②其中，有两位苏联专家对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设计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位是都市计划专家穆欣，另一位是苏联建筑科学院通讯院士阿谢普可夫。关于中苏建筑设计思想的传承关系，1952年12月，梁思成在《苏联专家帮助我们端正了建筑设计的思想》一文中作了详细阐述。文中提到，穆欣曾告诉他们，20世纪30年代，苏联建筑师之间流行着一种意见，以为建筑只是为了方便，只要房屋，不要高塔。苏联有许多教堂，这些教堂都有高耸的钟楼，今天既然不需要教堂，所以也就不需要钟楼了。但是，斯大林纠正了这种看法，他提醒建筑师：古代俄罗斯城市是多么美观，有教堂，有金顶，有鲜明的色彩，有丰富的雕刻。我们虽然不修教堂，但是我们绝不拒绝俄罗斯传统。阿谢普可夫在清华大学讲授“工业建筑”课程时，也专门讲到建筑的“民族形式”和如何接受建筑遗产的问题。他说：苏维埃建筑是过去几个世纪内优秀建筑遗产的承继者，它通过新的形式，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实现了古代的优秀传统。这说明在苏维埃国家，古代遗产和现代生活之间，批判地应用过去的和大胆创造新的之间，是没有矛盾存在的。③阿谢普可夫要求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在“民族形式”建筑设计方面打下坚实基础，要像爱女朋友那样爱“民族形式”④。在苏联专家的引导下，新中国的建筑师开始接受一种新的建筑设计思想，这就是“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思想。
        苏联建筑界倡导的“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实际上就是如何对待民族文化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1925年5月，斯大林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发表《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的演说，提出“民族形式、无产阶级内容”的文艺理论，阐述了把民族文化同无产阶级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取消民族文化，而是赋予它内容。相反，民族文化也不取消无产阶级文化，而是赋予它形式。”⑤1940年1月，毛泽东在论及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时也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种新文化，就是“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⑥应该说，在如何对待民族文化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穆欣建议中国建筑设计师在设计自己的城市的时候，应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基础。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梁思成是赞同的，认为这就是新中国建筑设计的总方向，只是过去没有学好，未能体会它的精神，“加上观点方法错误，所以不知如何做起。”⑦现在，苏联专家又重提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因此很快就得到梁思成的认同，他的设计思想随之发生转变。
苏联的建筑设计思想不仅强调建筑的民族风格，而且肯定建筑是一种艺术，即强调建筑的美观。1935年7月，联共(布)中央在批准莫斯科改建五年计划时指出：“城市建设工作应全部达成艺术形态，不论是住宅、公园、广场、公共建筑都如此”。阿谢普可夫在清华大学讲课时专门就这个问题作了阐述，他说：“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宣布了美观和实用的统一性——这就是任何建筑作品的艺术造型和实际用途有机的统一。”当时，国内有些建筑单位把“适用、坚固、经济”作为建筑的三个要素。穆欣却反复告诫中国建筑师，这样的观点是“片面的、狭隘的”。他强调：“社会主义的城市建筑不仅要便利、经济，而且必须美观”，“要美观就不能经济”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艺术和经济之间并没有天然的矛盾”。在苏联专家的影响下，以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学界“肯定了建筑和城市建设的艺术性”，认识到“只要有房子住，谁管它美不美”的思想是错误的⑧。
        针对中国建筑学界曾模仿西方现代建筑的情况，1953年波兰建筑师协会召开之后，在华工作的苏联建筑专家提出反对“结构主义”的口号，认为“结构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建筑领域的反映⑨。在批判“结构主义”之后，中国建筑界掀起学习苏联建筑的热潮，这就是提倡“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设计方向，梁思成是其中一位最积极的分子。1953年2月至5月，梁思成随中国科学院访问团对苏联进行访问。他实地考察了苏联建筑的发展状况，看到莫斯科兴建了带有民族风格的建筑群，使城市变得非常优美。他称赞苏联建筑师“创造性地应用古典与民族传统来设计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型建筑”，认为“苏联的成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⑩。于是，梁思成开始极力提倡“民族形式”的设计。10月，他在中国建筑学会成立大会上作《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的报告，提出“我们建筑师，建筑艺术家，有必要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而中国的现实主义的新建筑“应该是产生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中，具有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11)。1954年，他在《祖国的建筑》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建筑也要走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的路，那就是走‘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路，而扬弃那些世界主义的光秃秃的玻璃盒子。”(12)
        什么是中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应该怎样来表达？中国建筑师和大学建筑系教授，出于对中国建筑事业的热爱，都在积极探讨这个问题，努力寻求中国的民族形式。梁思成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很多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他的影响下，中国古典建筑不仅成为许多大学建筑课程的主要内容，而且成为许多建筑师追求的设计形式。应当承认，研究中国建筑历史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能只限于研究古代建筑，而忽视现代建筑。然而，建筑界在探讨“民族形式”的设计问题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再从设计部门的情况来看，许多设计师在现实工作中，结合具体的建筑工程，努力创作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有些人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把现代建筑同中国传统建筑结合起来，设计出一批既符合功能需求，又为广大民众所喜爱的建筑。(13)但是，中国的古典建筑博大精深，要想在较短的时间里搞清楚中国民族形式的真正内涵，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结果，大多数设计师认为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就是简单地模仿古代的宫殿、庙宇、斗拱，而不是批判地吸收。于是，他们设计的许多建筑物都戴上四周伸展出“飞檐”、下面支撑着“斗拱”的绿色帽子，当时被称为“大屋顶”。这种设计形式的扩展速度非常之快，据北京市的统计，1952年“大屋顶”的建筑面积为51000多平方米，1953年增加到169000多平方米，1954年达到220000平方米。(14)而且由北京开始，两三年之内就传播到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在1954年达到鼎盛时期。“这种‘民族形式’不但在民用建筑中到处滥用，而且也逐渐向工业建筑中‘发展’”，(15)几乎成了中国建筑设计的一种潮流。
        中国建筑设计师大多接受过西方的建筑教育，在欧美“玻璃方匣子”式的设计思想受到批判之后，他们对苏联提倡的“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设计思想接触的时间又不长，还需要一个逐步消化和吸收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苏联的建筑设计思想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确定中国自己的建筑设计创作方向，设计出既经济、适用又美观的建筑，这确实需要认真探讨。遗憾的是，中国建筑界一开始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在经济文化还相对落后的中国，人们现实生活的需求究竟是什么，更没有遵循厉行节约、集中资金进行工业化建设的方针，而是盲目照搬了苏联的建筑设计思想，甚至把“民族形式”等同于“大屋顶”。这就是中国建筑界学习苏联，提倡“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所带来的主要问题。

        二、反对建筑浪费和批判“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建筑业刚刚起步，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建筑界向苏联学习，提倡“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种“大屋顶”的建筑形式出现之后，全国很快开展了一场反对建筑领域浪费和批判“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运动，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
        第一，忽视建筑的经济原则。这是开展反对建筑领域浪费和批判“形式主义、复古主义”运动的主要原因。1953年，中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工业化建设上来。工业化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主要依靠内部积累。因此，“必须实行极严格的节约制度，消除一切多余的开支和不适当的非生产的开支，不能容许任何微小的浪费，以便积聚一切可能的资金，用来保证国家建设事业的需要，并增加国家必要的后备力量。”(16)作为非生产性的建筑，理所当然地要服从国家工业化这个最高利益。为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1953年，中共中央就提出“适用、经济、可能条件下的美观”的基本建设方针。这就是说，“一切建筑都应该做到适用、经济并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适用，就是服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经济，就是服从当前国家的财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最大限度合理地、节省地使用国家的投资，要用少数的钱盖更多的房子，以便更多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建筑中不顾经济效果，追求富丽堂皇的做法，就是违背这个原则。至于美观，除了少数以满足艺术要求为主要目的的特殊建筑外，建筑的美观一般决不应当违反适用和经济的原则。(17)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为了追求建筑外表的美观，“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采用了比普通屋顶造价高出几倍的琉璃瓦屋顶和亭台楼阁，而且雕梁画栋、沥粉贴金，大大增加了建筑成本，造成巨大浪费。当时受到点名批评的几个典型，都是因其“大屋顶”的设计而花费了大量资金。“四部一会”(18)办公大楼，仅在建筑物上安装的几个大屋顶，就花费了30多万元(19)。地安门机关宿舍大楼，每平方米的造价约为200元，仅添加的6个亭子的工料造价就达54.6万元(20)。北京西郊专家招待所(21)的大屋顶小屋檐采用了价值五六倍于普通瓦屋面的琉璃瓦，其主楼的总造价比同类性质的新侨饭店多花费130万元以上。(22)东北地质学院校舍采用琉璃瓦屋顶和豪华装饰，使每平方米的造价高达220元，大大超出国家规定的造价(23)。武汉市郊一处集体宿舍楼采用的琉璃瓦屋顶比普通屋顶造价高出11万多元，许多虚假结构和豪华装饰所占费用高达29万元之多。(24)
        当然，为了美观，为了装饰城市，设计一些“民族形式”的琉璃瓦屋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纯粹是为了追求美观而不惜增加建筑成本，这种设计形式就不可取了，更不应该成为中国建筑设计普遍追求的一种倾向。
        “大屋顶”盛行的时候，正值国家工业化建设初期，资金缺乏。建筑物过分强调美观，忽视经济和适用的原则，同工业化建设方针是不相符的。对此，1954年10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在《关于一九五四年建筑工程进行的情况和主要问题向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建筑标准不能脱离工业发展的水平，“我国工业化的事业还刚刚开始，在建筑上应厉行节约，在经济、适用的原则下适当注意美观”。过分豪华的铺张浪费现象，分散了工业建设资金，“应坚决制止”(25)。1955年3月，北京市委再次指出，1954年北京建筑设计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不少设计过分地追求外表豪华、忽视实用和经济。有些建筑错误地强调所谓“民族形式”，大大提高了建筑造价。这种严重浪费现象同“党的总路线是直接相违背的”(26)。1955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反对建筑中的浪费现象》的社论指出：当前建筑中的主要错误倾向，“就是不重视建筑的经济原则”。“目前我们正紧张地进行着工业化建设，国家的资金和人民的收入都有限，必须竭力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在建筑中只追求铺张豪华而不讲究经济，使本来可以少用的钱多用了，本来可以多建造的房舍少建了，这种做法既脱离了人民的生活现实，又违背了集中一切财力物力首先进行工业建设的国家建设方针，这是决不能容许的”。6月13日，李富春在中央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厉行节约，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而奋斗》的报告，着重阐述了建筑设计违反“适用、经济、可能条件下美观”的原则和集中资金进行工业化建设方针的问题。他指出：非生产性的民用建筑，“由于忽视‘适用、经济、可能条件下的美观’的原则，盲目追求所谓‘民族形式’，讲究漂亮装饰而造成的浪费是十分严重的”。产生浪费的原因是，有些同志忽视了资金积累的可能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27)7月5日，他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并指出：“所有这类豪华的非生产性的建设，都是要不得的，都是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方针不相符合的。”(28)6月30日，薄一波发表《反对铺张浪费现象，保证基本建设工程又好又省又快地完成》的广播讲话，阐述了建筑领域开展批判运动的原因和目的。他指出：“不重视经济的倾向，是当前设计思想中表现得最突出的问题”，“不是全面地根据适用、经济和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原则进行设计，而是片面地强调所谓美观问题，在提倡民族形式的借口下，不加批判地把古代的建筑形式搬到现代的建筑上来，采用价格昂贵的建筑材料，在建筑物上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豪华装饰和纯粹为了装潢用的虚假结构”，给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因此，为了克服设计中的浪费现象，保证在设计工作中节俭、合理地使用国家的建设资金，“必须在设计人员中树立正确的设计思想，有必要在设计部门中展开一次深刻的思想批判运动，揭发设计中的浪费现象，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并规定纠正错误的办法，以提高设计人员的思想水平”。经过这样一个运动，在设计人员中普遍唤起对于经济问题的重视。(29)
        第二，受苏联批评“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和反对建筑浪费的影响。1954年12月，苏联召开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论在建筑中广泛采用工业化方法，改进质量和降低造价》的讲话，对斯大林时代苏联建筑界提倡的“民族形式”提出批评。他指出：“在我们的建筑中经常可以看到浪费资金的现象。在这方面，许多建筑师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们在按照单独设计所建造的建筑物的建筑艺术装饰上造成了浪费。”他举例说，在莫斯科，许多住房的外部装饰费用占建筑物总造价的15％到20％，有的甚至达到30％，而定额规定则为8％到9％。在这次会议上，那些片面强调建筑的艺术而忽视经济原则的苏联建筑界代表人物几乎都受到批评，其中包括莫尔德维诺夫及其同事，因为他们“回避了建设中的经济问题”，“在设计一个建筑物时，忘掉了主要的东西——忘记了每平方米面积的造价。他们醉心于那些不必要的立面装饰，造成了许多浪费。”关于“大屋顶”问题，赫鲁晓夫认为，“对于居住房屋来说，这样的外貌是不必要的。不应该把现代的居住房屋的艺术形式变成和教堂或博物馆的一样。这样并不会使住的人感到任何方便和舒适，相反，只能使建筑物使用起来不方便和增加它的造价。”所以，我们“不能迷恋于建筑装饰、美术装潢、在房屋上建造毫无根据的塔楼或安置雕像”。对于建筑的美观与经济的关系，赫鲁晓夫解释说：“我们不反对美”，而是“反对铺张浪费”。他强调：“许多建筑师以和结构主义作斗争以及建筑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词藻为掩饰，随便浪费人民财富，这种现象不能再容忍它存在了。”(30)“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来自斯大林的建筑理论，中国对这种设计思想提出批评，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现在，苏联已经开始批判斯大林时代的建筑设计思想，对中国来说，这个时机已经成熟。况且，赫鲁晓夫批评的苏联建筑界的这些问题，在中国也同样存在。所以，赫鲁晓夫的讲话很快在中国得到认同，不仅为中国反对“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所造成的浪费创造了时机，而且提供了依据。当时，彭真为了说服梁思成接受对“大屋顶”的批评，特意拿出报纸上有关赫鲁晓夫批评苏联建筑“复古主义”的报道给他看，还说：“赫鲁晓夫同志都这样说，你该服气了吧？”(31)
        1955年1月13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赫鲁晓夫的讲话。2月4日，建筑工程部召开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会议学习了苏联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精神，揭发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求组织全体干部认真学习赫鲁晓夫在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上的报告及其他相关文件。会后，中国建筑界开始对照赫鲁晓夫的讲话，检讨和批评设计工作中存在的浪费现象。
        第三，受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波及。1954年至1955年，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先是批判俞平伯在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认为俞平伯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是“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接着又开展了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胡风文艺思想的斗争。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首先是省市以上党委，必须加强对理论工作的领导，在广大人民和党员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在学术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32)
        在当时，开展思想学术批判成了党的一条方针(33)。于是，建筑学界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就是对“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的批判。建筑工程部2月召开的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把追求“宫殿”、“庙宇”等“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当作“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倾向”，要求设计人员必须克服这种思想。北京市委认为，“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就是“某些设计人员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34)1955年1月，《建筑学报》发表的批判文章明确提出：“如不在研究旧建筑和创造新建筑的工作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就会走投无路。这正是我国建筑界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也是当前重大的政治任务。”(35)上述言论无疑起了一种导向作用。结果，许多建筑师在批评自己的设计思想时，纷纷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联系起来，从这个方面查找思想根源。
        在思想文化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理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采取批判运动的方式解决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势必会导致片面性和简单化，使思想上、学术上的观点不能平等地进行讨论，弄清是非，对学术思想的批判就会演变成一种政治批判。结果，在对“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思想的批判过程中，存在着把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当作政治斗争的倾向，以致全盘否定了“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

        三、反对建筑浪费和批判“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基本情况

        1954年底至1956年初，全国开展了反对建筑领域浪费的运动。同时，为了从思想上查找根源，又把“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当作“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加以批判。由于“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主要出现在北京并由此影响到全国，所以，反对建筑浪费和批判“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是以北京为主开展起来的。
        最早反映建筑领域存在浪费现象并公开提出批评的是《人民日报》。1954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读者来信，反映建筑设计思想上存在的问题，认为一部分建筑师不懂得批判地接受民族的建筑遗产，并在这个基础上创作新的适合当前需要的形式，或者是不加选择地照搬中国古代建筑，在“民族形式”的招牌下贩卖复古主义。还有一部分建筑师，对建筑中经济、适用和美观三者的一致性缺乏认识，错误地认为要美观就要多花钱，不愿意在保证经济和实用的条件下创造更优美的建筑形式；或者单纯注意建筑物外形的艺术处理而忽视了实用和经济上的合理。《人民日报》加写的编者按提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建筑学家有责任对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开展批判”，同时，“对如何正确对待民族形式的问题进行讨论，使我们的建筑师们逐步树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思想，使祖国出现更多的经济、实用而且优美的建筑物。”
        对“民族形式”的设计造成的浪费提出批评，对这种设计思想进行讨论，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像《人民日报》编者按那样，一开始就给“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戴上“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的帽子，这不是学术讨论所应采取的方法。
         继《人民日报》反映问题之后，北京市、建筑工程部、天津市等陆续动员开展反对建筑领域的浪费运动和批判“形式主义、复古主义”。1954年11月，北京市委召集北京市设计院、清华大学建筑系等单位从事建筑工作和教学工作的共产党员会议，批评建筑领域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复古主义”。12月至1955年1月，建筑工程部召开全国建筑工程局局长会议，提出要反对设计工作中脱离实用、脱离经济的形式主义倾向和过分强调古代建筑艺术形式的复古主义思想。12月31日，彭真在北京市政协扩大会议上对建筑界追求美观忽视经济原则的现象提出批评，他说：过去，只有皇宫庙宇是琉璃瓦、大屋顶。现在，有的单位连传达室、厕所都用琉璃瓦，我们比皇帝还阔绰！现在我们还有许多人没有房子住，大学生还睡双层铺。我们应该有经济观点、实用观点和群众观点。(36)1955年1月13日，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党委专门就西郊苏联专家招待所设计浪费情况向北京市委写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北京西郊招待所设计中的浪费现象主要表现在追求形式，过分讲究奢华的装饰，最突出的是采用皇宫和庙宇形式的屋顶，还有许多亭台楼阁，挑角、飞檐。造成上述设计浪费的原因，“主要是设计人员中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它的特点是“片面追求形式、忽视使用与经济坚固的原则。它的表现形式，是在提倡民族形式口号之下的复古主义”。基于这种认识，报告建议北京市委对该工程的设计进行检查，“对有关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1月14日，北京市委在批示中指出：北京市设计院的政治思想领导是极其薄弱的，“没有执行党在建筑方面‘经济、适用、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指示”。西郊专家招待所的设计是一个极端浪费，极端不合理的典型。“这是在建筑方面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在这种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某些设计人员毫不动心地任意挥霍国家的建设资金，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应展开严肃的斗争。”为此，北京市委责成北京市设计院，的负责人“切实领导所属人员开展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去年类似的设计，切实进行检查，纠正这种错误的设计思想。保证在1955年的工作中不再重犯”(37)。紧随其后，2月4日至24日，建筑工程部召开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揭发和批评建筑领域的浪费现象，指出设计方面的主要缺点是“许多建筑物的设计，脱离了适用和经济的根本原则，过多地追求‘宫殿’‘庙宇’等形式和虚假豪华的装饰”，结果“造成很大的浪费”。会议要求设计人员“必须克服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按照适用、经济和在可能条件下讲求美观的原则进行设计”，号召“开展群众性的反浪费斗争”。从2月开始，中国建筑学会天津分会组织会员批判设计中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倾向和复古主义思想”。2月28日，彭真在北京市委集体办公会议上谈到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问题时再次提出，对北京市出现的一批“大屋顶”建筑，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市设计院的共产党员应该首先作检讨，开展自我批评。(38)
       在作了一系列动员之后，3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反对建筑中的浪费现象》的社论，批评长春地质学院宿舍楼、北京地安门机关宿舍楼等建筑物的设计，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严重的浪费，其根源在于“某些建筑师中问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建筑思想”；还批评了《建筑学报》，认为在已经出版的两期学报上，“人们找不到关心建筑中经济问题的文章，相反的却可以找到许多宣传错误建筑思想的文章，甚至刊登有严重浪费和形式主义倾向的论文和设计图”。社论强调：“党和政府一再号召我们为保证我国工业建设的胜利，必须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是全国人民共同的任务，这是一切国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纪律。因此建筑中忽视经济原则的倾向必须迅速克服，使建筑事业真正符合国家的计划，用有限的财力物力最合理地最有效地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服务。”
        社论发表的当天，《人民日报》开辟了《厉行节约，反对基本建设中的浪费！》专栏，陆续刊登一些批评建筑领域浪费的文章。3月28日的《两幢豪华的宿舍大楼》和《新北京饭店建筑中的浪费》两篇文章，对地安门机关宿舍大楼和新北京饭店的设计所造成的浪费提出批评。3月29日的《奇怪的流行病》一文，批评“大屋顶”的设计所造成的巨大浪费。4月5日的《大屋顶盛行的时候》一文，批评武汉市郊一处集体宿舍楼因“大屋顶”的设计所造成的浪费。4月18日的《首都应该树立榜样》一文，批评济南市十几处琉璃瓦、“大屋顶”的建筑“花费了大量材料和劳动力”，是“对国家财产的挥霍”。
         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批评文章的同时，1955年4月，北京市委建筑党委召集有部分公司经理、工区工地主任、工程技术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就建筑设计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思想进行批评和讨论。与会者认为，建筑领域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过分强调民族形式，使得工程造价过高；二是盲目追求豪华富丽，造成铺张浪费；三是设计脱离了实际。(39)随后，北京市相关单位根据座谈会精神，组织批判“形式主义、复古主义”设计思想。
        鉴于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大都出自记者和一般读者之手，建筑师还很少发表文章，所以，4月21日，彭真在北京市委会议上强调：建筑设计的思想批判要快点搞，要动员受梁思成建筑思想影响的人作自我批评。(40)
于是，受到点名批评的建筑物的设计师开始陆续发表文章，批评“设计思想上的错误”，检讨自己的设计所造成的浪费。4月20日，北京西郊专家招待所的设计师张铸在《人民日报》发表《检查我忽视经济原则的建筑思想》一文，认为三年来自己“追求形式忽视经济原则的倾向也是愈来愈严重”，“从建筑思想上看，这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倾向”，表示要“纠正忽视经济的严重倾向。”4月27日，“四部一会”办公楼的设计师张开济在《人民日报》发表《做一个真正的人民的建筑师》一文。文章说：“当全国人民都在为工业化克勤克俭的时候，建筑师却以繁琐的装饰和高贵的建筑材料去表现建筑的美观，这就使建筑脱离了人民现实的生活，给国家造成的浪费是严重的，表示今后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民的建筑师”。(41)5月14日，北京地安门机关宿舍楼的设计师陈登鳌在《人民日报》发表《检查和纠正我的错误设计思想》一文，承认“自己已走上了错误的形式主义设计思想的道路”。这种追求形式忽视经济原则的设计思想，“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作怪”，表示今后要“纠正上述错误的设计思想”。
        与此同时，一些设计单位的负责人对本单位在建筑设计上造成的浪费也作了检讨和自我批评，但与普通设计师相比，其批评的语气似乎要严厉一些。5月5日，北京市设计院副院长沈勃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北京市设计院在建筑设计中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错误的检讨》一文，指出北京市设计院在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主要表现在某些建筑设计，特别是若干大型建筑物的设计，越来越脱离了党和国家所规定的方针，单纯追求建筑物形象的“华美”，“陷入了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泥坑”，浪费了大量资金。这种只顾形式，不顾内容，盲目抄袭古代建筑形式的作法，“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建筑方面的具体表现”。文章认为，提倡“建筑就是艺术”是“荒谬理论”，“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建筑思想”是“反动”的，是一股“有毒”的“逆流”。5月8日，建筑工程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副院长汪季琦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在领导设计工作中的错误》一文，认为本单位设计思想和设计工作“存在着形式主义，乃至复古主义的倾向”。追求富丽豪华，虚夸铺张，浪费了国家资财，“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建筑设计工作中的具体反映”。为此，他提出，“要在全体工作同志中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思想，坚决地与建筑设计中的资产阶级思想，首先同形式主义、复古主义思想划清界线，进行斗争，并逐步加以肃清，以巩固社会主义的设计思想”。
         在建筑师们作了自我批评之后，5月18日，北京市召开建筑师座谈会。彭真发表《建筑的原则是适用、经济并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讲话，认为北京建筑业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错误和缺点，是“建筑设计中滋长着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错误倾向”。在“民族形式”的建筑思想影响下，某些设计师甚至不惜减少房屋的使用面积和生活实施，而单纯追求“民族形式”和豪华富丽的气派。“这种错误思想违背了党和国家所规定的‘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原则，违背了‘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建设方针，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所以，在建筑中开展反对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和铺张浪费的斗争，这对改进今后首都的建设工作会有很大好处。彭真阐述了党的基本建设应遵循的原则：建筑问题不仅是艺术问题，还直接关系着国家建设事业。党和国家早就指出建筑的原则是适用、经济，并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适用就是要服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这永远是建筑中头等重要的问题。经济就是要最大限度合理地、节省地使用国家投资和物资，要用少数的钱，盖更多更好的房子，以便更多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美观当然要，但美观决不应违反适用和经济的原则。他提出，我们必须批判地接受一切古今中外建筑中的优良的东西，总结几年来我们在建筑设计中的经验和成就，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逐步创造出更好的建筑形 式。(42)
        六七月间，李富春、薄一波分别在不同场合阐述了厉行节约的方针，批评盲目追求“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所造成的巨大浪费。7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李富春6月13日所作的报告，并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决定》，批评了基本建设中存在的严重浪费现象。与此同时，国务院颁发了《关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在基本建设中如何贯彻节约方针的指示》。
        由于梁思成是“民族形式”建筑设计的积极倡导者，所以，当时认为，他对造成建筑成本高、浪费大应该负有责任(43)。于是，在批评建筑领域浪费现象的同时，还突出地批判了梁思成的建筑思想。
        于光远回忆，1955年，在中宣部的一次部长办公会议上，陆定一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决定对梁思成建筑思想进行批判。由于梁思成的许多事情发生在北京，所以，他建议由彭真负责，中宣部协助。(44)4月25日、5月3日，彭真两次同梁思成谈话，对建筑界只追求美观而不讲究经济的设计思想提出批评。他给梁思成看了一些统计数字，说明“大屋顶”的设计给经济带来惊人的浪费。他说：国家年产只有200万吨钢，工人有的还没有房子住，学生睡的是双层铺，而你们搞设计的人员，不注意国家利益，不顾人民生活水平，不讲经济，只追求美观，表现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过去建筑师设计大屋顶，业主欣赏，形成了社会风气。现在建筑师先检讨，然后业主检讨。梁思成承认自己的设计在经济上造成了浪费，认为自己的建筑思想是适用、坚固、美观，确实没有经济观念，但对“民族形式”同“复古主义”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想清楚。对此，彭真指出：这方面的问题可以从长计议，首先解决立场观点。政治上你是拥护党的，建筑思想上和党不一致。5月上旬，彭真就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问题指示北京市委有关领导：公开批判梁思成时，批准大屋顶、琉璃瓦建筑的业主也要作检讨，不然人家不服气。涉及建筑学术问题的讨论是长期的，建议由中国建筑学会出面组织，并成立领导小组。实际工作中不要盲目反，如北京饭店的亭子、台阶还是可以要的。5月26日，北京市委召开会议，彭真再次就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问题发表讲话，要求北京市委、建筑单位、建筑师明确各自的责任，坦承北京市委的责任由他负责，他准备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作检讨。在明确责任之后，彭真提出：现在必须集中力量，转入学术思想上对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批判。他建议抽调一部分人，包括从事建筑工作的，专门进行研究，进一步提高建筑师的认识，纠正“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思想”。(45)5月27日，北京市委邀请中央宣传部、建筑工程部、城市建筑总局有关人员进行座谈，研究梁思成建筑思想和建筑方面的问题。北京市委还成立了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办公室，组织部分人员在颐和园畅观楼撰写文章。
         当时，彭真确实是想从学术方面说服梁思成。这从他的批示和讲话中不难看出，他试图将建筑思想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强调批判必须是充分说理的，不要随便上纲上线，而且不要盲目地反对一切。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受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斗争的影响，在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时，实际上并没有很好地从学术角度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而是直接戴上“资产阶级建筑思想”的帽子。1955年第1期《建筑学报》发表刘敦桢的文章《批判梁思成先生的唯心主义建筑思想》，认为梁思成片面强调艺术忽视适用和经济的错误偏向，不但违反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和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建筑方针，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46)此外，《建筑学报》还发表了陈干、高汉《论梁思成关于祖国建筑的基本认识》、牛明《梁思成先生是如何歪曲建筑艺术与民族形式的》、王膺《关于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检查——对梁思成先生建筑思想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等批判文章。1955年10月，《学习》杂志发表何祚庥的文章《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认为“梁思成所提倡的‘民族形式’实际上就是复古主义的主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是“梁思成的错误思想根源”。(47)
        不难看出，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存在着把学术问题混淆为政治问题的倾向，这是批判中的缺点，以致多年后梁思成还认为，“那是建筑界一场严峻的阶级斗争的开始”(48)。不过，这里要说明一点，在当时已经发表的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文章中，只有何祚庥的文章出自畅观楼。文章发表后，彭真表示，畅观楼写成的文章一篇不准拿出去发表，要等待统一处理。彭真考虑到，当时正在批判胡适、胡风、梁漱溟，但梁思成与他们不一样，梁思成的问题完全是学术问题，而他们的问题带有政治性质。(49)这场批判免不了带有某种消极作用，彭真这样处理，可以说是消极影响最小的一种方法。
         出于批判的压力，5月27日，梁思成写了《大屋顶检讨》，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在清华大学教学和首都规划工作中，以及通过发表文章、各处演讲和做报告等方式，传播着一套建筑“理论”，严重影响了许多建筑师的设计思想，“引导他们走上错误的方向，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浪费”。(50)在看到何祚庥的文章后，1956年2月2日，梁思成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发言，再次就自己的建筑思想作了自我批评。他承认自己的文章和创作理论的“一贯特征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提出的创作理论是“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并“由首都影响到全国，使得建筑界中刮起了一阵乌烟瘴气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歪风，浪费了大量工人农民以血汗积累起来的建设资金，阻碍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表示要“和那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故我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51)
         在梁思成作了检讨之后，对建筑领域“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批判基本上停止了。畅观楼已经写好的20多篇批判文章没有再发表，而是送给梁思成参阅。同时，收到的90多篇批判文章也没有发表。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没有酿成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运动。
         应该说，批评“民族形式”的设计所造成的浪费，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是必要的。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学术问题，理应遵循学术思想发展的规律，采取充分说理、以理服人的民主方式，耐心地引导设计师们，使他们自愿地遵循党的建设方针，自觉地纠正不良的思想倾向，而不应该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依靠行政命令开展批判运动，解决不了学术争论问题。把“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当作“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加以批判，势必会把学术问题混淆为政治问题，致使这场批判实际上成了被批评者的检讨和自我批评，基本上不是学术讨论，他们几乎没有辩论的余地，甚至不得不说出一些违心的话，以致有些人因此而感到“内心痛苦”(52)。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筑设计方面的浪费现象被克服了。但是，由于采取了政治批判，而不是学术自由讨论的方式，中国建筑设计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这场批判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中国建筑界的影响却是深刻的。在受到批评之后，中国建筑设计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片面强调经济，连一个“美”字也不敢提，害怕被戴上“唯美主义”帽子，陷入“左右为难，不知何所适从的境地”。结果，建筑艺术的民族形式无人问津。直到若干年后，通过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中国建筑设计思想和建筑创作才真正出现了新的局面。

        【作者简介】邢和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研究员

        注释：
        ①这种设计形式曾被当作“结构主义”加以批判，和平饭店被当作例子受到批评。
        ②梁思成：“文革交代材料”，1967年12月3日，林洙提供。王军：《城记》，三联书店，2003年，第138页。
        ③参见梁思成：《苏联专家帮助我们端正了建筑设计的思想》，《人民日报》1952年12月22日。
        ④参见梁思成工作笔记，1953年12月，林洙提供。王军：《城记》，第139页。
        ⑤《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17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708页。
        ⑦梁思成：《苏联专家帮助我们端正了建筑设计的思想》，《人民日报》1952年12月22日。
        ⑧梁思成：《苏联专家帮助我们端正了建筑设计的思想》，《人民日报》1952年12月22日。
        ⑨《当代中国的建筑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01页。
        ⑩《梁思成全集》第5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175—178页。
        (11)梁思成：《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问题》，《新建设》1954年2月。
        (12)《林徽因文集?建筑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98页。
        (13)参见《当代中国的建筑业》，第302页。
        (1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1953—1957)》，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第1088页。
        (1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1953—1957)》，第1089页。
        (1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1页。
        (17)《反对建筑中的浪费现象》，《人民日报》1955年3月28日。
        (18)指地质部、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
        (19)参见张开济：《做一个真正的人民的建筑师》，《人民日报》1955年4月27日。
        (20)参见朱波：《两幢豪华的宿舍大楼》，《人民日报》1955年3月28日。
        (21)今友谊宾馆。
        (22)参见张镈：《检查我忽视经济原则的建筑思想》，《人民日报》1955年4月20日。
        (23)参见李富春：《厉行节约，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1955年6月13日)。
        (24)参见曹葆铭：《在大屋顶盛行的时候》，《人民日报》1955年4月5日。
        (25)《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4)》，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第639—640页。
        (26)《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5)》，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179—180页。
        (27)李富春：《厉行节约，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1955年6月13日)。
        (2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第303页。
        (29)薄一波：《反对铺张浪费现象，保证基本建设工程又好又省又快地完成》(1955年6月30日)。
        (30)《赫鲁晓夫言论》第3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403、404、406、408、409页。
       (31)梁思成：《“文革”交代材料》，1967年12月3日，林洙提供。王军：《城记》，第159页。
       (32)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第55页。
       (33)参见于光远：《忆彭真二三事》，《百年潮》1997年第5期。
       (34)《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4)》，第640页。
       (35)陈干、高汉：《论梁思成关于祖国建筑的基本认识》，《建筑学报》1955年第1期。
       (36)参见《彭真年谱(1949—1954)》，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11页。
       (37)《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5)》，第14—16、20页。
       (38)《彭真年谱(1955—195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6—17页。
       (39)参见《北京市城建系统党史资料——纪事汇编》(上)，中国工商出版社，2004年，第172—173页。
       (40)参见《彭真年谱(1955—1959)》，第24页。
       (41)反浪费运动开始后，“四部一会”建筑群中还剩下一幢主楼的大屋顶尚未盖顶，张开济重新设计了一个不用大屋顶的顶部处理方案。
        (42)《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5)》，第358—359、363—365页。
        (43)《彭真年谱(1955—1959)》，第16页。
        (44)于光远：《忆彭真二三事》，《百年潮》1997年第5期。
        (45)《彭真年谱(1955—1959)》，第24、25—26、32页。于光远：《忆彭真二三事》，《百年潮》1997年第5期。
        (46)刘敦桢：《批判梁思成先生的唯心主义建筑思想》，《建筑学报》1955年第1期。
        (47)何祚庥：《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学习》1955年10月2日。
        (48)梁思成：《文革交代材料》，1967年12月3日，林洙提供。王军：《城记》，第162页。
       (49)于光远：《忆彭真二三事》，《百年潮》1997年第5期。
        (50)梁思成：《大屋顶检讨》未刊稿，林洙提供。王军：《城记》，第160页。
        (51)梁思成：《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6年2月4日。
        (52)张开济：《从“四部一会”谈起》，《建筑报》2000年4月4日。


来源：2015年 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