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一个老学生的回忆与祝福—为乐黛云老师九十大寿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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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学生的回忆与祝福——为乐黛云老师九十大寿而作

钱理群


　　 据说，乐老师的学生包括了好几代人。如果这样划分的话，那么，我应该算是第一代的老学生了。

　　 我是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我的导师是王瑶先生和严家炎先生，其实还有一位，就是乐黛云老师。那时，她“右派”刚刚平反，还没有教授职称，因此也就成不了正式的导师；但王瑶先生选她做助手，实际是我们的具体指导老师，可以说是“副导师”吧。这也是王瑶先生的一个精心设计：他自认年事已高，而且和我们这些“年轻人”总有点隔阂，需要有一个中年教师上下沟通，起一个桥梁作用，这就构成了一个“老、中、青三代人结合”的教学、研究结构。这样做的效果确实非常好，也充分显示了王瑶先生的教育智慧。这样一来，乐老师就在我们首届研究生的培养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实际上是她管我们、带我们的。我们之间也很快就建立了相当亲密的关系。我当时已经39岁，只比47岁的乐老师小8岁，年龄上相差不大，因此我们的来往就更多一些，彼此有一种说不出的信任感。

　　 乐老师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思想的自由、开放和活跃，和我们读书时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是相当融合的。我们自己也渴望在学术上有新的创造，因此，也就努力以新的、属于自己的眼光来审视我们的研究对象，试图有新的突破。我们一旦有了新的“胡思乱想”，首先想到的就是和乐老师交流，听取她的指导意见。记得我当时按照王瑶先生讲的阅读原始期刊的要求，仔细翻阅了被视为“五四”反对派大本营的《学衡》杂志，突然发现他们的思考也能自成逻辑，至少也算是一家之言。我的这种想法把自己也吓了一大跳，因为这是违反既定“公论”的。于是我向乐老师求教，没想到她毫不犹豫地鼓励了我的“独立思考”。这或许成为了我向独立研究跨出的第一步，使我终身难忘。也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和学术背景下，我接触到了周作人，在我的面前，仿佛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使我又惊又喜；但因为和我原来熟悉、习惯了的现代文学史图景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又让我惶惶不安。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首先表示理解与支持的，又是乐老师，之后我的一些观点也得到了王瑶先生的认可，最后甚至选定“鲁迅与周作人思想发展道路比较研究”作为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我也因此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找到了自己”。

　　 乐老师在引导、鼓励、支持我们解放思想，走独立、自由、创新的学术道路的同时，还引导我们打开眼界，“从世界文学看中国现代文学”，这大概也是她最具个人特色的思想观点。我曾经说过，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中有三篇文章，对80年代“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起到了指导和引领作用的：王瑶先生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提出“重新确立学科的性质和特点”；严家炎先生的《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一》，提出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品格的重建”；而乐黛云老师的《了解世界文学研究发展状况提高现代文学研究水平》，则强调“中国现代文学是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起来的”，因此提出“研究世界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及“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的影响”，“应是研究这个现代文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实际上是关于建立“比较文学”学科的一个最早的呼声。同时提出的是对“当代世界文艺批评方法和流派的借鉴”，这也是80年代中期包括现代文学在内整个思想文化学术界“方法热”的一个先声。今天来看，这三篇文章已经成为历史文献，是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史的经典。[1] 我记得当时乐老师就是按照她文章里的观点，来引导我们做研究的。她还向我们推荐了香港地区和国外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比如司马长风、夏志清的文学史著作等。这确实大大扩展了我们的研究视野，我们就是在他们的著作里知道张爱玲的，而且这样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我后来写《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其中把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扩展到对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也算是我对乐老师倡导的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唯一一次响应吧。

　　 即使是在80年代，所有这些具有创新性、开拓性的研究也都是要冒风险的。我的几位导师在引导我们向学的同时，也肩负着保护我们的责任。最让我感动和记忆弥新的，是为保证我的毕业论文最终通过，导师们的“煞费苦心”。我是王瑶先生的学生中、也是北大文科首届研究生中第一个参加答辩的，再加上我的选题又是“闯红灯”式的，这就造成了一种十分紧张的气氛。王瑶先生在答辩前对我亲授“秘计”，整个答辩会都由乐老师精心安排。她特地选择了唐弢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不但提高了答辩会的规格，也为我提供了保护：唐弢先生在答辩一开始，就表示基本同意论文的观点，虽然之后他也认真提出了两个论文之外的有关周作人知识结构的难题，并声明我的回答不影响论文的通过。但答辩会上还是有争论，而且相当激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也是我在人大读书时的老师林志浩先生基本不同意我对周作人的评价，他严肃、认真地提出不少质问。我也按照王瑶先生事先提醒的“在论文关键处绝不能让步”，反复据理力争。在难解难分时，乐老师突然笑嘻嘻地插话：“时间不早了，你们师生俩就到私底下去继续辩论吧。”这么一说，不但舒缓了气氛，答辩也就自然转为投票阶段，而且顺利通过了。我看到乐老师显然松了一口气，此时我那悬着的心也放下了，我对乐老师报以感激的微笑：我们俩都释然了。

　　 我研究生毕业以后，被安排留校当王瑶先生的助手，和乐老师也依然保持着密切来往。我也依然延续读书时形成的习惯，每当有重要的新想法，总要先向乐老师通报请教。1985年，我和黄子平、陈平原共同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与设想时，也是有一点风险的。我把我们的设想告诉乐老师，她立即表示很有兴趣。但她不知道，我当时也没敢告诉她，我们提出这一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概念，目的是要打破王瑶先生奠定的既定研究格局。这是作为学生的我们要走上独立研究之路，迟早要迈出的一步。在公开提出前，我自然是对王瑶先生保密的。但不知情又心直口快的乐老师，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一次会议上，作为“学术新动向”，当着我的面告诉了王瑶先生。王瑶先生对此大为不快，当时也把我弄得十分狼狈——这也算是我们师生关系中的一个小插曲吧。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我在留校当王瑶先生助手的同时，还利用业余时间当乐老师的助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直实行执行编委制，每一期由一位有影响的编委全权负责。乐老师是每年第3期的执行编委，就选我当她的助手。开始时干一些零星的杂活，后来就放手让我来编，她只是最后把把关。当时我们这一代人虽然刚刚毕业，却很想在学术界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因此我就利用乐老师给我的这点“权力”，策划一些研究话题，集体亮相。印象最深的是1985年第3期：首先是《论坛》“现代文学史研究要破关而出”，发表了张中（我们北大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同学）的《近、现、当代文学史的合理分工和一体化研究》。另外特意办了三个专栏：一是“近、现、当代文学汇通”专栏，发表了黄子平的《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二是“在世界文学的广阔背景下研究现代文学”专栏，选的是陈平原的《林语堂与东西方文化》等文章；三是“现代文学研究在国外”专栏，选了温儒敏翻译澳大利亚学者麦克杜戈尔的文章。这一期我还特地选了夏晓虹的《五四白话文学的历史渊源》，当时她和陈平原正在谈恋爱，我就开玩笑说，这一期正好当作送给你们的爱情礼物。可以看出，我编得还是相当用心的，既体现了乐老师的学术思想，又加入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研究新思路，还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学术实力。这确实是我们两代人的成功合作。

　　 但我的学术道路并不是一路顺风，这也和我爱做出格事儿的性格、思想和学术追求有关。1999年，我因为参与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而遭到全国范围内的“大批判”。还因涉及到我的周作人研究与沦陷区文学研究，批判声一直持续到2000年，我也因此陷入极度艰险的困境。就在这一关键时刻，乐老师和汤一介先生挺身而出，以汤一介先生的名义，在《群言》2000年第10期发表了《“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一文，公开为我辩护，并严正指出：“就当前我们的教育来说，谁不知道存在着许多问题。我们应该欢迎大家来研究和批评当前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孰不知，刚刚有学者提出一点比较尖锐的意见，有的领导就受不了啦，据说还要采取什么行动。这岂不是连鲁穆公都不如了吗？”此文又以“汤一介声援钱理群”为题发表在北大网站上，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乐老师和汤先生冒了很大风险，救学生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导师风范，是应该载入史册的，我一辈子铭记在心！

　　 谈到我和乐老师的关系，除在北大的交往外，还有重要的一个方面。我曾经说过，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拥有北京和贵州两个精神基地。出没于社会的顶尖与底层、中心与边缘、精英与草根之间，和学院与民间同时保持密切的精神联系，这可以说是对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的一个基本总结。因此，2002年10月我在北大正式退休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到贵州，编写《贵州读本》，开始贵州地方文化研究。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人生和学术新的起点上，我又与乐老师相遇了。其实80年代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时就知道，乐老师是贵阳人，出身于山城的一个大富绅人家。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初入学时，还继续关心贵州当代文学的创作和贵州现代作家的研究，发现当地研究者写了本颇有新意的著作，就写了篇评论予以介绍。但我当时在学术界没有任何地位，文章发表后也不会有任何影响，就想着能不能借乐老师的名义发表？没想到，我一向乐老师提出，她就欣然同意了，并说：只要对宣传贵州有利，怎么做都行！我当时特别感动。这一回，我要研究贵州文化，特别是抗战时期贵州与“五四”新文化的关系，却意外地发现，乐老师竟然是我的研究对象！我在编《贵州读本》四处搜寻资料时，无意中读到了乐老师的一篇回忆文章《透过历史的烟尘》，提供了她作为40年代的贵州中学生的读书史，这让我大吃一惊：身处贵州深山处的乐老师，在抗战爆发时就接触并迷恋上了《苔丝》《简·爱》《飘》《三剑客》等，同时热衷于校园戏剧，扮演过《雷雨》中的鲁大海；到了40年代末，她的兴趣转向了巴哈（Bach）、贝多芬的音乐，以及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纪德的《伪币制造者》等。这不仅让我明白了乐老师个人思想的开放是自有学术根底的，更由此发现，正是在抗战时期，“五四”开创的思想解放、文化开放的新潮流，由北京等中心城市逐渐向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传播、扩散，其所带来的多元文化，从西方的古典、现代文化到中国的传统和新文化，极大地改变了贵州这块土地上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知识结构、精神结构，以致人生道路的选择；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言，这样的来自边缘地区、社会底层的“响应”，才是真正显示了它的深刻性和深远影响的：无论如何，这是具有思想、文化、精神史的意义的。[2]

　　 就这样，乐老师就从历史（文学）研究的引领者，发展到自身也进入了历史。2017年，我在研究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时，汤一介先生主持、乐黛云老师参与的中国文化书院又成为我的研究对象。我在最后写成的《民间学术团体的涌现与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的长文里，特地引述了乐老师的回忆，介绍她深入基层，为“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讲课的情景，提到听课的学生不仅有中小学教师、基层干部，还有农民和复员军人。这样将中外文化引入中国底层社会的努力，是很能体现汤先生、乐老师那一代人的文化理想的。我在文章中还详细论述了汤一介先生作为文化书院的核心和代表，对80年代思想启蒙、文化反思的独特贡献。当我怀着一种深情进入“汤一介、乐黛云对当代文化史、思想史的学术贡献”的研究时，真是说不出的感慨，觉得自己与汤先生、乐老师的关系，也有了更深刻的内涵。

　　 此刻，在为乐老师祝寿时，想到了这一点，就更觉得这或许也是对乐老师一生最好的总结。乐老师开创性的人生、学术之路，已经使她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不仅永存于我们每一代、每一个学生的历史记忆中，而且在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史、现当代思想史、知识分子精神史，以及贵州地方史上都留下了她的个人印记。这大概就是我们对九十高寿的乐老师表示祝贺与祝福的更深层次的意义。

　　 最后要说的是，2020年年底，我主编的《安顺城记》经过8年的努力终于出版。这是贵州地方历史研究的一个全新探索和突破，也是我晚年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就以此作为对乐老师九十大寿的贺礼，也是我对乐老师几十年倾心培育与呵护的一个回报。


　　 注释：

　　 [1] 参见钱理群：《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百期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4期，后收入钱理群著：《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

　　 [2] 参见钱理群、戴明贤、封孝伦主编：《贵州读本·编者絮语》，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版。


本文刊载于《传记文学》2021年第3期封面专题乐黛云的学术乐章——“一起为人类做一些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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