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炯华：中南文革第一案 ——李达“三家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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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文革第一案——李达“三家村”案

王炯华


序

1966年武汉大学李达“三家村”案是中南“文革”第一案！半个多世纪后，人情与世事虽然已面目全非，但对于那场浩劫的典型个案却仍值得回味和思考！
从大环境看，“文革”浩劫变成了“艰辛的探索”，“文革”是前30年取得巨大成就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两个30年还不能互相否定。听了这些说法，笔者惊得掉下巴：经历过“文革”的老人好了伤疤忘了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中青年则无以知晓“文革”的真相！国人要是都如此这般，中国还有救吗？
文革发动那年，笔者是武汉大学哲学系四年级学生，时年25岁，血气方刚，极左得要命，真是不忘反帝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初心”，全身心投入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从批北京邓拓“三家村”到批珞珈山李达“三家村”，可谓不遗余力！笔者还在班上起草给中共湖北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信，索要战无不胜的《毛主席语录》，“揭发”李达对我们的“毒害”。
然而，揪出李达“三家村”后，却大出意外，笔者同班上另两位同学也被打成“李达‘三家村’‘67111班黑分店’”。此消息不知怎么传回老家，说笔者是“二邓拓”。父亲来信说：“你母亲急得走头[投]无路，不知犯了多大错误。”妈妈以泪洗面，夜不能寐！
其实，笔者被涉及也并非什么大事！那是“文革”前夕在孝感“滚泥巴”学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讨论知识分子劳动化革命化问题时，笔者说过毛主席57年对知识分子“两头小中间大”的估计是对旧知识分子说的，而我们当时还不是知识分子。对我们这样一代党一手培养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至少也应当是“两头小中间大”，或者还要好一点，即进步的那头大一些，反动的那头小一些。就我自己说，要是当年没有考上大学，64年可能当政治学徒参加工作了，或者参军当兵了，即使就在农村劳动，也早已是依靠对象；因为考上大学，现在竟成了教育、改造对象，实在想不通。这些本来是实话，却被班上一些同学说成是反对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抗拒知识分子改造，故被贴“三家村”“黑分店”大字报，工作组和校文革组织的“九·一二”红卫兵也未能被吸收。
8月31日，笔者在天安门广场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返校后，伙同部分同学造反，组织成立日后影响甚大的武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泽东主义战斗队。随后，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期间，又抢到了工作队打李达“三家村”的原始材料，特别是50年代早期毛泽东给李达的三封亲笔信和修改《实践论解说》手迹以及朱劭天笔记、何定华日记，从而开始怀疑和同情李达“三家村”，最后成了武大“外造内保”的“钢武大”——既是反省委，反工作队，反校党委的坚定“革命造反派”，也是坚决为李达“三家村”“黑帮”翻案的铁杆保守派。对于李达“三家村”，可谓有感同身受的参与和了解。
1966年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过程中，笔者同部分老师和同学开始酝酿为李达“三家村”翻案。1967年春夏之交，在校内外公开进行李达“三家村”翻案活动。这年8月24日，在势头正猛的“文化大革命”中，笔者主持了武汉大学“李达同志遇害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1968年9月毕业分配离校后，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活动被打成“5·16现行反革命活动”。笔者被跟踪追击，由邵阳县公安局立案审查，强行隔离反省。还被定为邵阳县5个重点“5·16”，同邵阳地区“湘江风雷”、“省无联”头头共40人被内定为该地区的“枪毙对象”，直到“9·13”林彪事件后才不了了之。
“文革”后，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为李达彻底平反、恢复党籍的决定。1996年9月12日，李达骨灰也由武汉九峰山公墓移放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但是，李达被迫害致死的真相仍然沉没于历史尘迹之中！武汉大学虽然竖立了李达塑像，但仍然欠对老校长一个道歉！
著名诗人雷抒雁曾大声疾呼：“我敢说：如果正义得不到伸张，红日，就不会再升起在东方！我敢说，如果罪行得不到清算，地球，也会失去分量！” 中宣部难得的前“三宽”（宽松、宽容、宽厚）部长朱厚泽也胆识兼具地说：“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就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忘记历史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
马克思说：“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 笔者老迈不敏，在文革50多年之后，不揣以史实还原李达“三家村”案，为实现近代中国以来一切志士仁人和先进有识之士的宪政梦而抛砖引玉耳！

第一章  楔子：邓拓三家村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因此“文化大革命”伊始，首先把时任任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史学家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发动了所谓“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店的批判。广东诗人熊鉴"三家村"纪念诗云：三家村里本无村，留在人间却有痕。一自黄钟遭毁弃，遗音唤醒万民魂。 虽然“三家村里本无村”，却是风雨如晦，黄钟毁弃，给“三家村”当事人带来毁灭，给中华大地带来巨大的灾难！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笔名叫马南邨、邓云特，福建闽侯人，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还是一位书画收藏家。
他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赴晋察冀边区任《抗战报》社长兼主编，新华通讯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1945年主持编印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中共建政后，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1955年任中科院科学部委员，1958年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兼《前线》杂志
主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1960年兼任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并主编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1961年3月，他开始以笔名“马南邨”在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发稿153篇。他的杂文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悍、妙趣横生、富有寓意，一时全国许多报刊、杂志争相仿效，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为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苑增添了生气。他与吴晗、廖沫沙合写杂文《三家村札记》。文革伊始，1966年5月18日，他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自缢身亡，成为那段非常岁月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

吴晗(1909-1969)，原名吴春晗，字伯辰，笔名语轩、酉生等，浙江义乌人，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吴晗少年聪慧，而且早慧早熟，自小就对历史尤其明史产生浓厚兴趣。1927年秋，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一年后前往上海，考入中国公学，成为校长胡适的门生，从此与胡氏适结下不解之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晗应聘到云南大学任教授，后到西南联大任教，逐步投入抗日民主运动。1940年，他重回母校，思想全面左转。1943年7月，他全面抛弃胡适“读书救国”论，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一名历史学家变身为社会活动家，积极投身各种反蒋活动。1946年5月，西南联大解散，吴晗前往上海。8月，他回清华大学任教，并担任北平民盟主任委员。他承担部分中共地下工作，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上了抓捕名单。经中共地下党安排，于1948年11月来到河北西柏坡，先后受到周恩来、毛泽东的接待。北平解放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务。1957年3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9月，他发表《论海瑞》、《海瑞骂皇帝》等文章，1960年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还和邓拓、廖沫沙以歌颂正义光明、匡正时弊为宗旨，用“吴南星”笔名，在《前线》杂志专栏发表杂文《三家村札记》。但是，吴晗却失去了文人的骨气，做了政治的应声虫。一是他对北京的文化教育、学术活动、古籍整理及文物古迹的保护等方面，做出了有失历史学家身份的行为。二是他是整风反右的急先锋，不失为反右英雄。三是在他的积极主持下挖掘了明十三陵的定陵。四是遵奉毛泽东学习海瑞精神，应时而作“海瑞罢官”，因毛泽东认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庆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他遭遇大批判。1965年11月，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是在“为彭德怀翻案”；诬陷吴晗“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 接着，《三家村札记》也遭到批判。后来他又被扣上“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罪名。“文革”开始后，吴晗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1966年夏，他不仅被关押，而且批判愈演愈烈。有一次，他甚至被铜丝勒得吴晗。
脖子直流血。在批判“三家村”的日子里，他的家人也常常被“深夜里猛烈砸门声惊醒”。1969年10月11日，因无法忍受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在被关押的劳改队里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死后骨灰下落不明。他还家破人亡，妻子袁震于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
1979年7月，北京市委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平反，为吴晗恢复名誉。1980年，吴晗好友、“三家村”成员之一廖沫沙，在吴晗一张摄于1964年的照片上题写了一首诗：鬼蜮为灾祸已萌，天真犹自笑盈盈；可怜一觉金陵梦，留得身前身后名。 有人则说：“其人就后世评价而言，可说是著名的‘两截人’：前半生，矜矜业业于书堆，讲道著书，是学术圈励志的典范；而后，学而优则仕，入朝为官，不仅身败名裂，阖家惨死，还留下了一个欺师、灭祖、媚势、篡史的恶名，至今让人不齿”。
廖沫沙(1907-1991)，原名廖家权，笔名繁星，湖南长沙人，著名作家，杂文家，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廖沫沙出生于江苏省一个军人家庭。后全家迁回湖南。5岁上私塾，先后入长沙县立高小，长沙师范学校，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任职于上海明日书店，随后任《远东日报》编辑， 1934年加入“左联”。1938年至抗战胜利前，先后在湖南《抗战日报》、桂林《救亡日报》、香港《华商报》晚刊、重庆《新华日报》任编辑主任。抗战胜利后去香港恢复《华商报》，任副主编、主笔。在上海，他还承担秘密工作任务，开展地下斗争。曾三次被捕入狱，廖沫沙。
1936年夏，经营救出狱。1949年5月，应中共中央电召，到北平市委机关工作。1962年，廖沫沙加入中国作协，《人民日报》为他和夏衍等人开《长短录》杂文专栏，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为他和邓拓、吴晗开设《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由吴、邓、廖三人轮流撰稿，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字(笔名“繁星”)，统一署名“吴南星”。1966年5月，廖沫沙和邓拓、吴晗三人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遭到残酷迫害。1968年初到1975年，他在监狱中被关整8年，后被送到江西林场劳动3年。听到邓拓与吴晗夫妇含冤去世的消息，他不惧淫威，写诗悼念。在关押期间，他在狱中用烟盒作纸、火柴当笔写诗，后结集出版，名《余烬集》。1979年初平反昭雪，1991年12月27日病逝。
1966年5月8日，关锋化名“高炬”、“何明”，抛出两篇定调文章，向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接着，戚本禹、林杰蜂拥而上，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大打棍子，大扣帽子，发动围剿。最后，5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抛出《评“三家村”》一文，全国报刊，奉命转载。这一场围剿，是继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精心制造的一场更大的文字狱，使《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作者邓拓、吴晗、廖沫沙横遭迫害。“三家村”批判不仅“株连九族”，而且“瓜蔓抄”，用所谓“支持三家村”的罪名，迫害北京市委的领导干部，以及《北京日报》、《前线》、《北京晚报》的干部和编辑人员。不少省市的报刊也因为办过一些类似的专栏，许多作者因为也写过几篇杂文，同样遭到迫害。
姚文元在《评“三家村”》一文，一开头就耸人听闻地给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写作活动定性，说什么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他以《海瑞罢官》为导线，以“三家村”为突破口，从《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200多篇杂文中挑出24篇当靶子，进行所谓“毒箭”、“毒草”的“分析”。
一是寻词摘字，断章取义。他用拼凑法先从吴晗的《说浪》里，挑出一个“浪”字，再从邓拓一篇谈春节民间习俗的杂文《今年的春节》中摘出“解冻”二字，然后强拉到一起说:“浪”就是“一股冲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为了捏造邓拓“竭力鼓吹向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学习”的罪名，他抓住一篇谈接待外宾工作的杂文《交友待客之道》，从中挑出几个词，凑成了这样一句话:邓拓“鼓吹要‘学习’‘团结’‘比自己强’的国家，‘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然后宣布“这是恶毒攻击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要求把修正主义请进门，引狼入室”。实际上，邓拓这篇杂文的真实写作背景是当时正在举行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各国朋友云集北京，编辑同志请作者写一篇中国人民交友待客习俗的文章，以利做好接待工作。在文章结尾，作者明明白白写着“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这对自己有好处，因为可以向他学习，提高自己。目前参加国际运动竞赛的同志们，应该好好体会这个意思。”姚文元一刀砍下这些文字，硬把向各国运动员学习歪曲成“学修正主义”，欢迎各国运动员歪曲成“欢迎修正主义”。
二是索隐发微，牵强附会。姚文元从篡党夺权的需要出发，“把三家村”杂文成其索隐发微、牵强附会的材料。邓拓的《两则外国寓言》讽刺了一个声称能跳得最远而实际根本不行的运动员，又讽刺了一只夸口要烧干海水的山雀以及那些带着汤匙到海边等着喝鱼汤的人们。杂文发表于1961年11月。当时组稿人一眼就看出作者意在讽刺前不久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吹的“一国进入共产主义”、“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那一番牛皮。这篇杂文既骂了赫鲁晓夫，又不露痕迹，文章做得很巧妙。事情过了四年多，当事人还在，姚文元却硬说成是“恶毒地嘲笑我们党为克服困难而采取的自力更生的方针”。姚文元认为邓拓《专治“健忘症”》是可以抓住把柄大做文章的又一篇杂文。在这篇杂文中，邓拓引据明代陆约《艾子后语》中的一则故事，叙述健忘症的症状，开列出各种治疗方法。由于这篇杂文没有点明讽刺对象，也没有区别“治疗”手段的性质，人们似可以作不同的解释。姚文元乘此空隙扣帽子，用心险恶地说“这篇文章恶毒诬蔑党的负责同志患了‘健忘症’”。其实《专治“健忘症”》的所说的“自食其言，言而无信”的社会现象客观存在，抨击这种社会现象并无什么过错。
三是混淆事物性质，无限上纲。“三家村”杂文中，许多是歌颂党和人民革命斗争事业的，也有不少是以古喻今，对我们社会的有所批评或讽刺，有所建议和倡导。在写作手法上，有的直截了当，有的比较含蓄曲折。实事求是地批评、讽喻某些社会现象，以达到改进的目的，本应是社会主义民主给予每个公民的政治权利，也是一个作者对社会公共事业负责的表现。姚文元居然混淆事物的性质，把对个别领导人作风的批评说成是对党对毛主席的诬蔑，把批评某种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说成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对和攻击，把艺术风格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批评和讽刺得最多也最深刻的，是那种吹牛皮、说大话、不依靠群众、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现象。纸上谈兵的赵括，言过其实的马谡，自称活了数千岁的方士，夸口养了三千食客的季孙氏等，就是这样的典型。作者通过这些生动的古代故事，告诉人们要引以为戒。《伟大的空话》一文，更辛辣地嘲讽了那些爱讲空话的人，奉劝专爱说“伟大的空话”的人们及早去“休息”。这些意见，虽然写得尖锐辛辣，但仍然不失为一种善意的批评，于今读来仍有极大的意义。姚文元抓住文章列举的空话中有“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这一句，硬说这就是“明目张胆地咒骂‘东风压倒西风’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是‘空话’”，从而把整篇杂文说成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攻击。姚文元还把所谓“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翻案”当成他打人的最得意的棍子，谁敢说一点真话，讲一点不同意见，谁就是反党。邓拓的《智谋是可靠的吗》一文，通过历史上几则故事，讽剌了那种喜欢自己逞能，不接受下面群众意见的现象，提出“任何智谋都不是神秘的，不是属于少数天才的，而是属于广大群众的”。姚文元一口咬定“要‘皇帝’‘博采广谋’”，就是“要党中央接受他们支持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
    《评“三家村”》是姚文元一伙篡党夺权全盘计划中的一个严重步骤，是他们在全国大规模地残害革命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开端。他在文章中曾经杀气腾腾地叫喊:“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并要挖出什么“最深的根子”。上揪之外，还要下扫“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艺、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就是说，他们一伙的屠刀不仅要杀向北京市委，而且要杀向全国各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杀向文化、学术各界，横扫一切，打倒一切。随着《评“三家村”》的出笼，一场政治大迫害的腥风血雨便迅速遍及全国了。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山雨欲来风满楼，批邓拓“三家村”揭开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从此，“三家村”“四家店”一类冤案遍布全国，其中最富影响的是中南文革第一案李达“三家村”！

第二章  北呼南应，李达三家村

如果说邓拓“三家村”是文字狱，那么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三人被结村而构案，除了文革的大环境，则主要是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政治嗅觉和他们与李达的某种个人恩怨。
陶铸（1908－1969），又名陶际华，号剑寒，化名陶磊，湖南祁阳人，出生于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1926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做地方兵运工作。1929年到1933年，先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务。
1933年5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经党营救出狱后，即被派往湖北担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创建了鄂中游击区。1940年陶铸到延安，先后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出席中共七大。在平津战役中，他化装进入北平同傅作义将军谈判，并担负改编起义部队以及组织和领导南下工作团的工作。中共建政后，先后担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在中共八大当选中央委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在中央政治局中位列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之后第四位。文革中遭到迫害，因胆癌逝于安徽合肥，享年61岁。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陶铸平反。
陶铸履历特别之处，是从1949年随军南下到1966年离开这十七年的大部分岁月，他都在广东。他每次到基层工作，总是事先“约法三章”：不准迎送，不准请客，不准送礼。并让随行人员监督检查，具体落实。他下乡蹲点，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特别反对摆阔气、讲排场，坚决反对假公济私。他居住的房子从未更换，住房维修时，因维修费超过预算，他又将自己多年的积蓄上交机关，以补维修款之缺。他还坚决反对在广州从化温泉建楼办公。因他以身作则，中南局机关和广东省委一直保持勤俭办公的好作风。他说：“要时时刻刻地想着：我能够为群众做些什么？我为群众做了些什么？”他几十年如一日，克勤克俭，清正廉洁，尤其难能可贵！ 他遭到特别诟病的则是反地方主义，把包括琼崖游击队、东江游击队的领导人整了个遍，因此落下了整人特别厉害的恶名。原广东省外事办副主任朱劭天曾对笔者说：“陶铸在广东反‘地方主义’，伤害了很多人，包括方方，冯白驹等等，他甚至提出原广东地方党的干部不能担任县级以上的一把手。所以广东人对他有很多怨气，前几年要珠江电影制片厂拍陶铸的片子，广东好些人说，还不如拍陶铸在广东干坏事的片子，结果只好流产，所以现在也没有拍出反映陶铸事迹的影视”。
王任重(1917-1992)，又名王慈全，河北景县人。他生于普通农民家庭，曾就读于龙华高小、县乡村师范，思想活跃，追求进步，16岁加人中国共产党。他以小学教师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历任中共景县县委委员、泊镇党委委员、津南工委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回冀鲁豫边区，历任区委宣传部长、冀南五地委书记、冀南区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区委常委和行署副主任、党组书记。1949年5月随军南下，历任湖北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副市长、代市长、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第一政委、省政协主席，中南局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等职务。1958年5月，增补为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关押多年。1978年恢复工作后，历任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第一副主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党组书记，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难能可贵的是，1954年夏天，长江发大水，武汉告急，担任武汉防汛指挥部总指挥的王任重，毅然作出荆江分洪、确保武汉安全的决定。他几十年如一日，推动三峡工程上马，弥留之际还留下遗言：“一定要把骨灰埋在三峡工程的坝址”。 他于公于私的遗愿都已实现。然而，在宜昌三斗坪修建三峡大坝，切断巫山云雨，虽然高峡出平湖，神女亦无恙；可是在浩荡长江之中堵上这么一座混凝泥土巨无霸，也可能在长江中下游包括笔者几亿人头上悬上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
陶铸王任重都爱读书学习，文笔又好，并有极富文彩的著述，是毛泽东欣赏的中南两大才子。尤其是，他们惟毛的马首是瞻，紧跟毛的战略部署，也受到毛的青睐和依重。既然毛亲自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天子脚下打出了邓拓“三家村”；陶铸王任重不仅竭诚拥护，而且立即呼应，在中南也要打一个“三家村”。后来，朱劭天认为，弄李达“三家村”完全是陶铸和王任重决定的。
朱劭天接受笔者访谈说，1966年“文革”开始，北京先打出一个所谓邓拓“三家村”。5月，中央又打出一个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坤）“反党集团”。那时，陶铸很紧张，便开中南局会议决定先打一个李达“三家村”以争取主动。陶铸和王任重本来跟毛泽东跟的最紧，北京出了个“三家村”，中南怎么办？当然也得有一个“三家村”。武汉大学陆舒端弄的那个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材料完全是七拚八凑造出来的，但是却正中陶铸和王任重下怀。本来，中南局二月份开扩大会议，陶铸还给到会人员每人发了本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说这是毛主席要李达写的，我们要好好读读。他说这段话时还送给我那次会议的集体照，他指着毛泽东的像说：“在延安他那么平易近人，说话和气，我们都非常熟悉；可是现在，他在我们中间却已经成了神。”5月份中南局搞“文化革命”动员时，陶铸就点了李达的名，并说李达《唯物辩证法大纲》这本书也并不怎么样。
如果说邓拓“三家村”主要是文字狱，即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以言获罪；那么陶铸王任重要打的“三家村”就主要是对他们有所不恭的权威人物！他们把矛头直指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莫须有地将李达和前武大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常务副校长何定华打成中南“三家村”。

李达（1890-1966），零陵今冷水滩人，与祁阳陶铸系山水相连的老乡，但是他们业不同界，甚少交往。当然，陶铸知道李达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贡献和地位，1964年春节还专程由王任重陪同去武大给李达拜年。1966年1月，中南局扩大会议，陶铸还给到会人员每人发了一本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稿本），说这是毛主席要李达同志写的，我们要好好读读。说到李达这本最后的著作，其实是1961年遵奉毛泽东“修改社会学大纲”的嘱托写的。1965年，正在酝酿一场更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毛泽东，一览众山小地在李达《唯物辩证法大纲》送呈稿本上作批：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
他还批评李达“不必抄斯大林”。
李达并不知道毛泽东这个批注。但知道陶铸在中南局一次讲话中传递的毛对《大纲》第二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综合”颇为不赞。陶说：“毛主席说李达同志的书讲洋人古人的东西多，讲现代人的东西少。”李认为毛只看了《大纲》的前面，没看后面。而第二篇又是他的得意之笔，也是旧著《社会学大纲》最富特色的一篇，他舍不得割爱，不愿意修改。不惟如此，他竟不以为然，甚至反唇相讥：“陶铸懂什么，他又不懂辩证法！”这话要是传到陶耳里，陶有何感受？人们虽然不得而知，但却可以想见陶是何等不服！
1958年，中共湖北省委创办《七一》杂志，王任重撰写发刊辞《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派梅白将稿子送李达征求意见。梅回忆说，王文是经过了毛主席的，毛主席是主张“超”马克思的。他说，跟马克思平行，不算马克思主义；比马克思低，不算马克思主义；只有超过马克思，才算马克思主义。李达读了王文说：“马克思死了，怎么超？恩格斯也没有说过‘超’嘛!比如屈原的《离骚》，你怎么‘超’？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学习(包括读书和应用)，发展是学习的必然结果。针对目前我们党的情况，一是普及不够，一是头脑发热，还是应当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他这直言不讳的湖南人性格十分鲜明，且不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对不对，恐怕也是“改也难”。王任重接受李的意见，文章发表时把题目改为《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右起司马志纯、陶德麟、李达、王玄武、段启咸。
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他认为李的意见是思想不够解放，仍然使用着不同时空、不同意义的“超”。他说：
我开始考虑这篇文章的时候，本来想用“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这样的题目，因为有几位同志不同意所以放弃了这个题目。如果说学生要超过先生，儿子要超过老子，青年人要超过老年人，活人要超过死人……这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赞成的；但是如果说要超过马克思，那么有人认为这似乎太狂妄了。我想，如果不准说超过马克思，那么能不能说马克思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是后无来者的一位神仙呢？能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达到了真理的顶点，已经结束了真理呢？我看这样的说法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那么超过马克思的提法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呢？难道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实践，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没有超过产生马克思主义的19世纪吗？难道马克思不希望后来的人超过他吗？
这表明，王任重虽然改了文章的题目，但实际上并不同意李达的修改意见。
实际上，“超马克思”是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大声疾呼“破除迷信”说的。他几乎是重复毛的话。毛说的是：
        我们大多数同志有些怕资产阶级的教授，整风以后慢慢地不大怕了。是不是还有另外的一种“怕”即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
的楼上，好像高不可攀，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上去，于是乎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不要怕嘛。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无非是脑子里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在楼下的人，不一定要怕楼上的人。我们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够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都超过了马克思，如帝国主义论。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
        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功，我们革成功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理论。我们的理论水平可以提高，我
们要努力。
    其实，思想和事业与“赶”和“超”应当是不同的。思想和事业发展的，不同时空的人可以延续和发展同一种思想和事业，但却不是同一时空人的“赶”和“超”。李达不同意或反对王任重的“超马克思”，当然不是指思想和事业的延续和发展，而是李达和武大学生交谈。
既强调时空的界线，又注重实际的意义。1960年，当经济遭遇严重困难，他惨淡经营的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刊物《理论战线》不得不奉命停刊时，他终于道出了他当年反对王任重“超马克思”的实际意义：“超过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超……超……超得好！我们这个刊物还是小事，饭也没有吃的了！”  
1958年，武汉大学同全国其它高等院校一样，进入所谓教育革命时期。9月12日，在“教育革命”高潮中，毛泽东视察武汉大学，肯定了武大“教育革命”的成绩。李达因为在青岛休息，没有接待毛的视察。不惟如此，他对武大“教育革命”还开始痛苦的反思，由沉默、抵制到后来的公然反对。他对“教育革命”的这种态度，不能不令中共湖北省委派往武大担任党委第一书记的刘仰峤和书记刘真直至中共湖北省委不快。即使在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眼里，李达也不免同在二刘眼里一样，有“碍手碍脚”之嫌。然而，李达是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行政级别6级，比省领导的级别还高，又与毛泽东有很深的历史关系，与毛保持不错的私交。因此，无论在武大还是在湖北省委，李都被视为“通天人物”。他们对李除了敬而远之，似乎也没有其他办法。
为贯彻“高教六十条”，武大党委开展整风，省委派宣传部副部长朱劭天带工作组领导。经过非常激烈的整风斗争，继刘仰峤之后担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的刘真被调回湖北省委，由朱担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由刘仰峤、刘真信任提拔的校党委副书记侯福珍、罗鸿运则被同时调离武大。李达因为反对1958年教育革命以来“左”的倾向，在整风中发表后来被指称为对1958年“教育革命”“反攻倒算”的激烈讲话，直接得罪了二刘等许多“教育革命”积极分子即后来他们自诩的“当然左派”，也埋下了“文革”被置于死地的祸根。
本为知识分子出身的朱劭天，熟悉教育工作，具有甚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开会讲话也十分中听。他担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后，李达与他配合默契，工作显然顺手起来。他致笔者曾深情地谈起他对李达的敬佩之情，认为李达很伟大，是难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认为自己在武大做党的工作主要是配合和协助李达办学，并为此深感荣幸。
1963年，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工作的刘仰峤拟把侯福珍、罗鸿运调回武大重新担任党委副书记，并已获得省委同意。按照惯例，他找李达谈话，以示通报。但李认为他们不懂教育，不宜回武大工作。刘很不高兴，直截了当地说：“这是省委的决定。”意思是省委听你的，还是你李达听省委的？李本来对刘1958年领导“教育革命”就有看法，侯、罗二人那时分别担任物理系和化学系党总支书记，正是因“教育革命”的“成绩”而被他刘仰峤双双提拔担任武大党委副书记，61年整风本已调出武大，现在又要把他们调回复职，李自然顶牛。再说他也是湖北省委委员，他毫不退让地说：“那好，他们回来，我就不做校长；要我做校长，他们就不能回来！”他不顾刘仰峤面子，说完即扬长而去！
　　刘仰峤不顾李达反对，准备给侯、罗二人下调令。李达果真给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打电报，请求辞去武大校长职务。有人劝他，他说：“生姜愈老愈辣，犯错误就犯错误，为了这件事，总开除不了我的党籍！”杨秀峰是资深共产党人，八届中央委员。解放前夕，曾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30年代，与李达同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他接到李达的辞职电报，十分惊愕。这是中共执政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的事，何况还是发生在他这位大名鼎鼎的老朋友身上！他马上把高教部人事司司长叫来，将李的辞职电报交给他说：“你赶快去一趟武汉大学，看李老遇到什么坎坎过不去。你只了解情况，回来报告。你在那里不要表态。”
　　人事司司长来汉后，立即造访李府，转达杨部长的问候。他说：“杨部长让我来问您老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坎，以至于要辞职。”李达见杨部长接到他的电报就派专员前来关心，心情很激动。他在如实介绍他与刘仰峤之间所发生的那场人事纠纷后说：“是省委刘仰峤同志跟我过不去。”
　　人事司司长回京汇报后，杨部长用红色电话机给王任重打电话，向王通报情况后说：“请你们省委尊重李达同志的意见，不要使他为难，不要跟他过不去。”王不能不过问了，两位副书记的调任收回成命。翌年春节，王陪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来武大给李达拜年时还就此事说：“省委对您老不够尊重，还请您老多加原谅。”李也感动地说：“我对省委也不够尊重，也请您和省委原谅。”在那个年代，李达此事不无唐突；但后来“文革”说他是反对党的领导，却显然不实。王任重此次去看李达，知道李的身体和心境都出了问题，他也急了。他当即把常务副校长何定华找去谈话：“李老夏天去青岛，冬天去（广东）从化，你们要关心。没有钱，找省委，具体事你们办。”
　　但是，王任重对朱劭天不劝阻李达给杨秀峰打电报辞职为湖北省委捅“漏子”有意见。后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就对朱说：“任重同志对你有意见。”意思是难道省委、特别是王任重还不能做好李达的工作，能让他打电报向高教部辞职？其实，这是冤枉了朱劭天。因为李给杨部长打电报那天，朱正巧感冒发烧未上班，他完全不知道李达与刘仰峤之间所发生的事。1965年4月，朱劭天终于被调出武大，去广州任中南局科委副主任，省委另派庄果担任武大党委书记。
1965年1月，李达当选全国三届人大常委。中央组织部通知他留京专任人大常委，不再担任武汉大学校长，还给他在京找了房子。他本人也于10月14日给武大党委写信说明原委，并要家属将书籍、衣物搬去北京。给李达的这个安排，实际上是湖北省委王任重、张体学的意见，他们早已感到李达“碍手碍脚”，要另觅武大校长。戚本禹回忆说：“王任重在‘大跃进’的时候，搞‘浮夸风’是出了名的。李达反对王任重的那些做法。当时王任重还提出，要‘学习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的口号，也受到了李达的批评。所以王任重和李达结怨很深。” 但到12月中旬，中组部又派员向李达传达：原决定系个别部长意见，现予作废。李达仍旧担任武大校长兼全国人大常委，既可住京，亦可回汉。李因急于向助手交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历史唯物论大纲”的编撰工作，于1966年1月22日回武大暂住。他哪里想到，一场置他于死地的奇灾大祸就要降临了。他的回武大成了“自投罗网”而抱恨终天之行。7个月后，8月24日，李达即被迫害致死！
1966年4月10日，广州开始举行“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13日，陶铸讲话说：“这是一场很大的仗，中南局下了决心要打。”“要在中南地区搞一个‘有权威的、有影响的、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对立面’来打。”他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就在这个会上，他点了李达的名。李达正好是中南区有权威、有影响、天经地义的“对立面”。陶铸与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商量向武大派工作组。
4月21至23日，一连三天，王任重在百花村住所听取武大哲学系陆舒媏汇报她所搜集的关于李达等人的材料,并指示她将汇报材料再以给他写信的方式送省委，然后由他修改加按语，印发省委和武大党委，并上报中南局。以陆署名的这封信，诬陷“李达打着毛泽东思想的幌子，贩卖的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黑货”，攻击李达“通过编书、学术讨论等方式”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诬称“李达所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是一所反毛泽东思想的据点，所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风，都是从那里吹出来的”；还把李1956年重建武大哲学系的目的说成是“以此为据点与主席思想唱对台戏”，把哲学系的教师说成是“一批反毛泽东思想的打手”。另一方面，又虚构李与朱劭天、何定华、牛永年之间的“黑组织关系”，诬陷他们“狼狈为奸，组成了资产阶级的领导核心，李达是这个核心的王牌”，“朱、何、牛利用李作王牌与中央、省委相抗衡”等等。
25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学术工作会议”上作报告，点了武大哲学系和中文系的名。他说：“武大哲学系，哲学史学四年，马列主义只学一年，毛主席著作只学六周。”“工农调干学生为反对学哲学史，被迫退了学。这是共产党干的事么？”28日，庄果向全校党员传达王任重的报告，并宣布省委确定武大为“教育革命”的试点，已派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和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来武大领导运动，会同武大党委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成员除许、史、庄果外，还有蒋蒲（兼办公室主任）、刘宿贤（不久被拿下，并被打成“黑帮”）、陆舒媏、崔建瑞共七人。
庄果（1912-2000）福建福州人，1925至1933年先后在北京励志中学、厦门集美中学、福州英华高中读书。1934年至1937年夏先后在上海持志大学、复旦大学学习；1937年夏至1937年10月在上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任助理员。1937年11月至1938年9月先后任青年救国团汉口区团委员、民先武汉市队部队长。1938年10月至1940年4月先后任湖北皂市特别支部组织委员、应城游击队指导员、京应县石徐区区委教导员、京应县游击队副政委。1940年4月至1942年9月任豫鄂边区天汉专区税务局局长；1942年9月至1946年2月任豫鄂边区建设银行总行副行长。1946年2月至1946年6月任解放区救济总会豫鄂边区分会秘书；1946年7月至1947年7月任山东北海银行总行科长。1947年8月至1949年4月任十二纵队晋城豫华商店副政委；1949年5月至1949年11月先后任湖北沙市市人民银行行长、沙市市工商管理局局长、1949年11月至1952年冬任湖北省人民银行行长。1953年春至1953年冬任湖北省财委副主任。1954年春至1965年5月任湖北省计委副主任、主任；1965年5月任武汉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他的履历表明，他虽然有复旦大学学习的经历，但主要从事金融和计划工作，没有教育工作的历练，表明他缺乏领导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的经验。但因为王任重认为他是好人，可靠，便被委派武大担任要职。
5月9日，王任重在北京给主持中央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写信说：“关于李达的揭发材料一份，我加了一点按语。请审阅。如中央同意，我即告武大党委首先印发给全校党员阅读讨论，然后发动全校师生进行批判。这是武大教育革命中要打倒的一个资产阶级权威。也是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帅……我看这一场革命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省委决定先以武大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展开。”邓口头通知王并批复湖北省委“同意任重同志的意见”，指示批判李达“分三步走：第一步在党内进行批判，第二步在学校进行批判，第三步登全国性报纸，公开进行批判”。王任重后来接受笔者盘查时说：“我在五月在北京开会时，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问主席是否同意批判李达。邓小平口头通知我，说他当面问过主席，主席说，可以在校内批判，但登报不登报点名还要考虑”。
5月上旬，中南局召开扩大会议。陶铸讲话说：“北京日报揭露以后，新的开头从这里开始，比57年要大，意义深远得多，要拿一定力量来搞，是百年大计，可以抽力量。”他强调说：“批判李达是个大事，省委要派人去。”参加扩大会议的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张体学说：“省委要以武大作为样板，取得经验。”
12日，陶铸在扩大会议上宣布，批判李达，中央已经同意了。接着，中南局召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其中主要内容是进一步部署打李达“三家村”。会议期间，张体学说：“我想把李达免掉，换成人大常委，结果还是校长。”他还说：“有个民主人士说，李达就是靠毛主席吃这碗饭的，另外靠反马列主义。”当有人反映李说他有错误要向毛主席作检讨时，张说：“要批判他，开斗争会。什么向主席检讨？先向我们检讨了再说！”当柳佑提到“武大问题的艰巨性”说“（李）上面有人支持，我们也在省委找支持”时，张说：“党内斗争是相当复杂的，我劝你们把《论党内斗争》的书看一看。”“这次有六成把握，大概没有问题。再发展提高可能有七成，八成，九成。失败为成功之母！”“你们坚决大胆地搞，即令运动将来搞错了，也不要你们检讨，不处分你们，我们去检讨。”他还说，李达的书是驳得倒的，不外抄书的本事加修正主义的东西。要把李达的政治观点“搞得很臭很臭”。这次“要彻底揭，新老账一起算”！“我向道琦说了，这次武大搞不好，我从长江大桥跳下去”！“阶级斗争是不讲情面的，你死我活嘛”！“运动开始会死些人。你自己死，能怪我呀？”
其实，这一期间，无论是陶铸还是王任重、张体学以及许道琦，对打倒李达仍然是有顾虑的。在中南局会议期间，陶铸说：“李达可以批判，但要请示主席。因为李为著名人士，过去传播马列主义”，“过去主席表扬过他。”王任重三次当面问毛泽东“李达可不可以批判”。第一次在杭州会议上问，毛不表态；第二次上海会议再问，仍不表态；接下来第三次问，毛才说：“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王就此事介绍“经验”说：“你只要坚持多问他几次，他就会点头的”。但是，张体学却还有“两点顾虑”：第一，把李达作为重点批判对象，不知中央意见怎样？第二，李达岁数很大，又有病，一批判可能把他弄死。许道琦甚至说：“以前咱们对他有点怕……”怕什么呢？一年多后，他接受笔者盘问时说：“中南局会议下决心打李达，我们当时是有顾虑的。我所说的‘怕’，把话说透了，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李达和毛主席有关系，主席很器重他，表扬过他，主席还叫他编书嘛！……后来我们决定打他，就不许他走。怕就怕他去北京向毛主席告状”。
中南局会议还没有结束，5月10日下午，武大哲学系总支副书记、工作组组长王师程、李达专案组组长刘行焱和坐镇哲学系的省委工作组某成员就召集系总支书记兼系主任余志宏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全体人员开紧急会议，宣布李达有问题，要向群众交代，编书工作停止，研究室关门。王、刘厉声训斥资深老干部余志宏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说：“有人在那里疯狂反毛泽东思想，你们是什么党员？为什么向党组织不汇报、不揭发？研究室在研究毛泽东思想还是在反毛泽东思想？真是不知羞耻！”他们宣称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党支部是“国民党支部”，是“反党活动的黑司令部”，勒令立即解散；宣布“现在是真假党员的考验时刻，今天每个人都必须表态”！“各种烟幕弹，要跟我收起！”研究室人员的“惟一出路”就是“彻底揭发李达的反党罪行”！
这天晚上，庄果动身去广州参加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前，又去李达寓所已正式通知：停止编书，不许回北京，老实交代问题；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立即关门。
    第二天，哲学系工作组还在教师中进行“战斗动员”，开始点名哄斗，逼供李达问题。此后，李达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被打成“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窝”，李达主要助手陶德麟被打成“李达的忠实走狗”、“帮凶”，研究室其他人员，除了一两个“起义”者外，也被打成“黑帮分子”。哲学系余志宏、李其驹等一批干部、教师被打成李达“三家村”“黑帮”、“黑干将”、“黑爪牙”，李达被打成“三家村”“总头目”。
根据当时的统计，在校党委15名常委中，被打成黑帮11名，占74%；在武大1340名教职工中，被打成“三家村”“黑帮”214名，还有“准黑帮”即“内定黑帮”（已准备了材料或已被抄家、减薪、批斗但尚未正式打成的“黑帮”）88名，共计302名，占总人数22•5%。就是说，教职工几乎每四人中就有一个“反革命”。还有，包括笔者在内的学生也被打成“三家村”“黑分店”。
    武大成立了“李达专案组”，不仅车轮战式地逼供，汇集整理李达的一批批“罪行”材料，而且抓动态，对李达及其周围的人进行严密监视。他们的言行每日被汇报，分别载入绝密的《运动动态》和《李达动态》。其中，李达的生活秘书刘长森又是省委和武大工作组重点控制对象。
庄果、陆舒媏等人多次找刘长森谈话。他们严厉批评刘5月1日仍旧给中央组织部写信汇报李达情况是“违反纪律”的错误。陆声色俱厉地说：“你知道李达是中央管理的干部。所以目前的一切都不许再向中央反映，必须绝对保密！”他们逼迫刘长森对李达问题性质明确表态；进而威胁利诱，交代刘执行一项特别任务，即伪装同情李达而暗中监视李达。刘被迫执行这项特别任务，从5月1日起，每天详细书面汇报李的全部“动态”，载入“绝密”的《李达动态》。据说党内有不准从事特务活动的规定，可是湖北省委、武大党委居然策反李达秘书，不亦严酷乎！
5月16日，中南局动员会议一定下盘子，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罗明又找刘长森“个别谈话”，强调有关李达的情况必须绝对保密，不许再写信向中央反映。他指示刘：“在工作中完全听从领导小组的安排，他们决定如何搞就如何搞，忠实执行，叫你怎么办就怎么办，根据需要办。除此而外不能对任何人讲，除非省委找你，不管系、学校、别的领导，任何人找你，你均不讲。只有领导小组、庄果、陆舒媏及他们指定与你联系的人才可以讲。”并说“这是省委的意见”。罗又要求刘不在党内外任何会议上谈李达和自己的思想情况。“你在各种场合表态的时候应遵照一个原则，即不要引起领导小组以外的人员对你的怀疑，不要引起李达对你的怀疑。”“至于将来让你出来讲话，讲什么，由领导小组安排。”罗还要求刘“继续如实地及时地向领导小组反映情况”，“甚至只言片语，如实写出来交领导小组，愈快愈好”。“李达以外其他任何人，不管是谁，时间不限，你直接、间接听到看到的情况，均记录下来，如实向领导小组反映，写成材料。”
刘长森被迫忠实地执行了工作队交给的“特殊”任务，但庄果、陆舒媏等人对他仍然不放心，又以“保卫”为名，派学生蒋祖武、黄干平二人住进李达寓所。他们的任务不仅是严密监视李达和夫人石曼华，并且同时监视刘长森，他们所写的“秘密汇报”就汇报了刘的某些“可疑”言行。直到李达被迫害致死，刘、蒋、黄三人共写了“李达动态”约一百份，逐日送工作组，再由“李达专案组”刘行焱加工整理，打印有关李达《运动动态》、《内部参考》共30多期，每一期都送王任重“批示”。
5月25至26日，武大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中共中央“5·16”通知，分析运动以来的思想动态。蒋蒲强调有问题的人的唯一出路是揭发交待，警告那些仍然“无动于衷”、“执迷不悟”乃至“对运动刁难、说讽刺话”的人，要立即猛醒过来！
27日，原武大党委第一书记、1965年初调离的朱劭天从中南局科委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岗位上被揪回武大。同时，省委又宣布常务副校长何定华停职反省。1964年调任北京建筑材料专科学校任党委书记的原党委副书记周健也被揪回武大。
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在北大大餐厅的东墙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张大字报，被毛泽东誉为“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书”，并指示在6月1日晚上向全国广播。当天，刘长森密报：“李达说：我写检讨分四个部分，一次不行，两次，三次，多次检查。叫石曼华问过庄书记，叫我先写检查，不要等材料来了再写”。
6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标题发表聂元梓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化革命”从此由报刊上的批判声讨转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学校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停课闹革命”。在后来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又称赞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6月3日，武汉大学召开全体师生员工紧急动员大会。会上，崔建瑞传达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5月19日在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的报告，庄果作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向珞珈山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动员报告，正式宣布：“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店，李达、朱劭天、何定华是它的三个大老板，牛永年是‘三家村’黑店的总管。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我们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揪出来，把这个‘三家村’黑店彻底粉碎掉，把学校领导权夺回来”！
从五四时期到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李达经历波澜壮阔的斗争，也遭遇许多惊涛骇浪。马日事变，他从长沙逃亡家乡避难；大革命失败后，他被作为“著名共首，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的“罪名”受到湖南省当局的通缉；他在上海因遭遇特务学生的毒打而住院；30年代早期在北平任教又受到宪兵、特务的监视和监听，有时戴着口罩上课，叫着“哑子上课，以笔代口”；40年代抗战最艰苦的年代，他在国统区多次遭解聘，遭受特务的监视；国共内战时期，他在湖南大学任教，又被三个敌特机关列入黑名单。但是，他总是有惊无险地过来了。然而，这次文革却在劫难逃，他终于大祸临头了！
所谓李达“三家村”，无疑是莫须有。对李达、朱劭天、何定华等当事人，都是天大的冤枉！李达说：“讲我是‘三家村’，真冤枉”。“他们把十几年来朱、何、我三人讲的话，东拼西凑拉一些话，放在一起，组成一个‘三家村’，不相干的话放在一起就算问题了”。
李达时年76岁。身患高血压、糖尿病、肺气肿、胃病等疾病。他从1918年为反对所谓中日共同防敌协议，率领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先遣队回国与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等人共同发起有2000余名北京各院校学生参加的向段祺瑞政府的示威请愿这一我国学生运动史上实为第一次反帝爱国活动起，经历了波澜壮阔的一生。他是五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中国革命理论的研究，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和高等教育事业，披肝沥胆，大呼猛进，作出了重要而卓越的贡献。他是中国成就蜚然、英名远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连当时的苏联人也称他为“中国老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毛泽东亦师亦友、并敢与之论争的“通天”人物。
李达早年在长沙、北京等地读书，1913年后到日本留学。1918年5月参与组织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罢课回国请愿。1919年五四运动后，在《觉悟》副刊上连续发表文章，介绍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并翻译《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等著作，是五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1920年8月，李达由日本回国后，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同年11月，他创办并主编《共产党》月刊。1921年2月，他继李汉俊后担任共产党代理书记，负责筹备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李达筹备中共一大给长沙文化书社特别交涉员毛泽东发通知，毛邀上何叔衡赴上海。他们找到李达后，李问：“你们是C.P.还是S.Y？”毛说：“我们是S.Y。”他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以后回去在湖南就组织C.P。”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就是说，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当时是社会主武大大字报专栏：“剥”李“碎”朱。
义青年团员，他们是参加一大成为党员的。后来李达在一些讲话中说了这个情况，并说：“党的一大的最大功绩是发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 这在毛已经登上神坛、被拨高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缔造者”的情况下，李达的回忆和说法显然是犯忌的。
1921年7月，李达在上海召集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央局成员，任宣传主任。他创办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革命丛书。1923年因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激烈争论，他离开他亲手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从此专门从事教育和理论研究。
中共创建期间，李达作为党的一位主要创始人，与其说是个政治家，还不如说是个学问家，这从他在“一大”所处的地位可见端倪。中共创建期间，只有极少数赴日本的留学生接触过一点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还不是原著），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几乎是与党的建立同时进行，理论准备非常不足。在这种近乎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条件下，非常需要专门从事革命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大师。李达与相约建党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曾留学日本，最早接触了马列主义，不过这些人建党后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党务和社会活动，只有李达专心于理论，并且成就斐然。在“一大”，党纲由国际代表起草，不过李达已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当时因党员只有五十几个，各地组织尚未健全，因此只选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中央局领导机构。李达之所以当选，与他进行会议筹备和组织有关，更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超过其他代表。1922年7月，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李达的寓所召开“二大”，大会通过了许多重要文件，大都出自李达之手。
1922年11月，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李达曾担任该校教师。虽然他们当时没有交集，但是，李达与毛泽东自一大结识起，尤其长期保持朋友关系。李达担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期间，同驻校校董毛泽东同住清水塘，同办自修大学学刊《新时代》。
湖南自修大学学员会集了湖南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有何叔衡、罗学瓒、郭亮、夏明翰、毛泽民、毛泽覃、陈佑魁、陈昌、贺尔康、姜梦周、夏曦、陈章甫、易礼容和毛泽东。它成了湖南革命的摇篮，湖南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在这里学习或工作过的学、职员，后来大都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和重镇。30年后的1952年冬，李达在长沙接待来访的苏中友好代表团团长吉洪诺夫还深情地谈到湖南自修大学，他不无自豪地说：“自修大学当时成为共产主义的大本营。”李达主持全校教学，负责“指导学友之自修，考察学友之成绩”。 他除了辅导学员学习马列主义，还给补习学校、法文专修科和附属中学讲授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发展史。
1923年秋至1926年，李达任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学监兼教授。1926年，他出版《现代社会学》，系统论述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此书一版再版，当时的革命者，几乎“人手一册”。1927年1月，他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代理政治总教官，兼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3月，他回长沙筹办国民党湖南省党校，任教育长，9月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
大革命失败后，李达到上海。1928年，他创办昆仑书店，出版进步的哲学社会科学书籍。1930年至1931年，他担任上海法政学院及暨南大学教授。1932年至1937年，他担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兼经济系主任、中国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朝阳大学教授，在上海、北平教育界颇有影响。
期间，他多次受党的委托给冯玉祥讲学，说服冯联共抗日，促进冯同共产党的合作。他虽操一口湖南乡音，语言却简洁流畅，学识渊博，在课堂上常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讲述马克思主义。因为其时他已不是共产党员，因此常被圈内的进步师生称誉为“带翅膀的”（以“飞”喻“非”）布尔什维克红色教授。
1935年，李达出版《社会学大纲》，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毛泽东收到此书后称赞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他自称读了十遍，并作了读书笔记。
1947年秋天，毛泽东、周恩来曾几次邀请李达去解放区，因他的健康状况不好而未成行。1948年底，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李达身体康复，地下党转来一封信函：“吾兄为笔者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吾兄速来加入经营。” 看到此信，他心情无比激动，当年的润之老友还在挂念着自己这个“发起人”。他在地下党派员陪护下，转道香港、仁川，经天津，于5月14日到达北平，被安排30年代的李达。
住北平饭店。
18日，毛泽东特派林伯渠将身穿蓝布长袍和布鞋的李达单独接到香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同向他询问了湖南情况，毛泽东单独留他夜谈话旧。在故友重逢后的长谈中，李达表示要重新加入到党的行列里来。毛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以后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很多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党是了解你的。”当夜，毛泽东留李达在自己的床上休息。接着，毛做他的历史证明人，刘少奇、李维汉做他的入党介绍人，经中共中央特许，重新入党，没有侯补期。
中共建政后，李达主要从事教育工作。1949年任北京政法大学副校长；
1950年至1952年任湖南大学校长；1953年至1966年任武汉大学校长。他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和常务委员，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会长等职。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李达非常尊重和敬佩毛泽东，无论是在领袖才能还是学识上，都视为难得的人生知己。
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先后发表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李达由衷地赞叹毛泽东的哲学才华，撰写《〈实践论〉的学习提纲》等一系列文章，李达由衷地赞叹毛泽东的哲学才华，撰写《〈实践论〉的学习提纲》等一系列文章，出版《〈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他在高度赞扬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同时，也认为毛泽东原著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有失公允，他直言不讳地在信中提出。毛泽东虚心接受李达意见，回信答应在出选集时修改。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李达见到南巡的毛泽东，发生了关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激烈争执。李达痛心地认为毛泽东脑子发烧。他说：“你发烧四十度，下面就会发烧四十一度、四十二度。”“文革”前夕，李达再次反对“顶峰论”，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发展的，“顶峰论”是违反辩证法的。
朱劭天（1916-2010），山东单县人。他出生于名门望族之家，乃父朱五箴1904年赴日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并于1911年潜回上海、武昌等地参加辛亥革命活动。1913年在日本毕业回国后，在青岛大学等校任教授。受父亲影响，朱劭天爱国热情高昂，1933年，在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就加入“左翼作家联盟”，读朱劭天。
大学时积极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参加了在北平成立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被推荐为燕京大学队部负责人。4月，他和燕京大学九名同学组成第一个北平学生访问团，出访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当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积极参加抗日后援工作。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根据党组织决定，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在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特务营任营指导员，地下支部负责人之一。为中共为便于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工作，遵照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安排，1939年1月，他与在第二战区战地工作团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高秉洁在西安结婚。接着，他们伉俪由组织安排去延安。先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财经部工作。1944年春，陈云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由于他到延安后仍然坚持读书学习，并对经济感兴趣，所以受到李富春的重视，派他担任陈云的秘书。1945年10月，他离开延安，奉命赴东北开展新区财经工作。1946年初，遵照组织安排，他离开嫩江省财政厅厅长之职，到北满分局再次担任陈云的秘书。1947年4月，他就任东北铁路总局经理部部长。1949年5月，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财务局局长，随后又兼任北京铁道学院即北方交通大学首任院长。1958年被派来武汉，先任中南财经大学校长，接着担任该校改名为湖北大学的党委书记，并任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60年冬，他率省委工作组来武大整风，接着担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1965年初调出武大，担任中南局科委主持工作的第一副主任。他是从广州被押回武大作“三家村”“老板”的。后来，朱劭天对笔者说，1957年反右以后，党中央决定加强大学的领导，抽调一批干部去大学担任领导职务。原北京大学副校长江隆基作了兰州大学校长，陆平作了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作了南京大学校长，彭康作了西安交通大学校长，文革中，江、彭自杀了，陆、匡大难不死，改革开放后，陆为全国政协常委，匡仍然在南京大学成为著名教育家。他当时被派来武汉，先后在中南财经大学、湖北大学和湖北省委宣传部任职。他们这批延安出来的干部是去大学管知识分子的，或者说，是去整知识分子的，但他却是去保知识分子的。笔者插话说，难怪学术奇人康宏逵先生说，“文革”前，在武汉高校当书记而又真正跟知识分子“穿连裆裤”的共产党人只有“二朱”：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劭天和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朱九思。他听后笑了。
1960年底至1961年春，武大党委开展整风，湖北省委派朱劭天率工作组领导这一场整风。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斗争，李达、朱劭天批判了武大1958年的教育革命。结果，继刘仰峤之后主持武大党委工作的刘真书记调回湖北省委，两位1958年被刘仰峤提拔任武大党委副书记的罗鸿运、侯福珍被调离，朱劭天担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1961年11月中央制定“高教六十条”。这个条例从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教育方针、培养目标到教学方针和方法都作了规定。这是当时高等教育界拨乱反正的纲领性文件。为贯彻“高教六十条”，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他和李达校长采取许多具体措施纠正1958年教育革命的“乱、糟、偏”。正是因为1961年整风和随后贯彻“高教六十条”，他们得罪了武大的许多“左派”特别是1958年所谓教育革命的积极分子及其在省委的支持者，因而埋下了“文革”置他们于死地的祸根。
何定华（1908-2001），本名方澣，蕲州（今湖北蕲春）人。1929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他与乡友蕲州胡风、京山聂绀驽等人在日本组织《新文化研究会》，出版反日刊物《文化斗争》。1933年加入日本共产党。一次党组织通知集会，进行示威。他按时到达集会地点，却不知组织内出了叛徒，被候在集会地点的日本军警逮捕，受尽严刑拷打，满口牙齿全部被打掉，始终坚贞不屈，只称是路过那里。日本警察当局没有拿到他从事革命活动的证据，经有关人士积极营救，他出狱后被驱逐出境。回国后，他在上海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任常委。1937年（一说1934年4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部长，陕北公学教务长。中共建政后，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湖北省人民政府秘书长，1958年调任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他是经历过延安整风“抢救运动”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在武汉大学，事无巨细，他都尽职尽责，连寒暑假也不休息，是武大员工公认的“管家婆”。
何定华可谓举家革命，他的两位弟弟、妹妹、妹夫以及慈母都是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参加革命的。母亲在延安被分配到中央医院当保育员，全院称她为“何妈妈”，1945年去世，葬于烈士陵园并立碑。大弟方载阳抗大毕业后，从军数年，多次身负重伤，1947年在鲁南大会战中患病去世。小弟方敏，延安抗大毕业后曾在八路军120师、南下支队、新四军五师工作，后任60军政委、南京革委会主任、市委书记。妹妹方如蕙和妹夫张治平曾在解放区办教育，1949年后，张治平任陕西师范学院院长。对于共产党，他真可谓满门忠烈！
然而，何定华却遭受来自他组织上的两次重大打击。
一次是延安整风审干中的抢救运动，他被打成国民党特务，关了一年多。这是因为他的叔叔方觉慧 是国民党要员。他从日本被驱逐回何定华。
国在上海就住在叔叔家里，本来是以这个为掩护，从事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参加左翼文化活动。但在抢救运动中，他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他同时还有“自首叛党”的“叛徒”嫌疑。那是他在日本被捕居然只是被驱逐回国了事，在延安那样的“抢救”性“审干”运动中，不被嫌疑才怪！后来，“文革”1967年5月18日，他对开始为他翻案的笔者“澄清”过所谓自首叛党问题。大意是他在日本是以参加左翼文化活动及留学生反日活动的“罪名”被捕的，并不是因为参加日本共产党，他也没有承认日本共产党员的身份，无所谓“自首叛党”。因为是留学生，所以只好被驱逐出境。他说自己是经过延安审干的，并且是康生作的结论。
何定华另一次重大打击就是“文革”，他和校长李达、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被打成“三家村”。虽然“文革”前他是工作狂，武大教职工公认的“管家婆”；但是，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是不管这些的。相反，越是埋头拉车，肯定就越是“不抬头看路”。特别是1958年，他来武大任常务副校长，非常尊重李达，常常代替李达主持一些重大校务，同李达和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配合默契，批判过1958年教育革命的“乱、糟、偏”的极左错误。文革伊始，他还支持设备科办“校史展览”，其中竟有58年教育革命的浪费内容。他又一次在劫难逃，被打成李达“三家村”“大老板”。他被抄家，被批斗，被赶出住所，搬到一间破旧平房，甚至强迫他举着小白旗跪在马路边示众，后又被押送武昌县（今江夏区）东升公社“黑帮”“劳改队”，受尽了人格侮辱和身心折磨。
牛永年，新四军出身。1949年11月成立的中原大学财经学院负责人之一。该院改建为中南财经学院和湖北大学以后，担任统战部长。1961年调任武大党委办公室主任。

第三章  内外夹攻，李达被迫害致死

李达作为“三家村”主帅被揪出后，陷入内外夹攻的汪洋大海。
6月3日武大文革动员大会这一天，从早晨7点到晚上8点，便有一拨拨人去李达寓所声讨，张贴大字报。从这一天起，学校还在李达寓所安装高音喇叭，对着李达的书房和卧室广播。
李达秘书刘长森，已被胁迫成为监视他的特务。刘当天即密报：“李达对我讲过三次，叫我去找庄果，把他关进监狱去，送到拘留所去。又讲，我要戴着黑帽死去。许道琦讲我另有一套教育方针，我有什么？我没有什么另一套教育方针。学生讲我反党、反毛泽东思想，我没有反毛泽东思想，也没有反党。”“讲我是大叛徒，到香港，出卖多少同志，我没有这回事。”“讲我是‘三家村’，真冤枉，我与何、朱有何联系？”
6月3日早上7点有一批人进入李达住宅声讨。刘长森密报：“12点多我入内，声讨李达这家伙的群众2点离开。李达对我讲：许道琦、庄果二人一早到他家坐几分钟，并很生气地讲：⑴李达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窍不通。⑵运动告一段落可以去北京。⑶抗拒运动，态度极不老实。”“祝今晚主动要求到客厅去睡，以便料理李达。祝今天的感情不对头，看到李达年迈被声讨，产生同情心。”祝即祝福庆，李达警卫，刘密报后，祝即被工作组调离。
6月5日，刘长森密报说：
李达叫我把门外大字报看看，什么内容告他。我讲室内大字报看了一下，
三个问题：⑴反对、攻击毛泽东思想方面；⑵攻击党的教育方针问题；⑶过去脱党历史问题。李达问具体内容，我答，如说“政治上服从主席领导，学术上要与主席争鸣。”58年哲学系师生下红安劳动锻炼，与贫下中农结合，你说：“比过去长工对地主劳动还不如。”“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是从你的《社会学大纲》里抄来的。”李达否认没这回事，他讲没有讲过这些话。李说：“这话明显是错误的，我怎么会讲。”又说：我只讲过毛主席看过我的《社会学大纲》，是毛主席原来的秘书周小舟告知我的，说主席在《社会学大纲》上划了记号批语，61年庐山见到主席，叫我修改《社会学大纲》出版，周小舟说，要是找到毛主席看过的那本《社会学大纲》，修改时就方便，好多了……他们讲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反动派，我怎么能承认，我到死也不承认是反动派。
6-7日，刘长森密报说：
    昨天上午李达讲材料已看过两遍，正在看第三遍，叫我念第一部分。晚
上七点开始，他材料五个部分全叫给他念着听，他基本上逐条反扑说：材料绝大部分都是造谣，他们（指王勇同志）把话变了样，王任重看过加了按语，只听他们的。“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不听听我的情况……把材料中一1、部分的共七条全部否认。解释⑶条，内容重复过去的已汇报的情况。⑷条石讲：李只对陶、陈、李讲过。在63年李达中风住院时，陶等门口送，李达讲现在只有毛著一本书在国外出版，大家加把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写好，写得有水平，争取在国外出版，让中国革命介绍的书多几本在国外出版。陶等忙安慰了一番李达，表决心等。其他⑵⑶⑸⑹⑺条，李达均否认，说没讲过。一、2、⑴这条，李达讲59年他没讲课，只57年下半年58年春在哲学系进过课，没有讲过这条的话。一、2、⑵条，李达是说经济基础包括多样生产关系，即生产、分配、消费（生产关系的三要素），没有讲过综合经济基础。一、2、⑷条只讲感性—理性—实践。一、2、⑹条是讲过对陈楚佳讲的。把陈骂了一顿，说陈揭发的，但我听他话里似乎有话，好像陈还不知李达其他问题没揭发。李问我，陈还告了什么？“陈毅是个军人出身……”以后这段话他没说没讲。一、3、⑶条，李达讲是李倩文告发的。李达讲，有一年省党校搞训练班，李倩文请李达去讲“党一大”情况。他就把当时观点讲了。“一大”召开前，有个李χ森与χχχ（引按：李汉俊与陈独秀）有分歧，搞分裂，把开会通知单交他保管，后决定仍开会，通知就由他写发。他写一通知到长沙文化书店毛泽东，通知湖南派两人去上海开会，开什么会没讲。毛主席到后，见开会的C·P（中国共产党代号），毛主席讲我们是C·Y（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还不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以后回去在湖南就组织C·P。别的情况李达没有讲。李达讲完这话，坐在床上，装腔作势的把双手一抬说：“真后悔，我当时不该把这实话讲出来，引来这场大祸。”
刘的密报，主要是讲李达对整他那些材料的否定，其中所涉生产关系纯属学术见解。文中的陶即陶德麟，陈即陈祖华，李即李少白，还有陈楚佳，均系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成员，亦即李达编书助手。李达关键问题或要害问题当然是历史系李倩文揭发李达回忆毛泽东、何叔衡出席“一大”的过程和身份，从中所吐露出李达的历史作用。李达这个回忆至少讲过三次，50年代初，他在长沙讲过；1957年七一，他给哲学系青年教师讲过；61年在省委党校第三次讲。前两次都没出事，不意这最后一次出了大事！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是1920年8月成立的，书记是陈独秀，境外相关历史书籍也是认同的。11月，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请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李汉俊代理书记。陈、李通信因党的经费问题和组织原则（分权还是集权）发生争论，1921年2月，李汉俊辞去代理书记，李达任代理书记。从此，直到中共“一大”的筹备、组织、联络和召开及会务，主要都是李达做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李夫人王会悟协助。大概那时毛泽东还未登场，所以才有今说“一大”成立中国共产党。其实是先有中国共产党，才有中共一大，今说把中共的历史整整缩短了一年。
7日，武大召开三级干部扩大会。王任重来武大并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他表态说：“这次武大问题不解决，省委自动解散！”李达被押去参加大会，张体学在会上讲话后同李个别谈话说：“你的问题，就是1958年写了一篇文章，是右派立场。这次你好好检查，触及灵魂，只要有认识，我个人意见，武大校长不做了，去当人大常委，还是一级教授，工资照发。”但刘长森当天密报：“今天上午李达去新饭厅参加三级干部会，去前石十分紧张。李听完张体学同志的讲话后，张省长又找李达个别谈话。李达对张省长讲：不戴黑帽子进火葬场，要深刻检查，跟不上毛泽东思想。又把当代顶峰问题向张省长解释一顿。又讲62年夏回乡问题可调查。讲材料已见过，大部分都是没有这回事。又讲他要老来红，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等等。11点25分回来后入房。李达对我讲，要痛改前非，沉痛的检讨，照张省长讲的，自己思想理论问题，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问题”。
11日，刘长森密报：“今天上午继续写检查，还是那一套，逐条反驳。写到李达有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如生产力论部分。李达就搬出58年《理论战线》发表的‘历史唯物主义讲座’有关章节，还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有关马克思的话，用这些来为他的修正主义观点、反动观点找辩护词，并叫我抄有关的词句到书面检查里去。11点10分庄果同志来后，他对庄果同志讲：……承认批评刘真同志那次有片面性，只讲缺点，没讲成绩。又讲侯、罗、（刘真）三同志调走时，他辞职。后来陶铸、任重二同志来看他，问此事，他抗拒，现在承认错误，请省委给他严厉处分等。……又讲到57年写那张大字报问题。李达对庄果同志讲，他要写检查，承认错误，有些问题要申辩，讲很多问题是捏造。”
连日来，一拨又一拨人不断在李达寓所门外敲锣打鼓声讨，喊口号、唱歌，6月13日湖北日报头版。
李达受不了了。
12日，刘长森密报：
上午祝福庆搬房子，石见到与李讲了。我入内，李达说：我犯错误连累了你们，真是对不起大家。讲头昏沉无法写，他躺在床上看“材料”。下午石找我，讲李达感身体不适，头昏厉害，经量血压、体温等，一切正常。看来是因为没睡好的原因引起。今天上午大门口有些群众，还有小孩在看大字报。中午一点多不知哪单位的同志打着锣鼓，经后面马路在附近喊口号、唱歌。李听后十分紧张，石曼华把房门也关上了。下午入内李达对我讲：我请求把我送拘留所去！我现在是惊弓之鸟，听到门口有人喧哗，呼口号，打倒李达，心里很不安！这如何来写坦白申辩材料，把我送拘留所，让我安静的反省。李又讲，那个检查改一下，不能说是检查，应写坦白交待罪行与申辩，承认错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申辩。反党事只两条：⑴、辞职事，与省委抗衡。⑵、57年写的那张大字报。下余的是错误，算不上反党。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学好，不能活学活用，严格讲是一窍不通。反对刘真、仰峤，这不能算是反党，是反对他们个人，我向他二人道歉。其余是错误，我检查，不符合实际的我解释申辩。看来我要戴着黑帽子死去。”
李达在自己遭受奇灾大祸、处于惊弓之鸟的状态下，对跟随自己多年的警卫
祝福庆遭受“连累”、被迫搬离而深感不安。他说“对不起大家”，实是表示一种深深的歉意，当然也包括对刘长森。但已由秘书异化为特务的刘呢？难道就没有一丝歉意吗？
13日，武大召开“声讨珞珈山三家村反动罪行大会”。由陆舒媏揭发、控诉李达“三家村”罪行，讲述以蒋蒲为首“革命左派”的“英勇斗争史”，并把李达、朱劭天、何定华、牛永年揪到台上示众。
同一天，湖北各地市县也召开各种声讨大会。
为了制造声势，扩大影响，许道琦和省委副秘书长吕乃强还组织《湖北日报》、《武汉晚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和《武大战斗报》大批记者、编辑，日夜赶写社论和报导稿件，许本人亲自写社论。经过五天五夜的苦战，在6月13日武
大声讨大会这一天，通过报纸和电台发表“武大三家村”的报导和评论。其中《湖北日报》第一版头版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同时发表前述王任重6月7日在武大的题词；下半版是通栏标题：“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珞珈山，武大揪出朱劭天何定华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报导说：
    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一九五八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第二、三版则发表了武大一些人揭露批判武大的“三家村”黑帮的文章和大
字报。其中第二版在通栏大标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之下发表《武大革
命师生痛斥朱劭天何定华等“三家村”黑帮罪行——大字报选刊》，选发7篇大字报和1张大字报插图。
事前，省委已通知武汉市各机关、学校、工厂准备声援。13日当天，省委组织118个单位十几万人来武大声援和声讨，人流长达数里。工作组乘机召开大会。“早晨七时，当湖北电台广播了武大揪出朱何‘三家村’反党黑帮的特大消息后，全市工矿企业，大专学校，机关团体，市郊农民，都派代表前来学校声援，游行示威，到晚上十二时多还有队伍来校，总数达30多万。声援书、大字报雪花飞来，大捆抱来，挂满了环校马路两旁，贴满了路边楼房（墙壁）” 。但公开报导，却没有点李达的名字，而用名“某资产阶级权威”。后来，笔者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主持盘查王任重才知道，其时对李达不登报、不点名是毛泽东的指示。
当天刘长森密报说：
上午在家听大会广播。近十二点保卫科嘱把他带到会场。散会回来后，中午李达吃饭正常。他在房内讲：“陆舒媏的报告是起诉书，是对我的判决，我还申辩什么，戴着黑帽子死去算啦！辩也辩不清的！”（李达讲此话时神态自如，毫无悔改之意，其实抗拒抵赖！他干了那么多罪恶勾当，反而造谣诬蔑陆舒媏同志在大会上的揭发控诉，李达简直可恶之极，罪该万死！在会场上成“狗熊”，一到家又成王啦。……态度傲慢，无所谓，真把我气死了。）
我拿湖北日报进去，他边吃边看，讲：“见报啦，怎么没点我的名字，大概明天会上报的。”还讲：“真是天大的冤枉！我是‘三家村’，我与朱有何联系，老何常来我处。全是造谣、捏造。”
李达中午没睡着，外面单位来支持我校斗争的游行队伍，从上午到晚上九点半没有断过。呼口号，惊天动地，大快人心。可李达这个反党分子听到游行示威喊口号情况，无动于衷。我对他讲汉口的各行各业来了十几万人支持武大斗争，但他无动于衷。只讲：“声势这么浩大。”（这句话是讽刺、叽笑口气讲的）傍晚外面在示威喊口号，李达一人拿一把扇子在研究室门口石凳上乘凉，这么顽固，可恶已极。下午入内给李达死鬼吃药，一量体温37゜3C，血压高些。找医生来后，他向高医生询问病情，谈笑自如，好像今天学校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见此情，真把我气死啦。李达这个不知羞耻（的）叛徒。
    五点钟庄果同志来，谈了近一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听李达诡辩。……叫庄果同志把他送到拘留所去。
应当说，这一天是李达被揪出后所遭遇奇耻大辱的又一天！他虽然苦不堪言，
但从刘的密报，他还是保持着基本定力和心态，并没有惊慌失措；相反，他还“挑战”庄果：把他送拘留所！
此后十多天，省委又组织武汉三镇及外地数十万群众夜以继日来武大游行示威，敲锣打鼓来武大声援。
14日，《湖北日报》第一版通栏标题报导“同声欢呼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众口齐诛珞珈山的‘三家村’黑帮，全省人民坚决声援武大革命师生，横扫一切害人虫”。第二、三两版则是报导声援情况。这天，刘长森密报说：“今天上午李达写检查约一小时，门外陆续不断来许多校外单位同志，来声援我校的革命斗争。李达即嘱不写啦，并讲外面这么吵，弄得头昏沉沉，不能安静地想问题，所以一直到晚上也没有写成。上午李达听到门外呼口号，声讨他，他讲：‘打倒李达已喊过几万次，不打自倒，还喊什么。’”
这天，两位学生蒋祖武、黄干平搬入李宅。他们被派住李达寓所以“保卫”为名、实际担负监视李达并同时监视刘长森的任务。蒋祖武，化学系学生；黄干平，物理系学生。蒋写密报说：
    我是从6月14日下午5点钟搬到黑帮头子李达家里来的。一来我发现
他装着垂头丧气地睡在书房的床上。他和老窝是封建的王宫，我看了非常生气，怒火直冒。但为了更好的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只是怒视了“土皇帝”李达一眼。晚上李达出来乘凉和刘秘书一起谈心，我去廵逻，李躺在藤椅上，李见了我突然坐起来，要我坐，我毅然而走。
15、16日的《湖北日报》继续以整版的版面报导声援情况。
16日，《武大战斗报》报导：
截至15日晚上8时止，来珞珈山声援我校革命师生员工的共达两千多个单位近三十万人，送来声援书十万多张，声援信五千五百多封，从全国六十七个县市来电七百八十四份。
目前，在全国、全省、全市、全校已经燃烧起了烧毁“三家村”的燎原烈火。
李达本人呢？刘长森密报说：
        今晚李达本来讲继续写，但因精力不支，石又建议停写，明天好继续
    写，所以我就念战斗报载“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第一批材料”给他听，全文念了一小时。李达边听边冷笑，基本上各条均表态说是造谣，没讲此话。他讲：“说我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有关条，可以去调查，没那么回事。这全是小曾搞的，造谣，捏造，真狠恶。”讲到他以往著作中，及文章，与文汇报记者谈话有关系，他就沉默不语。凡是材料中李对χχ说的各条，他就抵赖，他没讲过此话。材料念完，李大放黑话说：“看了这些材料，那还得了，开除党籍还有余。这还是第一批材料，以后还可以造出第二批，第三批材料来，没有可以生嘛！他们给我搞这多材料，还可以生些出来，众人一搞，我还不‘死有余辜’，即死了还有罪，死后还不能弥补这些罪。哎，真是天大的冤枉！我有口难辩，这多条我如何申辩得清，还不得由他们造材料说了算”。
    同日，黄干平又收集：
        从下午8：50开始，刘即给李读武大战斗报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第一批材料”，在读的过程中有几点值得注意：⑴李不断地发出冷笑，例如当读他说的“唯陈言之务去”时，他大冷笑，并说“是这样”。⑵当刘读到1949年主席对他说“我是到延安才研究哲学的，那有你那么系统呵”，李沾沾自喜地说：“是的，那是主席说的”。⑶刘不断的读，根本没把李的回答和态度记下，我觉得这不应该（这些情况我是在外偷听的）。从这些情况来看，李对战斗报关于他的材料根本不在乎。
    刘、黄的密报表明，李达似乎并未因“已经燃烧起了烧毁‘三家村’的燎
原烈火”就张皇失措而“认罪”，而是不断申辩和自证。刘文中说的小曾即曾勉之，李达秘书。而黄文则表明刘既做特务，自身又受到监视。情况何其复杂、残酷而惨烈！
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新老帐一起算”，打李达“三家村”也不例外。5月下旬，武大工作组派校党委办公室秘书侯廉实率领调查组，在湖南省委和组织部门的支持下，去李达家乡零陵县蔡家埠公社。调查组利用当地唐、李两姓的某些宗族矛盾，使用威逼李达亲属的方法，得到了一些“材料”。他们返校报告说，李达对农民有“严重的经济剥削，划成地主大有希望”。
6月7日，侯廉实调查组写出《关于李达解放前后在湖南地区的反动罪恶活动的初步调查》。但是，工作组不满意这个“初步调查”，要求就李达“是否应划地主分子”的问题“取得直接的证据”。
6月中旬，湖北省委向武大加派60多人的庞大工作队，部署围剿“李达三家村”的战斗。
6月15日，侯廉实再赴湖南。这次是与零陵地、县、区、社四级组成“联合
调查组”，一进村就召开“揭发、声讨李达黑帮”大会，迫使群众控诉李达“解放前压迫、剥削农民的罪恶”，并由调查组人员代写“检举材料”。在李达的“地主”材料仍感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又让调查组成员之一的公社书记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编成“旁证材料”。最后由这位公社书记签署意见，将调查组中意的“材料”定为“可作依据”；不中意的定为“仅供参考”。这样，到21日便取得了李达应划“地主”甚至“恶霸地主”的“直接的证据”：李达家的11亩水田被夸大为16亩，5亩旱地被夸大为11亩，出租3亩水田歪曲成16亩，李达亲属放的谷债、开的药店和织布厂被搬到李达名下，甚至被土匪杀害的妇女也被记到了李达的帐上。
    联合调查组写出《关于李达家庭成分的调查报告》，又代替零陵县人民委员会起草对这份调查报告的《批示》，于28日催促其开会通过，以零陵县人民委员会“66秘字第068号”正式文件发往武大。联合调查组的这份调查报告和零陵县人民委员会的这个批示，完全不顾李达自1947年起在湖南大学任教和其全家无一人在乡的基本事实，决定“将李达的家庭成份由小土地出租改划为地主，给李达本人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
    李达在历史上脱党但始终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这本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在那“怀疑一切”的时代氛围下，人们亦怀疑李达也一定有“大问题”。王任重在《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加按：“李达同志的历史可不光荣啊！一九四九年以前你在哪里？”在决定打李达的中南局会议上，庄果也预言：“按一般情况，李达一定是在大革命时叛党的”。
但是，工作组派侯廉实率领调查组调查李达的“历史问题”却出师不利。他们一进入湖南省公安厅，查出的是1928年春湖南当局对李达的“通缉令”，在“人犯”李达名下，赫然写着：“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但他们根据工作组“从容易的地方下手”的指示，还是进展神速，写出了前述6月7日那份《关于李达解放前后在湖南地区的反动罪恶活动的初步调查》，认定“李达在解放前的历史是非常黑暗的”。
工作队进一步诬陷“李达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历史”。如不顾李达传播马列主义、主持发起建党、与陈独秀意见不合的事实，诬指他是“五四运动的右翼”、“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应声虫”；不顾马日事变后李达转到零陵家乡避难的事实，诬指他在长沙“安然无事”；不顾大革命失败后李达从武昌中山大学流亡上海法租界的事实，诬指他仍在武汉“当教授”；不顾李达在上海宣传马列主义并因此遭特务毒打住院治伤的事实，诬指他是“反革命‘围剿’的刀斧手”。
然而，学校文化革命开展后，据笔者听闻所记：“李不愿交代问题，要到北京去找毛主席，要别人根据‘三条’提意见（时间、地点、签名）；朱满不在乎，即使听动员报告（6月3日）那天仍然冷笑，同学们看（见）他，喊打倒他的口号，他干脆站起来，树大目标；何定华竟搞出一个‘一反三查’展览，公开对抗运动，动员报告那天上台时眼睛鼓鼓，满脸红红，多么仇恨我们！”可是，“刚刚十天以后，我全校师生员工声讨，省市各厂矿企业、郊区贫下中农、武汉驻军、机关团体、兄弟院校，都纷纷来校声援，小操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环校马路上游行示威，鱼贯而进。打倒李达、朱劭天、何定华、牛永年的口号声此起彼落，整天价响，在这时，他们上台示众时，都乖乖低下了头。” 可见，借群众运动以慑服打击对象，没有不成功的！这正是民粹！
28日，毛泽东来汉。工作队派人将李达住宅内外关于“打倒黑帮头子李达”一类标语、漫画、大字报统统揭去，洗刷得干干净净。究其用意，一是省委仍在请示毛泽东：“李达的问题，可不可以上报点名？”一是考虑毛泽东万一来武大视察，不至于有碍观瞻。但是，这只是“外松”，更有“内紧”。这一天，蒋祖武密报中就说了这样三点：
       2、八点钟左右我就叫广播台把李达家的广播开关打开了。我就组织他们（六个人）听广播，李达这家伙耍无赖。人家正在控诉黑暗吃人的旧社会，他要睡觉。他指肚子说：“肚子痛”。我说：“你老实一些，不许装蒜！”他只好坐起来听。听一会儿他又要睡觉，我心里十分气愤，恨不得给他几个耳光。但是耐住了这一行动，又喝令他坐好听。那家伙真是十分顽固，他坐在那里闭着眼睛打盹，我就不断地叫他好好地听，早上这个报告就这样听过去了。
       3、下午3点多钟又听报告，下午这个报告他听得更不忍耐，躺在床上听，不管你怎么喝都不起来。他说，他在听，那真是把我的心都气炸了。他无赖，他身体不行了！就这样我忍着快化到手上的愤恨，他硬着头皮听了今天的两个报告。
       6、晚上刘长森又给卫生科打电话，说李又病了，血压又升高了。可能在恨我压迫他听了两个报告，特意说叫我听。总之我不怕，我要强迫他听别人在对他的声讨。
    人们常说红卫兵怎么残酷对待老干部，其实那只是部分红卫兵。蒋祖武、
黄干平是工作队派往李达家的学生，那时还没有红卫兵的影子，但这种官方依靠的学生难道还不残忍、残暴吗？不用说对待自己的老校长，即使对待一般老人，也不至于如此吧！在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下，学生喝“狼奶”成长，哪还有人性，良知和做人的底线！
30日，共产党成立纪念日前夕，报纸、电台公开点名，揭批李达“三家村”。当日《湖北日报》头版在通栏标题“打垮武大‘三家村’黑帮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之下，发表“编者按”说：
今天本报发表两个材料，一个是《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一个是《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这两个材料，进一步揭露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黑帮的反动面目，这样，就便于同志们了解他们的反动言行，看透他们的反动本质，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批判，把他们斗倒斗臭。
这个“编者按”集中揭批李达说：
李达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长期以来，他挂着“老党员”、“老马克思主义者”的招牌，摆出“名流”、“学者”的架子，利用他窃取的领导权，一贯地、系统地、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大肆宣扬和推行他那一套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路线，阴谋把武汉大学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阵地。李达欠人民的债够多了，够长的了，应该进行彻底的清算了！李达实际上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假马克思主义，真修正主义。他在大革命时自动脱党，直到一九四九年才重新找共产党，这段历史是很不光彩的，很值得怀疑的。解放后，李达到了武汉大学，他的所作所为又是怎样的呢？武汉大学有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革命分子，李达是他们的大老板，保护人。武汉大学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束缚，李达是这个钌铐的制造者。武汉大学的“三家村”黑帮阴谋篡夺学校的领导权，李达是这个黑帮的主要人物之一。在他们阴谋复辟和革命师生反复辟的斗争中，李达赤裸裸地露出了他的反动的“学阀”面孔，残酷地压制和打击革命师生。
署名《武大战斗报编辑部》的《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分五部分即五个大标题，也就是李达的五大“罪行”。
第一部分即第一个大标题是“疯狂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大肆宣扬修正主义谬论”。包括“否认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恶毒攻击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大肆宣扬现代修正主义的‘三和两全’的谬论”；所谓“三和”是指赫鲁晓夫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和平过渡，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和平竞赛，所谓“两全”是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变成“全民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全民国家”）；“‘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是李达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据点”；“反对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第二部分即第二个大标题是“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包括“留恋旧社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腐朽生活”；“一九五七年就煽风点火，反党反社会主义”；“恶毒攻击大跃进，咒骂大跃进是大后退”；“诬蔑人民公社，亲自指使分田到户，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第三部分即第三个大标题是“反对党的教育方针，竭力丑化教育革命，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包括“反对党的教育方针”；“反对政治挂帅，鼓吹只专不红”；“丑化教育革命”。
第四部分即第四个大标题是“为国内外修正主义辩护，替右派分子鸣冤，攻击文化大革命”。包括“咒骂斯大林，吹捧叛徒赫鲁晓夫”；“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辩护，替右派分子喊冤，攻击文化大革命”。第五部分即第五个大标题是“抗拒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推行资产阶级专家治校的路线”。包括“抗拒党的领导，抗拒省委决定，疯狂地与党争夺领导权”；“一贯仇视、排挤工农干部和打击革命的左派”；“一贯鼓吹和推行资产阶级专家治校路线”。
署名《武大战斗报编辑部》的《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一开篇就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
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
接着，进一步提出“武大校长李达、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
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就是这样一小撮妄图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这个材料共三部分即三个大标题，也就是“三家村”的三大“罪行”。
第一部分即第一个大标题是“毛泽东思想的凶恶敌人”。包括“否认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伟大发展”，“恶毒攻击毛主席著作”，“反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宣扬阶级调和与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工农群众和革命师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吹捧国际国内修正主义分子，为牛鬼蛇神辩护”。
第二部分即第二个大标题是“恶毒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恶毒攻击党的教育方针”。包括“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对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进行反攻倒算”，“反对党的教育方针，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第三部分即第三个大标题是“他们是怎样篡夺领导权的” ？包括“把资产阶级右派捧上台，实行教授治校”，“把无产阶级左派打下去，篡夺领导权”，“互相包庇，欺上压下，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
作为当年中共一大召集人和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达尤其感受到委屈、无奈和无助。当日，刘长森密报说：“李达中午没睡觉，看湖北日报。李达又讲，他们把十几年来，朱、何、我三人讲的话，东拼西凑拉一些话，放在一起，组成一个‘三家村’，不相干的话放在一起就算问题了……血压这么高，过不了这一关，作为一个党员，经不住一场考验，身体不给作主，就这样死去啦。”
连续半个多月，都有刘长森几乎一天不缺的密报：
7月1日，李达说现在把我也上报了，“三家村内容重点变啦，把十几年来朱、何、笔者讲的一些话观点相似的话，把笔者十几年前的著作中的话，以我为主，把三人的话拚凑在一起，变成一个“三家村”。你看这害死人……我如何辩法，不辩吧！辩也辩不清楚的，由他们去说。现在上报了，把我搞倒、搞臭，上报就臭了，我已倒了，还要把我斗倒斗臭，斗吧。下午入内继续写。李达讲：我抱三条：坦白、认错和申辩。错了就承认，认错。所以在写到《材料》三、2、3、4问题各条时，表面词句的认错，讲到他放毒全党，猖狂进攻刘真……等；但下面写时又在顽抗抵赖。
2日，下午五点钟，刘基万同志来通知李达，叫去三区会议室，庄果、李衍授、陈明三同志找他谈话。回来后，李达一直沉默不语，在那里发呆。去、回来在门口上车，有许多小孩呼口号“打倒李达”！这家伙怕得要命，坐在车里不敢出来。下车后慌忙快步进院内，傍晚在院内乘凉，李一人在那里发呆。……晚上给李达量血压202/104，比昨天高些，昨天是198/88。李达对我讲：“谈话回来，知要开斗争会斗我，我血压就高起来了。现在政策变了，张省长讲，不上报，背对背的，在家里写检查，深刻检查，会可以请假不去。现在上了报，点了我的名，又要我参加面对面的会，开斗争我的会。我血压这么高，开斗争会一喊口号，我还不昏死过去。就这样死去，戴着黑帽子不明不白的死去，让我把问题检查完，死去也就算了。”
4日下午李达叫我给他看报载的有关他的著作文章中的问题，用红笔圈出来，以便明天写材料的理论部分用。……李又讲：“我现在坐牢，我打算坐它几个月，这种坐牢比监牢坐得要舒服些，希望我不要在牢中死去”。
7日晚上九点半拿药进去，李又讲：“后天还要开我的斗争会，今天太苦了，椅子没扶手，坐不稳要摔倒的，做的太惨”。“作为一个党员，要通过这一关再死去，现在不能死，死了就是叛党。人总是要死的，我已76岁了，要死的，争取晚的死。过不了，死了也就算啦。你去讲一下，后天给我换个木椅有扶手的，不至摔倒。后天还要开斗争会，去就去吧！以后斗何、朱均叫我参加，我如何坐得那久”。
8日傍晚六点多，收发室送战斗报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第二批材料来。……李达叫我念第二部分（即62年8月回乡的那部分）。李达听后讲：“全是造谣，这是小曾写的，或是去调查了”。
9-10日昨天晚上照刘行焱同志的叮嘱办法，回来后入内装着问李达对那天开会夏斌揭发的历史问题，看李达反映如何？李达大放厥词。开头他只讲：“1923年陈独秀把他开除了，我那时已不在党。”后又才讲：“1928年我不在武汉，在报上发表文章发表声明叛党，这真是怪事。我是1927年9月28日从长沙到武昌中山大学任教的，干到12月下旬，只给了半个月工资。有天我从学校里出来，见三道街围一堆人，正抓人，我即到一朋友处，知特务抓人。1927年12月下旬，我于心怡的母亲一块去上海，买船票不敢买统舱，怕抓走，那时程潜正在武汉到处抓人。我买房舱去的，装病号，送饭到舱内吃。到上海身边只有15元钱。到上海坐马车把簇放下，住在旅馆里一天，身边仅剩下3元钱。后由张劲夫（应为张庆孚，现任中央林业部副部长）介绍到政法学院教书。张认识政法学院的教务长，我在那里教唯物史观。后又由张劲夫（张庆孚）介绍到上海暨南大学任社会学系主任，在那里讲课，颇受学生欢迎。后不知搞什么事，学校戒严，我不知仍进去，被特务追打，右臂打断，住院，学校出了些医药费，后不久就被解职了。张又介绍我到χ山（应这泰山）给冯玉祥教书，教辩证逻辑。叫我给冯当秘书，我坚决不干，教书两三月即走，去北京大学（引按：北平大学）教书，后又到冯玉祥那里教书几个月，又返回上海。在上海与友人邓初民、熊子民等人开书店，名叫昆仑书店（注：邓初民现人大常委，党员，在北京住；熊子民是湖北省人委委员，原省民政厅副厅长，民主人士，住武昌胭脂坪3号）。我初到上海没书教时，是给商务印书馆搞翻译，取得报酬度日”。李达又讲：“1928年我不在武汉，讲我发表文章真是怪事。那时国民党到处抓人杀人，我还敢写文章，书都不敢教。张劲夫（庆孚）介绍我到上海政法学院教书，我很久都不肯去。在上海他们知我已不是共产党员”。李讲这话时，对石曼华说：“要不早把我杀了。那时在上海许多朋友叫我参加别的党，谭平山叫我参加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还有别人叫我参加，我均没参加，这些人现在我名字也记不起来了。”又讲：“到冯玉祥那里教书，是组织上叫我去的，去工作的，是张庆孚介绍去的。解放后，在北京张庆孚还主张恢复我的党籍”。
11日，工作队党委：
李达这家伙今天听广播后，无动于衷，还时发出冷笑，真是可恶已极。又躺在床上装死，怕死的要命。这个叛徒，罪该万死，仍不低头认罪。……中午吃完饭我进去，李达、石曼华均沉默不语。下午进去量血压，李仍不语。我问他上午广播听清楚了没有？他才讲：“说我是大地主，大剥削者，真是冤枉，可以去调查。1937年我回家，我父亲纵然看分家合同，我没要，又去广西，后又到中山大学教书去了。1943年回家种田，我自己又请了一人，两人种十二、三亩地。我回家种田，因教书搞不下去，总遭解聘，又有很多人跟踪我。回家种田，国民党湖南省长薛岳还打电报给地方专员，此人现在是武汉河运学院副院长，叫他监视我。另距我家不远处，有一个人，我知他是C·C分子，总来我家看我干什么。”又讲：“我有五兄弟，父亲分给我十二、三亩田，我不靠这田生活，在外面教书。我没卖过田，我把田换成地，种果木。我家里是小土地出租者。我两夫妇，一儿两女，五口人才十二、三亩田，就成地主，真冤枉。”……今天下午对代表会上揭露他是地主，死不承认，百般抵赖。别的问题他不作反映，只讲几次“说我是大地主，大剥削者真冤枉，组织上可去调查”这句话。……糖尿验的仍是土红色，四个加号。高医生来检查也是4+。医生说随时都可能发生休克，嘱注意。
12日，上午近6点刘行焱交给我一任务。晚上我问李达，办公室要你交已写的检查。李达就装病，懒死狗似地讲：“这三天我身体不好，（一）直躺着没写。已写的检查不能交，得修改后再交。”并讲明天继续写。我又问27年、28年叛党声明事，地主成份事是否表个态，李达讲：“地主成份问题得说明，请组织去调查。”“27、28年说我写文章在武汉国民报事，当时我28年在上海，情况我记不清了”。
13-14日，下午照刘行焱同志的交待，嘱快叫李达写好坦白上交。李达这家伙，有些借口血压高装病、躺下来的思想。我紧催快写要交，他才继续写，是自己亲笔改，然后叫我一张一张地抄。改了坦白材料的四分之一，就闹头昏，一量血压：210/104。他怕得要命，就躺下不写啦。见到李达那装死的样子，真叫我满腔仇恨心，愤怒万丈，真叫人生气。李达改写的情况是题目换啦，把“我的坦白和申辩”改成“我的坦白”。后面的“检查”二字改为“坦白”，内容没有改动。叫李达快写上交材料，他就装病拖着不交。对别人揭发他是地主问题反映强烈……晚上进去，李达叫念第二批材料的第二部分，我边念，他边大声冷笑，并连声“全是鬼话，全是鬼话。”“小曾这家伙乱写，害死人。”“全是鬼话”这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黑话，李达昨晚讲了四、五遍。
从刘长森的这些密报中，虽然面临历史问题和阶级成分问题的纠缠，李达可能预感到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定案和处理；虽然因高血压和糖尿病越来越严重而心力日衰；但是，他仍然立场鲜明，态度强硬，头脑清醒，着力陈实，顽强地为自己辩诬，坚定地否定所谓“叛徒”和“地主”问题！李达说的“小曾”，即曾勉之，李达秘书。刘长森说的刘行焱，哲学系65届调干毕业留校，时任“李达专案组”组长。刘行焱一类人对李达的迫害手段、伎俩和对李达呼来喝去之话语，实乃历次政治运动之常态！“师生关系”早已乌乎云尔！而今鼓励学生举报老师，在学生中安插信息员，实乃“文革”之遗风！
在工作队安排下，14日，李达家乡湖南零陵县贫下中农代表团来校。他们来这里斗争李达，幷表示“要把这个坏家伙抓回零陵进行斗争”。15日下午，零陵县贫下中农代表团作报告，“控诉李达欺压剥削贫下中农的滔天罪行，揭发了他破坏土改、蒙混过关的种种罪恶，批驳了他62年回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无耻谰言”。 17日，刘长森密报说：“李达听广播，边听边讲：‘全是捏造，全是捏造，在胡说八道，哪有那么回事’”。上午李达又装死躺下来，耍流氓手段，他又不叫量血压了。上午李讲：“今天开斗争会我不去，要死就死在这里（指房间地下）。我不去，不然，他们就拖着我去。”……“我只有十二、三亩田，父亲是个佃农出身。我没帮地主打过官司，没敲榨勒索过，我靠教书吃饭。轿子是有的，不是经常坐，外出时才坐，没打过抬轿人。62年下（夏）回乡没干过揭发的那些事，是捏造，杀了脑壳也不承认，因为我确实没干过”。中午吃饭时又讲：“唐顺巴给我抬过轿，我与他是好朋友，他喜欢喝酒，我要见见他，请他吃饭谈谈。哎，现在人家不会来呵！”
18日，零陵县贫下中农代表团面斗李达。刘长森密报说：“上午在研究室，贫下中农代表等人与李达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李达这个老叛徒、地主分子、右派分子多么猖狂、反扑、抵赖，可恶已到极点。”中午散会进房内，李没何反映，仍喝水抽烟躺在床上。中午照样吃饭。下午进去量血压是220/104，194/100，与早晨量的稍增加了一点，看来他不紧张。下午李达讲：“斗就斗吧！斗死了算球！”……李达又讲：“我没有放高利贷，杀了头也不承认。我自己没干过，也许是那[哪]侄子干的。1928年我没到庐山去见蒋介石，那时躲还躲不开呢，还敢去见蒋介石。”这表明，家乡的贫下中农代表团和哲学系部分师生对他进行穷追猛打的面对面斗争，在经受这种人格侮辱之后，他已完全绝望：“斗就斗吧，斗死了算球”！
零陵县贫下中农代表团揭发李达回乡事完全亵渎了李达关爱乡亲的乡愁，可谓丧尽天良！
1962年9月，年逾古稀的李达以全国人民代表的身份回家乡视察。这是他1947年离开家乡后的第一次回乡（自然也是最后一次回乡）。他通过湖南省委、零陵地委的组织关系来到零陵县城，县委书记要陪他回去，并要派人保卫，他笑着说：“我是回家办私事的，就请免礼了。”其实他是怕人陪着、跟着，了解不到真实情况。
卧车驶进他故居灌塘口旁边的飞机坪，一群农民正挑着谷子往外走。一来到家门口，就看到这么多乡亲挑着这么多的谷子，李达真高兴。他问他们挑到哪里去，他们说是去卖余粮。他脱口而出：“卖余粮，好啊！”可是，这些乡亲却似乎不顾他这位家乡骄子的面子，很不领情地说：“好个屁！”他十分惊讶，问这是为什么。原来是社队干部虚报产量，把减产说成增产，上面压下来卖余粮的硬指标。其实，他们现在去卖的并不是什么余粮，而是社员群众本来就已经很少的口粮。
他还在进入故乡的地界时，就看到昔日那郁郁葱葱的一片片山林都变成了寸草不长的荒坡秃岭，心中便想到了他家院子里的那些香樟树。现在一进入故居，哪里还有那香樟树的影子，他似乎马上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大跃进”大办钢铁的破坏性。
他在家乡不仅听取了亲属乡邻对公社和生产队方方面面的议论和意见，而且访问了三个村的10多户农家。人们从1958年大跃进敲锅砸铁搞炼钢、禾苗搬家放卫星到日前的卖“余粮”和布票问题，都纷纷向他倾诉自己的意见和牢骚。他听着，思考着，让随行秘书记着，还不时插上一二句话。他针对1958年大跃进说：“那哪是大跃进，那是大倒退，大破坏。”砍树烧炭炼钢，“那是败家子，简直是大破坏。”“一九五八年把田种成那个样子，还不抵解放前的八成”，把“大跃进变成了大后退”。他感到家乡农民的生活“比给地主打长工还不如”，认为“这样搞下去，要唱‘霸王别姬’了”。
他离开家乡前，还专门把生产队长找去，要他搞分田到户。他说：“私人的田种的好，集体的田种的不好。”“伙在一起，劳力少的占便宜，劳动好的谁也不去管。”
李达回到县城，在县长的陪同下视察了双牌水库。他看到潇水被拦腰截断，筑起了一座大坝，既能发电，又能灌溉，高兴地说：“家乡变了。”他在向县长仔细寻问水库的建设情况后，不无欣慰地说：“大跃进年代也干了一些好事。”他对县长说：“县长是父母官，应该关心群众疾苦。你们要像修双牌水库这样为人民办实事。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那是唯心主义的口号，是违背客观规律、败邦丧国的口号，我们再不要喊这个口号了。我这次回家，连60岁的老文盲都晓得高产靠技术和勤劳哩！这就叫辩证法，而我们一些干部却不晓得这浅显的道理，为所欲为地瞎报产量。”
李达在家乡住了十多天，不仅了解了家乡父老乡亲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也了解了社队干部的不良作风。他切身感受到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依据自己对家乡的这些了解和感受，写成书面材料，分别提交省、地领导机关。  
李达回汉后，对于家乡人反映布票不够用的问题，他采取了具体措施。他分别给华中农学院和湖北省棉花试验场写信，请他们提供技术资料和良种，自己出钱购买，叫家乡来人提取，从而解决了家乡人穿衣难的问题。 一段日子里，他在家里常常唉声叹气地说：“要是我还能退回去几十年，我就不做这个校长，回去做人民公社社长，先把老百姓的肚子搞饱再说。”但是，他毕竟是武大校长而不是人民公社社长。还要说，他即便去做了人民公社社长，也不见得就能把老百姓的肚子搞饱，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体制问题。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这颗热爱乡亲、关心民瘼的百姓心！
7月16日，年逾古稀的毛泽东畅游长江。17日，李达问刘长森：“听小孩讲，毛主席来武汉了。”身处绝境的李达不由产生一线希望。但是，他虽然无从知道18日毛泽东已离开武汉去上海，但仍然寄希望于几十年的老朋友能给予解救。几经考虑后，19日，他向毛泽东写“救命信”。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  武汉大学李达”。信纸上写：“主席：请救笔者一命！笔者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  七月十九日”。虽说是请毛“救”他一命，但实际上也是对毛的某种“将军”：我都写坦白书了，你是否知道？你能否向工作队索阅？他央求跟随自己多年的秘书“帮忙”送去，并且特别交代：“你帮个忙，送这封信到毛主席那里，你不要与工作队他们商量。与他们一商量，信就送不到毛主席手里了，他们会留下”。
    当日下午5点半，刘长森到招待所向庄果等三人汇报李达写信情况，交了信。庄果接后拆阅，在取信纸时还说：“呵，这是给主席的信啦，没有看见，糟糕！笔者犯了个错误。（按：当时已有所谓杨尚昆私拆和扣押毛泽东信件的“罪行”）”他们商量后，决定把信留下。庄果告诉刘如何向李达交代。他说：“你先到外面去玩玩，过一两个钟头再回去，对李达就说信已经送到毛主席那里了”。
遵照庄果的指示，刘长森晚上七点半回去见李达，讲信已经送到的情况。李达问送信的经过，还讲主席是住在什么地方。但他又怀疑地问：“信是否真送到了？”他说：“怎么没送到？毛主席住的地方还有绿色篱笆呢。”李达仍不放心地问：“有收条吗？”他未想到此着，愣了一下，支吾说：“信交给了警卫，他说给主席的信是不给收条的，他保证送到就是了。”李达由衷而充满期待地说：“辛苦你了，交给警卫，信毛主席一定能见到。”他到死都不知道他所信赖的秘书早已奉命对他执行“特别”任务！
7月18日，中共湖北省委作出《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显然不正常。历次政治运动，一是运动期间批判从严，运动后期才组织处理；二是即使组织处理，也是先由基层逐级上报，最后由领导层级审批。可是，李达的组织处理意见直接由湖北省委作出，既没有武大基层组织的意见，也没有李达专案组的意见，更不是运动后期处理。
期间，省委工作组扩大为工作队。李达对自己“脱毛凤凰”、“虎落平川”的“文革”处境明显表现出更大的无奈。19日，刘长森密报李达全文如下：

工作队党委：
现将李达的动态汇报如下：
李达今天猖狂顽固透顶，花岗岩的脑袋，比昨天上午在斗争会上还猖狂反扑。
仍在恶毒地污蔑攻击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污蔑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已到极点，反动透顶，要开群众大会狠斗，彻底斗垮这个老叛徒、地主、右派分子，我要求开公审大会来审判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彻底清算他的滔天罪行，给以法律制裁。
《李达动态》7月19日之一节。
今天上午李达一直沉默不语，石曼华哭了一上午，下午又哭了一场。我向她交待政策，叫她劝李达坦白交待，低头认罪，争取从轻处理。石仍包庇李达，不肯交待。上午她还找我谈了近一小时，石讲的问题是这么一些：（1）李达不认罪，石叫李达低头全部承认罪行，然后让组织上来调查处理，李不听，讲没有干过的事如何承认得？如放高利贷问题，帮地主打官司问题。（2）李不交待认罪低头，自己过不了关，这多问题又严重辩不清的，石也被牵连，李不久就要死的，将来石无处藏身，北京去不成，武大不会让住，安逸享受寄生生活过惯了，回乡又不愿意去，何况家中又划成地主成分。（3）石讲李达问题她不知，知就坦白了，这样对李、石均有好处。（见她的鬼吧，又在摸底，包庇李达）（4）讲回乡找生产队要150斤谷做酒，带丫头到湖大事，不知这是问题，知的话早就坦白了，后经济困难托一熟人老乡（在湖大工作的）带回乡去，在衡阳买车票候车时，那丫头跑了，后来就没事。（注：这是鬼话，这笔血债要用血来还）（5）叫我劝李达。
上午听保卫组蒋祖武告诉我，李达讲：“我是叛徒，是叛的陈独秀的党，不是毛泽东的党。”李见石在哭，对石讲：“我犯的错误，带[戴]帽子是我，与你无关，你仍可照样生活。”李达对我讲：“石哭怕我死了，没地方去住，怕带[戴]反动派家属的帽子。”下午入内量血压是222/110，236/114，尿糖四个加号，找医生来注射过㎎S04 25%4㏄。在饭厅床上量血压时，我叫他坦白交待低头认罪，他顽固猖狂地讲：“我过不了这一关，快死了，斗死算了，我顾不得别人了，死了拉倒，后代也不管啦。”量完血压，李背着石慌忙地叫我入内，怒气冲冲十分猖狂地说：“叫我回乡，带回去斗，我不去，要带就带死的去，我就死在这里。”李讲：“你帮我一个忙，不知肯不肯，就帮这一次忙。”我问何事，李说：“我血压这么高，随时都可能脑溢血，今天气喘病又发作，这是心力衰竭的征兆，我76岁了，死了算啦，你帮我一个忙，救一条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去，毛主席住在东湖宾馆，内有冷气设备，你去找。”随即用毛笔亲写一封信，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武汉大学李达”。信纸上写：“主席：请救笔者一命，笔者已写好上交有坦白书，请你向武大工作队索取阅看。致崇高敬礼！李达”。我讲今天已晚5点多了，明天一早送去。李讲：“今天就送去，你送去，要不找祝福庆、刘敬一送去（引按：祝、刘均为李达警卫员，此时已调开）。”“你帮个忙，送这封信到毛主席那里，你不要与工作队他们商量，与他们一商量，信就送不到毛主席手里了，他们会留下。”然后又恶毒疯狂地污蔑攻击运动。听他讲时，我气炸了。恨透这个叛徒了，非要立即打死他才解恨。李达讲：“这是一场宗派斗争，刘真、侯福珍回来领导运动，他们来整我们几个人，非要把我整死才甘心。”我顶他说：省委不早作结论，武大没宗派问题。他仍讲：“是宗派斗争，整我们几个人……”（下面话未讲出来，看神态即要讲，你不懂，不知内情，看这个叛徒多么恶毒，猖狂）石后来入内，问干何事，我告知。石讲：“你送信去不怕，你这胆大，我是怕死了，怕惹起是非来。”（注——石虽讲这话，但没阻止，这就再次暴露石地主婆，上午装的哭样，这是耍花招）李刚执笔写信时，石进来问写什么，李达发脾气把笔抛在桌上，石立刻离开。
李达为什么下午突然写信，叫我送到毛主席那住处去呢？昨天他就有些念头，不过没讲出来。昨天下午他问我：“听小孩讲毛主席来武汉了。”答不知。我向刘行焱同志汇报后，行焱同志交待我向李达讲，毛主席来武汉了，你是否想去找毛主席。今天上午我对李达讲了，李达说：“毛主席在武汉，我现在这样子不好去找，去找也不会见我。问题这么多，毛主席怎么包的了。”
五点半我到招待所向衍授、庄果、陈明同志报导[告]了今天的情况，信也交了（引按：李衍授、陈明当时分别担任孝感、郧阳地委书记，被同时派往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任副队长）。遵照庄果同志指示，七点半我回来入内，讲信已送到等情况。李问信送到的经过，还讲主席是住在梅园新村。还怀疑的[地]问：“信是否真送到了。”答：真送到了。然后李、石均表示感谢。并说：“辛苦你了，交给警卫，信毛主席一定能见到。”
刘长森  1966年7月19日夜写

从刘的这份密报，7月19日，首先是李达对“文革”受迫害的极端不满。刘作了当时政治上份量特重的描述：“猖狂顽固透顶，花岗岩的脑袋，比昨天上午在斗争会上还猖狂反扑”，“仍在恶毒地污蔑攻击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污蔑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里没有列出李达“极端不满”的具体细节，是因为此前他密报的李达动态已多次提到。
这一天，李达特别提醒秘书刘长森，“文革”整他是“宗派斗争”：“刘真、侯福珍回来领导运动，他们来整我们几个人，非要把我们整死才甘心。”1958年“教育革命”期间，刘真任武大党委书记，物理系总支书记侯福珍被提拔任学校党委副书记。1961年整风后，刘调回湖北省委，侯调往河南。刘长森顶李达说：“省委不早作结论，武大没宗派问题。”可李达仍然说：“是宗派斗争，整我们几个人……”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有学校58年教育革命埋下的宗派问题，但更有深层次问题。夜深人静之后，夫人石曼华问他：“毛主席为什么这么搞，他过去不是对你很好吗？”他伸出拇指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他是要树他自己。”他再一次讲到毛泽东、何叔衡参加一大“是S.Y”。他说：“真后悔当时不该讲真实的情况，有这一条就够定我的罪了”。当时毛泽东已被高调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缔造者，你李达仍然固守历史真实，说毛、何是应你李达邀请出席一大，当时是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还不是C·P即共产党，是你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回去发展C·P。“有这一条”，的确足够定罪了！
这一天，情急之中，李达强辩自己终生冤屈的所谓“叛徒”“是叛的陈独秀的党，不是毛泽东的党。”他亲自参加创建的中国共产党竟被分为“陈独秀的党”和“毛泽东的党”，也是病急乱投医啊！
此后，刘长森仍然继续密报：
21日傍晚，庄果去李达家“向李达交待政策”。“李当时承认27年写有叛党文章，承认叛党。也答应好好交待认罪，争取从宽处理。但从走后李在表现来看，没何低头认罪之意”。
22日，“今天上午李达叫继续写坦白材料，写‘三家村’问题。这部分材料写的很简单，只写约一千字，分三点写，内容仍在疯狂地抵赖、顽抗，他不承认学校有‘三家村’。”李达又讲：“27年28年在白色恐怖下，他也许在武汉及上海发表过文章声明自己不是党员，这是一个大错误。”
23日，“昨天继续写个人经历的材料，从1923年春季写起，直到1928年（引按：应为1938年）到广西大学教书。38年以后的，他根据贫农代表揭发的写另一材料。昨天写的材料内容是他如何脱党。
25-26日，“这几天李达、石曼华均沉默不语，不知搞的什么鬼。……后来刘敬一同志把理发师傅找来，给李达理发。李达见人来，无耻地笑着说：‘给反动派理发你不怕？’看他多么猖狂可恶，无耻已极。”
27-28日，“上午办公室的同志与他谈完后，他没多大反映，只是百般抵赖，找借口，死不承认剥削了。他说：‘下午写材料，把这些情况写一下，我在那里只有年半时间（指42、43、44年），其余时间我均不在家。1912年我离开家了，1937年回家一次，1942年在家种田两年半，后来又走了。1946年直到解放时，我均是工薪工作者，讲我是地主真是怪事’。”
28日这天，陆舒媏从北京返校，见办公桌上有一封没有信封的李达给毛泽东的救命信。她让秘书严苗芹用“机要件”从邮局寄给中共中央毛主席。她同样出于杨尚昆所谓扣压毛泽东信件的考虑。
8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下半版发表署名“新华社记者”的通栏标题报导：《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学的一面红旗——记武汉大学数学系半耕半读试验班同李达、朱劭天等黑帮作斗争中成长的经过》，9月5日，第六版整版发表批判李达的一组文章。“编者按”说：“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武汉大学广大革命师生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李达”。李达不仅是武汉大学校长，还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们一定要按十六条的规定，把李达之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权威‘斗臭、斗垮、斗倒，使他们永世不得翻’”。
《人民日报》的这组文章题目是：激扬：《李达的叛徒嘴脸》；武哲文：《民族败类，反共老手》；唐顺八：《打倒李达这个土皇帝》；李定业：《贫下中农的死对头》；《李达剥削农民的十大罪恶》
李达救命信暨毛泽东批示。                                
（未署名）。其中，武哲文可能出自武大哲学系，唐顺八曾经是李达的轿夫，他参加零陵贫下中农代表团来武大揭批说他给李达抬轿子，李达还想请他喝酒。李定业，李达侄子。
10日，毛泽东看到了一张条子：“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写这张条子的人显然是收到陆舒媏秘书所寄李达给毛“救命信”的人，他注明“武汉大学”，是因为他知道除了“文”李达，还有“武”李达，即刘邓大军参谋长、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李达上将。毛泽东看到的并不是李达救命信的原件，不知李信中的“将军”性话语，他仍然当即用他那特制的粗红铅笔在这张条子上作批：“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同日，陶铸也在这张条子上作批：“即送任重同志”。王任重后来说，毛泽东还曾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他也向毛泽东保证：“武大的革命师生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戚本禹回忆是他将李达求救信呈送给毛主席和毛见信即批给“陶铸同志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的。他还说：“我记得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就当着王任重的面说对李达可以批评，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要保护。而王任重接到主席批示后，并未对李达采取任何保护措施，致李达被斗病重，不及时救治，而被迫害死亡。李达死后，主席在一次会上说，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宣传部长，他解说的《实践论》、《矛盾论》是最好的。”  
毛泽东把李达请求救命这人命关天的条子批给整李达的陶、王“酌处”，显然言不及义，不是真救；要是真救，不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吗？还用得着陶、王“酌处”吗？
这一天，刘长森密报说：“自七月下旬以来，李达认为他要坦白的问题已写完了。……整天沉默不语。从表面上看，李达是沉默不语，与他谈问题，他也不讲什么，但从态度表现上看是十分猖狂，十分顽固，对运动采取外面软拖，内里怀着刻骨的仇恨，来疯狂反扑抗拒运动”。李达讲：“我要写的东西都写了，我现在是听候处理，管不了那么多。”“我身体不好，天气这么热，我的身体过不了这一关。管它如何处理，反正我活不了几年了，人总是要死的。”
自7月中旬进入批斗高潮以来，李达胃溃疡复发，糖尿4+，血压已升到236/114，常感“头顶发麻”和心力衰竭，但他仍然被强迫参加大小批斗会，最后是在家听批斗实况广播。由于他已是被公开点名批斗的“敌人”，校卫生科已停止了对他的公费医疗，连糖尿病需要经常服用的D860药也停止供应。李达的病情愈来愈重，到8月上旬，他已感到极度虚弱。他多次请求自费住院检查、治疗，让他活到运动结束以后再死。据当时武大卫生科医生说，李达虽年老多病，但按他的体质和病情，如果保持正常条件，稍加医疗照顾，三、五年内是不容易死去的。但此时的李达既无正常条件，更无照顾医疗，连自费治疗的请求也得不到准许。
8月21日，李达奄奄一息，庄果才让刘长森陪送去医院。他被改名“李三”即“李达三家村”之意，住进武汉医学院附属二医院。三天后，24日，李达即被迫害致死。后来有后学无名氏之诗纪之：
鹤鸣先生，先驱哲人。五都交雄，两赴东瀛。求索播火，执着可钦。
建党运筹，宏论言陈。惜哉阳错，心同道分。犹怀旧愿，恋友深情。鸿雁陕北，传书泽东，实践矛盾，两论促成。北上归队，谈笑长闻。犯颜敢谏，铁骨铮铮。厥功丰伟，日月同明。呜呼！一度极左，寥落英魂。先生何在，睹书思人。嗟笔者小生，化悲为勤，振兴神州，以飨师灵。
25日晚上，在他担任了十四年校长的武汉大学，李达被死有余辜—— “校
文革”惨无人道鞭尸，召开“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大会”，宣布中共中央批复的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戴地主分子帽子的处分决定，夫何残暴！夫人石曼华被作为“地主婆”扫地出门，被安排住进一间低矮、简陋、阴暗、潮湿的平房。李达的存款被冻结，李达的家私被封存，她开始做临时工，拉板车，靠每天一元钱的收入维持自己与三岁女儿的生活，还经常受到居委会批斗。
李达被迫害致死后继续遭受批判。
28日，《湖北日报》第三版用一个整版发表了署名《武大战斗报编辑部》的《揭穿李达反共反人民的历史》。此文共五部分即五大标题：一、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应声虫；二、可耻的叛徒，反革命围剿的急先锋；三、反共媚日的民族败类；四、蒋介石法西斯专政的帮凶；五、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地主分子。
9月11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发表工农兵批判李达的文章。其中全国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罗田北丰公社四大队党支部书记丁凤英《把反动哲学“权威”打翻在地》一文说：“李达指的是我的名，但骂的却不是我个人。他骂的是我们广大工农兵……李达这样疯狂，我们不怕！我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不要说一个李达，就是一千个李达，一万个李达，也不在话下！”丁氏生于1943年，14岁开始学哲学，讲哲学。1958年，她应邀来武汉大学讲哲学。李达说，14岁的小姑娘都能讲哲学，那还要我们这些人做什么？杨献珍则说，14岁的小姑娘都能讲哲学，那会把哲学讲成什么样？丁凤英自己也曾说过，她开始并不懂哲学，以为哲学就是把书折起来学，形而上学就是一边行一边上学。她受武大哲学系师生下放罗田解放哲学、普及哲学的影响，知道花生地里出哲学。文革伊始，她以“工农兵”代表的底气，又有《人民日报》撑腰，当然“天不怕”，“地不怕”！李达的确已“不在话下”！
第四章  “黑帮”“劳改队”
李达“三家村”从三个“大老板”到所有“黑帮”，既然已被打成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敌人，无疑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首当其冲的李达，被批判，被斗争，被断医停药，于当年8月24日惨离人世。就是说，从5月10日他被勒令停止编书、交待问题，三个月零14天，就被迫害致死。
朱劭天曾被逼自杀，吃过一整瓶抗生素，被押到医院洗胃。他被“逼供”而精神恍惚以至精神错乱。总以为他非常熟悉的刘少奇，他为之服务的陈云都来解救他了。此时，刘、陈自身难保，还怎么可能来解救他呢！
何定华被逼跪马路，举白旗，意味着向“革命群众”投降。随后又被押送“黑帮”“劳改队”。“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被送到沙洋农场劳动改造。九思一生，后来才有幸盼到胡耀邦平反！
6月初，工作组揪出李达“三家村”后，武大各系各单位大挖“三家村”“分店”，抓“黑帮分子”、“黑帮亲信”、“黑帮爪牙”。他们编造一个又一个耸人听闻的“反革命政治案件”，如“‘一反三查’反革命展览”案，1965年数学系“政治大迫害”案，保卫科“跟踪左派”案，哲学系“修正主义黑窝”与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反党黑司令部”案等等，短短两个月内，从全校1340名教职员工打出大大小小“黑帮”214人，占15·9%。还有“内定黑帮”即准备了材料，或已被抄家、减薪、挨斗而没有来得及正式打成的“黑帮”91名，共318名。
还在工作组时期，“黑帮”已被禁止参加会议，禁止写大字报，禁止看大字报，已被剥夺人身自由，他们只能交待，交待，再交待！8月中旬成立校文化革命委员会，“黑帮”被剥夺选举权。这月底，对“黑帮”大举抄家。9月初，勒令“黑帮”降薪，大量中下等工资级别的干部，被降为每月12元到20元，许多家大口阔的已无法糊口。在此前后，各系各单位相继成立“黑帮劳改队”，对“黑帮”实行强迫劳动。
正当湖北省委打“黑帮”踌躇满志之时，首都南下“一小撮”革命小将杀来了，武汉当地“一小撮”革命小将也杀出来了！一大批“黑帮”也开始蠢蠢欲动。王任重张体学自顾不暇，到9月下旬，他们所采取的一切“低姿态、硬办法”和“高姿态、软办法”全都失效。武汉大学校文革一面设计对付南下和本地“两小撮”学生，一面设法处置蠢蠢欲动的“黑帮”。他们受毛泽东关于“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动派难受之时”的提醒，决定在国庆前夕把“黑帮”从学校劳动转移到乡下劳改。
9月28日下午，校文革突然向“黑帮”宣布：“明天清晨出发，下乡劳动，预定七至十天”，但并不吐露劳动地点。29日，校文革除了将一小部分“黑帮”押往随县劳改外，把其余大部分159名“黑帮”（含少量所谓右派和历史反革命）押送武昌县（今江夏区）东升公社劳改营劳改，直到11月26日才返校。他们的借口是“国庆节期间师生北上，校内无人管理，到农村去有利于改造思想”。实际上，这是他们在农村非法私设劳改营，王勇对东升公社党委书记余仁卿说：“你们这里离城远，对我们的工作有好处。”这一天，天刚蒙蒙亮，各系各单位的“黑帮”被押到车场集合。8时正，在森严恐怖的气氛中，一名管理人员厉声宣读“劳动纪律”：
1、老老实实劳动改造，不准乱说乱动，破坏捣乱者按现行反革命处理；2、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听从管理人员的指挥，有事必须请假；3、劳动中要互相监督，努力改造思想，老实交代问题；
4、努力学习党的政策，认清出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5、不准破坏集体财产和庄稼，否则从严处理。
这名管理人员明确要求：“你们‘黑帮’今后一举一动都必须以‘劳动纪律’为准则，你们下乡的任务就是老老实实劳动改造。”直到汽车开到武昌东郊“黑帮”完全陌生的一个地方停下，管理人员才宣布：“这里是东升公社，你们就在这里劳改！”
在东升劳改营，“黑帮”完全丧失公民权利，整整度过59天的非人生活。他们饱尝政治上的迫害，思想上的禁锢，精神上的蹂躏，肉体上的摧残，每天的生活内容就是三件事：干活，挨斗，“触灵魂”。
首先，按当时的政治标准，管理人员混淆所谓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黑帮”与右派混合编队。159名劳改人员中，有少量未摘帽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多数是这次运动中被工作组和校文革划定的“黑帮”干部。他们违背《十六条》关于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规定，把这些人统统说成是“黑帮”、“右派”、“敌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给予劳改犯的政治待遇。王勇对东升公社书记说：“送来的都是武大的‘黑帮’分子。”各队管理人员则向社员宣布：“他们都是敌人。”“这群坏蛋都是地主资本家，喝贫下中农的血长大的，解放前住洋楼、坐包车，解放后还拿几百元钱一个月，困难时期贫下中农没有吃的，他们大鱼大肉吃不完，往米潲缸里倒。”
二是管理人员强制实行奴役性的“劳动纪律”和“管理制度”。所谓五条劳动纪律，实际上就是所谓地富反坏右四类分子的“守法公约”。校文革要求劳改的“黑帮”一字不漏地背诵，每逢集合站队，管理人员随意抽查；如背的有稍大出入，就遭到臭骂；只要“黑帮”做了所谓“错事”，管理人员就大吼：“站出来！站好！背劳动纪律给我听听”！这所谓劳动纪律的解释权和执行权完全操纵在管理人员手里：“黑帮”笑一声就是“乱说乱动”；申辩一句就是“不听从管理人员的指挥”；如实说明情况就是“不老实交代”；无意踩了地上的两颗谷粒就是“损坏庄稼”……只要是管理人员不顺眼的就是“违反纪律”，就要挨骂、挨斗、受罚。
除了所谓劳动纪律，还有其它种种对“黑帮”不成文的“管理制度”。比如不准“黑帮”进厨房，不准靠近水井，不准三人以下单独行动，不准谈话，不准唱歌，不准在会下谈政治问题等等规定，一套严格的“黑帮”请假、报告制度，如大小便要请假，喝水要请假，洗衣要请假，添饭要报告，向社员借扫帚、借水桶要报告，发现别人有“越轨”行为要报告等等。
管理人员对“黑帮”还采取种种别出心裁的防范措施。如有的队勒令“黑帮”把剪刀、小刀、剃须刀全部上交管理人员“代为保管”，有的队规定“黑帮”临睡前要躺在地铺上点名报数，有的队通宵开灯派人看着“黑帮”睡觉，有的队晚上在“黑帮”的房门上贴封条……这一类防范措施，实际上是制造恐怖气氛，企图摧毁“黑帮”的精神。
管理人员还规定每次列队，“黑帮”必须低头，象征着“低头认罪”。即使平常走路，“黑帮”同样要低下头来。管理人员教训说：“你们是改造来的，不是看风景来的。”“昂首阔步，神气活现，不像个劳改的样子。”“随时随地不要忘记你们是对人民犯了大罪的，是戴罪来劳改的。”个别队里甚至规定，当管理人员叫到某个人的名字时，他必须低头回答“有罪”或“黑帮分子某某到”，不许回答“有”。
东升“黑帮”“劳改队”实行全封闭管理：不许把劳改情况告诉别人，否则严加惩处；“黑帮”的信件收发由管理人员严密控制，许多队还规定“黑帮”的信件必须交管理人员审查，一旦发现“居心不良”的话语，立予追究。某医院寄给一个“黑帮”夫人病危通知单也被扣压。不准打听学校情况，有的队甚至还规定“夜里不准两个人睡在一床帐子里”，睡通铺的“晚上躺下以后不准交头接耳”。
三是在东升“劳改队”，“黑帮”除了劳动以外，几乎全部时间都被用于无休止的写交待、斗争会、“触灵魂”。
东升“劳改队”的斗争会是家常便饭，几乎是每日一小斗，数日一大斗。所谓小斗,是“黑帮”互斗，这是校文革领导成员王勇训练管理人员的一项“发明”。他指示管理人员：“白天让他们劳动，晚上就让他们狗咬狗”。所谓大斗，是开社员大会斗。这种大斗是选择所谓“问题严重”、“态度不老实”的校、系当权派“黑帮”作对象，“杀鸡给猴看”，矛头指向全体陪斗“黑帮”。开斗前，被斗对象要自报姓名：“武大（或某系）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黑帮’分子某某”，先自诉“反革命罪行”。这种斗争会还常常伴随武斗，例如，被从北京揪回的原校党委副书记周健在斗争时被罚跪，在东方红大队斗争何定华的大会上，四周密布武大管理人员和持枪民兵，制造恐怖气氛。管理人员说：“打你们，罚你们下跪都不算武斗。老实说，你们本来该枪毙，但枪毙你们浪费子弹”！
所谓“触灵魂”，就是“逼口供”。方式一是自己触，一是相互触。要求是：第一，不许“空谈”，一定要交代他们需要“黑帮”承认的各种“罪行”，一定要坦白不愿劳改和仇恨管理人员的活思想；第二，不许“就事论事”，一定要上纲，一直要上到想搞资本主义复辟。所有“黑帮”不仅都得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而且要承认是自觉的。出身不好的“黑帮”还必须承认“想反攻倒算，想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出身好的必须承认是“蜕化变质”，“忘了本”，作了“叛徒”、“工贼”。校、系文革正是利用这种“触灵魂”、“无限上纲”的办法，捞取大量“材料”，成为给“黑帮”定罪的重要依据。有一个队开斗争会，有社员说“黑帮”第一是想“变天”，“希望蒋介石回来”；第二是“同帝国主义有联系”；第三是“必定窝藏武器”。管理人员认为他分析“很深刻”，要“黑帮”们狠狠触及灵魂。一位教师无可奈何地检查说：这位社员说得一点不错。第一，笔者是想“变天”，笔者想过高人一等的生活，就是想搞修正主义，也就是想复辟旧中国；第二，笔者是“同帝国主义有联系”，过去读的西方著作，都是些帝国主义思想家写的；第三，笔者手里有枪，我的枪就是笔杆子。
劳改队还按劳改犯待遇搞定期评比。评比分四等：老实，比较老实，不老实，最不老实。标准最重要的一条是“低头认罪”，只要露出一点否认自己是“黑帮”的委屈情绪，无论劳动再努力，也算“不老实”。凡“不老实”者，备受凌辱惩罚：白天干重活，晚上连续斗，逼写检讨书或请罪书。
管理人员把劳动当刑罚，强制“黑帮”劳动。出工收工，路上有人押送，由一人扛大语录牌，上书“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劳动中生病也会遭到怀疑和训斥，有人连病数日，被斥为“真是修正主义者，一叫你劳动病就来了！”一位54岁的女教师，220゜血压，经常喘气不匀，劳动几天后两腿发肿，只能趴在地上装箢箕，管理人员骂道：“反党反社会主义有劲，劳动就装死相！”
管理人员还挑拨“黑帮”同贫下中农的关系。“黑帮”一到东升，管理人员就宣布“黑帮”“罪行”，迫使群众不敢接触他们，同时又用种种禁令箝制“黑帮”，防止群众对他们产生好印象。“黑帮”给社员挑水，扫地，洗衣，纳鞋底，推磨，捆把子之类，被说成是“有意讨好贫下中农”，“存心模糊敌我界限”，“破坏武大文化革命的声誉”，“用搞地下工作的手段来同党争夺中间群众”。团委书记毛美给一个被犁划伤脚的社员一块胶布，中文系陈某给房东小孩擦了一点紫药水，都受到斥责。外文系总支书记卢振中应贫农老大娘的要求替她挑了一担柴，管理人员立即召集三个队的“黑帮”训话，将他拉到队前示众，警告“黑帮”不得再犯！
还有，“黑帮”即使学习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也只能学习管理人员规定的那些对敌斗争的内容，严禁自己选择。最初主要是《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相关的内容，后来增加《新民主主义宪政》中论顽固派的部分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样，学习毛席语录、毛主席著作，就变成了向敌人喊话，逼迫“黑帮”把自己放在蒋介石、汪精卫、杜聿明、张国焘等人的位置上。管理人员还规定“黑帮”不准念毛泽东语录中有关人民、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例如，湖北省编《毛席语录》第38页第一段，只许念“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不许念“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又如第63页，“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这一段最后一句“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必须提高警惕性”不准念，深恐“黑帮”坚信自己是革命者，更害怕“黑帮”“提高警惕性”。有一个党员“黑帮”休息时偶然翻到《毛主席语录》“干部”一节，念了“必须善于爱护干部”这一段，被管理人员的总头目赵某发现，他立即派人追查，说什么“黑帮”念这条语录肯定“别有用心”！
管理人员甚至禁止“黑帮”唱革命歌曲，呼革命口号，也不许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说他们“不配”。哲学系“黑帮”兼“地主”分子萧萐父低声唱《东方红》，在三次斗争会上追究其动机，说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
10月29日，“黑帮”们从广播里听到我国成功发射导弹核武器的消息，不少人高兴得忘了自己还在劳改营中，忍不住欢呼起来，管理人员板起面孔训斥他们说：“忘了你们的身份”。当晚的会上，有些人谈起自己内心的喜悦之情，同样遭到无情的“揭露”，认为他们的喜悦是伪装。因为他们既然是“黑帮”，我国国防力量的增强只会使他们“害怕得要命”！
总之，“黑帮”除了随时随地想到自己是“罪人”、“敌人”、“反革命”之外，什么也不许想！这是一种政治屠杀式的挖心战！夫何残忍！
在王勇、陆舒媏的授意下，“劳改队”还安插“密探”，鼓励告密。一方面，他们利用个别“黑帮”争取“从宽处理”的心理，叫他们监视别人的行动，他们的告密按“立功者受奖”的原则办理；另一方面，则是专门派一些“黑帮”暗中“做工作”，这些“黑帮”就是密探。一位“摘帽”右派接受密探任务后，管理人员对他另眼相看，再不叫他背“劳动纪律”，开斗争会也不需要自报姓名和罪名。“黑帮”互斗还要他做记录，交换条件是要他经常汇报一些“黑帮”的“动态”。
11月上旬，武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公开提出武大的“黑帮”问题，校文革慌了。18日，王勇、庄果等人赴东升。公社书记和贫协主席开始产生怀疑，要他们将“黑帮”撤回学校。王勇造谣说：“下来劳改的人都是中央批准了的，在报上点了名的，不要紧。”又说：“根据中央指示，我们要改变方法，要区别对待……为了策略上好一些，要换一个生产队劳动。”他们连压带骗，促使公社书记点头。然后召集早到公社列队等了三个小时的“黑帮”训话。他们宣布：“管理方式要改变一下，今后成立‘劳动学习小组’，主要靠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王勇和某某，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合演双簧。王勇说“党组织并没有忘记大家”，同时又说：“特别提醒你们，一定不要和革命群众对立，他们揭发、批判、斗争你们，是好事嘛！”最后警告：“对革命，不能有任何不正确的想法，一定要采取老实的态度。”“首先要正视、揭发、认识、改正自己的错误！”某某念了庄果塞给他的讲稿，宣称：“你们这些人，从初步揭发的事实看，有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有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有的是跟‘三家村’黑帮跑的。”“革命师生造你的反是完全对的。”
20日，“黑帮”转移到联丰大队，劳改队改了名，管理方法也有所改变，但事实上，“黑帮”仍处于被囚禁状态。由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再要求全体“黑帮”返校，“黑帮”家属也纷纷去劳改营探亲。一位家属把经毛泽东批示的陈伯达《两个月的总结》夹在棉衣里带到劳改营，虽然王勇新派管理人员熊某不准公开在会上传达，但通过个别传阅，劳改营反抗的呼声再也压不住了，26日，庄果才被迫解散劳改营，放“黑帮”回校。

第五章  为李达“三家村”翻案

    武汉大学的“文革”有一个奇特现象，那就是李达“三家村”是中南局、湖北省委和武汉大学党委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打的，打李达“三家村”与武大绝大多数师生员工无关。而为李达“三家村”翻案则是武大师生员工中的群众组织搞的。与此直接相关的又是武大的所谓保守派与造反派也翻了个个儿：保守派是“外保内造”，即外保湖北省委而内反对为李达“三家村”翻案；造反派是“外造内保”，即外造省委的反而内为李达“三家村”翻案。因而在为李达“三家村”翻案问题上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分歧和斗争，是武大特定的文革现象。
1966年10月起，文革进入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武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即“钢二司”在“抢”工作队和校文革的“黑材料”过程中，获得了李达“三家村”的许多原始材料。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50年代初期给李达的三封亲笔信和修改李达《〈实践论〉解说》的手迹，还有工作队和校文革整理的《李达动态》以及何定华的几十本“日记”、朱劭天笔记等。包括笔者在内的部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泽东思想红教工看了这些材料，如梦初醒。从1966年底到1967年初，他们开始秘密酝酿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期间，打李达“三家村”王任重、陶铸先后被打倒，也在客观上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提供了可能。
经过1966年底以来的酝酿，1967年4月，包括笔者所在“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在内的武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部分战斗队和教职员中的“赤胆忠心战斗队”、“钟山风雨战团”开始公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而影响甚大的“主义队”和“钟山风雨”则集中为李达翻案，是李达翻案的主力。“主义队”是以哲学系四年级为主体、有各年级学生参加的战斗队，也是武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主力之一。“钟山风雨”由哲学系最主要的“黑帮”余志宏、李其驹、萧萐父、陶德麟、康宏逵五先生组成，他们都是高智商顶尖级的知识分子，李达办哲学系依重的主力。但是，为李达“三家村”翻案遇到了很大阻力，并且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这种阻力不是来自省委、校党委、校文革，因为这些机构已经被“造反夺权”而失去了影响力；而是主要来自不同的群众组织。反对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既有所谓保守派，也有所谓造反派即后来武大“龙虎斗”中的“虎”派。特别是在“百万雄师”最盛的1967年夏季，李达“三家村”同“二·八声明”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亦即“钢二司”、“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部”亦即“钢工总”、“九·一三工人战斗兵团”亦即“钢九一三”等群众组织2月8日在《长江日报》发表的所谓“大毒草”《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形势的声明》和业已被当局明令取缔的所谓“反革命”组织“钢工总”成了三个不能推翻的“铁案”。用当时的话说，要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为“二·八声明”翻案，为“钢工总”翻案，除非太阳从西边出！除非公鸡下蛋！除非长江水倒流！
4月10日，由武大行政支队张学义、王晓芳两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胆忠心战斗队”贴出长篇大字报《令人发指的法西斯罪行——关于王任重御用的原武大校文革在东升公社私设劳改营、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初步调查》，已如前述。
11日晚上，张学义、王晓芳、还有行政支队李亦农同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大总部几个人一起开会，由他们谈我校干部问题。笔者感到“他们做了不少工作，材料不少，内容丰富，很有说服力”。翌日上午，笔者又同总部田州安、刘忠斌、詹继烈以及张学义、王晓芳去武大第二书记兼副校长刘宿贤家，同刘、陈洽卿、李文钧、卢振中等四位领导干部座谈。他们都是学校党委常委，也都被打成黑帮，现在起来战斗了。他们谈了很多情况，特别表明他们对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极大信任和强烈感情，李、卢还流了眼泪。“因为他们（还有陈洽卿）都是苦大仇深的工农干部，都是跟着毛主席干了几十年革命的老战士，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缺点可能会很多，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被打成黑帮而遭受了极为残酷的迫害，而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他们又获得了新生，得到了再次解放。两相对比，对资级反动路线，对刘邓陶王，该是何等深恶痛绝啊，而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我们革命小将又是何等热爱啊！他们起来造反了，我们热烈欢迎，坚决支持。我们下决心要批倒批臭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刘邓反动路线，彻底解放受迫害的革命干部和教师，忠实执行主席的革命路线，将革命进行到底。”下午、晚上总部会议，决定发表关于我校干部问题的声明，笔者也再次分到参谋部。
13日，“钟山风雨战团”与“赤胆忠心战斗队”贴出长篇大字报《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1966年4月至9月陶铸、王任重、刘仰峤在武汉大学“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情况的初步调查》。
这份“初步调查”共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一些引人注目的特点”，集中揭露武大“黑帮”数字惊人，队伍庞大，处罚严苛。除了上述全校1340名教职工被打成“黑帮”、“内定黑帮”打“黑帮”、“内定黑帮”共318名以外，学校党委员、监委委员共29人，其中17人被打成“黑帮”，占59%；1人被打成“准黑帮”，占8%；共计18人，占62%；各系各单位党总支委员共74人，其中22人被打成“黑帮”，占42%；6人被打成“准黑帮”，占8%；7人靠边站，占9%；共计44人，占59%。全校教职工党支部正副书记共74人，其中22人被打成“黑帮”，占29·7%；6人被打成“准黑帮”，占8%；14人靠边站，占19%；共计42人，占57%。各党总支正副书记共31人，其中17人被打成“黑帮”，占55%；2人靠边站，占6·5%；共计19人，占61·5%。各系正副系主任共31人，其中24人被打成“黑帮”，占77%；3人靠边站，占10%；共计27人，占87%。全校三级干部共302人，被列为打击对象199人。占86%。
以系为例，历史系教职工72人，17人被打成“黑帮”，3人被打成“准黑帮”，共占28%；其中党员共37人，9人被打成“黑帮”，2人被打成“准黑帮”，共占30%。中文系教职工61人，19人被打成“黑帮”，7人被打成“准黑帮”，共占42·6%；其中党员28人，9人被打成“黑帮”，4人被打成“准黑帮”，共占46·5%。数学系教职工94人，21人被打成“黑帮”，7人被打成“准黑帮”，共占29·8%；其中党员共36人，17人被打成“黑帮”，共占47·2%。哲学系教职工57人，13人被打成“黑帮”，7人被打成“准黑帮”，共占35·9%；其中党员共35人，9人被打成“黑帮”，4人被打成“准黑帮”，共占37·1%。共有两个党支部，其中一个被采成“国同党支部”，党员5人，4人被打成“黑帮”，1人被打成“准黑帮”，占100%。
据不完全统计，全校被打击对象（不包括工人、学生）被扣发《毛主席语录》的209人，被剥夺选举权的183人，被抄家的164人，戴高帽子的48人，挂黑牌子的128人，挨斗的158人，陪斗的43人，非法拘留的45人，劳改的179人，监督劳动的89人，没收各种证件的101人，降薪的166人。
第二部分“这场阴谋是怎样策划起来的”？它回顾了武大文革的酝酿发起过程，主要说明刘仰峤、王任重所起的作用。
一是刘仰峤从1958年来武大任第一书记起到文革伊始，“八年如一日”，一直指挥他在武大的队伍进行“形左实右”的“教育革命”活动和反对李达的“宗派”活动。
二是王任重明确提出“解决武大领导班子的问题有两个办法，一是调整骨干，调动工作，一个大鸣大放，搞群众运动”。他直接调走他“根本不信任”的“同省委唱对台戏”的朱劭天，调来他“可以信得过”的“好同志”庄果，还一度试图免去李达的校长职务。
到文革前夕，刘仰峤和省委对武大领导班子做了全面调整，把刘仰峤多年一来扶植的一些人“破格”提拔到关键的领导岗位，如前述提拔崔建瑞、陆舒媏、蒋蒲、童懋玲、刘道玉外，还提拔戴礼斌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孟宪鸿任生物系总支书记，王师程、夏斌任哲学系总支正、副书记等等。另一方面，继朱劭天调走后，又对被视为“异己”的干部，采取调走或限权的办法，调走副书记周健，限制第二书记兼副校长刘宿贤的职权，最后在文革伊始，揪出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三家村”。
第三部分“种种卑劣残酷的手段”，对文革开始后省委工作组进行了全面的揭露。
一是进行秘密的准备工作，包括制舆论；加紧拼凑“三家村”材料；钦封“左派”，圈定“黑帮”；制造气氛，鼓舞“斗志”。二是公布“三家村”，轰动武汉市。三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其手段包括隔离；封口；抹黑；逼供；扣发工资，没收财物；劳改。四是发布黑指示，“枪打出头鸟”。五是死保刘仰峤，炮打中央文革。六是对抗十六条，炮制假“文革”。七是反映对大串联，大抓“两小撮”。八是私设“劳改营”，建立特务网。九是顽抗军委指示，妄想卷土重来。
第四部分“我们的几点看法”。其中尤其强调武汉大学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只有站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的生死斗争的高度，才能充分识破它的反革命本质；武大“三家村”“完全是王任重根据他的反革命政治需要，背着革命群众，在房间里杜撰出来的。在武大根本不存在由李达、朱劭天、何定华组成的什么‘三家村’。”
15日下午，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大总部与三司革联红色反反团联合主持召开揭发批判干部问题上资级反动路线大会，到会二千余人。李文钧、刘宿贤、陈洽卿、卢振中四个常委第一次站出来亮相。牛永年也找上门来，笔者单独接谈。“他对自己的问题作了申辩，从他谈的情况及行政支队的看法，这个‘三家村’算是风马牛不相及，而他这个‘总管’实在是一桩冤枉案”。
16日，“钟山风雨战团”又贴出《炸开武汉大学阶段斗争的铁盖子——关于武大“黑帮”问题的十大疑团》。其中第三个大“疑团”就是打李达“三家村”：
武大运动的另一大特点，就是打出了一个耸动全国的李达“三家村”。妙在这个“三家村”，是早在运动前王任重在病床上卧听陆舒媏娓娓汇报时，突然心血来潮，一言判定的（按：陆舒媏回忆，有一天当她汇报说李达、朱劭天、何定华都是“右派”时，王任重从床上一跃而起，狂呼：“李达就是个老不死！”实际上就定下了“三家村”），然后由庄果在6月3日动员会上煞有介事地向全校公布的。当时广大群众，感到非常突然……事过境迁，怀疑增长：李、朱、何三人果真结成了“三家村”这样一个反党阴谋集团的黑组织么？为什么以后始终没有揭出或公布他们之间的黑组织关系和黑组织活动？工作组抛出的“三家村”的全部材料，为什么竟然没有他们组织“反党阴谋集团”方面的“罪行”？“村”在何处？无“村”而说成有“村”，是不是王任重在玩政治魔术？他这样有意虚构，又出于什么政治目的？他敢于这样一手遮天、一鸣惊人，是否背后还有指使者？
19日上午，笔者参加总部工作会议，下午参谋部几个人打开堂锣鼓，决定
干起来。就在这一天，哲学系两位主要“黑帮”、前系总支书记兼系主任余志宏、副系主任李其驹贴出一份几十张的大字报。这是他们3月2日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关锋并转陈伯达、康生、江青的信，这封约2万字的长信，系统报告了武大文革运动的情况，全信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王任重、刘仰峤在武大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内容包括“一个庞大的‘黑帮’队伍’”；“王任重、刘仰峤在武大所扎下的根子”，“1961年以来‘刘仰峤集团’在武大究竟在干什么”，“给武大‘教育革命’运动定调子的两分重要文件”；“轰动全国的李达‘三家村’是怎样‘揪出来的’”；“矛头向下，大抓黑帮”；“上窜下跳，死保刘仰峤”；“对抗《十六条》，加紧政治迫害”。
所谓“一个庞大的‘黑帮’队伍’”，是说上述全校1220名教职员中，打“黑帮”227名，“内定黑帮”91名，共318名。还有因对工作队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125名师生。党委13名常委中，除了庄果、蒋蒲、柳佑和受保护的高尚荫副校长，其他9人全被打成“黑帮”。在系处中层干部中，除了圈定的“当然左派”，绝大部分同样被打成“黑帮”或“内定黑帮”。这些人除了极个别是由群众揪出以外，绝大部分是由工作组用“公布名单”的方法打出来的。
所谓“王任重、刘仰峤在武大所扎下的根子”，是指刘仰峤领导1958年“教育革命”培养了一批紧随其后的“积极分子”，即后来的“当然左派”，刘是他们的“祖师爷”，他们也唯刘的马首是瞻。这些人主要有现任党委副书记蒋蒲，61年整风被调离的党委副书记罗鸿运，现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柳佑，现任政治部主任童懋林，数学系教授李国平。余、李指控他们是“刘仰峤集团”虽然言过其实，但李达认为刘仰峤搞宗派却比较准确。
所谓“1961年以来‘刘仰峤集团’在武大究竟在干什么”，是说1961年朱劭天担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后，除罗鸿运、侯福珍被调走外，“刘仰峤集团”在武大仍身居要职，有的还得到提拔。他们一方面同刘仰峤加强联系，一方面通过种种途径，进一步取得王任重的支持，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陆舒媏。陆原为法律系助教，法律系撤销后为政治系助教，政治系撤销后为哲学系助教。不知什么时候，因为童懋林的私人关系与刘仰峤集团挂上了钩，又不知什么时候，得到王任重的特殊信任。1965年王曾经指名她担任武大党委副书记，因遭遇抵制未果。文革伊始，强行发表她为武大政治部副主任。武大根本没有政治部的机构，所以她成了“没有政治部的政治部副主任”。
一方面，1965年初，朱劭天被调任中南局科委副主任，省委派庄果担任武大党委书记；同时，副书记周健调任北京建材专科学校任党委书记，何定华拟调省科委（因在乡下四清未走），还准备将仅有的三名工农干部常委、监委书记兼总务长陈洽卿、物理系总支书记李文钧、外文系总支书记兼系主任卢振中调走。另一方面，1966年2月，又以“大胆提拔新生力量”为名把“刘仰峤集团”骨干提到负责岗位。其中，陆舒媏被提拔为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副主任，崔建瑞被提拔为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童懋林、刘道玉被提拔为副教务长，还大幅度更换了系总支书记、副书记。
所谓“轰动全国的李达‘三家村’是怎样‘揪出来的’”，是扼要回顾“李达三家村”的炮制过程。1966年4月21日，时任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来汉与王任重商定以武汉大学为湖北省“教育革命”试点。王专抓“教育革命”，刘留汉帮助。他们确定了“武大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名单：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任组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武大党委书记庄果任副组长，陆舒媏、蒋蒲、崔建瑞等为组员。
25日，王任重在省“学术批判工作会议”作工作报告，提出这次运动要把矛头对准“知识分子”，要在文教界抓5-10%的右派；要求各校党委授权“左派”，允许他们“扎根串联，到处点火，搜集材料”，不准任何人“抓左派的小辫子”。
与此同时，陶铸在中南局会议上也提出武大“三家村”问题，通知李达不淮离开武大，听候批判；并决定把朱劭天由广州押回武大交待问题。
4月底，省委教育革命工作组进驻武大，进行紧张的准备。一是制造舆论，在党内宣传“武大61年以后是资本主义复辟”，“武大左右派之间长期对立，营垒分明”，“以蒋蒲为首的革命左派同右派之间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斗争”，“这次运动要在武大抓出两个连的右派”等等。二是利用批判邓拓“三家村”，暗示武大也有一个“三家村”。三是对所谓知情人进行审讯式谈话，威胁利诱，迫使他们交待“罪行”。四是由“材料组”日以继夜整理武大几位头头的材料。五是由工作组圈定校系两级的“黑帮”名单。六是在党内进一步动员，反复宣传“省委决心”：“任重同志说了：武大的问题不彻底解决，省委就自动解散！”（引按：还有：“体学同志说，这次武大问题不解决，我从长江大桥跳下去！”）
一切准备就绪，6月3日，“武大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由庄果宣布“运动正式开始”，揪出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三家村”！
第二部分是“哲学系问题在这次政治迫害中的重要地位”。内容包括“王任重为什么特别重视哲学系”，“陆舒媏是怎样收集李达和哲学系的‘材料’的”；“王任重及其在武大的代理人是怎样定下李达和哲学系的关系的调子的”；“哲学系的‘黑帮’是怎样打出来的”；“王任重及其在武大的代理人强加给哲学系的‘罪名’是什么”；“目前我们的处境”；“李达和哲学系的关系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这封信明确提出：“王任重等把李达当作‘武大三家村’的‘头目’来打，并把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说成是李达等‘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的司令部’，把武大哲学系说成是‘李达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窝’，这完全是王任重及其代理人从他们的政治需要出发虚构出来的”。
“王任重为什么特别重视哲学系”？“校文革”哲学系分会委员夏斌在一张大字报上说“就是哲学系的阶级斗争问题，王（任重）陆（舒媏）的研究也是很具体的，因为揭发哲学系就涉及李达。一次，陆通知我和王师程，要我们写一封信给王任重。并说任重同志指示，这个信的内容是哲学系教的什么东西，马列主义还是非马列主义，对毛泽东思想采取什么态度，李达为什么反对毛泽东思想。材料不要多，一定要可靠，有些问题带一笔，把余志宏的问题也可以带一笔。这封信由雍涛写起后交陆。”李达担任武大校长以来，经常外出养病，或者关门写作，对学校大政方针和具体工作很少过问，但对于学校主要负责人的人选比较关心，对刘仰峤所赏识的一些干部意见很大，认为他们在武大搞宗派，把武大搞得不团结。为这事，他向康生反映过意见，也与杨秀峰、蒋南翔谈过。1963年，当省文教书记刘仰峤通过省委，决定把1961年整风调走的前党委副书记罗鸿运、侯福珍重新调回武大担任副书记，李达坚持反对，给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打电报要求辞职，事情弄得很僵。结果是王任重亲自出马，迁就了李达的意见，但内心却和“刘仰峤集团”一样，都感到李达是一个障碍，想通过调动工作搬掉。1964年上半年，许道琦走访李达，说王任重从北京来电，拟安排李达作人大常委。李达不同意，表示宁愿辞去武大校长职务，到科学院做研究工作，王任重只好作罢。1965年秋，李达在北京休养，王任重又通过刘仰峤与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副部长李步新商妥，李达留京专任人大常委，武大校长另觅人选。李达虽有意见，但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不知什么原因，中组部另一副部长李楚离忽于12月通知李达，免去武大校长职务，原系个别部长意见，声明作废。王任重调走李达的愿望未能实现，故乘文革把李达“打死”。而要“打死”李达，就必须把哲学系打成李达的“黑窝”。
“陆舒媏是怎样收集李达和哲学系的‘材料’的”？主要是依靠孟宪鸿。1956年李达重建哲学系，孟宪鸿任总支书记，1958年改任副书记。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他遭受批判，被免去副书记职务。1962年起担哲学教研室副主任，他联合总支委员王师程、夏斌，把打击锋芒对准余志宏、李其驹、萧萐父、陶德麟，无疑受到陆舒媏的重视。在陆的支持下，孟宪鸿成了“一贯高举革命红旗的坚定左派”，“正确路线的代表”，甚至有人提出哲学系的左派都要“团结在孟宪鸿同志周围”。
从1966年2月起，孟宪鸿夜以继日地搜集李达和哲学系问题的材料，甚至进行特务活动，在李达研究室所在地李达寓所前后监视李达助手们的活动，自称“把身体都累坏了”。这年3月，孟宪鸿被派生物系任总支书记，文革伊始担任生物系工作组组长。陆舒媏正是依据孟宪鸿提供的材料，又窃取李达编书助手向庄果汇报李达编书问题的情况，向王任重汇报的。
“王任重及其在武大的代理人是怎样定下李达和哲学系的关系的调子的”？陆舒媏在给王任重信中说：“李达办哲学系的目的，是要把哲学系变成李达的哲学系，以此为据点，与主席思想唱对台戏，反对毛泽东思想……哲学系如此，李达亲自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则更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据点，所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风，都是从这里吹出来的。”1966年6月，王任重给哲学系学生写信说，武大哲学系是李达“修正主义的黑窝”，“资产阶级的染缸”。他们印行的李达“三家村”的罪行材料凭空捏造说，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是“武大三家村”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司令部”，李达是这个司令部的“王牌”、“主帅”，朱劭天是这个司令部的“军师”、“主谋”，何定华是“闯将”、“急先锋”，牛永年是“策划者”和“组织者”，余志宏是得力的“红人”，陶德麟、萧萐父是李达树立的“旗帜”。还说李达是哲学系这个黑店的“董事长”，余志宏是“经理”，牛永年是“保镖”。他们印发的“三家村”头脑人物的首要“罪状”，都是关于哲学系的问题。
这里有必要补充和反思的是，余、李信中所说王任重给哲学系学生写信，正是王给哲学系四年级笔者等九人的回信。在文革初期，笔者是坚决揭发批判李达的，在李达问题上也是有罪的。
5月20日，笔者随班从孝感“滚泥巴”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在先后听了系总支副书记、系工作组组长王师程和校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成员王勇的“文革”动员报告后，为表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决心，索要《毛主席语录》，笔者起草给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一封信，并有方光升、刘炳祥、黄朝新、夏福清、梅佳艺、陈容胜、夏灿明、汪广生同学莶名。笔者等人给省委领导人写信，“就是向党交心，向党要武器”。信中提出：“我们系是修正主义窝子，而我们班又更是这一窝子里的最深受害者”。这封信认为哲学系不重视毛泽东思想课程，未能给我们解决《毛主席语录》，“现在我们只好请求党：给我们一枝枪，给我们《毛主席语录》本！”这封信“揭发”了李达对我们的“毒害”，表示决心把企图取代毛主席地位的、用“李达主义”代替毛泽东思想、按照资级世界观改造世界争夺青年、进行种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珞珈山“邓拓”“三家村”“粉碎！埋葬！”6月8日，王任重给“王炯华等九位同志”回信，他说：“看到了你们揭发李达一伙人的反党活动的来信，我完全赞成和支持你们的革命精神。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千方百计争夺青年，毒害青年，是为他们篡党、篡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服务的。我们必须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把被他们窃取、霸占了的文化阵地统统夺回来。你们说得很对，李达这一伙人霸占的武汉大学哲学系，是一个修正主义的窝子，一个资产阶级的染缸，你们要起来抄掉修正主义窝子，打烂资级染缸，打倒资级‘权威’求解放！”
“哲学系的‘黑帮’是怎样打出来的”？在李衍授、陆舒媏的指挥下，按预定的名单把以余志宏为首的12名教师打成“黑帮”，还有10位“内定黑帮”，共22人，占全系教师总数57人的40·3%。教师共两个党支部，一个打成“反党”支部，一个打成“国民党支部”。所打的“国民党支部”就是李达编书成员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支部”，五个党员，除一人定为“内定黑帮”，全部打为“黑帮”。陆舒媏给王任重的信是4月21日定稿的，4月25日，王任重就在省委学术批判工作会议公开点了武大哲学系的名。28日，省委工作组一进校，就把矛头集中在李达身上。他们找李达的助手轮番谈话，施加压力，逼迫写李达的揭发材料。5月11、12日，他们又先后在哲学系党内外抛出李达问题，同时孤立他们圈定的哲学系的“李达黑帮”，剥夺其人身自由，解散所谓“国民党支部”即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支部。
“王任重及其在武大的代理人强加给哲学系的‘罪名’是什么”？为了千方百计打出李达和哲学系的“黑组织关系”和“反党阴谋活动”，他们给哲学系强加了一系列“罪名”。例如，一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是“李达三家村”的“黑司令部”；二是哲学系是李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黑窝”；三是哲学史教研室是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前沿阵地”；四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党支部是“国民党支部”；五是李达、李其驹、萧萐父、陶德麟等人写的文章和讲稿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六是萧萐父、陶德麟、康宏逵是李达在哲学系树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旗帜”；七是李达在长沙出席王船山的学术讨论会是李达和哲学系策划的“一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集会”；八是李达在哲学系组织了一支以余志宏为首的“反革命阶级队伍”，残酷打击“革命左派”。
他们还通过举办“展览会”，派人到武汉三镇作“报告”，在《武大战斗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写文章，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作广播，大肆宣扬他们强加给哲学系的种种“罪名”。他们把毛主席指示李达修改《社会学大纲》诬陷为“造谣”，把毛主席亲笔修改过的李达《〈实践论〉解说》当作“大毒草”，把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说成是“宣扬修正主义观点的大毒草”，是“全面系统地同毛泽东思想相对抗”。他们还捏造革命干部的历史、成分、社会关系，诬陷余志宏为“历史未作结论的严重特嫌分子”，诬陷萧萐父为“地主分子”等等。
信中叙说了余、李目前“极为困难”的处境，申述了“李达和哲学系的关系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余、李悲愤地指出：
他们居然把哲学系诬陷为李达的“修正主义黑窝”，居然把“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诬陷为“李达三家村”的“黑司令部”，这是极其荒谬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并不是哲学系的所属单位，也不是学校行政中的一级组织，而是李达个人编书的一个集体……它的唯一任务就是协助李达编书。将近五年来的全部活动，也就是编书。学校中的绝大多数师生，在文化革命运动之前，根本不知道有这个组织，朱劭天、何定华等也根本没有参与过这个组织的任何活动……王任重之流居然无中生有，把这个纯属为李达编书而成立的组织诬陷为整个“武大三家村”的“黑司令部”，这只能暴露他们是信口雌黄、别有用心。
余、李此信由萧萐父、陶德麟、康宏逵参与撰写。因为萧氏曾参加《红旗》杂志反修写作小组与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熟识，决定由他去北京送信。但是，当时萧氏已被作为黑帮和地主分子揪出,没有行动自由，所以只好利用周末。他带着上中学的儿子萧远，秘密乘38次火车去北京。先去沙滩红旗编辑部,关锋家,林聿时家，均没有找到人，他们只好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请吴传启转交。他们在北京只待了一天就乘37次车返汉了。至于吴传启是否转了余志宏、李其驹的信，一直不得而知。后来，关锋、吴传启被打成大“5·16”，萧氏因此牵连也被打成“5·16”，押解北京办学习班。
余、李此信被抄成数十张大字报，在未名湖大字报专栏张贴，影响特大。
20日，“万丈长缨社”贴出大字报《武大“揪黑帮运动”的一些历史原因》。大字报分八个部分：
一、“刘仰峤1958年武大教育革命中干了一些什么”，揭露刘仰峤“大
搞形‘左’实右，树立假‘红旗’”，“扎下黑根子，扶植一小撮”；
二、“武大刘仰峤集团为什么那样顽固地抵制1961年的整风”；
三、“1961年以来，谁是武汉大学积极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魁祸首”；
四、“1963年李达和刘仰峤之争的实质是什么”；
五、“1964—1965年期间，王任重、刘仰峤是怎样合谋改变武大领导状况的”；
六、“1964—1965年期间，刘仰峤集团的主将在农村社教中干了一些什么”；
七、“1965年6月，蒋南翔和刘仰峤主持的‘北京会议’说明了什么”；八、“1966年2—4月间，武大刘仰峤集团在王任重、刘仰峤亲自指挥下，
忙了一些什么”。
5月1日，哲学系“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和“钟山风雨战团”贴出长篇大字报《一场反革命阴谋的序幕（陶铸、王任重、刘仰峤在武汉大学的一页密谋变天记）》。大字报分三个部分：一、“篡党夺权、布下杀机（1965，5—1966，1）”；二、“二月密谋、重重黑会（1966，2—4）”；三、“紧锣密鼓、杀气腾腾（1966，5起）”。虽然所谓王、刘“密谋变天”的“反革命阴谋”言过其实，纯属文革常见的上纲上线，但对于武大宗派斗争也是一种集中疏理。
晚上电影后，笔者去李其驹先生家。他介绍武大阶级斗争一些情况，简略地谈了些观点。之后，陶德麟、萧萐父等人谈了李达的一些情况。笔者感到，“这些人虽然有错误，甚是严重错误，但就已有材料看，他们决不是什么‘黑帮’，决不是什么敌人，他们也是刘邓资级反动路线的受迫害者。因此他们和我们在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生死决战中，有共同的立场、观点和感情。所以我们谈的比较投机，一直谈到翌日凌晨5点”  。这也是我文革中同李、萧、陶等黑帮老师的第一次接触。
“文革”一开始打李达“三家村”，是经中央同意的，毛泽东也有保留地同意批一下李达，对李达的处理还有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因此，我们为李达“三家村”翻案在校内校外都遇到极大的阻力。用当时的话说，要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要为“钢工总”翻案，要为“二·八声明”翻案，除非太阳从西边出，除非公鸡下蛋，除非长江水倒流。但是，既已揭橥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旗帜，无论是学生中的“红卫兵”，还是教职员中的“黑帮”，“毛泽东思想红教工”和“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兵团”，都坚信自己的正确而拚命前行。
为李达翻案，关键当然是要有能够为李达辩诬去伪的过硬材料。当时李达的罪名不仅大的吓人，而且多的要命。除了“三家村”“大老板”、“王牌”和“主帅”，还有“大叛徒”、“漏网大右派”、“地主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这需要进行大量的组织、策划、调查、考证和研究活动，还要整理、撰写各种辩诬去伪的材料和文章。因此，在那些不平常的日子里，我们“主义队”四五位头头和铁杆，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二区二号李其驹先生家里，“钟山风雨”的康宏逵先生还未成家，就住在李家，余、萧、陶三位先生每天晚上也几乎准时来李家。常来李家的还有“赤胆忠心”的张学义和王晓芳。所以二区二号李家实际上成了李达翻案的策划处和联络站。这在“文革”那样的风口浪尖上，李其驹先生，还有他的夫人、化学系牟瑞雯先生，承担了多么大的风险啊！
   在我们每晚的聚会上，除了进行为李达翻案的种种具体活动，还常常漫无边际地神聊。“钟山风雨”的五位“战将”，除余主任大概因为是资深高干而不太外露外，其他四位再加上牟先生，都是神聊高手！他们知识渊博，思想活跃，语言风趣，谈吐不凡，对于我们这几位学生，他们漫不经意的神聊，无异是一堂堂生动有趣的课。通常是弄完翻案事，他们再来一番神聊，就到了转钟。这时，兴味未尽，肚子却饿了。李先生的二姐就下一大锅面条，翻出牟先生做的上好泡菜，吃完以后，继续听他们神聊，常常到拂晓。那时粮食是定量凭票供应，真不知道牟老师哪有那么多面条。后来我问李先生的二公子卫星君，他那时还是红小兵，也不知道。我猜想，很可能是从1958年以来就通宵达旦读书写作、几乎从不吃早餐的康宏逵先生积攒的粮票。我调入华工后，他一次就送我100斤全国通用粮票。可见当时只有他才有那个实力，当然，更是因为他豪爽。但行文后，终归不放心。2018年10月5日，笔者向在美国养老的米寿老人牟老师微信求证。她即示复：“康先生住在我家，我未向他要过粮票。二姐算是我们家的人，她的粮票也和我们一起用的。是我们自己省下来的。我们没有向任何人要过粮票。”牟老师真是太了不起了！有幸聆听五位先生的神聊，是笔者在武大集中受教、乃至终生受益的幸事；牟老师给神聊师生们以面条佐泡菜宵夜，也是武汉大学“文革”绝无仅有传奇。
4月24日，为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笔者和张学义、本系五年级李主承、一年级潘一黎和物理系“穷棒子公社”李宜登去北京。在武昌上车后，张学义从行李包里取出当年毛主席给李达的三封亲笔信和修改李达《〈实践论〉解说》打印稿，我们传阅后，都受到极大的震动。虽然我早已知道这些重要文物的内容，也正是这些文物，鼓励我们为李达翻案；但这毕竟是第一次亲眼目睹这些重要而珍贵的文物！在毛已经被神化的那个年代，就凭他给李达的亲笔信和修改李达《〈实践论〉解说》，李达也“铁定”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他的案我们翻定了！
我们到北京后，在天安门南池子周健先生家整理上报材料。周曾担任武大党委副书记，时任北京建材工业学校党委书记，也被揪回武大当了李达“三家村”“黑帮”。他当然很了解武大的情况，完全支持我们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我们也就在他家等待中央文革小组接见。
笔者和张学义、李主承一起去找张勃川先生。张原任武大副校长，后调任驻外大使，回国后担任康生办公室主任。我们找他，就是想请他向康生反映李达翻案的情况。他在家里热诚地接待我们，但对于我们的请托，他只说“可以”，事后表明，他并没有什么行动。
因为中央文革小组迟迟未安排接见，我等待十来天就先回武汉了。5月14日，张学义从北京来电话，说中央很重视我校问题，已成立武大“三家村”问题专门组。江峰从零陵调查回来，初步结论是李达不是地主。17日晚上，张学义谈了江青责成汪东兴处理我们反映的李达“三家村”问题，派员取走了毛主席给李达的三封亲笔信和修改李达《〈实践论〉解说》打印稿。他们虽然对李达翻案并未具体表态，但是却要求我们15天内将有关材料上交中央。因此，我们当即成立李达问题专门调查组，分工进行各项工作，力争按时上报材料。18日晚上，参加李达问题调查的主义队成员在李家开会。张学义又谈了他在北京的活动和中央的支持，余志宏、陶德麟等还比较详细地谈了李达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19日上午，我又参加李达问题调查会议。20日下午，“听石曼华讲李达受害情况，更清楚地看到了庄果王勇之流为实现陶铸、王任重、刘仰峤的不轨之图而对李达进行残酷迫害的罪恶用心”。
1967年夏，派性和武斗日趋激烈，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还特别涉及保护“三家村”“大老板”朱劭天、何定华及一大批“黑帮”的生命安全。那时，抄家、绑架、打人直至武斗是经常而随时发生的，“三家村”“黑帮”的人身安全成了大问题。以笔者主持保何定华为例，那时，我们先是像过去共产党做地下工作那样，有时把何安排在学生宿舍，有时安排在工人家里，并且一天换一个地方，但6月初，这种校内转移性安排也不保险了，只好由我直接安排“武大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兵团”胡国民同女工罗巧云护送何定华去外地避难。他们先到南京，其时何的亲弟方敏担任南京市革委会主任，但他却不敢接纳自己的哥哥。他们一行只好途经北京去西安投靠何的妹妹。何的妹夫时任陕西师范学院院长，妹妹也是延安出来的干部，他们都已被打成“走资派”。虽然他们自身难保，还是让何住了下来，一直到武汉“七·二O”事件后才返汉。期间，何化名“方兴”，只与我一人单线联系。除了朱何两个“大老板”，各系的“黑帮”则由各系的群众组织想办法。哲学系余志宏则是由我出主意由其女儿护送去上海避难，住进他连襟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在“法租界”的寓所。
6月1日，笔者撰写《南北两个三家村——李达“三家村”必须彻底翻案》一文，从两个司令部斗争的角度谈邓拓三家村与李达“三家村”，表示在李达“三家村”周年之际，彻底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翌日抄成大字报，连同萧萐父执笔的《大事记》即“变天记”一同贴出。
6日下午，就李达问题，笔者在反修楼（外文系）主持王任重盘查会。“我首先揭露了他们这一小撮打李达‘三家村’的特大阴谋。接着就一个一个问题提审落实，一直搞（了）4个多钟头。这个家伙老奸巨滑，极力回避要害问题，如打李达‘三家村’的阴谋及他与刘邓黑司令部干的一系列阴谋勾当，如他对抗主席关于李达问题的指示，如他与刘邓黑司令部的大将陶铸、刘仰峤的关系问题，都绝口不谈。正如主席所说，敌人是不打不倒、不会自行消灭的。但一些出其不意的问题，他还是作了交代[待]，证实了我们事前对李达‘三家村’问题的分析。”我还提到“他去年6月8日给我们的信中谈到资级、修正主义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搞篡党、篡国、篡政的问题，指出这是他自己给自己画像，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类资级、修正主义分子正是他们自己这一小撮。因此，我们必须戳穿其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本来面貌，彻底打倒这批混账王八蛋。” 虽然当时笔者使用的全是“文革”对敌斗争语言，对王显然不公平，但这个盘查会对李达翻案还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王的交待，基本弄清了中南局和湖北省委打李达“三家村”的酝酿发动过程和李达从不点名登报到点名登报的原委。
6月，钢二司武大总部《造反有理报》编辑部编印《武大“三家村”案（陶铸、王任重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大阴谋）》在全国各地出售，颇受欢迎，影响甚大。内容共有六篇颇有份量的长篇通信、调查和大字报：

一、炸开武汉大学阶级斗争的铁盖子——关于武大“黑帮”问题的十大疑团（《钟山风雨》战团）
二、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武汉大学哲学系余志宏  李其驹）
三、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胆忠心战斗队》  《钟山风雨》战团）
四、令人发指的法西斯罪行——关于王任重御用的原武大校文革在东升公社私设劳改营、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初步调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胆忠心战斗队》）
五、武大“揪黑帮运动”的一些历史原因（《万丈长缨》社）
六、一场反革命阴谋的序幕——陶铸、王任重、刘仰峤在武汉大学的一页密谋变天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毛泽东主义战斗队  《钟山风雨》战团）

“七·二○”事件以后，武大出现了为李达翻案的高潮。
期间，武大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群众组织同时成立“李达专案组”、“朱劭天专案组”和“何定华专案组”，进行大量的内查外调，逐一甄别工作队所整理的材料，为李达“三家村”辩诬。“李达专案组”主要由哲学系“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和“钟山风雨战团”负责，笔者参与组织、策划和具体活动；“朱劭天专案《武大“三家村”案》封面。
组”主要由数学系“农奴戟”兵团负责；“何定华专案组”由笔者负责，参与者有历史系总支书记李植楠，图书馆学系总支书记黄忠周，原校办秘书李涵和数学系教师齐民友等“黑帮”分子。
8月24日是李达同志被害一周年纪念日，“原先只是准备开一个专案报告会，但耀先同志提出，坚决开追悼大会。于是我们一起到李其驹家，计议一个通宵，作了具体安排，写了追悼大会的公[讣]告和我们坚决为李达‘三家村’彻底翻案的严正声明。这又是武汉乃至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爆炸性事件” 。
24日晚上，我们在小操场举行“李达遇害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在同时参加汉轧追悼大会和中南民院晚会的情况下，仍然到会二千多人。会议气氛越开越热烈，实在令人鼓舞。这是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群众组织即民间举行的李达追悼会，由笔者主持，松涛致悼词，湖北省副省长兼湖北大学校长孟夫唐以及何定华、牛永年、余志宏和李夫人石曼华等“三家村”“黑帮”上主席台，全体与会人员向李达遗像三鞠躬，孟夫唐、何定华讲话，何的讲话还“得到热烈的掌声”。大会还发表了《关于为“李达三家村”彻底翻案的严正声明》。追悼大会虽然冒风险，但意义重大！一年前的8月25日晚上，正是在这个地方召开武大全体师生员工“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的罪行大会”，宣读中共中央批转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除“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一年后的追悼大会开的很隆重，既有事先的讣告，又有现场的遗像和花圈。过火之处是将迫害李达的直接当事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宣传部长和人事处副处长四人揪来下跪。
李达追悼会后一段时间，已经没有谁敢公开跳出来说李达“三家村”不能翻案！也没有谁还敢再写打倒李朱何牛的大标语！“可是折中调和、机会主义一齐跑了出来”：对我们的追悼会一会儿说大方向正确，一会儿又说是我们出风头，没有群众基础；对李达“三家村”，一会儿说可以翻，我们早就同意翻，而一会儿又说我们把李达吹得太高，李朱何究竟是有严重问题的人。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在九•一二校庆前后，笔者串联物理系三五•一、数学系农奴戟、外语系反到底、历史系小金猴、生物系孙大圣、彻底革命、工人战斗兵团等战斗队开会，研究掀起一个批判高潮。11日下午，我们召开“揭发、控诉、批判陶铸、王任重在武大炮制李达“三家村”滔天罪行大会”，笔者作大会发言。在此前后，不断收到包括东北、内蒙、河北等外地来信，有的是索取李达翻案材料，有的是给我们提供李达的材料。李达翻案已经发生甚大影响，实在感奋人心。校庆后，我们出了第一期批判专栏，笔者还在物理大楼就李达问题盘问许道琦、史子荣、李衍授。
钢二司武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三司革联和武大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兵团、红教工为李达翻案作出了重要贡献。2019年6月10日，当年生物系“彻底革命战斗队”李全应给笔者微信说：“又看到了你的文章，感慨多多，使我又回到了那个岁月，可能我是外系接触为李达翻案最早的学生吧。当时67年春节过后没几天，松涛找我去玩，晚上到李其驹老师家，见到了诸位老师，谈到要为李达翻案，要知道当时这个事情是非常敏感的。开始听，一直到连续听，看材料，在老师和师兄们的启迪下，觉得应当翻案，于是就积极投入到这一事之中来，在学校后边的时间里完全投入到翻案中。首先回到系里宣传给师生，发动我系师生参与翻案活动。由于我们系的团结和派性纠结，翻案理念基本一致，包括今天群中的苍穹（胡元昌）和山中路人（刘国森）等一大批骨干。当然有很多的教师和干部也在其中，如咱们学校红教工的总负责人周九元，还有刚逝世不久的生物系院士朱英国老师都参加到这个队伍里来。当年的生物系是翻案活动的阵地之一，而我本人也经常在李老师家聆听诸位先生的教育，受益匪浅，过去没读过研究生，后来我常常说，我在武大就受过博，硕导师的教育呢”。“为李达翻案话动中的经费，我在校革委以教改名义审批解决，如西安（引按：长沙）的资料印刷，外调经费，话动经费，用车等都解决不少。” 还有“当年总理陪谢胡来汉，如何把翻案材料递上去，知道我和工总的领导人朱（鸿霞）、胡（厚民）很熟，关系很好，托他
们利用接见他们时交给总理，此事由我来联系来做，最后做成了”。
9月中旬，李其驹给笔者介绍北工一个教员，说他准备在武汉办个大批判杂志，问我们参不参加？当时想办杂志，可以把李达问题搞到社会上去，又可以使“主义队”名气更大。笔者说，办杂志要得，就是纸张、印刷、经费有问题。那个人说，他已同钢工总印刷分部挂勾，纸张、印刷没有问题。于是，我们进一步同印刷分部和钢二司轻工业学校的代表讨论，决定由武汉钢工总印刷分部公司反修兵团，武汉钢二司轻工业学校总部，武汉钢二司武大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北京工业学院《大批判》战团主办《大批判》杂志，各家派出一人组成编辑部，轻校二司在市轻工业局楼上找了间房子作办公室。主义队由笔者我参加编辑部，还有钟山风雨李其驹老师和主义队陈如维参加具体的编务、发行方面的工作。
编辑部确定办刊方向后，迅速组编稿件，10月就出版了第1期。杂志封面署名武汉《大批判》杂志编辑部；内封标出上述四个单位“主办”。
第1期发表代发刊词《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斗私、批修”方针，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强调“革命的大批判，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表示“她将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喊大叫，她将成为一把锋利的匕首，刺向一小撮走资派的黑心脏！”“誓作毛主席的忠实红卫兵，决心紧跟伟大统帅的战略部署……搞好革命大批判”，“将以铁的事实，犀利的笔调，系统揭露刘、邓、陶、王、陈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大批判》将以坚定的革命造反精神，坚持‘革命性’、‘战斗性’、‘严肃性’，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迎着暴风雨而奋战到底！”
10月23日上午，笔者去一轻局参加《大批判》编辑部会议。通过协商，又把《大批《大批判》杂志封面。
判》的方向重新加以明确，“就是总攻刘邓陶王，斗私批修，为彻底摧毁资级黑司令部出力，为无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出力。李达同志的问题也列入其中，约占1/4的比例”。
30日上午，笔者“同李其驹同志等去钢工总联系办《大批判》事宜。钢工部大批判办公室粟相知同志主动提出工总出面来办，从纸张、印刷到发行，全部由他们包下来，幷可在钢工总或警司给我们找个地方办公，给我们发工作证。问题解决得如此顺利，十分令人兴奋。有钢工总参加，我们的《大批判》肯定会办得更好。同工运紧密结合，这不仅是我们这次无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不仅是我们办一个杂志的问题，而且是我们今后哲学斗批改的问题，是我们努力方向必走之路的问题。通过这次同工总一起办《大批判》，我们可以探出一条哲学结合工农、深入工农、革命化的路子来。想到这些，我的决心更大，劲头更足了。” 粟相知主任是重型机床厂工人，时任钢工总宣传部副部长。因此，11月出版的第2期内封就改为“主办：武汉钢工总大批斗办公室”，原四家主办单位改为“编辑”。
本来，后续三、四期都已编好，后因粟相知提出的办刊条件均未落实，特别是纸张、发行都遇到困难，不得不停办。
就已出版发行的二期，关于为李达翻案的内容有《毛主席修改〈“实践论”解说〉一书的手迹》，《彻底为李达同志翻案》，《陶铸、王任重恶毒攻击毛主席的铁证》，《陶铸、王任重精心策划的一场反革命的阶级报复——李达同志被迫害致死的经过》以及各地对李达翻案的反映动态。
9月24日，武汉大学工人战斗兵团、“赤胆忠心”战斗队、“毛泽东主义”
战斗队、外文系“反到底”战团、物理系“穷棒子”公社、刘朝兵兵团、古立盛兵团、“井冈山‘烽火’”、中文系“鲁迅公社‘换新天’”战斗队、“无产者公社‘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数学系“农奴戟”兵团、“长征”兵团、哲学系“钟山风雨”战团等群众组织，发起成立“为李达同志彻底翻案串联会”，并于同日发表《公告》，正式宣布“彻底为李达同志翻案”！
《公告》指出：
确凿无疑的调查材料证明，李达同志根本不是什么“地主”、“叛徒”、“三反分子”。李达同志早年脱离过党的组织，政治上跌过跤子，解放后在工作中也有缺点错误。但是他对党有感情，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更是非常崇敬。他恭恭敬敬地做毛主席的小学生，把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他晚年唯一的任务。不顾年老多病，做了大量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念念不忘毛主席交给他的任务。
《公告》强调：
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陶铸、王任重一伙在迫害李达同志的过程中，竟然猖狂地把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们公然把毛主席亲笔修改并且作了很高评价的李达同志的著作作为“大毒草”来“批倒批臭”，往毛主席脸上抹黑；公然违抗毛主席的指示，组织几十万人的游行来“声讨”李达同志，造成既成事实，向毛主席施加压力；公然威逼一些贫下中农，组成所谓“代表团”，由走资派、四不清干部、伪甲长、汉奸“带队”到武大来“控诉”李达同志，借这些人之口来攻击毛主席；公然私拆、扣压李达同志给毛主席亲收的信件；公然隐瞒和违抗毛主席的指示，以非法手段把李达同志整死，杀人灭口。
《公告》宣示：
陶铸、王任重策划的这一场大陷害、大骗局、大阴谋，欺骗了千千万万群众，流毒全国，现在到了彻底揭穿的时候了！
“为李达同志彻底翻案串联会”整合武大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群众组织，成为数学系“农奴戟”兵团谐音“龙”即“龙派”。反对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群众组织因为有行政大楼“虎山行”战斗队，成为“虎派”。自此，武大形成了激烈的“龙虎斗”，直到1968年春开始的“壁垒森严”的武斗。
10月13日晚上，在小操场开群众大会，就李达问题面对面斗争刘仰峤、许道琦、史子荣、庄果。孟夫唐和朱劭天应邀到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一致要求多开几次这样的大会，越来越多的人表示坚决彻底为李达“三家村”翻案。
10月8日，周总理和康生陪同以谢胡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来汉，翌日晚，总部田州安、李光春被召赴宴。我们拜托李“就李达同志问题”请示，他“个别问了总理和康老，所得指示极好”。我们认为这是中央表态，受到极大鼓舞。
进入10月份，为李达“三家村”翻案尤其进入森严壁垒、如火如荼、“文攻武卫”的“龙虎斗”。所谓“龙”，就是坚决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一派，取了数学系“农奴戟”战斗兵团“农”字的谐音；所谓“虎”，就是坚决反对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一派，取了行政大楼“虎山行”战斗队的“虎”字。形势对我们越来越糟。“钟山风雨”战将、笔者尊敬的五位老师，开始是东躲西藏，后来是一个个“落网”，被抓起来重新专政，罪名又多了一条：为李达“三家村”翻案。
16日，“虎山行”战斗队发表“严正声明”，支持先日哲学系68111班段某、王某的大字报《李达就是叛徒》，指认为李达翻案就是为何定华上台。18日，“虎山行”战斗队又发表“讨何宣言”，重新把李达、何定华列为打倒对象。当天上午，“主义队”开会，进一步统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思想，改选勤务组，推举我和松涛、崔永和、李光华、段德智共同主持“主义队”工作。
11月16日晚上，“虎派”“三司革联”“红色造反团”和哲学系一些保守派学生搞突然袭击，绑架了余志宏、李其驹、萧萐父，抄了二区二号，抢走了李达翻案的专案材料，被称为“11·16事件”。他们旧罪不去，新罪又来。所谓新罪就是“5·16”黑手，就是为李达翻案。本来，早在5月18日余志宏就已加入“主义队”，随后，“钟山风雨”也集体加入“主义队”。“11·16事件”当晚，“主义队”因内部有不同意见，只好发表将余、康、萧开除出队的声明。但到翌日17日，“主义队”认定“11·16事件”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又发表关于收回昨晚开除三人出队声明的声明。晚上，小操场放完电影后，“主义队”介绍“11·16事件”情况，随后引起全校性辩论。18日，“农奴戟”、“彻底革命”、“穷棒子”等发表声明，支持“主义队”。晚上，“胜利兵团”、“八·一八”、“六八0一”和“虎山行”也介绍“11·16事件”情况，“老二司”即毛泽东思想老红卫兵当场与他们激烈辩论。19日上午，笔者在石屋研究就“11·16事件”继续同“虎山行”进行全校辩论。这天晚上召开全校有影响的战斗队串联会，决定翌日继续辩论。20日晚上，因“虎山行”不敢接招，“主义队”改在小操场举行情况介绍会，并在全校转播，还由已被放回的李其驹、萧萐父上台讲话，但余志宏直到26日才被放回。
25日，哲学系胜利兵团，即教革串联会不仅把李何余“之流”打成敌人，而且也要打倒李其驹、萧萐父及砸烂“钟山庙”，遭到主义队、过大江、农奴戟等坚决抵制。30日，主义队开会，座谈当前系里形势。笔者深感“现在我们系基本上出现了四月份的形势，五•七兵团、胜利兵团、前进兵团、八一兵团的合流，成为新的井冈山战团，过去保的最厉害的如汪某、李某等又跳的最高。而在
这个时刻，主义队内部围绕着李达、何定华、余志宏的问题而发生分化，形势的确严重。但是，学校形势却是大好，越来越好。三五•一、穷棒子、反到底等三十几个战斗单位坚决支持我们，基本上左右了运动的大方向，这就是我们的后盾”。
1967年11月，武汉大学钢二司、三司革联彻底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串联会和广州大专院校红代会（筹）还编印《李达问题专集  陶铸、王任重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大阴谋》。内容包括9篇文章：1、陶铸、王任重炮制“李达三家村”
是反对毛主席司令部的一个大阴谋；2、陶铸、王任重对毛主席司令部的一场反革命的阶级报复——李达同志被迫害致死的经过，附录：王任重、许道琦、史子荣的交代，李衍授的交代；3、李达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附录：李达同志1959年在湖北省哲学教科书编写小组会议上的一次讲话；4、陶铸、王任重把李达打成“地主”是一个大阴谋；5、关于李达家庭成分的调查报告，附件一：李达到湖南大学任教的时间和底薪，附件二：李达家的水田和解放前三年收租情况，附件三：李达家的旱地和解放前三年雇工情况；6、驳王任重及其工作组对李达同志历史的歪曲，附录：忆往事（王会悟）；7、关于李达“写过几篇反共文章”问题的真相；8、关于为“李达三家村”彻底翻案的严正声明；9彻底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串联会公告。
从1968年开始，余志宏的安全更成问题了。在我们多次劝说下，他终于远走上海，住进他连襟厦门大学王亚南校长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随后，笔者去上海出差，和余先生在王家同睡一张床，朝夕相处了五天。我们吃着他内姊王夫人的驰名的（湖南）永丰辣酱等湘菜，谈着当下“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研究李达翻案的具体问题。
笔者去复旦大学，向陈望道 校长调查李达在建党期间的活动，受到陈老校长的热情接待，谈了李达当年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所做的许多重要工作。笔者向余先生报告陈校长谈话的内容，他高兴极了，认为这是对李达历史功绩的很重要证明。
为李达“三家村”翻案，关键是为李达翻案。“李达专案组”尤其进行了
大量的调查和整理翻案材料工作。可以说，凡是工作队强加给李达的“罪行”，
包括李达的家庭成份，历史问题，“三反”言行，一句话，只要是工作队“料”所涉及的，“李达专案组”都派员予以重新调查和甄别。调查范围涉及李达长期的历史活动及其发生地零陵（今永州）、上海、长沙、桂林等等。例如，李达的“地主”成份，是工作队发动和组织、有当地组织部门参加的所谓“联合调查组”的“调查”、经零陵县人委正式发文而诬陷的，湖北省委正是根据他们的这个所谓“调查”和零陵县人委正式文件做出开除李达党籍、戴“地主分子”帽子的“决定”上报中央、以“中共中央”红头文件批复的。因此，要为李达辩诬和翻案，这又是关键。为此，“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多次派人赴李达家乡调查，终于使零陵县人民委员会于1967年12月18日发出（67）会民字第226号《关于撤销错定李达同志家庭成份问题的通知》。
    这个《通知》说：
《李达问题专集》封面，李全应提供。
李达同志的家庭成份，土改已经正式划定，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反映过他的成份问题，而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不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偏听偏信了联合调查组的报告（连县人委的批示都是由工作组拟的），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现经武大革命造反派同志反复调查落实，原来的调查报告捏造和扩大了事实，田土、雇工、债利剥削等都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更重要的是解放前三年他是大学教授（脑力劳动者），按照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土改时将李达同志家庭成份划为小土地出租成份，是完全正确。……经我们讨论：去年6月28日，我会66秘字第068号文件对“关于李达家庭成份调查报告”的批示和8月2日对“李达关于所谓大恶霸地主问题的申辩”的批驳材料都是错误的，应该撤销，宣布作废。李达同志的家庭成份，应按土地改革划定的小土地出租成份不变。
但是，武大部分群众组织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毕竟属于民间行为，并且随着包括我在内的67届毕业生分配离校和“毛泽东思想武汉工人宣传队”进校，不得不自行结束。零陵县撤销错定李达同志家庭成份问题的通知。
不惟如此，后来在全国清查所谓“5·16”反革命犯罪活动中，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活动被诬陷为所谓“5·16”反革命犯罪活动，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乎所有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主持者、骨干和积极分子，无论是干部和教师，还是工人和学生，也无论这些人当时在哪里，都受到精准清查和打击，其中调离武大的干部、教师和毕业分配离校的学生，则是派人追踪清查和打击。他们中，有的被办“学习班”，有的被隔离反省，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甚至因为反复被批斗而积疾又不能得到及时治疗最终含冤而去！他们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付出了实实在在的代价！笔者当时在邵阳县和平公社中学任教，武汉大学三次派人来邵阳县追查，被学毛著《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被喊口号、刷大标语：“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王炯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胜利！”“王炯华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被捆绑下跪批斗，被县公安局立案隔离反省，被搜集、整理“王犯炯华反革命罪行材料”686页，被内定为枪毙对象。直到1970年“9·13”事件后才挂起来，不了了之。
对于李达翻案，几十年后，武大子弟戴克中发博文《钟山风雨——神马都是浮云》。他不无调侃地说：
文化革命是真正的天翻地覆，因为李达，武大的哲学后生们卷入了政治。
文化革命时的武汉大学在湖北武汉除了开始由王任重揪出了一个“李达三家村”出出风头以外，就没有什么吸引眼球的大戏，但要谈校史应该记录下“钟山风雨战团”，这可是一个绝对高智商的精英荟萃……
1967年4月成立的“钟山风雨战团”主要目标就是为李达翻案，主要成员是余志宏、李其驹、萧萐父、陶德麟、康宏逵老师和王炯华等几位学生，“赤胆忠心”战斗队的张学义和王晓芳也在其中周旋，李达已被斗死！为李达翻案，当然他们也是为自己翻案。那时在理发店旁边的草席竹篾棚栏上，（现在的未名湖畔）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钟山风雨”的大字报。但武大的“龙”派似乎是“农奴戟”战斗队的“农”字所致；好像行政大楼的干部们有一个“虎山行”战斗队与之不和，反对为李达翻案，唱唱反腔，于是有了“虎”派和龙虎之争。他们的全副精力就是为李达翻案，1967年3月2日余志宏、李其驹向中央文革写了2万字的翻案信。为了避嫌，他们还让萧萐父的儿子拧浆糊桶去贴大字报。上北京、跑湖南，不停的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
据当时他们痛恨的陆舒端回忆，“有一天当她汇报李达、朱劭天、何定华（都是老革命呀！）都是‘右派’时，王任重从床上（在床上听汇报？）一跃而起，狂呼‘李达就是个老不死的！’……”
现在正放演《建党伟业》（应该也是第三国际、苏共的伟业），他们是同党啊！
连党同伐异的心都没有，起码的尊老的品质都没有啊！这样的深仇大恨呀！真想不明白！
黑帮、敌人、牛鬼蛇神都是这样定的，翻案，有案吗！……唉！想拿掉共产
党创始人李达的“三家村”“大叛徒”“漏网大右派”“地主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些帽子要什么材料啊！不就是某人开口放屁的事吗！
他们真是敢作敢为的热血男儿，那时我爸爸见人就躲，他们还敢聚众！真是天上地下。李其驹家实际就是他们的活动基地，他们天天晚上在二区2号李家聚会，康宏逵单身，干脆就住在李家。陶德麟那时也是每晚必去。李家还贡献出了钞票、自行车和手表！
除了整理翻案材料，他们就摆龙门阵，王炯华等学生真幸运啊！牟瑞雯老师（李夫人）还给他们下面宵夜，这样的课堂，打着灯笼再也找不到了。……
余志宏是何等人物！长沙和平解放时和程潜、陈明仁谈判的共方主要代表。
解放后怎么喜欢上了藏污纳垢的学校，也只当了个“系主任”。记得爸爸说，1955年夏天他自戕获救后余书记与他谈话，没说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而说了，“您孩子还小啊！”爸爸说此人还善！历次运动手轻……
李其驹也是老地下党员，文革后先为发表毛给李达的三封信和陶德麟、石曼华（李达夫人）一起忙活，曾去北京编过《李达文集》，估计总是武大实在待不下去，又不甘沉沦去了华中工学院创办哲学所，谈何容易！碰上了批“精神污染”，哲学所黄克剑被祭旗调离，人员离散。李其驹又去了公安干部管理学院当院长，唉！我看他是病急乱投医！退休后他去了美国儿子处，武大好事者还传言他七老八十在美国洗盘子，编此故事的人真是缺德啊！我倒是关心这位壮志未酬的曾经热血青年怎样向马克思、上帝诉说心扉。
萧萐父2008年驾鹤，也是个有信仰的男人。拙作“草色青青送马蹄”曾被网管删去，我删去部分内容，换了标题也在博客中发出了，此处不赘。
网上曾有网友问我知道康宏逵吗？虽未谋面，文革大名鼎鼎，当然知道。传说他拒不被武大党阀收编后也去了华工哲学所，批“精神污染”后他也一气走了人！传说他独自写作，2006年还写了“又不忍沉默”，想如今他也垂垂老矣，我等当年的娃娃已是痴虫振羽，他……唉！
王炯华1968年夏曾被武斗打伤，后到湖南邵阳教中学，在李其驹的帮助下调到华工哲学所，当了教授。一直坚持做学问，估计也没攀上高枝，起码没有投靠到“中国当代顶级马列毛学者”的麾下，人家终生皇恩浩荡，他却退休（估计现在也未到70岁）到怀化学院当了特聘教授，毕竟还有娃娃听听他的真话，你若想听，现在还听得到他的声音。
现在想起来，最凄惨的事就是“翻案”！尤其是人已经死了！找制造冤案的主子翻案，主子端着酒杯狞笑着给你翻了又怎么样呢！
真是神马都是浮云啊！

2010年10月，李达实验班回校聚会同学在李达塑像前合影，左前起刘炳祥、张耀先、夏灿明、刘庆林、王炯华、张涛；右前起夏福清、何畏、黄朝新、王家斌、汪祖象、张远春、余松涛。
笔者除了参加李达翻案，还主持和组织何定华翻案。
1966年冬，笔者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大学总部政参部负责人之一，哲学系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头头。这年12月，我们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抢工作队和校文革的“黑材料”。其实，许多“黑材料”早已转移出学校，或转移由他们认为可靠的个人保管。22日，我，还有“八.八”战斗队、“井冈山兵团”的代表接封化学系助教盛容生保存在他家里的朱劭天、何定华、牛永年的日记、笔记。我们觉得“这些材料涉及很广，不仅涉及到我校阶级斗争盖子，还牵涉到湖北省委、中央宣传部、高教部的问题，的确是一些很有价值的材料。”我们一一清点了这些重要材料，把它“放进了原子能实验室的保险柜”。
翌日，笔者向总部报告此事，决定成立专门组处理，还订了保密纪律。但是，考虑化学系许多人都知道这件事，为着这些材料的安全，又决定连夜转移。我们深夜去原子能实验室，征得化学系“为人民服务社”管钥匙的人的同意，便将这些重要材料转移到我宿舍，最后交给总部田州安。
24日，处理材料的专门组开始工作。笔者负责的这个小组是看何定华的20多本日记。通过齐民友、李植楠、黄周忠、李涵和笔者分头阅读，“初步感到何对学习主席著作还是很有兴趣的，对蒋蒲、柳佑等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是在没有详细弄清楚何定华的问题、作出合乎毛泽东思想的认真分析以前，我们对何是不能轻易评价的。”蒋是武大党委副书记，柳是武大党委宣传部长副部长，他们当时都是工作队领导成员，是打李达“三家村”的。我们那时以路线排队，他们是我们的对立面，而笔者对何定华则开始同情。
28日下午，笔者找何老谈话。“他表示，自己的问题自己伏罪，决心痛改；对别人的问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现在还在受管制，没有自由，没有保障。”“为彻底炸开武大阶级斗争铁盖子，为了配合批判王任重的斗争，为了重新核实何定华的问题，我们决定‘解放’何定华，给他活动的自由，保障他写材料看大字报的权利。但我们决不是为黑帮翻案，是真黑帮跑不掉，我们决不留情，坚决打倒；是假黑帮，只是问题严重但不是敌对性的，我们要尽力挽救，予以平反。” 为此，笔者还找了庄果，何老从此也有了相对的自由。
1967年4月，我们少数战斗队开始公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但是，为当时“文革”之大案、要案翻案却遇到了很大阻力，并且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这种阻力不是来自省委、校党委、校文革，因为这些机构已经被“造反”“夺权”而失去了影响力；阻力主要来自不同的群众组织。反对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既有所谓保守派，也有所谓造反派即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内部后来“龙虎斗”中的“虎”派。
5月29日一整天，笔者在石屋主持讨论何定华日记，参加者有李植枬、齐民友、黄忠宗、李涵。决定由这些老师在石屋整理何定华日记，撰写材料，“从何定华日记角度把何的人品公布于众，看到底是当然左派所说的黑帮还是革命领导干部”。就是说，在笔者心里，“被当然左派打成的反动日记，决不是反动日记，而是革命日记，亦可说是反蒋（蒲）日记。从日记看，何不仅不是三反分子，而且还是对主席崇敬热爱、对主席思想热爱、坚持学用的、有充沛革命干劲和社会主义事业心、革命责任心的领导干部，所以何定华的案完全可以翻过来。”
武汉地区文革的派性和武斗日趋激烈，校内也开始发生小规模武斗，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还特别涉及保护“三家村”“大老板”朱劭天、何定华及一大批“黑帮”的生命安全。有一次，对立派在四区饭厅斗争何定华，为防止他们对何老武斗，笔者组织一百多人，冲击斗争会现场，将何老抢了出来，从工农预科楼上坡，将他安全送到外语系“反到底”宿舍。在接着到来的日子里，我们像过去共产党做地下工作那样，有时把何老安排在学生宿舍，有时安排在张学义家里，有时安排在工人家里，并且一天换一个地方。但6月中旬以后，这种校内转移性安排也不保险了。征得总部总指挥唐学敖的同意，笔者决定由“工人战斗兵团”胡国民、罗巧云护送何老去外地避难。
6月30日晚上，笔者让何老穿上工人工作服，用单车驮着他，同胡、罗一起先去武汉锅炉厂。在武锅张师傅的帮助下，辗转去武昌车站。因为那时“百万雄师”已经封锁阅马场湖北大学，大东门一带已很不安全。“何走了，我轻松了许多，他也安全了许多。”
何老由胡、罗两位陪同先到南京，其时，何老胞弟方敏担任南京市革委会主任，原意何老就在那儿避难，但方敏不便接纳。他们只好经北京去西安投靠何老的妹妹。何老妹夫时任陕西师范学院院长，妹妹也是延安出来的干部，他们当时已经被打成“走资派”，虽然自身难保，还是让何住了下来。何在西安住到武汉“七·二O”事件后8月中旬才返汉。期间，他化名“方兴”，只与笔者一人通过信件“单线”联系。他回校后，笔者与他频繁接触，为他翻案的活动也加紧进行。
8月23日，笔者在石屋主持成立何定华专案组，自任组长。成员除了前述齐老师、黄老师和两位李老师，还有新参加的一些人。“决定把何的问题搞起来，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搞出像李达同志那样的材料，以突破李、何关键，坚决彻底把李达‘三家村’大案翻过来。”
24日，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二千多名师生员工在学校小操场隆重举行“李达同志遇害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何定华，余志宏，李达夫人石曼华出席大会。何定华、余志宏讲话，他们讲话更重要的意义是“亮相”，表明我们“解放”了他们这些被打成“三家村”“黑帮”的革命领导干部。
28日上午，专案组研究何定华问题。下午，由何本人介绍自己的情况，并让新参加为何翻案的人先了解一些情况，看些材料，然后再去调查落实，写出文章。
9月6日上午，笔者主持何定华专案组会议，何本人再次谈自己来武大后的情况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的迫害。
9月24日，武汉大学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胆忠心”战斗队、哲学系“毛泽东主义”战斗队、“钟山风雨”战团、外文系“反到底”战团、物理系“穷棒子”公社、刘朝兵兵团、古立盛兵团（按：刘、古均为“文革”武斗罹难的物理系学生）、“井冈山‘烽火’”、中文系“鲁迅公社‘换新天’”战斗队、“无产者公社‘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数学系“农奴戟”兵团、长征兵团等群众组织发起成立“为李达同志彻底翻案串联会”，发表《公告》，正式宣布“彻底为李达同志翻案”，包括为朱劭天、何定华以及一大批“三家村”“黑帮”翻案。
10月7日，笔者主持专案组会议对何定华“三反言论”进行甄别。通过齐民友老师等详细查阅与核对原始材料，认定工作队和校文革所整的“何定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材料是“强加给何的东西，基本被否定”。
10月16日，“虎山行”战斗队发表“严正声明”，支持先天哲学系学生段某武、汪某生的大字报《李达就是叛徒》，认为为李达翻案就是为何定华上台。18日，“虎山行”战斗队发表“讨何宣言”，重新把李达、何定华列为打倒对象。笔者当天日记写道：“无论是李达同志的问题，还是何定华同志的问题，他们立论之据都还没有超出王任重的遗产，甚至还没有王任重工作组、伪文革、康三司搞的材料‘过硬’。”当天上午，我们“主义队”开会，进一步统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思想。
但是，从1968年春开始，“龙虎斗”演变成“壁垒森严”的大规模武斗。6月上旬，笔者被对立派武斗住院。9月上旬，笔者毕业分配离校。何老也被押送沙阳农场劳动改造。
1976年中国政局大变动后，何老终于从沙阳农场回到武大，我们也恢复通信联系。1978年11月12日，笔者给何老写信。27日，收到内容极富的两大页回信：
东辉同志：
十一月十二日信已收到。如此热情洋溢、关怀备至的信，非常感动。八月中旬，我去北京瞻仰毛主席纪念堂，完成任务后，分别到中央党校、文化部、外交部访问老首长、老战友，他们都是老当益壮，精神饱满，心胸开朗，干劲很大；并且勉笔者尽快结束“离休”，走上新长征的道路。久别重逢，患难与共，相见以诚，受益匪浅，印象之深，终生难忘。
    回来后，由于我在北京向中组部胡耀邦部长写了一封短信，附上去年九
月底给华主席李副主席的申斥书，以及今年一月给胡部长的申斥信，要求对
湖北省委过问一下我的复查问题。八月下旬，正式回信说，部长指示有关部
门速按精神办理。九月上旬，武大党委仓促从事，派人送来“复查意见”，
很不像样，但是不得不提到：“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撤销处分决定，
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我只是接受了这几句话，补交了党费。其他故弄玄虚、留有尾巴之处，则据实另行申诉，要求中央和省委弄个水落石出，还
我历史的本来面目，及时拨乱反正，还要求先调中央党校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分配适当工作，以期离开武大。
现在，落实干部政策，首先昭雪冤、假、错案，中央抓得很紧，省委已在组干会议上表态，对于“三家村”、“四家店”等，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试看武大党委那么几个顽固分子，也将顽而不固了。武大至今尚未公布我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可是，谣言纷起，有说我要回去工作的，“要在那里跌倒还要在那里爬起来”，这不仅又是无中生有、故意抹黑吗？也有说我决心不回去。我在这里怕是还得住一段时间，等候安排适当工作。
李达老校长的哲学专著已出版。┅┅你要写纪念文章，可交陶李两同志处理。      
何、田上  十一月廿四日上午
何老最后离开武大，任湖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副主席。
1981年5月15日，笔者调入华中工学院。31日下午，李其驹和牟瑞雯老师陪笔者去何家垅拜望何老和夫人田老。何老紧紧握着笔者的手说：“你老了一些了！”“看着这两位饱经患难的白发苍苍的老人，看着这十多年来笔者一直心系向往想念的老首长，我激动的热泪盈眶。”何老为笔者从书房搬来藤椅，田老为笔者冲茶，还去附近商店买来糖果。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笔者送了他们从衡阳带来的小礼物，他们送我们到大门口，紧紧握手道别。牟老师说：“何老对东辉真亲。”
这次谈话中，知道两老唯一的儿子小田已在华工当工人，何老要他中午到笔者家休息，还说他俩老离休后也搬来华工。9月，他托李其驹先生带来20元钱和一包日本烟，钱是给老人买东西的。10月3日，他和田老还坐专车来华中工学院看望。他要每月补贴笔者部分生活费用，笔者坚持不要。小田有一段时间在笔者家吃中饭，我们也是有盐同咸，无盐同淡。12月11日，小田带来20元钱和何、田二老的条子：“一月份过两次‘年’，我又外出开会，不能去看望全家，谨由小儿带去二十元作会餐费，由我们‘请客’”。80年代，每逢过年过节，笔者几乎都带着家人去何老府上，吃饱喝足之后，还带回一些凭票供应的东西。特别是，何老非常支持笔者的李达研究，笔者也向他了解过好些李达在武大当校长的情况，还帮他写过缅怀李达的文章。
然而，后来笔者与何老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终其一生，何定华老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想着他数十年出生入死的经历和我们文革中的不凡交往，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一年，笔者不再去看他。如此不近人情，笔者深感愧疚！

感谢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