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会欣：对“一打三反”的恐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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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又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爆发至今已过了半个多世纪，可是有许多往事仍深刻地留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之中。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文革”前已升入高中，经历了“文革”中发生的所有运动，但其中最令我刻骨铭心的回忆，则是发生于1970年初的那场“一打三反”运动。

参阅维基百科的解释，“一打三反”是“文革”中的一场重要的政治运动，1970年1月31日，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同意下，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签发《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又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因此三份文件合而为一，就形成了“一打三反”运动。当然，所谓“三反”只是个陪垫，“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最多是刑事犯罪，而“铺张浪费”更是工作作风问题，运动的重点在于第一份文件，打击的对象是各地以各种方式反对中央权威的个人或集团，目的是要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也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这场运动波及全国城乡，由各级地方党委负责领导，时间长达一年左右（有的地方更长些）。

这场运动的特点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结合公检法军管会等专政机构，对于那些异见人士处以有期徒刑甚至枪决的处罚。为了在短期内达到震慑的效果，原本属于最高法院核准死刑的权力下放到省一级，只要将杀人数目上报备案即可，有的地区更将杀人权下放，而且一经宣判立即执行。当时全国各省、市、县都接二连三地召开万人公审公判大会，被处以极刑的人犯五花大绑，背上插着木牌，由武装士兵押在台上，审判后立即押在卡车上游街示众，直接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街上更是到处张贴布告，少则几人、十几人，多则数十人，每个人的照片姓名上都用红笔打着叉，各人犯罪的事实虽不尽相同，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则是统一的结论。当时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一运动发动的背景，但这一恐怖肃杀的情景，却在心底留下永久不会忘记的深刻印象。

1965年我在南京升读高中，学校是五年制的省重点，虽然各科成绩都不错，但像入团这种事则是可望而不可及。那时学校已强调家庭出身，我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民国时期的大学毕业生。父亲193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航空专业，那时上海已经沦陷，班上十多位同学全都响应政府号召，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来到大后方参加抗战，在航空委员会主办的高级班接受一年左右的训练，即分派到后方各个飞机修造厂，后来又派往美国实习两年。由于是在空军机构工作，所以必须加入国民党，而且也着军服、有军衔（机械佐）；而我的籍贯是广东，家中亲戚多在香港，因此家庭出身虽然不算是四类分子，但算是有严重历史问题和海外关系的家庭，“文革”中父亲遭批斗、隔离和抄家自然是必不可免的了。

“文革”开始后先是停课，当时大家都还挺高兴，但谁也没想到这一停对于绝大多数中学生来说就是永远告别了学校。由于家庭出身的影响，我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再加上个性的原因，也从未参与“破四旧”、抄家和武斗，当然大串联和传抄大字报是免不了的，因此“文革”中我算是个逍遥派，大部分时间是与同大院的伙伴们一起度过的。

我父亲在南京航空学院任教，南航成立的时间不算长，原来是专科，1956年正式升格为大学。“文革”前内地主要有两所专攻飞机制造工业的大学，这就是北京航空学院和南京航空学院，但两个学校的老师情况不大一样，北航的老教师基本上是民国时期各大学的教授，院系调整时集中在一起；而南航的老师很多都是与我父亲一样出身，是抗战期间毕业于清华、中央、交通、浙大等著名高校航空专业的大学生，后来到大后方担任各空军飞机修理厂的工程师，1949年前后，他们大多数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国内参加和平时期的建设，其中有不少人后来就到南航当了老师。

南京航空学院位于原明故宫机场附近，当时在南京还是很偏僻的地方，虽然和那些部队的大院不太一样，但我们这些小孩从小就生活在同一个家属宿舍里，也算是一种大院文化吧。我们这帮人的家庭来自五湖四海，彼此年龄相仿，出身相似，当然也有一些干部和工人子弟，但他们的年龄相对要比我们小点儿，而且他们的父母大都也是“走资派”，因此总的来说，“文革”期间大家都在一起玩，基本上没有什么因出身而受歧视的感觉。

那时候停课了，多数同伴也都不大到学校，整天不是在操场上打球、锻炼，就是在俱乐部打牌、吹牛，还有就是看书。那时的读书完全没有目的，不管是“文革”前的小说，还是外国名著、苏俄文学，甚至是那些内部出版的灰皮书、白皮书，反正是逮到什么看什么，而且相互间流通的速度极快，有的时候还结伴大家一起骑车到中山陵、玄武湖等地游玩。因此若不是家中大人遭到磨难，那段日子过得倒是逍遥自在。

但这段时间不是太长，到了1968年春天，先是“清理阶级队伍”，父辈们再次受到迫害。接着是部队征兵，院子里那些出身好的纷纷当兵去了。不久就是上山下乡的高潮，那可是不问出身的一片红，整个“老三届”学生都是插队的对象。

我下乡之前患急性肝炎尚未痊愈，因此没有和中学的同班同学同行，暂缓下乡。但后来动员下乡声浪一浪比一浪高，我的身体也恢复正常了，所以觉得还是趁早下乡吧。12月间我决定先到乡下看看，原来想到夏集公社与我哥哥插在一起，但他们班组已有六位知青（其中两对是兄弟）。后来我又到沿河公社南航几个发小那里，他们一致劝我和他们在一起，这儿离县城较近，各方面的环境都要比夏集好一些，所以我就留下来，成了沿河公社兴无大队的一名知青。

我们这一户知青共五人，都是南航的子弟，除了我是高中生之外，几位同伴都是光华门中学的初中生，其中杨、郑的家庭与我差不多，父亲也都是原国民党空军的技术人员，郑的父亲与我父亲还是大学同班同学，抗战爆发后冒着生命危险一起从上海到大后方加入航空委员会，杨的父亲年龄略小些，但学术上颇有名气，人称“杨陀螺”，他们在“文革”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斗；陆的父亲虽然也是空军的地勤人员，但属于工人阶级，1950年代初入党，在学院担任中层干部，“文革”中虽然靠边站，但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顺便说一句，陆的妹妹后来成了我的妻子，因此他的父亲就是我的岳父）。杲的年龄最小，父亲是老干部，“文革”前好像担任南航党委的组织部长，“文革”初被造反派打成走资派，此时尚未解放。虽然我与他们不是同校同学，但“文革”中我们都是逍遥派，成天都在院子里玩，彼此之间家长也都很熟，所以大家在一起生活，都能互相关心、互相照顾。

“一号令”之后

1969年10月，随着林彪“一号令”的下达，全国各个重要的单位都开始部署疏散，南航隶属于国防科委和航空工业部（第三机械工业部）领导，属于半军事化的保密单位，自然也在疏散的名单之上。那时候军宣队、工宣队已联合入驻南航，一声令下，南航的老师、职工和尚未分配的大学生立即拉练到距离南京附近几十公里外的句容县天王寺去了，留在南航的除了少数干部和教师外，主要都是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队员，再有就是家属和那些十五六岁的孩子了。因为我们这些稍大些的子弟都下乡插队，家中大人又都疏散，院子里就剩下他们这帮男孩子们称王称霸了。

1970年1月，下乡后的第二个春节前夕，我们这些插队在各地的同伴陆续回到南京。那时家长们大都还在外地疏散，学院里只留下一些工宣队和军宣队的负责人，还有几位他们认为靠得住的中青年教师。工宣队和军宣队看到那么多知青一下子都回来了，觉得应该把他们集中起来接受教育，可是我们这些人下乡都一年多了，心中又都憋着一肚子火，早就不服什么人的管教了，经常约着一起到玄武湖、中山陵去玩，动不动就一伙人在院子里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嘴里还叫着“李向阳的队伍回来了”！

我记得负责管我们的那位工宣队师傅姓毕，常州人，还有一位是体育教研室姓钮的老师，以前经常和我们一起打球，体格健壮，我们都叫他“胸肌”。一次毕师傅召集我们这些知青在职工俱乐部训话，我们知青点的杨，则头戴一顶鸭舌帽，一本正经地面对着他，貌似认真听讲状，一边抽着烟，吐着烟圈，一边说着电影《宁死不屈》里的台词：“说得好，说下去！”搞得这位毕师傅哭笑不得。等到毕训完话，杨突然站起来大声说：“肃静！”接着就把双臂抱在怀中喊道：“墨索里尼，总是有理！”于是我们大伙儿就把他举起来，口中一起叫着“咚蹡！咚蹡”！这个举动更是把毕师傅气得够呛，我至今还记得他用常州话骂杨：“小贝（杨的小名）是流氓，帽子么歪带起（最后三字应读wadaqi）！”

那时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中央下了什么“一打三反”的指示，但还是能感觉到周边已蔓延着一种肃杀气氛。江苏地区的领导人许司令，军人出身，又是紧跟中央的将军，“文革”初期曾受到南京地区造反派的冲击，但不久就翻了过来，成为江苏地区党政军的一把手后，就开始对那些曾造过他反的人进行镇压。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他就扬言南京是国民党的老巢，要大抓特抓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其实在“一打三反”运动全面打响之前，南京就成了全国最早大开杀戒的城市。1969年12月15日，南京市在五台山体育场举行万人大会，公审多名“反革命分子”，宣判后立即五花大绑，沿途由多辆敞篷卡车在南京市的闹市区游街示众，最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其中一名叫查全华的年轻工人，他的罪名是组织“反革命集团”，其实不过就是他和几个人成立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试图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对现行政策提出一些质疑，结果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为了壮大声势，制造威慑气氛，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行号外，刊登大号黑体字排印的社论，标题就是杀气腾腾的七个字“坚决镇压反革命”。但这也激起一些具有独立意识年轻人（主要是刚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的不满甚至反抗。

查全华等被处决60天后，原南京八中下乡到苏北洪泽县农村的陈卓然、苏小彬等几名知青，于1970年2月12日晚上就用剪刀剪下报纸上的字，拼贴成“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查全华烈士永垂不朽”等多条“反标”，张贴在南京市的几条主要街道。这一举动引起社会的轰动，省市各级公安极为紧张，更是将其作为特大反革命案件，严令限期侦破，同时也导致“一打三反”运动的全面进行。两个月后，因一同案犯自首，此案告破，陈卓然等十余人在五台山万人体育场公审后被处决。这是江苏和南京地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的一件大事，然而我们这时已经被卷进另一场政治案件当中。

记得1970年那年的春节是2月6日，就在除夕那天晚上，南航大院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几个十五六岁的小男孩调皮捣蛋，对一个王姓老师的父亲恶作剧，不是故意把水泼到他们家的煤球炉里，就是从窗户向他们家中扔鞭炮。这位老人平时人缘不是太好，左右邻居也没人出来帮他说话，他本人又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等他出来时，那几个小孩又围着他大吵大闹，推来撞去，竟然将老人推倒在地，导致心脏病发作，医治无效而去世。

人命关天，这可是件大事，可当时家长大都不在南京，这些孩子又都未成年，工宣队只能按照当时的惯例，先将这几个肇事的孩子扣起来办学习班，让他们交待问题，没想到，一场大祸就此而爆发！这些孩子平时胆大包天，也可以说是胡作非为，可是一旦出事就吓傻了。毕竟都是些孩子，抓起来之后立刻就稀里哗啦什么都往外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讲他们打猫的事。

当时南航院子里有不少野猫，这些男孩子不知是恶作剧还是属于青少年时期特有的反叛心理，正好没人管教，就经常在一起抓野猫，而且抓到后就用绳子绑起来拖在地上乱跑，最后还将野猫吊起来，扒皮剖心。他们的这些残忍举动的确令人发指，但是谁也没想到有人竟会将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所谓“打猫”就成了“打毛”，最后居然成为江苏省极为重要的“二号案件”。

到底是工宣队，觉悟就是高，他们立刻嗅出阶级斗争的味道，马上顺藤摸瓜，扩大线索，将其他参与打猫的孩子统统抓起来继续审查。这下子战果越来越大，他们不但交待了打猫经过，还有偷听敌台、说反动话的“罪行”。再追问他们这些话都是听什么人说的，那就牵连到我们这些人的头上。

此时“一打三反”运动尚未公开，但实际已在暗中进行，因为南京城中发现了“反标”事件，全城排查，重点就是回城的知青。我们虽然还不清楚后果，但已隐约感到恐怖即将来临。过了几天，我们在知青点“一家”的杨、郑、杲几位决定先回乡下，我和陆因家中还有点事儿，准备迟些日子再走。记得是在2月下旬，我们几个尚未回乡的人聚在一起给他们写信，好像还是我执笔的，你一言我一语，首先报告近期南航又有谁谁谁被抓了，而南京的局势也是越来越紧张，但我们对将来应有信心云云，信中还有些阿尔巴尼亚电影中的台词，譬如“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之类的话，就好像阿尔巴尼亚电影中的地下党那样，真的负上什么重大使命般。

“文革”前我们家住的是一套两大一小独立单位，“文革”中造反派勒令我们让出一间大房间给一对年轻教师夫妇居住，但他们夫妇与我们家的关系倒是很好。这位女老师姓黄，因孩子太小未去疏散，她是党员，应该了解到一些内部消息。我记得很清楚，应该是3月4日中午，黄老师几次在厨房见到我好像有话要说，但又吞吞吐吐，最后还是忍不住问我：你和哥哥打算什么时候回乡下呀？我说再过几天吧。她点点头，没说话走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走过来认真地对我说，家里要是没什么事，你们兄弟俩还是早点回去吧！

我听了这句话，再看她的神态，心里咔蹬一下，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马上就去找陆和另一位插队在同一个县城郊公社的曾，说了这个情况。陆说家里有事没办完，还要再待几天，我和曾则决定当晚即走。哥哥当时因患胃溃疡尚未完全恢复，不宜坐夜车，所以他决定第二天一大早乘长途汽车回宝应。

当天傍晚，陆从他父亲那里听到一些消息，知道情况不妙，也决定和我们一起走。于是当晚我们三人就从下关车站乘火车先到镇江，清晨再转大运河的那班慢班船到柳堡，下船后还要走几十里路，当天下午很晚才回到生产队。

半个月未见，大家都聊着别后的状况，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寄出的信，可他们都说没收到。不可能呀，已经寄出一个多星期了，难道被扣了吗？心中又有一丝恐慌。直到两天后，这封迟到的信终于送到了，拆开后再把信看了一遍，几个人哈哈大笑，就把信烧了，大家都以为没什么事儿了，没想到真正的危险正一步步地向我们走来。

祸从天降

就在我们几个刚回到乡下的第二天，3月6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就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宣判众多反革命案犯，其中有11人被宣判执行死刑，万人大会结束后即被五花大绑在卡车上游街示众，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我们很快就听到这一消息，然而我们这时已经深陷在这场运动中了。

开春前农村的活儿不是太多，主要是将冬天沤的肥料撒到田里。那几天我们非常勤快，每天都跟着老乡一起出工。我们和生产队的老乡关系都不错，可能是煤油精贵，农村人天一黑就睡觉了，我们来之后，像大顺子、小二子、小虎子、四秃子那些岁数与我们相仿的年轻人不愿意那么早就睡觉，平时晚上就喜欢到我们这儿听我们吹牛，看我们打牌，我们甚至还教会了他们打桥牌。

记得3月7日晚上我们“家”挺热闹，不仅是平时常来的年轻人，就连大队团支书，还有队长、会计他们都来了，一直到我们要睡觉了他们才离去。当时我们并没有发觉有什么异样，后来才知道，南航的军宣队当天下午已经到了大队，并和生产队的队长、会计打了招呼，要他们看住我们，防止我们外逃。

3月8日早上我们照常上工，队长安排我和陆、杲三人往地里挑肥，杨和郑在场上叉粪。等到我们挑完一趟肥从田里返回场头时，杲眼睛尖，远远看见一个穿军装的人走到队部跟队长说了几句话，然后杨、郑就放下叉子，跟着他们回去了。杲立刻顿着脚对我们说：“坏啦，坏啦。那个人姓张，是南航保卫部的，我认识他！”我们都慌了，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没有继续挑粪，但也不敢回去，只是站在场头看着。我们家离场头很近，过了一会儿，就看到杨和郑拿着旅行包出来，跟着那个穿军装的人往县城方向走去，远远看到我们时，杨还嘻皮笑脸地向我们挥手告别。我们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们远去，不知后面的命运会是如何。

当天中午收工后我们饭都不想烧，三个人就愣在那儿，杨还留下几包烟，我原本是不抽烟的，可就是在那天，我们几个居然把几包烟都抽光了。队长和会计对我们说，南航来人说查出他们两个有反动言论，要带回去接受审查，也要我们老老实实待着，不许乱跑。

杨、郑被带回南京后，大队立刻来人搜了他们的私人物品，其中郑的一个日记本上抄了普希金那段著名的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将会成为亲切的怀恋！”大队支书姓周，家就在我们生产队，他是个回乡知青，看到这段话立刻大作文章：什么生活欺骗了你，什么忧郁的日子！分明就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我们知道他肯定没有读过普希金的诗歌，跟他解释这些也没用，只能忽悠他说：郑谈了个女朋友，人家把他甩了，他在失恋中感到苦闷罢了，左说右说，好不容易才将此事圆了过去。

此时“一打三反”的运动已在全国各地全面铺开，宝应县自然也不例外，恰巧我们大队的李庄生产队几个知青也发生了问题。他们几个在学校就是造反派，又喜欢打架，南京话称他们就是“小纰漏”。下乡后他们几个还是经常在外寻衅滋事，打架斗殴，而且在给其他同学的信中还说他们成立了什么地球修理公司，还自封谁谁谁是董事长，谁谁谁是总经理。结果这些信被原中学的工宣队发现。工宣队早就想整他们，可是他们已经下乡，想管又管不着，这下子总算是逮住机会了，于是就把这些信件一层层地转递到宝应县。

这还得了！一个大队竟然发现两起重大反革命案件，一个有反革命组织的嫌疑，一个则是有重大反动言行。县革委会立即组织了一个工作队，带队的是县革委会一个姓季的常委（原来是宝应县发电厂的造反派），随行的几位既有公检法的，还有上山下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下来之后立即将我们全大队的知青（包括老插和新插）30多人集中起来，每天早去晚回，美其名曰“办学习班”。

大队的其他知青能脱产参加学习班，不下地还照样拿工分，开心都来不及，只有我们三个的心情最紧张。在学习班中除了学习什么文件和毛著（如《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别了，司徒雷登》等）外，主要是自己交待问题和检举揭发。工作队那位季常委不经常来，主持工作的是一位姓杨的原公检法的官员。这位老公安询问我们时面容严肃，一副审讯犯人的模样，那种神态我至今记忆犹新：他就这么两眼盯着你，也不说话，一边抽烟，但烟并不从口中吐出，而是从两个鼻孔中慢慢地喷出来，一付不怒自威的模样，我们哪经历过这种审讯的架势呀！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生产队的高队长和王会计悄悄到我们住处，神态很严肃，说是杨已经交待了许多问题，性质很严重。说着拿出一个大信封，上面写着“杨某某第一份交待”，然后对我们说：“你们好好看看他都交待了什么，凡是他已经交待的，说你们在场的就赶紧承认，反正他自己都交待了，你们也能争取个好态度。”我们几个急忙打开，看看他到底交待了什么。

杨实在是记性太好了，平常随便说的什么话，有些我们早都忘记了，可他连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谁在场等等都记得一清二楚。这些所谓“反动言论”确实不少，大部分都是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聊天时说的，凭记忆回忆大概有这么些：

“现在搞的什么文化革命，不就是和当年苏联斯大林的大清洗一样吗？”

“原来不是说井冈山是朱毛会师吗？现在怎么说是毛林会师呀，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江青、叶群有什么资格当中央首长，还不是靠裙带关系吗！”

“许世友、吴法宪这些新贵就是军阀，长得又像个猪头三。”

“还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吃不饱、饥寒交迫呢，其实真正吃不饱的都是中国人。”

“人家美国的阿波罗都登陆月球了，我们还在这儿修理地球。”

“珍宝岛到底是谁打的第一枪真说不清楚，反正是胜者王败者寇嘛。”

“现在的公社干部是土皇帝，生产队干部就是地头蛇。”

“什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什么‘轻如鸿毛、重如泰山’，连命都没有了，还有什么用！”

……

我们看到这叠材料都傻眼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从心底里感谢队长和会计，要不然我们还真不知道要交待什么呢。我还赶快写信给我哥哥，将交待材料中涉及到他的部分告诉他，也好让他提前有个准备，果然没多久县里就有人到他那儿去外调了。然而事情过了这么多年，我又反过来想，这算不算是一种诱供呢？因为如果有了我们的证词，那就不是孤证，也就可以坐实他的“罪行”了！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而且就是有这种想法也绝不是队长和会计能够想出来的，他们的态度还是真诚的。

有些问题则很明显是县里的人诱供的。譬如有一个“罪行”发生的时间是1966年夏天的某一个下午，地点是杨家，当时环境是天气骤变，要下大雨，杨正准备关窗户。审讯的人先是将当天的环境说了一遍，然后接着问：这时杨说了一句话，十分恶毒，你们都在场，他到底说了些什么话？我们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他又说，这句话要放在平时说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说这句话就是反动之极！我们还是想不起是哪句话。最后他们没办法，只能告诉我们说，当时杨一边关窗户，一边说“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他就说“军阀重开战”，你们说他恶毒不恶毒！我们当然不敢说不反动，但心里想，凭这句领袖的诗词就扣个帽子，未免太过分了吧。

另一个罪行是说杨、郑对贫下中农怀有刻骨仇恨，扬言要杀了他们，而实际的情形却是这样的：某天公社开万人大会，会议结束后社员们都赶着回家，我们站在大圩的上头，看着下面乌压压的农民往家里跑，这时好像是杨说了一句：我要是有挺机关枪，一梭子下去，要打死多少人啊！这根本就是一句玩笑，可现在却成了要屠杀贫下中农的罪证！

学习班的时间延续了一两个月，那个地球修理公司的事最后查明就是一句玩笑，并无其事；但我们家这二位的“反动言论”却是证据确凿、铁板钉钉，于是我们也就成了学习班的重点。

同伴的被捕与判刑

事后我们听杨、郑说了他们的情况。当天军宣队押着他们回到南航后立即就被分别隔离，让他们交代自己的问题。他们开始当然什么都不承认，并且签下“若有问题，任凭处罚”的字据。军宣队、工宣队和学院保卫部那帮人对于刑讯侦察手段可是经验十足，先把他们晾上一阵子，然后故意让那帮已被隔离的小家伙们不断在他们的门口走来走去，在心理上先造成震慑作用。

几天之后，等到他们心理产生恐惧时再单独审问，审问时桌子上放着一叠材料（估计大都是些白纸），像是漫不经心地翻看着，突然提出几个原先那些小家伙已经交代的问题，什么偷听敌台、什么议论中央领导之类的言论，然后大声喝问：还有哪些没交代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原本就心理紧张的他们突然被这些讯问搞得不知所措，到底还是20岁的年轻人，立刻心理崩溃，哗啦啦地什么都说了，就连那些只是心里想过但没有说出的话都彻底交代了。这一说可不打紧，保卫部的那些人也都没想到，据说他们当时都有点紧张，没想到问题那么严重，甚至有人还想暗示他们不要再说了，当然他们是不敢这样做的。

大约两个月后，南航的审查算是基本结束了，最后的结论是杨、郑二人长期偷听敌台，散布和传播严重的反动言论，攻击“文化大革命”和中央领导，犯有反革命罪行；由于审查后尚能坦白交待，而且没有具体行动，即只有言，没有行，考虑到他们年纪尚轻，建议交回当地监督教育，以观后效。

5月中旬，因郑的问题牵涉到他的家人，问题尚未查清，故仍扣留在南航继续审查，南航工宣队就先派人将杨送回乡下。交接时南航的人向当地干部表示他们还年轻，认罪态度较好，建议还是以教育为主。

但宝应县好不容易才抓住这个典型，哪能轻易放过，因此就对南航来人说，杨是我们宝应的人，究竟如何处理，那是我们的事，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就不要再管了。那天下午我们还在大队办学习班，杨先是被带回生产队，他原以为没事了，正准备淘米烧晚饭，可是刚将米放到锅里还没烧，就被大队派人把他带到县里，关押在县文攻武卫的指挥部了。等到我们从学习班回来，看到锅中放满了水和米，才听说杨已从南京放回来，但又被县里带走关了起来。两个月后，一天大队支书幸灾乐祸地对我们说：“哼，杨某某今天进看守所了，以后吃饭就不要交粮票了！”

之后我们听杨讲了他在文攻武卫和看守所的遭遇。那天他刚被押到县里，第一个下马威就是让他鼻子靠墙，没吃没喝，顶着大太阳，从下午一直站到天黑。县里的文攻武卫是当时的所谓群众专制机构，无法无天，草菅人命，杨说真正吃苦主要还在文攻武卫，不仅没东西吃，遭打体罚更是家常便饭。后来到了县里的看守所，那是正式的专政机构，至少三顿囚饭还是有保证的。

严格来说看守所还不是监狱，杨极聪明，记性又好，到看守所后很快就把监规背得滚瓜烂熟，还有什么《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别了，司徒雷登》以及“老五篇”也都是倒背如流，因此看守所对他的态度还算好。看管曾对其他犯人说，杨某罪行极为严重，但认罪态度好，你们看，那么长的监规他一下子就全部背下来了，你们呢，关了多少天也都记不住！

杨出狱后曾向我们讲了他在看守所的经历：凡是提审时都有士兵在后面押送，每到上台阶或拐弯时都要停下来大声喊：报告！后面押送的士兵就会说：去！这时你才能够继续走。在狱中他实在是无聊，一次听到广播中放起《红灯记》李玉和的唱段，他竟不由自主地跟着吼了起来：“狱警传……”还未唱完，真正的狱警就跑了过来，大声呼叫：“你在干什么！这也是你能唱的吗！”好在此事没有深究，否则他真会吃不了兜着走了。

杨的“罪行”在宝应县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记得当时公社的革委会主任说过，杨某某反动透顶，对社会主义极端仇视，反革命言论有三百多条，除了地区和县里的领导因为不认识没有攻击外，其他上至中央领导（林彪、江青）和省市领导（许世友），下至公社、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不是地头蛇就是土皇帝），全都被他骂“交”（此处音应念gao，意同遍）的了。

杨被关押后不久便开始在全县知青较集中的公社巡回批斗，那次轮到了我们公社，大队让我们三人必须前去参加。我们在台下见到他挂着牌子弯着腰，双手被铐着，没想到短短几个月时间，人完全变样脱形了，原来一米八几号称“大洋马”的大个子，如今瘦得就像一根竹竿，脸盘看起来还没有巴掌大。批斗会上，公社还组织了一个批判小分队，我们大队一个女知青（也是南航子女）也参加了。有个老插也不知道是要表现自己还是什么原因，突然跳上台打了杨几个耳光。押解他的士兵也把手铐加紧了几格，我们三个在下面清楚地听见“咔咔”的声音，就看到杨的脸色顿时刷地变白，汗珠也随着流下，我们却只能默默地看着，心里却是五味杂陈，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以后他放了出来，给我们看他的手腕，还清楚地看到被加铐的痕迹。

“一打三反”至今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这场运动中全国一共处决了多少名“反革命罪犯”并无真实的统计，但光是南京市1970年就先后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了四次万人大会，公开宣判了57名现行反革命死刑，立即执行（另外个别处决的不在其内），判处死缓、无期和有期徒刑的更没有统计，但牵连人数之多可以想见。10年之后经复查，1970年南京被判处死刑的“反革命罪犯”全部确定为冤杀，无一例外，这也就是说，冤杀率竟为百分之百！

在“一打三反”的运动中，每个县都有处决反革命的指标，谁都不甘落后，因此像杨说过这么多所谓“反动言论”的“现行反革命”，在宝应县这个小县城来说原本是可以判处极刑的。然而在运动中又抓到一个本地姓梁的供销社干部，这个人不仅犯有偷听敌台、散布反动言论的“罪行”，当然这些“言论”的水平并不高，但他还犯有贪污公款、猥亵妇女等罪行，结果他就被认定是现行反革命的要犯被枪毙了。后来又有个宝应县姓白的当地知青，因为和前女友说过的一些话被女友揭发，情急之下他要杀那女友（未遂），最后也被判处死刑。而杨因为只有言论但并没有任何行为，命就保了下来。在这之后可能是运动的高潮过去了，也可能是某些领导的良心发现，总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杨最终竟被从宽处理了。

相对而言，郑受的苦要比杨少得多，他被带回南航后审讯的时间很长，因为他的问题涉及到他的父母以及姐姐和弟弟，性质更加严重，也可能是杨送回后的遭遇使南航的人有了点教训，因此一直将他关押在南航。直到杨要宣判了，南航才与宝应方面商定，将郑送回来，还是关押在文攻武卫，只是在宣判之前才履行了一个被捕的手续，算是正式拘留了。

1970年11月下旬，在公社修堤的水利工地上，县公检法召开了一个全公社社员参加的公判大会，将郑、杨二人带到工地予以宣判。但宣判的结果倒是令人吃惊：郑以反革命罪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交群众监督执行；杨亦为反革命罪，判处三年管制，也是交群众监督执行。散会后，他们两个就跟随我们一起回生产队了。

宣判那天我到夏集公社我哥哥那儿去了，所以不在场，过了两天我回生产队才见到他们。虽然只有八个多月未见，但仿佛时间过了很久，其间经历的事真是刻骨铭心。他们回来后虽然说是受贫下中农监督管制，但乡下的农民并没有将他们看成什么反革命，最初好像还保持点距离，几天后大家又打成一片了。

记得他回来后神秘地从语录本的红塑料封套内取出一样东西，哈哈一笑后就把它摔在地上。我连忙捡起来，原来是根很细的小木棒，上面钻了个小孔，原来他就是用这个在狱中缝补衣服的！刚回来的那几天他们离开生产队到县城或公社，还必须要有贫下中农陪同，算是监督，但慢慢地这些事都没人管了。当然区别还是有的，譬如开什么会、传达什么文件不允许他们参加，过段时间还要上缴什么交代之类的。

杨是独生子，按照当时的政策，独生子女和父母身边无子女的知青可以照顾回原籍安排工作，但他被判处管制，不能享受这种待遇。因此直到1973年刑期结束才调回南京，后来分配到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厂；而郑则一直等到1978年知青大批返城时才调到南京铁路局，他也是我们这个“家”最后一个调回城的，他们的问题也是等到“文革”结束后才彻底予以平反。杨在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上了东北工学院，两年后又转学回到了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南京的一个研究所，1990年代初即下海。郑那年也考上了专科，他最后却没去上，想再次重考，但第二年考生的年龄有了限制，后来就一直在铁路局工作。

我曾对杨开玩笑地说：“你可是活着的张志新呀！”他也笑着回答我：“过奖，过奖。”这些年我见到他时，常会再次提及这些往事，并多次建议他将所经历的那段故事写下来。他说，你是学历史的，还是由你来写吧。但我写的这段只是我所了解的经历，实在反映不出他所经历的磨难，因此这段往事还是希望他以后自己述说，为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见证。

节选自《陌上青草——一个历史学者的自述》第七章，香港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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