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仲兵：文革答问—兼评邓小平的文革认识和改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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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答问——兼评邓小平的文革认识和改革观

郑仲兵


一
问：什么是文革？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现在不仅在社会上，而且在史学界都是众说纷纭，思想十分混乱。不知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众说纷纭未必是坏事。对“思想混乱”的说法，我希望做一个界定，因为它往往被作为违背官方“ 统一思想”的对应物，而对民间的自由讨论加以贬斥，是一顶“帽子”。我认为，只有在无视事实 ，伪造历史前提下的颠倒事非，強词夺理，以及不了解历史情况下的憶测妄断，才属于‘思想混乱’的范畴。
文革认识的思想混乱并不是众说纷纭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是不让人们对文革历史的正常反思、讨论、硏究的结果，是一种受压抑、渠道堵塞的必然。据我所知，1976年“四人帮” 垮台后，社会掀起反思、议论、批判、解剖文革的热潮，不仅直接回答了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革？文革发生的国内、国际背景是什么？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什么是文革？什么是文革的历史教训？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文革？要否定什么？……而且还为文革后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正因如此，才有了打破封闭、打破专制、实行开放改革的共识，并在之后两三年中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平反冤假错案高潮和重点转移、一心一意搞四化的历史潮流。但自从邓小平提出准确完整理解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直到“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便意味着中国专制主义刚开始解构即又重构。其后，对文革的深入反思和全面认识反成为异端，以专制主义立场看文革成为主流，成为官史文革的主要倾向。从这点看，“思想混乱”恰是“思想统一”的结果。
这也是邓小平搞“历史决议”的出发点，让大家按照他的意志来认识文革。本来实践和历史已然做出了结论，却被强权推翻了，却代之以某个专制权威的个人意志，并要求全民在认识上和他保持高度一致，这实在是荒唐之至！但在民间、在港台、还有国外，各种不同的声音还是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应该看到，十年文革的折腾，不仅令社会各个阶层都到了走投无路地歩，同时也把官僚体制、官僚秩序搅得稀巴烂。而后者正是邓小平痛恨文革的痛点。文革以后，邓小平在经济建设思想上和毛泽东分道扬镳了，但在政治统治思想上并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毛泽东、邓小平所坚持的共产专制体制﹙虽然在形式上各有特色，如毛的浪漫主义色彩，邓赤裸裸的实用主义；毛的运动群众，邓的使用官僚﹚，本质上是“主权在己”，而不是“主权在民”。褫夺了四人帮权力后，终究还是没有还政于民而是还政于己，他们和人民的关系仍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这种统治的所做所为﹙如毛的反右和文革，邓的清污和八九惨案﹚，不仅是反人权的，甚至是反人类的，也都是极端的唯意志论。
世界反法西斯﹙包括中国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政权的垮台，文革的破产和毛的去世，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改变人民命运的绝佳时机，但历史证明了，不走宪政民主的道路，不实行真正的法治﹙不容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和权力制衡，民众的命运终究不可能真正改变,即便是新权威主义者主张的开明专制和开明独裁，也很快会走向极权，走向法西斯主义。

二
问：不少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反对官僚主义，你也是这样看吗？
答：我不是这么看，我也不同意这么看。虽然毛在文革中提到反对官僚主义，但这绝不是他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他强调的是反修防修，反对走资派，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是看到了官僚主义对政权的腐蚀和威胁，但他坚持的是一党专政，坚持的是全面专政，坚持的是个人独裁，而这些恰是专制体制的更高阶段，也是必然产生官僚主义的体制基础。
专制体制没有官僚体制，靠什么来专制呢？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说，毛就是天字第一号的官僚主义者。中国历朝历代皇帝多有反对官僚主义的记录，但反得了一时反不了一世，因为专制主义体制就是产生官僚主义的基础，而且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就是为了维护和強化专制统治的。
西方也有官僚主义的存在，但有宪政民主和三权分立的体制，有民选民意，有社会自治和舆论监督的机制，因此它形不成国家机器的主流力量。就像毛泽东自己所批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皇帝就是官僚的总头﹚一样，他不想改变甚至还要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制体制，而把问题归结为个人的作风品质﹙所谓反对三风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这就是毛的反对官僚主义，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三
问：有学者还提出“人民文革”的概念，你是怎么看？
答：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一段时间内，竟是一呼百应，不论是官员还是百姓，不论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他们都表示坚决响应毛的号召，认为自己是在搞文化革命。特别是毛提出的“造反有理”、“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更契合了人民群众对各层党政领导统治的不满情绪。经过“大串联”之后，全国各地爆发了“揪出”丶”炮轰”、“火烧”、“油炸”各级当权派的揪斗亊件，直至造反派纷纷夺权，便一发不可收拾。加上反对“封资修”，揪斗五类分子，‘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时间中华大地是天翻地覆，人仰马翻。但这不能叫作“人民文革”，这是毛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群众斗干部而出现的多数人的暴政，这也是一种异化，是对极权专制主义的惩罚。
从延安整风开始，毛就搞群众运动，建政后更发动了一系列的群众运动，文革是它发展的顶峰。群众运动就是运动群众。离开毛的“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就不会有文革；同样，离开人民群众的被运动，被愚弄也不会有文革。怎么能划分出毛泽东的文革和人民的文革呢？
人民文革的概念，应是西方学者最早基于所谓社会冲突论提出的。须知，文革前后，中国的社会和西方社会状况是很不同的。西方社会分化是很充分的，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是很不一样的，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冲突。而在中国则简单得多，社会几乎被国家吃掉了，社会团体、党派都成了国家的附庸。在社会中虽然存在着严重的城乡、工农差别，甚至对立，但因为城里的职工和知识分子，生活也是十分拮据的，因此，主要矛盾，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社会需要和生产力低下的矛盾，在政治上则突出表现为“领导”与“被领导”、干部与群众、党内与党外之间的矛盾，总之是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而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并没有严重的社会冲突。
诚然，人民群众响应毛的号召，参加文革，起而“造反”，也反映着长期积累的党群矛盾、干群矛盾及其它社会矛盾，会带着他们各自的理解、想法和利益诉求，会爆发出自己的情绪和主观能动作用。但这是群众运动即群众被运动后的必然。而且群众运动的方向和强度，基本上都被限制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志和政策可控的范围内。
文革中人民群众不是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甚至一家人也分成不同派别吗？是的，这往往是由于人们在文革中对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意志有不同的领会，各执一端所致。不管他们身在哪一派，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在捍卫毛的革命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都赞成毛的反修防修、反对走资派的理念，都对毛至忠至诚，充斥着极端的迷信，处于极其盲目不自醒、不自觉的状态。直到文革败象突显，各阶层饱受文革祸害后，他们才逐惭起而反抗文革。既是反文革，当然这也不能叫作人民文革吧。
是不是有群众或群体把矛头指向毛泽东、中央文革，即所谓“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呢？当然有。但这不叫“人民文革”，而应该叫人民反文革。
或者，因为毛为发动群众形成“文化大革命”， 釆取了与反右运动截然不同的策略，如宣扬“大民主”、“四大自由”、“ 反对奴隶主义”、“ 自己解放自己” 等等，与一贯的党文化教化相悖的观念，确实让一些知识青年的精神得到一时的一定程度的解放，而且更有个别人在此精神解放的基础上，继续观察、求索、反思下去，得以彻悟，后来竟成为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但他们毕竟是人群中的凤毛麟角，无法授之以“人民文革”， 更何况他们在觉醒过程中，首先也要以否定文革为标誌。
因此，我不主张提“人民文革”，所以不主张，是因为文革就是特指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祸国殃民、持续十年，使各个阶层都走投无路，最后被举国上下推倒的这场运动。至于在文革过程中人民所表达的自己的意志和诉求，以及在过程中遭受迫害和抗争，改变不了毛文革的性质和它的大方向，自不称其为“文革”为宜。所以硏究文革的历史，必须明确什么是文革的概念。

四
问：有学者称文革是乌托邦运动，或民粹主义，你赞成这个说法吗？
答：我不赞成。毫无疑问，共产主义起源于乌托邦，被英国人称颂为“圣人”的托马斯·莫尔在500多年前的名著《乌托邦》中就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之后人们把虽则美好而崇高但不存在或不能实现的假想，称作“乌托邦”。我们承认，在共产主义运动初期，在革命过程中，共产主义曾是人类在资本压迫下的一种美妙的理想，几代的共产主义者也多是有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愿为民众争取自由、公平、富裕的美好生活而坚持奋斗的志士仁人。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从1917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到苏联解体，在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专权下，不知给人类带来多少苦难，共产主义运动也从乌托邦开始向法西斯蜕变。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阶段，预示着共产主义运动全面崩溃的开始。因此把文革称之为乌托邦显然是不妥的。如果不能认清他们这种前后的不同，还认为后来也是乌托邦理想的一部分，这岂不就是对人类历史上崇高理想的亵渎？
问：那么说它是民粹主义呢？
答：也是不妥的。民粹主义19世纪60年代后产生于俄国。当时一批自由知识分子以彻底解放农民大众为己任，发动了“到民间去”、“争取土地和自由”的运动。史称这些人为民粹派，他们的理念和主张被称作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又称平民主义，后来成为一种十分宽泛的概念，凡旨在反对专制主义、精英主义政治对人民意志的漠视，对人民权力的剥夺，及在经济、政治、思想上对人民的奴伇，都可称作民粹主义。它反映了资本主义尚不发展国家民众自醒的现象。
在历史上，他们受到列宁和列宁主义者的严厉批判和否定，直到今天仍还受到一些精英学者的贬谪。但我认为，一个多世纪历史也证明了：民粹主义认定民众的自发倾向和力量有天然的合理性（如要求耕者有其田，要求生产自主自由），主张人民主权，人民意志决定，主张文化平民化、大众化，并坚决反对专制主义的政权、制度、思想和行为，等等，都有值得肯定的内涵。
民粹主义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一样，不等于正确。民粹主义的天然弱点在于，它的平等主义和非理性情绪。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种主张从民主主义倒退到狹隘民族主义、狹隘爱国主义、拒绝和抵制全球化历史趋势的民粹主义，这种思潮在今日世界，包括欧州，都有涌动之势，其危害极大，甚至被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所利用，演为多数人的暴政，造成“天下大乱”。这种思潮已经引起世界舆论，包括国际问题硏究者的广泛关注。
但现在也存在另一种倾向，也值得严重观注。有的学者对具有宽泛概念的民粹主义不加分析区分，把当代一切动乱人禍的根源都笼统地归结为“民粹主义”，把列宁、斯大林的问题，甚至希特勒、茣索里尼的问题，以及当代独夫民贼如萨达姆、卡扎菲的问题，都说成是民粹主义。我以为，如此张冠李戴，制造民粹主义的恐怖，应是一种错误、有害、危险的认识；特别在中国，这种认识往往会成为专制主义势力扼杀民情民意，压制民主势力发展的口实。
应该看到，在毛泽东早年复杂的思想组合中，不仅包含着民粹主义的成分，同时也包含着专制主义的成分。随着中国革命事业的进展，特别到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毛泽东已演变异化为彻头彻尾的专制主义者，甚至成了不折不扣的独裁者。而文化大革命又是他的专制主义、个人独裁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怎么可以说文革是民粹主义呢？充其量也只能说，在文革过程中，毛泽东蒙蔽了群众，利用了群众的单纯和真诚，其中也利用了人民群众中的民粹主义。
这个过程中教训是极其痛切的。天有天经，地有地义，这就是客观规律。人类逆宇宙自然的行止，必然会受到惩罚。同样，人类逆社会生态自然的行止，也必然会受到惩罚。今天人们似乎多少能看到并认识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自然（如三峽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以及不顾环境过度开发）所遭致的灾难。但更严重的是，尚未醒悟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一样会带来莫大的灾难，只不过这种灾难不是一时能看到的，要经过长久的发展才能发现。短的说，文化革命，经历了10年；长的说，共产主义，经历了8O一90年。但今天很多人还是不认识到这一点，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主宰中国命运的少数人的意志上，甚至一个人的意志上。

五
问：如何理解毛泽东在文革前期赋于红卫兵和造反派以“四大自由”和“大民主”，它和我们今天追求的宪政民主有相通之处吗？
答：毛在文革初期曾赋予红卫兵和造反派以所谓“四大自由”、“大民主”，这是事实。这与传统的做法不同。虽然一部分民众一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民主”、“自由”，甚至许多被打成右派或历次运动中受冤屈的人，也以为文革能解救他们，认为毛主席能理解自己的不幸和冤屈，奋不顾身地投入运动（苦笑）。其实，这种“自由”“民主”只是毛的一种幻术、一时的权谋而已，与宪政民主，即程序民主有本质区别：
1.它是毛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无任何法律根据,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在他专制主义绝对威权下,授于红卫兵和造反派――被称作“革命群众”的一种无法无天的权力。“它是毛个人独裁、无法无天的继续和放大。它不是社会民主,而是群众专政,即多数人的暴政。它是专制独裁体制下的现象,不仅和宪政民主即程序民主毫无共通之处,而就其性质和功能而言,应是完全相悖的。
2．毛所放纵的这种“自由”、“民主”,不是所有公民能享用的,只限于“革命群众”。民众中因经济或历史原因被无端划定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资本家,还有“走―资派”---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反动学术权威---各类专家、学者、科学家等高级知识分子,“三名三高”---知名作家、艺术家, 还有体育精英,“工贼”---文革前许多劳模, 他们不仅不享有这种"民主"¸"自由"，反而恰是毛通过这种“民主”、“自由”所要专政即镇压的对象,他们中不知有多少人惨死于这种“民主”、“自由”的乱象之中。甚至如张志新这样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共产党员,党的宣传干部,只因对毛发动的文革发表并坚持了不同的看法,就遭至多年监禁,受尽凌辱残害,最后竟至被割喉枪决。除此之外,上述这些人群的子女亲属,以及有海外关系,或被认为有其他问题的人，也享受不到“民主”“自由”，也会受到打击迫害。这和民主宪政体制下有保护人权，保护弱者和保护少数的规定有本质区别。
3.这种“民主”、“自由”是沒有任何保障的。所谓享用者的“革命群众”本是一个隨时可变的不稳定的群体，今天是“响噹噹的造反派”,明天,或因为一句话,一件事――被认为触犯了“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会成为阶级敌人。笔者在1967年秋,私下和朋友说了一句林彪和江青有矛盾,结果就成了“现行反革命”被投入监狱，罪名是“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直到1978年即11年后才得到平反。
4.宪政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产物,它含盖着主权在民,保障人权（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以法治国,公权力的制衡等四项基本原则。而毛的“四大自由”和“大民主”仅仅是给予“革命群众”以“革命造反”（造“走资派”、“封资修”之反）的权力。它不是“天赋人权”，而是“毛予特权”，还要以对毛“三忠于四无限”为前提。实际上人民是既无主权更无人权。文革中即使是“革命群众”，除了底层自发的造反组织可以民选外,真正的权力机构,如各级革命委员会,各級党委名曰由“民主协商”确定的，实际上都是由少数人决定。在文革的红色恐怖中、揭批査运动中、一打三反运动中、两派武斗中、清查516运动中，不知惨死了多少人，哪有什么人权，有什么人的健康、生命、生存的权利！至于私人财产早就被剝夺殆尽了,哪有什么财产权?在文革中，连自由的字眼都不能出现,当然更谈不上什么自由权了。文革中只有毛、江夫妇二人才真的享有自由权---为所欲为的生杀自由和威福自由权。至于以法治国和对权力制衡，那更是天方夜谭了。
5、毛泽东在利用完红卫兵、造反派后，认为他们会给自己添乱，影响自己的权威时，便借口“现在该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不仅收回了“大民主”，而且把文革过程中的罪责都推到他们身上。同时,他又将工农兵划拉出来，并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名义对“小将”施行全面打压。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文革就剩下极端专制包括军人专制的统治了。年轻人遭受“四大自由”和“大民主”欺骗苦难后，他们终于逐渐成为毛的极权統治和文化革命的对立面，直至1976年“四五”民主运动的爆发---这是真正的民主运动。在此之前，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反映出来的林毛冲突（包括 “571工程纪要”），也多少反映出了这种社会情绪和矛盾对立的内容。毛在此情况下又请出了邓小平。

六
问：邓小平最反对“四大自由”和“大民主”，你是怎么看的？
答：文革中，邓小平等党政官员普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仅‘威风扫地’，权柄尽失，而且危及到身家性命，甚至禍及子孙---当然，这也属于毛发动的文革对他们的廹害，这给了他们以刻骨铭心的刺伤和教训。邓对此归罪于群众运动的‘四大自由’和‘大民主’，因此深恶痛绝，严加防范，用他的话说，就是‘中国不能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逐步成了中国的绝对权威（他自称“第二代核心”），他提出彻底否定文革的主旨，就是否定“四大自由”和“大民主”。问题在于他迴避了毛在十年文革中策畧和手段的前后变化，还在于隠去了毛玩弄“自由”“民主”花招背后的专制主义本质。如果去掉背后的专制体制，換上宪政民主体制，“四大自由”、“大民主”有什么不好呢？文革前期之所以会出现无法无天的多数人的暴政，难道不正是在毛的独裁专制体制下发生的吗？把文革要害简化成“大民主”、“四大自由”，并把批判“大民主”、取消“四大” 作为彻底否定文革的首要任务，意在何为呢？目的就是在中国的未来绝不给民众以宪政民主自由。
邓小平1973年第一次复出，1975年的治理整顿，虽然包含着人民自发力量的作用，但很大程度上他还是在于恢复到文革前17年那一套秩序，恢复他治国理政的官僚体制。四人帮倒台后,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他自己承认,“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从宪法中取消四大自由”。在他主政阶段，他腰斩了理论务虚会,取締了西单民主墙,抓捕了魏京生等民主青年,剿灭了在反文革专制主义中产生的民间自发組织和刊物,把反对专制主义、争取宪政自由民主的思潮和诉求称作“自由化”、“精神污染”,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自由化高潮,先后將胡、赵两位总书记整肃下去，甚至不惜用机关枪和坦克镇压学生的民主诉求。可以看出，邓小平的文革观念和情绪，直接影响了他的改革开放观。他压制全面改革，坚持一条腿改革，用专制主义政治体制支撑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足为怪了。
“大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广大人民在经历了文革沉沉苦难后，痛切地感受到的恰是专制主义的迫害。他们期望着“秦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期盼中国跻入世界现代文明大道，国家得以实现真正的宪政民主自由。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在文革后出现改革开放，会有胡耀邦尊崇普世价值，主张全面改革，以及继耀邦之后，赵紫阳力主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建立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新秩序的历史原因。这本是反思文革教训的应有之义，即真实的民意，当然也是改革开放的应有之义。但这都被邓小平为首的专制势力扼杀了。
问：1980年和1985年邓小平不是曾两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吗？
答：很多人不清楚邓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都带有欺骗性。它无非是在专制体制下实行有限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即便如此，两次嚷嚷，结果还都是纸上谈兵，沒有落实到行动。
第一次是1980年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如党政分开，反对官僚主义，精简机构，提高效率，没有更实质的意义。在一党专政下，党政怎么能分开呢？而提高行政效率，即使是历朝历代的封建帝王也会做的。这次提出，热议了一阵，但过了1980年以后，也就无声无息了。那段时间，政治上唯一有意义的改革，当属废止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但邓小平自已，还有陈云、李先念、王震、杨尚昆、薄一波等人都以种种借口占位不退。
第二次是1985至1986年邓嚷嚷得很厉害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实仍然停留在行政体制攺革的层面。
我之所以说他带有欺骗性，是因为两次提出，都有国际背景的逼迫。他提出的内容本质上都是反民主的。1980年的提出，是受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改，特别是波兰团结工会领导的民主运动的激荡，邓小平此举具有一箭双鵰的目的,一是为了逼华国锋下台,一是为了遏制这拨民主浪潮对中国的冲击。邓第二次提出，正值又一轮民主狂飙席卷亚洲。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被民众赶下台，韩国总统也在学潮背景下下台。台湾民众游行要求取消一党专政，蒋经国顺应潮流，开放了党禁报禁，开启了亚洲民主改革之先河。在此大背景下，邓讲了十数次话，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攺革，并指定由赵紫阳负责。但正如他对赵紫阳的指示，“三权分立的一点影子都不要有”。离开三权分立，如何建立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呢？学生却不知其诈而轻信了他。结果，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却以“反自由化还要反二十年” 画了句号，从而逼出了1986年的大学潮。邓小平借机罢黜了总书记胡耀邦。1989年又罢黜了总书记赵紫阳，并血腥镇压了八九民运。这就是邓小平两次提出政治改革的情况。
此时，邓小平又把5年前提过的又搬了出来，就是要否定老百姓对民主宪政的诉求。他是虚伪的，但学生却信以为真。邓的所谓政改与学生要求的宪政民主根本不同，这才会有89年的武装镇压。
现在还在赞颂邓小平的政改，是没有读懂邓小平和邓后来的诠释。反自由化要反20年，后来又说要反50年，这与毛泽东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同意语。
所以要丢掉幻想。还有幻想就会成为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

七
问：那么，你认为应当如何来看待文革呢？
答：当然要从今天的高度来看待文革，而不是从文革发生时的认识水平去认识文革。只有这样，才能高屋见瓴，把文革之前、文革、文革之后的历史连贯串通起来，看到它的跌宕起伏，看到它的来龙去脉，看到它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要看到文革是一种矛盾的爆发，是历史上，特别是共产党建政以后各种矛盾（包括党内上层矛盾）积累的大爆发。它是中国的也是毛式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走向坟墓时的回光反照。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年轻人呼唤“秦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认识到了文革的专制本质，这是十分了不起的醒悟。
看待文革，还要从世界的广角去审视，而不是仅仅从中国的角度去认识。其中特别要看到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成败兴衰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状况。毛泽东在文革爆发前八年曾说：“敌人（按指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我们（按指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可是八年后，社会主义阵营早已分崩离析，社会主义已明显地一天天烂下去了。苏联、东欧各国、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纷纷在探索挽救社会主义的改革之路，可是这些，通统被毛斥为修正主义。从1959年中苏开始交恶、分裂、对峙，到文革爆发它们已经成为你死我活的仇敌。毛发动文革的旗号就是“反修防修”，也是1959年后与苏共双峰对峙的继续。因此，也可以说，文化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事业己然走投无路之际毛的最后一搏。所以我们今天看待文革，就要用人类的普世价值来审视和考量它的历史,从中得出应有的教训。这绝不同于从概念出发。
问：邓小平、陈云他们和我们看待文革不一样吗？
答：是很不一样的,他们迴避了建政以来矛盾积累和暴发的事实, 因为在这个历史过程中, 他们都有不可推逶的责任。他们把文革出现的责任简单、孤立地推给毛的“晚年错误”,而又強调这个“晚年错误”被林彪、江青两个“反党”“反革命” 阴谋集团所利用。更主要的是,他们眼睛向下,看到的尽是民众的无政府主义、大民主、群众专政对他们的伤害。在具体否定文革,“肃清四人帮流毒”的运动中, 他们也主要是在批判红卫兵、造反派,整肃“三种人”， 北京抓了“五大领袖”,全国各地也效仿抓捕了造反派头头,要他们具体地来承担文革的罪责，也就是推给响应毛和党的号召参加了文革运动的学生和民众。据我所知，所谓“五大领袖”这些人，从1967年王关戚事件以后，特别是1968年工军宣队进校以后，不仅遭到抛弃，而且受到长期整肃，在“粉粹四人帮”时，他们都是欢天喜地的，以为自己也能得到解放。这样，不仅又增加了新的冤假错案，而且可以得出结论说，绝不能让民众操有民主和自由的权力，绝不能实行以宪政民主体制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仍然是今天官方和御用学者否定文革的立场和结论。这也是造成邓小平等大小权贵坚持反对全面改革，坚持用专制体制来支撑改革开放的原因。
同样,他们也沒有从二战结朿后的世界两大阵营格斗,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历史中去认识文革并接受教训, 还強调毛的反修防修动机是好的。后来还把苏东解体看成一种罪孽, 并把罪责加给苏东修正主义，甚至直接归罪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领导人。这说明对文革问题的认识不同, 会直接影响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
问：邓小平等中共权威人士不是都曾主张要彻底否定文革吗？
答：邓小平嘴上说要“彻底否定文革”，事实上他是不可能做到彻底否定文革的，也不会真心实意去彻底否定文革的。我之所以这么说，还不仅因为他仍强调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好的，只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尤其是被坏人利用了；而且还强调文革发生的社会原因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更多的有待于进一歩探索”(这应是今天’‘探索’‘说的源头)；还在于邓有意隐去文革是毛建政后大搞人为阶级斗争，不断发动“群众运动”的继续和发展的必然，而邓在这个长期过程中，恰是毛的最主要的助手和最得力打手。当然，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全盘否定文革就要从根本上否定专制体制，如76年清明民主运动中民众所呼唤的“秦皇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那样。而邓小平则強调所谓毛的‘晚年错误’不仅割断产生文革问题的历史联系，孤立地去否定文革，而且还掩盖甚至颠倒了文革的真正教训，把‘否定十七年’定为文化革命的重大错误，继续维护一党专政的道统，维护专制主义道统。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文革中大反走资派，大反封资修，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大反自由化，大反精神污染；毛泽东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邓小平说反自由化要反二十年，又说要反五十年；毛泽东搞了一系列政治运动，以至文化大革命，整死了高岗、彭德怀、刘少奇、贺龙、陶铸等自己的战友和无数的干部群众，邓小平也发动了清污运动，以至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整倒了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第一把手，整倒了一大批知识精英,还屠杀了手无寸铁的为中国民主和全面改革呼号的多少青年学子和平民。二者在政治上何其相似乃尔？人说，邓小平终结了阶级斗争为纲，我看没有！既然如此，他怎做到彻底否定文革？
问：你也主张彻底否定文革吗？
答：当然。有人提出：“难道文革中就沒有值得肯定的事吗？”以此来质疑“彻底否定文革”。我以为这样提出问题是一种概念上的错乱。我上面已经讲了，所谓彻底否定文革，是说要从根本上去否定它，而不是说要否定一切。不用说文革是一个历史过程，怎么会沒有一件好事值得肯定的呢！即便是毛在文革中所言所行，也不可能一无是处。不然他的文革怎么能发动得起来？就像他在中共夺取政权时期，他也说过不少精辟而深入人心的话一样，他抨击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的独裁政治，倡言自由、民主、宪政政治，难道不好吗？多少青年学子不是在他感召下投奔共产党吗？在发动文革过程中，他抨击官员严重脫离群众，当官做老爷；他指责刘邓派工作组，“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沒有好下场！”他反对林彪宣扬“天才论”、“顶峰论”等等，如果抛开所涉事件全过程来说，这些言论又有什么不好呢？何况毛是个聪明过人、又有理论表达能力的人。但如果这样就事论事地去肯定或否定它，对于我们所说的“彻底否定文革”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呢？

八
问：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革？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你是怎么看的？
答：许多人谈到文革的发生，总要和毛的个人品格联系起来，这是很自然的事。这不仅因为文革是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还因为文革具有明显的毛的思想品格情绪的特征。记得文革结束不久，李一平老人(我的好友李春光的父亲，1926年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的教导员，云南和平解放的大功臣)曾和我回忆1957年初他和陈铭枢议论毛的品格，他当时概括了四句: 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刚愎自用，反复无常。他说当时他看了陈铭枢写给毛的信，信批评毛“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文化”，他劝陈不要发，陈说：“沒关系，我和老毛是老朋友”。李強调说，毛是“刚愎自用，反复无常”。陈沒有理会，因这封信当了右派。我至今认为李老对毛个性的评价是最到位的。文革中毛所说所做的不正反映了他的这种个性品格吗？如对刘少奇和彭德怀的报复，对林彪和周恩来的疑忌，对江青的重用和袒护，以及纵容红卫兵和造反派无法无天等等。文革甚至还刻下江青的明显的印记，如江青调动倾国力量来玩“样板戏”，羞辱残害著名演员、导演，要年轻人搞“文攻武卫”等等，令互为表里的毛江“夫妻店”，成为文革的一大特色。但这些并不是文革爆发的根本原因。苏联沒有文革，但有斯大林的"大清洗"，德国沒有文革，但有希特勒的灭犹，它们性质和文革应是相通的。文革结束了，邓小平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以及八九年对学生市民的血腥镇压，不也是文革现象吗？只不过是在不同时期不同事件中的形态不一而已。文革应是专制体制的极端化形态，是它运行中的走火入魔现象。
许多学者，在谈文革发生原因时，都强调上层的权力斗争，包括高华、宋永毅这样知名的学者，外国学者更不乏其人。无庸置疑，在专制体制下，权力斗争不仅是它的应有之义，而且是它的常态，因为在专制体制下政治斗争胜负的标准就是对权力的占有和得失，如列宁所坦言：“与其你专政不如我专政”。具体地说，毛要从刘少奇等人手中夺回对党和国家的全部控制权，在文革开始阶段便把矛头直指刘少奇。但并沒有因为打倒了刘少奇,便结束了文革。之后文革还持续了九年之久。打倒刘少奇的过程,毛称其为第九次路线斗争,之后他还制造了第十次第十一次的路线斗争，先后整死了陶铸、林彪、周恩来,自己也赔下了卿卿性命。所以我说,整肃刘少奇不是文革发生的根本原因。文革之前，国际上的赫鲁晓夫，国内的刘少奇，都成了毛的眼中钉，它只是文革爆发的导火索。文革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国内和国际矛盾长期发展和爆发的结果，是毛坚持反动立场和观点，逆历史潮流而動的结果。正是中共承诺民主建国，从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到一党专政，到全面专政的过程；是承诺实施耕者有其田，承诺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保护私有财产，经过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变私田为公田，变私产为公产，直至把百姓的生产资料和财产剝夺殆尽，令全民处于“一穷二白”(无财产无生存保障)境地的过程；是党的领袖毛泽东本人从宣扬民主宪政一步步转变成无法无天的独裁者的过程。是毛的共产主义运动走向极至，即他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然破败到走投无路的挣扎。

九
问：是否可以具体地说说这个矛盾发展的过程，从而让我们从这个矛盾发展过程,认识毛是怎样一步步走到发动文革的境地？
答：可以。但是，这既是一个历史过程，理应作一个专题来论述。这里只能作简要的概述。
1949年建政伊始，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名义的共产党軍队彻底打败了国民党军队一一历史总是偏坦赢家的：一场大的胜利，往往会掩蓋许多是非和矛盾。为此在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主流都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当然，一些人看到他们的草莽性) ，相信在他们引导下，中国的民生、民权和民族问题能得以真正解决。中共土地改革虽然充斥着強权和暴力，但毕竟一时使亿万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对民族工商业和人民的私有财产也採取了保护的政策；人民群众还高唱着：“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民主，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中国政治还有共同纲领所确定的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的内容。海外学子纷纷捨弃优异环境甚至冲破种种阻梗回国报效。
曾几何时，中国经历了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肃反、统购统销、合作化、三大改造、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等一系列运动，中国整个社会被折腾了一遍，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重要节点〯
1950年抗美援朝战爭爆发后，中国全面实行了“一边倒”的国际关系。从此，斯大林的专制体制渗透到中国各个领域。
1953年后实行粮食、棉花及纱布、食用油的统购统销和之后开展的农业合作化，逐步使农民失去土地，失去了经济上甚至人身的自由，铸成了城乡的二元结构。
1952年“五马进京”执掌中央政府权力，1954年公布《宪法》,进一步改变了国家和政府权力结构：1949年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之下有六个副主席，民主人士占半数，1954年改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下只设一个副主席(朱德)；1949年政务院总理之下设四位副总理，民主人士占半数，1954年改为国务院后，总理之下设十位副总理，沒有一个民主人士。全国政协的权力已被全国人大所替代了，国体由“人民民主国家”改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多处明文強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纲领》只提“工人阶级领导”)，联合政府已名存实亡。至此，基本上实现了中共的一党专政。
同时，1951年开始就在高校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4年，毛又亲自发动《红楼梦》硏究问题批判，一直发展到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界全面批判胡适“唯心主义和反动思想”。1955年毛更发动了整肃“胡风反革命集团”，并在全国开展肃反运动。
1956年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1957年开展的“反右”运动，民营工商企业被消灭了；50万知识精英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人民各阶层在政治和经济上事实上失去了基本权利，特别是，知识分子虽然还被承认为人民的属性，但已纳入资产阶级的范畴，成为革命对象；各社会团体包括各民主党派完全失去了独立性，成为共产党的附庸。意味着毛泽东的极权统治即全面专政的开始。
1958年毛泽东高举总路线、大躍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沦入沒有財产沒有生存条件的“一穷二白”境地。
1959年彭德怀上书批评“大跃进”，毛将彭黄(克诚)张(闻天)周(小周)打成“反党集团”，并在全党开展反右倾运动，遭整肃的从中央到基层的干部(敢讲真话的正直的)几近千万人，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共产党员就有300万人。从此左倾投机、弄虚作假、阿谀奉承之风开始泛滥，党风政风迅速恶化。中国进入三年飢荒时期，饿死3000多万人，引起中共上层出现严重分歧。毛泽东为推托自己的责任，在八届九中全会上耸人听闻地提出：“凡是问题比较大的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会上冲破原定反对分散主义的议题，变成揭露和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教训的会（毛称之为出气会），实际上是党内在社会矛盾激化的压迫下对“三面红旗”有限批判，多少遏制了毛的极左路线。但也突显了党内高层之间的矛盾。七千人大会可以看作中共上层关系，特别是毛刘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节点。在此前后，中共上层不少人开始觉醒，并在内政外交上提出了许多改革意见。与此相反，毛泽东则毫无自省自责，反而把持不同意见者视为配合国外反华势力（如赫鲁晓夫和尼赫鲁）对他的“逼宮”。他的基本策畧和做法是:重提阶级斗爭，发动“四清运动”(城市搞“五反”)，并提出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如此，在专制独裁体制支撐下,一步步逼向文化大革命。

十
问：由此看来，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可以一直拉到七千人大会，而点燃这导火索的应该就是毛刘的矛盾斗爭擦出来火星了？
答：是的。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所谓三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禍”，大飢荒“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矛头明显指向毛泽东。会上不仅刘少奇说了“狠话”，还有彭真、刘澜波、杨献珍等人“帮腔”，彭真在文件起草会上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沒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如果毛主席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按：文革前夕，毛拿彭和北京市委开刀，不能说与此无关）。还有整个会议（大会、小会）的情绪，都在指点“三面红旗”。
其实，毛刘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在建国方略上一直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从新民主主义即过渡时期问题，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步骤问题，再到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是否重提阶级斗争问题等等,二人一直并不和谐。但之前虽有矛盾，还是有分有合，而矛盾形态亦取神离貌合状态；七千人大会是个重要拐点，从此二人关系日渐紧张，愈演愈烈，无法弥合了。
所以毛泽东在1966年8月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报》时，特别“联系”了“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江青（1967年4月）也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可见，如果要讲文革的爆发，它的导火线自然应当延伸到七千人大会的。
七千人大会之后，从中央到中央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负责人对毛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做法，提出改革调整的意见。如邓子恢等人公开支持民众为自救创造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措施；如王稼祥提出“国际斗争不要四面树敌”，“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等意见（被毛概括为“三和一少”）；如周恩来、陈毅提出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给知识分子“脫帽加冕”；如李維汉、习仲勋、乌兰夫提出调整中共和民主党派关系、调整民族和宗教政策的意见等等。彭德怀也给中央和毛写了八万言申诉书，批驳所谓组织“反党集团”、“篡党野心”和“里通外国”的诬陷；中央机关和各地还提出为“右倾机会主义子”甄别平反的建议。
问：面对这些，毛是什么态度？
答：毛的态度是：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毛泽东韬晦了半年，仅仅半年，他的韬略就已确定，开始了战略的反攻。其战略手段就是重提阶级斗争，确立阶级斗争为纲。
1962年7月上旬，刘少奇到中南海游泳池和毛见面时有一段激烈的对话，很说明问题。
毛：“他们(按：指批评三面红旗的中央和地方要员)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按:毛把刘视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总后台)
刘：“餓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按：刘也沒有退让）
毛：“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8月初，正当中共要员在北戴河为八届十中全会做准备，为调整经济献计献策的时候，毛泽东突然出现，作了关于阶級、形势、矛盾的讲话，把七千人大会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及其前后对错误的纠正和政策调整,说成是“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放言“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手里”，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借着批判小说《刘志丹》，提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作为“阶级斗争”的祭品,又制造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
9月，毛泽东主持八届十中全会，向全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开展了对“三风”的批判,他说“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修正主义。”他还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爭，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爭”。刘少奇开始妥协，在会上同意毛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并作自我批评（按：坏就坏在这种妥协，让毛得志更猖狂！）。
问：这次重提的“阶级斗争”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吗？
答：其实，自1949年共产党建政以来，阶级斗争从未间断过---土改、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知识界思想改造、整肃高饶反党集团、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运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反右运动，哪一项不是阶级斗爭？说明阶级斗争从未间断过。但是，1962年后重提阶级斗争，与之前不同之点在于：
(1)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剝削阶级”已消灭达6年之久,完全是毛个人杜撰出来的；
(2)把阶级斗爭的对象从经济意义上的“剝削阶级”扩展为思想政治意义上的“修正主义”;
(3)“阶级斗爭”的重点，也从党外转到党内，矛头主要对准和他意见分歧的党内同志，即他眼中主张“三风”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称“走资派”)，并把他们和国际的“修正主义”相提并论；
(4)把“阶级斗争为纲”确定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问：1963年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如何理解这个口号？
答：1957年，毛就重提过阶级斗争，把50万众的知识精英打成右派分子，令全社会万马齐喑，他自然感受到“一抓就灵”；这次重提阶级斗争，是为对付他曾自呜得意的“三面红旗”遭至惨败，特别是在七千人大会上他的脸面尽失，对付他“眼中的敌人”，终于赢来了从八届十中全会发出的继续在全党、全国大反“右倾机会主义”，大反“修正主义”，大讲阶级斗争，大讲复辟反复辟，并开展了持续4年的四清运动，岂不也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吗？所以“一抓就灵”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強权主义者见到血腥的得意。
问：重提阶级斗争和开展四清运动(又称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有何关系？
答：开展四清运动是毛重提阶级斗争后的重要实践。1963年开始搞四清运动，由刘少奇在面上主抓。搞阶级斗争，无论对毛还是对刘、对共产党各级干部来说，都是驾轻就熟的拿手戏。四清运动持续了四年，从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財物到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城市中又称五反，调集数百万干部参加工作，波及整个中华大地，被整的干部群众达500多万人，被整死的就有7一8万人。四清运动事实上成为文化革命的前战，它不仅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斗争的战畧口号：反修防修，整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而且还为文革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准备了发动广泛群众运动的基础，提供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以及建立专案组、搞刑訊逼供等文斗武斗的手段。但四清仍未遂毛的願。
运动中刘的权势和威望的不断扩張，进一步引起毛的疑忌。1964年后，毛抓住运动中的问题，就四清的性质和做法，开始对刘上纲上线，指责刘搞“人海战术”、“烦琐哲学”、“神秘化”， 说他把运动的性质归结为“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毛提出运动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4年12月26日，毛在他71寿宴上嬉笑怒骂，不点名地指责刘，并说：“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1965年1月13日，刘在朱德、贺龙劝说下主动向毛作自我批评。毛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按：又是妥协退让，不仅是刘，连朱、贺等大员都如是，而毛更是得志猖狂！）
同年毛更強调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此来对付党内不同意见者。10月，毛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对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一年之后，这些中央局书记也都成了被造反被打倒的对象。从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5月上旬，毛先后拿掉了杨尙昆、罗瑞卿、陆定一、彭真，并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他们都是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是毛所炮打的“司令部”的重要成员，也是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的枢密机构核心成员。矛盾愈演愈烈，刘少奇事实上已成了毛之瓮中之鳖，文革的爆发已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了。这可算是文革爆发的国内根源，也可说是文革爆发的主要原因。
问：从文革爆发的过程、毛发动文革的过程和后来文革运动的过程来看，明明都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或称作政治大革命，为什么要称之为文化大革命呢？
答：这是因为，从表面上看，这场历经十年的折腾，似乎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并有很浓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色彩。其实，这种现象和历代皇朝专制主义施行的所谓“内法外儒”的统治体制有相似之处。真正的内斗往往是更加残酷，只是不会让老百姓知情。在“外”，在社会上，用专制主义一套所谓礼、理、道、德，即文化的一套来鉗制人们的思想和精神；在“内”，在权力场，则往往要用赤裸裸的阴谋政治、血腥政治来实施“不与人分享”的专制统治。
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发动这场“你死我活”的革命，之所以从文化领域开始，从消极意义上说，是因为“大跃进”事实上的失败，他不便从经济入手；从积极意义上说，他可以用“文化”来封住上下左右的嘴，封住社会的“嘴”。而在“文化”背后，都有非常现实的政治内容。其实，毛泽东的文化判批本身就非常黑暗暴虐——1962年批小说《刘志丹》，赞许康生的话：“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1963年批昆曲《李慧娘》、《谢瑤环》和“有鬼无害”论；1963年，批文化部，说它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批中国文联“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午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1964年批文联及各协会和刊物“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甚至说“整个文化系統不在我们手里”；后来又批卫生部“城市老爷卫生部”，批教育部残害学生，批中宣部“阎王殿”等等。于是在社会上搅起批戏剧、批电影、批文学、批历史、批哲学、批美学、批经济学……大批判运动此起彼伏，一直到批“三家村”，批 《海瑞罢官》。被批的代表人物有夏衍、齐燕铭、茅盾、田汉、廖沬沙、卲荃麟、杨献珍、孙冶方、朱光濳、翦伯赞、邓拓、吴晗……哪个不是指鹿为马？哪个不是伤天害理的文字狱 ？
谁人能把文化玩得如此惊心动魄？又谁人能够如此驾轻就熟地从文化绕进去，最后又能从政治中钻出来？这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就能一步步地通过“文化”逼出个文化大革命来。
1964年夏，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整顿文化部、全国文联及各协会，并成立了以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加上康生、周扬和吴冷西的五人小组。
1965年初，由江青出面到上海与柯庆施串联物色姚文元执笔，在一种很不正常的秘密状态下（中央领导人中只有毛泽东一人知情）写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于1965年底在《文汇报》上发表，引发文化界大讨论。
1966年2月，五人小组会议并搞出一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又称《二月提纲》），经在京常委传阅通过（经毛同意），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党，试图对正在展开的学术大批判进行规范。
与此同时，江青在毛的策使下于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并以“林彪委托江青”的名义发布《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1966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上海谈话，高调谴责《二月提纲》的错误和中宣部“扣压左派文章”（按指沒有及时发表姚批文章），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还放言要解散五人小组，解散中宣部和北京市委。
1966年4月16——2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问题，决定彻销五人小组和《二月提纲》，重新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政治局常委。这样，毛的文革发动算是得逞了。
问：请你再简叙一下国际矛盾发展的情况？
答：国际上，从1956年代开始，苏联揭批斯大林揭露专制体制的问题，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斯大林死后并遭臧否，他有可能成为世界革命领袖；忧的是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难免会触及到他。毛过了一段韬光养晦的日子后，逐步在世界革命和国内发展道路问题上与苏共中央发生牴牾，终于到1959年矛盾公开爆发，与苏联决裂。事实上从50年代开始，社会主义体制运行在各个国家不断遭受挫折，东西方差距愈拉愈大，1956年毛还曾预言“东风压倒西风”，不到十年，即文革之前，情况完全变过来了。各国纷纷检讨体制弊病，学习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出现了苏东第一轮的改革风潮，即对列宁、斯大林道统的修正。而毛泽东则不顾时代的变迁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仍坚持世界革命的做法，把苏东这种基于务实的改革认识和措施通統斥之为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毛在世界范围内祭起反修旗号，亲自策动了两论和九评的反修文章，致使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并致两国在边界上陈兵百万，形成武装对峙。毛发动文化革命是他在国际范围内反俢的继续。显然，毛泽东应为中苏联盟的破裂，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线的分裂负有不可推委的历史责任，这也是文革的国际根源。

（此《答问》是2015年与李宇锋和戴为伟等友人几次议论文革50年而形成的,之后又请教了何方、李洪林、阮铭、邵燕祥、钱理群、阎长贵、韩刚、何蜀诸老师,颇得教益，并做改动。借此忱致感谢！）

2015年5月于潘家园宿舍

作者赠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