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力仁：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查纠的三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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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查纠的三大案件

作者：杨力仁      时间：2022-03-04   来源：世纪风采
       


　　钱瑛———新中国纪检监察工作的创始人之一。1953年至1966年，她先后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其间主持中央纪委日常工作）、首任监察部部长、中央监委副书记、内务部部长等职。在新中国党内监察和行政监察的起步探索时期，围绕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她深入基层、关注民生、勇于担当、敢于谏言、冲破阻力，办案风格鲜明，严肃查处了包括省委第一书记在内的一批大要案，与严重官僚主义、“共产风”、封锁消息等进行坚决斗争，维护了党纪政纪的严肃性。党内尊称她为“钱大姐”，群众赞誉她为“女包公”。

　　调查广西灾荒事件

　　1956年1月至4月，广西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减产，造成大批农民逃荒和死亡。问题发生后，广西的干部群众不断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写信反映干部严重失职和官僚主义问题。

　　1956年12月，中央监委、监察部派中央监委委员吴岱峰、李竹林和监察部监察专员刘荣先组成检查组到广西进行调查。地方官员为了推卸责任，掩盖真相，千方百计封锁消息，调查工作遇到困难。12月30日，钱瑛在第六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上，将“联合有关部门检查广西省生产救灾工作中的严重失职案件”列入《监察部1957年上半年工作要点》。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1957年4月至5月，中央监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钱瑛和内务部部长助理李芳远率领中央监委、监察部、内务部组成的中央检查组，到广西进行全面调查。

　　中央检查组在南宁先后听取广西省委、广西省监委和监察厅赴平乐、容县、宜山、桂林4个专区和桂西僮族自治州检查组的汇报，召开专题调查会议，找省直机关和桂西僮族自治州有关部门的干部集体或个别谈话。随后，钱瑛到灾情最重的平乐专区平乐县、荔浦县和桂西僮族自治州横县，听取地、县两级汇报，查阅相关文档，深入区乡检查，召开群众座谈会，走访特困群众，查清了发生这一严重事件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原因是1955年广西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和旱灾，受灾耕地1256万亩，约占全省耕地面积1/3，成灾耕地628万亩，粮食减产10亿斤。1956年初春雨连绵，早熟作物减收50%左右，春粮接不上，造成农民严重缺粮，导致平乐、荔浦、横县等地出现逃荒和非正常死亡。

　　主观原因是省、地、县三级领导干部的严重官僚主义作祟。1955年广西就曾发生过农民逃荒和死亡事件。1956年一二月间，广西又发生了农民逃荒和死亡事件，但仍未引起省委和省人委主要领导的重视。进入3月份后，灾情持续发展，直到湖南省委两次电告广西灾民成批流入湖南，广西省这才发出救灾指示，并指定22个重灾县成立生产救灾委员会，省委和省人委负责人分工下乡指导生产救灾，组织1419名工作人员查灾救灾，拨款1040.5万元，增加统销粮食1亿斤。

　　直至此时，省委和省人委领导人仍然认为平乐、荔浦、横县等县历来粮食产量较高，灾情只是“插花”发生（即丰收区和灾区交叉在一起），在全省指定的22个重灾县中，恰恰漏掉了这3个受灾县。进入4月份后，这3个县的灾情日趋严重，非正常死亡大量增加，这才引起省委和省人委的重视，开始加大救灾力度。

　　在查清发生灾情的主客观原因后，需要认定省、地、县三级干部应负的领导责任，这是十分敏感的问题。以钱瑛为首的中央检查组根据事实认定：在广西省级干部中，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省委书记、代省长郝中士（省长韦国清因公离职），省委书记、副省长萧一舟应负主要领导责任。陈漫远满足于工作取得的成就，滋长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忽视政治思想领导，工作上严重脱离群众，对严重的自然灾害重视不够，没有及时加强对救灾工作的领导。郝中士关心群众疾苦不够，忽视灾情的严重性，没有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督促省人委有关部门和专署、县人委抓紧生产救灾工作。萧一舟负责领导财政经济和粮食工作，由于工作不深入，不了解下情，忽视灾情的严重性，没有领导有关部门及时做好救灾中的粮食供应工作，致使灾情严重化。

　　平乐地委书记杨林在1956年3月以前从未派人检查过灾情，并且在大会上批评反映减产和灾情的干部为“右倾”，致使下面的干部不敢报告灾荒的真实情况。当灾情已经发展的时候，仍认为只是“部分地区，少数乡和个别户”的问题，没有及时向省委报告。

　　平乐地委副书记何庶民不重视该区有些地方因灾减产的情况，批评反映因灾减产的干部，当灾荒已经发生，恭城县的干部向他反映平乐的灾民逃到该县时，仍没有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制止灾情的发展。

　　平乐专署副专员段书香（专员祝维平因病休养），负责粮食工作，不重视灾情，救灾粮食供应不及时。

　　平乐县委书记矫志周批评报告减产、灾情的干部，压制干部群众反映灾情，发现饿死人的情况后仍不采取有效措施，致使下面的干部拖延了粮食的供应和救济款的发放。

　　荔浦县委书记王文陆1955年向地委反映粮食减产受到杨林的批评以后，不能坚持党性原则，反而批评区乡干部，使区乡干部不敢报告灾荒真实情况。1956年灾荒发生后，既不设法解决，也不向上级报告，造成严重后果。

　　荔浦县委副书记艾治国在1955年粮食征购工作中犯有严重的强迫命令错误，1956年春荒发生后又对灾情采取不负责态度。

　　横县县委书记薛秋水在灾荒严重发展后，不但不积极领导该县做好救灾工作，反而对反映灾情的县区干部批评压制，甚至派人追回县长何华锦签发给地委的灾情报告。

　　荔浦县副县长李善本（县长莫子成离职学习），在1956年灾荒发生后，积压专署下发的救灾指示达半月之久，没有及时展开救灾工作。

　　灾情发生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严厉批评和督促下，广西省委检查统购统销工作，削减灾区粮食征购任务，调拨粮食救济灾区群众，解决灾区群众的粮食问题。但是没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于负有领导责任的有关干部又长期不做严肃处理，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1957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讨论广西因灾饿死人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杨尚昆、齐燕铭等，广西党政领导韦国清、甘怀勋等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钱瑛的调查报告。5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举行会议，讨论广西因灾饿死人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邓小平、彭真、谭政、李雪峰、王稼祥、杨尚昆、王从吾、钱瑛、习仲勋、齐燕铭等，广西党政领导陈漫远、韦国清、郝中士、萧一舟、覃应机、甘怀勋等列席会议。两次会议均指出广西发生这样严重的事件固然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是根源是官僚主义、漠视民命、麻木不仁，必须给省委、省政府和灾区的有关领导以撤职处分，并且公布这个事件的处理结果，以教育全党和全体国家工作人员。

　　6月14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52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了钱瑛的调查报告，研究了给予有关人员的处分决定。周恩来指出：“这事性质是严重的，使人们气愤，必须严肃处理。事情的责任在广西省，中央给的粮、款是充分的，他们不用。内务部检查不力，监察部查得慢了，粮食部、农业部相信估计，没有进行直接的典型调查，国务院处理不及时，各部门都要引为教训。”6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3次会议讨论并同意周恩来关于处理这一事件的报告。6月18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撤销陈漫远、郝中士、萧一舟等人党内职务、行政职务和党纪政纪处分的决定。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陈漫远、郝中士、萧一舟调离广西，由刘建勋任广西省委第一书记，贺希明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斗争》。这是党在过渡时期影响最大的一次问责风暴，全党为之震惊，并从中吸取深刻教训。

　　严肃查纠甘肃“五风”

　　20世纪60年代初，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决定调整政策，纠正错误。调整首先从农村开始。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着手部署整风整社，坚决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努力坚决纠正“共产风”。

　　国难思良将。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撤销监察部，任命钱瑛担任内务部部长。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由曾山接替钱瑛任内务部部长，钱瑛回到中央监委任专职副书记。11月初，钱瑛率领中央工作组到甘肃调查农村情况，重点是粮食问题。钱瑛任组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步新、公安部副部长王昭任副组长，工作组30多名成员从中央监委、中央组织部、公安部、农村工作部抽调。

　　中央工作组先到兰州，听取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张鹏图（分管农业）汇报。11月3日，中央工作组兵分两路，钱瑛和王昭带领一部分人到张掖，李步新带领一部分人到定西。此前，张掖群众缺粮情况通过一名退伍军人的上访和人民来信引起毛泽东的重视。9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时，毛泽东明确指出：甘肃的问题严重，西北局要早日解决。

　　中央工作组到张掖后一分为三，钱瑛负责调查张掖、临泽、民乐等县（市）情况，王昭等人负责调查高台、民勤等县情况，其他同志负责调查山丹、武威等县情况。

　　钱瑛不顾年近花甲，体弱多病，乘着四面透风的吉普车，奔波在河西走廊的广袤大地。为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她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方法，深入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住在大队部，吃在公共食堂，看群众到底吃什么、吃多少；到社员家里访贫问苦，了解社员的困难和要求；找队干部谈话，了解生产、征购和口粮的供应情况。

　　经过20天的深入调查，3个调查小组汇总情况后，钱瑛发现张掖群众生活异常困难、肿病死人严重等问题。李步新带领的中央工作组在定西也发现类似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有的县（市）领导因怕被戴上右倾帽子，不敢如实上报情况。

　　生命至上，刻不容缓。11月23日，钱瑛在张掖口述电报内容，秘书薛辉记录整理，她又作了认真修改，随后向中央书记处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发出特急电报，内称：“张掖专区问题比较严重，张掖市农村群众口粮大部分每人每天平均吃4两（1斤为16两，老秤。1961年改为1斤10两制），小部分只吃二三两，7岁以下的小孩只吃5钱、8钱。有些食堂只吃一顿饭，有的已经停灶。有些地方社会秩序相当混乱，连续发生了抢粮、劫路和凶杀事件……”在这份特急电报中，钱瑛明确提出“张掖地区的问题地委是很难解决的”。

　　11月24日，在离开张掖的前一天晚上，钱瑛召集张掖地委常委集体谈话，通报了中央工作组调查的情况，重点谈了党的政策、党群关系、人民生活、抢救人命等问题。她强调说：“张掖的困难，省委、西北局，还有中央是会帮助的。”

　　张掖问题只是甘肃问题的冰山一角，甘肃粮食问题相当严重。“全省除兰州市外，共45个县、市中，完全没有问题的19个县、市；部分地区有问题的19个县、市；严重缺粮的有7个县、市，即武威、民勤、通渭、陇西、岷县、静宁和张掖市。严重缺粮地区的人口共有154万人。”

　　为了解决甘肃面临的严重困难，刘澜涛与钱瑛研究决定，12月2日至5日在兰州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第六次（扩大）会议（史称“西兰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西北局主要负责人，中央工作组负责人，陕西、甘肃、新疆、宁夏、青海各省（区）和兰州军区主要负责人，甘肃省委的部分负责人。会议提出“尽快采取措施，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抢救生命，让浮肿病、死亡现象停止下来，切实安排好群众生活，迅速扭转严重局面”的要求，争取迅速（如一个月）初步扭转当前严重局势；在一定时期（例如四五个月）彻底改变被动局面。

　　“西兰会议”结束后，中央工作组、西北局工作组和甘肃省委领导干部共同组成张掖地区工作组、定西地区工作组、天水地区工作组、临夏地区工作组等，分赴张掖、武威、酒泉、定西、天水、平凉、甘南、临夏等地，召开有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和部分公社负责人参加的分片会议，各县又召开有公社书记、主任和部分生产大队总支、支部书记、队长参加的会议，传达“西兰会议”精神，迅速统一了各级干部的思想。

　　钱瑛的特急电报把张掖乃至甘肃严重缺粮问题彻底捅开了，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全国粮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研究决定，从全国抽调5亿斤粮食（后来逐渐增加到8亿斤）支援甘肃。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是全国“粮食调度的总指挥”，动用500万斤粮食必须经过周恩来批准。这个消息传到兰州，“西兰会议”临时决定对甘肃灾区先按每人每天6两（16两秤）安排，第二年春天再逐步增加一点。因为张掖灾情严重，决定先调入3亿斤粮食救急。

　　广大干部群众闻讯后纷纷奔走相告，称中央调拨的粮食为“救命粮”，“西兰会议”为“救命会”，钱瑛为“救命人”。

　　12月中旬，西北局书记处又召开第10、第11次会议，进一步分析甘肃的形势，提出更具体的指示。在西北局和中央工作组的直接帮助指导下，甘肃省委作出《关于进一步贯彻西北局会议精神的决定》，提出办好食堂；大搞代食品；抓紧副食品生产；停止征购粮食入库；社员的自留地由原规定占每人平均土地的5%增加到7%等措施。

　　为了加强对甘肃救灾工作的领导，刘澜涛和钱瑛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西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林、西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王甫暂时参加甘肃省委书记处工作。1961年1月，中共中央调整甘肃省委领导班子，由汪锋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高健君任第二书记、甘肃省委原第一书记张仲良改任省委第三书记（后于1962年12月调离甘肃）。2月2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给甘肃省抽调干部的通知》，从河北、江苏、浙江3省紧急抽调22名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到甘肃工作。

　　这一系列措施的实行，对于扭转甘肃的严重局面产生了重要作用。广大群众生产自救的信心得到增强，积极性大大提高，各地的生产自救工作有了新的进展，群众生活安排逐步得到落实，困难局势出现好转的趋势。

　　甄别安徽三大错案

　　从1960年春天开始，安徽的干部群众不断给中央监委写信，反映生活困难和非正常死亡等问题。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副书记王从吾和钱瑛对这些人民来信极为重视，陆续派人到安徽了解情况。4月，中央监委派审理处处长刘力生和信访科科长张珉到安徽潜山调查。8月，中央监委派张珉、曹思恒到安徽宿县、萧县、全椒调查。11月，中央监委派审理处副处长李振海到安徽临泉等县调查。中央监委及时将调查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12月，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监委的建议，派中央监委候补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率领中央工作组到安徽调查。安徽省委负责人为了掩盖问题，封锁消息，派人监视中央工作组的活动，并向中央告反状。1960年12月28日到1961年1月3日，王维纲等人向中央监委常委会汇报了安徽蚌埠、阜阳、芜湖、安庆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和封锁消息等情况。

　　在受到中央的严肃批评后，安徽省委负责人仍然坚持认为中央工作组反映的情况不实。1961年四五月间，中央监委再次派农村监察处处长李坚等人到安徽进一步了解情况。李坚调查结束后报送《关于安徽省肿病死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

　　大批惩办干部是安徽的突出问题之一。1957年7月，在反右派斗争中，安徽省委文教部部长魏心一和文教部副部长兼省文联主席戴岳因对《安徽日报》发表的《是什么思想在领导〈江淮文学〉编辑部》文章持有不同意见，据理反驳，结果被指控结成了“魏心一、戴岳右派反党集团”。魏心一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戴岳被开除党籍、撤职、降级、留用察看，之后又被送去劳动教养。40余人的省文联机关，有16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另外还有一些人被株连。

　　1958年1月，安徽省委一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定》。李世农是分管政法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杨效椿是省检察院检察长，李锐是省检察院副检察长，他们对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提出的在政法部门反右倾持有不同意见。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曾希圣认为李世农等思想右倾，包庇政法系统的大批右派分子，将三人定为“李世农反党集团”，分别处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公职的处分，并送往农场监督劳动。“李世农反党集团”一案被株连的中央和省管干部110人，全省政法和监察系统有3000多人受到批判和处分，全省15.5%的监察干部被打成右派。



　　随着农村饥荒的蔓延，安徽一些党员干部从思想抵触发展到行动抵制，出现了一些敢说真话、敢于抵制错误的党的高级干部，代表人物是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和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宣传部部长、副省长陆学斌。1959年7月，张恺帆到安徽无为检查工作，严肃批评了该县浮夸风等问题，并决定按每人平均每天不能少于1斤的标准将粮食分发到户，提出“三还原”的设想：吃饭还原（即解散食堂）、自留地还原、房屋还原（即社员回到自己原屋去居住），到7月15日全县大部分食堂被解散。庐山会议之后，在反右倾斗争中，安徽省委召开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张恺帆受到批判。陆学斌因在张恺帆受到批判时坚持说无为的问题严重，被认定为与张恺帆结成“反党联盟”，会议通过了《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张恺帆、陆学斌分别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送往农场监督劳动。此案株连无为县的县、社、队干部28741人，张恺帆有6名亲属被迫害致死。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动员全党为战胜严重困难而奋斗。

　　1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说：“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安徽大组会议对安徽省委工作中的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批评，特别是对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进行了严肃深刻的批评，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刘少奇率领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华东局第三书记李葆华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用10天时间，亲自调查和处理安徽问题。2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曾希圣调离安徽，由李葆华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会后，钱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带领中央监委和华东局监委工作组到安徽。安徽的干部群众纷纷奔走相告，传递“钱大姐来了，这次有希望了”的喜讯。“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反党集团”“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魏心一、戴岳右派反党集团”是全省3个最大的案件，涉及5名省级领导干部，株连了一大批干部群众，钱瑛决定从这三大案件入手。

　　钱瑛不轻信、不苟同、不妄断，重调查、重事实、重证据。她要求将原结论认定的问题一律重新核实；有关当事人要逐一谈话；重要证人由她亲自约谈；耐心听取原专案组领导人和办案人的意见；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分别召集座谈。经过认真审查，终于搞清楚这三大案件都是错案。她将甄别平反方法概括为“一件件、一串串、一片片”。她认为三个大案一件件解决了，受株连的一串串案件也就失去了立案的依据，像摘葡萄似的被“摘”掉了，进而推动一片片案件的解决。钱瑛明确提出所有案件只抓大是大非问题，不纠缠枝节琐事，不留尾巴。

　　当时改正反右派运动中发生大量错划问题，还没有被列入工作日程。李世农、张恺帆曾受到极为严厉的批评，他俩的案子被视为“铁案”。钱瑛不怕有人在北京散布流言蜚语，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承担了很大的政治风险，坚定不移地指导安徽省委做好甄别平反工作。

　　安徽省委先后召开第五、第六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委全体会议，对李世农、张恺帆、魏心一等重大案件进行讨论和研究。7月20日，安徽省委印发关于对李世农、张恺帆等人问题的甄别结论和中央监委的批复，恢复李世农、张恺帆等人的党籍、名誉、职务和待遇。不久，李世农、张恺帆复任省委书记处书记，陆学斌复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效椿担任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魏心一复任省委文教部部长（后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因上述案件被无辜株连的大批人员同时得到平反。

　　钱瑛在安徽甄别三大错案推动了全省的甄别平反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增进了党内团结，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促进安徽形势迅速好转。从1963年到1965年，全省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5.1%，轻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7.3%，重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2.5%。

　　钱瑛查纠的三大案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纪检监察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受到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的高度评价。刘少奇表扬她“是有领导能力的，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好同志”，周恩来赞扬她“铁面无私”，邓小平肯定她“大公无私，能坚持原则”。宋代御史包拯是合肥人，他不畏权势，监察百官，人称“包公”。钱瑛在安徽监察高官，甄别错案，安徽的干部群众亲切称她为“女包公”，这一称谓不胫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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