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晞：蒙哥马利之问的策划与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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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马利之问的策划与研判

作者：袁晞   

       
袁晞，祖籍沈阳，生于北京，在成都上小学、初中，后在四川农村插队，在工厂当工人。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获文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曾在新华社工作，近二十年一直在人民日报工作。出版有《〈武训传〉批判纪事》（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渐渐清晰的世界》（大象出版社出版）《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人民出版社出版）等书。


英国二战名将、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1960年和1961年两次访问中国，先后三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与他的谈话引起西方媒体和有关机构的关注。

当时蒙哥马利退出现役不久，对中国友好，也对中国问题感兴趣，他提出访华要求后，受到中方高层首肯，很快发出邀请。他于1960年5月下旬来到中国，并于5月在上海见到了他非常想见的毛泽东。这次访问只有五天，蒙哥马利觉得时间太短，不能深入了解新中国，想再来一次，中方同意后，他于第二年9月又一次来到中国，访问了很多地方，获许与一些普通中国人交谈。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他比较含蓄地同毛泽东谈到政治领袖的继承人问题，毛泽东明确回答：“我死以后就由刘少奇接替。”1961年再次访问中国时，他又多次以不经意的方式向多位不同身份的中国老百姓提出谁是毛泽东的继承人的问题。毛泽东得知后，在会见他时又一次正面回答了他的问题，说得比第一次更多更明确。

回首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施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西方世界的正常联系基本断绝。查阅《毛泽东年谱（1949—1976）》，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年毛泽东的外事活动基本上是会见苏联东欧和亚洲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领导人、外交官，还有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及不多几个亚非国家领导人，很少见西方人士，像蒙哥马利这样西方大国的高层人士更是少之又少。对西方人来说，红色中国是铁幕后面的神秘地方，毛泽东更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物，谁将继承他的事业，更是人们关注的大问题。斯大林死后苏联发生的变化，更让西方重视探测毛泽东之后。

谁是继承人由毛泽东亲口向外国人说出，又通过蒙哥马利将这一信息传递到西方都是第一次，所以这一问答很有影响，被称作“蒙哥马利之问”，其实还应该加上“毛泽东之答”。

而蒙哥马利看似无意的问题其实并非个人好奇，而是英国有关部门和专家精心策划的提问，西方情报机构之后又认真研究了毛泽东的回答，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世界格局正处在变动之中，中国和苏联的兄弟关系出现裂痕，西方政府和情报部门嗅出了这一信息，想方设法离间中苏并与红色中国拉关系，毛泽东也想与西方接触，以应对与苏联分手后的局面，蒙哥马利这个时候访问中国，正顺应了双方的需求。

蒙哥马利1960年来中国时，毛泽东于5月27日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了他，并共进晚餐，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柯庆施在座。蒙哥马利和毛泽东就国际局势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蒙问毛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局势，毛说：“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化为和平共处。所以你做转化工作我们欢迎。”

交谈中，蒙说：“我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毛说：“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蒙说：“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毛说：“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蒙说：“尼赫鲁已经七十了，他去世以后印度怎么办呢？”毛说：“他没有准备好继承人。我准备好了，我现在不是国家元首了，国家元首现在是刘少奇。我是共产党主席，第一副主席是刘少奇，我死以后就由刘少奇接替。”

第二年蒙哥马利来中国时，周恩来派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全程陪同，熊向晖通英文，又有情报背景，有能力知悉蒙哥马利的想法以满足他的各种要求，同时也能从蒙哥马利口中探知一些中国感兴趣的情况。

在陪同蒙哥马利访问中国各地后，熊向晖向周恩来汇报情况，熊后来回忆这次汇报时写道：“我说：他对毛主席十分钦佩，他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他可能认为，毛主席百年之后，中国不能保持稳定。他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我是从一些迹象揣测出来的。周总理问：有哪些迹象？我说：蒙哥马利很愿同群众谈话，问这问那。在包头和太原，他都用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分别在不同场合随意向三个人(工人、农民、学生或服务员)突然提问：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回答都很快，而且都一样：‘毛主席’。他好像是在作‘抽样调查’。在延安，参观一所医院，他开玩笑似地说：听说中医、中药很神奇，你们应该鼓励中医为毛主席发明一种长生不老的药，中国需要他，中国人民离不开他。在西安和三门峡，他又在不同场合分别向三个普通群众作‘抽样调查’，但改了题目，突然问：除毛主席以外，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回答的人有点犹豫，回答的也不一样……我说完后，总理问：他同你讲这些话，你说了些什么？我答：我什么也没说，也不好说，只是听，然后把话题岔开。”

熊向晖听见蒙哥马利“抽样调查”似地问同样的问题，揣测他是想问出点什么，大概是个人好奇，也想到他是在搞战略观察，但并不完全清楚蒙哥马利的“继承人”问题是来中国前就精心策划的。

众所周知，中央情报局（CIA）和军情六处（SIS）等各国情报机构一直是把预测和研究其他国家潜在领导人作为工作的第一要务，估测敌对大国的未来领导人更是重中之重。蒙哥马利远非一介武夫，当年在众多盟军将领中脱颖而出，成为二战中英军最著名的统帅，其战略思维和政治视野都胜于同僚，有难得的访华机会他当然会充分利用，为自己的国家乃至西方盟友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他出访中国前咨询英国外交部、情报部门还有中国问题的专家，以得到最值得提出的问题。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主任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在他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透露，他在蒙哥马利访华前，在向其简单介绍情况时，就曾建议蒙哥马利问毛泽东继承人问题。麦克法夸尔当时是西方唯一一本公开出版的研究中国政治历史的刊物——《中国季刊》的主编。

熊向晖的汇报由周恩来转报了毛泽东。以熊向晖的敏锐、周恩来的智慧和毛泽东的谋略都捕捉到某种信息和可利用的机会。不管蒙哥马利的问题是随意的还是精心的，反正毛泽东正想把他想法向外界透露透露，恰好来了一个合适的传声筒，不妨顺势说一说，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也给蒙哥马利一个大面子，何乐而不为。

这年7月初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在南方各地巡视，9月21日他乘专列到达武汉，住在武昌东湖客舍（他几十次来武汉只住这一个地方），准备23日在这里会见蒙哥马利。会见的前一天，毛泽东召见熊向晖和英文翻译浦寿昌了解情况。对这次谈话，熊向晖有详细的回忆，2013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也有准确的记录。熊向晖的回忆文章写道：“这天下午，我和浦寿昌飞抵武昌。机场上停着一辆汽车，把我们送到东湖毛主席的住处。在向主席汇报时，我先提到蒙哥马利对主席很钦佩，对中国很友好，但也在对我们进行战略观察。然后讲了我向周总理汇报过的情况和迹象。”

熊向晖回忆：主席连续抽烟，有时插几句。我讲完后，他问：英文里“继承人”是什么？我说：“successor”。主席叫我在一张纸上写出来。他看了一会说，“success”这个字我知道，意思是“成功”，怎么加上“or”就变成“继承人”了？浦寿昌作了解释。主席说：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浦寿昌说：英文里没有同“接班人”意思相近的字，“接班人”翻成英文，还是“successor”，习惯上理解为继承人。主席说，这个元帅讲英语，不懂汉语，他是客人，就用“继承人”吧。主席说：这个元帅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隆美尔。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讲了三原则。谁是我的继承人，为什么他不敢问呀？是不是也像中国人那样怕犯忌讳？我说：也许是。

接着毛泽东讲了一大段话，《毛泽东年谱》的记载是：“你（指熊）讲他是来搞战略观察的。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对共产党的事情不那么清楚。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得太晚了。蒙哥马利讲得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毛主席还说：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的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这位元帅讲了三原则，又对中国友好，就让他来捅。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国外都能看清楚。”

熊向晖还写道：“毛主席还说，什么长生不老药！连秦始皇都找不到。没有那回事，根本不可能。这位元帅是好意。我要告诉他，我随时准备见马克思。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

毛泽东说的是实情。早在1956年为筹备中共八大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考虑到接班，专门谈了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他说：“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他还说：“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

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的话是对党内高层说的。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上，就推荐刘少奇接替自己担任国家主席一事，又对出席会议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员、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说了类似的话：“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十年了。由他担任国家主席比较合适。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八届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

那个年代的传播手段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和自由，毛泽东在党内外高层的讲话内容，不要说外国人不知道，连中国一般干部和群众也全然不知。但是西方观察家都注意到，195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红字通栏标题下并排刊登了毛刘两位主席同样大的照片。

9月23日晚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并共进晚餐，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参加。蒙一开始就提问：“主席对解放12年后的中国的看法如何，以及主席现在主要考虑的是哪些问题。”毛首先谈了他对中国的看法，在回答主要考虑的问题时说：“首先是国内问题，其次才是国际问题。”蒙说，你说的国内问题是不是粮食问题、住房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毛说：“就是这些，无非是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走路、生活用品。”在说了多个话题后，蒙问：“什么时候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呢？”毛答：“很难说，至少是半个到一个世纪后的事。要完成社会主义的阶段，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谈话结束前，蒙说，今天的谈话非常有趣，我能否明晚再回来谈谈。毛说，明晚我到别处去了。

之后毛泽东一想，大概觉得没尽兴，也没说到接班人问题，于是决定再见一次蒙哥马利。熊向晖回忆：“没有料到，24日凌晨5时左右，浦寿昌通知说，主席改变了计划，决定当天下午再同蒙哥马利谈一次，并共进午餐。这使蒙哥马利喜出望外。”

谈话从这天下午2时30分开始，还是王任重在座。蒙说，我很高兴主席改变了主意。毛说，我回去想了一下，你说还要见我，我想不见不好。

接着毛泽东直奔“接班人”这个主题，直接捅破了他说的窗户纸。熊向晖写道：“寒暄几句后毛主席就说：‘元帅是特别人物，相信能活到100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73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也许要找我。’蒙哥马利说：‘马克思可以等一等。这里更需要你。’”

《毛泽东年谱》记载：“蒙哥马利问：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在谈了战争和核武器的话题后，毛还说：“我现在在北京一年最多四个月到五个月，别的时间我到处跑，中央的工作交给他们，我并不每天指挥。”

据年谱记载，谈话结束后，两人来到长江码头，毛邀蒙一起下水游泳，蒙说他不奉陪了，坐在船上观看。毛游泳后上岸，亲自送蒙回到下榻的胜利饭店。毛将亲笔书写的一幅《水调歌头·游泳》赠蒙。

蒙哥马利后来记述与毛泽东的会见时写道：“我说，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12年中，他排除了混乱，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要做的事情仍然很多，他必须健康地活下去，保持精力，以便使这个国家坚定地沿着他所安排的道路前进。他的答复是有趣的。他说，有一个古老的中国传说，把73岁和84岁作为人的一生中的困难年代，谁要是连续闯过这两关，就能活到100岁。他本人不想活到73岁以上，那就是还有四年（指到1965年毛虚岁73——本文注）。此后他希望去陪伴卡尔·马克思，这是他的英雄——几乎是他的上帝。我强烈地抗议说，中国人民需要他，他必须至少活到84岁这一关（毛恰恰活到虚岁84——本文注）。他说，不，他有很多事要同马克思讨论，而在这里，再有四年就足够了！我说，如果我知道马克思在什么地方，我要就这一问题同他谈几句。这把他逗得大笑！我接着就问到他的继承人。我的经验是，国家领袖们非常讨厌提出他们的继承人，我举出几个例子——印度的尼赫鲁、葡萄牙的萨拉查、联邦德国的阿登纳、英国的麦克米伦、法国的戴高乐，谁将继承他呢？他说，在中国，继承是清楚的，并且已经确定了——那将是刘少奇。我问，刘以后又是谁呢？他说他不知道，也不过问；他本人将同卡尔·马克思在一起，他们在中国能够为自己解决这件事。”

熊向晖的回忆还有几句话：“蒙哥马利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很需要主席。你现在不能离开这艘船，放下不管。’毛主席说：‘暂时不离，将来学丘吉尔的办法。’并说：‘我随时准备灭亡。’接着毛主席讲了五种死法：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车翻死；游泳时淹死；生病被细菌杀死。毛主席说：‘这五条，我都已准备了。’还说，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去喂鱼’。”

1961年毛泽东说刘少奇是他的继承人应该说还是真心的，也确实是党内明确的。至于他什么时候改变了主意，是个很难说清的问题。1970年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时，刘少奇反对‘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斯诺说他后来通过其他中国高层领导证实，毛泽东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是1965年1月25日，而不是这之前。但胡乔木却说，刘少奇并没有直接反对整走资派的说法，只是谈到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重叠而已。

麦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说：“从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以来，刘一直在党的领导集团中排行第二（七大正式排序是毛朱刘周任，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刘才排到了朱之前——本文注）；1953年的高岗插曲已证实，要想取代他是多么困难；1958年周恩来受到羞辱（指毛泽东批反冒进——本文注）表明，在接班问题上，刘已没有明显的竞争对手了，而只可能加重毛对他的焦虑。”书中的注释还写道：“无疑地，如果毛有两个强力继承人，使之相互倾轧，他会感到威胁少得多。”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让毛泽东担心他死后有可能像斯大林一样被否定。有专家认为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因之一。毛泽东在批判苏共修正主义的过程中，阐述了他后来指引“文革”运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阐述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论点。而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的过程，更让毛泽东疑虑他还在世的时候，他的同事们就会让他遭遇赫鲁晓夫同样的命运，这更让他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这也是许多学者的看法。

多数中外专家都认为毛对刘看法的转变始于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毛听到党内各级干部对他的不满，有大权旁落之感。按规律分析，从有分歧、不满到打倒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至于质变的临界点是哪一天，只有毛泽东自己心里知道。以毛泽东的行事风格，他对别人说的话未必可信。

即便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说刘少奇是继承人，西方情报机构也有自己的考虑。

钱庠理在《历史的变局》一书中引述了中央情报局解密档案中的有关部分。1964年3月19日，CIA向总统约翰逊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机密备忘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和继承问题》，这一备忘录被认为是1960年代中期对中国的系列情报研究的重要文件之一。

备忘录认为，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所有人员都属于第一代革命者，中共第二代（指当时40至50岁的人）中，谁来接班尚不能确定。CIA在确认刘是毛的接班人这个关键之后，更关注的是谁将成为刘之后的中共接班人。蒙哥马利在明确刘接班上有重要贡献，但他没问出“刘之后”。CIA分析认为，刘和毛年龄差不多，刘即使接毛的班，也是同代相传，其远景意义不明显。而中共日后走向的关键在第二代，选取第二代中某个人接班，才具有接班意义。

中情局经过研究认为，在中共第一代传接过程中，除刘接续毛外，应该还有一个“第三人”。在“第三人”之后才能延伸到第二代。CIA通过排列、分析后认定，这个“第三人”只能在周恩来、邓小平和林彪三人中产生。

CIA对这三个人的看法很有意味：首先是林彪，情报专家认为，林是政治局中最年轻的委员，比毛小十几岁，当时只有56岁（1907年生），他战争年代战功显赫，1958年出人意料地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和党的副主席。这是作为接班人的明显迹象。之后的情报得知，林彪患有严重的慢性病，这对接班是致命的，专家们因而否定了林成为接班人的可能性。其次是周，他此时是毛刘之后无可争辩第三号人物，他的资历、威望，还有留给外界的印象都是一流的，但中情局专家否定了周，除年龄偏大外，其根本原因是周是中共的“温和派”，而此时中共的方针日益激进，在这种趋势下，他是不可能居于一把手的。

最后是邓，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中共党内的“第三人”就是他。邓虽然是中共的第一代，但却是政治局和常委里的年轻人，他当时是总书记，掌握实际权力，他反苏尖锐，属于“激进派”。中情局认为，邓是当前最受毛器重、被认为是最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加之身体没有问题，专家们肯定，邓小平的政治崛起是不容否定的。

中情局得出研究结果的时间是1964年，那时中国刚从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中走出来，“文革”的风暴还没有开始，是相对平静的年月，毛刘周朱前四把手地位已经稳固地保持了近二十年，美国当局的研究是深谋远虑。“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有：“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而CIA对中国党的第一代、第二代也在打主意。

蒙哥马利从毛泽东口中得到的答案几年后就被毛泽东自己否定。十多年后，中央情报局的判断却得到了验证，专家们当年的结论有对也有错。邓小平确实成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头号人物，西方媒体多在他的名字前加上“China top leader”的定语。但邓小平是毛泽东临终前打倒的对象而不是他指定的接班人；邓小平成为他所说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并影响“第三代领导核心”后，他执行的也肯定是毛泽东不赞成的路线方针。

中央情报局预测邓小平会接班没错，但邓小平接班的方式和中国的变化恐怕是专家们没有想到的，中情局对邓小平的评判与邓小平后来的作为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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