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陈永贵历史问题与文革政治

reading

陈永贵历史问题与文革政治

　　 萧象

　　 陈永贵历史问题之为“问题”，出现在1968年10月。当时正在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这是文革大运动之下展开的一波阶段性运动，旨在将混入和埋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地富反坏右和叛徒、变节分子等有历史问题的人清理出来，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九大做组织准备。解放军69军军长谢振华率队“支左”山西，同时负责全省清队整党和九大代表资格审查工作。他接到一份属下报告，称几位阳泉市昔阳籍人揭发陈永贵在日军占领昔阳时期当过维持会长并参加了日本人的情报机构兴亚会。

　　 陈永贵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农业学大寨的标志性人物，文革前已是闻名全国的劳模，文革中担任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且为九大代表。陈历史有问题，此事非同寻常。谢振华随即作出部署，派员前往当地查证。经过慎密调查，包括讯问当年同一情报小组知情人和查阅原始档案，陈永贵历史问题浮出水面，并获得确证。

　　 抗战期间，日军占据昔阳，采取以华制华政策，引诱并强制当地人参加各种组织。陈永贵年青灵泛，能说会道，胆大心细，又见过世面，善于与各种人打交道，于是出头做了大寨维持会会长。当时八路军也在周边一带活动。陈永贵一次被日军以通共罪名关进监牢，获释后，自称被八路军营救，而日军的审讯档案材料写的是“归顺释放”。在其之后陈参加了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并担任小组负责人，每周两次上县城送递情报。日本投降后，昔阳大力清算为日本干过活的“二鬼子”，最重者直接处死。陈永贵自觉处境危险，心怀忐忑，乃向中共领导下的第一任村长托孤，村长为陈说话，陈涉险过关。

　　 陈永贵事敌充当“二鬼子”，不仅昔阳县档案有记录，在八路军一二九师锄奸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中，也查到了陈永贵名字，并注明是伪村长，情报员身份。

　　 闻风自己的历史问题被调查，正是九大代表资格审查时，陈永贵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找到谢振华，主动做了自我交代。据谢振华回忆：“当时我约他在迎泽宾馆六层中间靠左边的一个房间里和他谈话。他一坐下，痛哭流涕地说：‘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我说：‘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谈出来。’陈永贵便一一坦白了当年被日军抓去后被迫自首和参加兴亚会以及送递情报事。

　　 人证物证俱在，本人也已承认，陈永贵历史问题至此证据确凿，毋庸置疑。谢振华立即召开军党委会议，决定向上级党委和中央专题报告。周恩来接到报告，当即指示说：“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复印件可报中央。”不久，周恩来陪外宾参观大寨，谢振华当面向周请示有关陈永贵出席九大的问题。周恩来表示：“要维护大寨红旗，此事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中共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组织，一向十分注重队伍的严密和纯洁性，对那些在不同历史时期混进党内的异己分子，一经揭发着严格处理，绝不宽容。49年建政之后，对异己分子的划分范围延伸到整个社会，历史上但凡替日伪政权、国民党政府做过事、谋过差的，皆视为存在污点的历史问题。历史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有历史问题的人，不仅其政治生涯就到此终结，包括子女家属在社会上还要受到歧视，打入另册。在党内，党员历史问题最突出的反映是“叛徒”和“变节”问题。它涉及党员的政治气节和政治道德，关乎组织的纯洁与健康，因而历次整党，党员有无历史问题均为首当其冲的必审问题，而且，随着对阶级斗争的不断强调，越到后来，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越发严重和峻切。

　　 文革之发动，历史问题亦即“叛徒”问题，可以说是一触发点。1963年戚本禹发表《评李秀成自述》文章，提出与大多史学家不同的看法，认为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的自述，是投降变节、背叛革命的自白书，引起学界大争论。戚之观点获得毛泽东支持。毛对戚文做出十六字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不久毛泽东又评点瞿秋白《多余的话》，认为瞿“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一直尊为革命烈士的瞿秋白于是戴上了“叛徒”帽子。人们纳闷毛两次评点历史人物的逻辑关系及用意所在，直到文革兴起，刘少奇垮台，被冠以“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才恍然有所觉悟。

　　 当然，周恩来应该是清楚的，至少能够领悟。他知道“叛徒”问题意味着什么，与其严重程度。这已不单纯是历史与政治的问题，更发展为党内激烈斗争用以打倒对手的一柄利器。文革以来因所谓“叛徒”问题而被打倒者可谓不计其数，其他不说，中央层面，刘少奇之外，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就是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被揪出打倒。就连周自己也被历史上所谓的“伍豪启事”一度弄得焦头烂额，气恨交加又莫可奈何，虽说这纯属当年国民党伪造，中央也清楚是国民党伪造，但它却被江青利用，作为攻击周恩来的把柄，成了周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直到不久于人世之前周还念念不忘声明自己没有背叛革命，不是“投降派”。足见“叛徒”历史问题影响于人是多么地要命。

　　 陈永贵当然谈不上“叛徒”，他是后来参加革命和入的党。但他事日充当“二鬼子”，关乎民族气节和大义，问题同样严重，安顶“汉奸”帽子并不为过，足以将其压垮，使名落九天。但陈永贵是毛泽东亲树的农业的一面旗帜，关系重大，涉及全局，所以周恩来根据长期政治经验和党内规矩，谨慎而又意味深长地表示：陈可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然而，出人意料，陈永贵在九大不只是当代表，还当上了中央委员。数年后，在十大，更上台阶，做了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这让知道陈永贵历史问题的人惊诧不已，大惑不解——一个参加过日本情报组织、有明显历史问题的人，不予追究处理，已是宽容，怎么还能当上中央委员，进而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不是明显与党的政治原则、组织路线和干部任用政策相悖吗？

　　 其实，文革中陈永贵问题并非个案，我们把目光稍微放宽，从山西转向北京，就会看到，在中央文革小组类似现象也同样存在。

　　 如所周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全国文革运动的领导机关，鼎盛时期，等同于中央政治局的权力机构，其人员选拔自是万中挑一没得说的。如果说陈永贵或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一定程度上是作为道具摆设在文革舞台，那文革小组成员可个个都是口含天宪、生死予夺的朝中要员，因而无论家庭背景或个人历史，当有更为严格过硬的要求。但实际并非如此，其中堪称有“病症”的问题中人不乏其人。

　　 例如姚文元，虽本人历史清白，没有问题，其父姚蓬子为文化名人，却历史上有重大污点，曾被捕变节自首，按当时规矩，这种家庭背景的是不宜进入中央文革小组的，然而，在有反对意见的阻力下，他不但成为文革小组成员，后来还升任政治局委员。又如张春桥，撇开个人历史疑点与问题（参加华蒂社、虚报入党时间、与鲁迅笔战——后文革时代，这都算不上什么问题，在文革则非同小可）不论，党员妻子文静历史上被日军俘虏后变节事敌，应算是正儿八经的“叛徒”，但尽管如此，也尽管不断被人质疑提出，没有影响他担任文革小组副组长，并成为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

　　 还有江青。江青身份特殊，担任文革小组副组长并进入政治局，与张春桥、姚文元不同，姑且不论。问题在于，文革江青乖张的政治行为。江青自身历史有疑点，30年代曾被捕入狱，据有关资料，出狱时留下“尾巴”——写过悔过书，在当时语境下，足可以致其于政治死地。文革江青，成了旗手，便迫不及待地要求有关方面将其狱中档案予以销毁，彻底清理掩盖自己的历史疑点；而与此同时，却以“纯洁革命队伍”的名义，不遗余力地将无以数计的无辜之人打成“叛徒”“特务”，逐出革命队伍，甚至不惜指使纵容属下伪造证据，虚构情节，把受害人投入监牢，迫害致死。

　　 从陈永贵历史问题到江青的政治行为，我们看到了文革政治超出常人想象的另一种面相：在所谓“纯洁革命队伍”的名义下，一方面是将历史问题严重化扩大化，大力清查和严格处理有历史问题的人，甚至仅凭一份从容就义前流露自己对革命与人生的悲观意绪的自白书，将人判为叛徒而鞭尸毁墓、逐出教门，另一方面则对揭露出有问题的特定对象网开一面，高抬贵手，提拔重用；一边是心虚胆怯而急忙清理掩盖自己的历史疑点，另一边则大张旗鼓且大规模地将“叛徒”“特务”帽子施加他人，制造恐慌，迫害无辜。此中已没有了任何政治道德与伦理可言。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悖论现象，毫无原则的双重标准，反映了文革政治的极端荒谬与乖张。

　　 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归根结底，是党内民主的严重缺失，众言堂变成一言堂，最高权力代表真理，以需要为由，可以任意捏拿组织政策，把玩党内规矩，解释政治原则。如此，不仅模糊了人们原来自以为是的是非标准，动摇了政治问题处理判断的正义原则，让良善之士无所适从，使狂妄之徒有机可乘，最终把党和国家引向险境，导致灾难。

　　 所以，可以说，文革之走向失败，仅此就能见出其内在的必然逻辑。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188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