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群：读《萧军延安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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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延安的踌躇——读《萧军延安日记》

邢小群


　　 进入新千年以来，对中共治理下的延安历史的研究，渐成显学。高水平的研究论著和有价值的回忆录不断问世，引起了学界关注的升温。第一手史料的开掘，将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深入。我认为，在这方面，《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牛津出版社 2013年）公开出版，具有独特的意义。理由有三：一是这部日记是当时的同步记录，而非后来追忆，真实程度更高，且系逐日记载，从1940年8月15日截取，至1945年11月10日为止，分上下两卷，长达百万言，篇幅空前；二是作者写作的动机不为示众，只为给自己积累心得，留一份人生阅历的精神备忘录，所以记录见闻直言不讳，表达思想感情淋漓尽致，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到人际关系、感情纠葛，细节丰富，气象万千，斑驳多彩，有助于更详尽、更具体、更感性地进入延安文化；三是作者身份特殊，既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有很多直接交往，介入延安的文化旋涡，又尚未加入中共，保持着独立作家的客卿身份，臧否人事，无拘无束。

　　 中国共产党从1937年接管延安以后，逐步形成了党、政、军、民、学各界由党一元化领导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作家、艺术家申请加入中共，成为潮流。大批青年投奔延安，积极要求入党；还有人历尽艰辛，从国统区去延安接受审查，要求恢复党籍。但也有几个知名文艺家，在延安无意入党，如诗人塞克、音乐家贺绿汀、画家张仃等，萧军也是一个。萧军在日记中，详实地记载了是否入党的思想纠结和感情波动。本文仅就这一问题，作一初步的梳理。

　　 一、作家不是属员

　　 萧军是东北辽宁人，原名刘鸿霖，生于1907 年。 1935年发表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得到鲁迅的激赏与推荐，由此名动文坛。鲁迅逝世后，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萧军想到五台山打游击，因交通封锁，滞留延安半个月，其间毛泽东曾亲自到招待所拜访。1940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告诉萧军，他在重庆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经董必武等人的安排，萧军携妻带女，再次来到延安，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延安生活。

　　 抗日是当时中华民族第一要务，而萧军又是最早出版抗日文学作品的左翼作家。一入延安，萧军就被安排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简称“文协”）。他曾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抗”）成都分会理事，到延安便担任“文抗”延安分会理事。当时是供给制待遇，虽生活水平不高，却衣食无忧。萧军给胡风写信说：“在这里住有几种好处：第一不愁吃穿住；第二不必跑警报；第三不会有意外的‘横灾’，夜间可以不插门安安稳稳睡觉。不过，我还是觉得没有在这里生根，总想要跑跑，……有些人，一到这里就生根了，而且预备发芽下去，比方周文就能这样。”（上Ｐ89）

　　 萧军到延安后受到各界重视，许多集会都请他到场发言。当时萧军从思想上愿意逐步接受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在组织上却无意入党。他对个人无条件服从组织的纪律约束，对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的要求是不接受的。他在人格上仍然师从鲁迅，保持着明确的作家独立意识。他提醒自己在延安从事文艺运动“ 勿甘心丧掉自己的人格和独立的精神，变为浅薄的软骨病者或装甲的乌龟”（上P12）他在日记中说：“我是不高兴做别人的陪衬而存在这里的。将来文坛的趋势，凡是有些才能和骨气的作家，他们一定不属于国民党也不属于共产党，这两个党里面留下的，恐怕只是一些一般的人！我感觉党的方面，形式主义、机械主义、官僚主义，人情主义的气氛很浓厚。”“这里要求攒党的人很多，他们睡不着觉，他们哭！真是可怜得很。”（上P1）

　　 萧军把自己定位为：为人类献身的人。他阅读西方文学作品，以是否有大的关怀、是否思想深刻为尺度。他认定：真正的艺术家在精神上是孤独的。有一次他对朋友舒群说：“你恐怕要像柴霍夫一样，是人类的朋友，因为你很能平易近人……我恐怕是托尔斯泰之类的人，我是越来越要孤独，也越要向人类传教了……人对于这样的人是远看的。”（上Ｐ123）

　　 “我是个作家，我不独推进社会，而且要监督社会，我要和任何人平等，我不想领导人，但也不想被谁领导……这里‘权位’的气氛太深厚了……（上Ｐ129）。萧红是常常鼓励我的，她是有正义和文艺气氛的人。” （上P130）

　　 曾经留法的作家李又然对萧军说：“毛主席对我是比普通党员不同啊！——他问着我——我和他是建筑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啊 ”萧军说：“我只能答应着，我心中暗暗悲叹着，一个权位者随便一点温情，对于受者是如何底珍贵啊！人类这种感恩的情操是可贵的，也是可怜的。”（上P424）

　　 毛泽东表扬了萧军的文章《论终身大事》，萧军最初很兴奋，随后就告诫自己：“这恐怕是一种奴才性的感恩心理。”（上P432）

　　 萧军常向亲人、朋友流露：“一个人无论何时不能放弃了人类的自尊，‘堕落’只是毁害自己。”（上P18）“我们这样的人是不适于常住在这里下去的……只是现在的环境没有办法……”（上P53）“欧阳山去宣传部工作，这使我感情上又遭了一下冲击。我一定要坚持走自己的路，一个独立不属的作家。”

　　 “作家固然不必摆架子，但决不能忘了作家的身份，像一个属员似的。”（上P130）

　　 “我的先生他仅是民族的，我要是人类的啊！要由我这里把整个人类的文化，文学，导向一个正常的方向啊！给它以指路和奠基。这野心会引导我贪婪地前进，也会压碎我在半路上。”（上357）

　　 毛泽东对于我这个人只知道是好人，豪爽、忠诚、坦白，有力，其余是不会知道了 ，因为他没有读过我的‘创作’，就不会懂得一个人的灵魂。”（上479）

　　 同时，萧军和一些党员有过矛盾冲突，他感到受了伤害。和丁玲说到自己的感觉，他说：“我遇到的几个党员，他们总是给我伤害，由上海左联一直到现在止，我不能不憎恶，虽然我憎恶的这是个别的人。同时对此地的气氛我是不惯的，迟早我必要离开，它妨害我精神上的自尊。他们——党人——总有一种帮忙别人，养活别人而不是别人帮忙他们的意识，这是可悲的。……我不愿意像‘士’似的那样被别人养着，我能生活我自己，我要建立我自己的精神领域。……”（上129）

　　 一次萧军和丁玲在河边洗衣服。他看着她，心想：“她爱她的党，以至于被最不屑的党人；我爱我应该有的自由，我不愿意把这仅有的一点小自由也捐献给党！”（上Ｐ80）

　　 萧军在延安，除了写他的长篇小说《第三代》，也了解延安及边区的军事、经济、文化动向，写一些杂文和剧作、诗歌等。他积极参与筹办“文艺月会”、创办《文艺月报》，建立“鲁迅研究会”，主编《鲁迅研究丛刊》，搞星期文艺学园，给文艺爱好者讲课。1941年，还被选为边区参议员。他是名人，很多会议都邀请他参加，让他发言。他发言一向坦率、尖锐，不留情面，树敌不少。但他自认为很真诚。

　　 萧军认为“在延安，反对我的要骂在口上；同情我的，要藏在心里。”“我统计着我的仇人，几乎成了九面楚歌：1郭沫若系统。2田汉系统。3阳翰笙系统。4国民党系统。5成仿吾系统。6周扬系统。7萧三系统。8山西阎锡山系统。9茅盾系统。”（上Ｐ99）。

　　 萧军也曾想：“革命政党中的卑恶分子，那是应该和他斗争，但不能牵涉党！美丽之中一定要有丑恶的东西存在；常常是美丽的花朵要从丑恶的粪土里生长出来。”“共产党人他们有的伤害我、侮辱我，忽视我……我不能动摇了我对于这党本身有什么不信任，越是感到这中间的卑丑、庸俗…… 危机…… 我似乎更不能放弃它 ……我要斗争！”  “我不再对这些共产党人现在的本身存过高的希求，因为我更深懂得他们了，他们大部分是平庸的缺乏独立灵魂的，缺乏教养的，被中国旧社会培植太久了的较好的人；他们有能力也只能到这样的限度。他们还正在学习着，进步着……。”（上P71—72）

　　 有一次，萧军和丁玲为《文艺月报》的事冲突。他心想：“她大概现在不需要我们了，他们党内要自己团结了” 他对党外的身份十分敏感，本是很谈得来的一群人，一旦有了分歧，他马上就会有内外之分的想法。尽管如此，他也没有想从党外到党内去。“我不必再在他们‘党人’中寻找什么‘友谊、公正、同情’。”（上P120）

　　 总之，想在人格上保持独立，精神上超越党派，是萧军在延安生活头两年的自我定位。

　　 二、延安让他看不惯

　　 萧军的《日记》里，记录了不少在延安看到的负面现象，有对自己经历的不快，有对他人遭遇的不平。

　　 一次，萧军到合作社买东西，路经一处山坡，山上警卫营的兵士向下扔石头，萧军质问他们，下来一个兵，不放他走，“我要去见他们长官，他也不许见，我要见毛主席他说我不配，我要见洛甫他们不准我上去，我要和他打架他也不肯，这完全是一种无赖的行径。”萧军很激动，找到洛甫告状。那军人虽受到批评。但他觉得心受伤了：“我感觉到这不是‘八路军’，简直是一群低级的野兽！看不到一点教养的痕迹！我不相信他们对于老百姓不欺压！因为仅仅是在他们‘中央’的门前，全是如此，其它地方不问可知道。”“我要离开这里，因为这里给予我的侮辱与损害是别处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我还不能发声”！“我宁可到外面去住国民党的监狱！因为他是敌人！我不愿意再在这里受‘优待’了！”（上P28）

　　 一次，文协的勤务员被总务科长“吊在洞里的梁上，已经关了半天一夜了”，萧军去说情，先是不准，后来才放人。他写道：“我憎恶透顶这些小党人，即无用又卑劣，还要装腔作势，有机会我一定要狠狠地臭骂他们一顿”。（上126）“我一定要执着自己，和庸俗来战斗！”

　　 作家草明刚到延安时，萧军看到对她和孩子安排得不好，孩子生了病，他很愤怒：“离开此地的决心又燃烧起来。”他给自己定下，在延安“至多是两年”。

　　 他表示：“我希望革命成功，我愿意他们生长……我怕这里的医院、传达室、戏院、饭馆……这些表现着官僚、凌乱、卑俗、无教养……啊！丑恶到这里集合了！”（上P174）

　　 “下午到河西谷玩了半天，遇见毛泽东的老婆骑在马上，跑着去高级干部休养所去了。这里连个作家休养所也没有，无论哪里的特权者，总是选择最好的肉给自己吃的。”（上P175）

　　 萧军到医院去看等待产的妻子，回来写到：“下午去看芬，在医院中听到了很多丑恶的事情！（1）李伯钊自己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2）据小鬼说，杨尚昆买鸡蛋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3）毛泽东的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4）一个法院的院长女人住单间，彭家伦女人生产也住单间。总务人员总是吃香烟，买十几元一斤的鱼，各种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带来……虽然他们的津贴各种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这卑污地存在原来到处一样，我知道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上P200）

　　 萧军眼里揉不得沙子，目睹上述情形，觉得自己和党的距离，“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开”。

　　 三、毛泽东的礼遇

　　 萧军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他把自己和中共领导人的关系，类比为高尔基和列宁的关系。他说：“列宁对高尔基是谦卑的，高尔基能够和俄共产党合作不是偶然的，与其说是为了主义，还莫如说是私人情谊。”（上P207）他觉得延安“他们不懂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发扬一个党人或非党人的长处，有用于革命。”（上P208）他想给“这些被损害的人以帮助。忽然想起了再和一些人——洛甫、陈云——谈一次，但觉得可能是无用的，我去直接找毛泽东。……我是命定要做个破冰船的人。”（上P211）

　　 于是，萧军给毛泽东去信，请他与自己谈一次话。他日记中写道：“一面要把一些事情反映上去，一面也要解剖自己。一面我要决定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以决定我将来的态度和去留。……我要作一次堂.吉珂德吧，我要替一些小小者申冤，只有我能担当这任务。有伟大的行为，才能有伟大的作品，有伟大的精神，才能有伟大的成就，要决然地担当起人类保护者监督者的担子，我能！”(上Ｐ212)

　　 毛泽东很快找他谈了话。萧军“谈到作家在延安写不出东西，”“党内：个性被消磨，文章被机械批评，自动不写了，投机分子以文章做工具。党外：生活琐碎，精神受压抑。”萧军说毛泽东也“很这为这些事所焦急！他说：‘为什么一个作家不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环境呢？’”萧军认为毛泽东“对一切隔阂着，从文协负责人不知道是谁，丁玲底调工作不知道，不晓得艾青来，罗烽等来……就是证明。”（上Ｐ225）毛泽东及时回应，使萧军产生好感和亲切。而后，他又给毛写信，反应招待所物质条件恶劣，文协女秘书因担水而早产。

　　 萧军这时甚至想影响和改造毛泽东，他：“把12期月报给毛泽东寄了一份，附了信说在新年假期中去访他。射人射马，擒贼擒王，必须先改变了他，才能改变了所有党员们的卑俗倾向。”（上P361）为了解共产党，他读马、恩、列、斯的书，买联共布党史。并表示，他崇拜的偶像“思想方面：苏格拉底、耶稣、马克思、列宁”。（上Ｐ357）

　　 萧军是一个情绪型的人。与周扬有不同的意见，写了反批评文章，《解放日报》不给发表，让他感到受了窝囊气，于是决定离开延安，1941年7月下旬，他向毛泽东辞行。毛问其原委，萧军讲到延安文艺界的宗派斗争和自己的苦恼。并问毛泽东：“党有文艺政策吗？”毛泽东当即挽留萧军，请他帮助收集文艺界的意见，为文艺座谈会做准备工作。这几个月，成为萧军和毛泽东见面和通信最频繁的时期。

　　 当时，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都处在相持阶段。延安成为相对稳定的后方。经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认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已经取得了最高决策地位，有了考虑军事以外问题的余暇。萧军不经意的发问，启动毛泽东的一篇大文章。他要制定党的文艺政策，最具代表性的文本，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先是主导了党内和解放区的文艺政策，继而又主导了整个中国大陆的文艺政策，长达三四十年以上。这是发问者萧军始料未及的。

　　 萧军的妻子王德芬说，有一次毛泽东“忽然对萧军说：‘萧军同志，你改改行好吗？’‘改什么行？’‘入党、当官’萧军说：‘我这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太重，就像一头野马，受不了缰绳的约束，到时候连我自己也管不住自己，我还是在党外跑跑吧！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毛说：“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提出来，我们欢迎你。”

　　 萧军想，“无疑的，只要我一加入党组织，十年以内，我会做到很高位置，但我却不乐意，低头或丢掉我的自由攻击恶的自由。我知道那会庸俗了自己。在文学上毁灭了自己。我还是在文学上行走吧。”（上249）

　　 萧军多次与毛泽东交谈，有一次长谈达五六个钟头。毛泽东提到：“我真不自由啊！那全要‘决定’！每一个字全要讨论……”“在我没有入党的时候，那多自由，手提包一提，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萧军说：“所以说，花子要了三年饭，给县长全不做，我这职业无毛主席不易也……”萧军感到毛泽东是理解他的。他写道：“我不遮瞒我什么，因为我不需要什么。对一切人我总是能交即交，不交即罢。”（上P453）

　　 毛泽东对党内交往和党外交往有不同的方式。总的来说，对党内要保持他的威严，对党外则比较客气。不独是对萧军，在同其他党外长者或名流交往时，也十分注意给对方以礼遇。

　　 从性格上讲，毛泽东对萧军身上那种特立独行的气质可能还有几分欣赏，萧军的坦诚和率直，也成为他了解真实情况的管道，所以，毛泽东当时乐于和萧军建立特殊的私人友谊。在萧军日记中记载，他出入毛泽东处比较容易，有时一块打麻将。有一次，李讷生病，毛一脸倦容，也还是耐下心来听萧军的滔滔不绝。

　　 丁玲恢复党籍遇到麻烦，很痛苦。萧军让她冷静，不要冲动。他说：“政治信仰这是一生的大事啊……这不能比恋爱，也不能比结婚……一个人一生可以恋一百次爱，结一百次婚，但却不能改变一百次信仰啊……”（上Ｐ51）萧军对入党问题是认真的，他提到了信仰的高度。反过来他对毛泽东说：“你们在政治上应该更深切懂得她，她是在党中难得的，她代表这个世纪的女人上十字架受难的人……”他说毛“似乎也为我这话所感动。”（上452）

　　 有一次在毛泽东那里，吃了两盅酒，萧军对毛说：“中国共产党现在似乎摸着正路了……我对于党处理冯雪峰、丁玲、瞿秋白一些事，我以一个作家的地位看是不满意的。”毛说：“我在党内受过十一次处分，但我什么都不说，我不向任何人说我的意见，因为这违背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啊！比方我和你之间，我们讲话全要有限度，假使你不是负着一种责任的人，我们可以由手淫问题谈到人生问题……现在你已经一半不属于自己。”萧军认为他“从鲁迅那里学得了坚强，从毛这里学得了柔韧。”(上P403_404)

　　 但是，萧军对毛泽东还是有误读。1942年3月杨家岭解放日报召开座谈会。毛泽东在场，博古有个检查。而后，萧军第一个发言。他说：“据博古同志说，党报的党性不强，我却觉得有点过强了，强得已经成了孤立的火车头，没了列车。在边区里办报纸，我觉得要根据现存的环境，决定它的形式。……党的政策是什么呢？是统一战线，而这报纸却不是走统一战线的路……我希望此后的解放日报的魄力更大些，角度更宽些，这样我们才能合作下去。”（上Ｐ433）这次座谈会的背景，是毛泽东对《解放日报》“党性不强”很不满意。萧军的意见却背道而驰。

　　 四、遭遇“王实味事件”

　　 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完了，计划旅行的萧军还是没有走成，原因是他干预了王实味事件。

　　 当时，王实味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野百合花》等文章，尖锐批评了延安的某些阴暗面，引起党内的强烈批判。王实味不服，气愤之下提出要脱党。李又然托萧军去找毛泽东说情。萧军去了，毛“起始似乎很困疲和懊恼的样子，也许在烦厌我又多事，但我却不管这些，严正地把我的意见说给他听。”毛说：“共产党有这么一条规定，没有入党的自由，有退党的自由……如果他要退党那也没有办法……他这里面还有别的问题。”（上P487-488）王德芬记忆中毛泽东对萧军说：听说王实味有托派嫌疑，正在调查。这件事你最好别管。

　　 萧军本来已经不准备再介入。中央研究院通知“文抗”参加批判王实味的大会。萧军进了大礼堂，几百人围了一圈，王实味坐在一个躺椅上，苍白细瘦病歪歪的。大家向他提出质问，他刚一说话就被大家打断了，刚一回答又被大家止住，七嘴八舌乱乱哄哄，秩序很乱。此时“一个女人叫嚷叫他去自杀……”。萧军不能忍受，终于发言：“主席，这是不行的，应该让他发言说全了大家再反驳他……无论什么会场全有个秩序呀……！你有理论还怕他说话吗？”但他的发言被打断。萧军在回家的路上气愤地对王德芬说：“这他妈的开会的什么会，简直像狗打架倒屎盆，哪像个最高学府！”“不料被走在旁边的一位女同志听到，向党组织汇报了。过了几天，中央研究院的人拿来一份108人签名的‘抗议书’，说萧军同情托派王实味，让他向中央研究院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萧军一看就火了，不但把他们赶走，还给中央写了‘备忘录’。并将‘备忘录’给‘文抗’的人念了一遍，因为‘文抗’有人签名。又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大会上’念了一遍。遭到群起反对。当场，他一人舌战群儒，和很多人辩论了六个多小时。直到吴玉章站出来劝解说：‘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才使得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的火，我们应当以团结为重，自己先检讨检讨。’萧军主动承认自己有99%的错。丁玲却说我们一点错也没有！100%都是你的错。萧军一气之下走了。”“有一天，听到山下有人喊他，走出窑洞一看是王实味。萧军问：‘你来干嘛’？王在山下大喊说：‘萧军，你应该参加共产党！’萧军心想，就是为了你，我才倒霉受了冤枉，你又来添乱，不是更抖擞不清了吗！把他赶跑。从此后，同情王实味的帽子就给萧军扣上了。”（引王德芬书Ｐ114——117）

　　 萧军在日记中说：“关于王实味的问题，A、我仍然承认他主观上是站在革命立场上，根据是他是个党员。何氏否认他主观的立场是不对的。B、对于王实味批评的态度是不对的，究竟对他是同志还是敌人。（上P476）

　　 “王实味事件”对萧军刺激很大，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帮过他们忙的‘党人’！如今他们为了表现党性，竟不惜来咬我一口，我想到了人底品性！一个党员的品性。”（上P500）“我对此后的态度是这样的：（1）抛弃一些幻想、过多的热情，一生决不加入任何党派，以文学为生。（2）对于共产党我只在外面为它服务，因为他目前还是中国进步的政党，我不因少数坏种伤害我，或它们本身卑劣对该党本身有何损害。……（5）要我和党人的接近，一定要采取距离和防备，不做内心谈话，拒绝一切辩论，拒绝一切说服。……（6）绝不描写我所不乐意描写的东西。（8）以此次事件为界，此后关于党内人们底曲直决不再管，这是他们自己的命运。把一切感情的关系结束。（上P492）

　　 “为了艺术的前途计，他们就是把死人说活了，我也决不入党。这一次我学了一次乖。”（上P510）

　　 “我不禁止别人做党员，但我决不要一个做党员的老婆。”（上P576）

　　 在延安整风中，萧军幸亏尚未入党，还是党的客卿，虽然遭到孤立，仍可独立写作；已经入党的王实味就不同了，他不但失去了人身自由，还丢掉了卿卿性命。

　　 “王实味事件”以后，萧军与当时也不入党的画家张仃有一段谈话。萧军记录：“我们一致认为，将来第一流的作家，任何党内不能存在、存在的尽是一些二、三流的呼‘万岁’之辈。他们也正需要的是这类东西。”(上Ｐ504)

　　 1942年10月，有朋友和他又谈到入党问题，萧军是这样想的：“我告诉他们，我不抛弃文学的时候，是不会入党的，入党我就完全从事政权工作。我底入党与否，不是以我个人为决定的，而是以革命利益为决定，看我于哪方面更适宜些。”“中国共产党他们还不懂得作家，也没有真正的尊敬和关心，更不懂该怎样使用，我为什么跳进里面去毁灭自己。他们是为政治，我除开政治还要文学——更大的政治。”(上P627)

　　 他说：“一个政党他们只需要一个能够把他们的口号，决定等披上一层艺术的外衣，达到一种目的的作家就够了！”（下P27）

　　 一次毛泽东造访“文抗”，萧军在交谈中说：“一个作家参加革命不是容易的，他反革命也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是有良心的，这不相同一个简单从事政治的人……”（上P260）

　　 “我最后一滴血是要流在艺术上，而不是政治”。（上P645）

　　 五、 萧军的无奈

　　 “王实味事件”后，朋友们疏远了萧军，他感到“鸟尽弓藏，兽尽狗烹”，打算到边区各地去旅行，因开不出通行证，只好放弃。一边改写他的长篇小说《第三代》，一边让心渐渐平静下来，并且认真读起《圣经》，“夜间把《约翰福音》读完。统计《新约》我每篇全读过一遍了。《旧约》还要再读一些。”（上544）

　　 1943年3月“文抗”的作家纷纷下乡下厂上前线去体验生活，去不了的少数作家转移到其他单位继续“整风”。“文抗”撤销了，只在边区文协设立了通讯处。原址改为“中央组织部招待所。”萧军因为“同情托派王实味”，哪也不能去，哪个单位也不敢要他，只好仍住原处，成了“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客人。从外地调回来的同志们住到招待所参加“整风审干运动。招待所的负责人没有让萧军夫妇参加整风小组。边区政府号召“生产自救”之后，王德芬参加了纺纱组，萧军则继续写他的长篇小说。

　　 12月初，王德芬因临近预产期，每天三餐从山上窑洞到山下平房食堂吃饭困难。萧军向招待所负责人提出，可否让他把王德芬的饭带到上山去。负责人不客气地说：“不行，任何人都不准特殊化！”萧军解释王德芬爬山已经很困难，请照顾一下。负责人仍不通融。萧军日记中写下他们的对话：“你和你老婆，甚至学委会的委员们，不是让小鬼给你们一天三顿都送到山上窑洞去吃吗？这不是特殊化？”负责人大发雷霆：“我是主任，你敢批评我？”最后下“逐客令”：“你嫌这不好可以走”！“走就走”，于是萧军决心离开招待所，下乡种地当老百姓，再也不吃这份供给粮，受这份窝囊气。

　　 萧军领着待产的妻子和两岁数多的儿子，捆上简单的行李，就去找陕甘宁边区政府。他们被安排在一个老乡存粮的半地下石窑，一个马槽当水缸，安了家。萧军自己砍柴、担水、开荒，给妻子接生，过起艰难的农家生活。他带着两岁多的儿子去砍柴，怕孩子被狼吃了，只好绑在树上。1943年初，县政府停止供给他粮食，也没有动摇他在乡下生存的决心。他借口粮，借农具，借种子，并提出为边区政府做文化工作，等待答复时，口粮告罄。老乡对他不信任，又“无工可揽”，可见生存之难。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如今是生活在烂泥沼里，不能前进，不能后退，不能停止，要忍耐着咬紧牙齿爬过去啊！”（下P314）

　　 1944年3月3日，受毛泽东嘱托，胡乔木带着县委书记来造访，动员萧军回延安。妻子提出，此处没医没药，“孩子病了怎么办？”萧军只好同意回去。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竟坦白地和他们谈了我回延安的目的——准备入党——他们当然是被一种不信任的感情惊异着。”“我大致为他们解说了这过程：1、我自从到乡下以后，对于革命的真理又多了一面认识。2、中国革命需要更迫切的是什么。3、这是我应该入党的时机。4、我来农村的目的等。”“感情是我自己的，理性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我是决定服从后者的，我所以放弃了我的感情上的不舒服——这也是不容易的——它经过了十五年的矛盾！” （下P358）

　　 萧军回到延安，被安排在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在党校遇到了一些情况，使他在入党问题上又退却了。这时党校正在“反省”运动中，不断有“叛徒”、“特务”在大会上反省。那些“过去伤害过我的人”也站到了反省的舞台上。并且说服萧军写“反省自传或入党”。他表示：不能冷静写反省，因为受伤害太深；对入党，要“重新考虑，如果没有十分必要，我还是做一个非党的共产主义罢……因为我的职业是个‘作家’”。“夜间开‘实事求是’讨论会，每个人又在全盘否定自己。我没有发言，觉得没有必要”（下Ｐ400）。

　　 不久，萧军遇到了彭真，萧军“说了自己一个月来的印象和感觉，也提到关于组织问题，请他代我考虑。……他似乎没有想到我还在犹豫着这个党的问题，但当提到这个问题，他的脸色忽然变成一刻严肃，我不甚明白这意义。”（下391）萧军谈到下乡的感受，彭真很感兴趣，想借萧军在乡下写的日记看一看。几天后，萧军将日记亲自送到彭真的住处。

　　 萧军日记中写道：这一次大家谈话更是无任何保留，全说出每人所要说的。他第一次对我的批评：“你的《八月的乡村》没有问题，是革命的，你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也是革命的，但你有时候却总不能和党靠拢，有时甚至是对立的……这就使我怀疑了。同时又知道你认识一些不好的人，又是从东北来的……也许和日本人有此关系罢？……”（下Ｐ405）

　　 四个月后，彭真将萧军日记送还。

　　 大约又过了半年，1945年2月，彭真约萧军去谈话。萧军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对话大概：

　　 接着就接触到过去一些：王实味事件、招待所事件……他说：

　　 “这是他们不对，把友人造成了敌对形势！”

　　 “我所感到悲痛的，也就是这种力量底‘对消’！我敢说，就我的性格，历史……对共产党我已经忍耐到最低或最高限度……”

　　 “我相信……如果再能忍耐些就更好了……”我们全笑了。

　　 “我还做不到‘以德报怨’这程度，只能以‘直报怨’……我如今可以容三枪，但第四枪，我一定要还手了！”

　　 “如果他是个同志，第四枪也让过他……”

　　 “我还不能，因为我在外面刀对刀，枪对枪惯了，比如武术，下意识伸手就要打人，虽然我不愿意打……”

　　 最终他说了主题：

　　 从各方面我们考查、研究……知道你——更是我自己看了你日记等完全相信——是我们的同志，关于入党，原则上是毫无问题，只是我代你考虑的，只是‘纪律’，因为它是个集体啊！”

　　 “这使我很愉快，因为究竟共产党认清了萧军并不是他们的敌人，是朋友、同志……大家一致对中国人民大众负责。关于后一点，我考虑过了，还是不入为好。第一，我还不能很好地把握控制自己的感情；第二，我不能一下放弃个人的自由享受性；第三，我还没有决定是以文学创作占第一不是其它第一……”

　　 “即使入党，也还是创作，只是公开还是秘密……”

　　 “秘密不可能，公开对于此后工作利益受限制……”

　　 “最后我底回答是再待一年再说。”（下653）

　　 这时，整风已经结束。在整风中曾经有人把萧军，罗烽、舒群指认为特务，还有人指认萧军和丁玲组织“反党”活动——文艺月报，刊物等。萧军心里清楚：“共产党把我放在这里，是在作“无形的审查”！彭真看萧军的日记，显然不是代表他自己，所以他说“从各方面我们考查”。这是郑重表明了延安当局对萧军的态度。

　　 1945年3月，萧军被调到鲁艺。6月边区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文艺界拟推萧军、周扬、丁玲为筹备委员。可见，萧军的地位在延安文艺界还是相当突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庆祝胜利的锣鼓未停，国共两党争夺政权的内战已经拉开了大幕。中共力量的重心迅速移师东北，延安时代行将结束，萧军的延安生活也随之戛然而止。他提出到东北工作。临行前，还记录了这样的见闻：

　　 “9月2日 星期日  高原夫妻来了，他们在保安处被囚禁了三年，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们说了那里面‘无法无天’以及悲惨的情形：一个女人疯狂了，被光身囚禁在窑洞里，弄了浑身粪便；一个东北人被囚禁了六年，有肺病；一个中学校长陷在昏痴状态，吃烟把手指全烧成了泡！一个东北女人‘十五分钟’回答罗迈的‘有问必答，言必对题。禁止耍死狗’她上吊了，罗迈还说她是‘死特务’……一个女人被迫和一个科长结婚，生了一个孩子，如今走了。一个日本女人给科长做仆人……他也约讲了他们夫妻被捕来延安的经过……从这些征候断定，我对团结的前途是悲观的。”（下Ｐ756）

　　 “11月9日，我正在修补一条破行李袋，毛泽东派来人接我去枣园。……”萧军对毛说：“我是预备回东北去剥国民党的皮，掘他们的根……”“他们同意我这意见，也同意我选印鲁迅先生全集。”“最后他郑重告诉我：‘听彭真说，你要入党，我们欢迎，只要你自己什么时候下决心……一个党员不是说要取消他一切特性，创造性 ……”“我主要是怕自己发脾气……”“‘不要紧，发一点脾气可以的，这叫大团结里的小摩擦。’在我俩去看朱德的路上，他笑着说。” “他也说周扬和他说过，我几次在会上发言全说得正确。”（下P769）

　　 萧军到东北以后，又经历了从热到冷的过山车。最初，彭真亲自安排他一家从张家口到哈尔滨。萧军作为东北抗日作家的代表，受到各界热烈欢迎，演讲六十多场，盛况空前。他被任命为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东北局还拨出三两半黄金，让他创办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他同时兼任东北文协研究部部长，并下乡参加土改。在这种情势下，萧军已经愿意入党，写信向凯丰提出入党申请。经毛泽东同意，批准萧军为中共党员。就在萧军准备像孙悟空一样戴上“紧箍咒”，全身心投身中共麾下之时，东北局却掀起了一场对萧军的批判。《文化报》停刊，出版社交公，一纸《东北局对萧军问题的决定》，撤消了萧军的一切职务，下放抚顺煤矿。随后东北地区又开展了对萧军长达三个月的批判。以后历经多次运动的折腾，直到文革结束后，他才以“出土文物”的形象回归文坛。终其一生，他也没有真正进入党的组织生活。萧军的背影已经远去，但作家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仍然值得继续探索和沉思。

　　 此文还参考了王德芬《我和萧军风雨50年》；张毓茂《跋涉者——萧军》；秋石《萧军与萧红》；黄樾《延安四怪》。


　　 来源: 《领导者》总第55期（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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