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玉：被枪杀的山东大学右派学生郑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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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枪杀的山东大学右派学生郑介农

李昌玉

来源：微信 振鹭于飞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

大学生中的右派，有极为少数的几个被罗织罪名枪决，而这几个被枪决的右派大学生却多是极为优秀的俊逸之才。例如北京大学的沈元、林昭，四川大学的冯元春，山东大学的郑介农等。

山东大学的右派学生中，郑介农（1935——1969）写的《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是当时学生右派写的影响最大、最惊世骇俗的文章之一。他因这篇不足两千字的文章定为极右分子。随后，1969年12月4日在广饶县监狱被枪决，时年34岁。

郑介农是1957年毕业的中文系学生。正当他们准备毕业，而他已经被导师相中准备留校做助教的时刻，毛泽东发动的大鸣大放开始了。郑介农因为他在校报《新山大》上发表了杂文《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1957年6月5日被打成极右分子。郑介农是一位聪颖过人的学生，受到教授们的青睐。我记得有位特别钟爱他的教授因为过于偏爱他、袒护他而在斗右大会上受到频频批评与指责。一个教师培养的学生走上“白专道路”，堕落成右派分子，那是最大的错误。

其时我在一年级，虽然也打了右派，应当和郑介农在一起劳动过，但是“破帽遮颜过闹市”，我的印象和记忆中，并不认识郑介农。但是因为他留下一篇名文《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所以我还记得他。

大约在10年前的某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陌生人陌生口音的电话，翻来覆去地听了几遍，我终于听懂了对方浓重浙江口音的普通话：他叫张士雄，在浙江台州，想要寻找他的一位同乡同学郑介农在“大鸣大放”时写的一篇文章《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问我可否找到。巧的是该文我有。他告诉我，郑介农后来在监狱中，被罗织罪名处以死刑，枪决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的。

郑介农是一位出类拔萃、才华横溢的俊杰之才。那时，报纸刊物奇少，1956年他就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发表了《也谈李后主词》，令老师青睐，令同学艳羡，何况他还只是一个大三的学生啊！郭沫若是中科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天字第一号的文坛霸主，是谁也不敢和他轻易“商榷”的权威，可是郑介农写了《与郭沫若先生论曹植》，收到该文的《光明日报》，由总编辑储安平出面转呈郭沫若。郭看了原稿后，复函表示“同意该文某些观点”，但是《文学遗产》的主编陈翔鹤没有敢发表该文，而是将该文和郭沫若的复函一并退给了郑介农。1957年，郑介农为参加文化部、作家协会、电影事业管理局、团中央等4个单位联合举办的电影文学剧本评奖，他创作了电影剧本《红楼梦》（上、下集）。他还写了论文《论林黛玉及其典型意义》，山大校刊《文史哲》起先表示要发表，但因为涉及批评某些人的观点几经推脱推延而未发。但是随后他就陷身于政治灾难。

“千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之语，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商君列传》。按照司马迁的意思，对当权者千万人众口一词的唯唯诺诺、奉承恭维、顺从附和、随波逐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听话要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如一个人身怀浩然正气，敢于直言谏诤，说真话，说实话，于国于民有利。郑介农在该文中揭露批评了生活中的许多不正常风气，极力张扬独立人格和宁折不弯的浩然之气。

高校学生大鸣大放中释放出的形形色色的反党言论，有相当一部分是对肃反运动的强烈不满。结果都被一顶右派帽子镇压下去了！

郑介农为什么这样强烈地呼唤民主呢？就因为他不是一个平庸的学生，他太优秀了，聪敏而孤傲。大学生中特别是攻读文史的青年，有的是从西方接受了民主自由思想，有的则是从老祖宗那里接受了人格骨气浩然之气的熏陶，对于社会问题是十分敏感的。据说，中文系一位非常正直的殷孟伦教授曾殷切地开导过郑介农，说：“郑介农呀，凭了你的才华，你无论钻研哪一门学问，都会取得大成就的。政治这玩意儿太危险了，你不要卷进去了。”据我的同班同学右派刘世谋所记，郑介农还对中文系系主任的易人写过大字报说三道四。一个学生，不知道自己吃了几碗干饭，对于系主任的人选评头论足，自然造成新上任的系主任怀怨。

郑介农虽然没有做成助教，但是留校安排在图书馆工作。大概是因为上头毕竟有惜才爱才的领导人，从中转圜，预留出路。那时，一般好心的领导也没有料到对右派的处理竟然那么严酷无情，一拖就是22年。

郑介农到了图书馆，当然还是右派，做一点体力劳动，打扫卫生，但是工作比较顺心，最主要是可以随心所欲地阅读大量图书报刊。这对于郑介农来说，也算因祸得福了。既然当了右派，那年头学校里劳动也多，可以使用这些老老实实召之即来的免费劳动力，何乐而不为。所以经常是一声通知，就集合了几十上百个老老少少的右派，为首的往往是副校长陆侃如，还有例如死不认罪的束星北等等教授，反正是每个系每个年级都有右派分子，一人扛一把铁锨去干活。

走在校园里，我们当然是比较扎眼的，所以自然有“破帽遮颜过闹市”的心态，免不了低头耷脑，但我们毕竟是有思想会说话的。既然右派扎了堆，一日生，二日熟，那就免不了说三道四。于是又自然形成了“以郑介农为首”的几个人小群体。像郑介农这样思想敏锐的人，面对大跃进那样的倒行逆施胡闹胡来，哪能闭嘴。他又在图书馆工作，更是容易碰头的地方，对于郑介农这样的极右名角，自然会引起那些想要立功受奖的右派注意。于是有人睁着眯缝的眼睛观察郑介农和他的“一小撮”，竖着尖锐的耳朵记下黑账，察言观色，大胆推理，然后参了一本。

于是，赫赫然的罪名加到了郑介农的身上，这就是以他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于1960年10月28日经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

郑介农在广饶县的五一农场服刑10年将满的时候，又被人告密，又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判处死刑，于1969年12月4日执行枪决。11年以后，1981年1月22日，广饶县人民法院发布(81)广法刑再字第一号《刑事判决书》，内称“案经本院再审查明：被告人前科反革命罪。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已于1980年12月31日改判宣告无罪。其在五一农场服刑期间，曾策划建立反革命集团。被查处后再无活动。不应再予追究。原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错误的。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广饶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69）广公管刑字第14号对郑介农之判决。二，宣告郑介农无罪。

关于郑介农，留下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郑介农两次被告密，定为反革命集团头头，可是最后在平反的时候真是“一风吹”了，吹得干干净净，无影无踪，一尘不留，什么也不提了。那到底是根据什么罪状，即事实，认定的呢？一个人的生命，说枪毙就枪毙，总得有点罪状吧！

毛泽东用枪杆子夺得政权之后，宣布“绝不实行仁政”，要以杀人立威。第一波就是在农村大杀地主，第二波就是在城市大杀反革命——当初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布的进军命令庄重承诺是不杀的，以上杀的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要按照下达的比例数枪杀，第三波主要是在文革当中大开杀戒杀“反革命”，如遇罗克，如林昭，如张志新，如郑介农，这些青年在中共建政的时候，还是十来岁的少年孩子，可却是知识精英，民族俊杰，国家栋梁，仅仅只是对毛泽东的倒行逆施有一点异议，于是惨遭屠戮。

我的同班同学右派刘思谋也在郑介农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中。他后来发配到泰安劳改。刘思谋比我小两岁，是高中毕业生，入学后因病休学了一年，因此和高年级的同学熟悉。打了右派后，天天捧一本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蒂夫》。这部长篇小说，有厚厚4本，一本有一寸多厚，是文革中自杀的傅雷翻译的。傅雷是非常著名的翻译家，以译文信达雅著称。《约翰?克里斯蒂夫》在反右中受到严厉批判，罪名是宣扬了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精神，说许多青年堕落成了右派，就是中了这部小说的毒，但刘思谋不以为然，照读不误。刘思谋劳改结束回到了老家扬州。关于郑介农反革命集团的事学校出过布告，列举了若干个名单，全都发送劳改。

郑的同乡、同班同学周维胜，也被打成右派，也是高材生，与郑一样，是个文质彬彬、满腹诗书的青年才俊。与郑一起打进反革命集团，后被分配到临沂地区的一个偏僻的山区中学任教。妻子卢安晰本是高中同学，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不久和他离了婚。文革期间，周维胜受不了非人的施暴与批斗，在学校的后山上上吊自尽；因无人收尸，尸体被野狗咬食，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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