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东：记成都“野草”诗歌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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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 ——记成都“野草”诗歌群体

李亚东


　　 东按：此系我为《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曹万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所纂第三十五章“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之第四节。原文6000余字，刊出后只剩2000字。

　　 旅美诗人贝岭在《二十世纪汉语文学中被遮蔽的传统——中国的地下文学》一文中介绍：“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许多文学青年秘密地阅读流散到民间的禁书，特别是译成中文的西方文学和哲学、历史书籍，形成了地下文学的第一个高潮。在四川成都地区，六○年代文革时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地下文学团体野草诗社，其中的诗人有邓垦、蔡楚、杜九森、陈墨、冯里、乐加等。他们相识于文革中成都的地下书市，他们的作品也流传于当时的四川地区。”如邓垦写于1967年秋的《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你的歌难道只仅仅是秋雁呼唤的长空，／夜半冷月下的流萤徘徊在荒冢？／你的歌难道只仅仅是神往于一个桃色的梦？／白云深山里几声清淡的清淡的暮钟？/不，我相信人们将真实地评价你，／正如落叶最懂得秋天，寒梅不欺骗春风，／当他们提起，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血，是多么红；心，是多么沉重。”含蓄地表达对文革的控诉。

　　 根据当事人自述，“其实我们中的许多人相识得更早，在1964年，诗社的雏形就有了。”[①]早在六十年代初期，邓垦和陈墨便显露出他们的文学才华。1963年11月，陈墨经人介绍认识“（成都）七中才子邓垦”。[②]那时邓垦已有自编《雪梦诗选》、《白雪恋》、《海誓》等诗集。1964年，陈墨自编《残萤集》、《灯花集》、《落叶集》、《乌夜啼》等诗集。1964年10月，陈墨编辑两人小诗合集《二十四桥明月夜》。[③]后来结识“‘野草’诸君”的蔡楚，[④]据说在1964年也编了自己的诗集《洄水集》、《徘徊集》等。[⑤]从这些极具朦胧诗意的集名，可见他们的审美趣味、倾向。“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里”，邓垦周围集聚起一个独立追寻的文学群落，仅当时居住在成都锦江河畔的就有二十余人，主要成员有邓垦、陈墨、徐坯、九九、白水、蔡楚、吴阿宁、吴鸿、苟乐嘉、殷明辉等。绝大数是“右派”和“黑五类”子女。用后来参加的女诗人无慧的话说：“在那个讲阶级、论出身的年代，我们实实在在是生长在田边地头、墙角石缝的野草，任凭风吹雨打，备受车辗人踏。”[⑥]1971年，在陈墨鼓动下，邓垦把诗友习作选编出一本《空山诗选》（十四人，一百五十首），“曾示陈墨、峦鸣等人过目”。[⑦]1974年秋，一友人因文字入狱。邓垦夫人将手抄孤本付之一炬。1976年，诗友吴鸿又编了一本《空山诗选》，因怕文字狱，又将手抄孤本烧掉。[⑧]“现在我们手中保留的文革时期的作品，多是互相手抄和传阅的，还有个人收藏的。”[⑨]

　　 到了1979年3月，成都第一份民间刊物《野草》创刊，并贴在成都繁华的盐市口和总府街，读者称“一枝报春的红梅在锦城出现”。[⑩]“野草是卑贱者的比喻，但同时也是生命力的象征。……真正不长野草的地方只有圣殿和天堂，而圣殿和天堂都属于神权的范围。红衣主教以及他的传教士们曾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一座空前绝后的圣殿，然而仍然有野草，只是她默默地，在圣殿的下面。”[11]《野草》第2期刊发了陈墨的长诗《天安门》，标明的第一稿写作日期是“1976清明”。诗人呼喊：“今天，全世界都愤怒了，／中国啊，还在隐忍中乞怜！／隐忍，使中国变态，／隐忍，使民族畸形，／隐忍，使浩气堕落，／隐忍，使良知自焚！／隐忍，必然使我们的泪眼浑浊，／隐忍，必然让我们的瘦脸布满鞭痕；／隐忍，才使中国一次次受到欺骗，／隐忍，民族的灾难才这样频频降临！／中国啊，你为什么还不呐喊？／民族啊，你为什么还不抗秦？！……”由于政治的原因，《野草》只出了三期。然后转入地下，“从公开散发转为内部传阅，作为野草文学社同人联络感情，互学互勉的纽带”。[12]直到如今，并不出名的《野草》文友仍在默默耕耘着，写“那具有蓬勃的生命力的野性文章”。前后坚持三十余年，这在全国都找不到第二例。“她之所以能生存到今天，一方面因为她的个性极不张扬，而另一方面则是她的诚实、正直、坚定和执着起了重大的作用。在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她没有任何纲领和章程，却表现出极强的凝聚力。”[13] 从另一方面讲，“野草”至今不算很有名。

　　 针对这种现象，诗人廖亦武总结原因：“1999 年 5月在国内出版的《沉沦的圣殿——20世纪70年代中国地下诗歌遗照》一书，为主编者的我赢得了广泛而持久的较好名声，但它却对发生在皇城北京之外的若干外省地下诗歌只字不提，这不仅受限于视野及地缘政治的屏蔽，而且受限于我的文字偏见，包括‘什麽是能经得起时间自然过滤的文学’之类的偏见。……所以《沉》书的作用，不过是捅破了现行强权体制的屏蔽，向国内读者展示了部分为西方所认同的历史真相。然而，揭开一种真相的同时，是否就屏蔽了其它真相？我不敢再问下去。……”[14]后来出现的八十年代四川“非非主义”诗人杨黎，回忆读高中时，“中国开始所谓的思想解放运动，我又在成都的街头看见了张贴在墙壁上的油印诗刊《野草》。其实那是我第一次认真的看现代汉语诗”。[15]根据现有材料，尚不能判定从《野草》到“第三代”，“四川诗歌从来有一种传统的经脉”。[16] 不过，跟已知“文革地下诗歌”别的写作群体比较，“野草”群落毫不逊色。“在文革以来地下文学社团和民刊中，以诗人黄翔、哑默等为主要成员的贵州野鸭沙龙，取名虽然强调‘野性’的意义，强调对时局政治的关心，但同时继承了东方隐逸文学的传统。以陈墨、邓垦、蔡楚为代表的四川成都野草文学社的诗歌作品，是一群‘卑贱者’的生命力的象征；以根子、多多、芒克为代表的‘白洋淀诗群’，有时也被称为‘自然诗人’，他们的某些诗作都在‘野性’中透露出盎然的绿意。”[17]

　　 从社会学角度讲，“野草”诗人是那时比较早的觉醒者、反叛者。他们的存在及其坚持，主要价值与其说在美学、不如说在人学。作为“卑贱者”的抗争，他们不能不纠缠社会、人生。就像邓垦说的：“这土地、这人世，不平事太多。我们的最大不平，就是不惯于喉咙被锁着链子；我们的喉头在痛苦得发痒。”[18]陈墨《天安门》是那样，邓垦（署名“野呜”）的《探监》同样：“母亲带着小儿子去探监，／走过一道又一道铁栅栏。／这监狱又深、又冷、又阴暗，／从一九七六一直连着焚书坑儒那一年……／妈妈，这儿关的是老虎吗？／不，这儿不关老虎，关的是人权。／妈妈，人权是什么呀？／就是手不愿在地下爬，背不愿变弯……”。如果这些诗比较晚，那么早先的其实同样。如陈墨写于1964年的《蚯蚓》[19],是对于光明的呼喊：“谁能看得见你哟，／黑暗深处的躬耕者？／谁能听得见你哟，／沉默在愁苦之中的光棍？／出来吧！／小小的灵魂／四周的压力使你不能奋进，／阴暗会腐烂掉你的青春。……”就此而言，虽然“野草”诗人明显受到新诗史上徐志摩、戴望舒等的影响，[20]总体来说不一样。如跟同期“白洋淀派”、“贵州派”相比，“野草派”写作呈现平民化、“茶铺派”特征。[21]

　　 从艺术追求上讲，“野草”诗人有两个极端的倾向：一个是离群索世，比如他们以“空山”命名诗歌，比朦胧还朦胧；一个是直白的话语方式。[22]也不妨说是根据文化气候，在“空山”（纯文学、唯美）与“野草”（为人生、反抗）之间摇摆。如“文革”时期言，似更侧重唯美。那时主流诗歌是“民歌加古典”，“野草”诗人摒弃主流，自觉承续新诗传统。作为反叛、独立意识的体现，“她的主要成员深受新诗史上新月派和现代派的影响，诗作风格大多有本真唯美的倾向。这明显的是对新诗几十年来建立起的基础和主流的肯定和传存。”[23]当然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不能说他们有什么新建树。可放在那个时代，许多诗句高出那时一般水平。如陈墨在1968年10月有这样的诗句：“蛙声是洁白的一串心跳，寂寞的笺上荡着思潮。五千年的锦水许是累了，载不走这井底孤苦的冷涛”。比起后来的朦胧诗一点也不逊色。《野草》的几个主要成员，在诗歌艺术上追求语言美。“从他们的诗作中，能明显地读出中国古典诗词天风海雨般的气韵和含英咀华般的琢磨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出借鉴西方诗，受英国浪漫派和法国象征派影响的痕迹。《野草》到了中后期，还突出地展示了艺术美的包容性。”[24]

　　 邓垦（1944年—）本名邓祖铭，四川成都人。曾为名校七中才子，自谓“属于挨整的一代——天整、地整、人整”， 为《野草》文学社社长。1963年，就编有自己的《雪梦诗选》、《白雪恋》、《海誓》等诗集。 他在1964年4月写出《归来啊，我的远方的恋人》，1967年写出《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1968年写《秋游草堂》，1971年写出《当春风归来的时候》， 1974年写《给翔翔——写在翔翔诞生五个月》，1976年清明写《狱中问答》，1977年12月写《探监》。“在华美的音乐厅里没有我，因为我只唱风暴的歌”，1979年《海螺》中的这两句，可以看作他的“自供”。有《邓垦诗选》（自印本）、回忆录《南河背影》（未刊）。他在二十岁上所写的《归来啊，我的远方的恋人》，虽然明显稚拙，但也显示了他的才气和趣味：“归来啊，我的远方的恋人！／你在那白云投宿的山中，／可听得见我的呼唤？／你在那沙鸥落户的水边，／可看得到我的孤零？／我为你似长烟一般憔悴，／我为你似江涛一样呻吟。”《给翔翔——写在翔翔诞生五个月》，含蓄地表达了压抑和愤懑：“我们的小翔翔是可爱的，／大大的眼睛盯住世界：／鸟为什么不许唱？／花为什么不许开？／太阳为什么会落？／黑夜为什么爬来？”《秋游草堂》直截了当：“啊，被矮矮的红墙所困囚着的草堂呀，／我知道你向往着艳阳的天，自由的云；／我知道你只有在深沉的夜晚，／才会把自己的一切告诉给远方的星星；／我知道你的全部痛苦和不幸──／是你和你的祖国正在受着秋风的蹂躏！”《当春风归来的时候》尽情释放自己的期盼：“当春风归来的时候，／人会尽情地笑，／花会尽情地开，／水会尽情地流。／／当春风归来的时候，／人会问，花会猜，水会想：／为了夺回这一天，／有多少生命曾在风雪中博斗！”结尾说：“当春风归来的时候，／或许我已经躺在地下，／但我要告诉你们，／别在我的坟上洒下眼泪和忧愁。／……就请把我对春风的渴望，／写在碑上，立在我的坟头！”总体看，属于“感时忧国”一路。

　　      陈墨（1945年—），本名陈自强，四川成都人。出身“黑五类”家庭，毕业于成都二十九中。自云小学五年级时，正逢“全民诗歌运动”，“我也写过讴歌‘大跃进’的诗歌，内容虽然荒诞，但是音韵以及起承转合，无师自通。我几乎先天地喜欢一切愈有格律因而愈难，而愈难反而愈能体现才华美的形式”。[25] 1963年做临时工时，结识了右派分子叶子，“对我影响颇深，终身难忘”。谁知1964年秋叶子突然病逝，为了纪念，“我把我64年写的诗收成一个集子，取名《落叶集》，也替自己取了个笔名，叫秋箫叶。我从小失去父爱，因此我实在把他当作我精神上的父亲”。[26]此外，那年陈墨还编有《残萤集》、《灯花集》、《乌夜啼》等。结识邓垦后志趣相投，1964年还合编了《二十四桥明月夜》小诗合集。主要代表作品：1964年所写《蚯蚓》，1966年写《草堂独游》，1968年写的《零碎的爱》、《薛涛井畔》、《她要远去》，1969年写《心有灵犀──想不通》，1970年写《独白》、《无法拒绝》，1971年写《难免无奈》，1976年写《天安门》，1979年写《野草》。曾任《野草》主编。有散文集《何必集》（自印本）、诗歌集《鸡鸣集》（与蔡楚合刊）[27]。虽也有“感时忧国”的内容，爱与美是他的诗歌常见主题。如《零碎的爱》：“我爱——／去年北窗诗稿的破洞中，／七月的风雨／在学舌黄河的急涛。／／我更爱——／梅子黄时，／买醉归来，／任泥泞踏碎的冷香／和几声洞箫，／轻轻地，打脸上／拂过。”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学舌”显而易见。“风也萧萧，／雨也萧萧，／寒瑟的枇杷呀轻摇。／染翠了相思点点，／吹皱了阵阵鸣铙”（《无法拒绝》），和“春花看不见秋月的笑，／秋月听不到春花的闹。／花月只有在无奈的心底，／才酿出和谐的调”（《难免无奈》）也透露出这一点。它们更像古典诗歌的现代重写。另外一些诗，则明显有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等新月、现代派的影子。[28]如《薛涛井畔》：“这儿有叹息般长长的树荫，／这儿有月光一样悄寂的心；／浅浅的栏儿关得住什么？／落进几滴眼泪，溅出几滴蛙声。／……凄清的冷涛在树荫下飘摇，／树叶下盖着一个诗的王朝。／岁月沁出了这圆死水，／死水正映着一个诗的寂寥……”，其中“叹息”、“死水”明显借鉴有自。《心有灵犀──想不通》一诗：“月吻着我，你也吻着月？／在这深邃的怅望中，姑娘，／杨柳岸凄清，为我而沉默……”则有徐志摩的影子。今天看当然新意不足，可放在那个时代，能够“爱与美”，是挣扎、反抗、梦想和追求的见证。

　　 蔡楚（1945年—  ），本名蔡天一，四川成都人。上世纪60 年代初开始写诗。1970年因参加地下文学活动，被关押、批斗。1979年文革结束后，由成都中院改判无罪。1997年移居美国。“文化大革命”前后代表作有：《乞丐》、《赠某君》、《给你》（1962），《别上一朵憔悴的花》（1963），《无题》（1964），《依据》、《悼——写在一个骨灰盒上》（1968），《透明的翅膀》（1975），《等待》（1976）等。《乞丐》为荒诞的岁月留真，凸显出地下写作的价值：“冬夜里朔风怒吼，／可怜的乞丐下身挂几片遮羞布。／这双手原可以创造世界……／长夜漫漫，他在等待。”《依据》写：“花开花落潮涨潮退／星际运行人死人生／我们只是一朵浪花／一片浮云或者是／一个分子式　一颗小／小的小小的机器／制造出的螺丝钉／／但纵然是死无轮回／我也要直问到──／那绞刑架上的／久已失去的／　──依据”。表达无力中的持守和独立。《等待》表达同样的渴想：“从鲜红的血泊中拾取，／从不死的灵魂里采来。／在一间暗黑的屋内，／住着我的等待。”早期的诗受戴望舒影响极大，有一种未受时风熏染的稚拙。“那是一种民国世代的遗韵，淡淡荒凉的记忆，清纯明净的意象，对美好的事物总怀有亲切的期望。”[29]

　　 [1] 陈墨的话。见廖亦武：《民刊〈野草〉主编陈墨》，《民主中国》网刊。

　　 [2] 陈墨《〈野草诗选〉序》。《野草诗选》由九九编辑，1994年。自印本。

　　 [3] 雪梦（邓垦）：《〈二十四桥明月夜〉后记》（标明“记于68年春节后二日”）。见《野草之路》

　　 [4] 蔡楚语，见其《我与〈野草〉结缘》。该文回忆：“我与‘野草’诸君中结缘最早的是九九君和罗鹤君，那是五十年代的后期”，“‘野草’诸君中樵夫、谢庄、兰成、一了君都是我六十年代的老友”。“我最早见到‘野草’诸君的诗是在文革时期。那时……吴鸿君知道我爱好诗歌后便把陈墨君的《独白》及邓垦君的《久别的微笑》等诗作冒卞之琳，陈梦家之名抄给我读，同时还有他的诗作《清音阁》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79年3月初在总府街墙上见到张贴的《野草》第一期时还以为这些人抄袭前人的诗作，造成小小的误会。”“79年九九君去了香港。通过他的介绍，我在老友樵夫君家与‘野草文学社’的社长邓垦君晤面。”该文写于1998年12月，收《野草之路》自印本，“成都野草文学社”编，1999年。

　　 [5] 见蔡楚《勇敢是信念和智慧的果实》，《北京之春》2001年2月号（总第93期）。

　　 [6] 无慧：《我与〈野草〉结缘》（1998年12月）。《野草之路》自印本，1999年。

　　 [7] 罗鹤：《〈空山〉踪迹》，89年3月6日。收《野草之路》自印本。

　　 [8] 据罗鹤《〈空山〉踪迹》，目前有杜渡手抄本：“吴鸿君欲将该诗选焚毁，杜渡君闻讯，不忍诸友多年心血再次蒙难后无从收集，遂以暂借阅一夜为名取走选本。当夜既匆匆手抄了全部诗文。这手抄件，即是我今日翻出的《空山诗选》（杜版）。后由于杜渡君萍踪浪迹，该抄本无处存放，便交与我保存。”

　　 [9] 陈墨的话。见刘燕子、刘帮、陈墨、王怡：《关于前后持续三十年的四川成都地下文学沙龙——“野草”访谈》，中日双语文学杂志《蓝•BLUE》总第18、19期合刊号，2005年6月出版。

　　 [10] 邓垦：《〈野草诗选〉后记》，1994年2月9日夜。收《野草之路》自印本，1999年。

　　 [11] 陈墨：《野草》，1979年3月。引文依据《野草之路》自印本，1999年。

　　 [12] 蔡楚《勇敢是信念和智慧的果实》，《北京之春》2001年2月号（总第93期）。

　　 [13] 廖亦武：《民刊〈野草〉主编陈墨》，《民主中国》网刊。

　　 [14] 杨黎：《我所知道和理解的中国地下文学——俄国〈东方杂志〉之约而写》，网上电子文本。

　　 [15] 王怡的话。见：《关于前后持续三十年的四川成都地下文学沙龙——“野草”访谈》。

　　 [16] 傅正明：《七色斑斓的中国当代诗歌》，网上电子文本。

　　 [17] 邓垦：《〈诗友集册〉序》，标明写于“庚午年正月”。《野草之路》自印本，1999年。

　　 [18] 蔡咏梅《〈野草〉的故事》（《开放》杂志）标为“一九六二年”，有误。

　　 [19] 陈墨说，认识邓垦后受其影响，“我开始接触徐志摩、戴望舒等的作品”（《〈野草诗选〉序》）；文革“武斗”间，成都春熙路出现了持续两年的“黑书市”，“我当时很得意，尝自况为成都市研究新文学的资料最丰的读书人之一”，1968年冬据此编《中国新诗大概选》（《书话——偶然得之》，《野草之路》），“后来被朋友们广泛手抄传递开来，成为他们的精神资源之一”；“……那时也尝试写过朦胧诗，并且题上卞之琳、李金发的名字夹在他们的诗中间，居然还能鱼目混珠，让人莫辩真伪。”（《关于前后持续三十年的四川成都地下文学沙龙——“野草”访谈》）。

　　 [20] 同意王怡。参见：《关于前后持续三十年的四川成都地下文学沙龙——“野草”访谈》。

　　 [21] 陈墨：“我自称为‘茶铺派’，我的许多诗就是在茶铺里完成的。……成都这个地方，不管时代发生怎样的政治变故或运动，老百姓，茶，照喝。文革‘武斗’中最高潮的时候，茶馆也照开。”王怡则说：“纵观四川史，古蜀王国自殷商以来，就是一个独立于中原的政治文明。成都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环境和土壤与产生《野草》文学沙龙可能有关。这需要研究。”

　　 [22] [22] 蔡楚《勇敢是信念和智慧的果实》，《北京之春》2001年2月号（总第93期）。

　　 [25] [25]参见：《关于前后持续三十年的四川成都地下文学沙龙——“野草”访谈》。

　　 [26] 《鸡鸣集》，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

　　 [28]陈墨自述：在1968年冬编《中国新诗大概选》前，已经占有全套郭绍虞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丛书”，包括《文心雕龙》、《诗品》、《人间词话》、《随园梦话》，以及全套“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包括《红楼梦卷》、《杜甫卷》、《白居易卷》等十几本，还有《全唐诗》、《六十种曲》等。“那时我的藏书猛增至5大箱，仅新文学，如《鲁迅全集》、《闻一多全集》、《朱自清文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列’、《新青年》（八开影印本）、以及‘北新’、‘新潮’、‘时代’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几乎所有的新文学的单集和选集，就满满地装了两大木箱。”（《关于前后持续三十年的四川成都地下文学沙龙——“野草”访谈》）。

　　 [29]康正果：《奥斯威辛的诗意栖居》，见《别梦成灰——蔡楚诗选》，7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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