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从杜润生的杀猪谣言到复旦教授的杀牛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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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从杜润生的杀猪谣言到复旦教授的杀牛谣言——兼谈“学术不可能”的条件是什么


　　说点合作化的坏话，是毛后时代体现“贵族造反”意识形态要求的重要努力方向。说合作化减少牲畜数量的坏话，在老田的阅读经验中间，先有杜润生编造了“杀猪谣言”，现在又读到了复旦教授们编造的“杀牛谣言”。1993年杜润生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说农民杀猪宰羊是“生产力起来暴动”，是农民反抗合作化的表现，杜润生还把这个谣言安在毛泽东的头上，说这是毛泽东的原话，这个谣言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很容易证伪，属于谣言的低级阶段。不过，把合作化与牲畜减少扯在一起做因果链接，这个方面的学术想象力，理应归于杜润生先生的首创精神。

　　复旦教授及其高足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编造了“杀牛谣言”，在说服力方面比杜润生的杀猪谣言有了巨大进步。“杀牛谣言”回避了最容易证伪的部分，还加入了很多数量方法和难于验证的局部统计数据。不管怎么说，在谣言编造技术方面，二十多年来还是有了巨大的进步，对照杜润生的“杀猪谣言”，教授们把谣言编织得更为细致，也算是学术进步的表现。从杜润生的“杀猪谣言”到复旦教授们的“杀牛谣言”，虽然找回了与合作化时期产权变动真有相关性的代表性牲畜种类，但是，从反面向我们昭示了：学术不可能的条件有些什么样的内容。本文先分析一下杜润生的杀猪谣言，再来对照检验复旦教授的杀牛谣言，然后来展示一下谣言盛行与学术不可能的相互关系。

一、对杜润生“杀猪谣言”的事实检验和文献对照
　　杜润生1993年的回忆文章中间说：“1955年3月中旬毛主席又找我们几人去谈话，有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和我参加。当时由我们简略地谈到：现在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搞到一块了(继上一年度之后，1954年至1955年度购粮891亿斤，增加106亿斤)，有几个地方，如浙江等某些省区，粮食任务重。合作社办得急了一点，不但追求社的数字，还追求全村居民入社的比例，弄得农民杀猪宰羊、卖牲口、不上粪，春耕受了影响。但全国大多数地方还是好的，尤其是大量互助组办得不错。贫农对互助组是很欢迎的。互助组能解决劳力、牲口、农具缺乏问题，那些富裕户缺劳力，贫农缺牲口，他们自己协议好，互相等价交换，所以受欢迎。毛主席听过后就讲了那段最有名的话，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杜润生：忆50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载《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80页】这个著名的谣言，经过杜润生生产出来之后，很多专家教授格外喜欢引用，成为非毛化时期最著名的谣言之一，后来在2005年出版的《杜润生自述》中间，又一次重复了这个谣言。

　　杜润生的回忆文章，关于生产力暴动那段话是用了引号的，表示这是“原文引用”毛泽东的原话。这个说法虽然得到学界很多人的喜爱和广泛引用，但却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在南方地区，合作化期间作为耕畜的牛，存在着个人所有转为集体所有的问题，而猪和羊不是耕畜，不是合作化的内容，一贯是私养(1958年后集体食堂时曾有短期公养)。因此，只有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和耕畜，在合作化进程中间有一个由家庭私有转为集体公有的变化;而肉畜如猪羊等，则继续作为副业保留了家庭饲养的形式，并不在合作化过程中间变动生产关系或者产权关系。所以，只要对照合作化时期的做法，就可以了解到“杀猪宰羊”与生产关系变动和“生产力暴动”之间，是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也不是生产关系变动过程受到影响的具体例子。

　　对于作为副业的猪养饲养减少的具体原因，当年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杜润生的顶头上司之一)，通过实地调查做出了很好的回答：猪减少仅仅与收购价格有关，而与生产关系变动无关(实际上猪饲养方面并未发生产权关系变动)。“我带了一个工作组，南下到江、浙，(1956年)4月13日出发，5月25回京。”王观澜经过两省农村调查之后指出：“副业方面，找不到必要的材料算一次细帐，但据1955年全国统计，动物饲养业产值(包括牧民的)和农家副业产值的总和，占全国农副业总产值的1/3以上。浙江省的比例更大，该省农业产值只占农副业总产值的64.12%，而副业和土特产产值(除去经济的农作物)却占到35%以上，但目前情况都有下降趋势。江苏长江两岸地区，副业产值一般亦下降30%一80%以上，就猪只一项情况看，问题也相当严重，据浙江省4月份统计，全省只有猪250万只，仅及今年养猪计划的一半，而且部分地区，仍有继续下降趋势。临海县去年有猪9万多只，今年4月下降到4万多只，只完成今年计划13万只的1/3。发生副业减少原因很多:有些由于现代的工业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代替了农民的一部分家庭手工业和人力畜力或以畜力为动力的运输业，减少了他们的工作和收入(同时也应带来发展土特产和副业生产的有利条件)。有些由于商业收购供销部门所订的购销差价，幅度太大(商业收购供销部门一般人员过多，经营管理不善。中间流转环节过多，开支过大，成本过高。例如江苏昆山县食品公司经营生猪，仅中间流转费用即达37.5%，平均每经营一只猪要赔本1.85元。太兴县只经营猪的干部即有447人，超过该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的行政编制总数)，使农民吃亏。有些则因缺乏资金原料或出售市场等等，而减少生活门路。”【《中央转发王观澜关于江、浙两省农村情况的报告》(1956年7月22日)，载《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384页】

　　如果毛泽东真的说过“农民杀猪宰羊是生产力起来暴动”的话，显然，讲话内容就高度符合分田之后的政策辩护需要，格外值得广为宣传。奇特的是，官方出版的各种《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以及内部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都不收录这一次谈话。结果杜润生的“杀猪谣言”长期只能够作为“孤证”，让那些爱好者引用(官方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倒是有相关记载，但明显是从杜润生的回忆文章概括而来的)。而文革时期武汉造反派编辑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间，倒是收了一篇毛泽东关于合作化的谈话，在时间、内容两个方面都能够与杜润生回忆的毛泽东讲话对上。这次谈话的标题为《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一九五五年上半年)》，谈话中间毛泽东对于牲口减少和合作化关系的看法是：

　　“多购了点，不良结果是影响牲口和猪，实际略多了点，如影响猪、牲口二百万，因素多种，自然杀也是一条。回民就是杀牛的，河南项城打起来了，打也是好事，得到教训。延安很多了，还是杀，皮价太贵。二百万，河南杀六十万条。但河南总数量是增加的。事物要有分析。瘦弱有之，不是多数。”“不积肥等十几个例子，一讲形成观念，不分析。损害积极性不符合事实。只猪牛有点损失，三年内可以恢复。”

　　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关系，毛泽东的原话是：“据社会经济法则，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统购是生产关系与所有制有关，带有强制性质，没有专政手段绝对办不到的，不能靠资产阶级。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挑皮，抢粮暴动都是生产力要挑皮，各种办法(饿肚办法——示威性质)。有的是假不进会进，要求资本，有的是真的，要注意，不注意要报应。大体是适合的，开花、种麦、搞肥料等等，也有小破坏。现在措施是稳定的，购粮减、征不加。一万二千干部下乡说服。”【载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卷，第57-58页】

　　1955年另外一次谈话——《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一九五五年)》——中间，毛也谈到牛的问题，观点很稳定，不认为是农民反抗合作化的举措，未经编辑的原版讲话内容是：

　　“耕牛死亡，一部分是合作社的‘罪过’，但主要原因不在合作社。死牛的原因是粮食问题，牛皮价格问题、牛的年老问题、水旱问题等。”“今年春季农村紧张，有人说是合作社办得多了引起的。根本不能这样讲。主要是地主、富农的叫嚣，富裕农民也叫嚣，不缺粮的也争着买粮。部分是粮食问题引起的，部分则是虚假现象。叫嚣一下也好，我们把粮食问题摸了一下底：去年遭灾减产，我们多购了六十亿斤，今年增产二百亿斤，又少购了六十亿斤，在农民方面，就增加了二百六十亿斤粮食。”【同上，第74页】

　　这一次讲话经过编辑之后，发表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间是这样子的：

　　第九，所谓“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这种说法是不完全合乎实际情况的。耕牛死亡主要原因不在合作社，而是由于水灾，牛皮价格过高，饲料不够，还有一些是老了，应当杀了。

　　第十，所谓“农村紧张根本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了”，这么讲是错误的。我们今年春季农村的紧张情况，主要是由于粮食问题引起的。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广大农民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充分的教育，同时我们的粮食工作也有缺点。去年究竟购多少适当，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摸底，多购了七十亿斤。现在我们就来一个调整，准备减购七十亿斤，加上今年又丰收，这样，农村情况也就可以缓和下来。【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95--217页】

二、复旦教授们编织的“杀牛谣言”
　　复旦教授们用学术的外貌来编织农民“杀牛谣言”，比杜润生用心多了，最起码杀牛是与合作化事业具有相关关系的事项，而不是如杜润生拿杀猪这样毫无相关关系的事项编造谣言，这是思考方面的一大进步。

　　据他们自己的概括，杀牛谣言的具体内容如下：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陈硕和兰小欢教授合作撰写的最新工作论文‘There Will Be Killing: Collectivization and Death of Draft Animals’实证考察了中国农业集体化运动对役畜存量的影响。”“作者们搜集的1952-1957年全国1600个县级数据及最新解密的大量集体化资料，该文发现集体化过程显著地降低了投资：集体化使得中国当时役畜存量增长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该负面效果主要体现在运动开展的前两年，累计役畜损失达12-15%，相当于740-950万头役畜。役畜是当时中国农民农业生产的最主要资本品。”

　　“作者经过测算发现，集体化运动使年度粮食产出下降了6.7%，其中5.4%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所致，另外1.3%则是由于农业资本品即役畜减少所致。最后，作者也发现，农业集体化运动并未能通过将资源集中而产生规模经济。”

　　【引自：论文大焖锅：集体化与杀牛】

　　教授及其高足们说，他们聚合了1600个农业县份的数据，并经过靠谱的分析得出了靠谱的结论。我们没有条件在这里重复教授们的局部数据加总分析，但是，由那1600个县份局部数据加上另外600多个县份的汇总数字，我们很容易找到，我把全国2200多个县汇总后的数据列在下面，来粗略地观察一下合作化进程与耕畜数字变动之间的关系。



　　《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1354页

　　从上述表格数字可以看出，1954年年中，初级社入社户数大约占全国农户数的2%左右，1955年年中初级社入户数也只有14%左右，但是到了1956年年末，高级社入社农户数已经占据90%以上了。【另外据《人民日报》报道，“到1955年底，全国已经有了190多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7000多万户。(已占农户数55%以上)……1956年3月底止，……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共达1008000个，入社农户10668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0%。”(《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载1956年4月30日《人民日报》)】

　　可以看出，合作化加速期是从1955年秋天开始的，年底初级社入社农户数超过55%，1956年3月底基本上完成了初级社化，90%以上的农户已经加入了初级社。到了1956年年底，90%以上的农户均已加入了高级社，实现了高级社化。耕畜在合作化时期的产权和收益权变化情况是：在初级社时期，耕畜是以作价入股方式进入合作社，主人仍然保留耕畜产权并且享有分红。高级社的最大变化，是取消了家庭所享有土地和耕畜股份的分红，同时耕畜的产权归集体所有了，土地上的收益完全按照农民投入劳动数量去分配。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编辑《新中国五十年农业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2000年，第55页

　　合作化前后耕畜数量变化，从上表数字可以看出，耕畜产权发生变化的1955-1956年度，同期牛和马的年末数字都是稳步上升的，只有驴和骡的数量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幅度(分别于1954和1955年达到最高点，然后年年下降直至1962年才止跌并缓慢回升)。在农民的耕畜使用中间，马牛常常要用来耕田种地的，驴和骡主要用于拉车做运输工具使用。牛马的数字出现下降是已经产权集体化之后的1957和1958年两年，这连续两年牛马数字的下降，可以肯定不是出于农民家庭决策带来的。

　　在上文所引王观澜的调查报告中间，作为副业的运输业衰败，被工业化的交通工具替代，恰好可以解释驴和骡数量下降的原因——“发生副业减少原因很多:有些由于现代的工业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代替了农民的一部分家庭手工业和人力畜力或以畜力为动力的运输业，减少了他们的工作和收入(同时也应带来发展土特产和副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借助王观澜的调查报告，我们可以粗略地把握到：驴子和骡子的下降，是因为乡村运输业中间汽车替代驴车骡车的结果，反应的是作为乡村副业的运输业的衰落过程，与农业中间的种植业相关关系不明显。

　　因为完全不了解农民拿着什么样的牲畜是做什么样的用途，所以，教授们坐在书斋里头凭想当然做研究，完全是不靠谱的，教授们这个所谓的假设完全缺乏经验根据——“替代假设是集体化后增加的农业机械对役畜的替代作用，以及集体化之后对役畜滥用导致其死亡。由于当时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非常低，平均只有2.4%的可耕地采用机械耕作，因此前一种假说在事实上并不能成立。……确实存在立即显现的役畜损失效应，即对役畜的滥用并不能完全解释本文前述发现。”(引自《集体化与杀牛》)教授们的假设完全错误，前一个假设“机械替代牲畜”首先是发生在交通运输领域而不是农业耕作环节，而且，从全国的汇总统计数据看，并不存在所谓的“立即显现的役畜损失效应”，马牛的数字损失开始出现于集体化之后的1957和1958年。

　　要是象复旦教授们那样，甩开常识和经验去做想当然的研究，会得出怎么样的惊人结论呢?我们来模拟一下。从上表数字可以看出，1970年年底大牲畜数字，比1965年年底数字上升很多，假如完全遮蔽掉常识，仅仅凭着想当然去拿数学工具做相关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可笑结论。计算1966-1969年几年期间大牲畜数量的上升幅度，其中牛增长9.9%，马增长21.8%，驴增长12.9%，骡增长55.1%;在这个期间文革政治运动的规模很大，这是一个很显著的历史事件，如果把大牲畜数量上升与政治运动这两个共时性事件，硬性扯在一起做数学上的相关分析计算，毫无问题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骡子与文革政治运动呈强烈的正相关关系，马驴次之，牛与文革政治运动的相关性最弱。如果更扯一点的话，可以把相关关系硬性“栽污”成是因果关系，然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得出结论说：骡子和马数量的大幅度上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了。如果有一天社会舆论风向变了，特别适合说文化大革命的好话，复旦这几位教授和他们的高足们，完全用数学工具论证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是怎么样兑现为大牲畜数量大幅度上升的，而且从数据及通过相关分析计算得出结论的推理过程看，比他们的“杀牛谣言”论文肯定要靠谱得多。

　　复旦教授们的杀牛谣言之所以是谣言，是因为把农民反对合作化的态度作为解释因子，这在时间段和逻辑上都是无法成立的。在牛马减少的时间段(1957/1958年)，其产权已经归集体所有了。此时，如果真的出现杀牛决策，那显然只能是集体决策而不是个人决策的影响，并不能够反应个体农民对于合作化的抵制或者赞成态度。

　　退一万步讲，我们姑且假定杀牛决策就是农民家庭对于合作化运动抵制而做出的，依然有很多常识的门槛需要跨越。非常重要的常识是：在土改之后，农村耕畜近乎平均分配，几乎少有单个家庭拥有整头耕畜产权的事例——通常是几家共有一头耕畜(这与解放前地主富农家庭独家拥有耕畜的情况不同)，要好几个家庭共同做出决策杀掉牲畜卖肉得钱，这比单个家庭的决策过程更为困难。而且，耕牛作为农民最主要的力畜和财富，即便是集体化时作价很低，由于其对于农业生产过于重要，缺乏耕畜对于农业生产的损害过于严重，即便在合作化中间很吃亏，农民也不大可能做出杀牛卖肉这样的激烈对抗举动来，除非农民实际上有着非农就业的选择。

　　而且，农民要做出杀牛卖肉的决策，也缺乏足够的信息和可靠保证。一个农民，除非可以事先确凿地了解集体农业后来执行的全部经营和分配方案，没有对这个方面信息的完备了解，农民就不可能了解到底杀牛卖肉合算还是耕牛入股合算;同时，农民还需要事先了解据以做出核算结果的分配方案(乃至于农业集体本身)是否会发生改变，因此，做出激进杀牛决策需要同时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关于集体农业分配方案的完备信息，二是分配方案肯定不会改变的可置信承诺。实际上，在合作化开始阶段的干部动员中间，大都承诺不让耕牛入股吃亏的承诺(这是农民能够得到的决策信息)，还往往承诺社员“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也就是说干部并不承诺合作化的长期稳定性)，这两项信息恰好都不支持杀牛决策。非唯如此，在合作化的起始年月，农民不仅对合作化分配方案和前景缺乏了解，甚至连“共产党能不能站得长”这一更为关键的问题，都是不无疑问的。【1952年10月，“经过地方组织审定，介绍了两位农民，一名曹象波(贫农)、一名曹兴(下中农)来京面谈。”，农民告诉陈云乡间“人心不安”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共产党政权稳定性。参见周太和：陈云同志四下农村调查的前后，载《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三、合作化政策的共时性事件——统购统销政策的巨大影响
　　真正在1950年代农村产生巨大影响，并决定性地影响到农民和政府利益冲突的因素，不是合作或者单干的选择，而是统购统销政策。之所以把合作与单干拿出来，作为主要的解释因子去臧否合作化那段历史，并不是因为合作化本身就是历史演进过程中间的重要因素。合作还是单干，作为历史解释因素的重要性，是跟着分田政策辩护需要而被人为拔高的。杜润生也好，那几位复旦教授也好，都是陷入这个局中而不能自拔，丧失了对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敏锐性。

　　统购统销政策致命之处在于：每个家庭都必须按照收货季节的粮食价格，出售全部余粮。对于农村中下等家庭来说，这个政策即便不是中性的，至少也是无害的;对于那些获得“吃返销粮”最下等农村家庭来说，作为统购政策组成部分的救济粮安排，则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政策。但是，对于农村的富裕中农家庭而言，统购统销政策是真正的“绝户计”——完全干净彻底地葬送了个人或者家庭按照旧时代经验——从富裕中农上升为富农再上升为地主——的发家致富渠道。1949年之前，由于全国粮食产量不够全部人口吃饱，这个总供给不足在市场上的表现就是巨大的粮食季节差价，收获季节的价格仅仅相当于青黄不接时期粮价的一半左右。正是依托市场化的季节差价的巨幅高利贷收益，才是乡村社会最强有力的社会分化机制，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让一些家庭富起来，同时让另外一些家庭穷下去。统购统销政策，才是真正抑制乡村社会分化的强有力政策杠杆。

　　在1950年代，真正处在上升通道最有利候补位置的，多数不是旧时代的地主富农(其中地主家庭其实是最靠近下降通道的)，而是拥有劳动力、土地和耕畜优势的富裕中农家庭，而这些富裕中农家庭中间，相当一部分处在共产党政权的末梢上——基层干部，韩丁的《翻身》一书中间，基层干部师才元等人就处在最有利的上升通道边上。

　　1957年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湖北省委抓出一个“刘介梅忘本回头”的典型，这个人是土改的根子(解放前最穷困的贫雇农)，后来是基层干部，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通过放债积累了很大的本钱，这个典型真实地揭示了——能够通过传统的社会分化机制攫取巨额经济利益的群体，常常是乡村社会中间同时具有政治优势的人。同时，在这个典型所揭示的反面，统购统销政策则阻断了他们向往的旧式上升通道。刘介梅这个小小的基层干部：“1953年开始放高利贷（放了二百元人民币，六石谷子），三、四年时间他就成为有四百担谷子的“富人”了。但是合作化和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堵塞了他所要走的资本主义道路。”( 为什么“身在百花园中却闻不到花香”? 资本主义思想使刘介梅迷路忘本，载1957年9月17日《人民日报》第5版)在县以下的政权中间，湖北的干部情况是：南下干部级别高、资格老(一般担任县区两级干部职务，多来自于根据地时期的河北冀南地委辖区)，但是有着通过放高利贷上升机会的恰好是乡村两级经过土改出来工作的小干部，刘介梅被这么快“揪出来”，可以合理地假定为：南下干部对土改干部的快速发家致富，也有那么一点点“红眼病”。“红眼病”作为一种常见的心理态度，能够顺利参与创造历史的变革过程，主要在于：害“红眼病”的群体同时还有着权力场域的压倒性优势。

　　与此同时，统购统销政策还有一个深刻的利益冲突：必须部分地剥夺农民的口粮来支持工业和城市的粮食消费。这个利益冲突的存在期，起点和终点都在于：全国粮食产量够还是不够全国人民吃饱。1953年秋后之所以要搞统购统销，就是因为经历过土改之后的农民，其消费粮食的能力提高了，由此导致国家的粮食收购任务无法完成。

　　所以，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与农民的利益有两个方面的冲突：一是与乡村多数农民的口粮需要有矛盾，二是这个政策彻底终结了基于季节差价的高利贷行为，根本上堵塞了乡村富裕农民的上升通道。所以，执行统购统销政策的难度也很大，交易成本极高，一个时期之内牵扯乡村基层干部的大部分精力。

　　1955年陈云下江南农村调查，后在2月4日的全国财经会议上讲话中间指出：“粮食形势从现在开始，至少还要紧张十年。”因此，“粮食工作已经成为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中心问题。粮食是农民的命根子，粮食紧张了，各种工作就一定紧张，同农民的关系就必然紧张了。”“各级党委若想要把粮食问题暂时摆一下、安安稳稳搞生产是不可能的，事实已经是生产、办社和统购统销相互牵连在一起，不可能避开一个搞另一个。如果这个前提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很长时间内在粮食问题上和农民的紧张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党委做买卖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买卖党委’也还要继续若干年。”“因此，现在地方党委不管愿意不愿意，一年当中总要有半年到八个月的时间做买卖。有人叫‘买卖党委’。”(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929-930页)

　　陈云通过这次调查所得的体会，与毛泽东本人的认识相当一致：1950年代农村第一位的人民内部矛盾(农村关系紧张)，不是合作化，而是统购统销。本文所引毛泽东的几次谈话内容，都揭示出他对统购统销政策带来的利害冲突的深刻体认。

　　更为严重的是，统购统销政策之所以出台，原因就在于统购数量与农民的口粮数字有矛盾，执行统购统销政策不仅让基层干部处在与多数农民的对立之中，而且还让干部与乡村社会最有声望的群体，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一般而言，余粮多的家庭通常是乡村中间社会声望较高的家庭成员所在，统购统销目的是要求余粮户卖尽全部余粮——这等同于剥夺其沿着旧通道变成富农和地主的可能性，实质上，执行统购统销政策，等同于逼迫基层干部与乡村社会声望最高的群体对立起来——按照经典的阶级分析，干部与富裕中农家庭的对立具有阶级对立性质。

　　因为统购统销政策的执行成本过高，结果从反面促进了基层干部对于合作化事业的热烈追捧，目的当然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降低自身的工作难度，避免自己成为农民(特别是农村的富裕农民)的憎恨对象。为什么中央决策的合作化进度，累次被基层超过，而且，合作化过程仅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超额完成了，超越了中央决策层面最激进领导人的预期速度，这实际上是一个基层干部“蜂拥而上”的过程。从基层干部的视角，对照毛泽东与邓子恢的争论及其后果，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意见压倒邓子恢的结果是什么：基层干部趁机摆脱了官场按部就班“做计划”和“下指标”的限制，按照自己的体验和意愿，尽其可能以最快速度完成了合作化进程。

　　以此而论，在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政策这1950年代两大农村政策中间，统购统销政策不仅是重大利益冲突的焦点，而且还是推动合作化进程的重大诱因。借用数学术语，统购统销政策是一个更具有解释力的“自变量”，相比较而言，合作化反倒像是一个“因变量”。

　　与一个个的农民家庭打交道，去执行统购统销政策，难度之大和花费的时间之多，近乎全部基层干部都啧有烦言，反过来，只要是完成了合作化事业，统购统销数字可以轻而易举地分解落实到每个合作社，干部只需要用从前几十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就能够更好地完成政策任务。这一点在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间有着清晰的梳理。2006年老田在湖北京山见到温铁军教授，他对合作化节约交易成本的印象极其深刻，甚至由此得出一个经验主义的结论，他亲口对我说过：统治阶级热衷于推动制度变迁的目的，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归己所有。

　　教授们之所以喜欢以产权变化来解释重大历史事件，有着学术传统上的依据。有一种极端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可以用“生产关系决定论”来概括，同时，在马克思学术传统之外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中间，产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也具有压倒性的优先解释地位。

　　对照合作化进程中间农民自身的体验，可以看到理论认识与现实感受之间巨大的落差，与农民对统购统销政策强烈感受不同，初级社到高级社这个“化私为公”的变革，则近乎处在“无感”境界——农民仅仅关注分红权的正义与否。在初级社向高级社演变的过程中间，多数农民对于取消分红的态度是较为积极的，具体的调查显示，农民对于红利的否定态度，主要是肇因于离开村庄的“非成员”所拥有的分红权，这不符合农民的正义观。1956年薛暮桥在青岛写书时曾去农村调查，他发现“我国农业合作化虽然发展过快，但起初并未受到农民的反对。从初级社变为高级社，土地从农户私有变为合作社公有，是有少数人反对的。1956年秋冬我在青岛写书时，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反对的大多是军属、工属、干属。那些家在农村的军人、工人、干部本人已经脱离农业生产，但家庭曾经分了地，可以享受土地分红。一般农户普遍反对土地分红，因此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过渡，在农民中没有遇到多少阻力。”(《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9页)

　　薛暮桥这个调查结果很有启发性，但是很粗略，没有具体指出为什么农民对于“非成员”分红权的否定，就会导致赞成向取消分红权的高级社转化。主要的原因在于：由于土改到合作化的时间尚短，村民在土改时期形成的资产平分的态势尚存，几年之内农户之间的资产分化幅度不大，而且农户家庭之间的分化还被政府的贷款所“烫平”(合作化时期国家财政安排了10亿元的贫农合作基金，执行结果是给4000万贫农家庭提供了7.4亿元的贷款，帮助贫困的农村家庭缴付股份)，这样，就最终形成了人人股份都大体平均的局面，结果，一个家庭所得的分红数量主要是与人口数量成正比的，在分红权存在的情况下“占便宜”的家庭也是有着“非成员”的家庭。通俗地说，由于合作社内部的股权均等化了，红利相当于是按照人头分配的，而分红权就变成了主要是有利于拥有“非成员”的家庭。最后是农民中间对于成员资格的绝对化思想——要求剥夺非成员的分红权，结果帮助实现了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转化，以此追认了基层干部中间推动合作化以节约交易成本的动机。

四、学术不可能的条件是什么——为什么写不出自己的重大历史事件
　　1980年，韩丁名著《翻身》翻译成中文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一个名叫“白夜”的人，在《写在<翻身>的前面》中间说：“《翻身》可以说是部革命的教科书，对世界许多地方有借鉴的实际价值。所以，它已经出了多种译本，在许多国家流传。我国的学者、作家、记者，也不是没有能力写出这样的作品来。但是，时代在导演各种英雄行为的时候，往往没有同时准备为它们作出完整的记录。特别是由于十年浩劫，许多人笔焚砚毁，以致现在我们这样类型的作品还如凤毛麟角。”这是把学术不可能的条件，完全归结为政治上的不许可。

　　从那段话被写下来到今天，已经三十五年过去了，中国人自己写的土改专著，还是一本都没有，今天我们要系统了解中国的土改运动，依然还要回到韩丁和柯鲁克两本外国人写的书。

　　为什么那么多年过去了，四人帮也粉碎了，文革也被否定，白夜所找到的阻碍学术进步的理由都不存在了。遗憾的是，至今为止，中国的学者硬是写不出一本像样的土改著作来呢?前些时阅读《柳城土改回忆录》(阳翰笙主编)，看到土改运动时期，有那么多的学者和名流，都在共产党的要求和安排之下曾经亲自参与其中，但至今没有人写出过哪怕是一本系统的专著。

　　在阅读复旦教授们的“杀牛谣言”论文中间，能够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论文写作方式导致“学术不可能”，那么多的智慧头脑，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引导到“用学术包装谣言”的努力中间去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部分地领会到真正的学术研究，一定需要深入实际，需要尊重常识和经验，还需要与官方按照特定时期需要而确立的问题框架和解释路径，保持最低限度的距离，此外，也还需要认真地对待数据和分析工具，特别是需要在既有的学术理论与现实经验中间，保持足够的敏锐性，最低限度是做到：不以理论遮蔽和剪裁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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