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若：复旦大学新闻馆前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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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52年7月，摄于复旦大学新闻馆前。自左至右：前排，舒宗侨、王昌孝、陈望道、朱振华；第二排，张允若、俞康成、曹孚；第三排，张四维、蒋孔阳、余家宏、曹亨闻、黄纯初；最后一排，陈望道校长的通讯员、杜月邨、赵敏恒。

复旦大学新闻馆前的留影

－－作者：张允若

一

上海复旦大学的校园里，曾经有座西式二层小楼，红瓦灰墙，前方是绿色的草坪，左侧是幽静的小桥流水。这便是新闻系的活动中心“新闻馆”。其实早在抗战时期复旦迁校重庆之时，在系主任陈望道主持下就曾募捐建立过复旦的第一个新闻馆。上海校园的新闻馆，秉承了重庆时期“天下记者家”的传统，而又发展为进步学生运动的一个基地，馆前的草坪曾被誉为“民主广场”，1949年前经常是全校学生民主集会的场所。解放以后，大约从1951年起，这座西式小楼被改为工会俱乐部了，陈望道题写的新闻馆的匾额挂到另一幢原先称作“复旦新村”的楼房门口去了。也就是说，这里成了新的复旦新闻馆。不过，随着校园的变迁，如今新旧两座新闻馆都已不复存在了。

在这两座新闻馆前，曾经有过许多重要的留影，定格过许多历史的瞬间。本文要介绍的是六十年前在新的新闻馆前留下的一张合影（图1）。参加合影的有新闻系的老系主任、时任复旦大学校长、我国思想文化界德高望重的前辈陈望道先生；有当时新闻系全体在职教师赵敏恒、曹亨闻、舒宗侨、余家宏、杜月邨、蒋孔阳、张四维、朱振华（晚年更名为朱正华）先生；还有著名教育家、曾任复旦校委会秘书和教务长的曹孚先生。想当年教育界这么多先贤、这么多重量级人物聚集一起，本身就表明了这张照片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

不过，更其重要的是，这张照片还蕴含着厚重的历史内涵。

1952年春天，复旦大学全校师生在党的领导下，和全国知识界一样，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改造运动”。在此之前的1951年下半年，全校文科师生已经分批参加了皖北的土地改革，经受了几个月农村阶级斗争的“洗礼”。回校后又赶上席卷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学校上下也曾深挖猛斗大大小小的“老虎”，登辉堂里多次举行过群情激昂、口号震天的全校性批斗大会；一般群众也都在大小会议上检查自己点点滴滴的不当行为，哪怕是私自用了几张公家的信纸信封、用了几枚公家的图钉大头针，都要上纲为“可耻的个人主义”，都要认清这种思想是“万恶之源”、发展下去就有可能走上贪污犯罪的道路、遭致身败名裂的严重后果。



图2：1951年7月，复旦大学校刊社欢送参干同学合影。

就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全校师生的政治学习都转上了思想改造的轨道，而教师的思想改造则是运动的重点。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上级党委从华东革命大学抽调了王零等人带领一批政工干部进入复旦，和解放后作为军代表接管复旦的李正文、从华东新闻学院调来任教的王中等一起，正式成立了复旦大学党委会；并组建了“精简节约及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主任为陈望道、副主任为李正文），部署全校的运动，下面按系科成立学习小组，停课开展学习活动。学习小组的组长一般由系科负责人担任，并由学校派来的政工干部“协助”。按规定，各系都指派数名“学生代表”参加教师的学习会议，以便反映学生意见，并作为贯彻上级意图的帮手。教师们先学习文件，然后回顾自己解放后的政治表现，检讨自己的错误缺点；继而追溯自己的出身和历史，挖掘错误思想的根源和来龙去脉。经过一番分析批判，逐步找出自己的“主导思想”，个人主义、个人名位思想、个人名利思想、个人英雄主义等等便是当时流行的政治标签。在这种人人检查、人人过关的活动中，教师间的相互批评往往比较委婉谨慎，于是学生代表的作用就大为彰显了。学生代表都是“初生牛犊”，往往不留情面、直抒己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教师的检查能不能顺利过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代表，而在学生代表背后的则是上面派来的政工干部。尽管比起以后的肃反、反右、反右倾以及“文革”中的批判斗争，当时的做法要算十分温和的了，但是，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还是头一次遭遇这种运动压力下的“改造”、头一次被迫要当众“脱裤子、割尾巴”，不仅要把几十年的思想历程翻箱倒柜全亮出来，而且要来个大否定、大批判，普遍感到精神紧张，坐卧不安。特别是几次检查还不得通过时，焦灼、抵触和对立情绪随之而生。据说外文系的莎士比亚专家孙大雨教授对会议的批评颇为抵触，顶得很厉害，当时学委会主办的学习通报上就登出了一篇报道，题目是《孙大雨的花招》，严厉批判孙的态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当时还萌生短见，跑去跳了黄浦江，幸亏被及时救了起来，这件事一时成为全校的热点新闻。

我当时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大二，也被指派为参加教师会议的“学生代表”。同时被指派为“代表”的还有同班的王昌孝（学生代表的组长）、大一的俞康成、大三的梁学政、大四的黄纯初。教师组长是余家宏老师，他抗战时期毕业于复旦经济系，并参加了中共，上海解放后任华东新闻学院教务处副主任，后来和王中、杜月邨先生一起调入复旦新闻系。他为人低调，待人平和，所以我们系的运动比较平稳，没出大事，但从老师们认真严肃的表情，仍然可以感觉到他们内心的紧张和不安。而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学生，似乎没有在意这些，每当听完老师的检查，就用当年流行的思维方式和政治语言，发表意见，经过一番抽丝剥茧，简直事事都可以找到“个人主义”的源头和“阶级立场”的本质。我当年也把这种极左观念视为革命的真理，用它来对人对己，常有片面上纲的发言，如今回想起来深感可笑和愧悔。



图3：1950年秋，摄于复旦大学老新闻馆前。

二

陈望道先生名义上是校长、“学委会”主任，但他同党委成员们不一样，也得“思想改造”，于是参加了新闻系教师小组的学习和检查。大家对他很尊重，通常称望道先生、望老。他在会上发言不多，但始终保持谦虚、平和的态度。他的自我检查很简要，谈到自己平生有三大错误，其中之一便是建党初期不该因意见分歧而轻率退党。学习结束时，他所写的书面小结是我去他府上取的，临别时他客气地送我到门口，用浓重的义乌口音说了一句：“你在学校里年纪最小！”那种亲切的语气和面容，让人至今难忘。

赵敏恒先生当时正值壮年，身材敦实，爱抽雪茄。他博学多才，机智能干，是现代中国难得的新闻活动家。早年他毕业于著名的美国米苏里新闻学院，20年代回国，长期在路透社远东分社工作(曾任分社社长)，采写了大量揭露日军侵略罪行的报道，特别是舍生忘死现场采访并及时向世界报道了日军对重庆的野蛮轰炸；他还曾以出色的新闻敏感，最先向全世界播发了“西安事变”和“开罗会议”等震惊世界的重大消息，令国际新闻界同行刮目相看。抗战胜利后，出任上海《新闻报》总编辑，曾约请田汉等进步文人编辑副刊。上海解放前夕，他拒绝接受国民党给他去台湾的机票，决定留下来。周恩来从田汉那里得知此事后，特地邀请他去北京居住，等待分配。后来是陈望道校长把他从北京请来担任新闻系教授的。

对于这些不平凡的经历，我们当时略有耳闻，但知之不详。只觉得他在学习会议上出言谨慎，表情严肃，不像平时接触中那样轻松风趣。我们也感觉得到，上头对他还是颇有疑忌的。会上一再询问他解放前同英国领事馆以及几个英国朋友的关系，他一一作了说明，后来还专门写了交代材料。谁知三年之后的肃反运动中（1955年7月），他竟被以“特嫌”的罪名逮捕了，后来一直关押，直至1961年病死狱中，时年才五十七岁。他的夫人谢兰郁女士一再为赵敏恒先生的冤屈申诉呼吁，可是毫无结果，自己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成了“右派”。直至80年代初，才双双平反，可是一个美满的家庭、两个知识精英的人生就此葬送了。

曹亨闻先生是资深的新闻学者。他早年留学英国，获伦敦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曾参加进步社团反帝大同盟，还将叙写万里长征的书籍译成英文发表。1939年起被聘为复旦新闻系教授，先后开设新闻理论、新闻史方面多种课程，解放前也有多种论著。但是他逊于口才，浙江临海方言浓重，教学效果难免受到影响。他毕生靠拢中共和民主党派，思想改造运动前和文科师生一起参加了土改运动。在这次学习会上他较多地检查封建家庭对自己的影响、以及自己旧文人的习气等。可是，十五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却没有逃过劫难。有人翻他历史老账，说他当年留英时得到过国民党将领周至柔的资助，红卫兵就此事大做文章，批斗不断。1968年工宣队进驻学校后，又勒令他参加“学习班”、实际上是隔离审查。是年10月某日，他竟悬梁自尽，终年才五十八岁，实在令人扼腕不已。

舒宗侨先生也是资深的新闻学者、摄影家。他30年代在复旦新闻系毕业后，曾在上海和重庆的报界工作多年，1942年在重庆和美商合办《联合画报》，自任主编，积极宣传抗战；抗战胜利后，《联合画报》转为他个人经营，直至上海解放停刊。这是中国最早的新闻性画报，在我国新闻出版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还曾与人合作，编辑出版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中国抗战画史》、《学生解放运动画史》等大型摄影史册，留下了许多珍贵史料。从重庆时期起，他就兼任复旦新闻系副教授，历四十年，直至80年代才晋升为教授。思想改造运动前后他讲授“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摄影”课，语言简洁，逻辑严谨。在讨论会上，有人对他出版《联合画报》时的经营作风有所诟病，认为重于谋利、对待职工不够厚道。他在自我检查中清理出来的“主导思想”是“个人名利思想”，并且认真检查了这种思想在各个时期的具体表现。

五年以后，中共开展整风运动。舒宗侨先生在学校党委召开的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从此打入冷宫，下放劳动，后来在资料室打杂；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遭到抄家、批斗、侮辱、无休止的审查，前后历经磨难二十二年。不过他坚强地面对厄运，总算熬到了平反的一天。拨乱反正以后，他在新闻教育岗位上作出了许多新的贡献，除了培养摄影教学的新人外，还开设新课“外国新闻事业”，这是解放后高校新闻专业从未有过的课程。当时我在江西大学任教，曾邀请他来南昌做过讲座，在大劫大难后重新相聚，真有隔世之感。他是2007年以九五高龄辞世的，实在是难得的了。



图4：1985年秋，舒宗侨先生（前排左一）和海外著名传播学者余也鲁先生（前排左二）应邀在江西大学（现南昌大学）新闻系讲学。

曹孚先生除了在校委会工作外，也曾在新闻系兼任教育学方面的课程。我在解放前就知道他的大名，当年我在读中学，见到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教材以及进步读物《开明少年》、《中学生》杂志的编辑栏里都有他的名字。后来才知道他是很有造诣的教育家，抗战时期就在复旦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后升为副教授。抗战胜利后去美国深造，获教育学博士学位，以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应陈望道先生电邀回国，来到复旦任职。

在思想改造时，西方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影响，是曹孚先生检查的一个重点。另外，根据上头的授意，会上一再追问他同学校里“公馆派”的关系。所谓公馆，是指前任校长章益的住所。章益是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委任的复旦大学校长，据校史记载，他在任期间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好事，最后拒绝了国民党政府要他迁校撤退的指令，认真地护校，把复旦平安地交到了新政府手中。据说解放后有一些教师经常造访章公馆，于是就有了“公馆派”一说。学习会上的追查，让曹孚先生颇感委屈，竟然掩面哭泣起来，我们这些学生颇为不忍，后来也就不问了。根据有关材料，后来曹孚调任华东师大教育系主任，1954年调往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后又参加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筹建并任研究员。但是，60年代形势逆转，他竟被定为修正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组织公开批判；“文革”期间又横遭迫害，“1968年1月15日病逝”（终年五十七岁）。当时的情形究竟如何，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除去以上几位著名的教授、副教授，剩下的则是各有所长的中青年老师（张四维和朱振华为助教，其他是讲师），他们的检查通过得相对顺利。

蒋孔阳先生早年是学经济的，但专长文艺，当时来新闻系不久，讲授文艺理论；他性格内向，发言简短而斯文，书生意气很浓（他太太濮之珍性格和他相反，热情开朗，是中文系活跃的青年教师）。运动以后不久，蒋孔阳转到中文系去了，专心从事美学和文艺学的教学和研究，60年代和“文革”运动中，曾作为文艺领域修正主义代表人物遭到过批判。好在幸存了下来，拨乱反正以后有了用武之地，一心一意做学问，论著颇丰，获奖连连，成了教授、博士生导师，而且是国内著名的美学理论家。

杜月邨先生早年毕业于复旦中文系，来到新闻系后教文学课程，为人很随和，说话四川口音很重。他在会上的检查特别认真，为了界定自己个人主义思想的特征，竟在“个人主义”这个中心词前面加了二十几个字作为定语，堪称运动中的一绝，可惜我现在记不得具体的字词了。他后来调去中文系，在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升了教授，还曾去英国剑桥、牛津、伦敦等大学讲学。他是在90年代病逝的，现在还能在网上查到他关于《诗经》和《楚辞》的论著。

张四维先生早年毕业于复旦新闻系，当时讲授基础语文课程，他善于结合新闻写作的需要，讲授语言文字、包括古文古诗词的运用，很受学生欢迎。但是身体不好，得过肺结核，家庭负担又重，在那几十年不变的低工资年代，他的生活相当清苦。记得他在自我检查里也谈到疾病对他人生态度的影响，说是使他“感到失去生活的重心”。他一直没有离开新闻系，“文革”后升为副教授。退休以后在解放军政治学院上海分院上古典文学课，反应很好，构成他生命中最后一个亮点。不幸在90年代因患肺癌而去世。

朱振华先生是当年和学生最亲近、接触最多的一位老师。他讲授新闻编辑课，还负责主编《复旦大学校刊》，每周八开四版，编辑和记者都由学生担任，我也是其中之一。他为人耿直，办事认真，手把手地指导我们，让大家在实践中扎扎实实地学习新闻业务，从采访、写作、编辑、排版、校对，每个环节都有所收获。可惜他婚姻不顺，长期单身，原本内向的性格更显得有点孤僻。他出身贫寒，年轻时当过学徒，好不容易在复旦新闻系读完了大学。曾经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毕业后在社会上艰难地谋求生存和出路，解放后进入了南京《新华日报》，以后调来新闻系。他在自我检查中谈了种种坎坷艰辛，对社会的批判多，对自我的检讨少，这就不能符合运动的要求。在那时极“左”的语境里，即使是个人奋斗也得套上个人主义的帽子，因为你不是投身革命去搞“集体奋斗”、去谋求“全体人民的解放”嘛！而这样的评判，他当然感到委屈而不能接受，会上还有人建议把他的主导思想定为“愤世嫉俗的个人英雄主义”，他更感到别扭，闷声不响顶了很久，不记得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我记得很清楚的是：运动结束，大家一起在学校旁边的餐馆里吃了顿饭，他喝了大量闷酒，然后夺门而出，奔向田野，急得我们赶快去追赶，好不容易把他拽了回来。

“大跃进”时，朱先生被调配到杭州大学新建的新闻系执教。两年后杭州大学新闻系下马，教师们各奔东西，毫无人脉又不善交际的他，被推到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去改教写作课程，以后又随浙师院迁到金华和丽水。“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刚有点盼头，他却到了年龄，只好以二十多年老讲师的身份退休，真是步步不顺，命运对他似乎总是那么不公。八十年代初，他曾经应邀到南昌讲学，我们在南昌有过几天相聚，这时他已蓄起长须，成了美髯公了，身体倒还硬朗。席间他告诉我，已经改名为“正华”了，我不禁由衷赞赏，改得真好！他晚年孑然一人，身边无亲无故，好在他和学生关系一向很好，学生们时时会来看望他、在生活上帮助他，而且一班又一班像接力棒一样持续下去。1999年他在完成自己的文集《八十文旅》的收编整理之后的第二天不幸病逝。他的文集也都是他的学生和朋友帮他出版面世的。

前面说过，余家宏先生为人低调，任组长期间只是事事贯彻上级意图而已。思想改造运动结束以后，各系都委派了政治辅导员、建立了党支部，王中教授的工作重心也从校级下移到新闻系来，余先生就把主要精力转向教学。1957年反右运动时，王中被钦定批判、错划为“右派”之后，余先生更加谨言慎行，室内挂起“动辄必究”的条幅，显然是提醒自己，讲究言行，遇事三思。据说为这个条幅，他在1959年的“反右倾”中受到了批评，说他心里有“情绪”；“文革”中他也遭到冲击，被隔离审查、强制劳动。

余先生解放前在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担任过新闻组（科）主任，解放后调去华东新闻学院任教，有时还会回育才走走，我在育才学校读书时就见过他、认识他。我考入复旦以后，正好他也调到了复旦、讲授“新闻学概论”，和他接触就多起来了，直至毕业离校。1979年拨乱反正以后，他是我最早恢复联系的复旦老师，那时他已出任新闻系副主任、教授，但总是抽空给我回信，我每次到上海也总会去看望他。80年代复旦新闻系在王中教授主持下，出版了重要的学术刊物《新闻大学》，在新闻教材建设、新闻理论研究等方面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其中都倾注了余家宏先生的心血。他参与编撰的《新闻学词典》、《新闻文存》、《新闻学基础知识》等书，是新时期最早的新闻学科建设的基础工程。在他的晚年，身体日益衰弱的时候，他仍然关注着国家时局，言谈中也常针砭时弊，尽管采用的是平静、低调的言辞，但他的是非和爱憎却是十分鲜明的。2008年4月22日，育才校友张一新从澳大利亚来沪探亲，我和老同学王华良陪同她一起去探望了余先生。当时余先生已难以起立行走了，头上戴顶绒帽，身上穿着厚厚的衣服，端坐在椅子里，但是思路依然清晰。想不到这是我同他见的最后一面，后来听说他一直住在医院里，再后来就是不幸的噩耗了。

三

现在回到开头所说的照片上来。这张照片正是新闻系教师思想改造结束时的合影。这次运动是解放后第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它以改造为名、实际上解除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它开启了用运动进行全民思想批判的先河，成为此后一连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运动的前奏。不过就当时来讲，人们尽管留有一些感情创伤，但总算还能走到一起，拍了这样一张“全家福”。这张“全家福”，默默地定格了历史的瞬间，给我们这些老人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也给后人们留下深邃无比的反思空间。

如今，照片上的十位老师都已作古，这些为国家的教育事业、特别是新闻教育事业作出过难能可贵贡献的先贤们，已经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他们的一生可圈可点，他们的遭遇可泣可叹。思想改造时已经卓有成就的几位年长的老师，先后在严酷的政治迫害中夭折；当时功底扎实而又满怀抱负的几位中青年老师，长期遭受思想禁锢和运动折腾，真能有所作为的时间不过十来年而已。而这，正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照片上的四位学生代表，如今也垂垂老矣，他们也都历尽磨难，成了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的幸存者和见证人。这两代人的命运，留下了一些什么值得思索的东西呢？至今还是摆在具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不能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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