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远：著名剧作家——杨绍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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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剧作家——杨绍萱

杨绍萱，1893年出生，河北省滦南县柏各庄人，曾用笔名：广誉、亭林、大河。历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剧作家。

19世纪20年代，杨绍萱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25年毕业后，回到家乡就任滦县中学校长。1926年到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任五族学院（中山学院前身）院长。在这里，他破除旧弊，倡导新风，宣传革命，为已经点起的塞外红色风火添柴助燃。

1927年4月28日，革命先驱李大钊在北京监狱英勇就义。噩耗传来，杨绍萱怒火中烧，拍案而起，不顾反动军阀“有党皆杀”恐吓，立即奋笔疾书，写下了一篇《李守常先生小传》的纪念文章投往报馆。在文章里面，他用热情的言语表达了对李大钊革命行动的无比敬佩，以犀利的笔触抨击了反动当权迫害革命党人的罪恶行径，通篇透露出“革命无罪”的道理。这篇文章，时间不长就在当地报纸发表。他的行动，在血雨腥风的形势下，非常的引人注目和关切，军阀阎锡山很快得知。在当时白色恐怖的形势之下，竟然出现了支持“共匪”，抨击当局的“反动”檄文，可是一件大逆不道的要事，于是，当天晚上就被荷枪实弹的警察逮捕入狱。

在狱中杨绍萱受尽了百般折磨，但他不屈不挠，革命意志非常坚定，又在狱中编写了《革命歌唱集》，偷偷的教给狱友们传唱。后来，在革命党人的帮助下，他越狱逃脱。

此后，他从事文教工作。曾任北平师范学校校长，继而在天津法商学院和北京中国大学任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绍萱义无返顾地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之中。他在天津法商学院时，天津反对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学生运动高涨。时任教训处主任的杨绍萱，积极支持学生办《谷峰》《温流》等宣传抗日的壁报，同时注意保护进步学生。在学生言辞激烈时，又启发学生讲究策略，故深受学生的信任和爱戴。他的革命行为，早已被中共领导所熟知，为了对他进行培养和保护，在地下党组织的策划下，于1938年秋护送他赶赴延安进行深造。

到延安后，杨绍萱更被这里火热的革命热情深深感动，立即投入了工作。由于他表现出色，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马列学院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央党校研究员。其间与陈伯达、范文澜等九人组成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历史研究室，曾共同筹划《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后因故退出）。旋即参与组建中央党校俱乐部、延安平剧（京剧）团、延安平剧（京剧）研究院，并任延安平剧（京剧）团团长、延安平剧（京剧）研究员和院长等职。

1943年，杨绍萱与齐燕铭合作，共同创作、编导了京剧《逼上梁山》，并搬上了舞台公演。该剧取材于古典名著《水浒传》中有关林冲的故事。以林冲的遭遇为切入点，紧紧联系北宋末年的社会斗争，突出表现了人民群众不堪忍受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迫，纷纷起来聚义造反的事实。剧中，不仅描写了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下层军官林冲走上反抗道路的曲折历程，而且成功地塑造了李铁、李小二、鲁智深、曹正、王月华等一批反封建起义者的英雄群体形象，热情讴歌了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同时在京剧表现形式等诸方面，也都有了一些创新，为新编历史剧作了有益的尝试。作为历史学家，杨绍萱不仅对社会生活有深刻体验，也对历史有深刻体会，这或许是《逼上梁山》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1944年1月9日，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之后，非常高兴，连夜给杨绍萱、齐燕铭写信，并将这封信交给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让他转交给二人，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和肯定，信中说：

“绍萱、燕铭同志：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此剧最初有26场，1944年又改为27场。曾被昆曲、秦腔、汉剧、河北梆子、豫剧、评剧、晋剧、婺剧等剧种广泛移植。1949年后，李少春复排并摄成电影片。

1949年全国解放后，杨绍萱调任《新戏曲》月刊编辑委员、文化部戏政局副局长、戏曲改进局副局长。此间，杨绍萱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戏曲改革，特别是历史题材的“戏改”中。20世纪50年代初，杨绍萱发表了许多关于戏曲改革的文章，还写过诸多借古说今的剧本，影响较大的有《孟姜女》《新大名府》《新白兔记》《闹江州》等。

不仅于此，他在戏曲作曲方面还有很高的造诣，先后编写了《曲谱琐记》一书，内含几十首戏曲曲谱及民歌。

杨绍萱因编写《逼上梁山》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其剧作家的身份已尽人皆知。而他同时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论功力，他和王国维、郭沫若、侯外庐、吴泽、尚悦等都研究过甲骨文，也有自己独到的历史见解。1949年后，他到了北京，还是新中国史学研究会筹委会中十一位常委之一，并与侯外庐同任秘书，是新中国马列主义史学开创者之一。在中国古代史分期的问题上，撰有以《关于“殷周殉人”的问题》《读陆懋德先生<试答墟殉人问题>论文之后》为代表的重要论文，阐述了他的中国历史见解“西周奴隶社会说”。另，他的《中国古代社会新发展纪略》在中国史界颇具影响。

早在1940年，他初到延安参与组建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历史研究室时，当时这个研究室的挂名主任是陈伯达。此后研究室扩大，又增添了刘少奇送到延安的范文澜等，研究室扩大至八九人。未料不久，杨绍萱与陈伯达和范文澜因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的学术分期出现了争论。因杨绍萱和陈伯达都曾是北平私立大学讲师，他以为陈伯达是故人就坦言己见，但因此出现接踵而来的不快，他乃退出《中国通史简编》的写作，专事延安平剧（京剧）研究院院长和延安平剧（京剧）研究员等职责。被毛泽东主席赞扬的京剧《逼上梁山》就是此时之作。

1951年，到中宣部从事中国历史研究。根据工作需要，1954年又调任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专门从事甲骨文、金文研究。“文革”中，杨绍萱遭到“四人帮”迫害。就连毛泽东当年给杨绍萱、齐燕铭的那封信,后来发表时也被人做了手脚——196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那封信时，竟删去了收信人的名字以及其中称赞郭沫若的一句话,同时注释说这封信是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众所周知,江青是以“京剧革命”发迹的,追溯“京剧革命”的源头,就不得不提到当年毛泽东的这封信。“文革”期间发表时,之所以要删去杨绍萱和齐燕铭的名字,是刻意为江青的出山做铺垫。在“文革”期间,许多歌颂江青的小册子,都把这封信作为毛泽东对江青的表扬,并且还异口同声地说:所谓“京剧革命”,是由江青开创的,“在延安,她就进行过京剧革命的大胆尝试,演出过《平型关》”等。而江青后来也借此任意发挥。到了1982年5月23日重新发表时,才恢复了原件的内容。此间，杨绍萱的处境可想而知……

1971年4月14日，78岁的杨绍萱含冤逝世，遗有上百万字尚未发表的关于历史学、法学等著作。

（朱永远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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