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扬：《哀乐》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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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戈 (1921-1981)


　　这里说的《哀乐》，就是伴着故人远去的那首乐曲。

　　哀乐的诞生联系着一个人，此人叫杨戈。杨戈是谁？是我二叔，是早年投笔从戎，由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赴山西抗日前线的一位老八路。之后他入文艺界，在延安“鲁艺”学习，曾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在贺龙领导的西北战斗剧社担任领导职务。解放初期，杨戈却由文艺界改行，在中央一些经济计划部门任过职。上世纪80年代，作家黄宗英在她的散文《大雁情》里写过他：杨戈同志沉默半晌，说：“宗英同志，你……写吧，不要怕，我们支持你。”就是这位杨戈，那时他是陕西科委领导之一。看来黄宗英所写内容需要得到这位领导的支持和鼓励。

　　我和二叔杨戈来自河北赵县一个屈姓家族，但后来由于“革命需要”我家姓氏也混乱起来，比如他姓杨我姓铁，除此，家人还有一些异姓。

　　我没有见过杨戈，只听到过关于他的一些传说：少年聪慧，先入保定育德中学，再入北京西山中学，以及中法大学。“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还领导过一个剧社。后来的一些传说更具分量。比如他在延安“鲁艺”学习时，曾领唱黄河大合唱，当时的指挥便是作曲家本人冼星海。还有，流传至今的《哀乐》就是杨戈作曲，凡此两大事件已被写入《赵县志》一书中。

　　为证实这两件事的真实性，我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考证。

　　上世纪50年代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时，曾参加过北京大学生合唱团，排练时，常有一位“中戏”教表演的吴先生来做表演指导。吴先生曾在“鲁艺”学习，且参加过黄河大合唱。一次我问他，当时是否有一位姓杨的男高音担任过领唱，吴先生肯定地回答道：“有，有。”但他并不知道杨戈的名字，因为杨是西北根据地的人。但杨戈的领唱总算画上了句号。

　　那么《哀乐》呢？我曾就此找杨戈的儿子，现在某大学教马列主义的教授屈长江作证实，长江的语气坚定。看来他们父子曾谈过此事。后来我再与杨戈的侄女，北京一位退休教师就此做交流，她的口气也十分肯定。她曾与杨戈在一起生活许久。但我还是有些不踏实。这件事实在太大了，大到一个家族都无法承受，便常有再做考证的打算。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文艺政策几起几落，直到文艺作品的署名制被取消，二叔又因家庭出身问题，一次次在运动中受到冲击，他本人离文艺界又十分遥远。考证《哀乐》的念头也就不消自灭了。虽然在那个多事年代“哀乐”仍在沿用。

　　直到“文革”后，署名制再次兴起时，何止是兴起，为作品署名之争也显出热闹。一次我在翻阅一本杂志时，无意中读到了一位音乐工作者的答记者问，该作者谈到《哀乐》本是出自他的手，那么杨戈做《哀乐》就成了误传。战争年代许多事缺乏记载，《哀乐》既然有了新作者，以前的误传也存有可能吧。

　　又过了些年，我要为一本书搜集关于我家族成员的行踪资料，这主要是关于我祖父(杨戈之父)的。我祖父是位旧军人，民国时曾在直系任职，是孙传芳之好友，官至陆军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吴淞口要塞中将司令，浙江省代省长等职。在研究这位老先生时，自然要联系到他的子孙，这样杨戈又浮出水面。这次我决心捎带要搞清《哀乐》之事了。找谁呢？不能再靠亲属晚辈的叙述了，为什么不找杨戈在世的老战友去做些了解呢？我贸然拨通了著名话剧导演欧阳山尊的电话，欧阳先生曾在西北战斗剧社工作任职。我向欧阳先生说明“来意”之后，欧阳先生说，他自己在战斗剧社任职较早，时间也不长，“找严寄洲吧，他最了解”。严寄洲不就是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吗？欧阳先生还告诉我严导演的电话。我随即拨通了严导演的电话。严导演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第二天我就来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宿舍，严导演的家。

　　严导演虽年事已高但精神极好，还有着超常的记忆力，他爽快地对我说：“你了解杨戈算是找对人了，我和杨戈常睡一个炕头。”原来严导演和杨戈是同睡一个炕头的战友，他连杨戈恋爱时在炕头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的形象都做了生动的描述。谈到杨的性格和为人时，严导演说：“杨戈沉着，不像我们，他给人一种清高感，为此，再加上他的家庭出身，历次运动中受冲击也是必然。”严导演就此还形象地谈起西北战斗剧社的几次运动，其中最使他记忆深刻的便是“推搡”运动。就是一群人把“重点人”围起来斗争，重点人被推过来、搡过去；人们还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让你回答，比如，有人问你：“你在南方吃大米，为什么跑到北方吃小米？大米好吃还是小米好吃……”意思是你放着大米不吃，单跑到革命阵营找罪受，必然是打进来的特务了。严导演说，他和杨戈都被围起来推搡过，虽然那时的杨戈已是剧社的领导，还是作曲兼指挥。

　　当然我是最关心杨戈的作曲和指挥生涯的，我详细地向严导演询问杨戈的音乐创作活动。这时，严导演强调着两点，一是杨戈对西北民歌的重视，在他创作的歌曲和几部小歌剧中，都采用了大量的西北民歌元素；二是杨戈脑子里常有旋律在运动，这表现在他那习惯挥动着的手势上。严导演说晚上即使躺在炕上，杨戈的两只手还在不住地比画，“他在构思呀。”严导演说，“他那些作品都是比画出来的。《新旧光景》《翻身的日子》《方山战斗》……”严导演列举了一些杨戈的作品，当然我最关心的还是《哀乐》，我直截了当地问严导演关于《哀乐》的作者。严导演不假思索地、带出百分之百的肯定说：“杨戈写的，这还有错！”他说《哀乐》原来叫《葬礼进行曲》，是为一出小歌剧写的插曲，后来作为《哀乐》先在西北流传，继而延安、继而全国。至此，严导演还一往情深地说，每次听到《哀乐》响起，杨戈就会出现在他眼前，两只手比画着……

　　《哀乐》作者之事，应该定格于此吧。

　　作为杨戈老战友的严导演在谈杨戈时，我注意到他常带出些难以言表的心情，比如他谈到西北战斗剧社进京后，老同志们总要做些团聚。西北战斗剧社是不乏艺术名人的，严导演历数了像欧阳山尊等一些名人，大家相聚时都希望把杨戈请到，但杨戈从来不参加这个老同志的聚会。尽管那时杨戈也在北京任职。谈到此，严导演沉默良久。

　　杨戈不与文艺为伍，不与“文人”为伍，这也是家人所了解的。我想这道理绝非是他只被推搡过，其中定有其他原因。一次严导演受命写了一个叫《失足恨》的剧本，说的是一个上海有特务背景的青年来到延安，经过斗争交代，得到宽大。严导演让杨戈演那个失足青年，杨戈对严导说：“你这是胡编乱造，我不演。”由此可看出杨戈是敌视胡编乱造的。让杨戈去“失足”，就像让杨戈失掉做人的尊严吧。那时的胡编乱造并非只体现在文艺作品中。进京后，杨戈和界内人士相见多了，心中又会生起那些各式各样的胡编乱造，就不如距此远些。这是我的猜测。

　　《哀乐》作者的问题结束了吗？也许到此应该为止，也许仍不尽然。前不久我从某大报上看到一则消息：两位诺贝尔物理奖的联名得主，为排名前后还在纠缠不清，虽然历史对此已经有了白纸黑字的记载。《哀乐》作者至今仍无权威文字可考，由此说来，本文只能作为《哀乐》的闲话而已，但我是相信严寄洲先生的。在一个炕头上他看到过《哀乐》是怎样被杨戈“比画”出来的。

　　《哀乐》能流传至今，成为哀伤加思念的经典，也证明着它早已远离了胡编乱造。严寄州先生一往情深地谈《哀乐》和它的作者杨戈，也是对胡编乱造的不屑吧。

　　注：杨戈(1921-1981)，原名屈鄂生，河北赵县人。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西抗日决死队吕梁剧社社长，1940年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毕业后任120师西北战斗剧社副社长、副政治指导员(指导员系杨戈的爱人杨瑛)、作曲兼指挥。解放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主任、西北局计划局局长、陕西省科委主任等职。

《赵县志》有载，杨戈（1921-1981），原名屈鄂生，赵县停住头村人。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西抗日决死队吕梁剧社社长，1940年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毕业后任120师西北战斗剧社副社长、副政治指导员（指导员系杨戈的爱人杨瑛）、作曲兼指挥。解放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主任、西北局计划局局长、陕西省科委主任等职。《哀乐》就是杨戈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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